从过去到现在，为了消除一些疾病，人类已经作出了不小的努力。1909年，新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启动第一个全球性根除疾病的计划，他们在52个国家使用抗蠕虫药来消灭钩虫病②。结果无济于事。今天，仍然有十亿人，即地球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感染上钩虫病。此外，该基金会和美国军方联合发起的黄热病战役耗时17年，直到1932年，研究人员发现其病原除了人体，还有其他的宿主，例如蚊子，该计划遂被搁置。1955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一项消灭雅司病的计划。雅司病是一种传染性疾病，患者身上的皮肤会发脓溃烂，产生疼痛。工作人员筛查了61个国家的1.6亿人，用盘尼西林来治疗每一个发现的病例。12年之后，这种临床症状不明显的病菌仍在悄悄地蔓延，该计划只得取消。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消灭疟疾，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曾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时至今日，还是有三亿人饱受这种疾病的折磨。
人类唯一一次成功的尝试是和天花的斗争。那场斗争规模巨大，跟脊髓灰质炎的战役不相上下，不过论及难度，毫无疑问要比后者低。天花发病时有明显的水泡和疱疹，易于迅速分辨。一旦病例出现，可以即刻派遣工作组为患者可能接触过的所有人实施免疫措施。通过这种策略，1979年天花被成功消灭。辨别脊髓灰质炎感染的难度则要大得多。在1 000个被感染的人当中，可能只有一个会麻痹瘫痪，其余人都只是表现出肠胃感冒的症状而已。而且，被感染者的症状减轻之后，传染性仍会持续好几个星期。同时，脊髓灰质炎也不容易确诊，取得粪便样本、送往化验室，直至正确化验出该病菌，整个过程通常要花好几个星期。在一个病例被确诊之前，恐怕已经有更多人受到了感染。因此，脊髓灰质炎的免疫范围要比天花的大很多。更何况，天花的预防接种只需一次，就能立即发挥保护作用，而脊髓灰质炎的疫苗服用一次未必生效，小孩腹泻时往往会把口服的疫苗直接排泄出去。所以，在四到六周内，必须重复进行一轮免疫接种。两者的区别就好比熄灭一支蜡烛的火焰和扑灭一场森林大火。
尽管存在种种困难，脊髓灰质炎的战役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西方国家实施了常规的预防接种，因此这种病并不多见。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该病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还时有出现，并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呈地域性爆发。1988年，超过35万人患麻痹性脊髓灰质炎，起码7 000人感染了病毒。然而到2001年，全世界总共只发现498例。目前，整个美洲、欧洲、西太平洋地区，以及非洲和亚洲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已未再发现。
如此说来，脊髓灰质炎好像已经濒临灭绝。然而，自2001年以来的每一年，它都会在亚洲或非洲的某个国家突然暴发一次，病魔越过国界，似乎在向世人咆哮，威胁着卷土重来。2002年，印度成了暴发地，西部地区出现了1 600例。当年，全世界病例的五分之四都集中在那里。不过人们确信，疾病已经被隔离在西部城邦的少数地方。接着，就是2003年，居住在印度南部的一个男孩被确诊患上脊髓灰质炎，那是近三年来该地区的首个病例。要是疾病从那里蔓延开来，这场战役将会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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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收到卡纳塔克脊髓灰质炎病例报告不足24小时，世界卫生组织新德里办事处的医生和技术官员桑尼尔·巴尔给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印度政府的负责人都发了电子邮件。他的职责就是在最短时间内提供最初的情况评估。他在邮件中写道：“病例出现在卡纳塔克邦一直以来情况最恶劣的地区。”那里的卫生条件和常规免疫工作很落后，在很久以前就是脊髓灰质炎病例最集中的地方。“病毒在该区扎根传播的风险很高，只能采取迅速强力的措施进行大范围‘扫荡’。”“扫荡”是世界卫生组织内部的叫法，指的是对新发病例周围的所有可能染病的儿童实施免疫。如果在某个地区，通过常规免疫接种已经消灭脊髓灰质炎，但又突然出现新的感染病例，使得疾病有卷土重来的危险，那么就需要进行“扫荡”。为了确保目标人群全部得到接种，也为了降低招募志愿者的难度，战役要在三天内迅速结束。
桑尼尔·巴尔在邮件中发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注了需要实施“扫荡”行动的区域，总面积为13平方公里。有一些夏季的假期和节日需要避开，所以政府官员选择7月27日开始第一轮的免疫接种。第二轮将在一个月后展开。
