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认为，一个医生的能力主要由他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决定。但明尼阿波利斯——其实还包括伊拉克的战地医疗帐篷、暴发脊髓灰质炎的印度村庄、全国各地的产房，以及我在这本书里描述的其他地方——的事例告诉我们，知识和技术只是医学中最简单的部分。即使是掌握了高端的知识和精妙的技巧，也不一定能够取得出色的治疗成果；还有很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如进取心、勤奋程度和创造力，都会对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辛辛那提和明尼阿波利斯这两个地方，医生们的能力相当，也都通晓囊肿性纤维化的相关病理信息。但如果安妮·佩奇在明尼阿波利斯接受治疗，虽然她还没有出现呼吸问题，病情也没有显著恶化，她的胃里很可能已经被置入一根进食软管，沃里克的团队一定也会始终关注她，找出办法使她的呼吸状况好于常人。
唐·贝里克相信，某些医疗实践之所以能取得更为卓著的成效，关键在于一些细微之处的差别，而这些细微的差异其实是可以被辨别并学习的。只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谁才是真正做得出色的人，所以学不到那些经验。只有当我们了解了所有人的医疗成效，才能比较并判断出谁是最顶尖的，才能向他们学习。贝里克认为，如果我们真的求知若渴，想知道别人如何取得出色的成绩，那么优秀的理念一定会传播开来。
目前，人们正在将贝里克的这套理论付诸实践并加以检验。2006年12月，囊肿性纤维化基金会成功地说服了所有的治疗中心，为减轻该疾病对美国民众的严重影响，公开他们各自的治疗成效。现在，这些信息全部公布在基金会的网站上，供公众浏览，这种做法在医疗界尚属首创。
辛辛那提治疗团队已经开始按照沃里克的方法，监控每位病人的营养状况和肺功能，他们越来越渴望提高自己的治疗效果。然而，你肯定会产生疑虑，如果大家都相互模仿，这个领域究竟还有没有可能再出现一些像沃里克那样冲劲十足、不断试验的人。在基金会医疗质量改进部门的负责人布鲁斯·马歇尔看来，自从基金会开始将所有的医疗中心团结起来，大家互通有无，短短几年里，一些榜样就应运而生。每一家治疗中心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跟费尔维尤类似水准的几家中心依然处在进步的最前列。
“你观察一下它们的进步速度，会发现排名在前四分之一的医疗中心进步得最快，”马歇尔说，“它们有被人超越的危险。”也许，成为一家最优秀的中心，首先必须具备的就是学习和创新的能力，所以他们能比其他人更迅速地学习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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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提高平均水平，钟形曲线始终还是存在，一旦承认这个事实，就得面对一大堆问题。处在平均线以下会不会对医生不利？我们要把自己的成绩告知患者吗？患者会不会离开我们？平均线以下的医生会比平均线以上的医生收入少吗？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都是肯定的。
举例来说，最近，医生的薪酬体制已经在迅速朝着“按质付酬”的方向转变。（虽然没有明说“庸者减酬”，但实际上就是那么一回事。）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安泰以及蓝十字等保险商给未达到规定的医疗质量要求的医生付款时，会扣除10%或更多的部分，直到该医生达标为止。医疗保险还决定，做肠移植手术的外科医生如果未达到预先设定的成功率，将不予付款。这种做法很可能延伸到其他手术领域。医生们当然会因此而坐立不安。我曾经参加过一次相关概念的推介会，听众都是医生，听到这种说法还是头一遭。到最后，人群中的一些人几乎是在义愤填膺地大喊：“听这意思是要根据等级给我们付钱了？谁来划分这个等级？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到底怎么个划分法子？”
其实如今，我们医疗界也不是唯一一个被划分等级的领域。灭火员、首席执行官和销售员都分等级，连教师也分等级，而且有些地方还按照等级拿薪水。不过就这样被人以等级评判，我们的心里都感觉很不自在。那些划分的标准好像没一个合适的，没有考虑到我们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有些有谬误，并不公平。但是，朴素的事实依然没改变，一切人类活动中都有钟形曲线的存在，对比优劣之间的差异往往十分关键。
我问昂娜·佩奇，假如为了把辛辛那提囊肿性纤维化治疗中心变成“全世界最好的治疗中心”，她自己已经全身心投入，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竭尽全力，但最终的成效比照发现其还是停留在中等水平，她会怎么做。
“我不相信会有那种可能。”她告诉我。她说，大家都很勤奋，她根本无法想象他们会失败。
