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她再也受不了啦，她所以没走，是因为要求他增加工资，他也同意了。她把一大半的钱都寄回果阿给她姐姐玛丽。但是在九月一日时，她在电话中传来的甜言蜜语的引诱下也改变了主意。
这时候，她在电话上用去的时间已经同她的东家不相上下了，尤其在纳里卡尔女人打来电话时总是她接。令人生畏的纳里卡尔的女人这时缠住了我父亲，一天来两次电话，软磨硬劝地叫他卖房，告诉他说再顽固下去也毫无希望，就像秃鹫围绕着着火的库房那样围着他的脑袋扑打着翅膀……在九月一日，她们就像多年前的一只秃鹫那样，伸出巴掌打了他一个耳光，因为她们买通了艾丽斯·佩雷拉，使她抛弃了他。她再也受不了他了，大声嚷道：“我要走啦，你自己去接电话吧！”
那天夜里，阿赫穆德·西奈的心脏膨胀起来。憎恨、愤懑、自怜、悲伤等一起涌上心头，使他的心脏像吹气球一样胀大了，心动过速、心跳骤停，最后他像头牛一样倒了下来。在布里奇·坎迪医院里大夫们发现我父亲的心脏已经变了形——最近的一次扩大使他的左心室下部胀大了许多。用艾丽斯的话来说，就是“穿上了靴子”。
艾丽斯第二天无意中看见他倒在地上，她是忘了雨伞回来拿的。她就像个尽职的秘书那样，马上使用电信工具，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又给我们发了电报。不过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邮件检查，这份“心靴电报”到阿米娜·西奈手里时，已经是一个礼拜以后了。
“回孟买了！”我开心地高声嚷嚷，把机场上的搬运工也吓了一跳。“回孟买了！”我不顾一切地乐着，直到新近变得庄重起来的贾米拉发话才住口，她说：“哦，萨里姆，别闹了，真的！”艾丽斯·佩雷拉到机场来接我们（我们先给她发了电报）。接着我们便坐到黑黄相间的真正是孟买的出租车里，听着小贩“热豆子热”的叫卖声、骆驼、自行车、人群人群人群的喧闹，我快活得要命。心想，拉瓦尔品第同这个孟巴德维的城市一比，简直就像是乡下。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座城市的色彩竟然这样丰富，我忘记了凤凰木和三角梅的花竟然这样艳丽，而马哈拉克西米神庙的“水池”竟然那样深绿，交通警的阳伞黑白分明，他们身上的制服黄蓝相间。但所有一切中是大海的蓝色蓝色蓝色……只有我父亲发灰的面孔分散了我对五彩缤纷的城市的注意力，使我静下心来。
艾丽斯·佩雷拉领我们到了医院后，便去纳里卡尔女人那里上班了。这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母亲阿米娜·西奈一见到我父亲，立刻便来了精神，往日那种懒洋洋的灰心丧气的神态，隐隐约约的负疚感和鸡眼引起的疼痛都一扫而光，青春的活力又奇迹似的回到了她身上。她又像从前那样忙碌起来，以一种坚不可摧的意志，要帮助阿赫穆德恢复健康。她把他带回家，住到二楼的卧室里，当年在资产被冻结时她就是在这地方护理他的；她白天黑夜陪他坐着，不辞劳苦地帮助他，给他以力量。她的爱也有了回报，因为阿赫穆德·西奈恢复得如此出色，就连布里奇·坎迪医院里的欧洲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此外，还发生了更为神奇的变化，那就是说，阿赫穆德在阿米娜的护理下不但身体恢复了健康，而且脾气都变了，他不再像原先那样整天骂骂咧咧、不住地酗酒，而是换了一个人。他痛悔过去的不是，变得宽厚大度，不住地哈哈大笑，最妙的奇迹是充满了爱。阿赫穆德·西奈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终于爱上了我的母亲。
而我呢就成为他们用爱情涂抹后祭献到圣坛上的羔羊。
他们甚至又睡到了一起，尽管我妹妹——在她犯猴儿脾气的一刹那间——说道：“睡同一张床，真主，呸，呸，多脏啊！”我却很为他们高兴。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更为自己高兴，因为我又回到了午夜之子大会的国土上。就在报纸上头条新闻朝战争迈进时，我又同我那些神通广大的伙伴恢复了联系，虽然对将来的结局如何我一无所知。
十月九日——“印度军队全力以赴”——我觉得能够召开大会了（过了这么长时间，再加上我的努力，玛丽的秘密四周必要的围栏已经构筑起来了）。他们又回到我的脑海里。这是个令人愉快的夜晚，往日的不和已经抛到脑后，大家尽力和和美美地重新团聚在一起。我们翻来覆去地说着久别重逢有多幸福。大家没有想到更为深层的真相——也就是我们就像所有的家庭一样，盼望合家团圆的前景要比团圆的时刻更加幸福，过不多久家里人还是得分手，各奔东西。在十月十五日——“印度受到无端挑衅”——有人把我一直避而不谈的问题提出来了：湿婆干吗不来？还有：你干吗没有把心灵全部敞开？
