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时代即将到来，”福伦比谢勒说，“那个时候工人们就不用再忍受贫穷，不用再沿乞讨，遭受别人的冷眼了。他们只要听从我的朋友阿迪，并提起勇气。下棋是个能锻炼人感官的好途径。”
一场政变企图被摧毁后，阿迪便被逮捕入狱了。福伦比谢勒突然不再像以前一样口口声声说是他的朋友了，就算有时他提到阿迪，声音也是十分低沉的，失去了往日的激动。酒馆里的所有人都知道福伦比谢勒对阿迪很失望，因为他在慕尼黑的时候放弃了自己阶级斗争的志向，转而去倡导反犹太人的邪恶言论：当人们在为统领这个世界而奋斗时，他却先是在资产阶级里或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散布污蔑犹太人的谣言。因为福伦比谢勒也算是半个犹太人，所以当他发现阿迪的反犹太主义思想并不是偶尔间对主流思想的迎合，而实际上就是他政治使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他感到自己被背叛了。福伦比谢勒仍是继续对着他的对手喋喋不休，但现在他主要讲的都是他自己家的故事。
福伦比谢勒和他的家人
福伦比谢勒体形敦实，肌肉紧凑，他从小多以淀粉类食物为食。他是一个农夫的儿子，所以从小时候开始便被灌输了面包和肉都是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概念。他的脸很圆，秃顶，他的眉毛粗而浓密，而且连在了一起。他如公牛般的颈子堆满了褶皱。他一只脚有点儿问题，走路不稳。当他从棋盘边站起来去找厕所时，动作都十分古怪。不过他却是帝国酒店的雇佣厨师，在那儿的厨房里他却表现得相当敏捷而警惕，对周围的那些锅碗瓢盆操作得简直堪称一绝。
有时候叔祖父会产生深深的怀疑，他觉得福伦比谢勒并不太诚实—这倒不是因为他认为福伦比谢勒像个骗子或信口雌黄的人，而是因为福伦比谢勒口中对他家族的描述都太奇特了，让人很难相信那些事真的发生过。
卡尔是福伦比谢勒家族的祖先，他于1601年结婚。由于他的妻子陪嫁过来了好几亩肥沃的田地，他便在布尔根兰古腾堡村子里定居了。就是在这里，他的祖先—一群自诩高贵而荣耀的农场主—几百年来一直精心照料着他们的土地。福伦比谢勒的妈妈并不是本地人。她来自一个犹太家庭，生长在一座壮丽的彼得霍夫城堡里，它位于维也纳东南边四十多英里处。听说她的外祖父是奥匈帝国的财政大臣，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亲信。另外，这个诞生过很多知名哲学家的家族，后来便举家搬去了欧洲。
“我的犹太家史写一整本书都说不完，”福伦比谢勒坚定地说，“它需要一整个文学史来记载。你不知道斯宾诺莎家族有着怎样传奇的故事。和我的祖辈在那个时代所经历的一切相比，作家们的小说都是幼稚的幻想。小说是无法与现实相媲美的。当你知道真实发生的事情后，你完全没有必要再去编造一个故事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能跟得上骗子的逻辑，却追不到一只跛腿的老狗。”
福伦比谢勒的这些描述中最让叔祖父感兴趣的，就是有一次他偶然间提到了他有一些表亲在布达佩斯。但他很快就说自己并不太关注他们，因为当分他外祖父的遗产时，他的舅舅完全不顾手足之情。他的母亲什么也没得到，因为她嫁了一个非犹太人，更糟的是他还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特别不满的就是他的表兄南森，据他描述，南森蛮横地夺取了家族中最有价值的财产，即哲学家本杰明·斯宾诺莎的无价著作《永生之书》。
“南森—你不是在说南森·斯宾诺莎吧？”叔祖父问道，他的心跳突然加快了，“那个娶了萨拉·诺依曼的南森·斯宾诺莎？”
“是的，他就是我表兄……你认识他？”
“不，不认识。事实上，我从来没见过他。但世界可真是小啊。他娶了我妻子的表姐萨拉，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女人。我们一起长大，所以我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么现在你要跟我多说点儿你们家族的故事。我想要知道所有关于斯宾诺莎家族的事情。”
