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我说，“别理他们。”我想要带着她走开。但是她继续说：“你可不能这样让他们随口乱讲吧？”她激动得上嘴唇冒出了唾沫珠子，她的舌头缩在嘴角里面。玛莎·米奥维克的目光仿佛在说：你是怎么回事呀？是汉子还是只老鼠？……在蛙泳冠军的魔力驱使下，我的头脑发热了。两只无往不胜的膝盖的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突然朝科拉可与费许瓦拉猛扑过去，他们还在傻笑，我的膝盖已经顶到了格兰迪的下身，他还没趴下，另一下已经把胖墩佩斯顶得趴在地上。我朝我的舞伴回过头来，她轻轻地鼓掌叫好：“嘿，伙计，干得不错。”
不过我的胜利也就到此为止了。胖墩佩斯正在站起来，格兰迪·凯斯已经朝我扑来……我不再装出男子汉的模样，而是转身拔腿就跑。那两个家伙在后面追赶，玛莎·米奥维克跟在他们后面，边跑边叫：“好样儿的，你干吗跑啊？”可是这会儿再也顾不上同她解释了，可不能让他们抓到。我冲到最近的教室里，想要把门关上，可是胖墩佩斯的脚已经跨了进来，这会儿那两个人都进来了。我朝门冲过去，我用右手抓住了门，想要把门拉开，看你往哪里逃，他们用力把门推上。我吓得要死，死命拉门，结果拉开了一条缝，我的手抓在门沿上，这时候胖墩佩斯全身用劲冲到门上，我还没有来得及抽出手来，只听见砰的一声，门关上了。门外边玛莎·米奥维克赶了过来，她低头朝地上一看，看见我中指的三分之一掉在那里，就像是一块嚼得烂烂的泡泡糖，这一来她立刻晕了过去。
并不疼痛，一切都像是很遥远。胖墩佩斯和格兰迪·凯斯逃掉了，不是去求救就是躲藏起来。我以纯粹的好奇心望着自己的手，我的手指变成了喷泉，红色的液体随着我心跳的节律喷涌而出。从来没有想到一根指头里竟然有这么多的血，很好看。这时护士赶来了，不要紧，护士。只不过擦伤表皮罢了。已经打电话给你父母，克鲁索先生去拿他汽车钥匙了。护士把一大团药棉放到指尖断掉的指头上，弄得就像是红色的棉花糖。这时克鲁索来了。萨里姆，快上车，你母亲会直接去医院。是，先生。断下来的那一截呢，有谁捡起来了？在校长这儿呢。谢谢你护士，也许没用了但也说不定。你拿着，萨里姆，我要开车……我完好无损的左手里拿着那一截断指坐在汽车里，驶过夜间回声震荡的街道，被送到了布里奇·坎迪医院。
在医院里，白色的墙壁、担架床，人人都在同时讲话。在我身边说的话就像喷泉一样滔滔不绝。“噢真主保佑，我的‘小月亮瓣儿’，他们怎么把你弄成这样了啊？”对这话，老克鲁索连忙说：“哎哎，西奈太太，学生就是这样，事故也是难免的。”我母亲听了勃然大怒，她说：“你这算什么学校呀？卡鲁索先生？我儿子手指给轧断掉，你还跟我说这种话。太不像话了，不像话，先生。”这时候克鲁索说：“我的名字其实——同鲁滨逊一样[1]，太太——哎哎，”大夫过来了，提出了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西奈太太，请问您的血型是什么？这孩子失血过多，可能要输血。”阿米娜回答：“我是A型，我丈夫是O型。”这时候她再也支撑不住，哭了起来，大夫又问：“哦，那么，您可知道您儿子的……”但尽管她父亲也是大夫，她还是得承认她没法回答是阿尔法（A）还是欧米加（O）这个问题。“不要紧，我们很快就可以验出来，不过猕因子呢？”我母亲泪眼蒙眬地回答：“我丈夫跟我都是Rh阳性。”大夫说：“很好，至少这点明白了。”
但是当我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坐着就行，孩子，我给你施行局部麻醉。不，太太，他受惊了，全身麻醉是不行的。好啦，孩子，把指头举起来不要动，护士，扶着他，一会儿就好。”——就在大夫将伤口缝合起来，并且极其高明地将指甲根移植上去的时候，突然从成千上万里以外的背景声中传出一阵慌乱的声音：“西奈太太能不能请您来一下”我没法听清楚了……别人说的话像是在天边浮动……西奈太太，您没有弄错吗？O型跟A型？A型跟O型？你们俩都是Rh阳性？异型接合还是同型接合？不，一定有哪里弄错了，他怎么会是……对不起，完全清楚……阳性……既不是A型也不是……对不起，太太，他是不是您的……不是抱养或者……医院护士插到了我和成千上万里以外的说话声之间，但是没用，因为这会儿我母亲在高声叫喊：“大夫，您自然得相信我的话，天哪，他当然是我们的亲生儿子！”
既不是A型也不是O型。还有Rh猕因子，简直不可能。接合性没法解释这一现象。在血液里还有罕见的凯尔抗体。我母亲哭了又哭，哭了又哭……“我真弄不懂。我父亲也是大夫，我真弄不懂。”
是不是阿尔法和欧米加把我的真面目揭穿了呢？是不是猕因子用它那无法答复的手指指出来了呢？玛丽·佩雷拉会不会被迫……我醒过来时，发觉自己躺在凉快的白色房间里，窗上挂着软百叶窗帘，耳边响着全印广播电台的节目。托尼·勃兰特在唱《落日红帆》。