不过，当我再次追问，她告诉我：“假如它仍停留在中等水平，我想我们不会继续在这里治疗。”然后她又考虑了更多的问题。就因为那些数字，她真的会把安妮从多年来一直全心全意照顾她的医生和护士们身边带走吗？也许吧。但她同时也希望我能够理解，那些医护人员付出的努力对他们一家而言非常重要，是她用语言远远无法表达的。
本来我不必过于纠结上述那些问题，可是后来也禁不住开始思考，我在自己的手术领域里是处于钟形曲线的哪个位置呢？在我的专业里，也就是内分泌系统肿瘤外科，我相信自己的专业能力会比那些只是偶尔做此类手术的医生要强，但我已经上升到沃里克那样的境界了吗？我非得回答这个问题吗？
对于每个有较强责任心的人来说，最困难的问题莫过于，万一我处于中等水平怎么办？假如把经验相当的外科医生放在一起，将大家的手术结果进行比较，然后发现我是其中最差的一个，那么，我会交出自己的手术刀。但如果我的水平是B-呢？在我工作的城市里，外科医生多如牛毛，我怎样才能找出充足的理由将病人置于自己的手术刀下？我可以告诉自己，总得有人属于中等吧。如果钟形曲线真的成立，那现实就是大多数医生都是中等水平而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也没什么可羞耻的，对吧？
不对。当然会感觉羞耻。真正的问题不是处于中等水平，而是就此满足。众所周知，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平庸就是我们的宿命。我们身边的人在某些方面平庸，比如长相一般、钞票不多、网球技术不怎么样等等，我们完全能够接受。但假如普普通通的是你的外科医生、孩子的儿科医生、警察局，或者当地的中学呢？当赌注是我们的生命和孩子的生命的时候，任何满足于平庸现状的人提供的服务我们都不想要。
11
印度之行
某天，我在手术室里做手术。站在我旁边的是麻醉组的成员马克·西蒙，他29岁，是医院的实习医生。手术并不复杂，所以我们开始聊天。我提到自己一直在思考的囊肿性纤维化治疗体系，结果没想到，这个话题正好触及他的痛处，因为马克本人就患有这种疾病。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他的病，尽管我们已经合作过很多次，而且他身材矮小，经常发出刺耳的咳嗽声，这些正是这种病患者的常见症状。他告诉我，疾病使他经历了极度痛苦的煎熬。在医学院学习的前三年，他还能保持健康。但是到了第四年，他的病情恶化了，必须住院四周。接下来的一年在波士顿实习，他也耽误了六周。现在是他实习的第二年，才刚过一半，他已经又住了一个月院。29岁的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这种病的患者平均寿命只有33岁。所以我们集中讨论的问题是：哪种方式更有可能挽救他的生命——投资试验室科学，还是努力提高现有医疗方法的功效？
大多数人想到的答案一定是投资实验室科学，找到治愈疾病的方法。1989年，科学家发现了囊肿性纤维化的致病基因，在当时看来，投资实验室科学的确是个明智的选择，人们相信只需几年就能够找出治愈疾病的方法。然而，期盼的进展并没有出现。马克没有放弃希望，他相信这种病终有一天会有办法治愈的，但是否来得及挽救他的生命呢？他并没有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他说，相反的，运用已有的知识技术，提高和改善临床疗效，这才是他的希望所在。他认为，相比之下，这个方式能够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也赞同他的观点。
当然，不管是囊肿性纤维化、儿童淋巴瘤、心脏病，或是其他任何损害人类健康的疾病，我们都需要不断创新，拓宽知识，发展新的治疗方法。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并没有有效地运用科学已经赋予我们的能力，我们也没有付出多少努力去改变这个现状。而另一方面，当我们把成效作为一门科学，如医护人员在洗手、医治战场伤员和接生婴儿等方面所做的那样，成千上万的生命得到了挽救。事实上，为了提高医疗成效而进行的科学投入——眼前看来虽然只占科研预算的极小部分——到了下一个十年，将会比实验室科学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比起基因破译、干细胞疗法、癌症疫苗，以及其他我们在新闻里听过的一切实验研究，它能够救活更多人。再也不会有比这更丰厚的回报了。
以乳腺癌为例。1990年以后，在工业化国家里，乳腺癌的死亡率已经下降到大约25%。最近，对美国乳腺癌档案数据的研究表明，死亡率下降的原因，至少有四分之一、甚至可能超过一半要归功于女性更多地采用了乳房X光片检查。乳房X光片能够及时发现体积尚小、还无法触摸到的乳腺癌肿瘤，让患者在癌细胞扩散之前及早得到治疗，从而挽救患者生命。但这种方法要想发挥作用，关键是女性必须每年一次、按时进行乳房X光片检查。如果间隔时间超过一年，乳腺癌肿瘤就有可能在患者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形成、生长并扩散。
