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七月份时，阿赫穆德·西奈进入到一种几乎整天都是醉醺醺的状态之中。一天，艾丽斯告诉我们说他突然开车出去了一趟，弄得她担心别出事送了性命。不管怎样，他总算回来了，手上还提着一个蒙着布的鸟笼，他说里面是他刚刚弄到的宝贝，一只印度夜莺。“老天做证，他说了多久呀，”艾丽斯告诉我们，“他跟我讲了跟夜莺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所有那些夜莺唱歌等等之类的童话。例如：这位哈里发[12]被它的歌声迷住了，它的歌声会使美妙的夜晚变得更加久长等等。这个可怜的人引用波斯文跟阿拉伯文，天晓得他究竟说的是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但是他接下来掀开遮布，在笼子里面的只不过是只会说话的虎皮鹦鹉，朝尔市场上哪个骗子把它的羽毛涂上了颜色！可是，我怎么能够跟他说呢？这个可怜的人买到这只鸟，开心得要命，坐在那里老是嚷嚷：‘唱歌呀，小夜莺！唱歌呀！’……说起来真好笑，就在鸟儿由于羽毛上涂了颜色死掉以前，它也学会了这句话，便对他这样叫——并不是像鸟那样叽叽呱呱的，而是，嗯，用同他一模一样的声音说：‘唱歌呀，小夜莺！唱歌呀！’”
不过更糟的还在后头。几天过后，我同艾丽斯一起坐在仆人用的铁螺旋楼梯上，她说：“少爷，我真不知道你阿爸这会儿怎么搞的。他整天坐在那里嘴里不住地咒那条狗！”
那条杂种母狗是这年早些时候跑到二层楼高的小丘上来的，我们给它起名叫谢利，它不知道在梅斯沃德山庄动物的生活里充满了危险，选中了我们家。阿赫穆德·西奈在喝酒时便把它当作试验品，在它身上反复用家族的诅咒来咒它。
这个诅咒就是他当年生生捏造出来，想要镇一镇威廉·梅斯沃德的，但如今他的脑袋给弄得像一团糨糊，瓶中的精灵使他相信那并不是他生造出来的，只不过是他把词儿忘记掉罢了。因此他长时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胡思乱想，极力要想把那句话回忆起来……“那条畜生也真可怜，他咒它的话真是太可怕了！”艾丽斯说，“我老是怕它会立时立刻倒在地上死掉！”
可是谢利只是坐在角落里，傻乎乎地朝他咧嘴笑，既不生气也不激动。最后，一天傍晚，他突然从办公室里跑出来，吩咐阿米娜开车带我们去霍恩比大道，谢利也一起去。我们个个脸上莫名其妙，在大道上来回溜达着，接着他说：“你们全上车。”但他不让谢利上来……我父亲驾着这辆罗孚车，越开越快，谢利跟在后面死命追赶。“铜猴儿”叫道：“阿爸！阿爸！”阿米娜也恳求着：“先生，请停一停！”而我坐着，吓得大气也不敢出。我们开出了好几英里，几乎快到圣克鲁斯机场了。他终于在这条母狗身上出了口气，就因为它不肯在他的巫术前面低头……它跑得爆破了动脉，嘴巴和肛门里直冒鲜血，立刻就死掉了，有条饥饿的母牛站在一边呆呆地看着。
“铜猴儿”（她根本不喜欢狗）哭了一个星期。我母亲怕她脱水，硬要她喝下好几加仑的水。玛丽说，把水往她肚子里灌，就像是给草地浇水一样。不过我倒是很喜欢父亲作为我十岁生日的礼物送我的那条小狗，他买狗也许是出于一点儿内疚的心理吧。小狗的名字叫西姆基·冯·德·海顿男爵夫人，这条小母狗有纯种系谱登记证明，说明它的祖先中有好些是得奖的阿尔萨斯猎犬，不过后来我母亲发现这同那只涂了颜料的夜莺一样也是假货，就同我父亲忘记掉的诅咒和莫卧儿祖先一样完全出于想象。半年之后它患性病死掉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养宠物。
在临近我十岁生日的那段时候，脑子老是飘飘然顾自做着幻梦的不只是我父亲一个人。因为还有玛丽·佩雷拉，她醉心的是做出各种各样的酸辣酱、卤汁和咸菜来，尽管她性格开朗的妹妹艾丽斯来到了我家，但在她的脸上总现出一种忧烦的神色。
“哈罗，玛丽！”博多——她似乎被我这位犯下罪行的保姆打动了——对她回到舞台中央很是高兴，“那么她有什么心事呀？”
是这样，博多。玛丽老是觉得德哥斯塔的阴魂在纠缠她，她连觉都没法睡。她知道自己一合眼就会梦见他，因此强忍着不睡觉。结果她眼圈乌黑，眼睛里没了神。她的思想越来越糊涂，以致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醒着呢还是在做梦……进入到这种状态是很危险的，博多。不仅你做事受到影响，而且梦中见到的东西会时时出现……事实上，乔瑟夫·德哥斯塔已经越过了这道模糊不清的边界，如今在白金汉别墅里他不仅仅在梦魇中出现，而是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鬼魂。（那时候）只有玛丽看得见他，在我们家里所有的房间里他都出现在她面前，使她既恐惧又害臊的是，他竟然把我们这儿当成了他自己的家。她看见他置身于客厅里刻花玻璃花瓶、德累斯顿小雕像和吊扇不停地转动的影子之间，缩在柔软的单人沙发里，两条长腿穿着破裤子，搁在扶手上。他的眼睛就像是鸡蛋白，脚上有些窟窿，那是蛇咬出来的。有一回，她还看见他下午躺在阿米娜太太的床上，我母亲正在睡午觉，而他呢就镇静自若地躺在她身边，她脱口而出大叫起来：“嘿，是你！出去！你算什么呀，自以为是什么大亨了？”——结果只是把我母亲吵醒，弄得她莫名其妙。乔瑟夫的阴魂默不作声地对玛丽进行骚扰，最糟糕的是她在不知不觉中渐渐习惯了他的存在，她发觉那早已遗忘的怜爱之情又回到了自己的心中，尽管她告诫自己说这样简直是发疯，但她旧情难忘，这个早已不在人世的医院勤杂工又占据了她的心灵。