阿赫穆德·西奈饱受威士忌糟蹋的面孔这会儿被更加糟糕的事情气歪了，他站在软百叶窗旁边。阿米娜低声在讲着什么。又是从成千上万里开外传来的断断续续的言语。先生请听我说，我求求你了。不，你在讲什么呀！当然是的，当然是你生的。你怎么能以为我会。那会是谁。噢真主啊来帮帮忙吧。我发誓我凭我母亲的脑袋发誓。轻声他醒……
托尼·勃兰特又唱起了另一首歌。奇怪的是他今天的节目很像维伊·维里·温吉演唱的“橱窗里的小狗多少钱”的歌声随着无线电波在空中荡漾。我父亲走到床边低头看我，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这样的脸色。“阿爸……”他说：“我早就该想到的。瞧，那张脸上有哪一点是我的！那只鼻子，我早就应该……”他转身走出房间，我母亲紧紧跟在他后面，慌乱得顾不上压低嗓门了：“不对，先生，你绝不可以对我有这种想法！我宁愿去死！我会的……”门在他们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外面响起了一个声音，像是拍巴掌，或者是抽耳光。在你生活中大多数至关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你的背后。
托尼·勃兰特开始唱起他最新的热门歌来，他的低声哼唱传到我那只健康的耳朵里面，歌声有板有眼地安慰我说：“乌云很快就会消失。”
……人说事后聪明，我，萨里姆·西奈，这会儿想要暂时来回顾一下那些事情。尽管这会破坏文章前后的连贯和写作的规矩，我让他认识到随后将要发生的事情，纯粹是为了使他能够产生以下的想法：“啊，内与外永远处在对立的状态之中！因为一个人在内心是一个整体，一个完全均质的整体。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乱七八糟地塞在他身体里面，他这一分钟是这个人，下一分钟就变成为另一个。另一方面，身体呢，也像别的东西一样也是均质的。它不可分开，要是你愿意，可以将它比作连衣裤装或者一座神庙那样。保持其完整是极为重要的。但我手指一断（可以理解的是，雷利的渔夫指着远方的指头已经预示了这件事），更不用提我头发又给揪掉一块，把这一切都给破坏了。因此我们进入到一种完全是革命性的事态之中，它对历史的影响肯定会相当惊人。你把身体上的塞子一拔掉，天晓得你会把什么东西给放出来。突然你永远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世道变成父母不再是父母，爱能够转化为恨。注意，这些仅仅是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至于它对公共活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那是——已经是——将会是同样深远的，这一点将来就会看到。”
最后，我还是将自己预知未来的天赋藏起来吧！在诸位面前的我是这样一副形象：一个十岁的孩子，指头上裹着绷带，坐在医院里的病床上，迷惑不解地想着血液和拍巴掌样的声音和他父亲脸上的怒容。镜头越拉越远，成了远景，我放大所配的音乐声，我说的话听不见了，因为托尼·勃兰特就要唱完他这套七拼八凑的歌了。他最后一个节目同温吉的一样，歌名也叫《女士们，晚安》。它欢快的声音响着，响着，响着……
（渐弱。）
* * *
[1] 这里的gas一词语意双关，见《中间开洞的床单》中注释。
科里诺小孩
从保姆到寡妇，我这人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老是有事找到我头上来。但是，尽管萨里姆·西奈一再倒霉受苦，但他硬要把自己看成是个主要角色。先是玛丽犯下了那件罪行，以后又有了伤寒和蛇毒的事；接着是两次意外事故，一是在洗衣箱里，二是圆形凹地上（那次开锁大王松尼·易卜拉欣让我突出的额头嵌入到他头上产钳夹出的凹痕里面，正是这一次遭遇打开了午夜之子的大门）。伊维把我一推和母亲难忘旧情都对我产生了影响。艾米尔·扎加罗气冲冲地拔掉我的头发，玛莎·米奥维克的啧啧夸赞又使我少掉了半根指头——事情够多的了，但这一切我都不当一回事，对各种与我的观点相悖的说法我一律坚决抵制，现在我要以一个科学家的态度，严肃认真地进一步要求取得我在事物中心的位置。
“……你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镜子。”总理信中的这句话迫使我科学地面对以下这个问题：是什么意义呢？一个人的生活可能影响国家的命运，这话又如何理解呢？对此，我的回答中必须用上一连串修饰词和连词符号了：我同历史的联系既是字面意义上的，又是比喻意义上的；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我们的（令人敬佩的现代的）科学家很可能称之为上述两对意义相反的修饰语的二元结合配置组成的“连接模式”。这就是为什么非得借助连词符号的缘故了：主动-字面意义、被动-比喻意义、主动-比喻意义和被动-字面意义，我同我的世界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
