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娜的弟弟哈尼夫没有去巴基斯坦。他从小就梦想当电影导演，在阿格拉麦田里他还把这事低声告诉了三轮车夫拉希德。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来到孟买，在一家大制片厂里找到了工作。这个人对一切都过早地充满信心，他不仅成为印度电影史上执导影片的最年轻的导演，而且还把电影界最出色的明星之一，貌似天仙的皮雅追求到手。皮雅那张面孔就是她的财产，她穿的纱丽用的料子世间少有，显然设计者是为了证明有可能将人们知道的所有颜色都织到一块衣料上。“母亲大人”看不惯貌似天仙的皮雅，但是在她所有的孩子当中，只有哈尼夫不把她的教训放在眼里。他身材魁梧，笑起来像船夫泰伊那样声音低沉，像他父亲阿达姆·阿齐兹那样为人坦率、脾气火暴。他同妻子住在航海小道一个小套房里，一点也不像电影里常见的那样。他同她说：“等我出了名，有足够的时间过帝王一般的日子。”她默默地接受了。她在他的第一部故事片中担任女主角，这部影片是由霍米·卡特拉克和D.W.罗摩影片公司共同投资拍摄的——影片的名字叫《克什米尔的情人》。在阿米娜·西奈去赛马场的那段时期，有天晚上她去参加影片的首映式。她父母亲没有去，因为“母亲大人”一向讨厌电影，对此阿达姆·阿齐兹已经没有精力理论了——就像他在妻子称赞巴基斯坦（当年他同米安·阿布杜拉一起反对这个国家）时，他也不再和她争论一样。但在一个问题上他坚决不让步，那就是他绝不移民去巴基斯坦。阿赫穆德·西奈在岳母的饭菜的调理下慢慢恢复了活力，但他对她老待在这儿不走很不高兴，这天晚上他也起来同妻子一起去电影院。他们的座位是在哈尼夫和皮雅以及影片的男主角旁边，那位男主角I.S.纳亚尔是印度最出色的“情人”之一。尽管他们毫无知觉，但是有一条毒蛇在一边等待着……不过我们还是先让哈尼夫·阿齐兹风光一下吧！因为《克什米尔的情人》中包含着一个想法，这会使我舅舅获得惊人的尽管是短时间的成功。在那时候银幕上男情侣是不准碰到女主角的，因为怕男女接吻的镜头会在青年人中间起到不好的影响……但是在《克什米尔的情人》一剧上映了三十三分钟以后，首映式的观众中间低低响起了表示惊诧的嗡嗡声，因为皮雅和纳亚尔开始接吻——并不是互相接吻——而是吻东西。
皮雅性感地用她涂了口红的丰满的嘴唇吻了吻苹果，然后把它递给纳亚尔。充满阳刚之气的纳亚尔呢，热情地咬住了苹果的另一面。这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间接接吻的起源——这一观念要比当前我们影片中的镜头复杂多少倍呀，这其中又包孕了多少渴望多少情欲的成分呀！观众（当今的电影中常常是一男一女突然消失在灌木后面，灌木随之可笑地摇动起来，观众一看到这样的场面立刻就闹哄哄地叫好——我们联想的水平变得多么低下呀）紧紧盯着银幕，看得呆住了。在达尔湖和一片冰蓝的克什米尔天空的背景衬托下，皮雅和纳亚尔亲吻盛满了克什米尔红茶的杯子；在沙利马尔泉水旁边他们亲吻宝剑，以此来表达爱情……但这会儿，就在哈尼夫·阿齐兹大获全胜时，毒蛇不肯再等待了。在它的影响下，电影院里灯光亮了起来。这时银幕上比真人还大的皮雅和纳亚尔正在配乐声中边亲吻芒果边咬下一口来，一个留着不很像样的胡子的人怯生生地手持麦克风，从银幕后面走到台前。毒蛇会以最意想不到的形式出现。这会儿，它就化成了这个无足轻重的影院经理的模样，喷出毒液来。皮雅和纳亚尔的形象逐渐淡出，最后消失了。留胡子的人的声音在喇叭里响了起来：“女士们、先生们，请原谅，有个可怕的消息。”他的声音哽住了——毒蛇在抽噎，使它的毒牙更加有力！——他接着说：“今天下午，在德里贝尔拉大厦，我们亲爱的圣雄遇刺了。某个疯子朝他腹部开枪，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导师逝世了！”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观众们就尖叫起来。他这几句话中的毒液进入他们的血管里面——成年男子捂住肚子在过道上打滚，不是在笑，而是在哭喊，哎呀！哎呀！——女人们扯着头发：城里最出色的理发师在中了毒的女士耳朵周围栽了跟头——电影明星就像卖鱼女人那样高声喊叫，在空气中闻到一种可怕的气味——哈尼夫低声说：“快走吧，姐姐——如果这事是穆斯林干的，那就完了。”
对每一格梯子来说，都会有一条蛇在等着……在《克什米尔的情人》那次半途而废的映出之后的四十八小时里，我们全家都待在白金汉别墅里面，（“用家具抵住大门，叫什么名字来着！”“母亲大人”命令，“有没有印度教的佣人，有的话叫他们回去！”）阿米娜也不敢去赛马场了。
但对每一条蛇来说，又都有一格梯子：最后收音机里宣布，刺客名叫纳塞拉姆·高德斯。“谢天谢地，”阿米娜忍不住说，“这名字不是穆斯林！”
甘地的遇刺使阿达姆一下又老了许多，他说：“没有什么好感谢这个高德斯的！”
但是，阿米娜只觉得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她头晕目眩地慌忙爬上这个得到解脱的长梯子……“归根到底，干吗不呢？正因为他叫高德斯，我们才得救了！”
