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虫蛀了！瞧，太太，给虫蛀了！你忘记放樟脑丸了！”
但这会儿倒计时照样进行着……十八个小时，十七个，十六个……在纳里卡尔大夫的产科医院里，已经传出了产妇阵痛时的尖叫声。维伊·维里·温吉在这里，是陪他妻子范妮塔来的。到现在她已经阵痛了八个小时，还是没有生下孩子来。她是在午夜感到第一阵阵痛的，就在那一时刻，M.A.真纳在千里之外宣布了一个伊斯兰国家的诞生……但这会儿她仍然在纳里卡尔产科医院“义诊病房”（是专为穷人生产准备的）的床上折腾……她的眼睛瞪着，眼珠几乎要从眼眶里蹦出来；她的身上全是亮晶晶的汗珠，但那个孩子还是不像要出来，他的父亲也不在一边。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根据这个情况，那孩子很有可能要等到午夜才出世。
城里传出了谣言说：“昨夜那座雕像又骑马驰骋了！”……“星象很不吉利！”……但尽管有这些不祥的兆头，这座城市还是做好了准备，它的眼角里闪烁着一个新神话的光辉。在孟买八月份本来节日就多，既有黑天大神的生日，又有椰子节。今年呢——还有十四个小时，十三个，十二个——在日历上又多了个节日，一个新的神话让你来庆祝，因为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国家将要赢得自由，将我们弹射到一个新的世界中，尽管它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尽管它发明了象棋并且和中王国时期的埃及[2]开始贸易，但它却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存在于想象之中。要不是非同寻常的集体意志努力奋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个国家是不可能诞生的——除非只在大家一致同意的幻梦之中。孟加拉人和旁遮普人、马德拉斯人和贾特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这一群众性的狂热，这一幻象会不时地需要得到净化和更新，这种净化和更新只能通过流血的仪式才得以完成。印度，这个新神话——一个集体虚构出来的产物，在它里面似乎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有两大幻象能与这个传奇相媲美，那就是金钱与上帝。
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是个活生生的见证，证实了这一集体幻梦的传奇性质。不过我暂时要把这些广义的宏观性质的观点放一放，集中讲述一件与私人有关的仪式。我不想描述在旁遮普边境一分为二的过程中边境上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在那里一分为二的两个国家互相浴血残杀，某个面孔像潘趣乃乐[3]的佐勒非卡尔少校以低得不可思议的价钱购买下难民的房产，从而为自己的财富打下基础，结果其富有的程度可以赶上海得拉巴的土邦君主尼扎姆[4]）；我也不想谈论孟加拉邦发生的暴力事件以及圣雄甘地为追求和平而进行的长途跋涉。这是自私？是心胸狭窄吗？嗯，也许可以这样说吧！但在我看来，这也是说得过去的。归根结底，一个人出生只有一次呀！
还剩下十二个小时。阿米娜·西奈从有关粘蝇纸的噩梦中醒来，再没有睡，就这样要到……之后。她心中想到的全是拉姆拉姆·赛思的话，她在一个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时而是兴奋的波浪，时而是令人头晕目眩的暗黑可怕的深渊。但是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正在行动之中。注意她的双手——她的两只手完全无意识地往下用力压着自己的子宫；注意她的嘴唇，她的嘴唇在不知不觉中嘟哝着：“抓紧啊，你这慢性子，你不想迟到，赶不上报纸规定的时间了吧！”
还剩下八个小时……那天下午四点钟，威廉·梅斯沃德驾着他那辆一九四六年出厂的黑色罗孚轿车开到了两层楼高的小丘上。他把车停在四座别墅中间的圆形凹地上。但是今天他并没有来看金鱼池或者仙人掌园子，他也没有像平常那样同丽拉·萨巴尔马提打招呼说：“自动钢琴怎么样？一切都呱呱叫吧？”——他也不向坐在底层阳台阴凉处的易卜拉欣老头打招呼，那老头儿坐在摇椅上边摇边想着自己的剑麻。他既不朝卡特拉克又不朝西奈看，只是在凹地正中央站定了。威廉·梅斯沃德衣领上插着玫瑰，僵僵地将米色的帽子拿在胸前，下午的阳光照在他头上，中间那条发线闪闪发亮。他直瞪瞪地朝前看着，目光越过了钟楼，越过了华尔顿路，越过了布里奇·坎迪那个形状像是地图的游泳池，越过下午四点钟金光粼粼的波涛，他行了个礼。在海上，在地平线上方，太阳正慢慢地向海平面沉下去。