那么，有多少女性每年做一次乳房X光片检查？7名女性中，有1名能连续坚持5年；16名女性中，只有1名能坚持10年。没做检查的原因五花八门。责任当然往往在女性自身，但她们之所以不坚持做检查，有几种潜在的主要原因，包括做检查耗费时间、令人不适、很麻烦，有这种设施的医院不多，对于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来说价格太昂贵，而且做完检查后很少能得到相关结果和提示。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每年花费近十亿美元研究乳腺癌的新疗法，却极少有人想到投资改善乳房X光片检查的舒适度和方便性，尽管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单单更规律、更合理地运用这一项技术，就能将乳腺癌的死亡率减少三分之一。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能够说明提高医疗实践的成效会获得的巨大成果。
然而，直到我留意观察了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方的医疗实践之后，才算是彻底、深刻领悟了提高医疗成效所带来的巨大潜在价值。在那些地方，挽救人们生命的最大希望就在于提高医疗成效，而不是什么遗传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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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终于完成了外科训练。在开始正式执业之前，我决定先以访问医生的身份前往印度考察，那里是我的祖籍。在两个月的旅程中，我先后在印度境内的六家公立医院工作，有安置了2 000张病床的定点医疗中心，也有乡村农舍医院以及普通的全科医院，平均每个地方我都逗留了一两周时间。
其中一家是地区医院，为包括乌提村（我父亲的故乡）在内的一些地区提供医疗服务。乌提村隶属马哈拉施特拉邦，位于孟买以东约650公里处，在卡纳塔克邦（也就是我见证脊髓灰质炎扫荡行动的地方）的正北面。我父亲家族的大部分亲戚都还在那里生活，他有12个兄弟姐妹，都是农民，种植甘蔗、棉花，还有一种叫做高粱的农作物，这些就是他们的经济作物。有了滴灌设备，他们一年能有两次收成，再加上父亲寄来的钱，足够他们维持殷实的生活。乌提有公路和电力，一些家庭还有自来水。营养不良不再是困扰人们的问题。如果村民病了或者需要体检，那儿有一个初级卫生所，里面有一个医生，大概每周来一次。要是村民得了疟疾或腹泻方面的疾病，卫生所的医生会把病人送到附近小镇乌马克海德的农舍医院。倘若是更严重的疾病，他会把他们送到110公里远的南戴德地区医院。我的堂兄之前患肾结石就是在那里治疗的。
不过，南戴德地区医院是那里唯一的一所公立医院，要负责为1 400个像乌提这样的村庄、总计大约230万人口提供医疗服务。医院有500张病床，3个主要的手术室。我到访的时候，发现这里只有九名外科医生。（想象一下整个堪萨斯州只有九名外科医生的情形！）医院的两栋主楼都是四层高，用水泥砌成，外墙粉刷着浅褐色的灰泥涂层。外科医生们每天早晨一到医院，就会看到几百号人水泄不通地围在那里，拼命地往门诊部里面挤。其中至少有两百人是来看外科门诊的。外科住院部也总是人满为患，请他们去给其他科的患者会诊的电话也总是接连不断。令我疑惑不解的是，他们是怎么完成工作的？外科医生们要做那么多疝气手术、肿瘤切除手术、阑尾手术，还有肾结石手术，自己还要睡觉、生活，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一个普通的早晨，在门诊部，我参观了阿希什·莫特瓦医生的上班生活。他是个普外科医生，快40岁了，那天轮到他值班。他留着汤姆·塞立克①式的小胡子，穿着卡其布裤子，一件蓝色衬衫，领口的纽扣敞开着。他没穿白大褂，一支钢笔、瘦削得近乎羸弱的双手，以及他的头脑就是全部工具。
南戴德的门诊部跟我在印度其他地方看到的都不一样。在夏季的高温中，这里热得好像蒸笼一样，墙上的油漆一片片地剥落下来，洗手池脏得变成了褐色，龙头也都坏了。每间房间都设有一张金属桌子和一些椅子，房顶挂的吊扇“嗡嗡”地高速旋转着，空白纸张被裁成正方形，压在一块石头下面——这是供医生们写处方用的。自始至终都有四位、六位，有时甚至八位患者同时想让医生给自己看病。检查的时候就到一个满是破洞，又薄又透的布帘子后面去。
一个小时之内，莫特瓦就看了很多病人。一个60岁的老农说自己体重下降、腹泻、胃的左上部有个肿块；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肚脐上方曾经被刀割伤，那个位置现在生了脓疮，发热肿痛；三个人说自己腹部右上部位疼痛，其中两个带来了超声波报告，确诊有胆结石；一位31岁的人力车车夫局促不安地走进来，他的下巴上长了一个胡桃大小的肿瘤；一位包着头巾、走路一瘸一拐的70岁老人褪去裤子，给医生看他右侧腹股沟上的疝气肿块，他说那里一直在痛；一位父亲带来了七岁的儿子，他儿子被证实患了直肠脱垂；一位沉默寡言、战战兢兢、30来岁的妇女解开纱丽，露出乳房的皮肤，上面长了一个小孩拳头般大小的恶性肿瘤。
那天上午的三个小时里，莫特瓦总共看了36个病人。尽管周围嘈杂不堪，他还是表现得镇定自若。他一边用大拇指和食指理着胡须，一边安静地细看病人推到他面前的病历文件。然后，他用一种缓慢从容的语气讲话，这种语气能够吸引病人的注意力，让人不由自主地认真倾听。有时候他的态度也难免有些生硬，但他尽量给每个病人留出片刻时间，分别进行单独诊治。
由于时间不足，无法为病人做全面检查、详细询问病史或解释，他主要依靠自己迅速灵敏的临床判断，这是从长期的工作中磨炼而来的。他让几个病人去做X光检查和化验，其余的人就当场作出诊断。他叫一名实习医生到隔壁的治疗室帮那个男孩挤清脓肿，指示另一名实习医生帮胆结石病人和疝气病人安排手术时间，还给一个有腹泻和腹痛症状的妇女开了驱虫药，让她回家。