阿赫穆德·西奈从他为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个病床上起来之后，一举一动仍然像个病人。他用像毛玻璃那样含糊不清的声音同阿米娜说：“那么，你同伊斯梅尔说了去打官司。很好，不过我们是打不赢的。你得向这些法庭上的法官塞钱才行……”阿米娜匆匆赶去找伊斯梅尔，对他说：“无论如何，绝对不要把钱的事告诉阿赫穆德，男人有自尊心。”后来，她又同丈夫说：“先生，放心，我哪儿都不去。不，肚里的孩子一点也不累人，你安心休息，我得去买东西——也许还要去看看哈尼夫——你是知道的，我们女人总得找些事情打发日子呀！”
回家时又带着塞满了卢比的信封……“拿着，伊斯梅尔，他现在起床了，我们得赶快，还得小心一些！”每天晚上她都孝顺地陪母亲坐坐，“是的，您讲得当然不错，阿赫穆德很快就会有钱的，等着瞧好了！”
法院里一拖再拖，信封一个个都掏空了。孩子越长越大，最后阿米娜快要挤不进那辆一九四六年罗孚车的驾驶座上去了。她的好运还能长久吗？穆萨和玛丽像两只上了年纪的老虎一样争吵着。
是什么事情使得他们成为对头的呢？
是玛丽剩下的那点儿负疚、恐惧和耻辱，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她肚肠里发酵，从而使她（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以各种方式来向那位上了年纪的老仆挑衅吗？——或是鼻子朝天以表示其身份高人一等；或是在那位虔诚的穆斯林眼皮底下挑衅地数着天主教的念珠；或是泰然地让山庄其他的仆人称她为毛西，即小母亲，使穆萨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还有呢，就是她同太太亲得不得了——她们俩老是躲在角落里咯咯地轻声笑着，但正经古板、循规蹈矩的穆萨听得一清二楚，他自己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随着穆萨年纪越来越大，他的手脚也不像从前那么灵便了，打破花瓶、打翻烟灰缸的事情也不是没有。无论玛丽是有意还是无意，总隐约可以听到一些诸如有朝一日会被辞退之类的言语，这些言语使他时时不得安生，日复一日，这些闲言碎语引起的憎恨之情越来越大。这难道不会结怨到挑起这些事情的人的头上吗？
此外（社会因素也不可忽视）地位的不平等又起着怎样一种恶劣的影响呢？穆萨只好睡在火炉黑乎乎的厨房后面的仆人住房里，同园丁、打零工的和其他男仆挤在一起——而玛丽呢，却阔气地睡在新生的婴儿旁边一张草席上。
玛丽这一方还有什么错呢？她没法去教堂——因为在教堂里有告解室，在告解室里是没法保守秘密的——这使她内心的郁闷无法排除。结果她脾气是不是变得越来越乖张，容易出口伤人了呢？
或者我们是不是应该探讨一下与心理无关的问题，从其他方面寻求答案？例如：也有一条蛇埋伏在玛丽身边，而穆萨注定对梯子模棱两可的特性渐渐有所了解。或者更进一步，我们是不是应该超出蛇梯棋的范围，看一看命运是如何插手他们之间的争吵的——例如：为了使穆萨回来时成为一个具有爆炸性的魔鬼，为了使他能扮演孟买炸弹的角色，必须使他先离开才行……或者，我们且把这些大道理放到一边，先来谈谈滑稽可笑的事情……穆萨后来罪行的性质赶得上和玛丽一样严重，这事会不会和玛丽完全无关，而是因为阿赫穆德·西奈的缘故呢？他灌多了威士忌，瓶子里的精灵激得他对那位老仆粗暴不堪，结果刺伤了他的自尊心。
别再提什么问题了，我还是就事论事吧：穆萨和玛丽两人之间一直势不两立。是的，阿赫穆德侮辱了他，阿米娜尽管尽力劝解，但是不起作用。是的，老年昏聩使他确信他随时随地都会被解雇掉。因此，在八月份的一天早晨，阿米娜发现家里失窃了。
警察来了。阿米娜把失窃的东西一一列举出来，其中有一个天青石镶嵌的银痰盂、好些金币、几个镶宝石的茶炊和好几套银茶具，还有一只绿色铁皮箱子里面的东西。仆人们都被叫来在厅里排成一排，由约翰尼·法基尔警长盘问。“喂，快点招出来！”——包着铁皮的竹子警棍轻轻敲着自己的腿——“不然就要给你们好看了。你们想不想整天整夜单腿站着？要不要用滚烫的或者冰冷的水劈头盖脸给你们浇下来？我们警察局里面法子多着呢……”仆人中间响起了一阵乱糟糟的求情声，不是我，警长老爷，我是正派人。可怜可怜我吧，搜我的东西好了，老爷！阿米娜说：“先生，这样做太过分。反正，我知道我的玛丽是清白的，我可不让你盘问她。”警长硬是将怒气压下去，决定对仆人的东西进行搜查——“还是查一查好，太太。这些家伙聪明得有限——您报案得早，也许小偷还没有来得及把那些赃物转移呢。”
搜查获得了成功。在老仆人穆萨的铺盖卷里找到了银痰盂、金币和一个包在他那个小衣服包里的银茶炊，一套丢失的茶具藏在他的吊床底下。这时穆萨跪倒在阿赫穆德·西奈跟前，向他求情：“饶了我吧，老爷！我发疯了，我以为你要把我赶到大街上去！”但阿赫穆德·西奈听都不愿意听，他仍然处在冻结的状态中。“我身体不好。”他说，走出了房间。大惊失色的阿米娜问：“可是，穆萨，你干吗发那么可怕的誓呢？”
……因为，在走廊里排队接受盘问后，赃物还没有从仆人房间里找到时，穆萨曾经跟东家说：“老爷，不是我。我要是偷了您东西，就得麻风病！让我这老头全身溃烂！”
阿米娜满脸恐怖，等穆萨回答。老仆的脸气得扭歪了。他的话脱口而出：“太太，我偷的只是你们值钱的东西，可是你跟你的老爷，还有他父亲却偷走了我的一生。我年纪这么大了，你还弄来一个基督徒保姆来羞辱我。”