在此之前，叔祖父以为自己已经成功地将他对萨拉的爱埋在了自己的内心深处。杰克马戏团的快乐时光几乎已经让他遗忘了她。但是他内心的那团爱火还没有完全熄灭，而南森·斯宾诺莎的名字又再次催燃了它。突然，他感到了对萨拉深深的渴望。早已埋葬的记忆再次浮现了出来，仿佛它是刚从他内心的深井中被一把拽了出来。他又一次感到了她的呼吸在他头顶盘旋，想起了他们在厨房拥抱时她贴近自己胸膛的柔软胸部。萨拉的爱使他内心充满的那些对未来的快乐设想又一次来到了他的意识中。
花香与家庭幸福
第三次流产后，艾尔莎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星期。无精打采，深陷悲伤。一天下午，屋外突然响起了一阵微弱的敲门声。艾尔莎爬了起来，跌跌撞撞地来到门口开了门。门外是她的邻居阿伦·瑞赫兹。他第一眼就看出艾尔莎的状态不是很好，他问她怎么了。艾尔莎试图回避这个问题，不过这个老犹太人还是看了出来。他讲了一些好玩的故事来安慰她，并答应陪她去拜访从巴库过来的鞑靼公主。这个人在1917年革命时被从俄国驱逐了出去，现在她正在郊区做法，利用从花朵和植物中提炼出来的精油治疗各种疾病。
人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奥尔加·巴什基尔这里就诊。她不仅向病人提供花草植物还会嘱咐他们该吸入这些香味多久—一定要坐着吸，且每天不能超过十分钟。对于高血压病人，她建议病人吸入森林里生长的天竺葵；对哮喘病最有疗效的就是迷迭香；她还用月桂树治好了背痛的毛病。这些花草植物都是在她自己的花园里培育出来的。
她建议艾尔莎可以选择西伯利亚百合（一种百合属植物），并且每天吸八分钟的花香，持续三个星期。
“我什么味道也闻不到。这朵花根本没有香味。”她质疑道。
“没有哪朵花是会自动散发香气的，它的花香是为了别人存在的，”奥尔加·巴什基尔耐心地解释道，“你必须温柔地抚摸它的枝干，这朵花才能感到你的意愿。然后它才会散发香味。它想要让人开心，你每摸一次，它都会以香味回应你。西伯利亚百合能够治愈你，亲爱的顾客。它将会使你的子宫充满热血，再加上你丈夫一点点性趣的协助，你就能为他生下很多儿女。但我必须警告你：如果你吸了太久的西伯利亚百合，那么你的孩子将只会是女孩。”
艾尔莎乞求阿伦·瑞赫兹不要将她去见鞑靼公主的事告诉她的丈夫。他理解地点了点头。
1929年10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里，这一天被史学家称作黑色星期四，因为就在这一天华尔街的股票市场全部崩盘了，也正是在这一天，艾尔莎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两个女孩，明媚动人，健全安然。
当叔祖父望向她们的脸蛋时，他发现她们中一个长得特别像他的外祖母，另一个则跟他的母亲一模一样。他开心得说不出话来。
“我想，”他谦卑地说，“将我在天堂上的母亲和外祖母的名字给她们两，安努斯基亚和玛姬特。”
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叫叔祖父“费尔南多”，除了他的妻子；她还叫着他的昵称。
“弗兰西，”艾尔莎回答道，“那些名字真好听。我很高兴我们的女儿能叫这个名字。但与之相比，我更想表示对你的尊重。所以让我们叫她们为安西和曼西吧。”
从艾尔莎进入维也纳的那天起，她便一直渴望回到布达佩斯。这些年来，这个想法一直纠缠着她，吞噬着她。这个秘密的心愿她没跟任何人说过。一天从医院回来后，她终于克制不住自己，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叔祖父—也许是时候回布达佩斯了，让他们的家人也看看这对双胞胎。
他拒绝了。
他的借口很难令人信服。他说自己还没有足够的钱，他忍受不了她的母亲，他在维也纳的事业正蒸蒸日上，而且马戏团又很忙，他根本脱不了身。
他想永远远离开家乡的真正原因完全与之不同，当然了，那个原因就是萨拉。他的不情愿一大部分是来自于他内心的恐惧，好像他生怕自己会失望一样，好像和萨拉时隔多年的再一次相见会毁了他对真爱的幻想。那种在很久之前的一个二月的黄昏时令他丧失了心智的晕眩感，那个时刻他才十五岁，他们俩双手握十，手指交叉，玩着那恋人间的古老游戏—触摸、推挤、抚摸，乐此不疲。
