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务部
马提尼翁咖啡馆久负盛名，它是圣日耳曼郊区最辉煌的建筑物。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有人往队长家送了一封信，传召他于第二天早上九点到达查尔斯·芒顿·布瓦德福尔将军的办公室。可传召他的原因却没有说明。难道是战争部的参谋长要给他下达什么任务吗？他想来想去，一夜未寐。不安的夜晚结束了，第二天一早他便出发前往圣多明尼克路。八点半，圣克劳蒂尔德教堂的钟声敲响了，他决定先去那家著名的咖啡馆里小憩一会儿，时间还来得及。恭敬的服务生面带微笑地朝他鞠了鞠躬。十月的这个早晨，巴黎的天气非常好。服务生就此和他交谈了几句，然后把他领到了一张靠窗的桌子边坐下。他点了一杯咖啡和一小块羊角面包。他将自己的夹鼻眼镜放到鼻梁上，开始自娱自乐地观察起外面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他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街上穿着入时的男人和女人。他觉得他们都是在去附近的政府部门上班的路上。他试图想象，自己若是成了他们其中的一个会是什么感觉。
九点整，他准时出现在了战争部的大厅。不过他被告知布瓦德福尔还没来，所以在此之前，都由阿曼德·梅西埃·派蒂·克莱姆少校来接待他。少校出现后，先介绍了自己，然后友善地请求队长的帮助，因为他刚刚遭受了一点儿小意外。他抬起他的右手，上面捆着白色的纱布。他需要写一封信，而且情况比较紧急。他们来到了少校的办公室，那里有三个穿着便服的人。队长向他们点了点头，打了招呼，不过他们看上去既没有接受他的问候，也不想介绍自己。克莱姆少校让他坐到桌子前。队长坐下了。他将笔尖往墨水瓶里蘸了蘸，然后抬起了头。一脸天真地等待着。少校开始口述了起来。信件写好后，派蒂·克莱姆走到了队长身后，左手按在了他的肩膀上，看着信上的文字。他是个业余的笔迹学家，万分确定自己的判断毫无错误后，他宣布队长被逮捕了。队长放下钢笔，点了点头。他以为这是一个玩笑。他听话地站了起来，在他还没弄清楚情况之前，边上的三个人就掏空了他的口袋，将他铐了起来。克莱姆少校说：“你因犯叛国罪，被逮捕了。”他的语气清楚地表明了，他不仅已经给队长定罪了，而且还非常鄙视他。
这起案件是1900年最轰动的丑闻之一。事实上，就发生在它几个星期前的巴黎的德国使馆内。法国人马利亚·巴斯蒂安是使馆里的员工。她主要负责打扫卫生，每天都要帮施瓦茨科彭大使倒垃圾，然后再将这些垃圾拿到地下室的火炉里烧掉。施瓦茨科彭不知道马利亚·巴斯蒂安其实是法国的间谍，但她并不是因为强烈的爱国心而接了这个差事，而仅仅是因为德国开给她的工资太少了。所以只有很少的文件被扔进了火炉，它们大多数都被送到了休伯特·约瑟夫·亨利少校在战争部反间谍部门的办公桌里了。
9月27日，亨利少校在从施瓦茨科彭的废纸篓里收集来的一堆皱巴巴的文件中有了一项重大发现。他发现了一封被撕成碎片的信，不过他十分娴熟地将它们重新拼到了一起。这封信表明，有人想要以高价向这位德国大使贩卖法国军事中极其敏感的机密信息。亨利和他的高级长官讨论了此事。很明显，这封信的作者肯定就是战争部的高层官员。于是，他们将此事报告给了参谋长布瓦德福尔和战争部长奥格斯特·梅西埃。他们下令立即采取行动，必须要刻不容缓地找出这个卖国贼。这件事是当下的重中之重。五个可靠而贤明的军官被秘密召集起来，组成了一支特别小组，开始进行内部调查。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查到，因为战争部的四名部长都认不出这个卖国贼的笔迹是谁的。于是，调查暂时中止了。几天后，战争部长坐不住了。参谋长召见了这支特别小组，严厉地训斥了这些军官，威胁说要贬他们的职。不安涌上了他们的心头。
陆军中校阿尔伯特·阿博维尔是战争部众多志向满满的谋士之一。他刚刚结束自己的长假回来，就加入了调查小组。飞快地浏览完这封信后，他说这个卖国贼肯定在炮兵队里。要不然他怎么这么了解加农大炮呢？而且，阿博维尔继续说道，这个人肯定对战争部的各个部门都非常了解，要不然他怎么对这么多不同类型的武器如此了如指掌？小组中的其他人都赞同地点了点头。派蒂·克莱姆少校说他从没见识过这么敏锐的推断。阿博维尔还说，这个卖国贼一定是最近参加了战争部训练课程的军官，因为这些人都很了解这里每个部门的工作。