白金汉别墅里无声无息——阿米娜不肯送他进监狱，但穆萨得走了。他背起铺盖卷，走下铁螺旋楼梯，从而发现梯子既能上也能下。他走下小丘，诅咒着这所房子。
同时（这是不是那个诅咒的作用呢？）玛丽·佩雷拉很快就会发现，即使你取得了胜利，即使楼梯对你有利，你还是躲不过毒蛇。
阿米娜说：“我没法再给你钱了，伊斯梅尔。你钱够了吗？”伊斯梅尔说：“我想差不多了吧——不过这事很难说——有没有什么机会再——”但阿米娜说：“问题是，我身子这么大，连汽车都坐不进去了，只能就这样了。”
……对阿米娜来说，时间又一次放慢了步伐。她的眼睛又一次望着铅框玻璃，上面绿梗子的红色郁金香又一次共同起舞。她的目光第二次落到了钟塔上面，那座钟自从一九四七年雨季之后就再也不走了。又下起雨来，赛马季结束了。
一座淡蓝色的钟塔，孤零零地蹲在坡上，不起作用了。它矗立在圆形凹地另一头的铺了黑色沥青的水泥地上——华尔顿路边上的房子是平屋顶，与我们这一两层楼高的小丘毗邻。因此，要是你从白金汉别墅的围墙爬出去，脚底下就是平平的黑色沥青屋顶。在黑色沥青屋顶下面，是布里奇·坎迪幼儿学校，在学期中的每天下午，从那里都传出哈里森小姐叮叮咚咚的钢琴声，她弹的总是那些一成不变的幼儿歌曲。再往下便是商店，有读者乐园、法特波伊珠宝店、齐马尔克玩具店和孟买里糖果店，它的橱窗里放满了巧克力长卷。按理说通往钟塔的门是上锁的，但用的锁是纳迪尔汗会认出来的那种印度货。就在我第一个生日之前，接连三天夜里，玛丽·佩雷拉站在我房间里窗前，看到一个黑影在屋顶上轻飘飘地走动，手上还拿着一些看不清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她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恐惧。到了第三天后，她把这事告诉了我母亲。于是立刻报警，法基尔警长又来到了梅斯沃德山庄，随身还带来了一小队第一流的警察——“全是神枪手，太太。您尽管放心，事情交给我们来办！”——这些人化装成扫地的，枪藏在破衣服里面，一边清扫凹地，一边监视钟塔。
天黑了下来，梅斯沃德的居民躲在窗帘和竹帘子后面，战战兢兢地朝钟塔的方向望去。可笑的是，扫地的在夜色中还在干活儿。约翰尼·法基尔在我家的阳台上选好了有利的位置，藏好了枪……就在午夜时分，一个黑影翻过布里奇·坎迪学校的围墙，朝钟塔走过来，黑影肩膀上背着一个口袋……“得让他进去，”法基尔告诉阿米娜，“我们要等有十足的把握再下手，逮住那家伙。”那家伙穿过铺了沥青的屋顶，走到钟塔前面进去了。
“警长先生，你还在等什么呀？”
“嘘，太太，这是警察的事。您请进屋去吧！等他出来时抓住他，记住我的话，逮住他，”法基尔得意扬扬地说，“就像在笼子里逮耗子一样。”
“那人是谁呀？”
“谁知道呢？”法基尔耸耸肩膀说，“反正是哪里来的恶棍。如今遍地都是坏蛋。”
……接着，响起一声尖厉的叫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有人在钟塔里面拼命抵住了门，门还是给用力扭开了。哐啷一声，有什么东西飞快冲到了黑色沥青屋顶上。法基尔警长一下跃起身，拔出枪，就像约翰·维恩[5]那样飞快地射击。扫地的神枪手也从扫帚里面抽出枪来，乒乒乓乓打了一通……妇女们激动得大喊大叫，仆人们呼天抢地……接着是一片沉寂。
躺在黑色沥青屋顶上面，那个像蛇一样卷曲的带条纹的究竟是什么呢？那个流着黑黝黝的血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沙阿普斯特克在顶层，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他气愤地嚷嚷道：“你们这班蠢货！全是些兔崽子！一无用处的龟孙子！”……在法基尔冲上沥青屋顶时，舌头嘚嘚作响死去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呢？
在钟塔门里面呢？是什么东西这么重，倒下来发出这么一声巨响呢？是谁的手将门扭开？在谁的脚后跟上可以看见两个满是毒液、鲜红的血直往外流的洞眼呢？这种毒液，至今还没有找到能对付它的抗毒血清，它毒死的老马足以装满好几个马厩。那些化装成扫地工的便衣像是出丧一样，从钟塔里抬出去一个尸体，没有棺材，那人究竟是谁呢？当月光照在死者面孔上时，玛丽·佩雷拉像一袋土豆一样倒在地上，戏剧性地突然昏厥过去，眼珠直往上翻，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钟塔里面，沿着内墙放着一排排奇怪的机械装置，上面装了廉价的计时器，那些究竟是什么呢？那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塞满了破布的瓶子呢？
“太太，真是运气，您把我手下人找来了，”法基尔警长说，“这人是乔瑟夫·德哥斯塔——是我们通缉的首犯。我们追捕他已经差不多有一年了，绝对是个黑心肠的恶棍。你去钟塔里面看看就知道了！沿墙一直到天花板的架子上放满了土炸弹，爆炸力大得足够把这个小山头炸飞到大海里面去！”