但是，这只能是单相思。乔瑟夫那鸡蛋白一样的眼睛一直毫无表情，他的嘴唇一直紧闭着，带着一丝讥讽的表示非难的冷笑。最后她意识到这一新的现形与她过去梦中所见的乔瑟夫并无不同之处（尽管他并没有缠她），假如她真正想要摆脱他的话，那么她就得去做那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就是向别人坦白自己的罪行。但是她没有坦白，这也许要怪我——因为玛丽把我当作她自己的亲骨肉（尽管我根本不是她生的，她也不可能怀我），要是她把这事说出来的话，那对我会是极大的伤害。这样，为了我的缘故，她忍受着她良心上鬼魂的熬煎，站在厨房里满面忧郁地煮饭（我父亲有天晚上喝了酒，把厨子解雇了）。顺便说，这倒成了我的拉丁语教科书Ora Maritima（“在海边”）上第一句话的写照：“在海边，保姆在煮饭。”Ora Maritima，ancilla cenam parat.盯着正在煮饭的保姆眼睛，你见到的要比任何教科书写的都要多。
在我十岁生日那天，许多事情都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在我十岁生日那天，在一九五六年酷热之后的反常气候——暴风雨、洪水、万里无云的天空中突然下起冰雹来——显然使第二个五年计划泡了汤。尽管大选已经迫在眉睫，政府不得不向世界宣布它不再接受需要定期偿还的发展贷款。（但我还是不要过分夸大吧。尽管到一九六一年这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钢产量只达到二百四十万吨，尽管在这五年当中无地的农民和失业者人数事实上已经增加，超过了英国人统治的任何时期，但还是有一些实质性的进步。铁矿的产量几乎翻了一番，发电能力确实增加了一倍，煤的产量从三千八百万吨跃升至五千四百万吨，每年生产棉布五十亿码。还有大量的自行车、机床、内燃机、电动机和吊扇。但是最后我还是忍不住要加上一个令人泄气的事实，那就是文盲率没有下降，人口继续攀升。）
在我十岁生日那天，我舅舅哈尼夫到我们家来了，他老是笑容满面用低沉的嗓音说：“大选就要开始了！注意共产党吧！”这使梅斯沃德山庄的人很是讨厌他。
在我十岁生日那天，在我舅舅哈尼夫胡乱嚷嚷的时候，我母亲（她近来常常神秘地失踪，说是“去买东西”）的脸总是十分显眼地涨得通红，真是莫名其妙。
在我十岁生日那天，父亲送给我一条阿尔萨斯种的小狗，结果证明并不真正是纯种。不久以后，小狗就患梅毒死去了。
在我十岁生日那天，梅斯沃德山庄人人都尽力装出一副高兴的模样来，但在这层薄薄的伪装下面，人人心底里其实都在想着同样的问题：“天哪，十年过去了！他们到哪儿去了？我们干了些什么呀？”
在我十岁生日那天，易卜拉欣老头宣布他支持大古吉拉特党。就孟买这座城市的归属问题而言，他站到了失败的一方。
在我十岁生日那天，母亲的脸红使我起了疑心，我去探查她的心事。我发现的东西使我决定要去跟踪她，使我变得同孟买的传奇私家侦探多姆·明托那样大胆，结果在先锋咖啡馆那里有了重要的发现。
在我十岁生日那天，举办了一个生日晚会，出席的有我家里的人，他们都忘了怎么快活起来了。还有大教堂学校里的同学，都是他们父母送来的，还有几个布里奇·坎迪游泳池有点儿游腻了的女子游泳好手。她们让“铜猴儿”跟她们混在一起，让她摸摸她们凸起的肌肉。至于成年人呢，有玛丽和艾丽斯·佩雷拉，还有易卜拉欣一家和霍米·卡特拉克和哈尼夫舅舅跟皮雅舅妈，还有丽拉·萨巴尔马提。每个小学生（还有霍米·卡特拉克）的眼睛都死死盯在她身上，再也不肯移开，使得皮雅很有些愤愤不平。但山顶这帮孩子当中只有忠心耿耿的松尼·易卜拉欣不顾酸溜溜的伊维·伯恩斯不准大家出席的禁令，前来参加了。他给我通报说：“伊维说了要把你开除出去。”
在我十岁生日那天，伊维、“眼睛片儿”、“头发油”，连“居鲁士大帝”也在内，袭击了我的秘密藏身之处，他们占领了钟塔，抢掉了我的地盘。
在我十岁生日那天，松尼一脸闷闷不乐的样儿，“铜猴儿”从她几个游泳好手那边跑过来，对伊维·伯恩斯火得要命。“我来教训她，”她跟我说，“别担心，哥哥，我要给她点颜色看看，肯定的！”
在我十岁生日那天，一帮孩子抛弃了我，我意识到还有五百八十一个孩子也在过生日。正是这样我明白了自己出生时刻的秘密。既然那帮孩子把我开除了，我决定自己来组织一个帮，这帮人遍布全国各地，它的司令部就在我的脑袋里面。
在我十岁生日那天，我把市幼童军俱乐部的缩写字母（它也是那个巡回比赛的英国板球队名的缩写）用到新的午夜之子大会上面，成为我自己的M.C.C.[13]。