35岁的得克萨斯人布赖恩·惠勒是世界卫生组织脊髓灰质炎计划印度地区的首席运营官，他为我介绍了整个行动的流程：“印度政府将负责招募医疗工作者和志愿者，并把他们编组。这些人要经过培训，学习如何接种疫苗。接下来会给他们安排交通工具，发放疫苗、一次性冷却装置和保持疫苗低温的冰袋。然后，他们会被分派到各处，给每一个五岁以下的儿童接种疫苗。如果接种疫苗的人数少于目标人群的90%（90%是制止疫情传播的必需比例），行动就算失败。 ”
我问他：“有多少人会参与这次行动？”
他查了查预算表，说：“这个计划将会动用3.7万名接种人员和4万名医疗督导，租用2 000台汽车，提供18万只一次性疫苗，工作人员要挨家挨户给420万儿童接种。而时间是：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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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灰质炎是一种几乎专门攻击儿童的疾病，超过80%的病例出现在五岁以下的儿童身上。其致病因子是一种肠道病毒，只有进入消化系统才能造成感染。一旦病毒侵入内脏，就会占据附近的淋巴结。病毒在淋巴结处迅速繁殖，使感染者产生发烧和肠胃不适的症状，然后从粪便排出。患者的排泄物可能污染衣物、洗浴设施和饮用水设备，疾病就通过这些途径传播出去。这种病毒在人体外可以存活长达60天。
脊髓灰质炎病毒只会感染几种类型的神经细胞，不过只要感染，就会将细胞摧毁。在一些最可怕的病例中，病毒从血流扩散至脑部，摧毁那些主管呼吸和吞咽的细胞。为了存活，患者只能通过导管进食，由机器供氧。不过，最常受到病毒侵袭的神经细胞是脊髓的细胞，它们的功能是控制手臂、双腿和腹部肌肉。很多时候，由于遭到损毁的神经细胞过多，患者的肌肉功能完全丧失，四肢变得瘫软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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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第一种有效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即乔纳斯·索尔克疫苗，开始推行。这种疫苗是从被灭活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中提取的，推广前经过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临床试验， 44万名儿童接受了接种，另外21万名被注射的是无效对照剂，还有一百多万儿童作为未接种比对样本。五年后，艾伯特·萨宾发布了一项新疫苗的研究成果。他的疫苗是口服剂，接种起来比索尔克的针剂注射要简单，同样是活性疫苗，但新疫苗不仅能够给提高服用者的免疫力，还带有轻度的传染性，可以将免疫力传播给未服用的人。他曾在墨西哥托卢卡的一次免疫工作中使用过这种新疫苗，当时这座十几万人口的城市正在暴发脊髓灰质炎。仅仅四天，萨宾的工作小组就给当地80%的11岁以下儿童接种了疫苗，共计26 000人，称得上是闪电行动。几周之内，脊髓灰质炎就从该城市消失殆尽。
萨宾宣称，这种新疫苗可用来灭除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范围的脊髓灰质炎。不过，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中，只有一位领导人认可了他的疫苗，那就是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1962年，卡斯特罗的国防委员会组织了82 366个地区委员会，采用萨宾疫苗，在古巴全国挨家挨户地开展了为期一周的疫苗接种行动。到1963年，古巴境内只发现一例脊髓灰质炎。
一直到1985年，泛美健康组织启动了一项在美洲扫除脊髓灰质炎的计划，萨宾这项了不起的发明才算是真正得以广泛应用。六年后，秘鲁匹其纳克城的两岁男孩路易斯·费尔明·泰诺里奥成了美洲最后一名脊髓灰质炎受害者。
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受到该计划不断成功的激励，启动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灭除脊髓灰质炎的战役。国际扶轮社许诺提供2.5亿美元给予支持，后来还额外投入了3.5亿美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意负责在全世界组织疫苗的生产和分配；美国政府将这项计划作为疾控中心的核心工作之一，提供专家支持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支持。