我感觉得出来，不懂科学的博多一头雾水，我还是回到有欠精确的普通说法上来吧。将“主动”和“字面意义”连在一起，我所指的当然是我所有那些直接（即在字面上）影响重大历史事件或者改变其进程的行动，例如：我为语言游行示威的群众提供了战斗口号。将“被动”和“比喻意义”连在一起呢，就包括了所有的社会政治思潮和事件，仅仅因为它们的存在，在比喻意义上我就受到了影响——例如：在细心阅读“渔夫手指远方”这一章时，你会意识到它的言外之意，那就是在这个新生国家全速发展的努力与我自己婴儿时期超常的生长速度存在着无法避免的联系……下面是“被动”与“字面意义”，这两个词儿连在一起便包括了国家大事直接影响我本人以及我家庭的所有时刻——在这个标题之下就有我父亲财产被冻结的事件，还有瓦尔克西瓦水库爆炸一事，正是这件事造成了野猫大举入侵。最后还有“主动-比喻意义”这一“模式”，这包括我做的事或者别人对我做的事反映在公共事务的宏观世界之中的各种场合，以及在象征意义上我个人的生活同历史合而为一。我的中指伤残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当我的中指尖被夹断，血液（既非阿尔法型也非欧米加型）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之时，历史上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事情涌到了我们身边。但因为历史运转的规模要远远大于个人，因此要经过长得多的时间才能将它缝合起来，把乱糟糟的局面收拾干净。
“被动-比喻意义”“被动-字面意义”和“主动-比喻意义”，午夜之子大会这三者兼而有之。但它永远不会变成我最希望的，我们从来没有按照那个最意义的第一种模式行事，“主动-字面意义”跟我们不沾边。
变化无穷无尽：九根指头的萨里姆被一个矮胖的金发护士带到了布里奇·坎迪医院门廊里，护士脸上笑容生硬，一副虚情假意的模样令人害怕。外面又热又亮，弄得他直眨巴眼睛，尽力想要看清阳光中朝他走来的两个模糊的人影。“看见了吗？”护士柔声说，“瞧瞧是谁来接你了？”萨里姆意识到外面有了什么大麻烦，因为来医院接他的本应该是他父母，而如今在半路上却变成了他的保姆玛丽·佩雷拉和哈尼夫舅舅。
哈尼夫·阿齐兹洪亮的笑声就像是停泊在港口里的轮船上的汽笛，他身上的气味就像是古老的卷烟厂。我非常喜欢他，喜欢他的一切，他笑声爽朗，胡子也没有好好地刮，身上总带着不修边幅的神气，做事大大咧咧，一动就很容易闯祸。（每回他来白金汉别墅时，我母亲总要把刻花玻璃花瓶藏好。）大人向来都认为他不懂规矩（“注意共产党呀！”他大声喝道，他们脸红了），这就使他特别受到小孩子的欢迎——都是别人的孩子，因为他跟皮雅舅妈没有孩子。将来有一天，哈尼夫舅舅会在突然之间，从自己家里的屋顶上跨下来。
……他在我背上一拍，把我打得跌跌撞撞地扑到玛丽的怀里。“嘿，你这摔跤好手！气色不错呀！”可是玛丽却连忙说：“耶稣啊，怎么这样瘦？医院里没有好好给你吃饭吧？你要不要吃玉米布丁？还是牛奶香蕉泥？他们有没有给你吃马铃薯条？”……这时候萨里姆只是朝四处张望，这个新世界里一切似乎变化得太快了。等他说出话来的时候，他的声音又尖又高，仿佛是有人在后面追赶似的。“阿妈跟阿爸呢？”他问，“‘铜猴儿’呢？”哈尼夫声若洪钟地说：“呱呱叫！这孩子真是有条有理的呢！来吧，小摔跤好手，坐到我的帕卡特车里面去，好吗？”同时说话的还有玛丽·佩雷拉，“巧克力蛋糕，”她在许愿，“圆甜饼、开心果、五香三角肉饺、奶糖。你太瘦了，孩子，风都会把你刮走的。”帕卡特车开走了，它没有在华尔顿路拐弯驶上两层楼高的小丘。萨里姆忙问：“哈尼夫舅舅，我们去哪儿……”来不及下车，哈尼夫哈哈大笑：“你皮雅舅妈在等着呢！天哪，瞧吧，我们可以玩个痛快！”他像是搞什么诡计样似的压低了声音，含糊地说：“开心得不得了。”玛丽也说：“可不是吗，孩子！还有牛排！绿色的酸辣酱！”……
“不要深绿的。”我说，终于扛不住了，他们两人的脸上显出了如释重负的神气。“不要，不要，当然不要，”玛丽连忙说，“要浅绿色的，孩子，你喜欢哪种就哪种。”“淡绿色的，”哈尼夫说道，“天哪，绿得就像是蚱蜢那样！”
一切都太快……我们这会儿已经到了坎普角，周围汽车飞驰，快得像是子弹那样……但有一样东西没有变。科里诺小孩还是在他的广告牌上照样露出牙齿笑着，这个头戴叶绿素绿帽子的永远长不大的小淘气老是露出牙齿傻笑，他没完没了地将一管永远挤不完的牙膏挤到一把亮闪闪的绿色牙刷上：“使牙齿清洁光亮！用科里诺牙膏，使牙齿洁白！……”你也许会希望把我也想象成一个无意识的科里诺小孩，从一个无底洞一样的管子里将危机和变化挤出来，将时间挤到比喻意义的牙刷上。洁白清凉的时间，带着叶绿素的绿色条纹。
