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者
首先，简略介绍一下我的叔祖父，他给我的童年带来了很多快乐。他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我无法一一想起。关于他的话题很宽泛，连我的记忆也容纳不下。它们甚至超出了我的理解。就连现在，我正试图叙述他的事迹，脑海中却总是一些拼凑不起的片段。
他是我和我的双胞胎弟弟萨沙童年时的偶像。我们崇拜他。有时我们坐在餐桌前，望着他，我就觉得世界根本不足为惧。这个大家庭的一切都是他告诉我们的。他叙述的事情都不是关于我们这些孩子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故事。他跟我们讲了很多神秘的事，这些故事都是他从已故之人的身上挖掘出来的。他很擅长讲故事。他脑中引人入胜的奇闻异事源源不断，他总是用它们来诱惑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开怀大笑。他的出现总是出人意料，但只要他在场，平凡的生活就能立即变得如庆典般欢乐。萨沙和我虽然总是争吵不休，但碰到他我们一定会心照不宣地停止斗嘴。
大家都叫他费尔南多，这个异域风的名字使他听上去像是某个西班牙的贵族。当然除了我们的祖母。她只称呼他弗兰西。他的真名叫弗朗茨·夏夫。
祖母对费尔南多有着强烈的难以抑制的蔑视。我一直不懂这是为什么—至少，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弄不明白。造成她如此态度的原因一直是个谜。大概是奶奶自己已将它深埋在内心了吧。不管真相如何，她拒绝了所有的和解企图，也从不遮掩自己的态度。当然，她从未将任何不当或恶意的行为直接归咎于他。但另一方面，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提醒说他与我们并没有半点儿血缘关系。他不过是娶了她众多表姊妹中的一位，而且还是最不漂亮的那个。
叔祖父与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正是他排遣孤寂的一种方式。他的妻子和他们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双胞胎安西和曼西，早已化作一缕青烟从高高的烟囱里飘向天堂了。
“这是个很悲伤的故事，”有天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他这样说道，“不过它就这样发生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所有细节。那天是十月二十四日。秋日苍凉的阳光透过窗帘照进屋内。接着，天气突然晴转多云。我的叔祖父哽咽了几声后便开始失声哭泣。屋内的空气弥漫着一股麦片粥煮煳的味道。这可是祖母的拿手菜之一。费尔南多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他双肩颤抖，眼眶发红。你知道吧，那天正是他女儿的生日。他张开嘴试图说话，但突来的剧烈咳嗽却打断了他，他还是没说出来。
自那天后，他再也没提过这个话题。但是我和弟弟心知肚明。
还有一次，他十分谨慎地，用几近耳语的声音跟我们透露他曾经至死不渝地爱着一个女人，只她一人，爱到眼里别无他物。我们很快意识到这个人一定不是他的妻子，因为过一会儿他又说了一句：“而她是我永远也拥有不了的人。但只要有她的爱，我就已足够。”
厨房的门还开着，叔祖父偷偷地瞄了一眼在火炉后自言自语的奶奶。不知为什么我不禁窃笑起来。也许直觉告诉我他这是在委婉地提示他心里的那个她是谁。
“我亲爱的宝贝，你别笑—爱她是我此生唯一的成就。你要是觉得像我这样的老头还在缅怀激情很别扭的话也不奇怪。不过当一切流逝、枯萎、蒸发不见时，当一个人终究经受不住时间的无情时，只有爱的火焰还会在他的心中燃烧，直到最后一刻。”