行动的中心是“全国免疫日”——一个国家的所有五岁以下儿童一律要在规定的三天内接种疫苗。1997年的一周之内，中国、印度、不丹、孟加拉国、泰国、越南和缅甸的2.5亿儿童同时接种了疫苗。最终，全国免疫日惠及了全球五亿儿童，几乎是全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通过这样的不懈努力，再加上可靠的侦察监督网络，世界卫生组织的这项计划已经将世界范围内脊髓灰质炎的病例减少到不足过去的1%。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任何职权来做这样的工作。它无权告诉各国政府要怎么做事，而且它没有雇用任何接种工作人员，也不负责分配任何疫苗。它只是一家设在日内瓦的小小的行政机构，每年由几百位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进行投票，投票结果决定接下来的工作内容，却没有涉及工作方法。在印度这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雇用了250名医生，负责在全国各地监控脊髓灰质炎。这个组织一直以来累积下来的实用性资源就只有信息和技术专长而已。我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仅凭这些怎么能够成事，于是亲自去了趟卡纳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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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天的“扫荡”行动中，我跟着潘卡基·巴特纳格尔一起，走遍了卡纳塔克各个地区。潘卡基是国际卫生组织的一名儿科医生，40多岁年纪，有点胖胖的，为人亲切，很好相处，他的任务是监督整个行动是否正常运转。我们在新德里等候去南部的航班时，他告诉我说，这个工作可能很棘手。世界卫生组织为“扫荡”行动调拨了很多资金，儿童基金会提供疫苗，印度扶轮社印制了一些横幅，并负责当地的宣传。不过，这次行动实际的执行人是政府的卫生官员，他们要负责招募数以千计的接种工作者，并正确地培训，派往每家每户，这些政府官员可不受那些组织的管辖。
我们搭乘飞机前往班加罗尔，接着连夜坐了八小时的火车到贝拉里。贝拉里是个人潮拥挤、尘土飞扬的城镇，但在当地而言，这里算得上是地区中心了。在一家怪里怪气的小旅馆（这里的生意以观光旅游为主）里，潘卡基和他的组员一起吃了早餐。要监督400万名儿童的接种工作，可是工作小组里一共只有四个人而已：三名年轻的医学官员和他自己，因为只有他们才会说叫做“卡纳达”的当地话。这几个医学官员吃完了早餐的黑绿豆饼和煎饼，然后点燃香烟（好像在印度，半数医生都会抽烟）。这时，潘卡基询问了一下情况。
另外三人告诉他，自从第一例病例被发现以后，该区域又出现了四例确诊病例，其中一个也是乌帕尔哈拉村的孩子。还有四例疑似病例正在等待化验结果。这次“扫荡”行动共有13个目标地区，而这些病例中除了一例，全部出现在贝拉里地区。
“那我们必须集中监察这个地区，”潘卡基说，“眼下，这里是世界上脊髓灰质炎传播最密集的地方。”另一名医学官员列举了一些有关这个地区的数字。他告诉潘卡基，贝拉里地区的人口数是2 965 459，共有542个村庄，9个市镇。52%的男性和74%的女性都不识字。在地区医院和卫生所工作的只有99名医生。他又转而在地图上指点着说，病例都集中在斯里古帕周围的村庄，呈三角形分布。斯里古帕距离这里大约65公里远，是个贫民窟遍布的小市镇。
潘卡基分配了任务。他将负责监督乌帕尔哈拉村、出现确诊病例的斯里格热村和有疑似病例的两个市镇区，此外还有吉特拉杜尔加的一座矿场——它属于一家私人公司，接种工作人员可能很难被允许进入。他让另外三人负责其余村庄，并且要求他们在他之后对乌帕尔哈拉和市镇区再次进行加强性检查。于是大家分头行动。早晨八点半，我们俩已经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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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事先租了一辆四轮驱动的丰田车，嚼着槟榔的司机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路开了一个小时，才告诉我们车上的电池是坏的。他说，引擎什么时候熄火，我们就什么时候下去推车。潘卡基觉得这事十分滑稽。
车窗外的大地被灼热的太阳炙烤着，群山都是沙漠般的棕褐色。那年一场雨也没下，只有少数有滴灌设备的田地能看得到绿色。我们花了两个小时，行进50多公里，才来到斯里格热。村子里到处都是挤挤挨挨的泥墙棚屋，窄窄的巷子里堆放着垃圾，到处都有灰头土脸的孩子们在玩耍。潘卡基让司机把车停在一群杂乱无章的住宅楼旁边。
我们看到每个门上都用粉笔写了一个数字，一个P，还有一个日期。数字就是为房子编的号码。P代表着接种人员已经来过，找到住在里面的所有五岁以下儿童，并给他们接了种，就在日期标示的那天。潘卡基掏出一沓纸，大步走向其中一间棚屋。他问门口的年轻妇女有几个孩子住在这里。她回答说：“一个。”他要求看看那个孩子。女人找到孩子，潘卡基托起他的手，注意到他小指的指甲上有一个黑色的墨水印，接种人员就是通过这个来给已经服用过疫苗的孩子做标记。“田里还有其他孩子吗？有去亲戚家的孩子吗？”“没有。”女人回答。他又问她的小孩之前是否接种过疫苗，她说没有。“听说镇里出现脊髓灰质炎疫情了吗？”“听说过。”“在工作人员上门以前，听说有接种小分队要来吗？”“没有。”他对她表示感谢，把获得的信息都记在了一张表格上，然后才离开。
走访了几户人家，潘卡基说，到目前为止，工作人员都完成了任务。不过让他头痛的是，村民们都不知道接种人员哪天会来。除了拉起横幅以外（我们进村的时候就看到好几条横幅挂在那儿），工作人员还应该骑着装有扬声器的电动三轮车，播放录音带通知那些不识字的村民。要是没有事先告知，有些人会拒绝让敲门的工作人员进去。