就这样，我第一次被赶出家门。（以后还会有第二次和第三次。）我对此并无怨恨之意。我当然已经猜到有一个问题我是绝不能问的，就是我是给无限期地租借了出去，就像斯坎德尔角旧书摊上的连环画那样。我父母什么时候要我回去，他们是会来接我的。什么时候，或者究竟会不会要我回去，我心中都没有底，因为我给赶出家门，完全要怪我自己。我长着两条罗圈腿、黄瓜鼻子、凸出的太阳穴，脸上还有胎记，已经够糟的了，如今不是又多了一样残缺吗？长期以来，我父母心中一直不好受，（我告诉他们自己能听到各种各样声音那回几乎让他们受不了）如今我又把手指轧断了，他们哪能再经受得住？我再也算不上是个良好的投资机会，他们还值得再在我身上投入他们的爱，为我提供保护吗？……我舅舅和舅妈把我这样一个没人要的孩子收留下来，我决心要好好报答他们，做一个好侄儿，同时等待转机。有时候我盼望“铜猴儿”会来看我，甚至打电话给我，但老想这种事情只会使我的心态失去平衡，因此我尽力不去想它。此外，跟着哈尼夫和皮雅·阿齐兹住确实如我舅舅所说的，开心得不得了。
他们自己没有生育过，对孩子喜爱得不得了，因此对我的关怀真算得上无微不至，使我十分感动。他们的套房面积不大，面临航海小道，但是有个阳台，我尽可以在上面朝底下的行人头上扔花生壳。卧室只有一间，让我睡在一张柔软舒服的白色长沙发上，上面有绿色的条纹（这也初步证明我变成了科里诺小孩）。保姆玛丽显然是陪我流放的，便睡在我身边的地板上。白天，她就像她说的那样用蛋糕甜食来塞满我的肚皮（我现在相信钱是我母亲出的）。照理说，我应该很快发胖，但是我又一次朝另一个方向长了起来，在这个历史开快车的一年的年尾（我只有十一岁半时），我已经长得了现在这个高度，照说小孩常常会胖嘟嘟的，但我呢，就仿佛有人抓住了我身上的肥肉使劲挤，力量比挤牙膏大得多，结果呢把我挤成了个瘦长条子。就这样科里诺效应使我没有患上肥胖症，我无忧无虑地待在舅舅、舅妈身边，他们因为家里有个孩子开心得要命。在我把七喜汽水泼在地毯上，或者对着饭桌打喷嚏时，我舅舅最厉害的责备不过是用他那汽船一样低沉的声音叫道：“哎哟！这坏蛋啊！”他咧开嘴巴笑着，一点儿也不可怕。与此同时呢，我舅妈皮雅又成为下一个使我入迷并且最后将我彻底毁掉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有好多个）。
（我应该提一下，在我住在航海小道套房里的那段日子里，我的睾丸在未做任何预告的情况下提前脱离了骨盆的保护，下降到两个小小的阴囊里。这一事件对下面发生的事情也是有影响的。）
我的舅妈，貌若天仙的皮雅·阿齐兹，跟她住在一起就像是生活在孟买有声电影热烘烘、黏糊糊的中心一样。在那个时期，我舅舅的电影事业已经走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下坡路上，皮雅的明星生涯随之一落千丈，世事本来就是这样。但是，在她面前，根本不允许有失败的想法。皮雅没有电影可演，她便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故事片，我在其中扮演了越来越多的小角色。我是她忠实的跟班，身穿衬裙的皮雅把她那柔软的臀部朝我挪过来，我拼命想要把目光移开，她咯咯直笑，画了眼眶的眼睛亮亮的，傲慢地闪烁着——“来啊，孩子，你害臊什么呀，我来裹纱丽，替我抓住褶裥。”我又是她的心腹。我舅舅坐在绿色条纹的沙发上用打字机打出没人会出资拍摄的电影脚本时，舅妈总是以怀旧的口吻对我讲起昔日的辉煌，我一边听，一边尽量不去看那两个美丽迷人的球体，它们像甜瓜那么圆，像芒果那么金灿灿的——你一定猜得出来，我说的是皮雅舅妈那两个令人销魂的乳房。她呢，坐在床上，一只胳膊横在额头上慷慨陈词：“孩子，你是知道的，我是个大演员，我演过好几个重要角色！但瞧瞧看，竟然会落到这种田地！孩子，天晓得从前有多少人求着要到这里来见我。从前《电影节目》和《银幕女神》的记者为了挤进来还付钱请人打点！是啊，还有舞蹈，我在威尼斯饭店赫赫有名——所有那些大牌爵士乐手都坐到我的脚下。是的，连那个巴西人也在内。孩子，在《克什米尔的情人》上映之后，还有谁能够超过我？珀比不行，维加严提马拉也不行，没有哪个比得上我！”我呢，使劲点头附和，没有——当然没有——没人能够，而她那对令人销魂的甜瓜一起一伏……她戏剧性地叫喊了一声，接着说：“但就是在那时，在我们名扬四海，每一部电影都轰动得不得了的时候，你这个舅舅却要像个小职员一样住在两居室的公寓里！我没有计较，我不像有些女演员骨头轻。我的生活很简单，没有要卡迪拉克豪华车或者空调或者从英国进口的邓洛皮洛软床，也没有像那个罗克西·维西瓦纳塞姆那样弄个形状像比基尼游泳衣一样的游泳池！我就像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那样住在这儿，在这儿我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不过有一点我是有数的，我的面孔就是我的本钱，有了这样东西，我还需要别的什么财富呢？”