这就是我十岁时的情况。在我的脑袋外面只有麻烦，在我的脑袋里面只有奇迹。
* * *
[1] 伐楼拿（Varuna），婆罗门教神名，“吠陀”中的司法神，被称为“宇宙大王”和“秩序的维护者”。
[2] 干闼婆（Gandharva），印度教中不吃酒肉只寻香气作为滋养的男神。
[3] 因陀罗（Indra），印度最古老的宗教文献及文学作品《吠陀》中的主神，司雷雨。
[4] 西高止山脉，在印度西南部，德干高原西侧。
[5] 黑暗时代（Kali-Yuga），印度教中认为构成历史循环的有四个时代，即黄金时代、微明时代、薄暗时代和黑暗时代。它们合成一个大时代，即Maha-Yuga。
[6] 梵天（Brahma），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创造之神，与湿婆、毗湿奴并称为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三大神。
[7] 娑罗室伐底（Sarasvati），意译为“辩才天女”，婆罗门教、印度教的文艺女神。也是一条河及河川之神的名字。
[8] 荣格（C.G.Jung，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首创分析心理学。同步性便是他给意义相关但无联系的巧合事件定的名称。
[9] 罗摩（Rama），印度教神名，最高神毗湿奴的第六、七、八三个化身之一。
[10] 比马（Bhima），十一至十三世纪瞿折罗的索兰基人的国王。
[11] 俱卢人是后期吠陀最负盛名的部落之一，般度人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记载的部落。
[12] 哈里发是中世纪阿拉伯国家元首的称号。
[13] 市幼童军俱乐部（The Metro Cub Club）和午夜之子大会（Midnight Children’s Conference）的英文缩写都是M.C.C.。
在先锋咖啡馆
除了绿色和黑色没有其他颜色墙是绿的天空是黑的（没有屋顶）星星是绿的那寡妇是绿的但她的头发却是乌黑乌黑的。那寡妇坐在高高的椅子上椅子是绿的座位是黑的寡妇的头发中间分开左边头发是绿的右边是黑的。像天那么高的椅子是绿的座位是黑的寡妇的胳膊长得可怕皮肤是绿的手指甲又长又尖是黑色的。在大墙之间孩子们是绿色的大墙是绿色的寡妇的胳膊像蛇一样悄悄往下伸蛇是绿色的孩子们尖叫了指甲是黑色的指甲抓挠寡妇的胳膊在搜索看到孩子又是跑又是尖叫寡妇的手拢住了他们只见一片绿色和黑色。这会儿孩子们一个个地给捂住嘴巴嗯嗯叫着没了声音寡妇的手将他们一个个举起来孩子是绿色的他们的血是黑色的，尖利的指甲划破皮肤血喷溅到墙上（绿色的）黑黑的卷曲的手将孩子一个个举到天空那样高天空是黑色的没有星星寡妇哈哈大笑她的舌头是绿色的，但她的牙齿却是黑色的。孩子在寡妇手里被撕开扯成两半那两只手将半片半片的小孩滚来滚去滚来滚去将他们滚成小球球是绿色的夜是黑色的。小球飞到夜色中在大墙之间孩子在寡妇的手里一个个地尖叫。“铜猴儿”和我（大墙是绿色的影子是黑色的）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爬着又宽又高的绿色的墙颜色越来越模糊变成了黑色没有屋顶寡妇的手来了孩子一个一个尖叫着嗯嗯的黑色的血溅到墙上。这会儿只剩下她和我的尖叫声再也听不见了寡妇的手来搜索搜索皮肤是绿色的指甲是黑色的朝角落里搜索搜索而我们越发往角落里缩我们的皮肤是绿色的我们的恐惧是黑色的。这会儿那只手伸过来伸过来了她我妹妹把我从角落里往外往外推而她瞪着那只手往里蜷缩指甲弯曲尖叫嗯嗯黑血飞溅往上高高飞起像天空一样高哈哈大笑的寡妇撕着我滚成了小球球是绿色的往外滚到夜色里夜色是黑的……
热度今天突然退了。两天当中（别人告诉我）博多整夜没睡，在我额头上敷湿毛巾，在我发烧梦见寡妇的手时她搂住我，两天当中她一直责怪自己不该让我服她去搞来的神秘的草药。“不过，”我安慰她说，“这回并不是草药惹的事。”这个热度我认得出来，它不是别处来的，只是来自我身体内部，它就像臭气一样从我身上的裂缝中散发出来。我在十岁生日那天就这样发过烧，在床上躺了两天。这会儿，随着往事又从我身上泄露出去，昔日的这个热度也回来了。“别担心，”我说，“这些细菌在二十一年前就来找过我的麻烦了。”
并不只是我们两人。这会儿是上午，在酱菜厂里，他们把我的儿子带来看我了。某人（别管是什么人）同博多并排站在我床边，手上抱着我的儿子。“少爷，谢谢老天你好些了，你不知道你在病中说了些什么话呀！”某人在焦急地说话，硬想要提前挤进我的故事当中来，但那是不行的……某人建立了这个酱菜厂以及附属的装瓶车间，并且一直在照应我的令人琢磨不透的孩子，就像从前……且慢！她几乎要把话从我嘴里套出来了，幸好我没有完全丧失理智，无论我发不发烧！某人只好往后退一退，暂不露面，等轮到她时再出场，那会安排在全书结尾。我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望着博多。“你不要以为，”我告诉她，“因为我在发烧，所以我说的话不能完全作准，我说的一切都是确有其事的。”
