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晕目眩
这些复杂的过去影响了我的一生，当回忆起它们时，我的头又开始晕眩了起来。里昂一位拉比的儿子，他遇见了摩西。格拉纳达一位道德败坏的医生，毒死了自己的国王。一位活了三百五十多年的犹太漫游者，那位阿姆斯特丹的患有幻想症的哲学家，还有巴黎的那位热爱书籍的律师，他有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女儿和两个奇怪的儿子。这些故事通过叔祖父生动的描述渗入了我的童年，它们对我性格的影响甚至比我的父母还要深远，我总觉得他们很遥远。
如果雅各布·斯宾诺莎没有接受鲁道夫的邀请，去管理衰败的比德斯登庄园，将它从废墟转变成繁华，那么我的生活会是怎样？
他的大儿子伯恩哈德也许会娶另外一个女人，那么我们—我的祖父，父亲和我—可能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可是我转念一想，也许我们还是得降临到人世间，体验悲欢离合。只不过我出生了，成了另外一个人，过着跟现在不一样的生活。
那么我会变得更幸福吗？
我不知道。我承认我为此而感到高兴。在帷幕落下之前，我若突然知道在这个困苦的世界中，被命运所牵制的我的生活在一开始便能有改变的机会，变成另一种能给我带来快乐和幸福的生活，那我一定会觉得非常痛苦。
齐亚拉在黎明时分来到了格雷夫广场上，她占了一个最接近行刑台的位置。在瓢泼般的大雨中，她站了好几个小时，异常冷静地等待着。
那天早上要发生的事情一定会让任何人伤心欲绝。但齐亚拉不会。她不愿意流眼泪。哭泣不是她的性格。她认为女人不应该随意让眼泪流下来。
她穿上了雪白的婚纱，这样尼古拉斯就能在灰色的人群中一眼看到她。她这是在向她的丈夫说，生活是站在他们这边的，借此来给予他更多勇气。
她不期盼奇迹，也不曾想过会有神力助她。她相信在最后一刻，罗伯斯庇尔一定会将尼古拉斯从断头台上解救下来。她仍然相信他们是密不可分的两个人，即便他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但她不想考虑太多。有些朋友让她去向马克西米连求情，让他饶了尼古拉斯，她没有这么做，不是因为她知道这两个人的友谊早就名存实亡了，而是因为她固执地认为，求饶对女人来说是一种诋毁，是不值得同情的。
激进的罗伯斯庇尔不喜欢被人反抗，也无法容忍他人的指责。他傲慢无情，蔑视人性，决心不择手段地实现他远大的革命诉求，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每个人对此都心知肚明。自由精神曾让每个法国人都心潮澎湃，可现在它却逐渐消失了，他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尽管齐亚拉非常了解罗伯斯庇尔的傲慢和残忍，可她不明白尼古拉斯只是道出了真相，指出大革命的所有成果，包括平等、团结、民主和人权正在消失的事实，为什么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十一点，雨停了，太阳从乌云后探出了头。集市上想起了鼓声，犯人已经从巴黎监狱出发了。几分钟后，囚车来了，尼古拉斯在上面。激动的人群站在那边，紧紧地簇拥在一起。很多人是来看行刑的，好像这是巴黎发生的第一次公开处刑似的。到处都响起了口哨和喝彩，很多人正对着尼古拉斯鄙视地挥舞着拳头。
戴着手脚铐的尼古拉斯昂首挺胸，随着鼓声的节奏，缓慢地前进着。为了防止他逃跑，他的手被绑在了身后，这也表示他是经过人民裁决的罪人。他看上去纹丝不乱，毫无恐慌，仿佛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作为反对罗伯斯庇尔暴政的人，他并不期待宽恕。他浑身散发的高贵竟令凶恶的刽子手也移不开目光。
齐亚拉和尼古拉斯目光交汇了，她立刻踮起了脚，嘟起了嘴，以示她的爱意。尼古拉斯朝她微微一笑，回吻了过去。
鼓声突然停了下来。尼古拉斯转向马克西米连，后者脸色苍白，有些无精打采。作为法国最高的独裁者，他得到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无数个熬夜备战造成的疲劳已经消失无踪了。然而这位雅各宾派的首领一心想的就是唯一能让他恢复活力，忘记疲惫的一件事—以革命的崇高理想之名处死他的敌人。
尼古拉斯朝他点了点头，友好地说道：“马克西米连，下一次铡刀将会架到你的脖子上。再会。”
他跪了下来，将头放到断头台上。他的脖子露了出来，每个人都能看到他的喉咙，和藏在他白色的皮肤下若隐若现的脊椎骨。
围观群众陷入了安静。刽子手站在那边一动不动，他好像觉得这位大革命的思想家最后会得到解救。齐亚拉的双手微微地颤抖了起来。她觉得一阵晕眩，好像有一双手掐在了她的脖子上，用力地挤压着她的胸口，让她无法呼吸。罗伯斯庇尔站了起来，向刽子手吼道，命令他赶快行刑。没有一个妄想逆转革命的叛徒能得到怜悯。铡刀砰的一声落了下来，台下响起一片愉悦的欢呼。
围观者都散去了，只有齐亚拉一动不动地在原地站了好久。
第一部小说