一出出的传奇剧接踵而至，生活带上了孟买有声电影的色彩。蛇跟在梯子后面，梯子又跟在蛇身后。在这多事之秋，萨里姆娃娃病倒了。这么多的事情似乎使他消化不了，他眼睛紧闭，满脸通红。在那段时间里，阿米娜正在等待伊斯梅尔控告邦政府的结果；“铜猴儿”在她肚子里一天天长大；玛丽处在一种丧魂落魄的状态中，只有等到乔瑟夫的鬼魂回来出现在她眼前时她才算完全恢复过来；那个装了脐带的酱菜瓶和玛丽的酸辣酱使我们梦中满是指着远方的手指；“母亲大人”主管着厨房。这时候，我外公为我做了检查，宣布道：“事情很清楚，这孩子患上了伤寒。”
“啊，天上的真主啊，”“母亲大人”叫了起来，“是什么黑色魔鬼，叫什么名字来着，跑到这幢房子里来啦？”
这场病在我还没有开始人生时就几乎把我断送掉，根据我从别人嘴里听到的，情况大致如下：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底，我母亲和外公日夜守护在我身旁。玛丽也从她的负罪心理中挣脱出来，在我额头上敷冷毛巾。“母亲大人”唱着催眠曲，用汤匙给我喂食。就连我父亲也暂时忘记了他自己身上的不适，站在门口手足无措地听着。但是，有一天夜里，阿齐兹大夫就像是一匹老马那样满面沮丧地说：“我是无能为力的了，到早上这孩子就会断气了。”女人们号啕大哭，我母亲心急如焚，又出现了即将临产的早期症状，玛丽·佩雷拉扯着自己的头发。就在闹哄哄乱成一团时候，传来了敲门的声音，仆人通报说沙阿普斯特克博士来了，他递给我外公一个小瓶子，说道：“我就照直说了，这东西不是送命，就是能治好毛病。只能用两滴，然后等着吧。”
我外公无计可施，双手抱着脑袋坐着，他问：“这是什么呀？”将近八十二岁的沙阿普斯特克博士舌头舔着嘴角，说道：“是稀释过的眼镜王蛇毒素，据说很有效。”
蛇会通往胜利，正像梯子也会下降一样。我外公知道我反正没救了，就给我服用了眼镜蛇毒试试。全家人站在一边，眼看蛇毒传遍孩子全身……六小时之后，我的体温恢复了正常。从此以后，我的生长速度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惊人了。但是有失也有得，我得到了生命，还有对蛇的模棱两可之处很早就有了认识。
就在我体温降下来的当儿，我妹妹也在纳里卡尔产科医院里出生了。那是九月一日，她的出生顺顺当当，毫不费力，因此在梅斯沃德山庄几乎没有引起别人注意。因为就在那一天伊斯梅尔·易卜拉欣去医院看我父母，通知他们说官司打赢了……就在伊斯梅尔庆祝胜利的那当儿，我抓住小床的栏杆；就在他嚷着“解冻了！你们的财产又归自己了！高等法院做出了裁决！”的当儿，我满脸通红地喘着气和重力斗争；就在伊斯梅尔不动声色地宣布：“西奈兄弟，法制赢得了一场光荣的胜利！”避而不看我母亲充满笑意的得意扬扬的眼睛的当儿，我，萨里姆娃娃，恰好一岁再加半个月，在婴儿床上站起身来。
那天发生的事情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等我长大，我就此成了罗圈腿，因为我站得太早了；二是“铜猴儿”（她得了这么个名字，是因为她长了一头浓密的金红色的头发，她头发的颜色到九岁时才变深）也就此明白，假如她在人生中想要得到别人的注意的话，那么她非得弄出很大的声音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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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蛇梯棋，英国儿童的棋类游戏，棋盘上标有蛇和梯子的图案，棋子走到蛇头一格要退至蛇尾，走到梯脚一格可进至梯顶一格。
[2] 彼得·潘是苏格兰剧作家詹姆士·巴里的同名剧作中的主人公，擅长吹笛子。
[3] 英文是Sharpsticker，与沙阿普斯特克发音接近。
[4] 所罗门（Solomon，公元前986—前932），以色列国王，以智慧和富有著称。
[5] 约翰·维恩（John Wayne 1907—1979），美国电影明星，常演西部片中的英雄角色。
洗衣箱中的事件
自从博多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我之后，已经整整两天了。这两天里，我的“牛粪莲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另一个女人取代了她在芒果卤汁缸旁的位置——她腰身也很粗，前臂上同样汗毛很重，但在我看来，别人根本无法代替博多！一种平衡给打破了，我觉得身上从头到脚裂痕变宽了。因为突然之间只剩下我一个人，再没有那只必不可少的耳朵来听我说话，那是不够的。我不觉勃然大怒，我的一个信徒怎么会这样无情地对待我呢？在我之前也有其他的人讲故事，但其他的人并没有被别人这样无礼地抛弃。当《罗摩衍那》的作者蚁垤在对象头神口述他的杰作时，象头神有没有半途离开呢？当然没有。（注意，尽管我出身于穆斯林家庭，我这个孟买人对印度教的故事是熟悉得很的。事实上，我还十分喜欢那个认真进行笔录的长鼻子、大耳朵的象头神的形象！）