赫尔曼·杰克和霍尔蒂司令
前往维也纳的火车开动了。赫尔曼·杰克挤在一个角落里，安静而消沉。因为连续几个晚上的失眠，他已经疲惫不堪了，午夜的雪茄烟让他面如土色。他正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窘境。每个人都知道马戏团的生意不行了，空缺的观众席就是对此无声的证明。而且，所有人都注意到马戏团主已经越来越心不在焉了，他变得非常不安，视力相比以前也退化了好多。这么久以来，为了不让他的伙伴们知道马戏团的经济窘境，他已经做得够多了。有一位匈牙利的朋友答应给他引荐几位有希望的贷主后，他便登上了前往布达佩斯的火车，希望能扭转乾坤，平衡马戏团的财政状况。他的那些维也纳借贷人都不愿意再向他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了。他们已经忍赫尔曼·杰克太久太久了，假装看不到他无法用现金还债的事实，然而最近赫尔曼开始陆续收到各种言词尖锐的恐吓信，威迫他还钱。经济大萧条掏空了每个人的口袋，贷主变得更加冷漠了。他们基本上没人愿意让赫尔曼延长或重新商议还款期。现在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声称，如果赫尔曼不在1931年9月14日之前还清所有欠款，就别怪他们无情。收回杰克马戏团内的抵押物，强行让其破产关门。赫尔曼在布达佩斯也没有任何收货，而现在，离最后期限也只剩下三十六个小时了。
他闭上了眼睛，接着他好像听到什么，像是一只巨大的轮子正在冲破他安稳的世界，如脱缰的野马向他和他的马戏团滚来，无情地将他们带入无尽的深渊。就在那一刻，赫尔曼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没有妻儿，马戏团就是他的家。第二天他就会买一份保金很高的生命保险，然后到了晚上他就会自杀。这样马戏团就有救了，他也不会让他的朋友和员工们失望了。
1931年9月13日午夜过后二十分钟，维也纳特别快车在布达佩斯以西三十英里处的比亚图巴吉小镇外的高架铁轨上被炸毁了。火车头以及六节车厢全部坠入了深谷中。第二天早上，救援队在火车箱破损、扭曲的残骸里找到了二十二具尸体。其中有一具尸体的右手手指上戴着一枚金戒指，戒指的内侧刻有两个大写字母：HJ。
当杰克马戏团的人接到赫尔曼已死的消息后，团内立即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对于即将到来的财务抵押和破产，他们也无能为力。每个人都明白他们的经济状况是不会再有任何转机了。这场争论的焦点是：杰克到底是犹太教徒还是天主教徒。他的遗体该葬在哪里—如果那的确是他的遗体的话，要知道那可是一具被烧得辨别不出来的尸体。马戏团内的人意见分成了正反两派。最后，这个难题被俄国巨人奥列格解决了，他建议将赫尔曼的遗体葬在新教徒公墓中，举行一场非宗教的葬礼。经过几个小时的辩论后，他的提议被全票通过。
几百人参加了那场葬礼。叔祖父穿着黑色的衣服站在那里，沉默、发冷。他甚至连叹息都做不到，因为整个事情发生得太不真实了。当然，他很悲伤。那个躺在棺材里的人，虽然只剩一堆烧焦的骨头，却是他的朋友，他的导师。而站在他旁边的人他一个都不认识。他们正深陷在悲伤中，泪流不止。
一位天主神父向墓地走去—他是赫尔曼·杰克的侄子，在年轻的时候便献身给了天主教。每个人都察觉到了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不到几秒钟的功夫，两支信仰不同的宗教徒们便开始互殴了起来。长年的友谊就被拳头无情地捣散了。
当匈牙利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时，那场摧毁了好几节火车箱的火焰还在燃烧着。宪法中关于自由和人权的规定全都被暂时抛在了一边。国家元首及摄政王霍尔蒂司令并不特别急着抓住犯人，他手上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先行处理。显然，他的主要目标是逮捕那些讨厌的政敌。
两个星期后，警察在匈牙利人西尔维斯特·马图斯卡维也纳的家中逮捕了他。他承认了自己罪行，而且丝毫没有半点儿悔恨。早前在德国发生的五次火车爆炸事件的主谋也是他。他甚至为自己的作品感到自豪。他被判处八年的有期徒刑。很多人都以为，事情已到此了结了。