二十八年后，当齐亚拉听说拿破仑在流放至圣赫勒拿岛时丧命后，便想耐心地向她的孙子雅各布解释，一场以自由和平等为名的革命是如何让一个国王获得了绝对的统治权。不过她觉得这个任务对她来说太过艰巨了。
要怎么解释呢？一个曾立志要彻底铲除旧制度，废除旧式封建秩序的人，后来却跟随了一位科西嘉上尉。这个科西嘉人在葡月13号（1795年10月4日）率领军队在巴黎圣罗克教堂的台阶上发起了攻击，杀掉了三百多名保皇主义者，然后紧接着向全法国承诺了一个崭新的黄金年代。如果人们问起为什么革命一定会带来恐惧与暴力，为什么大街上、市集中一定会堆起上千人的尸身，那她该如何回答？解放革命又为何会变成一场暴乱？最终，她要如何解释为什么历史总是伴随着血腥，为什么人类从来不会吸取教训，一而再地让暴力的九头蛇滋长出新的头颅，喷射毒汁？
齐亚拉和她两个年幼的儿子安然地度过了尼古拉斯死后的那几个月，就连叔祖父也不知道她们是如何活下来的。在齐亚拉晚年写的自传《回忆》中，她也没提及关于那段时间的一个字。
另一方面，她在这本回忆录中采用了不带感情色彩的现实主义以及大量的自嘲手法。在她下定决心将自己在革命期间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之前，她也犹豫了好久，然而她还是觉得自己摆脱不了那段记忆。在选用合适的人称角度方面她也遇到了麻烦。一开始，她想采用一种客观的角度，以免让她个人的脾性和遭遇影响到事实的描述。为此，她将其当作论文写了起来。朋友们对她的初稿的反应不是很热烈，他们都觉得这本书有些无趣，少了一份活力。然而，这些评论并没有让她丧失信心。恰恰相反，她意识到自己为了不让个人感情影响到事实而做了一次特别幼稚的尝试，所以她决定说出自己性格的变化，勇敢地摈弃所谓的适合女性的写作手法。
人们认为19世纪早期的妇女写的文章应该带有明显的女性色彩，这样读者读起来才能毫不费力。她们熟练地编织着各种角色，加入各种情感和自我牺牲的慷慨精神。她们无欲无求，以自我牺牲为豪，随时准备向他人屈服。女性作家将自己变成了爱和宽容这类无懈可击的真理的代言人。
齐亚拉强烈地想将自己对大革命的见闻告知世人，于是她抛弃了当代女性作家没有实质的浮夸修辞。她想将艺术与现实结合；她想要戳破气球，重塑世人的意识；她要揭开这场历史性革命的秘密，让人们能客观理性地分析，冷静地对待它；她要制造一场风暴，将遍布世界却无人质疑的谎言一并带走。
经过几番将历史事件与自己的故事结合起来写作的尝试，她终于找到一种可以体现人民命运的写作方法。她的开篇语是这样写的：诺埃尔对于道德的逻辑分析引起了克里斯汀对革命的强烈质疑，让她大受启发。她刻意展现给世人的冷漠并不是她真正的样子。
这句话让齐亚拉又惊又怕，因为它隐约间道出了自己的故事。
这部小说是以她婚前的名字齐亚拉·卢扎托的名义，于1804年由斯特拉斯堡的阿哥哈出版社发行，书名为《弑子者—时间之神克洛诺斯》（他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这是第一部描述巴黎大屠杀那段时期的书籍。它就像是一颗爆炸的地雷，一个加农大炮，它的名声迅速地传遍了整个欧洲。齐亚拉因她独一无二的艺术风格受到了人们的赞赏。最出色的还是她的措辞。萨德侯爵曾反对过雅各宾派滥用死刑的做法，他费劲千辛万苦才得以逃脱丧生断头台的结局。他评论说：“如此流畅纯粹的法语，自拉罗什福科那个年代以来就已经基本上消失匿迹了。”
人人皆知
海因里奇·比德斯登总是会抓住任何能批判法国大革命那些领袖们的机会，这些人的思想让他畏缩而反感。他是齐亚拉这部小说最忠实的读者之一。他觉得这是一本巨作，在某些片段上，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神作（尤其是那些描述贵族们在失去控制的暴徒手中的种种遭遇的片段），还有一些地方则彰显了作者的国际水准。海因里奇认为齐亚拉·卢扎托甚至不亚于最优秀的男性作家。他太喜欢这本书了，还答应承担将其翻译成德文的一切费用。他坦白说正是这本小说让他更加了解政治。他称多亏了这本书，法国大革命野蛮的行径才得以人人皆知。
在1814年维也纳国会期间，欧洲主要的几个君主在此讨论贵族阶级该如何夺回他们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剥夺的权利。海因里奇的一番演说迎来了阵阵喝彩。他这篇冗长的演说本质上即是对启蒙思想的抨击，他认为这种思想削弱了贵族权利的根基。他痛下针砭，批评尼古拉斯·斯宾诺莎用他的胡言乱语挑起了人民的怒火，使其将矛头对准了雅各宾派的首领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他引用了齐亚拉小说里的四段话，来揭示这场革命的血腥—可他并不知道这个女作家就是尼古拉斯的妻子，而且也是1793年1月20日，众多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中的一个。
当时好几名艺术家都从齐亚拉这部处女作中受到了深深的启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