令我特别受到触动的是他对那位侵蚀性乳腺癌患者的治疗。来到印度之前，我曾猜测这类晚期癌症所需的复杂、昂贵的治疗方法，如化疗、放疗和手术，应该是他们的医疗体系所无法负担的，医生们一定会把像她那样的患者送回家等死。但莫特瓦没有这么做。而且按照规定，这是不允许的。他直接将那名妇女收治入院，当天下午就开始亲自给她做化疗。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不知道怎么安全地给病人实施化疗。在西方国家，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只有肿瘤学家才知道具体的操作措施。但在印度，大多数的抗癌药物都被制药商生产出价格低廉的版本（山寨版）。在我去到的各个地方，外科医生都会在摆着长凳和折叠椅的临时治疗室里诊断和使用环磷酰胺、甲氨蝶呤和氟脲嘧啶（以上几种均为抗癌药物）。出于必要，他们找出一些折中方法。在富裕一些的国家里，医生们会监测患者的血球计数，以预防并发症的出现，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为了保护患者的静脉免受药剂侵蚀，我们通过造价昂贵的中心静脉导管给药，而他们却通过病人胳膊和手背上的末梢静脉给药。但他们也能让患者完成化疗。放疗也是一样。如果有钴60（美国20世纪50年代使用的放射疗法），外科医生们就会自行安排并实施放疗。假如治疗对肿瘤起作用，他们就会接着实施外科手术。这是经典的治疗方法，只不过他们发明的途径与我们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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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就发现，大多数来到地区医院就诊的人患的都是在美国常见的疾病，这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在我父亲村子外面的农舍医院里，收治的病人有一半都患的是西方国家不多见的一些疾病，如痢疾、肺结核、疟疾等，但人们一般都不会因此而死亡。初级诊疗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不少。目前，印度人民的平均寿命已经从几十年前的32岁增长到65岁。（我到印度的时候，我的两位姑母分别是87岁和92岁，仍然能够在田间劳作；我的祖父去世的时候是110岁——他从公共汽车上摔下来，导致脑出血。）人们还是会感染霍乱和阿米巴病，但基本都会康复；他们也会面临我们面临的那些疾病——胆囊问题、癌症、疝气、车辆撞伤等。如今在印度，导致死亡的第一大杀手是冠心病，而不是呼吸道感染或痢疾。而且，大多数人，即使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医学可以帮助他们战胜“病魔”而存活下来。
然而，他们的卫生医疗体制最初并不是为了战胜这类疾病，而是为了控制传染病而设立的。印度政府每年的卫生预算是人均四美元，即使全部用于防治传染病也是少得可怜，对付心脏病之类就更是远远不够。改善营养不良、免疫和卫生状况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但需要外科手术和其他专科治疗的人潮也从未中断。那天上午到南戴德医院看外科的250余名病人当中，起码有50人需要做手术。而医院的手术室和人手仅能够应付每天15台手术。其余的人都必须等待。
我所到之处的情形都差不多。我以访问医生的身份在德里的全印医学科学学院侍了三个星期。德里在印度属于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有宽带设施、自动提款机和购物广场。六车道宽的沥青马路上，本田、丰田轿车和奶牛、人力车互相抢道。全印医学科学学院是印度资金最雄厚、人才最优秀的公立医院。但即使在这里，也有一张等候手术的患者名单。一天，我和负责管理这份名单的高级住院医生交谈。名单登记在一个硬皮的预约本里面。他讨厌这个工作。他的小组有三名外科医生，本子里记录的、等待其中一名医生做手术的就有四百个患者。手术已经安排到了六个月以后。他说，他试着优先安排癌症患者，但不断有人拿着政府官员、企业老板和医院领导们的信件来找他，要求他把手术日期提前。不得已，他必须帮他们调整，于是还得把最不紧急的手术继续往后挪。
南戴德医院没有像这样正式的等候名单。医生们只是收治病情最紧急的病人，只要空间、物资允许，就给他们动手术。因此，三间手术病房都挤满了病人。每间里面排列着60张金属帆布床。有些病人不得不住上下铺，或者干脆睡在床位中间肮脏的地面上。有一天，在男性病房里，三张床上分别住着一位绞窄性脐疝修复手术后的老人，午夜刚做过胃溃疡穿孔手术的年轻人，和一位戴眼镜的50岁锡克教徒，他的胰腺长了一个巨大的囊肿，需要做引流手术，他已经在这里等一个星期了。在他们对面的地上，一个70来岁的老人静静地蜷缩着，等待切除出血的直肠癌肿。不远处有两个人共用一张床，一个人在走路的时候被车撞伤，另一个是个农夫，由于膀胱被结石阻塞插着导尿管。外科医生们尽可能地收治这些病人，白天做手术，晚上轮班接着做。