十月二十日，印度军队在塔格拉山脊被中国人打败了——打得落花流水。北京的官方声明宣布：“中国军队被迫坚决进行自卫还击。”但是，就在这一夜，当午夜之子一致对我发动攻击时，我却无法自卫。他们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从各个方向发动了攻击，指责我暗中搞鬼、背信弃义、专横跋扈、自私自利。我的心灵已经不再是议会讨论的殿堂，而成为他们对我狂斩乱杀的战场。我再也不是“萨里姆大哥”了，在他们对我狂轰滥炸的时候，我只好一筹莫展地洗耳恭听。因为，尽管他们怒气冲冲地又吵又闹，我还是没法将已经封闭起来的管道打开，我没有勇气把玛丽的秘密告诉他们。就连一向最最坚定站在我一边的女巫婆婆帝最后也失去了耐心，“噢，萨里姆，”她说，“天知道巴基斯坦在你身上做了些什么，不过你变得真是太糟糕了。”
多年之前，米安·阿布杜拉的死毁掉了另一个大会，那个大会纯粹是借助他的意志力才捏合在一起的。如今，随着午夜之子对我失去信心，他们对我为他们构筑的东西也失去了信心。在十月二十日和十一月二十日之间，我继续召开——或者说试图召开——我们午夜的大会。但是他们从我这里逃开了，不是一个一个逃开，而是一二十个。每天夜里，出席会议的人越来越少，每个星期都有一百多个人避不出席。在高高的喜马拉雅山上，廓尔喀兵和拉其普特人[3]在中国军队面前四处逃窜，溃不成军。而在我心灵的上部，另一支军队也被争吵、偏见、厌倦、自私自利这类事情给毁掉了，这种事情我本来以为太渺小、太琐碎，根本不值得多费心思。
（可是乐观就像治不好的老毛病一样，仍然缠住我不放。我仍然相信——我现在还是相信——我们的共同点最终一定会战胜促使我们分离的力量。不，我绝不会认为，午夜之子大会寿终正寝的事最后要我来负责，因为最后使大会起死回生的可能性毁于一旦的是阿赫穆德和阿米娜·西奈夫妇的爱情。）
……还有湿婆呢？那个我狠心地篡夺了他天生的权利的湿婆怎样了？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一次也没有让自己的思维去找过他。但是他这个人在世上某个地方，这件事总在我心底某个角落里折磨我。湿婆这个破坏者，这个大膝盖……起初他使我因内疚而感到心里像被刀剐一样隐隐作痛，后来他时刻困扰着我的心灵。最后，随着对他这个人的记忆逐渐淡化，他成了类似原则那样的东西，他在我心中渐渐代表了世上与复仇、暴力以及爱恨交织有关的一切。因此，甚至就是现在，每当我听到胡格利河上漂着落水人的尸体肿得像气球一样，经过的船只一碰就炸裂开来，或者有人纵火烧火车，或者有政客给杀死，或者在奥里萨邦或旁遮普邦发生动乱，我仿佛都觉得这一切的后面都有湿婆在操纵着，他注定要使我们陷入到无穷无尽的谋杀、强奸、贪婪和战争之中——简而言之，那个湿婆使我们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他也是在午夜钟声敲响时降生的，他就同我一样，同历史紧密相连。连接的模式——我认为这也适用于我，希望我没说错——使他也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
我这样说，仿佛是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似的，事实并非如此。但是，那话题也得像其他的事情一样得挨个儿来。我现在身体还不够强壮，没法说那个故事。
在那段时候，乐观的毛病又一次像传染病蔓延了开来。与此同时，我的鼻窦发起炎来。奇怪的是，塔格拉山脊的失利反而增加了人们对战争的信心，乐观的心情像充气过头的气球一样迅速地（也是危险地）膨胀起来。而我的鼻腔呢，一直过分充血，这时再也支撑不下去，终于完全阻塞了。就在议员们大谈特谈“中国侵略”和“我们英勇牺牲的战士的鲜血”之时，我的眼睛里全是泪水。就在全国上下气壮如牛地鼓吹着，深信立刻就可以把那些小个子黄种人打得落花流水之时，我的鼻窦炎将我的面孔扭成一副怪相。这张面孔原先就怪，阿尤布汗看到了大吃一惊，瞪了好一会儿。乐观毛病一阵阵发作，学生们烧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模拟人像。乐观得头脑发热的人群攻击制鞋的、卖古玩的和开饭馆的华人。政府也乐观得按捺不住，甚至将具有中国血统的印度公民（如今称为“敌侨”）拘禁到拉贾斯坦邦的集中营里。比尔拉工业集团向国家捐了一个小型步枪靶场，女中学生开始军训。但我，萨里姆，却觉得像是要窒息而死似的。乐观的心情将空气搞得沉闷不堪，它就是不肯进入到我的肺里来。
乐观的毛病旧病复发，在最严重的受害者当中就有阿赫穆德和阿米娜夫妇俩。有新生的爱情作为媒介，他们立刻就感染上了，他们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狂热的群众运动当中去。当莫拉尔吉·德赛这位喝尿的财政部长发出“捐献首饰买武器”的号召时，我母亲捐出了她的金手镯和翡翠耳环。当莫拉尔吉发行一期国防公债时，阿赫穆德·西奈认购了一大堆。仿佛战争给印度带来了新的黎明。《印度时报》上刊载了一幅漫画，题目是“与中国开战”，上面画着尼赫鲁望着一张分别标有“情感积分”“产业秩序”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曲线的图表，大声嚷道：“真是空前的好！”我们——整个国家、我的父母和我——在乐观的海洋中漂浮，盲目地朝暗礁漂去。