我连忙表示同意：“舅妈，不需要了，根本都不需要了。”她愤怒地尖叫起来，就连我被父亲打聋的耳朵也听得见她的叫声。“是的，当然是这样，你也想让我过穷日子！世上人人都巴不得皮雅讨饭呢！就连那个人，你那舅舅也是一样，他整天在写那些无聊得要命的脚本！哦，天哪，我跟他讲，加些舞蹈进去，再安排在有异国情调的地方！让里面的反面人物更坏一些，干吗不让里面的主角更有点男子气呢！可是他却偏不肯，说那全是垃圾，他现在认识到了——虽然他以前并没有这样自以为是！如今他必须写普通老百姓，写社会问题！我说，好吧，哈尼夫，写那个吧，那也很不错，但是要加点儿常见的滑稽内容，再来段舞蹈让你的皮雅来跳，然后再来点悲剧和戏剧性场面，观众要的就是这个！”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这会儿你明白他在写什么了吧？他写的是……”她那副模样仿佛心都要碎了似的“……是一个酱菜厂里的日常生活！”
“轻声点，舅妈，轻声点，”我求她，“哈尼夫舅舅会听见的。”
“让他听见好了！”她怒吼道，这会儿泪如雨下了，“让他在阿格拉的母亲也听听，他们会让我没脸见人，活不下去的！”
“母亲大人”从来就不喜欢她这个当演员的媳妇。我有一回听见她跟我母亲讲：“娶个演电影的，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儿子睡到贫民窟里去，叫什么名字来着，要不多久，她得让他喝酒、吃猪肉的。”最后，眼看她儿子非要娶这个女人不可，她无计可施，只好气鼓鼓地让步。但是她随即给皮雅写起信来，敦促她改弦更张。“听着，媳妇，”她写道，“别干演电影这一行了。干吗去干这种不知廉耻的事儿呢？工作，好的，你们这些年轻女子都有现代观念，但是脱光了衣服在银幕上跳舞，那怎么行？只要小小一笔本钱就可以获准开个加油站，我马上就可以给你钱办起来。坐在办公室里，雇几个人，这才是正当的工作。”我们没有人知道“母亲大人”是从哪里得到开加油站的灵感的，这个念头到了她老年愈来愈强烈，成为她念念不忘的事儿。但她反反复复地跟皮雅啰唆，弄得女明星烦得要命。
“这老太干吗不叫我去做打字员搞速记呢？”有天吃早饭时皮雅当着哈尼夫和玛丽的面儿跟我抱怨说，“干吗不去开出租车，或者学手工织机去呢？告诉你，成天这样汽油啊什么的，真要把我给气疯了。”
我舅舅气得直发抖（这在他是从来没有过的）。“当着小孩的面，”他说，“她是你婆婆呀，你该放尊重些。”
“是该对她尊重些，”皮雅跳起身走出房间，“但是她却要汽油[1]。”
……在我所扮演的小角色当中，我最最喜爱的便是每当皮雅和哈尼夫请朋友来打牌时，我被提拔到了她从来没有的儿子这一神圣的位置上。（我这个秘密结合的孩子所拥有的母亲数目，比大多数母亲所拥有的孩子都要多。能够产生出父母亲来一直是我十分奇怪的本领之一——这种情况与儿女众多恰巧相反，避孕药完全无能为力，连那个寡妇本人对此也无可奈何。）在客人面前，皮雅·阿齐兹总会高声说：“瞧，朋友，这就是我自己的小王子！是我戒指上的宝石！我项链上的珍珠！”她总会把我拉到她跟前，拢住了我，使我的鼻子顶在她胸前，舒舒服服地枕在她那两个柔软的妙不可言的……之间，我简直承受不了这样的快乐，总是把头扭开。但我成了她的奴隶，我现在也明白了她怎么会让我同她这样亲密。尽管我睾丸早熟，长得很快，但我还是露出一副对男女之事一无所知的天真样子（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萨里姆·西奈住在舅舅家里的时候，仍然穿着短裤。在皮雅眼里，我露在外面的膝盖证明我还是个小孩。我脚上的短统袜使她上了当，她把我的面孔按在她的乳房上，一面用银铃似的声音凑在我一只好耳朵边上说：“孩子啊孩子，别害怕，你头上的乌云很快就会散掉的。”
对我舅舅，也像对我当演员的舅妈一样，我（越来越完美地）扮演了一个替身儿子的角色。哈尼夫·阿齐兹白天总是坐在条纹布的沙发上，手里拿着铅笔和练习本，创作他的酱菜史诗。他腰上松松地围着他平时老围的那块腰布，用一个无比巨大的别针别好。两条毛茸茸的腿从腰布皱褶中伸了出来。由于一直抽金叶牌香烟，他的手指甲上染得黄黄的，他的脚指头上似乎也染上这种颜色。我常想象他是不是用大脚趾夹着香烟来抽。我对这幅景象大感兴趣，便问他是不是真的能够用脚趾夹住香烟。他二话不说，立刻塞了根金叶牌香烟在大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中间，把身体扭成了个怪模样。我拼命拍巴掌，但是他后来似乎疼了一整天。
我像一个孝顺儿子那样帮他做事，替他倒烟灰缸、削铅笔、送水喝。他呢，在初入电影界出了一番风头之后，记起了自己父亲的榜样，对任何显得有点不真实的事情一概极力反对，照常写着他那部注定不会成功的电影脚本。