还剩下六个小时。到喝鸡尾酒的时间了。威廉·梅斯沃德山庄的新住户来到了各自的花园里——只有阿米娜坐在自己塔楼上的房间里，避开隔壁那个纳西埃常常投来的有点想要一比高下的目光，纳西埃也许正在暗中催她的松尼准时从她肚子里出来呢！他们都好奇地望着那个英国佬，只见他站得笔直，就像他们以前用来比喻他的发线的通条一样。最后由于又有人来，大家的注意力才转向新来的人身上。那是个筋骨结实的瘦高个，脖子上挂着三串念珠，腰上围着一条用鸡骨头做的腰带，黑黑的皮肤上沾着灰烬，长头发松松地披了下来——这个圣者除了珠子和灰烬以外，身上一丝不挂，他迈开大步，往上走到这些红瓦的别墅中间来。老仆穆萨迎上前去，本想要把他赶走，但是一想到这是个圣人，他就不知所措了。就在穆萨犹豫不决的当儿，圣者走进了白金汉别墅的花园里。他径直从满面惊诧的我父亲身边走过，走到花园里滴水的水龙头底下，盘腿坐下了。
“法师，您到这里有事吗？”——穆萨不敢造次，恭恭敬敬地问。对此圣者的表情一平如水，他答道：“我到这里来等一个人。那个穆巴拉克——老天保佑的人儿，马上就要到来了。”
无论你相不相信，我被预言了两次！在那个一切都算得准而又准的日子里，我母亲对时间的预感并没有欺骗她。圣者的话还没说完，二层塔楼那个窗户上有玻璃的郁金香跳舞的房间里就发出了一声撕人心肺的叫喊，这里面混合着同等分量的惊慌、兴奋和得意之情……“喂，阿赫穆德！”阿米娜·西奈高喊道，“先生啊，孩子！要生了——准准地来了！”
像一阵电流传遍了梅斯沃德山庄……眼睛深深陷下去的憔悴的霍米·卡特拉克迈着快步走来了，他说：“西奈先生，就用我的史蒂倍克[5]好了。开去吧——马上就走！”……就在还剩下五个半小时的时刻，西奈夫妇俩坐在借来的汽车里驶下两层楼高的小丘。我父亲大脚趾踩在油门上，我母亲的两只手压在她月亮般的肚皮上，他们很快就拐弯不见了。他们一路上经过邦波克斯洗衣店和读者乐园，经过法特波伊珠宝店和齐马尔克玩具店，经过卖巧克力长卷的孟买里糖果店和布里奇·坎迪的大门，朝纳里卡尔大夫产科医院驶去。在那里的义诊病房里，维伊·维里·温吉的范妮塔仍然喘着气在床上折腾，她弓着脊梁、眼珠突出，一个名叫玛丽·佩雷拉的助产士也在等着她生产……因此，当太阳最终在梅斯沃德山庄落下去时，噘着嘴唇、肚皮松软并且虚构了显赫祖先的阿赫穆德和皮肤黝黑、脑子里被预言困扰的阿米娜都不在场，就在太阳落下的那一刻——还剩下五个小时两分钟——威廉·梅斯沃德长长的白胳膊举到了头顶上。白手在搽了发油的乌黑油亮的头发上晃动，削葱根似的白手指朝中间的那条发线伸过去，最后第二个秘密揭穿了，因为手指弯起抓住了头发，将头发从头皮上拉了下来，头发在他手里。就在太阳下山之后，梅斯沃德先生在夕阳的余晖中站在他的山庄里，手上拿着假发。
“是个秃子！”博多嚷嚷道，“他那头漂亮的头发……我早就知道，太整齐了，不像是真的！”
秃子，秃子，秃得发亮的脑袋！秘密揭穿了，那个拉手风琴卖艺的老婆也上了当。威廉·梅斯沃德就同参孙一样，力量全藏在头发里面[6]。但这会儿，他的秃脑袋在暮色中闪闪发亮，他从汽车车窗里把假发扔了出来，以一种似乎是漫不经心的态度，将他签署好的售房合同交给各位买方，然后驾车走掉了。梅斯沃德山庄里的人从此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但是我这个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人，却发现无法将他忘掉。
突然一切都成了藏红花的橘黄色和绿色。阿米娜·西奈待的产房墙壁是橘黄色，门窗等木构件都是绿色。在隔壁的房间里，维伊·维里·温吉的范妮塔皮肤发绿，突出的眼白也映出了橘黄色，那个孩子终于开始进入产道里了，那个产道无疑也同样色彩丰富。在纳里卡尔大夫产科医院外面，天空中放着焰火，街上挤满了人，也同这一夜的色彩很是相配——橘黄色的火箭，绿色的火花像雨点一样洒下；男人身穿橘黄色的衬衫，女人披着淡绿色的纱丽。纳里卡尔大夫同阿赫穆德·西奈站在金黄和绿色相间的地毯上交谈着。“我会亲自来为你太太接生的，”他说，口气就同这个夜晚的颜色一样温和，“尽管放心。你在这儿等着，有足够的地方让你踱步子的。”纳里卡尔大夫讨厌小孩，但他却是一位出色的产科医生。他一有空就讲课，写小册子，就避孕问题向国人发出警告。“节制生育，”他说，“是全国的首要问题。总有一天，大家的木头脑袋会明白我的意思，那时候我就会失业了。”阿赫穆德·西奈很有些紧张，尴尬地笑了。“今天晚上，”我父亲说，“别宣传你的主张了——把我的孩子接生下来吧！”
离午夜还有二十九分钟。纳里卡尔大夫产科医院里只剩下不多几位员工了。有好些人没来，许多雇员都想在今夜庆祝一个国家的诞生，不愿意到医院里来为孩子接生。他们男的穿着橘黄色衬衫，女的套着绿色裙子，拥到了灯火通明的大街上，城里数不清的阳台上都点着陶土的小油灯，油灯里装满了神秘的油，灯芯漂在上面，每个阳台每个屋顶上一排排地放着，这些灯芯也跟计划中的颜色相一致：一半是橘黄色，另一半是绿色的。