1819年，西班牙王室的反自由运动愈演愈烈，戈雅非常灰心丧气。他担心自己可能会被谋害。于是从马德里逃走了，来到卡斯提尔的一处乡村中，搬进了新买的房子里，与外界隔绝了。这一年，他刚满七十三岁。尽管很多贵族都曾邀请他为他们作画，他仍是一一回绝了。他记忆力衰退了，耳朵也不好使，脾气还很坏。他更喜欢和他的画布、笔刷和黑色的颜料桶待在一起。他很少离开自己的工作室，那里面堆着大量的画布和画框，架势看上去很是危险。各种作画的材料散乱地躺在地板上。他从不跟别人说自己每天都干了什么。他的妻子只知道他基本上不睡觉。厨师每天早上和晚上给他送饭，外加一瓶浓香的里奥哈葡萄酒。他整天穿着一件宽松的黑裤和一件无袖的衬衫，它们都是用上等的埃及棉制成的。即使到了寒冬，他也只穿着这些衣物；他从不觉得冷，葡萄酒能让他保持温暖。
齐亚拉的小说是戈雅的情妇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他的。这个女人比他小四十岁，基本上一个星期陪他睡一晚。不过他们几乎从不说话。所以当她拿出这本书，让他读一读时，他略有些惊讶。说完，她便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戈雅当下就知道她这一次是彻底地离开，永远不会回来了。他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捧着这本书，陷入了安静的沉思中。
出乎意料的是，戈雅燃起了一股好奇心。他从来不读小说，他唯一喜爱的就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然而他认为其他的小说都是谎言，是由一些想出名的无耻之徒编造出来的，根本不具有欣赏价值。不过，齐亚拉的这本书不同。它是自己的情人送给他的临别礼物。他想看看它到底写了什么。
戈雅随意翻开书页，开始读了起来，偶尔还打一两个哈欠，然后他读到描述冷血的革命派领袖是如何将自己的挚友送上断头台的故事。这篇故事每一个细节都能令人毛骨悚然。被定罪的犯人的头颅和身体分了家，掉进了一个洗衣篮里，而他的妻子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穿着嫁衣站在那里，直到最后一刻她仍在相信她丈夫的朋友会赦免他。这一章节让人胆战心惊，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强烈的厌恶以及深切的无助，戈雅觉得非常震惊。于是他欲罢不能地继续读了下去。最后，过了十八个小时，他终于将这本厚重的小说读完了。他深深地着了魔。这之后的三天，他茶饭不思，难以入眠。他盯着虚空，脑子里都是恐怖的画面。他看到被砍掉头颅的身体正喷着血柱。到了第四天，他突然觉得异常欣喜。他拿起自己最粗的画笔和一桶黑色颜料。他到处寻找一张足够大的画布，但是没找到合适的。于是他冲进客厅，取下了墙壁上的画，开始在白色的墙上挥舞起画笔。这一天标志了他艺术生涯中“黑暗时期”的到来。
这幅完整的画作上描绘的是一个巨大的魔鬼，手中抓着一个裸体的男子，他正在吞噬着他的头颅。戈雅以齐亚拉的小说名为其命了名。虽然这幅画辛辣地讽刺了人类的愚蠢，不过戈雅却认为这并非有损人格，而是彰显了自由和纯洁。为了表示这幅壁画是他对法国大革命的个人理解，他使用了罗马神话中的“萨杜恩”来代替了希腊神“克洛诺斯”（时间之神），这幅《农神吞噬其子》是戈雅最著名的一幅杰作。
前往法兰克福
齐亚拉的这部小说将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带进了她的生活。她应凯伦·霍亨索伦王储的邀请来到了弗赖堡。这位王储经常带着其他客人一同到她的家中讨论时事。齐亚拉很自豪—她自豪自己是个作家，自豪她的小说也受到了外国人的喜爱。
尽管这是齐亚拉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谈论起她的作品，可她并不紧张，对着这些文学界的泰斗，她也不像平常一样沉默寡言。一群友善的女爵和王妃好奇地簇拥在她身边，她惊讶地发现她们竟然都读过她的小说。当人们围着她问东问西时，她看见了一个时髦打扮的男士正凝视着她。如此高档聚会上的轻松氛围让她非常兴奋，尤其是她之前从没有如此被人关注过。
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就在这个晚上，她仿若突然从暗黑的隧道中看到了令人晕眩的光芒。
齐亚拉详尽地描述了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包括尼古拉斯的命运及他对她的生活态度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她说她相信每一个作家的心中都有不为人知的伤痛，声音坚定而清晰。当她看到忧伤的情绪笼罩了整个大厅，有些女人的眼眶里甚至已经有了泪水，她说尽管生活充满了失败与艰辛，她仍相信生命是一场庆典。话毕，台下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当掌声渐渐散去时，一个男子站起来问了她一个问题—是之前注视她的那个人。整场演说下来，这个男子一直在看着她，不是特别显眼，却从未移开过目光。他问道，她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她回答说：“看得见人类的共性，也看到他们的个性。”