“噢，天哪，你跟你的那些故事呀，”她嚷道，“白天也讲，晚上也讲，你这病就是自己找的！哎，停些时候就不成吗？”我咬紧嘴唇，就是不作声。这一来她突然改变了态度：“那么，告诉我，先生，你想要吃点儿什么吗？”
“绿色的酸辣酱，”我说，“碧绿碧绿——就像蚱蜢那样绿。”那个不能说出名字的某人记得，告诉了博多（说话口气很是轻柔，只是在看病人或者葬礼上才这样说话）：“他的意思我明白。”
……那么，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就在即将要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描述一番时——先锋咖啡馆近在眼前，膝盖和鼻子的竞争即将开始——我干吗把一种调味品插到故事中来了呢？（在我可以对一九五七年大选描述一番时——二十一年前全印度的人都在等待投票时，我干吗要在这个故事中把时间浪费在一种不起眼的腌制品上面呢？）因为我嗅了嗅空气，在我的来客关切的面容后面，闻到了一阵辛辣的危险的气息。我想要保护自己，但我需要酸辣酱的帮助……
我以前一直没有告诉你工厂在白天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来说一说吧！以下就是以前没有提到的东西：在我房间绿莹莹的玻璃窗外面，有一道狭窄的铁通道。它往下通到蒸煮车间，车间里铜质大桶里不住地沸腾翻滚着，胳膊又粗又壮的女人站在木头梯子上头，冒着酱菜辣得呛人的烟气，用长柄大勺子在桶里搅动。而（从绿莹莹的玻璃窗另一边朝外看出去）铁轨在上午的阳光照耀下发出暗淡的光辉，每隔一段距离，便有电气化系统的凌乱的跨线桥。在大白天，厂门上方我们那个橘黄色和绿色的霓虹灯女神不再跳舞，为了节省用电，我们把她关上了。可是电气火车在用电，黄棕色相间的市郊火车轰隆轰隆地从达达尔和波里夫里、从库尔拉和巴塞因路往南开往丘奇盖特车站。穿着白色长裤的人像苍蝇一样簇拥在火车上。我不否认，在工厂里面，你也有可能见到几只苍蝇。但作为补偿，也有几只壁虎，一动不动地趴在天花板上，壁虎下颚的形状使人想起卡提阿瓦半岛……也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大桶里噼里啪啦地沸腾；胳膊上汗毛很重的女人在大声唱歌、骂粗话、说着荤笑话；尖鼻子、薄嘴唇的工头责怪着工人；从附属装瓶车间又不断传来酱菜桶咔啷咔啷的撞击声；再加上火车隆隆驶过，苍蝇嗡嗡叫着（不常有，但也无法避免）……就在这时，像蚱蜢一样碧绿的酸辣酱从大桶里舀了出来，盛到一个刚刚擦干净边上有橘黄色和绿色条纹的碟子里送了来，同时送来的还有一个碟子，上面放着从附近伊朗商店买来的小吃。这时候已经说明了的事情照常进行着，空气中充满了现在可以听见的声音（更不用说可以闻到的气味了），我独自一人躺在我办公室里的床上，突然一惊，意识到她们正提出要我出去散心。
“……等你身体好一点，”不能说出名字的某人说道，“去埃里芬特玩一天，坐摩托艇好好转一圈，那些山洞里面的雕刻很好看。或者去居胡海滩游泳，喝椰子汁，骑骆驼赛跑。甚至可以去阿雷伊米尔克区……”博多也说：“空气新鲜，对了，小娃娃跟父亲在一起也会开心的。”某人拍拍我儿子的脑袋：“对啦，自然我们都一起去。野餐呱呱叫，好好出去玩一天。少爷，那会对你身体有好处的……”
男仆端着酸辣酱到我房间里来了，我赶紧打断了她们的话。“不，”我表示反对，“我有事情要做。”我看到博多和某人交换了一个眼色，我意识到我的疑心完全是有道理的。因为以前我曾经上过当，也是被骗出去野餐！有一次，有人虚情假意地微笑着说好话，提议去阿雷伊米尔克区，把我骗出门钻到一辆汽车里面。我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便被几只手抓住了。接着到了医院的走廊里，医生、护士摁住了我，在我鼻子上套了个罩子，麻醉的气体直往我鼻子里灌，有人在说：数一二三四，一直数到十……我知道她们心里的打算。“听着，”我跟她们说，“我不需要医生。”
博多说：“医生？谁说医生啦？……”可是她骗不了谁。我淡淡一笑，说道：“喂，大家都来，吃点儿酸辣酱，我有要紧事情告诉你们。”
就在酸辣酱（跟一九五七年我的保姆玛丽·佩雷拉精心制作的一模一样，提起那段日子，总会想到这种跟蚱蜢一样碧绿的酸辣酱）将她们带到我的过去时，就在酸辣酱使她们情绪好转、渐渐听得进别人的话时，我对她们说了起来，我声音虽然不大，却很有说服力，借助于酸辣酱和我的口才，我使那些居心险恶的草药郎中没法把我弄到手。我说：“我的儿子将来会理解的，我是为了他讲我过去的事，就像是为了所有在世的人一样。这样在将来，等到我在同裂缝进行的斗争中垮下来之后，他就会明白。道德、评价、性格……这一切都是以记忆为基础的……我是在留下副本呢。”