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喜欢类比。每当我们发现在显然是毫无关系的这一件和那一件东西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我们总是高兴地拍巴掌。这是民族对形式的渴望——或者只是表明我们内心深信在现实的内部隐藏着形式，意义只是在一瞬间才表现出来。我们所以容易受到征兆的影响，其原因盖出于此……例如：当印度国旗第一次升起时，在德里那块田地上出现了一道彩虹，一道橘黄色和绿色的彩虹，我们觉得受到了上天的保佑。我就在这种类比中出生，发现这种心理时刻跟踪着我……就在印度人盲目地滑向军事上的灾难之时，我自己的一场大灾难（在我毫无知觉的情况下）也很快就要降临了。
《印度时报》上的漫画说到了“情感积分”，在梅斯沃德山庄存留下来的最后一幢房屋白金汉别墅里，情感积分从来没有这么高过。阿赫穆德和阿米娜就像两个整天在谈情说爱的年轻人一样。就在北京《人民日报》抱怨“尼赫鲁政府最后扔掉了不结盟的外衣”时，我和我妹妹都没有抱怨，因为多年以来我们第一次不用在父母亲的战争中假装不结盟。无论战争会使印度怎样，在我们这座二层楼高的小丘上已经停止了敌对行动。阿赫穆德·西奈甚至同瓶中精灵每夜进行的斗争也停止了。
到十一月一日——《印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进攻》——我的鼻腔处在极大的危机状态中。虽然我母亲逼着我每天使用维克斯牌鼻通，并且将维克斯牌油膏溶化在水中加热，倒在碗里，再要我用毯子蒙住头吸蒸汽，我只好照办，但这对我的鼻窦完全无效。也就是这一天，我父亲朝我伸出双臂，说道：“过来，儿子，过来，让我亲亲你。”我快乐得几乎发晕（也许乐观的毛病最后也传染到我身上），让自己被他按在他松软的肚皮上。但是，在他放开我时，我的鼻涕弄脏了他的丛林夹克衫。我想就是这件事最后导致了我的垮台，因为那天下午我母亲开始出击了。她打了个电话，骗我说这是打给一个朋友的。正当印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攻势的时候，阿米娜·西奈在谎言的掩护下策划着让我垮台。
不过，在我描述进入到我后半生的荒漠中之前，我得承认我极大地错怪了我的父母亲。就我所知，自从玛丽·佩雷拉坦白了她的罪行之后，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寻找自己的亲生骨肉。我在这篇故事中好几处地方，把这一点归结为在某些方面缺乏想象力——我大概说过，他们一直还把我看成是自己的儿子，就因为他们没法不这样想象。不过，也可以做出比较糟糕的解释来——例如，他们不愿意认一个已经在贫民窟里生活了十一年的顽童为子。但是我希望能提出更为高尚一些的动机来，也许，尽管我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尽管我是黄瓜鼻子、花面孔、没下巴、太阳穴上长角、罗圈腿、缺掉手指尖、像和尚样的头上秃了一块、左耳又听不清（应该承认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尽管玛丽·佩雷拉在半夜三更时将新生儿掉了包……我要说的是，尽管有这些那些令人不快的地方，我的父母亲也许仍然爱我。我从他们那里缩回到自己的秘密世界里，我怕他们会讨厌我，我无法承认他们的爱竟然会有可能克服我的丑陋，甚至比骨肉之情更强。当然，很有可能的是，经电话安排最后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发生的那件事，完全是出于最为良好的动机，我父母亲出于爱把我给毁了。
十一月二十日真是个可怕的日子，那个夜晚也是个可怕的夜晚……六天以前，就在尼赫鲁七十三岁生日那天，与中国军队的大规模冲突开始了。印度军队——“印军全面出击”——攻击了瓦龙的中国人。瓦龙失利，以及卡乌尔将军的四个营全线溃败的消息是在十八日星期六那天传到尼赫鲁手中的。在二十日星期一那天，电台和报纸上全是这方面的消息，它也传到了梅斯沃德山庄。“新德里魂飞魄散！印度军队一败涂地！”那一天——也就是我保持原来生活方式的最后一天——我蜷缩着身子和妹妹和父母坐在我们的德国收音机旁边，无线电波使我们心中对真主和中国人充满了恐惧。我父亲这时候说了一句预言：“老婆，”他的口气很是严肃，而贾米拉和我呢吓得直发抖，“太太，这个国家完了，破产了，垮掉啦！”晚报宣布了乐观毛病的终结：“群众的士气消耗殆尽”。在那之后，还有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东西也消耗殆尽了。
我上床时，脑子里满是中国人的面孔、枪炮和坦克……但到了午夜，我的头脑变得又空又静，因为午夜的大会也同样消耗殆尽了。在那些法力超常的儿童中唯一愿意同我说话的就剩下女巫婆婆帝，这个准会被“鸭子”纳西埃称为“世界末日”的现实把我们弄得垂头丧气，我们只是默不作声地面面相对，什么也不能干。