没有了博多又怎么办呢？她无知而迷信，而我却无所不知，心中充满了奇迹。这两者相生相克，取得了平衡，我怎么能放弃这必不可少的对立面呢？她精神上那种自相矛盾的率直、粗鄙一向使我（曾经使我？）也能脚踏实地。没有了她，我又怎么办呢？我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成为一个等腰三角形的顶点，底下有两个相等的神在支撑着，一个是对往事的回忆这一无法无天的神灵，另一个就是现时这个“莲花女神”……那么，我现在是不是非得妥协，在一条狭窄的单维直线上走下去呢？
我也许是想用所有这些问题来进行遮掩吧。对了，也许这样说并不错。我应该把事情说明白，不要以问题做掩护，我们的博多走了，我很想她。是的，就是这么回事。
不过还有活儿要干，例如：
在一九五六年夏天，世界上大多数的东西仍然比我个头大时，我妹妹“铜猴儿”养成了一个奇怪的习惯，就是老要放火烧鞋子。就在纳赛尔将船凿沉在苏伊士运河里，迫使船只绕道好望角，从而延缓了世事的进程之时，我妹妹也试图阻碍我们的进程。她极力想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心中老是希望自己处于事件的中心，即使是些不愉快的事件也罢（归根到底她是我妹妹。但是总理没有写信给她，也没有那个圣者坐在花园的水龙头底下注视她的成长；没有人给她算命，也没有记者给她拍照，她一出世就得靠自己奋斗）。她在鞋子那个天地里发动了战争，也许是希望以焚烧鞋子的方式使我们大家长时间地站着不动，从而注意到她的存在……她并不企图掩饰自己的罪行。我父亲走进房间，看到自己一双黑色牛津鞋在熊熊燃烧。“铜猴儿”呢，手上拿着火柴，站在一旁看着。他的鼻孔里闻到了一股烧焦的牛皮无法比拟的臭味，里面还混杂有樱花牌鞋油和一点儿三合一油的气味……“瞧，阿爸！”“铜猴儿”娇媚地说，“瞧，多漂亮呀，就同我头发的颜色一模一样！”
尽管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那年夏天，我妹妹痴迷其中的快乐的红花还是在山庄各处蓬勃开放了。“鸭子”纳西埃的凉鞋、“电影大王”霍米·卡特拉克的鞋子上都开了花，头发颜色的火焰吞食了杜巴西先生那邋遢的翻毛皮鞋和丽拉·萨巴尔马提的细高跟鞋。尽管火柴藏了起来，仆人们奉命时时保持警惕，“铜猴儿”还是自有办法，惩罚和恐吓都对她不起作用。一年当中，梅斯沃德山庄时不时会冒出鞋子燃烧的烟雾来。最后，她的头发颜色加深，变成了一种说不出的棕色，直到那时，她对火柴才像是失去了兴趣。
阿米娜·西奈一向就痛恨打骂孩子的做法，她天性又不会提高嗓门叫唤，几乎弄得无计可施。一天又一天，对“铜猴儿”的处罚便是不准她开口。这便是我母亲对孩子管教的方法，她没法打我们，便只有命令我们闭上嘴。毫无疑问，这也是她自己母亲当年管束她父亲的方法的回声，她就是以沉默的方式来折磨阿达姆·阿齐兹的——因为沉默也可以有回声，那种回声要比任何声音的回响更为低沉而持久——她常会用力地说一声“住嘴！”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命令我们不许作声。这种处罚对我总是非常有效，但“铜猴儿”却不像我那样容易就范。她像她外婆那样紧闭嘴唇，不出一声，但还是动脑筋烧皮鞋——就像多年以前，在另一座城市里另一个猴儿干的好事，它最终使得漆布仓库化为灰烬……
我相貌很丑，她却长得很漂亮（就是有点皮包骨）。但她一懂事就像旋风那样调皮，像人群那样吵闹。被她有意无意打破的窗玻璃和花瓶不知有多少，再有你简直数不清有多少次她吃饭时把盘子打翻，使食物流出来，弄脏珍贵的波斯地毯。不准开口对她来说确实是最严厉的惩罚了，不过她还是高高兴兴地接受下来，天真无邪地站在一大堆被她弄坏的椅子和扯破的装饰品中间。
玛丽·佩雷拉说：“那个小丫头！真是个猴子！她天生该长四条腿的！”但阿米娜心里仍然念念不忘儿子有两个脑袋的预言，很为自己生出了一个正常的儿子而感到庆幸。她嚷道：“玛丽！你这是什么话？这种事情想都不能去想！”……尽管我母亲厉声抗议，但“铜猴儿”的确一半像人一半像其他动物。梅斯沃德山庄的所有的仆人和小孩都知道，她能够同小鸟和猫交谈，也能同狗说话。但在她六岁时，一天被一条怀疑染上狂犬病的野狗咬了一口，家里人不顾她又哭又闹，硬是把她抱到布里奇·坎迪医院里在肚子上打针，接连三个礼拜，每天下午都要去。从此以后，她似乎忘记了狗的语言，要不就是再也不肯同狗打交道了。她从小鸟那里学会了歌唱，从猫身上学会了一种颇具危险性的独立精神。只要有人同她说到爱她的事，“铜猴儿”就会怒不可遏。她内心渴望着温情，可是处在我的压倒一切的阴影底下，她感受不到爱。因此在有人试图将她渴求的东西给予她时，她会马上翻脸，似乎是在保护自己，免得可能上当受骗。
就像那一回，松尼·易卜拉欣鼓起勇气对她说：“嘿，听着，萨里姆的妹妹——你这人很靠得住。我，嗯，是这样，倒是很喜欢你……”她立刻走到逍遥别墅花园里去找他父母，他父母正在饮酸奶呢。她走上前去说道：“纳西埃阿姨，我不知道你家松尼在搞什么鬼。不过刚才我在灌木后面看见他和居鲁士用他们的小鸡鸡擦来擦去的！”……
“铜猴儿”在饭桌上不懂规矩。她在花圃里面乱踩，因此赢得了“问题儿童”的雅号。但是，尽管有镶在镜框里的德里来信，还有水龙头底下的圣者这些事，她同我关系还是非常亲密。打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把她当作对手，而是当作盟友。结果呢，她从来没有因为我在家里享有特权地位而责怪过我。她说：“怪你什么呀？他们把你看成是大好佬，这是你的错吗？”（可是，多年以后，当我犯下了跟松尼同样的错误时，她也对付他那样对待我了。）