绿色的酸辣酱涂在油炸香辣卷上，从某人的咽喉咽了下去，蚱蜢那样碧绿地涂在温温的薄煎饼上，在博多嘴唇后面不见了。我看到她们软了下来，便继续说下去。“我告诉你们真相，”我又说道，“是记忆的真相，因为记忆具有其特别的性质。它会进行选择、消除、改变、夸大、缩小、美化，也会进行丑化。但最后它创造出它自己的真实来，它对各种事件的记述形形色色，但前后一致。无论哪个精神正常的人都相信，自己说的话会比别人的更靠得住。”
是的，我说了“精神正常”这句话。我知道她们这时一定在想着：“许多孩子都在想象中为自己造出一些朋友来，可是哪里会有一千零一个！一定是精神上出了毛病！”午夜之子这件事甚至使博多也怀疑起我的话来。不过我把她劝说过来了，如今再也不会提出去的事了。
我是怎样说服她们的呢？有这样几种方法：一是说到我的儿子需要知道我的事情；二是解释一下记忆的原理；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有些简单天真，却是一片真诚，有些呢就跟狐狸那么滑头。“你们以为，”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脑瓜是不是出了毛病，是吗？就连穆罕默德一开始也以为自己发了疯，但先知有赫蒂彻和阿布·伯克尔[1]，他们使他相信神的感召是确有其事，没有人把他送到疯人院医生手里去。”这会儿，绿色的酸辣酱使得多年前的往事涌入到她们心中，我看到她们脸上现出内疚和羞愧的神气。“什么是真？”我越发滔滔不绝起来，“什么是精神正常？耶稣从坟墓里复活了吗？博多，印度教徒不是认为世界就是一场梦吗？梵天梦见了并且正在梦见宇宙。我们只是透过梦网模模糊糊地看到一切，这个梦网就是空幻境界。‘幻’，”我采用了一种高高在上的说教口气，“可以定义为一切皆空，就像骗术、诡计和圈套一样。特异景象、幻影、海市蜃楼、戏法等这些似是而非的现象，所有这一切都是‘幻’的一部分。要是我说某些事情确实发生过，而你们却深陷在梵天的梦中，觉得难以置信，那么我们当中究竟谁对谁错呢？再吃点儿酸辣酱吧，”我大度地说，自己也吃了一大口，“味道很不错。”
博多哭了起来。“我从来没有说我不信呀，”她哭着说，“当然，每个人谈自己的故事都会觉得真有其事，但是……”
“但是，”我打断了她的话，进行最后总结，“你也想要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不是吗？有关那些跳着舞却没有碰到人的手，还有膝盖，对吗？还有后来萨巴尔马提司令的奇怪的指挥棒，自然还有那个寡妇，对吗？还有那些孩子——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对吗？”
博多点点头。医生和疯人院的话到此为止，我又可以静下心来写作了。（除了博多伏在我脚下外，没有别人。）酸辣酱和口才、神学和好奇心，是这几样东西救了我。还有一样——把它称为教育，或者阶级出身吧，玛丽·佩雷拉会把它称为我的“教养”。我的这番话显出了自己的博学，我的发音又是这么纯正，这一来就把她们镇住了，她们觉得自己不配来对我说三道四。这自然不够光明正大，但是当救护车就等在门外拐角处时，无论采用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救护车的确在那里，我嗅到气味了。）不过——我还是有个宝贵的教训，那就是，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是很危险的。
博多，要是你对我是否靠得住有点儿不放心，嗯，有点儿不放心并不是坏事。自以为是的男人会做出可怕的事情来，女人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我已经十岁了，正在动脑筋如何藏到我母亲汽车的后备厢里。
就在那一个月，圣者普鲁肖塔姆（我从来没有将我的内心生活告诉过他）最后对自己静止不动的生活失去了热情，犯上了要命的呃逆毛病。整整一年他不住地打嗝儿，一打嗝他的身体就从地面上跳起几英寸，使得他那给水冲秃了的脑袋撞到花园里的水龙头上，裂开个吓人的大口子，最后要了他的性命。一天晚上，就在鸡尾酒时间，他侧着身子倒在地上，两条腿仍然盘着，一副打坐的姿势，这一来我母亲的鸡眼再也没有治愈的希望了。那段时候，我晚上常常站在白金汉别墅的花园里，望着苏联人造卫星从天空飞过，就同小莱伊卡——那第一只并且至今仍然是唯一一只进入太空的小狗那样既满心得意，又觉得十分孤独（不久之后染上梅毒的西姆基·冯·德·海顿男爵夫人坐在我身边，这只阿尔萨斯小母狗好奇地望着二号人造卫星在天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时候犬科动物对太空间的竞赛倒是挺感兴趣的）。在那段时候，伊维·伯恩斯和她手下那帮子人强占了我的钟塔，而洗衣箱早就不让我进去，何况我现在人长大了，也没法在里面藏身。因此，为了保密和健康的缘故，我只能利用我们隐秘的安静时刻去访问午夜之子——我同他们每天午夜进行联系，只有在午夜，午夜这个时刻在某种意义上处于通常意义上的时间之外，似乎是专为奇迹发生而准备的。也就是在那时候——我要说到正题了——我决心要亲眼看到，我在母亲心灵的前部所瞥见的那一可怕的现象确有其事。自从我躲在洗衣箱里听见两个丢脸的音节之后，我就一直在怀疑我母亲的秘密，而我闯入她的思维之中证实了我的猜想。因此，我眼睛闪闪发亮，怀着钢铁般的决心，一天下午放学后到松尼·易卜拉欣那里去找他帮忙。