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匈牙利保守媒体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长篇言论，将此次暴行归罪于共产党。共产党内部两名重要的犹太成员被当即逮捕了。即使他们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法院还是以比亚图巴吉爆炸事件为由将他们判为死囚。每个人都知道真相。在自由媒体中、议会里，以及公众间，人人都挺身而出要求政府释放这两个人。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激烈的抗议声也此起彼伏。霍尔蒂政府却对此充耳不闻。桑德尔·弗斯特和伊勒·撒莱在审判结束的两个星期后便被处死了。
政治意识的觉醒
叔祖父从他姐姐那里收到了一封便笺。他已经很多年没收到过她的来信了。信中说的是他们最小的弟弟，埃尔伯特。他们这个弟弟很爱读书，可他的家庭却一贫如洗，拿不出钱来供他上学。他性格脆弱而敏感，对于他这么年轻的孩子来说，去一战的战壕里证明自己的能力实在有些不合适。某个人建议他与其浑浑噩噩地聊以度日，不如怀揣着梦想加入军事院校，在那里每个实习生都能受到高等的教育和锻炼。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并不适合那个充满了欺凌弱小的同学和脾气暴躁的军官的世界。现实生活将他击倒了。之后，他每天都会坐在姐姐的厨房里，目无焦点地发着呆，想着未来。他姐姐为了养活他，没日没夜地工作。他在家的几个月来，她几乎已经成了奴隶，基本上没睡过一顿好觉。她喂他吃饭，帮他洗澡，帮他清洗，吹干他的胡子和乱糟糟的头发。他瘦了好多，每过一天他的五官就会突出一点，最后，看上去就像先知一样。医生诊断他为心智失常，他被送去了神经医院，这让他姐姐松了口气。被关在与外界隔离的病房中，经受着病痛的折磨，六个月后他便去世了。这是他们家族中第一个死去的兄弟。那个时候他也才刚刚二十四岁。
赫尔曼和埃尔伯特去世之后，叔祖父开始关心起自己故乡的现状。维也纳最著名的日报《新闻报》经常会报道霍尔蒂政权的势力已经扩张得越来越广，而匈牙利的人民却是越发的贫穷。几年前，像政治和社会问题这种话题完全提不起叔祖父的兴趣；每次听到这些他都会无聊地打哈欠。可是现在，他仿佛看到了埃尔伯特的脸在他面前。他弟弟那双温暖的、充满梦想的眼睛仿佛向他传达了一则信息：“别忘了我。将我们这些在痛苦中挣扎而腐朽的人的故事告诉世人，成为我们的声音。”
1927年7月15日清晨，维也纳电力公司的工人切断了城市供电。此事一经发生，全城人民开始罢工，向议会抗议游行了起来。几个月以前，几个非法的右翼治安员杀害了一些正在示威游行的社会民主党，然而维也纳的法庭却释放了这些杀人犯，虽然他们已经承认了罪行。审判结束几天后，一万多名工人聚集起来向议会游行抗议。骑着马的警察将他们赶了回去。工人们拿着路边的石头，包围了司法宫。很快，有将近二十万多市民聚集到了街道上。有些人还提了汽油桶。大约正午时分，司法宫燃起了大火。消防车当即便奉命前来救火，却在半途被民众们拦住了去路。面对这一境况，警察局长决定派出六百名武装警员带着来复枪驱散民众。这些警员对着四面八方的人群疯狂地扫射着。很多男人、女人、孩子、老人甚至还有四名警察都被击中了。那一天共有八十九名市民当场死忙，还有一千多人受了重伤。医生告诉记者说，就是在战时他们也没看过这么多的枪伤者。
司法宫外的闹剧让叔祖父义愤填膺，改变了他对当下时局的看法。他自己虽然没有参加那场示威，可是报纸上、人们的嘴中都在谈论着那次血腥事件。然而那些资本主义的媒体却将这些警察歌颂成义勇之士，并表示支持如此过度地使用武力。在联邦法官伊格纳兹·西贝尔向议会做的演讲中，他将这次的大屠杀事件全部归罪于社会民主党。叔祖父坚信只有恶毒而不负责任的政治家才会不知羞耻地说出那样的弥天大谎。至此，他对当代整个基督教民主党政权，以及支持西贝尔和他的党羽执政的资产阶级形成了极度恶劣的印象。