正是因为“铜猴儿”回了有人打错的电话，才引发出一系列的事情，最后导致了我在一个木板条钉成的白色洗衣箱中遇到的事件。
就在我将近九岁的时候，我已经懂得了以下这件事情，那就是每个人都对我有所期待。午夜和婴儿快照，算命大师和总理在我周围造出一重亮闪闪的不容规避的期望的迷雾……在这其中，我父亲在鸡尾酒时间很凉快的当儿把我拉到他松软的大肚皮跟前，对我说道：“大事业！儿子啊，你将来还会缺少什么呢？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人生！”我在他噘起的嘴唇和大脚趾中间拼命挣扎，因为老是不停地流鼻涕，把他的衬衫都弄湿了，我憋得满脸通红，尖声高叫：“放开我，阿爸！大家都会看见的！”他呢，哈哈大笑，让我尴尬得无地自容，他说：“让他们看好了！让整个世界看看我多么爱自己的儿子！”……我外婆有年冬天来我家，也教导我说：“只要把你的短袜拉上了，叫什么名字来着，这整个辽阔的世界上就没有人比得上你！”……我在这阵充满了期望的烟雾中飘浮，已经感受到那个没有形体的动物开始在我体内骚动，这个动物在这些没有博多的夜里，在我的肚皮里面咬嚼着、抓着。由于给我的头上加了那么多的期望和绰号（我已经有了“拖鼻涕”和“吸鼻子”两个外号了），我变得害怕大家会不会都搞错了——我这个被人们大吹大擂的人，最后也许会一事无成，我的生活会空空如也，没有一丁点儿目的。正是为了躲避这个野兽，我从很小时候起就喜欢藏到我母亲那个大大的白色洗衣箱里面去。因为尽管那个动物是在我肚子里面，躲在脏床单当中令我觉得很是舒服，这样似乎会使得那东西安睡过去。
在洗衣箱外面，我四周都是的人似乎都具有清楚得要命的目的感，我便埋头在童话里面。哈提姆·塔伊和蝙蝠侠、超人和辛巴达[1]帮助我度过了将近九年的岁月。在我跟着玛丽·佩雷拉出去买东西时（她看着鸡脖子就知道这只鸡有多大岁数，又能够坚定不移地看着死鲳鱼的眼珠，使我敬畏有加），我成了在神奇的洞穴里旅游的阿拉丁。在看着仆人们以一种既庄重又费解的热诚态度给花瓶掸灰时，我就想象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就藏在那些掸过灰的花瓶里面。眼看着花园里圣者普鲁肖塔姆被水一点点地侵蚀，我变成了神灯里的巨人。这样，在大部分时间里，我避而不想那个可怕的想法，那就是在茫茫宇宙中，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我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人，或者应该怎样规范自己的行为。我站在我房间窗口前，看着欧洲姑娘在海边那个印度地图形状的游泳池里面玩水时，“人生的目标”这几个字悄悄来到了我的心头。“你们从哪里找到目标呢？”我大声嚷了起来，同我合住一个房间的“纱丽”吓得几乎跳起来。那时我将近八岁，她快要到七岁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为人生的意义伤脑筋了。
但仆人们是被排除在洗衣箱之外的，校车也不在其中。在我将近九岁时，我上学了，学校是在老城堡区奥特拉姆路上的大教堂和约翰·康农男校。每天早上梳洗过后，我便到我们这个两层楼高的小丘脚下去等车，我穿着白色短裤，扣着一根蓝色条纹的松紧裤带，搭扣是蛇形的，肩上背着书包，我这个像条大黄瓜样的鼻子照样流着鼻涕。“眼睛片儿”和“头发油”、松尼·易卜拉欣和早慧的“居鲁士大帝”也一起等车。校车上座位咯咯直响，车窗玻璃上的裂缝令人回想起往事，在车上有多少确定的事呀！将近九岁的孩子对未来又有多少把握呢？松尼吹牛说：“我将来要当斗牛士，西班牙！彻姬塔[2]！嘿，公牛，公牛！”他把书包在前面舞着，就像是马诺来特[3]的红布一样，他在车上对自己理想的未来进行表演。校车吱吱咯咯地绕过坎普角，经过托马斯·坎普公司（药房），在印度航空公司王公的广告牌下经过（“再见，乐迷！我要坐印航班机去伦敦了！”），还有一个广告牌，我整个童年时期，那上面始终画着科里诺小孩，这个牙齿闪闪发亮的小淘气戴着小巧的绿色叶绿素帽子，盛赞科里诺牙膏的效用：“用科里诺牙膏，使牙齿清洁光亮！使牙齿洁白！”广告牌上这个小淘气，校车里这些孩子，被明确的未来熨平成为单维的直线，他们都知道生活的目标。这里有个叫格兰迪·凯斯·科拉可的孩子，由于甲状腺亢进，长得像个气球，嘴唇上已经毛茸茸的了。他说：“我要接管我父亲的电影院，你们这些王八蛋要看电影吗，都得跑来求我卖票给你们！”……还有胖墩佩斯·费许瓦拉，他的肥胖完全是因为吃得过多的缘故，他同格兰迪·凯斯是班上的特权人物，专门欺负别人，他说：“呸！那算什么！我要有许多钻石、翡翠和月亮宝石！珍珠大得像我的卵子一样！”胖墩佩斯的父亲开着城里另一家珠宝店，他的头号敌手是法特波伊先生的儿子，他身材矮小，比较聪明，在睾丸像珍珠那样大的孩子的打斗中老是处于下风……“眼睛片儿”宣称，他将来要代表国家板球队打球，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缺了一只眼球。“头发油”呢，不像他哥哥一头卷发乱糟糟的，头发光溜溜的很是干净。他说：“你们这帮家伙真自私！