“小家伙，”他同我说，“这个该死的国家已经做了五千年的梦了，现在到了它醒过来的时刻啦。”哈尼夫喜欢攻击王子啊妖怪啊、天神啊英雄啊，事实上，攻击孟买传统影片中的一整套形象。在这个对幻象顶礼膜拜的神庙中，他变成了提倡反映现实的大祭司。我呢，对自己神奇的天性心中有数，这种天性使我完全卷入（哈尼夫蔑视的）印度神怪生活之中。每当他说起这种事情时，我总是咬住嘴唇，不知道该往哪里看才好。
哈尼夫可算是孟买电影业中唯一一位现实主义编剧了，他正在创作的剧本写的是一个完全由妇女创办、管理并且工人也全是女性的酱菜厂。其中以很长的篇幅描写组织工会的事，对腌菜的过程也有详尽的描述。他总是向玛丽·佩雷拉讨教配方，他们常常好几个小时谈论着如何才能将柠檬、酸橙和加兰香配得恰到好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自然主义的忠实信徒却如此成功地（即使是不自觉地）预言了他自己家族的命运。《克什米尔的情人》里的间接接吻预示了我母亲和她的纳迪尔或卡西姆在先锋咖啡馆的会面。他这部有关酸辣酱的脚本虽然没有拍成电影，但其中也包含了一个极其准确的预言。
他不断地拿写好的许多脚本去找霍米·卡特拉克。卡特拉克一部也没有拍。在航海小道的小套房里到处都是剧本，你上厕所时先得把马桶盖上的剧本拿掉才行。不过卡特拉克（是大发善心，还是出于另一个很快就会拆穿的秘密？）还是付给我舅舅一份拍片的工资。哈尼夫和皮雅就靠着那个人慷慨赠送的这笔钱生活，但不久之后，这个人会成为被飞快成熟的萨里姆送掉性命的第二个人。
霍米·卡特拉克请求他：“能不能加一个爱情场面？”皮雅说：“你怎么啦，以为乡下人愿意掏钱去看女人腌阿方索芒果，是吗？”但是哈尼夫顽固不化：“这部电影说的是干活，不是接吻。没有人腌阿方索芒果，你得用大核的芒果。”
据我所知，乔瑟夫·德哥斯塔的鬼魂并没有跟随玛丽·佩雷拉到我舅舅家里来，不过，没有了他反而使她心里更加不安。在航海小道居住的那些日子里，她担心他会不会在别的人面前现形，并且会趁她不在家的时候，把独立日那天夜里纳里卡尔大夫产科医院里那一可怕的秘密揭露出来。因此，每天一早，她都失魂落魄地赶回到白金汉别墅去，走到那里时几乎都支撑不住了。只有发现乔瑟夫既没有现形也没有作声时，她才松口气。但在她回到航海小道，忙着做五香三角饺、蛋糕和酸辣酱的当儿，她又随即担起心来……但由于我已经决定（我自己的烦恼也够多的了）除掉午夜之子之外，别人的心事一概不去打探，因此我对她为什么会这样并不清楚。
恐慌招来了更多的恐慌，玛丽坐在挤满人的公共汽车里面来来去去时（因为电车刚好中断了），听到了各式各样的谣言和奇谈怪论，她深信这一切都确有其事，又告诉了我。按照玛丽的说法，这个国家处在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控制之下。“是啊，孩子，有人说在库鲁克西特拉有个锡克族的老太半夜醒来，看到就在她的草屋外面古代的俱卢人和般度人正在打仗！报纸什么的都登载了，她指着一块地方说就是在那里她看见了阿朱那和卡尔纳的战车[2]，烂泥地上真的有车轮碾过的痕迹！天哪，还有同样糟糕的事儿呢，在瓜寥尔他们看见了詹西女王的鬼魂，有人看见罗刹[3]像罗婆那一样有许多脑袋。他们糟蹋妇女，用一个指头就把树连根拔出来。我是个忠实的基督徒，孩子，但是他们告诉我说在克什米尔发现了耶稣基督的坟墓时我真觉得害怕。墓碑上刻着两只脚被刺穿了，当地有个卖鱼的女人发誓说在受难节那天她亲眼看见脚在流血——是真正的血，上帝保佑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孩子，这些老古董干吗又活转过来吓唬老实人呢？”我呢，睁大眼睛听着，尽管我舅舅哈尼夫哈哈大笑，我直到今天还有几分相信，在那个一桩桩事件加快速度接踵而至的病态的日子里，印度的古老的往事确实从坟墓中跳出来同它的现在捣蛋。这一切都以可怕的方式提醒这个新生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不要忘记它那神话充斥的历史，在那时民主和妇女选举权都无关紧要……因此人们普遍带有一种怀旧的渴望，忘记了自由这个新神话，又回归到他们古老的方式，像古代那样只是对自己的地区保持忠贞，对别的地区则充满偏见，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了裂缝。正如我说的，你完全不会想到，只是削掉了一根手指头，竟然会像拧开水龙头一样放出这么多的乱子来。
“孩子，母牛变得无影无踪，啐！村子里农民要挨饿了。”
也就是在这时候，我也受到了一个奇怪的妖魔的骚扰。为了让你能够弄懂我的意思，我得首先谈一谈在一个原本很正常的夜晚发生的一段插曲，那天哈尼夫舅舅和皮雅舅妈请了好些朋友来打牌。