又转了几间棚屋，我们遇到一支接种小分队，其中一人是社会福利工作者，她穿着双拖鞋，身披蓝色纱丽，发间插着一朵花，另一个要年轻些，是个女大学生志愿者，头上也戴着一朵花，肩上背着储存疫苗的蓝色正方形低温箱。她们正站在一户棚屋前面，棚屋门上的标记不是P，而是X，因为这所房子里的女人说他们家有三个孩子，不过其中一个不在，所以没能接种。潘卡基让她们把低温箱打开，他检查了一下里面的冰袋，嗯，虽然天气很热，但冰袋还没有化开。他又看了看一个个独立的疫苗密封瓶，还很新鲜。每个小瓶上都有一个灰白相间的靶形标记，他问她们是否知道这代表什么，她们回答说代表疫苗仍然完好。“那么，疫苗过期的话，标记会变成什么样？”她们说：“里面的白色会变成灰色或黑色。”回答正确。潘卡基继续朝前走。
我们来到村里最近发现病例的那家。得病的是个女孩，18个月大，很安静。她的母亲又怀孕了，还有一个三岁大的男孩也一直黏在身边。母亲把那个小女孩放下仰面平躺，好让我们为她检查。小女孩的两条腿都不会动，我能感觉到她的臀部、膝盖和脚踝都没有力量。她患病不过才四个星期，几乎可以肯定还带有传染性。
潘卡基发现了三个到这家来玩的小孩。他检查了他们的手，都还没有服用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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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了那辆四轮驱动车一阵子，终于到达了距离斯里格热村几公里远的初级卫生中心。这是一幢土褐色的混凝土建筑，未经粉刷，有三间房。中心的卫生官员在门口迎接我们。他大约40来岁，穿着熨烫过的宽松西裤和一件带纽扣的短袖衬衫，是当地唯一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看样子他非常期盼我们的到来。他给我们倒了茶，正准备闲聊几句，可是潘卡基直入正题，还没等落座就迫不及待地发问：“能给我看看你的基层计划吗？”他指的是由每个地方官员制定的以街区为单位的接种计划，这些计划对整个行动的统筹很关键。
这位卫生官员的计划写在一叠破破烂烂的纸上，里面有用记号笔画的地图，还有铅笔画的表格。第一页写着他已经招募了22支两人小分队，每队要负责34 144人的接种工作。潘卡基：“你怎么知道你对人口的估计是准确的？”官员回答他已经到每家每户都调查过了。潘卡基又看着地图，在这个地区，各个村庄之间的距离都超过16公里。“你怎么给工作地点很远的接种人员派送疫苗？”官员说，用汽车。“那你们有多少辆车？”两辆。“是什么车？”一辆是救护车，还有一辆是租来的。“那检查员要怎么去实地考查？”官员迟疑了一下，把计划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然后开始沉默。他不知道答案。
潘卡基继续提问：“22个小分队每天需要大概100个冰袋，也就是说三天一共需要300个，为什么你的预算里只有150个？”官员解释说，他们每天连夜把冰袋冷冻起来，为第二天做准备，可还是不够。“在哪儿冷冻？”他指给潘卡基看那只大冰箱。潘卡基打开冰箱，把温度计拔出来，上面显示的温度高于冰点。官员解释说，那是因为没电了。“出现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对策？”他说他有一部发电机。但是当潘卡基要求他带我们看看那部发电机时，他不得不承认那东西并不管用。
从外表看，潘卡基并不属于威严的那一型。一头蓬乱、有点孩子气的浓密黑发，差不多是中分，有时候还不听话地竖起来；他把手机的来电铃声设置成詹姆斯·邦德“007”的主题曲；坐车的时候，他一见到猴子就指给我看；他爱讲笑话，喜欢脑袋往后仰着大笑。然而，实地考察的时候，他的举止变得严肃庄重，话也少了很多。他不会指出别人的回答正确与否，他让每个人都提心吊胆。我都有股冲动想要告诉那位医学官员，他做得已经很不错了，不过潘卡基好像打定主意不打算说点什么来打破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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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古帕有两例疑似病例出现，我们在一位本地医生的陪同下，在周边四处走走。这是个人口密集、比较城市化的镇子，镇上的房屋都是混凝土建造的，一幢挨着一幢，没有窗子，都是单坡屋顶，上面覆盖着锈迹斑斑的波纹状金属。大约有4.3万人居住在这里。水牛、摩托车、“咩咩”叫的山羊，还有卖水果的小贩占满了狭窄的街道，我们只得在当中挤来挤去。我注意到这里有电，电线从稀疏耸立着的电线杆上低垂下来，有些房子里传出电视的声音。
我们发现，两例疑似病例同在一个小的穆斯林聚居地范围里，几个月前这个地方才刚刚冒出来。经过一家一家地询问，潘卡基了解到这里的孩子几乎都没接种过常规疫苗。有些家庭好像觉得我们形迹可疑，回答我们的提问时极为敷衍，一个字也不肯多说，或者干脆不理我们。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接种人员漏掉的孩子。潘卡基担心还有其他孩子被藏了起来。就在前一年，穆斯林人当中流行着一种谣传，说印度政府在给他们穆斯林男孩接种的时候使用了不同的疫苗，服用后会丧失生育能力。后来政府通过实施一项教育计划，以及让穆斯林人更多地参与到免疫行动中来，谣言这才平复下来。不过怀有戒心的绝对还大有人在。
之后，我们随一名本地医生和一支小分队走到一个名叫巴克昆迪的村子。我们来到一户人家，女主人身材娇小，容貌秀丽，脚趾上还带着指环，一个婴儿松松地捆在她的髋部。另一个约莫三岁的男孩站在旁边，直直地盯着我们这一小群人。两个孩子都没有接种，所以潘卡基问她：“是否可以允许我们给他们服用疫苗？”她毫不犹豫地说：“不行。”神色既不愤怒也不害怕。潘卡基问她知不知道附近已经出现了脊髓灰质炎的病例。她说知道。但她仍然不想让孩子服用疫苗。为什么？她不肯说。潘卡基说好吧，对占用她的时间表示抱歉，然后继续走向下一户。