消耗殆尽的还有其他与这个物质世界有关的东西：在巴克拉·南伽尔水电厂的大坝上出现了一条裂缝，结果大坝后面大水库的水便从裂缝里一泻千里……纳里卡尔的女人的“垦拓财团”除去一心一意地聚敛钱财之外，无论对乐观毛病还是战败还是其他任何事情一律不闻不问，她们继续从大海里捞取田地……但是最后撤退，也就是本章题名真正的由来，发生在第二天一早，那时我已经松了口气，以为事情毕竟会出现转机……因为就在早上我们收听到了几乎难以置信的好消息，也就是中国人突然毫无必要地停止前进了。在控制了喜马拉雅高原之后，他们显然心满意足了。“停火！”报纸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我母亲欣慰得几乎晕倒。（有消息说卡乌尔将军被俘，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发表评论说：“不幸的是，这一传闻完全不正确。”）
尽管我眼里泪水涟涟，鼻窦肿胀，但我很高兴。尽管午夜之子大会寿终正寝了，我沐浴在洋溢在白金汉别墅里的欢乐阳光之中。因此在我母亲提出：“我们去庆祝一下吧！孩子们，去野餐，好不好？”我自然立刻就表示赞成。那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我们帮着做三明治和千层饼，我们在卖汽水的铺子前停下来，把装冰的洋铁桶和成箱的可口可乐搬到我家的罗孚车的后备厢里去。父母亲坐在前面，我们两个孩子坐在后座。汽车驶了出去，一路上歌手贾米拉给大家唱歌。
我塞着鼻子，瓮声瓮气地问：“我们到哪儿去呀？去居胡？还是艾里分塔？还是马尔维？是哪儿呀？”我母亲尴尬地微笑着：“叫你想不到，等会儿就知道了。”大街上全是一群群心头如释重负的欢乐的人，我们的车在其中穿行……“开错方向了，”我嚷道，“这条路哪里会通到海边去啊？”我父亲和母亲同时开了口，以安慰的态度满面笑容地说：“我们先要停一下，然后就去，说定了，好吗？”
电报把我召了回来，无线电波把我吓坏了，但预订下我完蛋的日期、时间和地点的却是电话……我的父母亲对我撒了谎。
我们在卡尔纳克路一幢陌生的房子前停了车，房子外表摇摇欲坠，所有窗户上的百叶窗都放下了。“儿子，你跟我一起去，好吗？”阿赫穆德下了车。我能有机会陪父亲去办事，心里很高兴，便兴冲冲地走在他旁边。门口有个铜牌子，上面写着“眼鼻喉科诊所”。我猛地吃了一惊：“这是怎么回事，阿爸？我们干吗到这儿来……”我父亲的手紧紧按在我肩膀上——接着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还有几名护士——说道：“啊来啦西奈先生那么这就是小萨里姆了——非常准时——很好，很好。”而我呢，说着：“阿爸，不——不是要去野餐吗——”但大夫们把我拉了过去，我父亲没有跟上来，穿着白大褂的人大声对他说：“只要一会儿工夫——停火的消息真是不错，对吗？”护士说：“请跟我去包扎，上麻醉。”
上当了！上当了！博多！我跟你讲，我有回上了野餐的当，接下来便是医院和病房里的硬床以及明亮的吊灯，我哭喊着：“不要不要不要！”护士说：“别傻了，你如今差不多是个大人啦，躺下来吧！”我呢，记起了我脑海中的一切活动都是从鼻腔开始的，鼻涕拼命往上吸呀吸的，吸到了不该有鼻涕的地方，而这种联系又怎样使我听到了脑袋里的声音，我又是叫喊又是挣扎，他们只好将我用力按住，“说真的，”护士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孩子气。”
因此，在洗衣箱里开始的事在手术台上结束了，因为我的手脚都给按住了。有个人说：“你一点也不会痛，比割扁桃腺更简单，马上就可以把鼻窦管弄好，完全疏通了。”我呢叫着：“不要，请不要。”但那个声音继续说：“我把这个罩子罩在你脸上，你只要从一数到十就好了。”
数吧，嘴里数着一、二、三。
气体咝咝地跑了出来，四、五、六，我头发起晕来。
别人的面孔罩在雾中，还得数那些乱七八糟的数字，我想我是在哭泣，七、八、九，像是锤子在敲着。
十。
“老天哪，这孩子还有知觉，真是不可思议。我们最好再试一试——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萨里姆，对吗？好家伙，再数一次，从一到十！”难不倒我，我的脑袋里数目字多的是，我可是数数的好手。哪，这不来了，十一、十二。
但它们不往上……直到十三、十四、十五……哦天哪哦天哪我头晕目眩地想到以前以前，十六，比战争和胡椒瓶子更往前，往前，十七、十八、十九。
二十。
有一个洗衣箱和一个太用力吸鼻子的孩子。他母亲脱下衣服，露出了黑色的芒果。传来了声音，这并不是天使长的声音。一只手，打聋了左边的耳朵。是什么在热烘烘的环境中生长得最好呢？是想入非非的幻想、荒谬的行为、情欲。有一个钟塔可以藏身，在上课时耍花招。孟买之恋造成了自行车相撞，太阳穴上的凸起嵌进了产钳夹出来的凹处，五百八十一个孩子来我的脑海里做客。午夜之子，他们很可能体现了自由的希望，但他们也可能是立刻应该除掉的怪物。女巫婆婆帝是所有人当中最忠实于我的，而湿婆呢已经成为了一条人生原则。有一个人生目标是什么的问题，还有思想和物之间的争论。膝盖对鼻子，鼻子对膝盖。