一辆警车蜿蜒地从人群这个多头妖怪中穿过，车上警察穿的黄色和蓝色警服在这恍非人间的灯光的照耀下变成了橘黄色和绿色。（现在离午夜还有二十七分钟，我们这会儿暂时来到科拉巴大道，来说明一下警察是在追捕一个危险的罪犯。他的名字叫乔瑟夫·德哥斯塔。这个勤杂工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到产科医院上班了，在他离屠宰场不远的家里也找不到他，他从心神不安的童贞女玛丽那里消失了。）
二十分钟过去了，阿米娜·西奈啊啊地叫得越来越响，越来越快，而隔壁房间里范妮塔也在有气无力地啊啊叫着。街上的妖怪已经开始庆祝了，新神话在它的血管里流动，用橘黄色和绿色的细胞来取代原来的血液。在德里，一个精瘦结实、面容严肃的人坐在大会堂里准备发表演说。在梅斯沃德山庄，金鱼一动不动地浮在池子里，这里的居民带着开心果、蜜饯走门串户，互相拥抱亲吻——吃着绿色的开心果和橘黄色的甜团子；两个孩子正在秘密的通道里往下移动。而在阿格拉，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夫同他的妻子坐在一起，他妻子脸上的两颗痣就像是巫婆的奶头，他们坐在一群睡着了的鹅中间，心里想起了那些虫蛀掉的往事，两人哑口无言，找不到话来讲。在所有的城市、乡镇和村庄里，家家窗台上、门廊里、阳台上都点着小油灯。而在旁遮普，火车在燃烧，滚烫的油漆发出绿色的火焰，着火的燃料发出刺眼的橘黄色，就像世界上最大的油灯一样。
拉合尔这座城市也在燃烧。
那个精瘦结实、面容严肃的人要站起来了。他用坦焦尔河里的圣水涂抹在自己身上，额头上还抹了圣灰，站起身清了清嗓子。他手上没有讲话稿，也没有事先准备好讲话再背下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开始演说了：“……多年之前我们同命运相约，现在履行我们的誓言的时候到了——算不上全部或者不折不扣地履行，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
还有两分钟到十二点。在纳里卡尔大夫产科医院里，这位黑皮肤红光满面的大夫同一个名叫弗罗丽的助产士（那个和善的瘦女人无足轻重）在一起，在给阿米娜·西奈打气：“用力呀！再使劲！……脑袋已经看得见了！……”而在隔壁房间里，一位名叫博斯的大夫——玛丽·佩雷拉小姐站在他旁边——在照管着，范妮塔阵痛了二十四个小时，这会儿终于要到头了……“对，对，再试一次，不错；好了，很快就好了！……”两个女人又哭又喊，而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两个男人则不出一声。维伊·维里·温吉再也唱不出歌来了，他蹲在墙角，身子不住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地晃着……阿赫穆德·西奈在找椅子。但是这个房间里面没有椅子，这间房是专门为男人踱步用的。因此阿赫穆德·西奈打开房门，在空无一人的挂号台那里找到一张椅子。他拿起椅子，搬到那个房间里。维伊·维里·温吉还在那里一前一后地晃着，他的眼神茫然，就像个瞎子似的……她要不要紧？她会不会死？……这会儿，午夜终于来临了。
街上的妖怪开始吼了起来，在德里，一个精瘦结实的人说道：“……在午夜钟声敲响、整个世界正在酣睡的时刻，印度苏醒过来，赢得了活力和自由……”在妖怪的吼声中夹着另外两个尖叫声、啼哭声、吼声，那是两个新生儿的号声，他们徒劳的抗议声和布满在夜空中的绿色、橘黄色的欢庆独立的喧闹声混杂在一起——“一个时刻降临了，这是历史上千载难逢的时刻，我们从旧世界跨入到新世界当中。一个时代就此结束，长期被压制的一个民族的精神得到了解放……”而在纳里卡尔大夫走进一个铺着橘黄色和绿色地毯的房间里时，阿赫穆德·西奈手上仍然拿着一把椅子，大夫通知他：“西奈老弟，就在午夜钟声敲响的时刻，你的太太生下了一个又大又健康的孩子，是个儿子！”这会儿我父亲开始想起我来（不知道……）；他脑子里满是我究竟长得什么模样，以致忘掉了手上的椅子。他心中充满了对我的爱（即使在……），爱的暖流从头顶心一直传到指尖上，他放开了手上的椅子。
是的，这要怪我不好（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正是我的面孔——不是别人的——有这种力量，使得阿赫穆德·西奈放开了手上的椅子。结果椅子以每秒钟三十二英尺的速度往下砸去，那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正在大会堂里说“我们今天结束了一个倒霉的时代”，就在螺壳里吹出了自由的消息的当儿，我父亲却为了我的缘故也大声嚷嚷起来，原来椅子掉下来，把他的大脚趾给砸烂了。
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这一阵喊叫使大家飞跑过来，一时间我父亲受伤的事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两位疼痛的母亲身上吸引过来，两位同时在午夜生产的母亲——因为范妮塔终于生出了一个块头很大的婴儿。“说起来真难叫人相信，”博斯大夫说，“这小家伙块头大得要命，老是拼命往外挤，要出来，真是个特大号的家伙！”纳里卡尔大夫一边洗手一边说：“我那边也是。”不过这话是过了一会儿才说的——眼下纳里卡尔和博斯正忙着对付阿赫穆德·西奈的大脚趾。已经吩咐助产士给两个新生儿洗澡包裹，这时候，玛丽·佩雷拉小姐做出了她的贡献。