“就这样放弃了？”我问。
“对。”他说。
那个本地医生落在后面，我们回头的时候，看到他正冲着那位母亲大喊：“你是个蠢货吗？你的孩子会变成瘫子！他们会死的！”
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潘卡基发火。他走回去跟那个医生面对面。他问：“你干吗要大喊大叫？以前她至少还肯听我们说话，但现在怎么样？她一个字也不会再听了。”
医生受到如此直接的指责，面子上十分难堪，于是反唇相讥：“她大字也不识一个！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对小孩儿好！”
“那又怎么样？”潘卡基回答，“你大声嚷嚷也没用。要是在村民中间传开我们强迫他们服用疫苗，那就更遭了。”
到现在为止，还没几个人拒绝服用，这就够好的了。他后来这样跟我说，一个恶意的流言就可能会破坏整个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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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地医生，到村民，再到走家串户的工作人员，人们经常提出同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要搞这次行动？”大家需要干净的水，因为痢疾每年会夺去50万印度儿童的生命；需要更充足的食物，因为这个国家三岁以下的儿童中有半数都营养不良；需要有效的感染防控体制，这样就既能防止脊髓灰质炎，也能防止其他疾病流传；需要灌溉设备，这样出现个把旱季也不会让农户颗粒无收。人们需要的东西很多，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搞这样的计划？周围地区时不时暴发疟疾、肺结核，还有霍乱，可是几年来也没有什么大人物过来看一看。现在不过就是冒出一例脊髓灰质炎而已，就如此大动干戈，弄得好像连步兵团都要开进来了似的。究竟是为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些现成的答案。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可以兼顾，可以一边扫除脊髓灰质炎，一边在其他方面投入更多努力。可是在现实中，二者是需要权衡的。举例来说，整整一周时间，卡纳塔克邦北部的医生们只能关闭初级卫生所，全力投入到脊髓灰质炎的防疫工作。
潘卡基给出的理由似乎更具说服力一些：消除脊髓灰质炎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义。在一个村子里，我看到一位村民质问为什么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不为他们解决营养不良的问题。潘卡基回答，他们能力所及的只有这么多。他接着又说：“再说，就算你吃不饱饭，通过我们的防疫行动让你不变成瘫痪也绝对没什么坏处吧。”
不论你决心要解决哪一桩人类面临的难题，失明、癌症，乃至肾结石，几乎都可以套用这个说法。（“就算你吃不饱饭，不肾疼也绝对没什么坏处吧。”）此外，还有资金的问题。至此，这项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耗资30亿美元，平均每个病例600多美元。相比之下，印度政府2003年国民医疗健康总预算分摊到每个人头上只有四美元。一位官员告诉我，就算这项计划真的能够成功，要想彻底消除脊髓灰质炎，可能还要花费两亿美元。而这笔钱要是能够投资在建设符合规范的污水处理系统，抑或是改善基础医疗服务等方面，将来绝对有可能拯救更多的生命。
况且，谁也不敢打包票说，消除脊髓灰质炎一定能成功。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目标期限从2000年推后到2002年，后来又延迟到2005年，现在正准备再次推迟。最近这些年，疫情虽然没有大规模暴发，每年只有几百例，但一直此起彼伏，为了追击它们已经消耗了越来越多的经费，人们难免滋生出一些厌烦情绪。每年印度出生的儿童大约有2 400万，这些儿童就是新的潜在受害群体，相当于委内瑞拉的全国总人口。为了跟上形势变化，每年都必须策划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为所有五岁以下的儿童免疫接种。而事实是，我们无法对这些花费进行任何成本收益的计算，谁也不能保证目前的这些钱都被花在了刀刃上。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负面因素，该计划迄今为止已经预防了大约500万例脊髓灰质炎，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成就。虽然将这种疾病从世界上彻底扫除是一个宏伟、甚至也许有些不现实的志愿，不过仍不失为一个可行的任务，这也是一个文明社会能够做的、对人类未来有益的事情之一。对那些即将来到人世的孩子来说，天花的灭绝是永远的福祉，消灭脊髓灰质炎应该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吧。