后来，王妃向齐亚拉介绍了这个问问题的人，他是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从法兰克福赶来这里就是为了见齐亚拉一面。他很健谈、非常机智，而且很有教养。他声线温柔，措辞优美，带着一种强硬却没有丝毫欲望的性感。他有某些东西深深吸引了齐亚拉，他与生俱来的优秀让她难以忘怀。
他突然插了一句，问他们是否还能再见，齐亚拉吓了一跳，脸上泛起了红晕。虽然她习惯与男人保持距离，不过她还是应允了。也许是那天下午喝了酒的缘故吧。
第二天，齐亚拉和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来到弗赖堡的英伦花园里散步，讨论了写作和死亡、爱情和孤独的话题。他们之间的对话不像是初识者的闲聊，反而充满了激情与坦诚，他们都觉得这很不可思议。他承认自己已经结婚，但他认为这不会妨碍他们发展一段互相尊重的友情。齐亚拉觉得他见解独到，对生活充满热情，是个可敬的人。于是她同意继续和他往来书信。
他们多久见一次面；他们之间有什么进展；在阿姆谢尔积极的追求下，齐亚拉又答应了他什么，他又是如何回应的—这些，叔祖父都没有告诉过我们。也许他觉得我们太小了，比较敏感，所以不想将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分享给萨沙和我。不管怎样，叔祖父说阿姆谢尔很快就提出让齐亚拉搬去他的故乡法兰克福的建议，尽管她并不是当时资产阶级所喜爱的那种苗条女子。
三年的时间加上一百五十封通信，齐亚拉才终于答应。在这段时间里，她不断地问自己真的了解他吗？答案总是那一个：阿姆谢尔让一切都变得生动起来，她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有趣。他给她带来了希望，让她体会到成长和无限的可能。她知道，不管他在哪儿，她的未来注定属于他。
要劝服她的两个儿子吉勒德和吉多和她一起搬家可不是件容易事。齐亚拉激动地说他们将要摆脱现在单调的生活，他们要搬进去的那个房子也非常漂亮。她说年轻的物理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博森伯格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资助下于法兰克福成立了一家天文台，这句话立即引起了基多的兴趣。可是老大杰勒德却仍是半信半疑。他对这次搬家非常怀疑。不过当齐亚拉说，他可以去法兰克福最好的学校进修时，他的态度就转变了。阿姆谢尔大方地允诺会承担杰勒德的所有学费。齐亚拉知道这一点会让杰勒德上钩，他一心只想学法律，可她没有钱将这些孩子送进最好的学校里学习。
齐亚拉觉得阿姆谢尔没有为他的妻子安吉拉遮风挡雨，反而在约束着她。他和齐亚拉去过的这些地方，他从来没带安吉拉去过。可是齐亚拉并没有见过她，也不知道安吉拉到底想要什么。也许她对这样的现状已经很满足了。
安吉拉实际上是阿姆谢尔的表亲，他们的婚姻是媒妁之言，而绝非因为爱情。阿姆谢尔向齐亚拉保证，他的妻子绝不反对齐亚拉和她的孩子们从廉租房搬到这栋大房子里来住。他还说事实上，安吉拉很赞同这个方案。她觉得这样他才能和他的女朋友自由地谈情说爱。然而，齐亚拉还是有些不安。不过结果证明，是她多虑了。
安吉拉年长阿姆谢尔几岁。她很自来熟，和陌生人都能愉快地交谈，这在贵族圈中是很少见的。她的谈吐清新自然，连最冷酷的人也能被其感染。她特别喜欢孩子，好多年来她每天都在想着要生孩子，可她没这个能力。也许这就是她为什么如此欢迎齐亚拉带着孩子住到她家来，两个孩子的存在让她更加开心了。她每天下午都会教他们德语。不到几个星期的时间，她就已经将吉勒德和吉多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爱护了。
安吉拉很感激齐亚拉和孩子们的到来。她很了解这座空旷的屋子会让人觉得多么的孤独。所以，她甚至同意让齐亚拉和他们夫妇俩同睡。她将齐亚拉当成姐妹，从未对她仇目相对。
叔祖父曾说过齐亚拉、阿姆谢尔和安吉拉三个人不仅活着的时候相亲相爱，死后也是不离不分。他们三个最终也是睡在同一座坟墓中。
齐亚拉
罗斯柴尔德的家非常大，这里有数不清的客厅和卧室，以及各种边边拐拐的房间。齐亚拉觉得这里的家具都太过庄严。屋子里到处都是镶在金框中的巨型油画，它们让齐亚拉尤为反感。这些油画上描绘的都是阿尔卑斯山的美景：高耸入云的山峰，白雪覆盖的山顶，茂密的山谷，还有从厚重的白云中投射下来的太阳光线。她甚至都能听到那些画布里的瑞士奶牛哞哞的叫声。齐亚拉觉得这些油画太过庸俗，没有韵味；她很失望。不管她怎么想，她都不明白像阿姆谢尔这样一个总是在追求个性的人，怎么会买下这些画，还把它们挂在自己的家中。后来阿姆谢尔才跟她解释说，这些油画都是他父亲的遗产，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就是他父亲创建的。他父亲一辈子都在刻意逃避一切能让他记起自己来历的东西。他出生在犹太区的一条狭窄的犹太巷里，法兰克福的犹太人日落后就会待在这里。同样，在星期天和所有基督教节日里，他们都得待在这里。