“你去吧，你去吧，”她对弗罗丽说，“去瞧瞧要不要帮忙，这里我一个人应付得了。”
等到只剩下她一个人——手上抱着两个婴儿——两条生命听凭她处置——她为乔瑟夫干了那件事。这是她自己私下进行的革命行动，她一面想为了这件事他肯定会爱我，一面将两个巨大的婴儿的牌牌对掉了一下，让那个穷娃娃过上优越的生活，而让那个富人的儿子去跟着拉手风琴的过穷日子……“爱我吧，乔瑟夫！”玛丽·佩雷拉心中这样想，她就这样做了。在一个眼睛蓝得像是克什米尔的天空——这也和梅斯沃德的眼睛一样蓝——鼻子像克什米尔的外公一样大——这也和法国血统的祖母的鼻子一样——的特大号娃娃的脚踝上，她系上了“西奈”这个名字。
由于玛丽·佩雷拉的罪行，我被橘黄色的布包裹起来，我成为中了奖的午夜的孩子。这个孩子的父母其实不是他的父母，他的儿子将来也不是他自己的儿子……玛丽将我母亲肚子里生出来的孩子——另一个特大号的“鲳鱼”用绿色的布包裹好，抱到了维伊·维里·温吉那里。这个孩子的眼睛已经变成了棕色，两个膝盖像阿赫穆德·西奈的膝盖那样圆滚滚的，他从此变成不是我母亲的儿子。维伊·维里·温吉像个瞎子似的盯着玛丽看着，他几乎没有看见他新生的儿子，他也从来不知道中间分开的头发这回事……维伊·维里·温吉刚刚得知范妮塔生产过后没有能够活下来。就在午夜过后三分钟，两位大夫正忙着诊治砸烂的大脚趾时，范妮塔因大出血而死去了。
这样我便给送到了我母亲那里，她一点也没有怀疑到我不是她的亲骨血。大脚趾裂开的阿赫穆德·西奈坐在她床上，她说：“瞧，先生，这可怜的小子，他鼻子同他外公一模一样。”她查了查小孩只有一个脑袋，看得他莫名其妙。随后她完全放下心来，因为这证明算命的也不是事事都说得很准。
“先生，”我母亲兴奋地说，“你赶快去打电话给报纸，通知《印度时报》。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赢了。”
“……现在绝不能心胸狭窄消极地任意批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大会说，“也不能恶意中伤。我们要建立一个自由印度的雄伟的大厦，在这里她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好好生活！”一面旗帜展开了，它由橘黄色、白色和绿色组成。
“是英国人？”博多大惊失色地嚷了起来，“你在说什么呀？你是英国血统的印度人？你的名字不是你的真姓名？”
“我叫萨里姆·西奈，”我跟她说，“又叫‘拖鼻涕’‘花面孔’‘吸鼻子’‘秃子’‘月亮瓣儿’。不是我的真姓名，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么些天来，”博多气呼呼地抱怨说，“你一直在骗我。你还称呼你母亲、你父亲、你外公、你姨妈。你都不肯把谁是你的真正的父母说出来，你这是什么东西啊？你母亲为了生你把命都送掉了，你都不在乎。你父亲兴许还活在世上，穷得一个子儿都没有。你不是个妖怪又是什么？”
不，我绝不是妖怪。我也没有骗人。我只是提供线索……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情况是这样：在玛丽·佩雷拉的罪行最终败露以后，我们都觉得一切没有什么两样！我仍然是他们的儿子，他们仍然是我的父母亲。在一种集体性的想象力的失误中，我们意识到我们完全想不出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法子……要是你问我的父亲（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情，连他也如此！）他的儿子是哪个，他绝对不会指着拉手风琴卖艺的那个膝盖滚圆、没有洗澡的孩子。尽管这个孩子，这个湿婆，将来会成为英雄一类的人物。
因此，这就有了膝盖和鼻子，鼻子和膝盖。事实上，在整个新印度，在这个我们大家共享的幻梦中，当时出生的孩子只是在部分程度上算作是他们父母的骨血——午夜的孩子也同时是这个时代的孩子。你知道，他们是历史播下的种子。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尤其在一个本身就是幻梦的国家里。
“够了，”博多愤愤然地说，“我不要听了。”她原以为会听到一个长着两颗脑袋的婴儿的，如今竟然是这么回事，她很生气。不过，无论她听还是不听，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写。