即使这样，还是有更多的患者需要治疗。各地的医疗中心都缺乏医生和必需物资。西方国家有医生们可以依赖的基础体制，印度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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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一想起那天亲眼看到一个35岁的男人死于完全能够治好的肺衰竭，我就觉得很难过。他被送到一所大型城市医院的急诊室，当时我在那里访问。我不知道他候诊了多久。有人把他的转诊条交给外科住院医生，我和那位医生一起过去，发现他坐在空无一物的帆布床上，双手抱膝，每分钟的呼吸达40次，眼睛里充满恐惧。X光片显示他的左胸有一大块液体沉积物，淹没了他的肺部，把他的心脏和气管挤到了右侧。他的脉搏跳得很快，脖子上的静脉向外凸起。他需要立即做胸腔导流手术，将液体排出，使肺部重新扩张。然而，安排这个简单的手术也在医生的能力之外。
住院医生试着用针抽出液体，但液体已经被感染了，变得十分浓稠，针不起作用。我们需要给他置入胸腔引流管。但连胸腔引流管这种便宜、基础性的器械也都没有库存。于是医生把一张写有引流管的处方交给那个人的兄弟，他冲进闷热的夜色中，去找卖引流管的医疗商店。不可思议的是，10分钟后，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只引流管，型号也正确，正是我们需要的。在印度，医院物资供应短缺非常普遍，因此在每家医院周围，你都能看见一排排摇摇欲坠的小摊位，从药物到起搏器，无一不是小贩们的经营范围。
当我们把病人送到治疗室插管的时候，却找不到手术刀。住院医生跑着去找护士，而我则一直在给病人做胸外心脏按压。在他失去脉搏和呼吸后10分钟，住院医生才把手术刀拿回来，从他的肋骨间切进去，浓稠的液体喷射而出，但已经回天乏术，那个人最终死了。
很显然，物资短缺是造成那个病人死亡的部分原因。这是一家有1 000张床位的医院，却没有胸腔引流管，没有脉冲式血氧定量仪，没有心脏监视器，还不能测量血氧浓度。公立医院本来应该为患者免费治疗，但是由于物资供应不足，医生们不得不经常要求患者自行购买药物、导管、化验剂、疝气修补手术用的网片、吻合器、缝合材料等等。在一家乡村医院里，我曾经遇见过一位面色苍白、80岁高龄的老人，他的直肠有个肿块，出血不止，赶了30多公里的路，又是坐车又是步行，来看医生。结果医院没有手套或是凝胶润滑剂之类的东西，医生没办法帮他检查，只能写了一张处方，叫他自己出去买。两小时后，老人步履蹒跚地回到医院，手里攥着手套和凝胶润滑剂。
这一类情况反映的不仅仅是缺钱的问题。就在我目睹那位35岁病人死去的那家医院里，基础器械严重短缺，急诊病房只有两名护士，到处污秽不堪，但他们却有崭新的螺旋CT扫描仪，还有一套豪华的血管造影设备，这可是要花费数万美元才能配置的。不止一个医生跟我说，获得一台新的核磁共振机器要比维持基本物资供应和卫生条件容易多了。在他们眼中，这一类的仪器成为了医学现代化的象征，但这样理解是对医学成就的本质上的误解。治疗疾病的方法不是拥有先进的仪器，而是在解决每一个具体的问题时，把握好所有看似普通、寻常的细节，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印度的医疗体制正在面临根本性的巨大难题，它无法适应不断涌现出来的、突然之间复杂化的疾病。既需要物资供应的保证，也需要更合理可靠的医疗体制，对于印度的外科医生们来说，两者都很缺乏。
这种情况并不是印度独有，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难题。在整个东方社会，人口统计的数字都在飞速变化。巴基斯坦、蒙古和几内亚的人口平均寿命已经提高到60岁以上；在斯里兰卡、越南、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国民的平均寿命超过70岁。（与之对照，由于艾滋病的影响，非洲大部分地区人口的平均寿命仍在50岁以下。）然而，癌症、交通事故伤害，以及糖尿病、胆结石类疾病的发生率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增长。心脏病成为全球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新的实验科学不是挽救人类生命的关键所在；提升医疗成效、落实已有的知识技术这门尚处于萌芽期的科学才是。但是，各个国家的政府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因此，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外科医生都是在孤军奋战，他们能够借助的不外乎一支钢笔、自己灵敏的手指和头脑，却要配合几乎毫无用处的医疗体制，应对越来越多、如潮水般涌来的患者。
毫无疑问，这些现实令人灰心丧气。印度的医疗团体一直以来是最缺乏奉献精神的。我遇见的所有外科实习医生都希望在结束训练后，能够到只收现金的私人医院（由于公立医院的种种缺陷，越来越多有钱人到私立医院看病）去工作，或者干脆出国。但是，假如我处在他们的位置，我想我也会这么做。很多主治医生也都在计划离开这里。与此同时，面对自己提供的医疗服务中存在的种种折中和不足，所有人都在忍耐，虽然早已忍无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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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现实如此不如意，外科医生们还是始终坚持不懈地提高自己的能力，令我这个旁观者惊叹不已。去印度之前我想，自己作为一个在美国接受训练的外科医生，或许还有资格向他们传授个一两招。但事实上，论及业务能力，我认识的哪个西方外科医生也赶不上一个普通的印度外科医生。