虽然我的叔祖父与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他却十分了解我们家的祖先，即使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人。他虔诚地爱着我们的家族史。在他眼里，过去是构成一个人生命最主要的部分。有时当他跟我们讲中世纪祖先的事迹时，会自豪一笑然后爱抚着我们的头沉重地叹息着，虽然笑容还挂在脸上，他的眼睛却望着某个看不见的远方。有时候他会气我们两兄弟竟对自己家的历史如此不闻不问。我尤其记得有一次，他极其的失望—他认为这是我们蓄意的计谋—因为他发现我们竟然对我们那位名叫萧珊娜·斯宾诺莎的远方亲戚的悲惨一生一无所知。她是物理学领域最出色的先锋之一—即使她死的时候还是个豆蔻年华的婷婷少女。
我有时觉得是因为自己的双胞胎女儿已在战争中去世了，所以我的叔祖父潜意识里希望萨沙和我能免受我们家族史的影响。现在我很确定他坚信我们的家庭环境只会将我们塑造成软弱、胆小、优柔寡断而刻板的人。他想阻止这种趋势，他想让我们朝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他想给我们注入活力、事业心及成功欲。
费尔南多总是很乐意填补我们的无知，他能将我们家族最早的祖先带出迷雾，呈现在我们眼前。他从某些我们不知道的文史中截取了一段故事，或者胸有成竹地将埋藏在过去的秘密说给我们听。这些秘密都是他从另一个空间的灵魂跟他的耳语中得知的。叔祖父说的故事全都让我们深信不疑。萨沙和我从没有质疑过他所说的家族故事的真实性。他是一个让人无法抗拒的叙述者。我们入神地张着嘴坐在那里，心怀骄傲，沉浸在他口中那个栩栩如生的神秘世界。
对我来说，我很喜欢听叔祖父说故事，每个故事我都在用心听。如果他不小心遗漏了一个细节或一个日期，我甚至都会纠正过来。
只有我的祖母，时不时地会自己嘟囔说她早就看穿费尔南多了，经常一有机会便会质疑这些故事的出处是否可信。她有时还会逼迫他做出各种解释，但就连萨沙和我都觉得她的手段太笨拙了，不过他还是会装作很窘迫的样子。大多数时候他就静静坐在那里，低垂着眼睛，脸上还挂着知错的讪笑。
但只要祖母一离开，所有担心就会去无影踪，他的脸上就又恢复了轻松快乐的表情。然后他总会进一步地说服我们，深信不疑地说道：“事实比小说要好多了。当你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时，你就不需要去编故事了。不管怎么说，说谎的人比跛腿的狗要好抓多了。”
通灵术
叔祖父总会神秘兮兮地，偶尔还十分谨慎地向我们描述他是如何通过通灵会和他们的灵媒来与死者定期交流的—对我们来说那段时光最令人兴奋了。这个通灵组织叫作阿斯特拉。他们每个星期三都会在阿达尔贝特·纳迪森蒂，一位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家的家中集会。因为他的资产阶级背景和政治观点，他曾被关到了匈牙利东北部的斯大林再教育营地，并被禁止从事自己的职业。那个时候他尽其所能地养活着自己，在一个破败的工人阶级区域里的一个废品回收站当巡夜人。这些集会过去总会聚集着布达佩斯最具想象力、思维最开放的人。与会者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房间里窗帘紧闭，密不透光，也没有一面镜子。一开始他们会拿着一支蜡烛，借着忽隐忽现的烛光诵念一段神秘的拉丁文，这大概是为了引导与会者进入精神世界。做好准备工作后，他们的灵媒—一位脸色惨白的瘦削中年妇女便开始陷入恍惚，充当其他人与另一个世界交流的中间人。