在我出生三天过后，玛丽·佩雷拉心里懊悔得不得了。追捕的警车没能抓到乔瑟夫·德哥斯塔，他显然像抛弃玛丽一样也抛弃了她的妹妹艾丽斯。这个小个子的胖女人——在恐惧中不敢坦白自己的罪行——认识到她真是太愚蠢了。“不知哪里冒出来的一头蠢驴！”她这样诅咒自己，但她不敢将这一秘密公开出来。不过，她决定采取某种形式的补偿方式。她辞去了产科医院的工作，去找阿米娜·西奈说：“太太，我一见到您的孩子就喜欢。你要不要雇个保姆？”阿米娜眼睛里充满了做母亲的喜悦，回答说：“好的。”玛丽·佩雷拉（“你不妨也把她称作你的母亲，”博多插嘴说，这证明她仍然很感兴趣，“是她成就了你，不是吗？”）自此就全心全意地为抚养我献出了她的一切，就这样使她的余生和她犯下的罪行的记忆紧紧结合到了一起。
八月二十日，纳西埃·易卜拉欣在我母亲之后走进了贝佩德路上的产科医院，小松尼跟在我后面来到了这个世界——不过他不大情愿露面，因此只好用产钳将他夹出来。博斯大夫在急忙中手稍稍重了些，结果松尼两边的太阳穴上就留下了小小的凹痕，产钳造成的这两个小凹痕使得他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就像威廉·梅斯沃德的假发那样。女孩子们（埃维、“铜猴儿”，还有其他的）都想要伸手去摸摸那些凹处……那将会在我们之间引起麻烦的。
不过我把最有趣的片段留到了最后。因此我现在来说明一下吧，在我出生的次日，《印度时报》孟买版的两位记者就来到一个橘黄色和绿色的房间里看我的母亲和我。我身上包着橘黄色的布，躺在绿色的摇篮里，抬头望着他们。一位记者采访我的母亲，另一位鹰钩鼻子的高个子摄影记者就专门为我忙碌着。第二天，照片和报道都登到了报纸上……
就在最近，我又去了那个仙人掌园子。在那里多年之前，我埋下了一个铁皮地球仪，球上坑坑洼洼的，用透明胶带粘了起来。我从地球仪里面把我多年前藏在里面的东西抽了出来。这会儿我右手在写字，左手便拿着那些东西——尽管颜色泛黄，又长了霉，但我仍然看得出来其中有一封信，那是印度总理签字寄给我的信件，另一件是份剪报。
剪报上面的通栏标题是：午夜之子。
文字说明是：“娃娃萨里姆·西奈可爱的神情，他在昨夜国家独立时刻出生——成为这一光荣时刻的幸福的孩子！”
一幅大照片：头版整版是一张呱呱叫的巨幅婴儿特写，仍然可以看出孩子面颊上有胎记，鼻子下面亮闪闪地拖着鼻涕。（照片下面注着：摄影卡里达斯·古普塔）
尽管有这样的大标题、文字说明和照片，我还是要责怪这两个来访者犯下了玩世不恭的错误。这些记者关心的只是第二天的报纸，根本不明白他们正在报道的事件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件使人们觉得有趣的活剧罢了。
我怎么会知道这一点的呢？因为，在采访结束时，摄影记者朝我母亲送上一张支票——共一百卢比。
一百卢比！还有比这个数目更不像话、更荒唐的吗？对真正计较的人来说，这个数目简直是一种侮辱。不过，我只是对他们来庆贺我的诞生表示感谢，并且原谅他们缺乏一种货真价实的历史感。
“别拼命往脸上贴金了，”博多气鼓鼓地说，“一百卢比也不是什么小数目。归根到底，人人都要生出来，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 * *
[1] 巴布尔（Babur或Babar，1483—1530），印度皇帝，是帖木儿和成吉斯汗的后裔，他创立了莫卧儿王朝。死后由儿子胡马雍（Humayun，1508—1556）继位。
[2] 指公元前约二一三三年至公元前一七八六年的古埃及。
[3] 潘趣乃乐（Punchinello），意大利传统木偶剧中的滑稽主角，矮胖驼背，是潘趣（Punch）的原型。
[4] 尼扎姆（Nizam），一七二四年至一九四八年间统治印度海得拉巴的土邦君主称号。
[5] 史蒂倍克（Studibaker），汽车商标名，二十世纪初由史蒂倍克兄弟制造公司出产。
[6] 参孙，《圣经》中的大力士，头发被剃去后就软弱无力了。
第二部
渔夫手指远方
难道有可能吃文字的醋吗？难道会将我晚上涂抹的那些东西看得像是情敌的血肉之躯一样吗？对博多的古怪举动，我想不出其他理由来。这一解释至少有个好处，那就是它和她发的脾气同样不可思议，今晚她看到我千不该万不该写出了（而且还大声念出了）我本不应说出来的那个词儿，她真是气得要命……自从那个江湖郎中来过以后，我就觉察出博多身上那种奇怪的不满情绪，我嗅到了从她的分泌腺（或者泌离腺）散发出那种令人琢磨不透的气味来。她半夜里面千方百计地想要把我的“另一根铅笔”，也就是我裤裆里那条没用的“黄瓜”调动起来，但是完全无效，也许这使她很丧气吧，她变得越来越牢骚满腹了。（此外，她听到我昨晚诉说自己出生的秘密后心里很不痛快，还有我对一百卢比不以为然的态度也使她很生气。）我得怪自己不好，我一心扑在我的自传上，忽略了她的感情。今晚一开始就走了调，写出了那个最糟糕的词儿。
“一条中间开洞的床单迫使我注定要过分成片段的生活，”我写道，并且大声读了出来，“但是我要比我外公幸运，因为阿达姆·阿齐兹一直是那条床单的受害者，而我呢却成为它的主人——这会儿被它迷住的人是博多。我坐在自己具有魔力的影子底下，每天让她好好看一看我这个人——而她呢，蹲在一边，如痴如醉地看着我。她满脸迷惑，看得忘了神，就像一只獴看着一条颈部膨胀的眼镜蛇瞪着眼睛扭动着，身子僵住了一动也不动——使她陷入到这种麻木状态的是——对了！——是爱情。”