我在他房间里找到了他，他房间里贴满了西班牙斗牛的海报，他呢正没精打采地独自在打室内板球。他一见到我便闷闷不乐地喊道：“嘿老兄伊维的事儿真抱歉老兄别人的话她都听不进去老兄见鬼你跟她啰唆什么呀？”……但我只是威严地举起一只手，叫他别作声，他照办了。
“老兄，没时间讲那个，”我说，“现在我想要知道的是，没有钥匙怎么开锁。”
在松尼·易卜拉欣身上有件事是千真万确的，尽管他梦想成为斗牛士，但他的才能是在机械上。有好些日子了，梅斯沃德山庄的自行车都由他负责修理、保养，作为交换别人便送给他连环漫画册，请他喝汽水。就连伊夫琳·利立斯·伯恩斯也把她的宝贝——印度自行车公司出品的名车交给他养护。他以一种纯真的愉快心情爱抚地摆弄着各种零件，所有的机械装置一到他手里都变得服服帖帖的，无论什么怪里怪气的小部件总难不倒他。换句话说，松尼·易卜拉欣在开锁方面已经是个专家了（当然是纯粹出于好奇而已）。
想到有机会来证明他对我的忠诚，他高兴得双眼发亮。“让我瞧瞧那把锁就是了，老兄！你带我去看吧！”
趁没人看见的当儿，我们沿着白金汉别墅和松尼家逍遥别墅之间的小道爬去，站到了我家那辆旧罗孚车后面，我指了指后备厢。“就是这东西，”我说，“我想既要能从外面打开，又能够从里面打开。”
松尼的眼睛瞪得老大。“嘿，老兄，你想干吗呀？想偷偷地从家里溜掉还是怎么的？”
我手指举在嘴唇上，显出一脸莫测高深的样子。“不能详谈，松尼，”我一本正经地说，“最高机密。”
“啊哈，老兄。”松尼说，他用一片薄薄的粉红色塑料条，半分钟工夫就把锁打开了。“拿去吧，老兄，”松尼·易卜拉欣说，“你比我更需要这东西。”
从前有个母亲，她为了能成为母亲，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掉了。她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一点一点地爱上自己的丈夫，但是她一直没有能够爱上一个器官。奇怪的是，正是那个器官才有可能使她成为人母。她的双脚因为生了鸡眼而一瘸一拐的，她的双肩在越积越多的负疚感的重压下耷拉下来。她丈夫的那个不可爱的器官没有能够从一场财产冻结中恢复过来，她跟她丈夫一样，最后屈服在电话的秘密之下，花费很长时间接听“打错号码”的人的电话……在我十岁生日之后不久（我刚从热病中恢复过来，隔了近二十一年之后，这种热病最近又来找我的麻烦），阿米娜·西奈又像近来常有的那样，一接到“打错号码”的电话，便马上抽身离开，急急忙忙出去买东西了。但这一次，在后备厢里有个偷着搭车的人，他躲在几个偷来的垫子后面，手上紧紧捏着一条粉红色的塑料片。
噢，一个人以替天行道的名义受的是什么罪呀！又碰又撞，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上下牙齿咯咯撞击，吸进的满是后备厢中橡胶的气味！而且时刻担心着被抓出来……“假使她真是出去买东西又怎么办呢？后备厢盖会不会突然打开？会不会扔进几只脚用绳子绑着、翅膀剪掉的活鸡，乱扑乱啄地钻到我的藏身之处来？她会不会看见我，天哪，那一来就得罚我一个星期不准讲话了！”我的膝盖曲在下巴底下——下巴底下放着一个褪色的旧垫子，免得被膝盖撞痛——我在不忠的母亲的车子里朝未知世界驶去。我母亲开起车来很是谨慎，她慢慢地驾驶着，拐弯时也倍加小心。但后来我身上还是颠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玛丽·佩雷拉以为我一定是打架来着，把我痛骂了一顿：“嘿天哪你这个浑小子瞧你长大了该怎么办你这混虫你皮包骨头还乱打架真奇怪他们没有把你撕得粉碎！”
我决心不再去多想一路的颠簸和后备厢里的黑暗，而是极其小心地让自己的思想钻到我母亲的心灵中那个专管驾驶的部分里面去，以便能观察我们行驶的路程。（与此同时我还发现，我母亲通常条理井然的心灵竟然变得相当纷乱，这真令人吃惊。在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按照人们内心思维是否有条理而进行分类。我发现自己喜欢内心乱成一团的人，这些人的这种那种想法不断地牵扯在一起，他们刚想到将要到口的食物，随即又转到了谋生这一重大的问题上去；刚静下心来考虑政治，随即又想入非非地做起男欢女爱的梦来，这同我自己这个乱七八糟的脑袋瓜很是相像。在我的脑海中，这件事情同那件事情搅和在一起，意识的白色小圆点就像野性十足的跳蚤一样从这件东西跳到另一件东西上……阿米娜·西奈天性勤快，做事有条不紊，这就使她的思维条理清楚得几乎有些反常。如今她竟然也陷入到心乱如麻的状态中，这真是十分奇怪的。）