我的叔祖父第一次听说阿斯特拉这个组织还是在济莎兹医生的家里。济莎兹是个善恶兼具的全科医师，因为不满政府微薄的薪资，于是他通过满足病人的希望给他们开具任何药方来赚点儿黑心钱。他并不是不担心这些药物可能会产生致命的危险。他一生都坚定地遵循着一个原则：人类是无法通过驱逐疾病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所以很显然，济莎兹医生并不是重患病者的弗罗伦斯·南丁格尔。但另一方面，当他听到但丁的诗句选段时眼眶里也会充满泪水，当看到一杯美味的葡萄酒时他的脸上也会毫不掩饰地闪耀着愉悦。他从不会掩饰比起病患的健康自己更加关心杯中酒的味道。即使蒙上眼睛，他轻抿一口便能识别出从雷司令到希欧福克产的所有种类的葡萄酒。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叔祖父似乎非常敬重济莎兹医生，经常会去他那里寻求建议。他告诉济莎兹自己越来越思念死去的女儿了。他越发觉得自己不可能获得平静，为什么上帝如此不公、如此急切地夺走一些生命，强行让他们还未长大成人之前便离开这个世界。他还说那些帮他保持镇定的药物已经无法再克制住他心里的魔鬼了。每天晚上他都会做噩梦—他总是会看到他的女儿在火葬场的大熔炉里活生生地被烧死。济莎兹医生说他的这种精神疾病已入膏肓了，任何强效的药物也救不了他，于是建议叔祖父去拜访自己的姐夫领导的通灵者组织。他认为只有与死去的女儿进行直接的交流才能让费尔南多沉痛的心从他那凹陷的胸膛里解放出来，才能让它如布达佩斯林荫大道上飘落的秋叶一样自由地飞翔。济莎兹医生答应给叔祖父写一封介绍信，但是一开始他并没有接受，因为他不相信来世之说，也不觉得自己到了要参加通灵会的地步。但噩梦还在困扰着他，他必须要弄清楚自己的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尽管有一丝不情愿，我的叔祖父还是走向了阿达尔贝特·纳迪森蒂公寓。这位心理分析家穿着一件苏格兰的格子衣在门厅接待了我的叔祖父，然后直接带他来到了邻屋。那里已经有五个人围着一张圆桌坐好了。我的叔祖父被安排在了那个灵媒的旁边，她正在喃喃着某些听不懂的乱语，显然她已经陷入冥想了。看来这场通灵会已经开始有一会儿了。在黑暗中，费尔南多很难看清其他人的脸。但他很快就看出了坐在对面的那个尊贵的老人正在试图与自己的独子对话，这个孩子恐怕是在19世纪40年代，死于西伯利亚北部的科雷马河的劳动营里1。费尔南多当然知道科雷马河是什么地方，他深切地理解痛苦、死亡是什么。当听到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后，他感到肠道一阵绞痛。屋里立刻安静了下来。几分钟后，主人让我的叔祖父低声说出他想要联系的对象。费尔南多低声道：“我的女儿们。”不过他没有说出她们的名字。灵媒似乎陷入了更深的冥想中。她瘦骨嶙峋的指头以一种奇怪的节奏在桌面上敲打着。她是在试图召唤其他幽灵的帮助，希望能找到这位客人的女儿们在那个世界的方位。她就这样重复了很多次，但是不管她怎么试，她都无法联系上费尔南多的女儿。半个小时过去了，结果还是如此，就如预想的那样，费尔南多很失望。这次经历只不过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怀疑—通灵术根本不存在，它不过是一种狡诈的骗术，让那些易信他人的愚昧之徒坚信自己能和他们死去的挚爱通话罢了。正当他要起身离去时，身后传来了一个温柔迷离的声音：“安西和曼西被困在了别的地方。”费尔南多很镇定，因为他很确定这不过是场闹剧。房间里的其他人面露困惑，甚至连那个经验丰富的灵媒也惊讶地睁开了眼睛。
接着那个声音继续说道：“女孩们正在专心地读着尼莫船长2的冒险记。但她们让我们向你问好。我叫萧珊娜·斯宾诺莎。如果这些年轻女士的爸爸还想知道关于她们在另一个世界更多的生活情况，我很乐意在下一次集会中回答他的问题。”
我的叔祖父惊讶得合不拢嘴，他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这太不可思议了。不只是不可思议。这不可能是一场骗术。他觉得自己对于通灵术的疑虑彻底消失了，因为这个房间里没有人知道他两个女儿的名字，更没有人知道在他去年的生日上他给她们讲了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的故事。证据很明显了，他不会弄错的。这真的是与另一个世界的对话。