争吵开始了，成人世界也渗透到孩子们中间，其中既有自私自利，又有势利和憎恨。第三条原则完全不可行，对一事无成的担心越来越强烈。大家没有提到的是，五百八十一个人的目标就隐含在他们的毁灭之中，他们出生的目标就在于一事无成。在他们提到这方面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些预言。
真相大白，还有心灵处于封闭状态。流放，四年之后返乡。疑心越来越重，分歧产生了，十个一群二十个一组纷纷离开。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声音。可是乐观没有消失——我们的共同点仍然有可能战胜使我们分崩离析的力量。
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身外一片寂静，一个黑洞洞的房间（百叶窗都放下了），什么都看不见（那里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我心中也是一片寂静，联系中断了（永远），什么都听不见（那里也没有什么好听的）。
寂静，就像一片荒漠。还有一个清爽的通气的鼻子（鼻腔中充满了空气）。空气，就像破坏文物的野蛮人一样，入侵了我最隐秘的地点。
消耗殆尽。我给引流了。神鸟帕拉汉萨，落地了。
（永远。）
噢，说说清楚，说说清楚吧。手术表面上是为了给我发炎的鼻窦引流，从而使我的鼻腔得以疏通，但它打破了我在洗衣箱里形成的那种联系，剥夺了我由鼻子带来的通灵术，使我再也没法召开午夜之子大会了。
我们的名字中也包含了自己的命运。在我们生活的国家不像西方那样，姓名无足轻重，在这里姓名不仅仅是声音，我们同样也是自己姓名的牺牲品。西奈包含魔术大师伊本·西那、苏菲派炼丹术士[4]，也包含了月亮欣，就是哈达拉毛族古代的月神，它自有其联系的模式，也就是能在远处控制地球上潮汐的涨落。但欣也是S这个字母，像蛇那样弯弯曲曲，在这个名字里盘着毒蛇。翻译中也有巧合——在罗马体书写（虽然不是在波斯文草体）中，“西奈”也是真相大白之地、脱去你的鞋子、戒律和金牛犊的名字。但是在所有一切都说出来并且做好以后，在人们忘记了伊本·西那，月亮也落下去以后，在蛇隐藏起来真相大白以后，它就是沙漠的名字——代表了荒无人烟、寸草不生、尘土，也就是末日的名字。
在阿拉伯半岛（即阿拉伯沙漠）上，在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还有其他的先知在传道，其中有处于阿拉伯半岛中心地带亚玛玛的巴努·哈尼发部落的马斯拉马、哈扎拉·伊本·萨夫万和哈利德·伊本·锡南。马斯拉马的神是拉赫曼，意为“特慈的”，如今穆斯林尊崇特慈的安拉。哈利德·伊本·锡南被派往阿勃斯部落，有段时间人们尊崇他，但后来他消失了。并不能因为有些先知被人超越或者被历史湮没，就说他们是骗人的。出色的人总是在荒漠中流浪。
“老婆呀，”阿赫穆德·西奈说，“这个国家完蛋了。”在停火与士气消耗殆尽之后，这句话老是挂在他嘴边。阿米娜于是劝他迁往巴基斯坦，她有两个姐妹在那里，等到她父亲死后，她母亲也会搬去。“一切从头做起，”她建议道，“先生，那会很不错的。在这个荒凉的小山丘上，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东西呀？”
因此归根到底，白金汉别墅最后还是交到了纳里卡尔女人的手里，在超过十五年以后，我们全家搬到了圣洁的国土巴基斯坦。阿赫穆德·西奈把差不多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通过跨国公司可以把钱款转过去，我父亲对这些是很内行的。我呢，尽管因为要离开我出生的城市而有些依依不舍，但心头又感到一阵轻松，因为湿婆就像是精心埋着的地雷一样隐藏在这座城市里的某个地方。
最后，我们在一九六三年二月离开孟买。在我们动身那天我把一个旧铁皮地球仪拿到了花园里，将它埋在了仙人掌中间。在地球仪里，有总理的信，还有报纸头版上一张特大号婴儿照片，题目是“午夜之子”……这些东西也许算不上圣物——我不敢冒昧将我生命中这些小纪念品同哈兹拉特巴尔先知的头发，或者圣耶稣大教堂里的圣方济各·沙忽略的遗体相提并论——但它们也都是我过去生活的见证。一个踩扁的地球仪，一封发霉的信，一张照片。没有别的了，连银痰盂也不在内。除掉“铜猴儿”踩扁的地球仪之外，剩下的记录都封在信禁和恩霖阴[5]那些合上的天书之内。无论如何，情况就是这样。
只是在我们登上“萨巴尔马提号”轮船，并且在卡奇沼泽地外停泊时，我才记起了老沙阿普斯特克，我突然想不知有没有人通知他我们要走了。我没有敢问，就怕答案会是“没有”。因此，就在我想到拆房子的工人开始干活，眼前出现工地上的画面时，我也想到了那个老头。我仿佛看见了机器把我父亲的办公室和我自己的蓝色卧室砸得粉碎，将仆人用的铁螺旋楼梯拉下来，把厨房（就是在那里玛丽·佩雷拉将内心的恐惧搅和到酸辣酱和酱菜里面）推倒，将游廊（腹中怀着石头一样沉重的婴儿的我母亲当年便坐在那儿）砸烂。与此同时，我仿佛看见一个巨大的铁球朝沙阿普斯特克先生的住处砸去，并且看见了这个疯老头脸色苍白、瘦弱不堪、舌头乱转，站在将要倒塌的房子顶上的光天化日之下，他的四周是摇摇欲坠的高楼和红瓦屋顶。老沙阿普斯特克多年不见阳光，如今干枯苍老，马上就要死去了。但我恐怕是将此戏剧化了，这些场面也许是我从一部老电影《失去的地平线》中看来的。在这部电影中，一些美丽的女人在离开香格里拉之后就很快干枯死去了。