我舅妈说话往往喜欢夸大，因为尽管《电影节目》和《银幕女神》的记者不来了，但我舅舅的家里仍然常常宾客盈门。在打牌的晚上，房子里挤满了客人，既有谈论着美国杂志上争吵和评论的爵士乐手；又有手提包里带了喷喉剂的歌手；还有乌代·仙卡舞蹈团的团员，这个舞蹈团试图将西方芭蕾和印度舞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新型的舞蹈来；还有与全印广播电台签约要在该台的音乐节上表演的音乐人；还有彼此之间气冲冲地争论的画家。大家叽叽喳喳谈政治，谈别的事情。“实事求是地讲，全印度画家当中就只有我一个人以一种真正的思想上的责任感从事创作！”——“噢，费尔迪太倒霉了，他在这以后别想再有乐团了”——“梅农？别同我谈什么黑天神。他坚持原则的时候我认识他，我自己从来没有放弃……”“啊哈，哈尼夫，对啦，最近赤色分子卡西姆怎么老没有来呀？”我舅舅不安地望了望我，说道：“嘘——什么卡西姆呀？我根本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
……公寓里人们七嘴八舌，外面航海小道上灯光明亮，人声嘈杂。出来遛狗的人从小贩手里买昌贝丽花和炒豆子，乞丐嚷嚷着讨钱，卖松米糕的大声吆喝。路灯沿着马拉巴山蜿蜒而上，像是一大串弧形的项链……我同玛丽·佩雷拉站在阳台上，把听力有毛病的耳朵对着她，听她低声说着那些流言，我背对城市，面前是挤在一起叽叽喳喳打牌的人。有一天，在打牌的人当中，我看到了凹眼睛、态度严肃的霍米·卡特拉克先生。他很有些不自然地热情同我打招呼：“嘿，小伙子！过得不错吧？当然，当然不错！”
我舅舅热衷于打拉密[4]，但他像是着了魔似的有个奇怪的习惯——那就是他总要等到手上凑齐了十三张红桃同花顺以后才摊牌。非要红桃不可，一手红桃牌，其他的统统不要。为了追求这一无法达到的完美境界，我舅舅会把好好的三张同点子牌或者黑桃、梅花或者方块的同花顺子扔掉，使得他的朋友闹哄哄地叫好。我听见有名的吹唢呐的乌斯达德·钱吉兹汗（他把头发染黑了，因此在热天晚上，他耳朵上部流着黑色的汗水）同我舅舅说：“算了，先生，别再非得要红桃不可了，还是学大家的样子吧！”面对这一诱惑，我舅舅哈哈大笑，笑声把喧闹声都压下去了：“不，该死，见鬼，我还是要照老规矩！”他打牌就像个傻瓜，但我从来没有看到别人像这样认定目标死不放松的，心里直想为他喝彩。
哈尼夫·阿齐兹那出名的牌桌上的常客之中有一位是《印度时报》的摄影记者，他肚子里装满了荤笑话和粗俗的故事。我舅舅把我介绍给他说：“这一位就是把你登在头版的，萨里姆。他叫卡里达斯·古普塔。这位摄影师确实很可怕，真正算得上是个坏胚子。不要同他谈得太久，他会用丑事儿把你迷得头昏脑涨的！”卡里达斯一头白发，长着一个鹰钩鼻子。我觉得他有趣极了。“你真的知道丑事吗？”我问他。但他只是回答说：“小子，要是我说出来的话，你听得耳朵也会发烫的。”但是他从来不知道那个邪恶的天才，本市空前的最大的丑事的幕后人物不是别人，就是“拖鼻涕”萨里姆……我不能超前讲述。有关萨巴尔马提司令那奇怪的指挥棒的事情不到时候不能讲。尽管一九五八年这个年份本质上诡谲多变，我绝不能颠倒前因后果的顺序。
我独个儿待在阳台上。玛丽·佩雷拉在厨房里帮皮雅准备三明治和奶酪饼，哈尼夫·阿齐兹呢还在专心致志地收集十三张红桃，这时候霍米·卡特拉克走出来站到我身边。“来吸一口新鲜空气。”他说。“是啊，先生。”我回答。“嗯，”他深深呼了口气，“嗯，嗯。生活过得不错吧？顶呱呱的小伙子，我来同你握个手。”十岁小孩的手落到了“电影大王”的巴掌里（是左手，受伤的右手无奈地垂在我身边）……这会儿发生了一桩令人震惊的事儿。觉得有张纸条塞到左手巴掌里——居心险恶的纸条，被一个拳头熟练地塞了进来！卡特拉克的手握得更紧了，他压低了声音，仍然像眼镜蛇那样咝咝地响，他的话在放着绿色条纹沙发的房间里是听不见的，却完全穿透了我那只好耳朵：“把这东西给你舅妈，不要让别人看见，懂吗？不能说出去，要不我会派警察来把你的舌头割掉。”在这之后，声音又变大了，显得很亲切：“很好！见到你兴致这样高，真叫人快乐！”霍米·卡特拉克拍拍我的头，又打牌去了。
由于害怕警察，二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声张，但到此为止。现在，一切都要说出来了。
牌局散得不算迟，皮雅低声说：“孩子得睡了，他明天还要上学呢。”我没有机会单独跟舅妈待在一起。她很快就在沙发铺好被窝让我睡觉，我仍然把那张纸条攥在手心里。玛丽睡在地板上……我决定假装做噩梦。（一计不成，我总会自然而然地另想他计。）但糟糕的是，我太累，很快便真的睡着了。到头来，我都没有必要装假了，因为我梦见我的同学吉米·卡帕迪亚死掉了。
……我们在学校的主楼梯井里踢足球，在红瓷砖上面，滑得不得了。在血红的瓷砖上镶着一个黑十字。克鲁索先生站在楼梯口：“孩子们，别沿着楼梯扶手往下滑，在十字那地方有个孩子摔倒跌下去了。”吉米在十字上踢球。“十字这儿没事，”吉米说，“他们骗人，不让你玩个痛快。”他母亲打来了电话：“别踢了，吉米，你心脏不好。”铃响了。电话放好了，这会儿铃又……墨弹子把教室里的空气弄得脏脏的。胖墩佩斯和格兰迪·凯斯快活得要命。吉米要支铅笔，他捅捅我的肋骨。“嘿，伙计，有铅笔吗？给我。打两个钩，伙计。”我给了他。扎加罗进来了。扎加罗举手要大家安静，瞧，我的头发长在他巴掌里呢！扎加罗头戴尖顶的锡兵的帽子……我得把铅笔要回来。我伸出手指捅了吉米一下。“先生瞧啊先生，吉米摔倒了！”“先生是‘拖鼻涕’捅了他一下我看见的！”“‘拖鼻涕’把卡帕迪亚打死了，先生！”“别踢了吉米你的心脏不好！”“你们都给我住嘴，”扎加罗嚷道，“就像野蛮人，住嘴！”