“取膀胱结石，您首选哪一种办法？”印度那格浦尔市的一位外科医生曾经问我。
“我的办法是叫一位泌尿科医生来做。”我说。
在南戴德医院的一天下午，我跟一位外科医生一起巡房，见到很多他成功实施手术的病人，患病种类五花八门，有前列腺阻塞、结肠憩室炎、胸腔结核性脓肿、腹股沟疝气、甲状腺肿大、胆囊疾病、肝脏囊肿、阑尾炎、鹿角状肾结石，还有一个男婴天生没有肛门，这位医生为他做了一个完美的再造手术。仅凭教科书上的知识和互相之间的经验传授，如此一家普通地区医院的外科医生们就能把自己打造成全能的“多面手”，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这种现象怎么解释？外科医生们不能控制的因素太多了：源源不绝的患者、贫困、物资匮乏等等。但只要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东西，比如自己的技术水平，他们就不断地努力改进。在医学知识和成就这个广阔的领域里，他们把自己看做其中的组成部分，而且相信自己能够成为其中合格的一员。我觉得，这也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南戴德的外科医生们之间的友情和团队精神。
每天傍晚，我都能看到他们从看病间隙抽出时间，到街对面的咖啡馆小坐片刻。他们花15～30分钟喝上一杯当地的奶茶，交流当天碰到的一些病例，谈论自己采取了哪些方法，具体是怎么做的。单是通过这种交流，似乎就能刺激他们树立更高的目标，而不只是混过每一天。他们感觉只要有决心，就无所不能。事实上，他们认为自己不仅是医疗领域的一部分，而且能够为这个领域作出贡献。
我在南戴德目睹了许许多多令人忧虑的情景，穿孔性溃疡患者数量多得惊人就是其中之一。在我八年的外科训练中，只见过一名患者的溃疡严重到这种程度——胃酸将肠道腐蚀出一个洞。但在南戴德所在的地区，人们嗜食辣椒，几乎每晚都有这样的病人到来，他们通常已经出现剧烈的疼痛，而且从村子一路赶到医院还要耽误数小时的时间，到医院时，人基本上已经陷入休克状态。到了这种阶段，唯一的治疗方法只有手术。医生必须立刻把病人带到手术室，在腹部中间割开口子，把所有的胆汁和感染的液体抽出来，找到肠道的穿孔位置，并将其修补好。这是个创伤性的大手术，以患者当时的健康状况往往很难平安度过手术。于是，莫特瓦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手术方法：腹腔镜修补穿孔性溃疡，手术切口只有0.6厘米宽，平均费时45分钟。当我后来跟美国的同事们谈起这个手术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这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然而，莫特瓦已经对穿孔性溃疡问题思考了多年，他确信自己能够设计出一种更好的治疗方法。他的科室能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到一些老旧的腹腔镜设备；专门有一个助理亲自负责清洁设备，确保其状况良好，可以随时投入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莫特瓦谨慎认真地摸索出自己的一套技术。我亲眼见过他做这个手术，手法一流，动作敏捷。手术结果显示，他的手术跟标准手术相比，并发症较少，而且患者恢复也较快，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展示了自己的手术成果。虽然身处马哈拉施特拉邦一个整日尘土飞扬的偏远小镇上，莫特瓦和他的同事们却在全世界的溃疡外科医生中名列前茅。
在医学领域获得真正的成功并不容易，需要坚强的意志力、对细节的关注和创新精神。但从这次印度之旅，我学到了一课：不论在哪儿，不论环境如何，谁都有可能获得成功。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的条件更糟糕。然而这里的人们也能获得令世人惊叹的成就。我还留意到，每一个成就的起步都异乎寻常地简单，仅仅来源于医生发现问题的意愿和修正问题的决心。
找到有实践意义的解决方法必然要经历漫长而艰难的摸索过程。尽管如此，我的亲眼所见说明，提升是完全可能的。提升不需要卓越的天赋。它需要的是勤奋，需要的是明晰的是非观念，需要的是独创精神。而最为重要的，它需要勇于尝试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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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一对父母把一个一岁的小男孩带到拥挤的南戴德外科门诊，他们的脸上写满恐惧、无助的痛苦，还有热切的希望，这种神情是我在这些人满为患、物质匮乏的医院里经常见到的。孩子躺在母亲臂弯的摇篮里，安静得令人不安，他睁着眼睛，却没有任何东西能吸引他的注意，也没有任何反应。他的呼吸均匀、轻松，但频率异常的快，听上去像是他体内装了一台气泵，而泵的速度出了问题一样。他的母亲跟医生描述孩子总是一阵阵令人恐怖的剧烈呕吐，呕吐物能隔着桌子溅到对面去。他们最初去看的是儿科门诊，一位医生发现小男孩的头部变大了，明显和小小的身体不成比例，于是下了初步诊断：小男孩患的是重度脑积水。随后的颅骨X光片肯定了这个诊断。这是一种先天性疾病，大脑正常的排水系统受到了阻塞，脑部的液体慢慢积聚，为了减轻液体的压力，颅骨会逐渐扩张，同时大脑也会受到压迫。这种病对大脑的损害会越来越严重，开始是呕吐，后来会发展到失去视觉、嗜睡、昏迷，直至死亡。唯一的办法只有进行外科手术，重新建立一条让大脑排出液体的通道。如果手术成功，小孩就能够完全正常地生活下去。因此，儿科医生才会把小男孩和他的父母送到外科门诊。