对每一条蛇，都有一格梯子。而对每一格梯子，又都有一条蛇。我们是在二月九日抵达卡拉奇的——几个月后，我妹妹贾米拉就开始了她的歌唱生涯，这使她赢得了“巴基斯坦的天使”和“信仰的夜莺”的美名。我们离开了孟买，但我们还是蒙受了由它折射回来的荣耀。还有一件事：尽管我消耗殆尽——尽管再也没有声音在我脑海中说话，并且永远不会再有——对此还是有补偿的。那就是，我平生第一次恢复了正常的嗅觉，我发觉这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 * *
[1] 本章英文标题为Drainage and Desert，drainage，一语双关，既有“引流”又有“消耗殆尽”之意。
[2] 《圣训》是伊斯兰教中穆罕默德的言行录。《往世书》是印度教经典。《手稿》原文为德文Grendrisse，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
[3] 廓尔喀宾和拉其普特人都是印度军队中善战的兵士。
[4] 苏菲派（Sufi），是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派别。
[5] 信禁（Sidjeen）和恩霖阴（Illiyun），《古兰经》中分别登录恶人和善人的文卷。
歌手贾米拉
我的嗅觉变得极其灵敏，结果当我的终身未嫁的艾利雅姨妈来到卡拉奇码头迎接我们时，我立刻就嗅出她笑容背后的那种黏糊糊的虚伪的臭气。当年我父亲抛弃了她投身到她妹妹的怀抱之中，对这件事她始终耿耿于怀。我这位当校长的姨妈如今身躯肥胖，步履沉重，但其妒忌心理一点儿也没有减少。她又黑又浓的汗毛满带积怨，从她身上大部分的毛孔里面冒出来。她张开手臂，摇摇摆摆地朝我们跑来，嘴里嚷着：“阿赫穆德兄弟，你总算来啦！晚来总比不来好啊！”就像蜘蛛似的热情邀请我们住到她那里去（这当然被接受了），这一切也许骗过了我父母亲和贾米拉。但是，我从小戴的手套和绒球帽都是她带着酸溜溜的心情一针针织起来的，她在编织那些表面看起来丝毫无害的婴儿用品时也将自己的怨恨掺杂了进去，我在不知不觉之中也沾染了这里面的晦气。此外，我记得一清二楚，人在受到报复的欲望驱使时是怎么一回事。我，消耗殆尽鼻腔却畅通无阻的萨里姆，能够闻得出她腺体分泌出来的报复的气味。不过，我却无力提出抗议。我们一股脑儿被塞进她那辆带着报复气味的达臣车里，沿着本德路来到了她在古鲁·曼迪尔的家里——就像一群苍蝇一样，只是更加愚蠢，因为我们还为自己被俘获而庆贺。
……但是我的嗅觉多么厉害呀！我们大多数人从一出生，便日积月累地被训练得只能辨别极其有限的几种气味。而我呢，一直什么东西都闻不出来，因此对嗅觉方面的种种禁忌一无所知。结果呢，如今我在别人放屁时往往不会装出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来——这常常弄得我父母很是尴尬。不过，更重要的是，如今我畅通的鼻腔能够闻到的气味远较常人为多，一般人往往只能够闻到来源于物体的气味，而我则不然。因此，我少年时一到巴基斯坦，便逐渐学会辨认出世界上各种神秘的气味，新的爱情香得刺鼻但消失得也快，怨恨的辛辣气味深沉而持久。（在我到达这一“圣洁的国土”后不久，我暗中发现姐妹之情说到底并不圣洁，而我姨妈心中缓慢地燃烧的怒火从一开始就传到了我的鼻孔里。）鼻子会增加你的见识，但是并无能力使你对事态的发展加以控制。我入侵巴基斯坦带的武器（要是可以用这个词儿的话）只是我祖传的鼻子上的一个新功能，它使我能够嗅出真相，嗅出即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嗅到痕迹，但是唯一没有为入侵者所需要的力量——也就是战胜我的仇敌的力量。
我不想否认的是，我永远不会原谅卡拉奇，因为它远远比不上孟买。我新到的这座城市夹在沙漠和荒凉的盐水小港湾之间，海岸边长着一些发育不良的红树，它的丑陋甚至连我的相貌都只好甘拜下风。它发展得太快——自一九四七年以来，它的人口增加了三倍——模样就像一个过分肥胖的侏儒那样臃肿笨拙，不成体统。我十六岁生日的礼物是一辆兰布雷塔小型摩托车，我便骑着这辆没有窗户的车子满城兜风。我嗅到了贫民窟里的居民那种听天由命的绝望，以及富人们只想保住自己优越的生活条件的戒备心理。我随着车流驶上散发出财产充公和宗教狂热气味的小路，又不由自主地拐进了下层社会一条长长的过道，过道尽头是塔伊女士家的大门，她是世界上最老的婊子……但我这是有点说漏嘴了。在我的卡拉奇的中心是艾利雅·阿齐兹的房子，那是在克莱顿路上的一所大宅子（多年来她一定像个鬼魂一样在这幢房子里东游西荡，只是找不到人来吓唬一番），房子的油漆发黄了，到处是暗影。每天下午，街对面清真寺的光塔便投下了一个长长的暗影，像是在指责什么人似的。多年之后，在江湖艺人的聚居区里，我又生活在另一座清真寺的阴影之下，但那个界限不很分明的暗影（至少有一段时候）起着保护作用，使人丝毫不觉得威胁。甚至就在那时候，我对清真寺的暗影总是怀着在卡拉奇生成的看法。我仿佛觉得，在其中我可以嗅得出我姨妈那种心胸狭隘、令人窒息的非难气息。她在等待时机，时间一到，她的复仇是会叫人粉身碎骨的。