参加完阿斯特拉的集会后，费尔南多直接回家了。当他打开家门的时候，指针正好走到了十二点。他在自己那张凌乱的床上坐下，脑海里止不住地想着萧珊娜·斯宾诺莎和她的那番话。一会儿，他斜过身子想要脱鞋，偶尔间瞥到了床底下掉落的一份报纸。他捡起它，然后突然打了一阵寒战。太不可思议了。眼前报纸上的一篇报道描述了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以及它的南极处女行。报道这篇文章的记者叫作汉娜·斯宾拉。在我的叔祖父看来这个名字就是萧珊娜·斯宾诺莎的化名。他感到报纸从他的手中滑落，然后他便听到了有人在他背后凝重的呼吸声。瞬间他震惊得无以复加。他整个身躯都开始颤抖，他不敢转身—并不是因为他害怕身后的人会伤害他，而是因为他深怕自己已经疯了。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不是疯癫的预兆，反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他面前打开的标志。这个超越现世的世界，一个他的理智一直抗拒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将会获得新生。这并不是说一个新生命将从他的体内突破而出，就如破茧的蝴蝶一般，而是说为了弄懂这个新世界的意义，他就必须以新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生命和存在。
这就是神秘主义进入费尔南多生活的全部过程。那天晚上的遭遇让他彻底改变了，他从一个伊利亚特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定门徒转而成为了灵魂不朽论的追随者，他相信人类具有在死后与现实对话的神秘力量。不管他在哪儿—和我们待在家里，在人们下棋的公园，在公车上、火车上，在济莎兹医生的接待室里，所有的地方—我的叔祖父都能找到一批忠实的听众，听他兴奋地、栩栩如生地描述着另一个世界的生活。
萧珊娜和我的叔祖父说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大家族，我们的祖先以及他女儿们的事情。她还告诉费尔南多关于宇宙起源以及上帝创世的惊奇故事。她说很久以前，地球还是一片荒芜，在第七世界诞生之前已经有六个世界毁灭了—这第七个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生存的世界，是最完美的创造物。她还向他解释了数字七的意义，说它是最神圣最神秘的数字，它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能改变这第七个创造物的结果。她告诉他，在我们的宇宙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根据七的法则建立的：一个星期有七天，七种基本色，七个天球，七位天使，七种情感。
我的叔祖父转述的萧珊娜的话时常会前不搭后，实际上还经常会前后矛盾。有一次，我的奶奶以此来质疑他，他便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不能将他知道的所有事情都说出来。在其他通灵者在场的情况下他已经起誓保持沉默了。但我们并不太在乎这些。我们那位遥远的亲戚萧珊娜·斯宾诺莎的故事让我们十分着迷，即使有时这些故事听上去是那么令人费解。
永恒轮回的秘密
我生命中的第一次神秘经历就跟萧珊娜·斯宾诺莎有关。在我六岁那一年，一个离圣诞节还有七天的星期三的晚上—要不就是我七岁那年，一个星期三的晚上，那天离我们得到圣诞礼物的时间还有六天—我记不太清了，但总之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在通灵会上，萧珊娜·斯宾诺莎跟我的叔祖父说了永恒轮回的秘密。我的叔祖父难掩激动，第二天下午就忍不住告诉了我们。他兴奋不已地描述着这个秘密，所有人都被他的叙述吸引了—除了祖母，她只是神情淡漠地在一旁观看着。我和其他人一样听得入了神，虽然我还太小，理解不了这些东西，而且我的德语也不是特别好—叔祖父在特别激动的时候就会说起德语。但是我没有问任何问题，我就在那里和别人一同笑着，看着。