齐亚拉身边的人都知道她在法兰克福的生活并不开心。她皱起的嘴唇表现了她对这座新家的强烈不满。她总是在抱怨：她觉得德国人很死板无趣，她觉得这里毫无归属感；她觉得这座城市很糟糕，特别阴沉；她讨厌这里寒冷的天气，她总觉得冷。不到七月份，这里的冬天是不会结束的，天气也不会暖和。要是罗马，四月份起天气就温暖起来了。春天的时候，那里一定是艳阳高照，一派蓬勃。
她总是在说自己的故乡，说那里的人民都很亲切，每条街道都很漂亮，空气也格外清新。“罗马的生活是其他地方无法相比的。”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不容置疑，也没人敢和她争论。不过，人们仍会在背后笑话她。她曾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一个人将一根稻草扔进法兰克福的美因河，那么它一定会像石头一样沉下去，而即使是往台伯河的清水里扔一个铅块，它也能照样浮起来。
齐亚拉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为什么她和尼古拉斯在1788年结婚搬去巴黎后就再不回罗马了。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谜，尤其是她还经常跟别人说自己非常想回去见见她的两个妹妹。
她们的关系很亲密。母亲死后，齐亚拉就扮演了母亲的角色照顾她的妹妹们。她们的父亲没法照顾她们，不仅是因为他不擅长家务，更是因为他一心旨在跟随其父亲拉比摩西·恰伊姆·卢扎托的脚步。他经常受邀去研究《犹太法典》，而且总是在亚平宁半岛上来回地奔波。
卢扎托家族
许多年过去了，齐亚拉对爱兰歌娜的思念却越来越深。作为大姐，她一直尽所能地爱护着她。
爱兰歌娜是她们三姐妹中最小的，也是最漂亮，最优秀的一个。不过她在五岁的时候就残废了。身边所有人都很钦佩她对待残疾的耐心。因为残疾，她终日都得躺在床上，也不能离开屋子，所以她将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书本上。她读了很多古代历史，尤其喜欢毫无造作的自传。通过阅读，她积累了相当多的文化素养。她希望通过探究伟人们的人生故事，深入他们的世界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她最喜欢的就是那些提醒人们不要向软弱和恐惧屈服的名言警句。
爱兰歌娜的二姐唐娜泰拉是家里最苗条的女儿。在她还小的时候，隔壁家的一个女人就告诉她，有一天她会嫁给一个王子，搬进城堡中，生下六个可爱的孩子。这个人其实是在逗她玩，可唐娜泰拉当真了。所以她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她爱炫耀自己，总是穿着精美的衣服还刻意裸露一些部位。她想把自己打扮成王妃的模样，这样她才能找到自己的王子。
齐亚拉嫁去巴黎后没多久，唐娜泰拉就遇见了她的白马王子。他是来自伦巴第的弗洛莱恩·迪亚曼蒂，他说自己是一位男爵，他母亲是权倾一方的加布里埃尔·史佛拉王侯的亲戚。迪亚曼蒂长得非常帅，唐娜泰拉立马就觉得他是不是王子已经不再重要了。他长相俊美，有着一身棕色的肌肤，挺拔的鼻子下长了两撇胡须，让他显得格外的性感。他知道如何用甜言蜜语打动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的芳心。唐娜泰拉爱上了他，眼前的这个男爵是她看过的最无忧无虑的男人，他让她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所以，他们初次见面的两天后，唐娜泰拉便答应和他结婚，生六个孩子了。
像往常一样，她们的父亲出远门了。爱兰歌娜试图提醒她的姐姐，她根本不了解这个来自伦巴第的神秘男子。可唐娜泰拉却觉得，老是向他问东问西是非常不礼貌，也很不合适的。她忽视了爱兰歌娜的疑问，仅当她是出于嫉妒。她指责爱兰歌娜不仅不支持她，还要妨碍自己姐姐的终生幸福，应该为此感到羞愧。
爱兰歌娜劝她至少等父亲回来再做决定，可是唐娜泰拉第二天就和迪亚曼蒂结婚了。迪亚曼蒂的告解神父曾主持过他的按手礼，他的思想很开放，觉得新郎新娘的宗教背景不同并不影响他们成婚。他恰巧来到了罗马，但只在这边待几天。时间不等人。考虑到新娘是个犹太人，为了安全起见，防止其他人闲言碎语，婚礼便在没有人见证的空教堂内举行了。这场婚礼很短暂，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宗教仪式。