就是这个词儿：爱情。写下来后，又读了出来。它使她发出一声异乎寻常尖厉的叫声，它使她的嘴唇里吐出一连串的诅咒，如果我仍然对词语敏感的话，我早就遍体鳞伤了。“爱你？”我们的博多刻薄地嘲笑道，“爱你什么呀，老天？小王子，你有什么用处呀？”——接下来是她早就准备好的杀手锏——“你能算个情人吗？”她伸出胳膊，汗毛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她满脸鄙夷地用食指朝我这个无可否认确实无用的裤裆的方向指了指。这个又长又粗的手指，因为嫉妒的缘故直僵僵地伸着。糟糕的是，它只使我想起另一根断掉一截的手指来……由于她射出的这根箭没有中靶，她气得大声嚷道：“不知哪里来的个疯子！那位大夫说得一点也不错！”立刻心烦意乱地冲出了房间。我听见她的脚步声啪嗒啪嗒地从金属楼梯上传来，一直走到下面工厂里，穿过用黑布遮盖的酱缸，直往外冲。接着，门闩一拔，砰的一声关上了。
这样剩下了我一个人，我别无选择，又回过头来继续写下去。
渔夫手指远方：这是挂在白金汉别墅天蓝色墙壁上的一幅画上令人难忘的中心内容。这幅画就挂在那个天蓝色摇篮的上方，我，萨里姆娃娃，午夜之子，就在那个摇篮里度过了我最初的日子。在柚木的画框里面，小雷利[1]——还有谁呢？——坐在一个正在补渔网的满面风霜的老渔夫脚边——他是不是长着像海象那样的胡子？——他的右臂伸得笔直，直指着海平面，一边说着那些海上故事，小雷利听得入了迷——还有谁呢？因为画中自然还有一个孩子，他两腿交叉，穿着荷叶边领子和一直扣到底下的束腰外衣……这会儿我回忆起来了：那是一次生日晚会，晚会上自豪的母亲和同样自豪的保姆给一个长着特大号鼻子的小孩戴上这样的领子，穿上这样的外衣。一个裁缝坐在天蓝色的房间里，就在渔夫的手指底下，仿照图画上英国绅士的服装裁剪……“瞧，多可爱呀！”丽拉·萨巴尔马提大声嚷嚷道，她的话始终叫我觉得很难堪，“就像刚刚从画儿上走下来的！”
在卧室墙上的一幅照片中，我坐在沃尔特·雷利身旁，眼睛随着渔夫手指的方向望去，拼命睁大眼睛望着地平线。在地平线以外是——是什么呢？——也许是我的未来，我的非同一般的命运，对此我一开始就有所觉察了。它在那个天蓝色的房间里，像是一片闪烁着的灰色暗影，起初很不清楚，却无法对它置之不理……因为渔夫手指的更在闪烁着的地平线之外，它超出了柚木画框，越过短短一段天蓝色的墙壁，使我的眼睛朝另一个镜框看去。挂在这个镜框里面，永远压在玻璃底下的就是我无法摆脱的命运。这里面是一张特大号的婴儿特写照，下面配着预言式的文字说明。就在照片旁边，还有一张优质仿羊皮纸的信笺，信笺上压印有国徽的图案——几头萨尔纳特[2]雄狮站在法轮上，这封总理的来信是我的相片在《印度时报》刊出一礼拜之后邮差维西瓦那斯送来的。
报纸为我庆贺，政治家正式认可了我的地位。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写道：“亲爱的萨里姆娃娃，请接受我对你诞生这一大喜事的迟到的祝贺！你是印度那个既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面貌的最新体现。我们会最为关切地注视你的成长，你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镜子。”
玛丽·佩雷拉大为惊恐。“是政府啊，太太！它会密切地注意这个孩子吗？为什么呢，太太？他出了什么岔子吗？”——阿米娜无法理解保姆说话时口气为何如此惊慌，她说：“这只是说说而已，玛丽，这话哪能当真？”但是玛丽仍然很紧张，每当她走进婴儿室时，她的眼睛总会慌乱地朝镜框里那封信溜过去。她又会朝四处张望，想要知道政府是不是真的在注视着。她眼神中急切地想弄明白，他们知道了什么？是不是有人看见了？……至于我呢，在我长大之后，我对母亲的解释并不完全赞同，但是它使我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因此，尽管玛丽的怀疑也多多少少传到我的身上，到时候，我还是大吃一惊……
也许渔夫的手指并没有指着镜框里的那封信。因为假如你顺着它再往前看，你就会随着它穿过窗户，从两层楼高的小丘往下，穿过华尔顿路，越过布里奇·坎迪游泳池，看到与图画中的海洋不同的另一片海洋。在这片海洋上，科里人的三角帆船的船帆在夕阳的余晖中一片通红……这个带着谴责意味的手指，迫使我们朝城里失去家园的人那边看去。
或者，这个指头也许——尽管天气很热，这个想法使我打了个寒噤——是一种警告，它的目的就是要别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它的本身。是的，它很可能预示了另一个手指，干吗不呢？这个手指跟它本身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它出现在我的故事中，那将会引发阿尔法与欧米加[3]那个可怕的逻辑……天哪，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挂在我摇篮上方有多少与我的未来有关的东西，等着我去理解呢？给了我多少警告——有多少我又没有注意到呢？……不。我不会成为“不知哪里来的个疯子”，这个活灵活现的说法是博多的。我不会让自己随便被引到一些随便说笑的枝节问题上去，至少在我还有力量抗拒这些裂缝时不会。