叔祖父把这个秘密说了无数次。他喜欢叙述它，每次他滔滔不绝的样子就好像这是他第一次向我们描述这个秘密一样。
那么，到底什么是永恒轮回的秘密呢？
“尼采错了，”费尔南多告诉我们，“他觉得有一天世界万物都会将其过往重复一遍，而且将如此永久地循环下去。也就是说希特勒和斯大林会不断地返回这个世界，回来再回来。然后他们将永远谋杀着那些无辜的生命。但是萧珊娜对永恒轮回的解释却完全不同。她说在一个意识彻底觉醒的空间里，人类都有重获新生的可能，不用再活得像前世一样，可以选择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会回到地球上来，一次又一次，而且总有机会去获得全新的生命。这一次是以这样的躯壳生活，下一次又会换成另一副躯壳。换句话说，每个人都能体验到各种人的生活。”
我相信了吗？
我当然相信了。我当然知道尼采是何方神圣，我也很清楚他的观点是什么。但叔祖父嘴里说出来的话对我来说就是纯粹的事实。我从来不会去怀疑他跟我们说的任何事情，哪怕是一个极其微妙的细节。毕竟他是我们的男性偶像，是他让我体会到了童年的乐趣。
话说回来，谁又能证明尼采是对的呢，谁能证明永久回归的秘密不是轮回原理呢？
尿床的巴鲁克
跟我们说完永恒轮回的秘密后，叔祖父转向我，将手放到我的额头上。他的声音温暖却不乏一丝兴奋，他告诉我萧珊娜·斯宾诺莎曾提到过我在前世就是我们家族的祖先巴鲁克。我的弟弟萨沙聚精会神地听着。我立刻就看出了他的妒意。小的时候萨沙总是会嫉妒我。即使我们是双胞胎，就像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豆子，但其实我们完全不同。由于彼此的不同，所以从出生开始我们的存在对对方来说就是一种折磨，后来甚至演变成了威胁。
也许这番言论纯粹是费尔南多捏造出来的。但是他一脸确信的表情和柔和的声音让我们由衷地觉得温暖。我的膝盖开始颤抖，我的灵魂已被某种神秘感淹没。突然我觉得自己仿佛失重一般，好像巴鲁克的灵魂已经充斥了我的躯干，流淌进了我的血液，占领了我的心智。
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变成了巴鲁克，在加利西亚的战场上高高地挥舞着阿方索·恩里克斯国王3的长剑。我威慑住了敌军；他们跪在我前面，乞求我的宽恕。骄傲的葡萄牙骑士站在一边敬仰着我的强大，我瞬时品尝到了胜利的喜悦。突然一股暖流涌了上来。
我睁开眼睛才意识到是我尿床了。我惊呆了，我感到羞耻并深受打击。萨沙马上就醒来了。他打开灯看到湿了一块的床单后愤怒地叫道：“尿床的巴鲁克！贱人的儿子，肮脏的猪，一个混蛋！”然后他直接朝我的脸吐了口口水，当白色的唾沫从我的左脸颊滑下的时候，萨沙还威胁说我要是把他那一半的床铺也弄脏的话就要打我。他说他会告诉所有人我尿床了。然后我的朋友就会被我吓走，再也不敢跟我一起玩了。我被彻底地侮辱了。
这一刻永远地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萨沙那些尖酸刻薄的斥责至今仍会在我的耳朵里回响。我可以清楚地听到每一个单词，我仿佛还能看见他脸上的嘲讽和鄙视。我的弟弟永远都不会知道他说的这些话对我产生了多大的影响。那之后很多年我都十分害怕萨沙会把这件事说出去，并因此深受折磨。我害怕他会伤害我，鄙视我，嘲讽我，这样我就会失去所有的朋友，最后沦落成一个被驱逐的人，陷入到永恒的孤独中生活一辈子。
现在我仅仅是把这事写下来，但一想到这种结果我还是会浑身打战。
肯尼迪的暗杀事件
我的祖母总是会用很多问题来纠缠我的祖父。大多数时候她都想弄清楚他有没有在听她说话，是否注意到她说了什么。祖父并不喜欢祖母。在他们四十五年来的不幸婚姻中他从来就没喜欢过她。在他看来，他们就是两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犯人，注定终生都会一起捆绑在炼狱中受尽折磨。他无时无刻不在沉思着对爱情无法抑制的陶醉。如果当初他没有在1918年的夏季登上多瑙河上的游船，没有在那个阳光柔和的星期天遇见那位穿着圆点裙的美丽女人，那么一切又会如何呢？如果是这样，他相信自己会拥有更好的生活。