当她们的父亲回到罗马后，完全被发生的一切吓呆了。听说唐娜泰拉已经结婚后，他双手颤抖，汗珠从额头上渗了出来。他看到唐娜泰拉连眼神里都透露着幸福。她拥抱她的父亲，请求他接受自己的丈夫，即使他并不是个犹太教徒。为了安抚拉比的心情，让他承认他们的婚姻，迪亚曼蒂答应要转信犹太教。他还说自己最近卖掉了从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座位于皮埃蒙特的城堡，他计划用这笔钱在罗马为他的新婚妻子和他们未来的六个孩子建一座大房子。不过，他想先暂时住在拉比家，虽然这个房子已经有些拥挤了。接着，他当着唐娜泰拉父亲的面吻了她，还拍了拍她的屁股。羞怯的卢扎托看到脸都红了，赶忙遮住了眼睛。
结果，迪亚曼蒂很长时间都没拿到这笔钱。为了着手建房，他就去借了一批短期贷款。他需要很大一笔钱，所以就找了三家放贷人：两名犹太人和一名与犹太人交情不错的西西里人。这三个人很乐意将钱借给拉比这位友善的女婿，更何况他还答应会支付高额的利息。迪亚曼蒂让他们写了借条，并保证他的岳父会为他作担保。虽然这位拉比既不通晓世事，也非常不欢迎迪亚曼蒂住在他家。
房子没建成。迪亚曼蒂一拿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连招呼都没打。意识到弗洛莱恩已经永远地离开自己了，唐娜泰拉脸上的笑容也没了。她伤心欲绝，泪如雨下。爱兰歌娜表示了同情，但也洋洋自得地埋怨唐娜泰拉应该早听她的话。她们的父亲倒是松了口气。犹太委员会的主席卡斯蒂洛夫先生早就提醒过他，要时刻谨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不能让一个拉比的女儿嫁给非犹太人，而且这个人还偏偏搬进了犹太区内，让这里的居民颇为不自在。
几个星期后，所有的借据都到期了。意识到自己被一个诈骗者玩弄了，卢扎托感到呼吸困难，他觉得自己就快完蛋了。他难过极了。因为他没有钱，他必须放下他的自尊，跪在他的朋友和邻居面前求他们帮自己摆脱这可怕的困境。
很快，不好的传言便在犹太区内散播开来。一些迷信者到处造谣说迪亚曼蒂是教皇派来剿灭犹太人的。有人称西西里的那名放贷人威胁拉比，说他若不在一周之内还清所有的钱款和利息就会割断他的喉咙。为了救这位精神领袖一命，也许更是为了挽救罗马犹太区的声誉，委员会的主席立即下令向全民征收特税。尽管十万分的不愿意，人们还是排着队来缴税了。就这样，谣言慢慢地消失了，一切都回到了正轨。
借此机会，也是在卡斯蒂洛夫的劝告下，卢扎托拉比像往常一样，没向自己的女儿们汇报一声便立即动身去了克拉科夫。那里的犹太群体已经多番邀请他去做一场关于他父亲的哲学思想的演说。
克拉科夫是一座庄严的大学城，这里的犹太人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不仅厌倦了无视他们祷告的天神，也厌倦了拉比们对弥赛亚救世的吹嘘。所以他们更想听一个不会宣传永生之说的拉比，跟他们一起讨论如何用科学知识来改变犹太人的命运，同时也不会违反犹太主义的精神文化。
另一方面，这些居住在东欧这座小犹太村里的人完全没有受到启蒙思想和科学变革的影响，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完全不适合他们的传统和习俗。虽然如此，卢扎托依然用他那温柔的蓝色双眸和一口地道的意大利口音说服了人们。他在旅行的途中描绘着新世纪的思潮，人们开始接受了他的观念。他就是这样大力推动了哈斯卡拉运动的发展。这是东欧的一场犹太启蒙运动。
卢扎托完全投入到了这项伟大的事业中。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女儿。他从基辅写过一封信给她们，不过那都是五年后的事了。这封信是她们关于父亲的唯一音讯。
唐娜泰拉很后悔自己当初的一时冲动。可最让她沮丧的是，罗马竟没有一个犹太人愿意娶一个结过婚的女人—而她的老公还是一个天主教徒。更何况，她也不是处女了。
当她走在街上时，人们全都会注视着她，在背后嘲笑她。有些人甚至会在她路过时啐一口口水。她很难过，于是便躲在家里不出来了。她觉得自己这样就像个犯人。唐娜泰拉很沮丧，也很不安，她害怕自己下半辈子都要用来服侍她那位残疾的妹妹了。对于一个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生活的年轻女子，这简直就是噩梦。上一秒，她还在痛恨爱兰歌娜，毫无缘由地斥责她，下一秒，她就会后悔，然后不断道歉。
唐娜泰拉想念弗洛莱恩的吻，想念他温柔的抚摸和矫健的身躯。想到自己可能不会有孩子了，她就感到恐怖。她觉得命运给了她一次重击，就像它对爱兰歌娜一样。她不懂自己的妹妹怎么能如此淡然。她常常会因为觉得自己的生活太过悲惨而泣不成声。她想要远离这一切，然而这个想法却让她非常纠结。她不知道作为一个虔诚的犹太女子，她能不能在外面的世界中找到一席之地。
就在这时，她听到了自己内心里的声音。她非常吃惊。她意识到命运早就给她准备了另一条生活之路，只不过她遇到了弗洛莱恩，所以错过了它；所以她才会陷入这种悲剧里。
爱兰歌娜不知道唐娜泰拉私下里正计划着什么。一天早上，她醒来就发现自己的姐姐不见了。在她的枕边有一张便条，上面是唐娜泰拉幼稚的笔迹：亲爱的，对不起，我实在撑不下去了。
你的唐娜