我们朝北行驶，经过了布里奇·坎迪医院和马哈拉克斯米神庙，再经过法拉勃赫·帕特尔体育场和哈吉·阿里岛上的陵墓沿霍恩比大道往北，一直到以前（在第一个威廉·梅斯沃德的梦想成为现实之前）是孟买岛的那地方的北面。我们朝城市北部地区驶去，这一带成了外观千篇一律的大批经济公寓和渔村和纺织厂和电影制片厂（离此地不远！离这地方一点都不远，我坐在这儿可以看见市郊火车！）……当时我对这一地区完全不认识，我很快就弄不清方向了，不得不暗自承认自己迷了路。最后，在驶过一条不很讨人喜欢的小街（街上满是把堆放的下水管道当作栖身之处的人和自行车修理铺和衣衫褴褛的大人、小孩）之后，车停住了。我母亲下车时，好几群小孩拥了上来。我母亲平时见了苍蝇都不忍心驱赶，便拿出好些小硬币给了他们，这一来孩子来得更多了。最后，她好不容易才从他们的包围中脱身，沿着街道走去。有个孩子恳求着：“太太，要不要擦汽车？准保把汽车擦得锃亮，好吗，太太？我再替您看车，等您回来，好吗，太太？我看起车来呱呱叫，您去问旁人就知道！”……我一阵惊慌，连忙竖起耳朵听母亲如何回答。要是让一个小孩看在车子旁边，那么我怎么从后备厢里出来呢？这真让我为难，何况，要是我从后备厢里钻出来，准会在街上引起轰动……我母亲说道：“不要。”她沿着街道走去，一心想要擦车看车的那家伙最后也只好算了。不一会儿，所有人的眼睛都朝又一辆路过的汽车看去，大家巴望它停下，从里面也会走出一位把硬币当作花生米那样给人的太太来。趁这个机会（我一直通过好几双眼睛窥测，以挑选恰当的时机）我便用粉红色塑料片打开了锁，一眨眼工夫便站在街上后备厢关得严严的汽车旁边。我坚定地咬紧嘴唇，对伸过来的巴掌不予理睬，迈步沿着母亲走过的路往前走去。我这个长着猎狗一样的鼻子的袖珍型侦探，只觉得胸膛里面本该是心脏的部位有一只鼓在大声捶着……几分钟过后，来到了先锋咖啡馆门口。
窗玻璃脏脏的，桌上的酒杯也是脏脏的——先锋咖啡馆同城里繁华地区盖劳兹和克瓦里蒂斯咖啡馆比起来算不了什么。一个真正蹩脚的去处，木板上刷着“美味酸奶汁 头等甜奶面条 孟买口味松米糕”几个大字。在收银台旁边一台蹩脚收音机里播送着电影歌曲，一间又长又窄的淡绿色的房间，霓虹灯光一闪一闪的，在这个令人讨厌的地方放着一些铺着漆布的桌子。桌旁坐着一些牙齿残缺不全的人，面无表情地打着皱巴巴的纸牌。先锋咖啡馆尽管邋邋遢遢，年久失修，它却是许多人来寻梦的地方。每天一大早，咖啡馆里挤满了城里相貌英俊游手好闲的青年，所有这些二流子、出租汽车司机、搞点小走私的以及透露赛马内幕的情报贩子都是很久之前来到这座城市的，他们都梦想有朝一日成为电影明星，住上怪模怪样、俗里俗气的房子，挣到来路不明的钱。因为每天早上六点钟，几家大制片厂都会派出小职员到先锋咖啡馆来招收临时演员参加当天的拍摄。每天早上，在D.W.罗摩影片公司和菲米斯坦有声电影公司及R.K.影片厂来挑人的半个小时里，先锋咖啡馆成为全市雄心勃勃希望在电影界出人头地的人注意的中心。随着电影厂招人的带着幸运儿离去，咖啡馆变得空荡荡的，只有霓虹灯像平常那样有气无力地闪烁。到了午饭时间，又有一批不同的寻梦人来到咖啡馆里，他们整个下午挤在桌子旁一边喝美味酸奶汁、抽廉价香烟，一边打牌——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心愿。我当时并不知道，在下午时分，先锋咖啡馆是远近闻名的共产党人聚集地。
这时是下午，我看见母亲走进先锋咖啡馆，我不敢跟她进去，便待在街上，鼻子紧贴着肮脏的窗玻璃角落透过蜘蛛网朝里面张望。对别人好奇的眼光我统统不加理睬——因为我身上的白衣服尽管在后备厢里沾上了污迹，但还是浆得笔挺；我的头发尽管在后备厢里弄乱了，但仍然上了发油；我的鞋子尽管磨坏了，但仍然是有钱人家小孩穿的那种胶底帆布鞋——我看见她有几分犹豫，因为脚上的鸡眼，一瘸一拐地从摇摇晃晃的桌子和目光锐利的男人旁边走过。我看到母亲在狭窄的店堂远远一头暗影中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接着又看见一个男人站起身来招呼她。
这个人脸上皮肤松松的有不少褶痕，说明他以前一定很胖。他的牙齿因为嚼蒟酱卷的缘故变得黑黑的。他穿着一件又长又大的白色无领上衣，在纽扣洞周围有勒克瑙的刺绣。他头发很长，直直地披在耳朵上，典型的诗人风度，但是他的头顶又秃又亮。我耳边响起了两个在我家禁止提到的音节：纳，迪尔，纳迪尔。我意识到我心中懊悔得要死，我千不该万不该跟到这里来。
从前有一个躲在地下的丈夫逃走了，他留下了一份充满爱意的休妻文书。一个写的诗句连韵都不押的诗人，是野狗救了他的性命。在不见踪影十年之后，他又从不知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他的皮肤松松的，说明他从前很是肥胖。就同他以前的妻子一样，他也有了个新名字……纳迪尔汗现在成了卡西姆汗，如今他是合法的印度共产党的合法候选人，拉尔·卡西姆，赤色分子卡西姆。任何事情都自有一定的意义，脸发红的颜色也自有深意。我舅舅哈尼夫说：“注意共产党啊！”我母亲脸色通红，政治和情感在她的脸上结合在一起了……透过先锋咖啡馆脏脏的方玻璃窗户这个“银幕”，我注视着阿米娜·西奈和不再叫纳迪尔的人上演了他们的爱情场面。他们笨手笨脚的，地地道道的业余水平。