他将再也不用陷入到无尽的可悲争论中，他再也不用面对那些伤心的面容，承受数不尽的伤害。但一切都太迟了。所以他总是像一个洗碗奴仆一样沉闷地回答说他对她所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而我的祖母却不会认可这种答案。她的家族血统可是古老而粗野的，别人的反驳对她来说根本没用。所以她总是会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她的问题，而这种喋喋不休便会惹怒我的祖父。对他来说，祖母就是他生活中烦躁与恼怒的缘由。
肯尼迪被刺杀时你在哪儿？1963年11月已满十一岁的人今天几乎都能告诉你他在那天听闻美国总统的死讯时正在做些什么。
那时我正在卧室里，坐在椅子上靠着我祖父。他因为胸痛那几天一直卧病在床。我们正在听收音机。维也纳交响乐团正在威利·博斯科夫斯基的指挥下演奏着弗朗茨·李斯特作的《匈牙利狂想曲》。突然一则来自达拉斯的重大新闻打断了这个节目。
我对美国总统被刺杀的消息并没有太大的意识。但是祖父却很惊讶，他的眼睛里明显地流露出了慌张的目光。他捂着胸口。
“怎么了，祖父？”我说，“哪里疼？”
“生活，”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痛苦的生活。”
几个月后，我和叔祖父谈论过这个问题。他不认为祖父是因为肯尼迪的死才这样说的。毕竟，他们两个互相也不认识。
相反，他给我上了一堂有趣的课，这节课上我学到了很多，而且备受启发。他教我如何通过一个人的手相来窥探他的命运及家庭，因为每个人的一生都明明白白地显示在了他的手掌上。叔祖父认为手相是一门科学，它的重要性和对未来的预测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明显。
所以，他作出结论：在祖父听到收音机里播出肯尼迪被刺杀的消息的那一刻，他不禁瞥了一眼自己的手掌，看到了他死去的那一天。
“但并不是因为他即将走向死亡，或想到死亡的念头才让他如此消沉的，”费尔南多解释道，“而是因为他意识到了如果脆弱的躯壳停止呼吸的话，那生命也就毫无意义了，这也意味着过去，现在，未来，意识，直觉的终止，也就是说组成人之生命的所有重要部分将会彻底消失。”
乌托邦和家族遗传
祖父对他的生活并不满意，但他也不习惯去成天抱怨。当然，对于生活他一点儿也不乐观。在他的言语中，你能听出一种和卡夫卡以及贝克特一样黑暗的、充满恐惧的世界观。
“最美丽的乌托邦，”他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道，“只应当存留在画板上。任何妄想在现世建造乌托邦国度的人，最终都会迅速地失败，不幸地取得截然相反的结果。”
但祖父也觉得自哀自怜不是件好事。所以他总是说：“任何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场灾难的人都是彻底的蠢蛋。”
我唯一一次听到祖父抱怨自己的现状就是在那个寒冷的十一月，在收音机播出报道，说肯尼迪的脑浆迸到了他妻子的裙子上时。报道结束后，收音机里又开始播放起了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祖父起身爬下床，调整了一下姿势然后走向他的衣柜，从那里面拿出了一个破旧的箱子，里面装满了各种手写笔记和过去的文件。他说他希望我以后能抽个时间读读这些东西。我觉得他口中的以后指的是他死了之后。祖父佯装一副对不幸生活的淡然模样，然后说他一生中做过很多让自己后悔的决定，但唯一真正让他感到失望的就是没有遗传到他祖父的大鼻子。
我们家族的人身上都有超大鼻子的遗传基因。基本上每一代都会有一个人继承到这个特点。尽管这种鼻子看上去真的蛮奇怪的，但生出这种鼻子的孩子都会被视为被命运眷顾的人。这样的孩子一般都会很幸运，干什么都会成功。这个鼻子会给人带来好运。但奇怪的是这些人的结局都很悲惨。
遗嘱