但是，彻底消除意味着我们必须真正地找到并制服最后一例骨髓灰质炎。否则，几十万志愿者的辛勤耕耘、还有数十亿的金钱都将化为泡影，甚至更糟。倘若这次行动失败，整个灭除计划的理念就会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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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理想的背后是劳心劳力、单调乏味，而且充满变数的工作。认真谨慎地关注细节，再加上伟大的抱负，就能有所斩获。我们的行动有理有据，在一些条件比印度还要恶劣很多的国家里，比如孟加拉国、越南、卢旺达和津巴布韦，脊髓灰质炎都被灭绝了。安哥拉在内战期间消除了脊髓灰质炎；2002年，阿富汗尚处在战乱期间，坎大哈暴发脊髓灰质炎，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扫荡”行动成功地阻止了疫情的蔓延；2006年，该病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兴风作浪，并时不时越过边境到邻国捣乱，于是又一次的“扫荡”行动在那里展开。
潘卡基告诉我，在印度，这样的“扫荡”行动已经有过好几次了。在拉贾斯坦邦的塔尔沙漠，人们骑着骆驼扫荡；在加尔克汉德邦丛林里的部落区，大家开着吉普车扫荡；在阿萨姆邦和梅加拉亚邦的洪泛区，工作人员乘坐汽艇扫荡；医务人员甚至还曾经坐着海军巡洋舰到孟加拉湾的偏远岛屿上扫荡。而这次，我们自己在三天内行进了大约1 600公里，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城镇。
潘卡基几乎一直在使用手机。根据他提供的信息，一旦有冰袋不够用的危险，邦官员可以从制冰厂安排运送给各小分队，万一某个地区的地方官员严重低估了需要接种的人数，还可以将“扫荡”延期一天。在巴尔昆迪村外6.5公里处，我们就突然见到一片流动工人居住的临时棚屋，这块区域在所有地图上都没有标注。我们为那些孩子检查的时候，却发现每个人的指甲上都有接种的墨水印。在其特拉杜尔加县，我们看到矿井都损毁了，不过邦官员早已安排好，让煤矿公司协助接种人员进入矿工居住区。经过一番搜寻，我们在各处发现几个孩子，他们也都服用过疫苗。
“扫荡”结束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在13个地区配发了超过500万支新鲜的疫苗；电视、广播和地方报纸也都不断地宣传这项公众服务行动；印度扶轮会印制并派发了2.5万条横幅，6 000张海报，还有超过65万份传单。420万目标儿童中，有400万成功接种。“扫荡”行动成功！
2005年，印度只出现了66例新发脊髓灰质炎。潘卡基和他的同事们相信，他们正在接近最终目标：在印度灭除这种疾病。而要是印度能成功，整个世界也许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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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潘卡基和他的同事们肩负的任务依旧很沉重。潘卡基说，作为一名儿科医生，他曾经亲眼见过一千多个脊髓灰质炎患儿。开车经过村庄和城镇的时候，他只需看一眼就能分辨出哪个是脊髓灰质炎患者。于是，我开始意识到，他们无处不在：那个乞丐，瘦弱的双腿盘在身下，靠一辆木头手推车往前滚动；那个男人拖着腿在街上走路的样子好像拖着一截木棒；还有那个行人，一条萎缩的胳膊紧紧蜷曲在身侧。
“扫荡”的第二天，我们来到了乌帕尔哈拉，这是卡纳塔克疫情最先暴发的地方。首个病例的患儿现在14个月大了，上半身很健康，几乎算得上是强壮，进行治疗之后的几天，他的呼吸就恢复正常了。不过当他的妈妈把他放到床上俯卧的时候，就能看出他的腿是萎缩的。护士教给这位妈妈一些练习操，让她给孩子做，因此他的左腿已经恢复了足够的力气，可以爬行，可右腿还是软绵绵地拖在身后。
村子里的污水池是露天的，路上净是满身污泥的猪和脑袋压在蹄子上、像猫一样蜷着身体打盹的奶牛，我们绕过这些前行，找到在那个男孩之后染病的邻居女孩。她18个月大，大大的脸盘显得闷闷不乐，牙齿雪白雪白，头发又短又硬，耳朵上带着小小的金耳环，穿着件黄棕相间的格子花纹衣裳。她在妈妈的胳膊中扭动着身体，只是双腿垂荡在衣服外面。在阳光下，她的妈妈表情呆滞地站在我们面前，抱着她小儿麻痹的孩子。潘卡基轻轻地问她，孩子是否服用过疫苗——因为也许她拿到了疫苗，但并没有给孩子服用。那位母亲说，在女儿生病前的几周，一位医疗工作者曾来过这里发放疫苗。但她听见其他村民说有孩子服用这个东西以后发烧了，所以她拒绝给孩子服用。现在，她的神情里满是深切的悲伤。她盯着地面说，她不明白。
随后，潘卡基继续往前，一家一家地检查接种人员的工作。全部检查完以后，我们离开了。往村外延伸的道路是条红色的土路，牛车在上面留下了一条条车辙，我们的车子就顺着这些车辙“嘎吱嘎吱”地前进。
“如果脊髓灰质炎最终消灭了，你会做什么？”我问潘卡基。
“嗯，麻疹还没消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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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印度的基本行政单位，类似于中国的省。——编者注 ② 钩虫是一种肠道寄生虫，靠吸食人体内的血液为生。——编者注 战场上的医生