爱兰歌娜感到非常恼火和伤心，好像她完全不值得被爱一样！黑暗的力量仿佛正在吞噬着她。所有人都抛弃了她，先是齐亚拉；然后是她们的父亲，现在，就连唐娜泰拉也是！她想要尖叫。可她一成不变的生活以及这么多年来陪伴着她的古代文人的书籍告诉她不能向冲动妥协。她试图平复自己的情绪。要冷静，要淡定。可几个小时后后，她再也受不了这种撕心裂肺的感觉了，她呼救了。
邻居们将爱兰歌娜和她的床一并搬到了他们街对面的家中。他们很热情地欢迎她的到来，并承诺会照顾她。她就在这里过完了余生。大部分时间，她都在阅读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本书体现了希腊哲学以及作者本人的道德观，里面的故事发人深省。尽管爱兰歌娜优点诸多，但她却一生未嫁。
唐娜泰拉的邻居们都以为她铲断了禁锢，在外面的大千世界里过上了更舒适的生活。她再也不用照顾爱兰歌娜了，所以肯定倍加开心。然后现实却恰恰相反。
唐娜泰拉赶往了附近的马杰奥尔圣母教堂的加尔默罗修会，她对这座门阶森严，不近男色的地方特别向往。她想要生活在这里。为了救赎自己的灵魂，她转入了天主教，改了个名字叫马格德莱娜修女，斩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于是，她一直都没能弄清真相：那个主持了她和弗洛莱恩婚礼的神父根本就是假的，他不过是迪亚曼蒂的一个朋友伪装的。那场婚礼也不过是逢场作戏。她实际上没有结婚。
为了保护自己不被世俗诱惑，马格德莱娜修女从未离开过马杰奥尔圣母教堂一步。她的内心有一股强烈的躁动，于是她便向上帝寻求帮助。她看上去总是一副坚强、淡然的样子，从未表露出一丝丝内心的骚动。她乐善好施，慷慨助人，所以和她住在一起的修女们都十分喜欢她。
她过上了一种圣洁的生活，结局也算是圆满。就在她来到修道会后的第十五年，她去世了。
巴黎的美国人
我有一个亲人，他和唐娜泰拉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在修道院里度过的。我发现我又开始跳跃到很多年后的记忆上去了。这个人就是我祖父的哥哥，莫里兹·斯宾诺莎，可家里没人会提他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代表了罪恶和羞耻。就连叔祖父，也尽量不会说他。我知道，祖父很鄙视莫里兹，因为他不仅是斯宾诺莎家族里的败类，更是人类历史中最大的骗子。
有一次，祖父突然跟我说起了他的哥哥，这让我非常惊讶。那天我很沮丧，因为我又被发现撒了谎。祖父安慰我说：“实际上，你很像他。他不是个诚实的人，他一生做过很多疯狂的事情，然而人们还是会因为他巧妙的恶作剧而开心。他非常有吸引力，几乎每个指头都散发着魅力。”
然后他告诉我说莫里兹有一次骗过了瓦兹大街上的很多店主，他们都以为自己的店门口会建起一座公厕。我哈哈大笑了起来，竟觉得跟这样机智的莫里兹相像也是种赞美。
由于我碰见了一位健谈的美国人，所以我现在知道了更多莫里兹·斯宾诺莎的故事。那是七年前我在巴黎发生的事情。我先去了慕希奥赛，在第七区漫步了一个小时后，我来到环境优美的花都咖啡馆歇脚。一对相貌奇异的夫妇坐在我的邻桌。那个男的目测约有六十来岁，目光炯炯。他的脸上长满了雀斑，头发是朱红色的。在那正中间有一撮头发特别齐，就像是用尺子画出来的。他的妻子看上去只有三十来岁，皮肤非常黑。她轮廓分明，长得比较男性化，眼睛还在转个不停。过了一会儿，那个男的转向了我，开始自言自语起来。他的这段话非常长，但很有趣。
他的直率让我很意外。这位短脖的美国人一点儿也不拘谨，不会和欧洲人保持距离。他很主动地就开始侃侃而谈，甚至可以说很鲁莽。他和我说了一些故事，他称之为“我的生活方式”。
他的声音很低沉，他告诉我说，他曾在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明顿市附近的一所农业学校里担任过考古学教师。作为一名五十岁的单生汉，为了找到他可爱的新娘，他开始了自己计划已久的巴西之旅。这就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在这个奇妙国度里停留的三星期让他大开了眼界。之前他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故乡，现在却置身于极乐世界，被自然、音乐、女人以及眼中的美景所吸引。更主要的是，想到要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他就会禁不住狂喜。他在马托格罗索省的都城库亚巴市遇见了他未来的妻子。那天他正在为母亲选礼物，她很喜欢金镯子。于是他走进了一家旅游商店，就看到了她，他的命运之女。她是这家店的售货员。他说自己对她一见钟情，然后他捏了她的脸，虽然她看上去很不快。等到他们备齐资料，拿到美国的居留签证后，已经过去五个月了。尽管他母亲百般劝说，他还是辞去了教师的工作，好全心全意陪他的爱人。可很快矛盾就出现了。他的母亲受不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同样看不惯他母亲。他母亲恪守摩门教的规矩，每天早上四点半就起床，晚上不到九点就要把所有的灯都关掉。