在阿米娜·西奈和名叫萨里姆的娃娃乘坐借来的史蒂倍克车回家时，阿赫穆德·西奈还随身带了一个牛皮纸袋子。在袋子里面装着一个酱菜瓶子，瓶子里面的酸橙汁都已经倒掉，瓶子洗干净煮过、消了毒——这会儿里面又装得满满的。铁瓶盖上蒙着橡胶隔膜，再用橡皮筋箍紧，瓶口封得严严的。在这个牛皮纸包里的玻璃瓶中，橡胶瓶盖底下究竟藏了什么东西呢？是这件东西：与父亲、母亲和娃娃一起回家的是一瓶生理盐水，盐水中漂浮着一条脐带。（但这条脐带究竟是我的呢，还是另一个孩子的？那我就说不准了。）当新雇的保姆玛丽·佩雷拉坐公共汽车去梅斯沃德山庄时，一条脐带却在电影大王那辆史蒂倍克车仪表板上放零星物品的小箱里隆重地回来了。在萨里姆这个娃娃长大成人时，浸在盐水里的脐带一直挂在一个柚木衣柜里面。多年以后，等我们全家流亡到巴基斯坦这一“圣洁的国土”，在我努力想要净化自己时，脐带在短时间内风光了一番。
什么都没有丢掉，孩子和胞衣都留下来了。这两者都来到了梅斯沃德山庄，两者到时候都会登场表演一番。
我算不上是个漂亮的婴儿。那几张婴儿特写照显示出我月亮般的圆脸太大，也过分圆了一点。在下巴那部位像是少了点什么。我脸上皮肤倒是白白的——但是有几块胎记破了相。我右面发根处有几块黑色的胎记往下延伸，而左耳上有块大黑斑。我的鬓角太突出，就像鼓出来的拜占庭式建筑[4]的圆顶。（松尼·易卜拉欣和我天生就应该成为朋友——在我们两人头顶头时，我那鼓出来的鬓角恰好放在松尼给产钳夹出来的凹痕里，就像木匠的榫头那样服帖。）阿米娜·西奈看见我只有一个脑袋，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她以加倍的母爱注视着娃娃，眼睛里看到的都是他的可爱之处，根本不会注意到我那双奇怪的天蓝色的冰冷的眼睛，像是发育不良的牛角似的鬓角，甚至连那个大得像疯长的黄瓜一样的鼻子也不在意。
萨里姆娃娃的鼻子大得出奇，而且还老是流鼻涕。
我童年的相貌实在令人着迷，尽管我已经够大够难看了，但似乎我还不满足。从我一出世我便开始着手进行自我扩大的英雄计划。（我仿佛心中有数，为了挑起未来的重担，我需要一个很大的体魄。）到九月中旬，我已经把母亲的奶水吸干了，尽管她的乳水供应还是相当富足的。于是临时雇了个奶妈，但只过了半个月，她便打了退堂鼓，因为她的乳房已经被吸得像沙漠一样干，她抱怨说萨里姆这个娃娃用他没长牙齿的牙龈把她的奶头几乎咬下来。于是只好给我喂奶瓶，就这样大量的东西给我喝下去，奶瓶的奶嘴也遭了殃，证明奶妈的话不是无中生有。在记事册上对我的成长做了仔细的记录，记录表明我一天长得比一天大，这一点肉眼几乎就可以看得出来。遗憾的是没有对我鼻子的长度进行测量，因此我没法说清我的呼吸器官与身体其他部位的生长速度是否完全一致，或者会不会更快一些。我得说的是我的新陈代谢十分旺盛，大量的废物从相应的出口排泄出来。我的鼻子上老是挂着一串亮晶晶的鼻涕，不断地有大批的手帕和围涎送到我母亲浴室的洗衣箱里去……由于废物通过不同的渠道排了出去，我的眼睛老是干干的。“这娃娃真乖，太太，”玛丽·佩雷拉说，“一滴眼泪也没有。”
乖孩子萨里姆很安静。我常常笑，却不出声。（就像我自己的儿子，一开始是先进货，先是认真听别人说，然后再笑出声来，最后才开始说话。）有一段时候，阿米娜和玛丽有点担心这孩子耳朵会不会聋。但就在她们想把这事告诉孩子父亲的当儿（她们没有把心中的疑虑让他知道——做父亲的不会喜欢有缺陷的孩子），他却突然出了声，至少在这一方面变得完全正常起来。“好像是，”阿米娜低声同玛丽说，“他决定让我们放下心来。”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阿米娜和玛丽过了好几天才注意到。她们两个整天忙个不停，使我仿佛有了一个长着两颗脑袋的母亲。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她们的眼睛见到的只是那些臭烘烘的内衣，而没有发现我的眼皮一眨也不眨。阿米娜记起怀孕时，胎儿在肚子里重得要命，使她仿佛觉得时间像一潭死水那样静止不动，这时候她开始纳闷，如今会不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也就是这孩子会不会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使与他直接有关的时间跑得飞快，因此母亲和保姆两人总是来不及做完需要干的事情，而娃娃呢以一种显然是疯狂的速度成长。她抚今追昔，做着这种白日梦，也就没有注意到我的问题。后来，她总算将这种想法丢到脑后，向自己解释说我只是个好端端的大块头婴儿，胃口大，长得快。只有到这时，母爱的层层帷幕才落下来，使她和玛丽看到了问题所在，她们同声叫道：“瞧啊，老天哪老天！瞧啊，太太！瞧啊，玛丽！这小家伙从来不眨眼睛！”