外科门诊没有神经外科医生，也没有所需的手术器械，包括在颅骨上打孔的钻和配有无菌单向导流管的分流器材（能够将液体从脑部导出、进入皮下并流入腹腔）。但是，医生们不想就这样放弃，不能让小男孩就这样等死。他们对男孩的父亲说明了需要的物品，他在当地市场上以1 500卢比（约220元人民币）的价格买到了一个仿制品。仿制品并不完全符合标准，导流管太长，而且不是无菌的。但外科主任杰姆戴德同意接手这个手术。
第二天，也就是我在南戴德逗留的最后一天，小男孩被送入手术室，我观看了手术的全过程。他们把导流管修剪成标准尺寸，并且放入蒸汽高压灭菌器中消毒。麻醉师给小男孩注射了一种叫做克他命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价格低廉但效果显著②。一名护士用剃刀剃掉了小男孩头部右侧的毛发，用碘酒消毒剂清洁头部到臀部的每一寸皮肤。一位外科实习医生将无菌布帘放了下来，隔离出手术区域。一名护士将手术器械排列在一只小小的托盘里，在唯一的一盏手术灯下，它们闪着银色的微光。在我看来，仅凭这些器械就想完成手术是绝对不可能的，就算是缝合一个很小的伤口，我需要用到的也绝不比这些少。杰姆戴德拿起一把手术刀，在男孩耳朵上方2.5厘米的位置切开了一个2厘米多长的切口。接着他拿起一把止血钳③，竟然开始慢慢地用止血钳的尖部研磨男孩露出来的白色颅骨。
最初没什么用，钳尖不断从坚硬的骨头表面滑落。但后来他逐渐找到支撑点，又经过了15分钟艰苦的研磨和刮擦，男孩的头骨上终于出现了一个很细小的孔。他小心翼翼地把孔拓宽了一些，努力不让钳尖滑动，以免刺伤裸露在外的大脑。开口足够大以后，他将导流管的一端缓缓放入大脑和颅骨之间，再拿起另外一端，将其从颈部、胸部的皮下蜿蜒地送往腹部。把导流管一下子插进腹腔的空间之前，他停顿了片刻，观察脑部的液体从新的通道向外流淌。液体像水一般清澈纯净。一切近乎完美。
他没有放弃。正因为这样，起码这个孩子能够活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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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著名男演员，主演过《小镇疑云》等多部影片。——作者注 ② 不过近年来发现其有致幻的副作用，已经被其他麻醉剂取代。——编者注 ③ 这是一种常见的剪刀状的夹钳，外科医生通常用它夹住血管或缝合线。——作者注 12
走向优秀
2003年10月，我从印度归来，然后在波士顿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普外科和内分泌外科医生的工作。每逢周一，我在我们医院三楼的一间外科门诊室给病人看病。周二和有些周末，我会接到一些急诊。周三到芬威球场对面的一个门诊部上班。周四周五，我在手术室里做手术。生活井然有序，我对此非常满足。然而，在工作中还是经常出现很多我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我发觉，在这个广袤的世界上，一个人的力量如此渺小。当南印度为420万儿童开展脊髓灰质炎“扫荡”行动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爱莫能助；别人在前线为了更有效地救治伤员进行艰苦地探索，我们却一点也搭不上手。我们自己在日常工作中能起到的作用就非常有限。某个周一的下午，在门诊室，我需要分别诊治患有胆结石的菲格女士，被疝气困扰的西森先生，乳房长了肿块的明蒂女士等等。医学有点像理发业，我们一次只能照管一个病人。
但是，哪个医生也不愿相信自己只是一个小角色。毕竟，所有的医生都被赋予权力，可以给患者使用6 600多种具有潜在危险性的药物；我们得到许可，像切西瓜一样打开人的身体；不久后，我们甚至可能有权更改人们的DNA。人们依赖我们拯救他们的生命。这个国家有81.9万名内科和外科医生，所有这些人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尽可能长寿，并健康地度过一生。而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其中小小的一分子罢了。即使这么计算，也还是高估了我们所作的贡献。除了我们之外，从事医疗工作的还有240万护士、38.8万医疗助理、23.2万药剂师、29.4万化验室技术员、12.1万护理员、9.4万呼吸治疗师和8.5万营养师。