我要像爸爸一样当海军来保卫国家！”校车咔啷咔啷地经过乔帕迪沙滩，他随身带的尺、指南针和乌黑的弹丸在他身上咔啦咔啦直响……校车又向左拐，在我最喜欢的舅舅哈尼夫住的那套公寓旁边驶离了航海小道，经过维多利亚汽车站直往弗罗拉喷泉驶去，一路上又经过却奇盖特火车站和克劳福特市场。我一声不响，就像好脾气的克拉克·肯特[4]一样绝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呀？“喂，‘拖鼻涕’！”格兰迪·凯斯叫道，“你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吸鼻子’将来会做什么呀？”胖墩佩斯·费许瓦拉尖叫道，“成为匹诺曹[5]！”其余的人闹哄哄地合唱起来：“我的身上没有牵线！”……这时候“居鲁士大帝”像个天才似的静静坐着，计划着这个国家的首屈一指的核研究机构的未来。
在家里，“铜猴儿”还是烧鞋子，我父亲从他濒于垮台的深渊中恢复过来，又干上了四脚混凝土块的蠢事……“你们从哪里找到人生的目的呢？”我在我房间的窗口问。墙上渔夫的手指指着大海，其实是在误导我。
不准进洗衣箱的有“‘匹诺曹’！‘黄瓜鼻子’！‘鼻涕面孔’！”这些叫声。我躲在藏身之处，也不必去回想卡帕迪亚小姐了。她是布里奇·坎迪幼儿学校的老师，在我第一天上学时，她正在黑板上写字。她转过脸来同我打招呼，一看到我的鼻子，便大吃一惊，结果手上的黑板擦都掉下来，砸破了她的大脚趾指甲，疼得她尖叫起来，这同当年我父亲那件出名的意外异曲同工，不过没有那么严重罢了。我钻在脏手帕和皱巴巴的睡衣里面，可以暂时忘却自己的丑陋。
伤寒几乎要了我的命，眼镜王蛇毒把我治好了。我早年过分迅速生长的速度放慢了下来。到将近九岁时，松尼·易卜拉欣要比我高一英寸半了。但萨里姆娃娃有一个器官似乎既不受疾病又不受蛇毒的影响。它在我两只眼睛之间，朝外朝下面蓬勃发展，似乎我全身所有的扩展力都集中到这单一的器官之上，使它以无法比拟的速度生长……在我两只眼睛中间和嘴唇上方，我的鼻子就像个得大奖的西葫芦一样。（但那时候我没有长智齿，人不应该忘记自己也有走运的事情。）
鼻子里有什么呢？平常的回答是：“那很简单，有呼吸器官、嗅觉器官，还有鼻毛。”但是，对我来说，答案还要更简单，尽管我得承认那有点儿令人恶心：在我的鼻子里就是鼻涕。对不起，不幸的是，我还是非得把详情介绍一下不可。由于鼻塞，我只好用嘴巴呼吸，这就使我看起来有点像是喘气的金鱼似的。由于长期鼻塞，使我从小就不知道香水为何物，后来也闻不出麝香和昌贝丽花以及芒果酱和自制冰激凌的香气，也闻不出脏衣物的气味。这在洗衣箱外面的世界是个缺陷，但当你钻到里面去，这就有了用处，不过只有当你躲在里面时才有用。
我念念不忘人生的目的这个问题，为我的鼻子担起心来。我的衣服都是我那位当校长的姨妈艾利雅定期寄来的，我穿着这些饱含着仇恨的衣服上学、打法国式板球、打架、闯入到童话的世界里……同时又在担心。（在那段时期，我姨妈艾利雅开始不断地给我们寄来儿童服装，她将老处女的积怨缝到了那一针一线之中。“铜猴儿”和我穿的都是她送的衣服，起初是浸透了她的苦涩心情的婴儿衣物，然后是带有她的愤恨的连衫裤。我从小到大一直穿着她用嫉妒的心态浆得笔挺的白短裤，而“铜猴儿”则穿着艾利雅以显而易见的妒忌之情做成的花裙子……我们一直打扮得漂漂亮亮，殊不知这些衣物将我们套牢在她复仇的罗网上了。）我的鼻子就像象头神的鼻子那样大，我想它本应该是一个出色的呼吸器，不妨说是一个天下无敌的嗅觉器官，谁知它却一直不通，简直就像是木头做的锡克烤肉一样无用。
够了，我坐在洗衣箱里，忘记掉我的鼻子。忘记掉一九五三年登上埃佛勒斯峰[6]这回事——有天邋遢的“眼睛片儿”咯咯笑着说：“嘿，伙计们！你们想想看，登京格有没有法子爬到‘吸鼻子’的面孔上去？”——也忘掉我父母为我的鼻子多次争吵的事，为了这个鼻子，阿赫穆德·西奈一而再再而三地责怪阿米娜的父亲：“我家的人从来没有长过这样的鼻子的！我们家人的鼻子都出色得很，骄傲而带有王家的气魄，老婆！”那时候，阿赫穆德·西奈已经把他编给威廉·梅斯沃德听的出身显贵的故事信以为真了。他的脑袋给瓶中的精灵弄得糊里糊涂，觉得自己血管里流着莫卧儿王族的血液……也忘记了我八岁半时，有天夜里，我父亲嘴里喷着酒气，走进我房间，一把扯掉我的床单问道：“你这是搞什么鬼？猪猡！是什么地方来的猪猡吗？”我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天真无邪，莫名其妙。他大声吼着：“去，去你的！肮脏透了！老天惩罚干这种事的孩子！他已经让你的鼻子长得像杨树那么大了。他会叫你长不大，他会让你的鸡鸡缩成一团的！”我母亲穿着睡衣，慌慌张张地赶了过来说道：“先生，做做好事吧，孩子只是在睡觉呀！”我父亲已经完全处在精灵的控制之下，精灵通过他的嘴唇喝道：“瞧他那张脸吧！有哪个人睡觉睡出那样一个鼻子来呀？”
在洗衣箱里没有镜子，无论是粗鲁的笑话，还是指着远方的手指都进不去。置身于用过的床单和扔掉的乳罩中间，父亲们怒气冲冲的声音也听不清了。洗衣箱是世界上的一个窟窿，文明将这个地方排除在外，不予接受，这使它成为最理想的藏身之处。我躲在洗衣箱里，就像纳迪尔汗藏在地底下一样，摆脱了各种各样的压力，不必为满足父母和历史对我的要求而绞尽脑汁……