在那一时期，这座城市多的是海市蜃楼。它位于沙漠边缘，并没有完全摆脱沙漠对它的影响。在艾尔芬斯通大街上，柏油路上的绿洲闪闪发亮，在卡拉普尔这座黑色大桥周围的茅舍中间，一些供商人或香客等旅行队过夜的客店微微发亮。在这个不下雨的城市里（它同我出生的城市唯一共同之处就在于都是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而成的），藏在暗处的沙漠仍然保持着它制造幻象的古老能力。结果呢，卡拉奇居民对现实完全把握不住，只好心甘情愿地向他们的领袖请教，由他们决定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困扰这座城市的居民的是若现若隐的沙丘和古代国王的鬼魂，同时还知道作为这座城市的基础的信仰的名字的本意是“顺服”[1]，我的这些新同胞身上发出沉闷的醉醺醺的默许的气味，对一个嗅惯了——在最近，尽管时间很短——孟买的不墨守成规的辛辣气息的鼻子来说，这种气息是很令人沮丧的。
我们到达那里不久——很可能是清真寺阴影之下克莱顿路那幢房子太压抑了吧——我父亲决定自己盖一幢房子。他在最时髦的“社区”即新的住宅建设区，买了一块地。在我十六岁生日那天，萨里姆得到的还不只一辆兰布雷塔——我还获悉了脐带的神力。
那个浸泡在盐水里，在我父亲的衣柜里面放了十六年，就等着这一天的东西是什么呢？那个像条水蛇一样在一个旧酱菜瓶子里面沉浮，跟我们一起跨海而来，最后埋到了坚硬而贫瘠的卡拉奇土地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什么东西曾经在子宫里面给新生命以营养——如今又给土地注入了神奇的生命力，并且催生了一幢美国风格的错层式平房的呢？……避开这些晦涩的问题，我要解释的是，在我十六岁生日那天，全家人（艾利雅姨妈也在内）聚集在考兰吉路我们买下的地皮上。站在一旁观看的有施工队的工人和一个长着大胡子的毛拉，阿赫穆德递给萨里姆一把十字镐，我用它在地上刨了一下作为开工仪式。“从头开始，”阿米娜说，“印沙安拉[2]，我们都会成为新人了。”在她这一高尚而不可企及的心愿驱使下，工人们很快把我刨的那个坑挖大了。这时候，酱菜瓶子拿了出来，盐水浇在干燥的土地上，里面剩下的东西接受了毛拉的祝福。在那之后，一条脐带——是我的呢，还是湿婆的？——埋到了土里，建房开始了。拿来了糖果甜食和软饮料，那个毛拉一定是饿坏了，他一人就吃下了三十九个甜饼，阿赫穆德·西奈难得这次没有嫌开销太大。埋在土里的脐带激发了工人们的干劲，尽管房子的地基挖得很深，它还是没能保住房子，我们一天都没有住，房子就倒塌了。
我猜脐带是这么回事：尽管脐带有神力保佑新房子的建造，但也不是所有的脐带都很灵验。卡拉奇这座城市就证明了我这个观点。它的地底下显然埋了许多并不完全合适的脐带，因为城里全是一些丑得要命的房子，这都是一些先天不足的畸形产物。有些房子怪就怪在看不到窗户，有些房子模样就像是收音机、空调器或者监狱里的号子，还有些大厦头重脚轻，线条单调死板，令人生厌。这些房子外表丑陋不堪，居住起来也很不舒服。在这座城市里沙漠的痕迹已经不多了，但不知是脐带的关系呢，还是由于土壤太贫瘠，结果它成了个荒诞不经的怪物。
我闭着眼睛也能够嗅出悲愁和快乐、分辨出智慧和愚蠢，就这样来到了卡拉奇。我进入了青春期——我当然明白次大陆上的两个国家和我的童年都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都会经历那种成长的痛苦以及变声这一令人尴尬的奇怪过程。鼻子引流剥夺了我的内心生活，但我的关联感并没有消耗殆尽。
萨里姆入侵巴基斯坦所带的武器只是一个超级灵敏的鼻子，但最糟糕的是，他来自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对地球上这一部分成功进行征服的人都来自北方，所有的征服者都是陆路来的。我对此浑然不知，顶着历史逆风而上，我从东南方来到了卡拉奇，而且是从海上来的。我想，其结果也就不会令我感到意外了。
回顾历史，由北向南长驱直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从北方来的有倭马亚王朝[3]的将军哈贾伊·本·尤素夫和穆罕默德·本·卡西姆；还有伊斯玛仪派[4]信徒。（据说阿利·汗和丽塔·海华兹[5]曾在其中居住的蜜月小筑俯瞰我们已经埋下了脐带的那块地，传说这位影星常常身穿好莱坞派头的风流轻纱长晨衣在那块地皮上散步，使得人们极为反感。）噢北方具有多么绝对的优势啊！加兹尼的马茂德[6]从北方长驱直入，横扫印度平原，他带来的语言中字母S有三种写法之多。不可避免的答案是，se、sin和swad都是从北方入侵的。还有穆罕默德·宾·萨姆·古尔[7]呢，他推翻了加兹纳维王朝，建立了德里哈里发国。萨姆·古尔的儿子也向南推进。