吉米缩成一团躺在地上。“先生先生请问先生他们要不要竖起十字架来？”他借了铅笔，我捅了一下，他跌倒了。他父亲开出租车。这会儿出租车开进了课堂，吉米给放到了后座，就像一团衣服，就此走了。叮当，铃响了一声。吉米的父亲把出租车的小旗子收了下来。吉米的父亲看着我说：“‘拖鼻涕’，车钱得由你出。”“先生对不起可我没有钱先生。”扎加罗说：“我们记在你账上。”看见我的头发粘在扎加罗的巴掌上。扎加罗的眼睛里冒出火来。“五亿人，死掉一个有什么了不得？”吉米死了，五亿人还活着。我开始数数：一二三。数字在吉米的坟头经过。一百万二百万三百万四。死掉个把人有谁会在意？一亿零一二三。数字这会儿穿过教室。两亿零三四五乒乒乓乓直冲过来。五亿人还活着。只有我一个……
……在漆黑的夜里，我从吉米·卡帕迪亚死去的噩梦中醒来，它成为一个噩梦，人们挨个儿死去，我又叫又吼又嚷，但手中仍然攥着那张纸条。房门砰的一下打开了，我舅舅哈尼夫和舅妈皮雅走了进来。玛丽·佩雷拉想要让我镇定下来，皮雅却不容她分说，她身穿衬裙，披着头巾，美得叫人头晕目眩，她把我揽在怀里：“别害怕！我的心肝，现在别害怕了！”哈尼夫舅舅睡眼惺忪地说：“嘿，摔跤好手！现在好了，来吧，你来跟我们睡。皮雅，带他过来吧！”这会儿我好好地缩在皮雅的怀里。“心肝，今天夜里你就跟我们一起睡吧！”——就这样我跟着舅妈和舅舅，偎在我舅妈洒了香水的曲线玲珑的身体上。
要是可能的话，你不妨想象一下我突然之间有多快乐。偎在貌若天仙的舅妈衬裙上，我的噩梦很快就无影无踪了。在她转动身子睡好时，一颗“金色的甜瓜”擦到了我脸颊上！皮雅的手伸过来紧紧抓住我的手……这时候我可以把那桩差使完成了。在舅妈的巴掌握着我的手时，那张纸条便传到了她手心里面。我觉得她身子绷紧了，但没有则声。随后，尽管我越来越朝她那里凑去，但她不再理我了。她在黑暗中读那张条子，她的身体绷得越来越紧。突然间我明白我上了霍米·卡特拉克的当，他是我的仇敌。只是因为他威胁我要派警察来，我才没敢把这事告诉舅舅。
（第二天到学校，别人告诉我，可怜的卡帕迪亚在家里突然心脏病发作死掉了。梦见一个人死去，会不会真的使他死掉呢？我母亲总说会这样。假使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吉米·卡帕迪亚就是死在我手里的第一个人。下一个轮到的将会是霍米·卡特拉克。）
我重回学校第一天里，胖墩佩斯和格兰迪·凯斯对我异乎寻常的温顺，客气得要命，（“听着，是这样，我们怎么会知道你的手指头在……嘿，伙计，我们有明天免费的电影票，要不要去看啊？”）此外我受到的欢迎也很使我感到意外，（“扎加罗滚蛋了！不简单，伙计！你丢掉一撮头发，总算还值得！”）在我回家时，皮雅舅妈出去了。我静静地同哈尼夫舅舅坐着，玛丽·佩雷拉在厨房里做饭。这是一幅宁静的家庭生活的画面，但突然之间，大门砰的一声，打破了这种宁静。皮雅在关上了大门之后，又以同样的力量，打开了客厅的门，哈尼夫扔掉了手上的铅笔。接着他开心地笑了起来：“喂，老婆，这是哪一出呀？”……但皮雅的火气一点都没有平息下来。“耍你的笔杆子去吧，”她说，手在空中一劈，“真主，别因为我的缘故停下来！真是才华横溢呀，在这个家里，上马桶都会看到你天才的创作。你高兴吗，老公？我们钱挣得不少吧？老天对你真好，是吗？”哈尼夫还是开开心心的：“得啦，皮雅，我们的小客人在这儿呢。坐下来喝杯茶……”当演员的皮雅不为所动，现出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噢天哪！我怎么嫁到了这样一个人家来！我的一生全给毁了，你还叫我喝茶，你母亲呢又要我卖汽油！全是胡闹……”哈尼夫舅舅这时皱起眉头来了：“皮雅，在孩子……”她尖叫起来：“啊啊啊！孩子——这孩子也吃了苦头。他现在就在受苦，他明白失去亲情的爱护，感到被遗弃是怎么回事！我也被遗弃了，我是个出色的演员，如今呢，只好坐在这里，周围全是你那些骑自行车的邮差同赶驴车的人的故事！你对女人心中的苦处懂得什么呀？坐在这里，坐着，等某个肥胖有钱的帕西制片商施舍，你老婆只好戴人造宝石，两年都没有买新纱丽，你不闻不问。女人反正不会计较，但是亲爱的老公啊，你让我整天就像在沙漠里一样！去吧，不要管我，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从窗户里跳出去！我要到卧室里去了，”她最后说，“要是你再也听不到我啰唆，那是因为我的心已经碎掉，我死掉了。”又砰砰地关上了几扇门，真是个可怕的出场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