……我父亲把我拉到他又松又软的肚皮跟前，突然一阵冲动，说话声几乎哽住了：“好吧，好吧，算了，算了，你是个好孩子。无论你想要怎样，你都可以如愿，只怕你自己的志向不够大而已！现在去睡吧……”玛丽·佩雷拉附和着他，又唱起她那两句歌儿：“无论你想要怎么样，你就可以怎样，你会实现自己所有的理想！”那时我已经认识到我们家里绝对相信良好的商业原则，他们在我身上的投资，期望得到丰富的回报。小孩子有吃有住，还有零用钱和长长的假期，还得到关爱，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免费奉送的，大多数小傻瓜认为这是他们被父母生出来后理应得到的补偿。“我的身上没有牵线！”他们唱道。但是我这个“匹诺曹”却看到了牵线。父母都受着利益的驱动——就是这么回事。对于他们付出的关爱，他们指望从我身上得到巨额红利，那就是成为伟人。别误解我的意思。我对此并不在意。那时候，我是个孝顺的孩子。我渴望满足他们的期望，也就是算命大师和装在镜框里的信对他们许诺的东西，但我就是不知道如何能做到这一点。伟大是从哪里来的呢？你怎么才能搞到一些呢？又是在什么时候呢？……在我七岁时，阿达姆·阿齐兹和“母亲大人”来我们家了。在我七岁生日那天，我乖乖地让自己给打扮得像渔夫那幅画上的孩子一样。穿着那身洋里洋气的服装虽然又热又紧，我还是笑了又笑。“瞧，我的小‘月亮瓣儿’！”阿米娜叫道，切开一个上面饰有糖做的牛羊的蛋糕。“太乖了！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其实因为又热又不舒服，再加上在那一大堆礼物之中没有巧克力长卷，我正想要大哭一场呢，我拼命忍住眼眶里的泪水，拿起一块蛋糕送给“母亲大人”，她生病躺在床上。别人递给我一副大夫的听诊器，让我套在脖子上。她让我对她进行检查，我给她开了个锻炼的方子，告诉她：“您必须从房间的这头走到衣柜那里，再往回走，每天一次。您可以靠在我身上，我是大夫。”她听从了我的话，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英国绅士搀着长了巫婆样的黑痣的外婆穿过房间，一瘸一拐的，吃力地走着。在这样治疗了三个月以后，她的病完全好了。邻居们带着甜奶饼和油煎杏仁饼来向她祝贺，“母亲大人”威严地坐在厅里的座位上，告诉大家说：“看见我外孙了吗？是他把我治好的，叫什么名字来着？天才！天才，叫什么名字来着，真是天神送来的礼物。”那么，真是这样吗？我是不是不用担心了呢？天才是不是完全与追求或者学习，或者知识、或者能力的大小无关呢？这东西会不会像一条精心织成的完美无缺的羊绒围巾，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就飘落到我的肩上来了呢？“伟大”这一天上掉下来的斗篷，绝不用送到洗衣工那里去。没有人会把天才像衣服那样放在石头上捶打……我外婆偶然说出来的那句话是个暗示，它成了我唯一的希望。后来的事情证明，她说得并不太离谱。（那一事件很快就会来到我身上，午夜之子们在等着呢！）
多年以后一个夜晚，在巴基斯坦，阿米娜·西奈头上的屋顶塌了下来，把她压得比米粉煎饼还要扁。就在那一夜，她的眼前出现了那个旧洗衣箱的形象。当它出现在她的眼皮底下时，她像对一个并不特别欢迎的表兄弟那样跟它打招呼。“那么，你又来了，”她跟它说，“嗯，干吗不呢？最近各种各样的东西老是回到我的眼前。看来无论是什么东西，你都没办法把它们完全抛到脑后去。”她就像我们家里所有的女人一样，未老先衰了，洗衣箱使她回忆起她第一回感到老之将至的岁月。一九五六年，天热得要命（玛丽·佩雷拉告诉我这是那些看不见的炽热的小虫子引起的），她只觉得耳朵里又嗡嗡作响起来。“我脚上的鸡眼疼得要命！”她大声说，上门来通知执行灯火管制的民防官员忧愁地暗自笑着想：战争时期老年人总是沉湎在往事之中，这样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随时去死。他从房子里面堆积如山的次品毛巾里面爬了出去，让阿米娜可以私下里商量她那些脏衣物如何处置……纳西埃·易卜拉欣，也就是“鸭子”纳西埃以前常常对阿米娜表示钦佩：“亲爱的，你的仪态真是美极了！风度真好！我发誓在我看来真是不可思议，你走来走去，那么轻巧，就像脚上装了轮子似的！”可是，在那个热虫子肆虐的夏天，我的风度优雅的母亲最后输掉了她跟鸡眼的斗争，因为圣者普鲁肖塔姆的魔法突然失灵了。水在他头顶心滴出一个秃班，这么多年来不停地滴水，他吃不消了。他是不是对他保佑的孩子，他的穆巴拉克的幻想破灭了呢？他的符咒失效，是不是我的过错呢？他带着满脸的烦愁，告诉我母亲说：“不要紧，要有耐心，我会把你的脚治好的。”但阿米娜的鸡眼越来越严重，她去看医生，医生给她用绝对零度的二氧化碳冰冻疗法。但那一来，复发起来就加倍厉害，结果她也瘸了起来，她那轻快的步伐一去不复返了，她认识到这是明确无误的老年的征兆。（我脑袋中充满了幻想，把她想象成是个童话中的人物——“阿妈，你其实恐怕是条美人鱼，为了爱上的男人，化成人的模样——因此，你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口上一样！”我母亲微微一笑，但是没有笑出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