而且，她还不准他们夫妇在家里享乐，比如说看部欢快的电影或是听音乐。她的专横无理就快要让他的妻子神经崩溃了。至于他，他已经在母亲的管教下生活了五十年了。不过，当他母亲叫他的妻子“恶毒的婊子”时，他非常生气，火冒三丈。然后就在那天下午他出去买了一栋房子。“你真应该看看我们搬出去时，我母亲那张沟壑纵横的老脸上是什么表情，”他一边说一边以示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背，“她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恐惧地胡言乱语。”自由固然珍贵，但很快他的积蓄就花光了。为了东山再起，他向自己的朋友借了点儿钱，开始从事从巴西进口宝石的生意。他专卖海蓝宝石、翡翠和碧玺。他自豪地跟我说，他每卖一块石头就能赚到三十五美元的净利润。两年后，他妻子的叔叔在马托格罗索去世了，给她留下了一大堆破旧的书籍，其中有一书保存完好。这本书是18世纪的植物学家约瑟·马里亚诺·康西卡奥·维罗索所著，介绍了巴西各种潜藏的自然资源。这本书燃起了他的希望。几个星期以来，他脑子里只有那些隐藏在丛林中等着人来挖掘的财富，可他不知道要想进入那些维罗索曾探索过的危险地带需要多么大的勇气。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他又飞去了巴西。他雇佣了一些当地的地理学家以及一些强壮的工人，通过他们的帮助，他勇闯了玻利维亚边界附近的巴拉圭河沼泽地。这个地方每天下午就会下起暴雨，阻挡他们的去路，经过千辛万苦，他终于在一块高地上发现了一处巨大的绿柱石冲击矿床。这种无色的矿物里含有非常高品质的翡翠和海蓝宝石。这次的矿物开采到了五年后才真正盈利。那时，世界的铝价暴涨，他和马托格罗索的一家工厂合作，通过复杂的冶炼工程将这座矿产转换成了铍，这种物质是专门用来制造飞机的轻量组件的。在他去巴黎的前一个月，他和堪萨斯州，威奇托的庞巴迪宇航公司签订了合约，要在未来的五年内向其供应一万吨的铍。这种轻型金属将被用于制造一种新型的战斗机。这份合约让他一夜暴富。他和妻子便是来巴黎庆祝的。
我在那里坐了很久，完全被这位美国人奇妙的故事迷住了。不过听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开始有些受不住。我想是时候和他说再见了。于是我伸出手想要介绍一下我自己，结果他竟然抢先我一步。
“萨尔·特雷比奇。”他说着，然后用力地握了我的手，我觉得很疼。“不过，叫我特比就行。我的朋友都叫我特比。我的妻子叫莎莉。意思是‘小公主’。”他一边说，一边转向了他的妻子，还捏了捏她的脸颊。“她本来是个男生，可我的小公主她非常不喜欢自己的性别。”他咯咯笑着，然后继续说道：“十九岁的时候，她变性了。在巴西，想变性的人就会去做手术。没有人会为生错了性别而感到羞耻。那里有很多私人诊所都能提供这种手术以及荷尔蒙治疗，而且收费也不算太贵。这些医师是仿造自然的天才，他们创造过很多完美的女性。真难以置信！”
我瞥了一眼他的妻子，这个可怜女人的表情告诉我，她非常不喜欢她丈夫的喋喋不休。我觉得她一点儿也不想在咖啡馆和某个陌生人讨论这些事。所以，我递上了我的名片，主要是为了打断他。
“阿里·斯宾诺莎？”他大声地念了出来，“你跟著名的斯宾诺莎家族有关系？”
我点了点头，以示回应。
“天哪，难以想象，一个像你这样长相忠实的人竟然会跟那位恶名昭著的间谍和骗子有关！”他这样说道。我吃了一惊。
历史学教授
历史学教授布拉德·沃德斯通写过很多兼具内容与内涵的书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黑手党》。他本着法国年鉴派的精神写下了这本书，通过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各种事件，以强调历史的连续性，这样他所要描述的时代就能带着它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和学术模式全面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它的书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本著作描写的是塞尔维亚的恐怖组织“黑手党”。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大街上暗杀了皇太子弗朗茨·斐迪南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就是这个组织的一员。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沃德斯通的这本书描述的这支犯罪组织是阿尔·卡彭暴徒的先驱，主要是由贫穷的西西里移民组成的。他们在1910年曾占领了沃德斯通的故乡芝加哥，猖獗地进行着各种暴力犯罪活动，特别是敲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