几个星期后，无政府主义人士萨克和范泽蒂的事件也成为报纸的头版头条。即使这两个意大利移民完全是无辜的，但他们还是被指控为一起死伤两人的持枪抢劫案的主犯而被判处了死刑。他们的行刑多次都因意外而中止了。世界各国都掀起了对此次事件的抗议；在维也纳，七万名民众在街道上静声游行。但这都没有用，法官仍拒绝重审此案。因为他们异端的政治观点和官员对外国人的普遍敌视，萨克和范泽蒂在审判之前就已经被定了罪。八月，人们对他们能受到公正待遇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这两个贫穷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电椅上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叔祖父非常同情这两个无辜受难的意大利人以及他们的家人。他从报纸上找出了关于他们一生事迹的所有报道来阅读。一次又一次，他看到了巴枯宁这个名字，此人在这些报道中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的曙光。叔祖父觉得这个名字似乎有些熟悉，但他却记不清在哪听过它了。
叔祖父小时候，家里面没人提起过他的祖父。这个话题是一种禁忌。他的父亲鄙视这位著名的剧院导演，不愿意和他相见。但叔祖父肯定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关于他祖父的事情，因为当他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照片时，他脑海里的记忆突然明朗了起来：在他年轻的时候，在西伯利亚就听说安德烈·夏夫是巴枯宁的徒弟。想到自己的祖父，他才意识到对于过去他简直一无所知。他甚至都想不起来自己母亲的容貌了。
在维也纳的中央图书馆，他找出了巴枯宁所有的德语版著作。他开始全神贯注于研究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这些书的内容充满反抗的观点。他读到：……对每个人来说，有用的真理在其外延和核心部分都能够进化和发展。它应该能重组这个世界，颠覆体制，让所有根据自然法则确立的社会秩序，在残酷的世界性变革中得到证明和再生……
叔祖父惊呆了，他甩了甩脑袋翻过了这一页。因为他不太理解这些书的内容，所以很快他便觉得巴枯宁写的书很无聊，便把它们都放回到了书架上。
股票市场崩溃之后的那个时期，叔祖父每天都能赶到高级知识分子在慈善机构门口排成的取面包的队伍中，耐心地等上好几个小时。他又回到图书馆借了更多的谴责社会现状的书。一位脸色苍白、瘦骨嶙峋的图书管理员不情愿地帮他借出了这些书—她脸上挂着的一种勉强的笑容会让人觉得她心怀怨恨或者非常孤独。叔祖父捧着一大堆书回到了家。他只能勉强分辨出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的作品。这些书说的大多数东西都很难理解。但他确实发现了一个东西：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白纸黑字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是不公平的。
叔祖父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生活和社会本可以给他的母亲带来更多的东西，而绝非只有与他父亲无休止的争斗。他的父亲，一个放弃了自我，迷醉在酒乡中的人，因为他那个没心没肺的父亲和自己的无能而堕落了一生。
葛兰西就是这样影响到叔祖父的生活的。他倡导与普遍的工人全体团结起来，这一思想让叔祖父印象十分时刻。还有他关于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言论更是触动了叔祖父。他读完了这个意大利人所有的笔记，这些都是从葛兰西待过的法西斯监狱里秘密偷运出来的。葛兰西的作品让叔祖父找到了一把万能钥匙，帮他认识这个世界。这些作品的用词都很犀利。即使这个政治家在监狱里受到了酷刑，身体经受着病痛的折磨，并且已与外界完全隔离，但他在监禁时写的笔记言辞间却充满了坚定。所有的事情都有因可循，只要你看透历史。