祖父去世一个星期后，整个家族的人都集中到了我们家来听他的遗嘱。这大概是他们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相见。我的父亲和小姑伊洛娜常年不和，而且她跟家族的其他人都基本上互无往来。我的叔叔卡洛在1956年匈牙利人民起义时逃了出来—那个时候武装分子控制了城市的街道，连续几天到处搜寻共产党，而暴力与血腥屠杀每天都会在布达佩斯上演—我的叔叔以前是国家保护委员会的一员，所以他害怕会有人认出他来，将他交由暴徒私刑处死。事实上，除了这一身份，他曾经还是一位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他的双手折磨、屠杀过很多拉克西政府标记为法西斯分子与战犯的人。
这些亲戚们的情绪早就在我们的意料中了。这场为一名亲人举办的追悼会竟然更像是一场洗礼仪式。母亲为他们准备了咖啡和瑞波的甜点。
每个人都很开心，因为他们竟能在物资短缺的现在享受到如此精致、昂贵的食物。
我的叔叔卡洛以前住在维也纳，吃过正宗的沙哈蛋糕，他曾自信满满地自诩为美食家。那天他竟然夸奖瑞波的沙哈蛋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我想面点师傅一定是超常发挥了。他还说自己感到很欣慰，还好那些破坏国家的共产主义分子没有毁掉匈牙利闻名世界的面点烘焙水平。每个人都笑了，除了我的祖母，她从来就不懂她这位小儿子的幽默。我们这群孩子也品尝了起来，尽管我们搞不懂这和别的蛋糕有什么不同。在家里我们基本上吃不到甜食，这一次是我这辈子第二次有幸品尝到神圣的瑞波甜点，因为它们的价格真的非常昂贵。
当准备宣布祖父最后的遗愿时，屋子里欢声笑语的气氛突然凝重了起来。所有人都盯着我的父亲—这位新的家族统领，他缓缓地打开装着遗嘱的信封。伊洛娜姑姑和卡洛叔叔时不时地会去偷瞄坐在人群外的祖母。她看上去很不安，对所有的事情都回应以嗤之以鼻的鄙视，毫无掩饰地表现出对这场聚会的不满。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很可能让她感到很窘迫，毕竟祖父从来没跟她说过他还留了封遗嘱交由我父亲秘密保管着。
遗嘱写在了一张泛黄的信纸上，总共有三点：谁将继承祖父微薄的资产以及他对自己葬礼的要求。遗嘱共六行，最后还有一句附言，希望我们能原谅他只留下这么少的东西。
我们将会烧掉他的衣服和鞋子。他把自己的腕表—他的财产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给了我的弟弟萨沙。他把那个装满了文件的小破箱子留给了我。他写道，他常常想将结婚戒指还给祖母，现在她终于能得到它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不想被葬到犹太人的公墓。他不想连死的时候也要被称作犹太人。
父亲放下了遗嘱。之后几分钟内谁也没说一句话。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失望的情绪很是明显。但这并不是因为祖父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东西，而是因为他甚至都没提到他们。这一点扒开了他们的旧伤口，旧时的那股悲凉又迎上心头。自己的父亲没爱过他们—对于这种事实祖父的孩子们毫无抵抗力。它就如一个魔鬼将永久地影响着他们。
父亲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他很擅长掩藏自己的情绪。卡洛叔叔将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朝前走了几步后站定，他环顾了一圈，然后说道：不论如何，在八年的流浪生涯后还能再回到匈牙利，回到家中品尝到这么美味的瑞波甜点，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伊洛娜姑姑就稍显激动了。她开始碎碎念叨，她对祖父唯一的记忆就是他总是讽刺、威胁、嘲笑着他自己的孩子—不过一会儿后她便咬了咬嘴唇，安静了下来。接着她深深呼吸了一次，喝了一杯水安定自己的心跳，恢复了镇定。“生活艰难，”她悲伤地说道，“但也没必要大惊小怪的。不管怎么说，这份遗嘱都没什么意义。”