整个医疗行业就像一部机器，尽管运作得非常成功，但毕竟还是一部机器。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们每个人很容易产生这种感觉：自己不过是这部机器上一个小小的轮齿。人们预计，美国民众的平均寿命可达78岁以上，要想达到和超越这个目标，更多地取决于由数百万人构成的这整个系统，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个人。没有谁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因此，从事这个工作以后，大家无一例外地都会想知道：我怎么才能在这个领域真正地变得举足轻重？
有时，我会到我们的医学院给学生讲课。在一次课上，我决定试着整理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既为他们，也为我自己。一个人怎样才有可能变得更有价值、与众不同？换句话说，怎样才有可能成为正向偏差？那堂课上，我给他们提出了如下的五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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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建议来自我很喜欢的一篇文章，作者是保罗·奥斯特，题目叫做《即兴发问》。既然我们在工作中必须和陌生人交流，那为什么不从他们身上学点什么呢？
表面上看来，这个建议挺容易做到的。实际上呢？我们设想一下：一个新病人找你看病来了。在他之后，你还得看三个病人，还有两篇报告要提交，时间也不早了。在那种情况下，你满脑子想的肯定都是赶紧处理完手头的工作。什么地方疼？有肿块或出了什么别的问题？已经多久了？什么情况下会有所缓解或者恶化？过去有过哪些健康问题？你肯定会按照这个套路询问。
不过，时机合适的话，还是考虑多花一些时间在病人身上吧。随便问一些问题，比如“你是在哪儿长大的”，或“怎么会搬到波士顿来”，甚至还有“你昨晚看没看红袜队的比赛”等等。问题不一定非要深奥或是有意义，只要能让你跟病人进行人性化的交流就好了。当然，也有些人对那样的交流没兴趣，他们只想让你看看身上的肿块。没问题。那样的话，你就看肿块，干该干的事。
不过，你会发现很多人都会作出回应，或是出于礼貌，或是出于友善，或是因为需要与人交流。如果对方有回应，那就试着看看能不能把对话继续下去，争取能让对方说出两句以上的答话。倾听他们说什么。把得到的信息记下来。坐在你面前的这个人不是右侧腹股沟疝的46岁男性患者，而是一个46岁的男人，曾经在殡仪馆工作，不过他挺厌恶那份工作的，现在患了右侧腹股沟疝。
当然，除了病人以外，你还可以跟其他人进行这样的交流。为病人检查生命指征的医疗助理、巡房时遇到的护士，都可以随便问点什么。这种交流不一定真能帮到谁，但你会开始记住见到的人，再也不会把他们搞混。有时候，你还能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在实习期间我每天都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巴基斯坦籍医生，从交谈中得知，他曾经在卡拉奇当了20年的普外科医生，后来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移民到美国。我还发现，跟我一起共事的一位护士居然曾经跟吉他大师吉米·亨德里克斯约会过！而她本人平时相当沉默寡言、作风保守。
如果你这样提问了，那医疗业这部机器将比较不那么像一部机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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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二点建议是：不要抱怨。医生们当然有很多事情要抱怨：马上就要到晚上十二点了可还要写报告、毫无意义的文书工作、电脑系统故障、周五晚上六点钟又突然出了新问题等等，都让人头疼。我们很清楚筋疲力尽、累得垮掉是个什么滋味。但在医疗工作中，再也没有比听到医生们抱怨更让人心灰意冷的事了。
最近有一次，一群外科医生和护士在医院自助餐厅吃午饭的时候，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刚开始，大家互相开着玩笑，气氛很是热烈轻松。我们先聊了聊其中一个外科医生遇到的一个病人（那个男人背上长了一个脑袋大小的肿瘤），又谈起了一个护士干掉的两罐健怡香草可乐（可口可乐公司已经不再生产那种口味的可乐了，但她提前囤积了足够的数量）。但是，接下来，一个外科医生提起令人沮丧的话题，他说自己上周日凌晨2点被呼叫到急诊科，一个女患者胆囊严重发炎，他建议最好先用抗生素、输液并住院治疗，等炎症消退之后再做手术。结果急诊科医生却告诉患者说，外科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很危险，她应当立刻动手术。其实，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更糟的是，他在跟患者说这些之前，根本没有遵循一般的做法，先给这位外科医生打电话沟通一下。后来两人碰面的时候，他也丝毫没有表示歉意的意思。听到这个故事，其余人都感同身受，因为大家都遭遇过类似不专业的行为，于是纷纷大倒苦水。等午餐结束，大伙各自回到手术室或者病房的时候，全都满怀怒火，垂头丧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