在铺着漆布的桌子上，有一盒香烟，是五五五牌特制高级烟。数字也都有意义：四二○就是骗局的名字。一○○一这个夜晚的数目代表魔力，代表另外一种现实——这个数字为诗人所热爱，而政客却讨厌它，因为对世事另有解释会对他们构成威胁。而五五五呢，多年以来，我一直深信这是最恶毒的数字，是魔鬼、是猛兽、是撒旦本人的代码！（这是“居鲁士大帝”告诉我的，我认为他是不可能弄错的。可是他弄错了，真正代表魔鬼的数字不是五五五，而是六六六。但是在我心中，一直到今天，三个五字还笼罩在阴暗的气氛之中。）……不过我说得有点离题了。这样说就可以了：纳迪尔或卡西姆喜欢的香烟是上面提到的特制高级烟，烟盒上印着三个五字，其生产厂家是W.D.与H.O.维尔斯。我没法直视母亲的面孔，只是死命盯着香烟盒子，将谈情说爱的双人特写镜头切换到这一包香烟的大特写上去。
可是这会儿手进入了画面之中——先是纳迪尔或卡西姆的手，这位诗人柔软的手有些地方如今结了老茧。两只手像蜡烛火焰那样忽隐忽现，在漆布上朝前伸出去，接着又突然缩回来。接下来是一个女人的两只手，像煤玉那样黑，就像只姿态优雅的蜘蛛一点一点往前移动。手抬了起来，离开了漆布桌面，在三个五上面移动，开始跳起最奇怪的舞蹈来，举起、落下、互相兜着圈子、互相穿进穿出，渴望着接触。手往外伸去，紧张地抖动着渴望接触——但最后总是突然缩回来，指尖避免接触，因为我在这个脏玻璃的电影屏幕上看到的毕竟只是一部印度片子，影片中严禁肉体接触，以免毒害印度年轻观众纯洁的心灵。还有桌子底下的脚和上方的面孔，一个人的脚朝另一个人的脚伸出去，面孔柔情地朝另一个面孔倾斜过去，但突然之间又往后退却了，就像是心狠手辣的审查官把镜头剪掉了一样……两个陌生人，各人都使用本不是他们真名字的拍片用的艺名，半推半就地演着这两个角色。我在影片结束之前就离开了，钻回到那辆没人看守也没人擦洗的罗孚车的后备厢里去，为了看见这事心里直懊悔，但又忍不住还想再看一遍。
最后我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我母亲举起手中半杯美味酸奶汁，我母亲的嘴唇以一种怀旧的神情轻轻触了触花花的玻璃杯边沿，我母亲的手将这个杯子递给了她的纳迪尔或卡西姆。他这个诗人呢，也用自己的嘴巴触了触杯子的另一边。因此，在这里生活模仿了蹩脚的艺术，哈尼夫舅舅的姐姐将间接接吻所表现的情欲带到了绿色霓虹灯照耀的昏暗的先锋咖啡馆里。
总而言之，在一九五七年盛夏，正当竞选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阿米娜·西奈一听到别人偶然提起印度共产党，脸就莫名其妙地红起来。她的儿子——他乱纷纷的心灵还能迷上新的东西，因为想法再多，十岁的孩子的脑袋也装得进去——跟踪她来到城市的北部，刺探到一个没有结果的爱情的痛苦场面。（由于阿赫穆德·西奈已经冻结起来，纳迪尔或卡西姆就是在性的问题上也并不处于劣势了。一边是整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咒骂杂种狗的丈夫，另一边是曾经情意深长地同她一起玩吐痰入盂游戏的前夫，处在这两人之间，阿米娜·西奈别无他法，只能在杯子上接吻和用手来跳舞了。）
还有几个问题。那就是，在那次以后，我有没有再使用过粉红色塑料片呢？我有没有再去那个临时演员和马克思主义者聚集的咖啡馆呢？我有没有向母亲指出她的行为的实质令人发指呢——因为哪个母亲可以——且不管以前有过什么事情——在她的独生儿子面前，她怎么能够怎么能够怎么能够这样呢？答案是：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我干的事情是：在她出去“买东西”时，我便钻到她的心灵之中。由于我再也不急于想要亲眼目睹发生的一切，因此便待在母亲的脑海之中，跟着她一起到城市北部去。就这样我以这种按常规不大可能的方式神不知鬼不觉地坐在先锋咖啡馆里，听人们对赤色分子卡西姆竞选的前景进行分析。尽管我身体在家中，我的灵魂却一直跟在母亲身边，随同她一起陪卡西姆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公寓里来回转悠拉票（这些分间出租的房子是不是我父亲最近卖掉的呢？那些租户他从此撒手不管了），她帮助他找人安好水龙头，并且找房东理论，要房东把对房屋的修理和消毒工作承担起来。阿米娜·西奈代表共产党在穷人当中开展工作——每每想到这件事，她自己心中也暗暗称奇。她这样做也许是因为她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贫乏了吧，但我这个十岁的孩子是不大会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的，我以自己的方式开始梦想有朝一日进行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