在某种程度上，伊洛娜姑姑说的是对的。祖父的遗嘱的确有些多余。他这辈子总是被命运背叛，这一次它又让他失望了。
祖母在祖父去世的那天就到临近的跳蚤市场把他的衣服卖了。祖父曾许诺过要将自己的腕表给萨沙和我。他过去总是在我们耳边低声重复着一句话：“你们是最优秀的年轻人。这件多克萨的金腕表将会属于你们。”在我看来萨沙没能得到这件遗物是完全正常的，因为我的祖母很快就将腕表和结婚戒指拿去典当了。同样，她也很快地丢掉了典当行出具的存取证，因为她并不觉得自己有义务赎回它们。
祖父最后一个遗愿也没得到满足。在他去世的那一天我们就把他葬到了犹太公墓的最后面，因为祖母在那里找到了一块最便宜的墓地。
手提箱
结果我倒是唯一一个继承到了祖父遗物的人。我并不着急打开那件手提箱。直觉告诉我那里放了些什么东西。我经常能看到祖父在一本蓝笔记本上写写画画，但对于他写了什么我毫无兴趣。
父亲把这件手提箱收了起来，三十年没有再碰过它。直到我母亲去世后，也就是在她去世之前一些时日里她才将这件手提箱归还于我。打开它后才发现我竟然错了这么多年。
祖父没有将他的那些笔记放在这个手提箱里。箱子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关于斯宾诺莎家族的历史资料，其中有很多已经很难译释了—这些资料可以算是无价之宝。在这一大堆的文件里我发现了一些几百年前写的信件和日记，还有出生证明、遗嘱、合同以及地产文件和大量未分类的文件。这些资料最底下有一本书，其褐色的封面上因年代久远而长出了一些霉斑。这就是我那位祖先的一本秘密著作，即哲学家本杰明·斯宾诺莎的《永生之书》。
祖父的那本蓝色笔记本的大半部分都遭到了撕毁。只留下下面这一段话：我们如何面对过去，面对所有那些在年月中褪色、消逝的东西？记忆在时间里消失，变得越来越模糊，它逐渐消散直至透明成空无，它背叛了我们。有时候，回忆仿佛有自己的生命；它们变成幻想开始移动。我们的感官所能感知的所有东西——味道、颜色、气味，它们都逐一渗透了进来，并且创造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记忆。这种记忆从未发生过但却以相当清晰的画面一直伴随着我们，它甚至比真正的记忆要清晰很多很多。
什么是真相？
我的名字叫阿里。我是斯宾诺莎家族的最后一个子孙。我们的家族树上只有很少的男性分支，而当几个月前根据医生的诊断我正在逐渐地走向死亡时，我们家族的故事也得到了它应有的终结。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的命运已经到头了，而回忆却不肯放过我。那些我以为已经在时间的长河里消失不见的记忆又一次在我脑中鲜活了起来；它们仿佛长出了新的生命，它们带着过去向我袭来，那些混乱的、模糊的过去。
我们的过去为什么是混乱而模糊的？让我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哲学家本杰明·斯宾诺莎是怎么死的？
伊曼努尔·康德在他的早期著作《精神预言家的梦》一书里写到斯宾诺莎吊死在了一棵苹果树上。波特兰·罗素认为他在摔断了臀骨后才死的，而以赛亚·柏林在给他的一位以色列同事的一封信上说斯宾诺莎是淹死在北海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他死在了监狱里。列宁也这么说，不过他认为斯宾诺莎是被宗教法庭折磨致死的。
这些思想家，谁说的才是真相？
“真相！”我的叔祖父过去常说，“真相就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独一的真相。有很多真相同时存在。那些真相彼此矛盾，彼此反映，彼此反驳，彼此忽视。”
说实话，谁能如此确定地断言或证明这些思想家说的是错的呢？谁能证明他们对于斯宾诺莎之死的叙述不能全部正确呢？为什么本杰明不能同时死于这么多种方式呢？
谁又能保证历史就是唯一的，历史就只有一种解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