还有图格鲁克[8]以及莫卧儿王朝的皇帝呢……不过，我已经把我的观点说清楚了。只要加上一点，那就是思想也和军队一样，从北方高原长驱直入，一直向南向南推进。锡坎达尔-布特-希坎[9]，克什米尔那位反对偶像崇拜的人，在十四世纪末将克什米尔山谷里所有印度教神庙夷为平地（可以说为我外公立下了先例），他从山地来到河间平原。五百年后赛义德·艾哈迈德·巴里尔维[10]的穆斯林游击队运动又沿着这条千万人踩踏出来的小道南下。巴里尔维的观点是，克己、仇恨印度教徒、圣战……这些哲学就像国王一样（长话短说）是从同我相反的方向来的。
萨里姆的父母亲说：“我们全得成为新人。”在这个圣洁的国土，圣洁成为我们的理想。但是萨里姆永远都打着孟买的印记，他的脑袋里充满了安拉以外的各种各样的宗教（就像印度的第一批穆斯林，也就是马拉巴尔海岸的莫普拉[11]商人一样。在我以前生活的国家里，神的数目赶得上人口的数目，结果呢，如此众多的患有恐惧幽闭症的神灵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反感的情绪，我家里人提倡的是商业道德，而不是信仰）。他的身体也明显地露出了不圣洁的发展倾向，我像莫普拉人一样，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但最后，我还是没有逃过圣洁这一关，就连我，萨里姆，也得到了净化，与种种的不端行为一刀两断。
在我十六岁生日以后，我去艾利雅姨妈的学校里学历史。但就是上学也不能使我觉得成为这个没有午夜之子的国家的一员。我这里的同学上街游行，要求建立一个更严格遵守伊斯兰教规的社会——他们不要求减少规矩，反而要求增加，这证明他们完全站到了世界上其他地方学生的对立面。不过，我父母亲决定在这里生根，虽然阿尤布汗和布托与中国结盟（没有几天之前中国还是我们的敌人），但凡对这个新家的批评，阿赫穆德和阿米娜根本听不进去，我父亲还买下了一个毛巾厂。
在那段日子里，我父母的精神可说是焕然一新。阿米娜那种负疚的浓雾消失了，她脚上的鸡眼似乎也不再作痛了。而阿赫穆德呢，尽管仍然发白，但是他重新找到了对妻子的火热的爱情，这一来觉得腰部的冰冻融化开了。有几天早上，阿米娜脖子上还有牙咬的印痕。她有时候会忍不住咯咯直笑，就像个中学生似的。“说真的，”她姐姐艾利雅说，“你们两个也真正像是在度蜜月呢，一点不错。”但是我嗅得出在艾利雅牙齿后面藏着些什么，在这些表示友好的话后面没有说出来的东西……阿赫穆德·西奈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他工厂生产的毛巾——阿米娜牌。
“那些千万富翁算什么呀？达乌德家、赛戈尔家、哈隆家？”他兴高采烈地大声嚷嚷，对这些全国最富有的家族嗤之以鼻。“瓦里卡家和佐勒非卡尔家算什么呀？我可以一口吞掉他们十个，等着瞧吧！”他许愿道，“不到两年，全世界的人都会用阿米娜牌的毛巾。最高级的毛巾布织物！最现代的机器！我们要把全世界擦得又清爽又干燥。达乌德家和佐勒非卡尔家会求我告诉他们我的秘密。我会说，是的，毛巾质量呱呱叫，但秘密不在生产工艺上，是爱情征服了一切。”（在我父亲的话中，我辨出了乐观病毒还在作祟。）
那么阿米娜牌是不是以清洁的名义（这同……相差无几）征服了世界呢？瓦里卡家和赛戈尔家有没有到阿赫穆德·西奈这里来向他请教：“天哪，我们甘拜下风了，喂，你是怎么干的？”阿赫穆德亲自设计花样的（有点儿俗气，不过没关系，它们是爱情的产物）高质量毛巾布有没有既擦去巴基斯坦人身上的水珠又擦去出口市场上的湿气呢？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有没有用带有我母亲不朽的名字的毛巾裹住身体呢？……阿米娜牌的故事等一会儿再讲。因为歌手贾米拉的事业即将起航，普夫斯大伯来到了克莱顿路上那幢清真寺阴影下的房子里。
他的真实姓名是已退伍的阿拉乌德丁·拉蒂夫少校。他从我姨父那里听说了我妹妹有一副好嗓子（“我那个好得没命的朋友佐勒非卡尔将军，一九四七年那当儿我们一块儿在边境巡逻部队里面共事。”）在贾米拉十五岁生日过后没几天，他来到了艾利雅·阿齐兹家，他精力充沛，满面笑容，露出一嘴的纯金牙齿。“我同我们英明的总统一样，”他解释道，“是个简单的家伙，总要把钱放在最保险的地方。”少校的脑袋就同我们英明的总统一样，也是滴溜滚圆。与阿尤布汗不同的是，少校早就离开军队投身到演艺业中。“老兄，绝对是全巴基斯坦第一号的演出人，”他告诉我父亲说，“没有什么秘密，只要有干劲就行。部队里的老习惯，改不了啦！”拉蒂夫少校提出，他想要听听贾米拉唱歌。“别人在我跟前老夸她，只要她真的有那么一点儿意思，我的好先生，我会让她大大地出名！噢，对啦，当然是马上就出名！要有关系，就是这么回事，要有关系再干起来，您的朋友——退伍的拉蒂夫少校有的是关系和干劲。阿拉乌德丁·拉蒂夫，”他加重语气，金牙闪闪发光，对阿赫穆德·西奈说，“听说过那个故事吧？我只要一擦我那盏可爱的旧灯，巨人就会跳出来送给你名和利。[12]你女儿在我手里会好得没命，真会没命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