这双眼睛太蓝了，克什米尔的蓝色，掉包孩子的蓝色，眼眶里面装着没有流出来的泪水使它更蓝，蓝得不会眨眼睛了。在喂我进食时，我的眼睛一眨不眨。童贞女玛丽把我托在她肩膀上，说道：“哎呀，这么沉，耶稣呀！”这时候，我打着饱嗝，也还是不眨眼。阿赫穆德·西奈拖着他开花的大脚趾，一瘸一拐地走到我摇篮跟前，我眼睛一眨不眨好奇地望着他那噘着的嘴唇……“太太，也许我们弄错了，”玛丽说，“小少爷也许只是在学我们的样——我们眨眼他也跟着眨。”阿米娜说：“我们轮流眨眼试试看。”于是她们的眼皮一张一闭，同时认真地观察我那蓝得冰冷的眼睛，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最后阿米娜亲自动手，伸手到摇篮里替我把眼皮抹了下来。眼皮合上了，我的呼吸节奏也立刻随之改变，我心满意足地睡着了。在这之后，接连好几个月里，母亲和保姆两人轮流帮我睁眼、闭眼。“太太，他学得会的，”玛丽安慰阿米娜说，“这孩子乖得很，他肯定学得会的。”我学会了，这是我人生的第一课，没有哪个人是能够一直睁大眼睛面对世界的。
这会儿，以我婴儿时代的眼光回顾往事，我能够将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说来也怪，你只要努力一下，你竟然可以回想起这么多的事情来。我能看见的是什么呢？是这座城市，它像只吸血的蜥蜴一样伏在炎热的夏日里。我们的孟买，它形状像一只手，但它其实是一个嘴巴，老是张开着，老是饿得要命，老是吞食从印度其他地方来的食物和有才能的人。它还是一条美丽动人的蚂蟥，出产的只有电影片子、丛林夹克衫和鱼……在印巴分治以后，我看见邮差维西瓦那斯骑着旧的印度阿朱那牌自行车朝我们两层楼高的小丘驶来，车座后面的邮袋装着那个仿羊皮纸信封，经过一辆破烂的公共汽车旁边——尽管这会儿雨季还没到，这辆车让司机给扔了，其原因是司机突然决定去巴基斯坦，于是他关起发动机就走，让整整一车乘客待在车上。有的人吊在车窗上，有的人抓着车顶的行李架，有的人挤在过道里……我能够听到他们在咒骂，猪猡崽子、狼心狗肺，但大家还是赖在好容易抢到的座位上不肯离开，就这样整整拖了两个小时才散去，把汽车丢在路边上。还有呢，还有印度第一个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游泳健将，普西帕·罗伊来到了布里奇·坎迪游泳池的大门口。这个普西帕头上戴着橘黄色的游泳帽，躯体上围着绿色的国旗颜色的毛巾，来向游泳池只准白人入内的规则挑战。他拿着一块迈索尔[5]的檀香皂，挺起胸膛，大步迈进大门……这时雇来看门的帕坦人连忙挡住了他，就像往常那样，把欧洲人从印度人暴动中救出来的还是印度人。尽管他勇气十足地拼命挣扎，但还是被四个人抓住手脚扔到外面的华尔顿路上，跌到尘土里面。横渡海峡的健将被扔到街心，像是扎猛子一样，几乎撞到骆驼、出租车、自行车上（维西瓦那斯连忙拐弯绕开他那块肥皂）……但是这吓不倒他，他站起身，拍掉身上的尘土，声称明天还要来。在我童年的那些岁月里，每天总可以见到头戴橘黄色游泳帽、披着国旗颜色毛巾的游泳健将普西帕满心不情愿地在华尔顿路上扎猛子。最后他这场英勇无畏的斗争取得了某种形式的胜利，因为如今游泳池已经对某些印度人——“上等人”——开放，他们可以跨到那个印度地图形状的池子里去了。但是普西帕不是上等人，他现在年纪大了，人们都把他忘了，他只是老远地望着这个池子……现在成千上万的往事涌上我的心头——例如：当年著名的女摔跤手巴诺·德维，她只肯同男人摔跤，并且威胁说谁能把她打败就嫁给谁。她这样一说，结果就从来没有失手过。还有（这会儿离家更近了）在我家花园水龙头底下的那个圣者，他名叫普鲁肖塔姆，我们（松尼、“眼睛片儿”、“头发油”、居鲁士和我）总是称他为普鲁古鲁，他认为我是受到真主保佑的穆巴拉克，一直留神照看着我，每天不是教我父亲看手相，就是为我母亲施法术去除鸡眼。此外还有在老仆穆萨和新来的保姆玛丽之间的钩心斗角，他们的矛盾将会越来越尖锐，到了最后终于爆发出来。总而言之，到一九四七年年底，孟买的生活就像往常一样热气腾腾，形形色色，也像往常那样千奇百怪……唯一的例外只是我出生了。我已经开始在宇宙的中心占据我的位置，等到我完成了这事以后，我会赋予所有一切以意义。你不相信我的话？听，玛丽·佩雷拉在我摇篮旁边唱着一首儿歌：
无论你想要怎么样，你就可以怎样，
你会实现自己所有的理想。
等到高瓦里亚坦克路王家理发馆一个兔唇的理发师来给我行割礼的时候（我刚刚满两个月），我在梅斯沃德山庄已经很受欢迎了。（顺便提一下行割礼的那件事，我仍然可以发誓我能够记得那个咧着嘴笑的理发师，他抓住我的包皮，而我的阴茎就像条游动的蛇那样死命扭动。剃刀割了下来，那阵疼痛啊！但是别人告诉我，就在那时候，我眼皮还是一眨都没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