叔祖父再也不频繁地出入瓦尔德沃吉尔酒馆了。那里几乎一切都变了味。以前那种舒适的、友善的气氛消失了，那里再也没有成群的东欧移民和棋手了。就连敦实的朱利斯也不在了；他年轻的妻子赫德嘉和一位巡回世界的啤酒销售员私奔之后没多久，他就去世了。现在，这间酒馆由他的侄子埃伦斯特经营。与酒馆顾客相比，他对赛马反而更感兴趣。那些诗人们也不再在星期二的晚上来这里念诵诗歌了。他们现在全都带着纳粹十字的袖章，讨论着希特勒的思想。
一天晚上，在酒馆附近的小巷子里，一位瓦尔德沃吉尔酒馆的常客—那个驼背的俄国老犹太人正被三个穿着制服的纳粹党拳打脚踢。叔祖父在远处目睹了这一切。他怕连累了自己，所以并没有上前阻止他们。为了安抚他的良心，他告诉自己说，对抗法西斯绝不能使用暴力。
与弗洛伊德的相见
杰克马戏团宣布破产后，叔祖父便在斯坦因凯乐卡巴莱22歌舞剧院里得到了一份魔术师的工作。
一天晚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来到了剧院。剧院主斯坦因凯乐在门外接待了他。他们俩说了几个犹太人的笑话，交流了一些对罗伯特·瓦尔泽的看法。瓦尔泽是一名高敏感的作家，他为了逃离尘世的喧闹自愿住到了医院里，在那里他每天就忙着整理各种花花草草。斯坦因凯乐将弗洛伊德领到一个离舞台最近的位置上。他点了一杯意式浓缩咖啡，点燃一根雪茄，吹起了烟圈。费尔南多表演完之后，剧场主邀请这位世界著名的心理分析师家上台就现今人们对幻觉的喜爱做一番评价。
弗洛伊德自信满满，并用浑厚的声音说道，他刚刚细心且好奇地观察了费尔南多。他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地方，但他会对此保密的。他承认自己被这位优秀的魔术师的表演打动了。然而，他马上说道，不过这些都是纯粹的假象，费尔南多让人们相信了自己所看到的—虽然这些事情其实从未发生过。就在此时，观众席上某个人叫了出来，他问弗洛伊德是否相信人类具有所谓的超能力。这位心灵治疗者当下就坚决地否定了这个观点，他说通灵学是彻底的假话。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向观众解释了我们对幻觉的基本需求，以及我们对暗示的怀疑心理。最后，他强调人们要学会运用自己最关键的理性感官，不管是舞台上的演出，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事情，都不要任由自己遭受它们的欺骗。话毕，台下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之前叔祖父并不知道弗洛伊德要来，他觉得自己的艺术被鄙视了，好像它还比不过一个烟圈。他立即站了出来，先是表达一番自己对弗洛伊德的崇敬—他称他为“人类潜意识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然后他提议做一个小实验来证明心灵力量的存在。他让弗洛伊德在一小片纸上写点儿东西，然后再放到他西装的上口袋中。叔祖父说通过自己的直觉，他便能知道那张纸上写了什么。这个提议让弗洛伊德大感兴趣，他高兴地同意参加这个可笑的实验。
“费尔南多先生，”他恭敬地说道，“刚刚你叫我哥伦布，但我认为我自己更像是一个征服者。我有一个征服者应有的好奇心、勇气和耐性。”
“还有无情，亲爱的博士。”观众中有个人叫道。这句话引起了几声狂笑。
“也许吧，”弗洛伊德继续说道，“但是，对于人的灵魂，我看得比谁都要深，然而我在那里并没有发现任何神秘的力量。我不是针对你，费尔南多先生；但是，你真不是我第一个识破的江湖术士。”
弗洛伊德拿出了一支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将其放到了自己西装的上口袋里。当叔祖父走近弗洛伊德时，他闭上了眼睛，仿若在集中精力似的—整个过程就像在作秀一样，不过整个剧场此时都没有一点儿声响。叔祖父脑中出现的第一副画面就是一些彩色的小鱼。他们正在那位死去的骨相学家的接待室里的浴缸里游来游去。那位骨相学家曾说过他曾和心理分析学之父在一起学习过。
“坦克雷德·豪斯沃尔夫！”费尔南多叫道。
弗洛伊德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对了。”他说，同时他打开了那张纸条，向观众展示了上面的字：坦克雷德·豪斯沃尔夫。
剧场里所有人都鼓掌，欢呼声此起彼伏。人们不仅在笑，他们甚至喜极而泣了。第二天，费尔南多变成了维也纳的话题人物，而想进入斯坦因凯乐剧场的队伍也排到了好几个街区之外。