每周二，美国国防部都会在网上更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美军伤亡情况。根据2006年12月8日公布的数据，在战斗中受伤的美军总数是26 586人。其中，2 662人死亡；10 839人重伤，虽然得以保全性命，但无法继续服役；13 085人轻伤，在72小时内返回战场。这些数字充分表明，眼下军队医疗人员要承担的救死扶伤的责任是自越南战争以来最繁重的，其压力也是最大的。
2005年9月，美国在伊拉克的战死人数达到了2 000人的分界点，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战死人数是衡量战争规模和危险性的一个标准，这就好比可以通过凶杀案犯案率评估一个社区暴力犯罪的规模和危险性一样，只不过两者都不能算是充分的指标。
很少有人认识到，决定士兵生死的不光是敌人的武器是否先进，医疗体系也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举例来说，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凶杀案死亡率已经降低到接近于零的程度。然而恶性伤人案件，特别是持枪伤人案在这期间上升到原来的三倍还多。死亡人数减少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医院提供了更好的外伤治疗——或许被枪射中的人比从前增多了，不过医生能够救活的人也更多。枪械伤人案的死亡率从1964年的16%降到了现在的5%。
战场上也经历着相似的变化。虽然武器的火力增强了，不过致命性却降低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军人面对的是敌人的刺刀和单发步枪，伤兵的死亡率是42%；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敌军用手榴弹、炸弹、炮弹和机关枪攻击我们，伤兵的死亡率反而只有30%。而到了朝鲜战争，武器的杀伤力肯定更大，伤兵死亡率却降到了25%。
不过，朝鲜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个数字一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越南战争中伤亡人数为153 303人，其中47 424人死亡，到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伤亡467人，其中147人死亡，伤员的死亡率始终保持在24%。拯救伤者的技术似乎还赶不上制造伤者的技术。
军队迫切希望找到更有效的降低死亡率的方法。集中精力发明新的治疗方法和技术应该就是最具前景的途径了。20世纪的进步就是这样得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明了新的麻醉剂和血管外科手术技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研究出了更好的烧伤治疗办法、输血方法和盘尼西林；朝鲜战争期间，抗生素得以大规模应用。美国政府为各种各样的新研究投入了数亿美元，研究范围包括血浆代用品和冻干血浆（没有新鲜血液时可用来输血）、外伤伤口的基因治疗法、中止肺损伤的药物疗法以及监测传输战场上士兵生命指征的微型设备。
不过，这些研究几乎都尚未成功，也没有在当下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发挥什么作用，可是伤员的死亡率的确出现了显著的、历史性的下降。虽然在现在的一些战争中，受伤士兵的人数比过去的美国独立战争、1812年美英战争和美西战争加起来还要多，比越南战争前四年的参战人数还要多，可死亡人数却实质性地减少了。受伤美国士兵的死亡率仅有10%。
军队医疗团队是如何取得这样的成绩的？这很值得思考。海湾战争以来，并没有重要的新技术或疗法诞生。此外，医疗人才的供给也相当不足。2005年，这支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军事行动的美国军队中只有大约120名现役、200名后备役的普外科医生。能够派遣到战场上的最多只有30～50名普外科医生以及10～15名整形外科医生，他们要负责支援在伊拉克作战的13 000～15 000名美国士兵。而且，这些医生和他们的医疗小组自身也可能命丧战场。
2004年秋天，我受邀参加“战时巡诊”，来到位于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这才对战争伤亡的规模有了一些认识。每周四，那里的外科医生都要跟巴格达的战地医生召开电话会议，讨论华盛顿收到的美军伤亡报告。我到的那天，大家讨论的病例包括：一例枪伤、一例反坦克地雷炸伤、一例手榴弹炸伤、三例火箭推进榴弹炸伤、四例迫击炮炸伤、八例简易爆炸装置炸伤，以及七例无明显原因受伤。受伤的士兵全都不超过25岁。其中伤势最轻的士兵19岁，一颗地雷完全爆炸，炸穿他的面部和颈部。一个士兵失去了部分手臂，还有一个被大规模爆炸炸掉了整条右腿和膝盖以下的左腿，骨盆处还有一个开放性伤口。一个受到枪击的士兵伤在左肾和结肠，另一个伤在腋下，需要实施腋下动静脉再造手术。还有一个脾脏破损、头皮撕裂和彻底舌撕裂。这全都是十分严重可怕的伤势，然而，他们的性命都被救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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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问题的答案不在于新的技术，那似乎跟军队医生们的专业技能也没什么关系。42岁的乔治·皮珀斯是一位外科肿瘤专家，我在医院做外科实习生的时候，他是总住院医生。2001年10月，他率领他的外科小组进驻阿富汗，服役一段时间之后返回，随即又于2003年3月被派往伊拉克，跟随地面部队从科威特穿越沙漠进入巴格达。