卡巴莱剧院的艺术家
叔祖父很快就知道要利用自己突来的名声来宣传自己的剧本。他开始写作并表演了一些充满尖锐的社会言论的独白。他的事业虽没能维持太长时间，却影响深远。
在比利时剧院历史学家吉斯莲·弗洛明克的里程碑著作《欧洲卡巴莱表演的100年》（1982）这本书中，这样写道：费尔南多单靠一人之力就改变了德国卡巴莱歌舞的表演形式。他因自己独有的大胆鲁莽却又不失道理的政治讽刺而名声大噪。他写道：费尔南多代表了失意的伦理学家和淘气者的斥责。他在斯坦因凯乐剧院里将社会无情地诟病。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指责了资产阶级的自我主义和拜金主义。作为一名反弗洛伊德者，他大吐了自己对心理分析的苦水，将它的领袖鄙视为“滥用心理的人”。作为一名和平主义者，他嘲笑了喜好战争和军事的人。作为一位无神论者，他既不赞同犹太教也不支持基督教。
然而在他的表演中，出现最多的一个名字还是阿道夫·希特勒。1933年攻占柏林后，费尔南多的独白表演主要就集中在这个名字上。每过一天，纳粹的势力就会猖狂一分—这种现状更加刺激了费尔南多的无畏和傲慢。当执政党十万多成员的靴子踏过纽伦堡，使其在火光与不计其数的条幅中颤抖时，费尔南多成为了一个说着德语的卡巴莱艺术家。他仍坚持嘲笑前下士那张没有胡须的光洁脸庞，还有他前额上搭着的一绺滑稽的头发。他使维也纳曾经最独一无二的卡巴莱剧院变成了反纳粹思潮的终极堡垒。
希特勒对柏林的统治让维也纳遭受了阴霾。大卫·斯坦因凯乐被传唤到了警察局长的办公室，接受一些“由衷且友善的建议”。
解雇费尔南多？这个想法实在有些可笑。斯坦因凯乐试图为艺术自由的原则辩解一番。然而他却得到了不容商议的回复：他的剧场明星的行为显然已经超出了可以容忍的范围，他口无遮拦，肆意妄为，质疑了一直以来支撑着祖国的天主教徒的修养。现在受到威胁的不是费尔南多的事业而是剧场主自己，他的命运现在全在于剧场内表演的节目。斯坦因凯乐被警告说要尽快赶走他的明星表演者，要不然他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剧场主说他会仔细考虑的，尽管他心意已决—不管发生什么，他一定会让费尔南多在舞台上自由地表达自己。
两个星期之后，在七月份的一个温暖明媚的日子里，天边突然出现了几朵乌云。斯坦因凯乐又再次被传召了。这一次并不是他和警察局长的单独谈话，那里多了两个穿着皮夹克的肌肉壮汉，他们是来“说服”斯坦因凯乐的。这两个人的说服方式倒很直接而有力：他们强行将斯坦因凯乐按到了椅子上，给了他一记重重的巴掌，并用力地掐紧他的肩膀。斯坦因凯乐觉得自己心如雷鸣，耳朵滚烫如火。警察局长向他明确地描述了，如果费尔南多二十四小时之内还没从剧院消失的话，他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斯坦因凯乐颤颤巍巍地听着，大脑已是一片空白。对他来说，这个决定一定很艰难。因为他很善良，他把费尔南多当成儿子一样看待。但他很害怕，他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了；反抗只能是徒劳，在更暴力的警告之前他必须要屈服。
反希特勒
就连叔祖父自己都感到很惊讶—他突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甚至还有点儿开心。有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会想念这个剧院，尤其是和观众交流的时光。在他们全神贯注地看他表演时，他能看到他们眼中对真相的渴望—毕竟，幽默这种东西，在生活中处处都能发现。但叔祖父并没有时间悲伤，他拿起了笔，开始用文字攻击这帮越发猖獗的法西斯主义者。他很欣慰—几年前他还提着行李箱穿梭在火车站中，从小丑的帽子里变出几根彩带以讨生计。现在他写的文章竟然都登上了《工人报》的头版。不过他使用的是化名“夏夫希特”（原词在德文中为刽子手之意）。他的生命因此充满了一股反抗与自由的香甜。这种感受令他更加有勇气了。他写的文章主题就是如何反抗纳粹政府。对此，他可是信心十足。因为他的口袋里有葛兰西的笔记，他知道怎样组织一场抗议运动。
叔祖父在一边写作的同时，一边还在研究西班牙的宗教法庭。他对此的兴趣是被马修斯·福伦比谢勒引起的，那个时候福伦比谢勒已经被他的朋友邀请来了柏林。
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阿迪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这位喜怒无常的奥地利人，虽然长着一张严肃的脸，有着一头滑稽的发型，却成功地说服德国人将自己祖国的命运交到了他手中。他是纳粹德国的创始人，他用自己激情的演说在德国人民心中根植了一种无坚不摧的信念，让其相信德意志帝国将会名震欧洲大陆。成百万的人将自己盲目的忠心献给了这位新任元首，为其狂热，为其欢呼。
不过，阿迪也有很多敌人。他常常遭到犹太教会和西方民主党派联盟的口头攻击。但一切都变了。他最信任的一位占星师说有人正暗中打算消灭他。水晶球显示德意志的元首将会死在自家的厨房里。阿迪推断有人会在他的食物里下毒。遇到这种事，他并不像其他人一样吓得六神无主，他反而积极而严肃地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他立即便想出了几招预防措施。现在，他每天除了蔬菜沙拉什么都不吃，严格遵守着素食主义的原则。同时他让自己的老朋友福伦比谢勒辞去了帝国酒店大厨的工作，来他府上做他的私人厨师。
在福伦比谢勒的祖先里有一位神秘主义者，他的名字叫作萨尔曼·埃斯皮诺莎。他生于中世纪的西班牙，曾被基督教的刽子手不间断地折磨了八天八夜，但却从未屈服过。宗教法庭跟希特勒一样，认为犹太人是世界上一切悲痛和邪恶的罪魁祸首。很多西班牙籍的犹太人都逃离了西班牙，留下来的那些都成了清扫犹太人运动的受害者。
萨尔曼·埃斯皮诺莎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叔祖父。他觉得15世纪的西班牙和当今的德国非常类似。他仿佛已经看到了犹太人的命运将走向何处。一切不过是时间问题。乌云又渐渐地聚集到了天边。
德奥合并后
1938年3月12日一早，一位德国间谍从维也纳邮局向柏林发去了一封电报，请求军事支援。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内，希特勒的坦克便驶过了德奥边界。挥舞着旗子的孩子和成人在街上排成了排，迎接着这帮入侵者。奥地利在不动一炮一卒的情况下，便被纳粹德国兼并了。
纳粹夺取了奥地利的政权后，即所谓的德奥合并后，除了国社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被解散了，叔祖父的很多朋友都被关押了起来。他将艾尔莎和他的女儿们送回了布达佩斯，让她们远离这块是非之地。而他则留在了维也纳，继续写着关于纳粹前生的西班牙宗教法庭的故事。
大卫·斯坦因凯乐是罗马尼亚的公民，也是第一个接到驱逐出境命令的人。这则命令虽然表达过分含蓄而有些虚伪，但却非常明白地向大卫传达了一个信息—他该去哪里报道，随身只能带什么。斯坦因凯乐写了一封信给纳粹的盖世太保，他说到纽伦堡种族清扫规则已经发布了三年，它的威力波及了所有人。他很清楚自己的结局，不过他想亲身去了解所有的事情。那天他穿上了自己最昂贵的西服，仔细地打好了领带，叹了口气。他想念那些自由的笑声与眼泪，以及聆听费尔南多独白的那些不知所畏的观众。然后他便走上了阁楼，上吊自杀了。
有人正在敲门。叔祖父坐在窗子边的餐桌前，正在写着什么。他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他站起来去开门。门外来了五名穿着黑色皮外套的健壮男人。他们的首领大叫了一声：“盖世太保23！”
“弗朗茨·夏夫。”叔祖父回答道，然后他好奇地看向其他男人。“你们呢，先生，你们还没介绍自己呢？你们叫什么？另外，你们是卖什么的？”
“秘密警察！”当头的男人说道，“我们到这里来是逮捕犹太人夏夫的。我们还接到命令要搜查这间屋子，找出所有反纳粹的书籍和文章。”
“反纳粹的言论，”费尔南多重复道，“这间住所的所有东西都是反纳粹的，甚至连我擦屁股的卫生纸也是。”下一秒，他的脸上便挨了重重一拳，然后就失去了意识。等他醒来时，他已经在去达豪的路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