他曾就读于美国西点军校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在波士顿布莱汉姆女子医院外科住院部实习，后来又到休斯敦的安德森癌症中心做癌症外科研究员。当他最终完成职业训练以后，需要在军队服役18年。我本人和认识他的任何人都不曾听到他对此义务有过怨言。
1998年，他被分配到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他很快成为那里的外科肿瘤主治医生。皮珀斯以三件事闻名：镇定、聪明（在学习结束前，他就已经发表了17篇论文，都是关于乳腺癌疫苗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及在医生实习期间和妻子养育了五个孩子。外伤手术并不是他的特长，在被调配到战场之前，他从未见过枪伤，甚至从未见过任何跟伊拉克战场上相似的外伤。在沃尔特·里德中心，他的工作也是以乳腺手术为主。然而，在伊拉克，他和他的医疗小组却成功地拯救了那么多伤者，把死亡率降到了历史新低。
“怎么可能做到的？”我问他，也问他的同事，每次见到曾在战地医疗小组工作过的人我都会这么问。根据他们的描述，我发现，他们一直在默默地努力做一些事情：从实践中总结方法，研究如何将已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更好地应用于实践。而我们这些民用医疗工作者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怎么样，顶多称得上时好时坏。这些医生跟我谈到的其实都是一些简单的、几乎算是平庸的改进方法，却在战场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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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其中一项改进方法跟防弹衣有关。防弹衣自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不是什么新发明。80年代初，城镇警察机关开始配备防弹衣，美国军队则是在海湾战争期间。一件约7.26公斤重的防弹衣可以保护一个人的身体核心部位，如心脏、肺和腹部器官免受爆炸和刺伤。但是战地医生们发现，受伤的士兵被送到医疗机构时身上都没有防弹衣。他们根本没穿！因此，上级下达命令，要求所有士兵始终穿着防弹衣，无论他们怎么抱怨防弹衣很热、很重或是很不舒服。当士兵们开始养成穿防弹衣的习惯，战场上的死亡率立刻就降了下来。
与之类似，通过更加细致地研究运作系统，这些医生们还得出了另一个关键性的发现。军方伯顿研究所的外科医生罗纳德·贝拉米上校对越南战争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利用直升机撤离可以节约运输伤兵到医院的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过程平均费时超过11个小时，而使用直升机可以将时间减少到一小时以内。如果伤兵能及时接受手术治疗，死亡率会降到3%，然而越南战争中，士兵的总体死亡率为24%，这是因为一小时以内把伤兵运送到手术地点还是不够快。民用医疗中有所谓的“黄金一小时”，即如果在一小时内开始治疗，绝大多数外伤患者都能被抢救过来。但是战场上的伤势、尤其是失血情况要严重得多，贝拉米提出，受伤的士兵只有“黄金五分钟”而已。有了防弹衣，可以稍稍延长一下救治时间。不过，近年来军队强调轻装、快速行进，他们的移动速度要比补给线和医疗队快得多，这样一来，把伤员撤离到医疗救治点就更加困难，也更加费时，直接导致他们面临伤势恶化甚至死亡的危险。
于是，军队转而采取一种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个别应用过的方法：前线外科手术小组。这些小组的规模很小，仅由20名成员组成：三名外科医生、一名整形外科医生、两个护理麻醉师、三个护士，再加上军医和其他协助人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他们乘坐六辆“悍马”军车尾随部队，直接上到战场。他们携带三顶可快速组装的轻型帐篷，将其相连可组成一间约0.58平方米大小的医疗室。对伤者实施即时抢救和手术的用品分别装在五个背囊里——重症监护背囊，外科手术背囊、麻醉背囊、普通外科背囊和整形外科背囊，里面有消毒器具、麻醉设备、药品、消毒铺单、白大褂、导管和一部可以用一滴血测量出血常规和血压的手持式设备。小组还带有一台小型超声波仪器、便携式监控器、转送专用呼吸机、可提供50%纯度氧气的氧气浓缩机、20袋输血袋，以及六台折叠担架。所有这些都是普通医疗设备。还有很多正常情况下很有帮助的仪器，诸如血管造影设备、X光设备等等，小组都不得不舍弃。（因此，整形外科医生不得不通过触摸来寻找骨折的位置。）但行军过程中，他们能够在一小时之内搭建出一个功能齐全的医院，里面设有两张手术台和四张配有呼吸机的术后恢复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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