这些集训参加者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吸引了所有调查员的注意。尤其是因为阿博维尔说这个人是炮兵队的队长，很聪明，却因为不同寻常的举止而遭到了很多人的厌恶。人们都觉得他很呆板、顽固、难以接近、傲慢，甚至目中无人。不管怎么说，他的说话举止完全不像个法国人。他几乎不具备成为战争部高级军官的资质。屋内陷入了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阿博维尔看了看四周，指出了最具说服力的一项证据，证明他们已经找到了犯人。“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队长是个犹太人。”
参谋长布瓦德福尔是个刨根问底，力求真相的人。在他升任为将军时，他就发誓要保护和坚持真相与公正，这两点是法国社会的根基。他想要更确凿的证据。“没有哪个军事法庭会因为一个人的性格而给他定罪，”他说道，“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的证据。”
派蒂·克莱姆少校非常想提出他心中“无法反驳的证据”。作为一名业余的笔迹学家，他建议将德雷福斯的笔迹和这封信的字迹作比。布瓦德福尔将军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建议，于是立即就让人传召德雷福斯。
午餐前，调查小组集聚在了将军的办公室。他们紧张地等待着克莱姆少校来公布他的调查结果。他说他已经仔细地观察过这两个人的笔迹了，他非常确信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就是犯人。阿博维尔中校立即应声道，他从头至尾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判断，德雷福斯和这个卖国贼就是同一个人。少校拿出了这两封信，将其传给了在座的调查员们过目。“太棒了。”他们一个个附和道。可是，布瓦德福尔将军还是不能完全确信。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怀疑，他说自己没看出这两种笔迹有什么相同点。而且，他还发现它们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字体的倾斜程度和字母的高度。少校说，这些一目了然的区别恰好证明了德雷福斯的阴险。他说德雷福斯肯定得知有人正在调查他，所以他才会在听写的时候故意改变了自己的字体。少校指向字母“L”，他说除去那两点明显的区别外，这个字母绝对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阿博维尔陆军中校鼓起了掌。其他人也加入了他。将军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了一盒雪茄，让他们抽。他特别强调说这些都是产自于古巴阿瓦霍地区的高品质雪茄，那些在自己黝黑的大腿上，将这些烟草放在薄纸中小心翼翼卷起的女孩们都已经不是处女了。这都是法国军官的功劳。屋子里的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雪茄点燃了。这起间谍事件也就此结了案。
囚犯
德雷福斯一案常常在我们家中被提起。这一案件和它的裁决，将法国分成了亲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审判结束后，反犹太思潮迅速地在欧洲蔓延开来。特奥多·赫茨尔认为，救赎犹太人的方法就是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叔祖父不停地跟我们讲着这些事情，特别是那位犹太队长在法国用来惩罚犯人的殖民地魔岛上的生活。我一直不懂叔祖父为什么对德雷福斯这么感兴趣。当我问起时，他好像总是刻意回避着什么。他从没回答过我，相反他会向我们证明他对魔岛的了解，比对他手掌上的生命线还要多。我知道他从未去过那里，那里只有被流放的谋杀犯、冷血的罪犯和不知悔改的骗子。可是我什么也没说。我从来不会去质疑他。他肯定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他对这座岛的描述活灵活现。萨沙和我仿佛觉得身临其境一般。我们能感受得到那些无法穿越的浓密的丛林和它隐藏的可怕危险。我们感受到了皮肤在高温下的炙烤。我们感到非常悲伤，灵魂也仿佛失去了活力。我们闻到了一股比太平间还要难闻的恶臭。嗜血的蚊子飞落在我们的身体上。太可怕了。但最可怕的还是虐待成性的看守者手中挥舞的长鞭。我们看到了海上食肉鲨鱼的背鳍。大海茫茫，逃跑就是天方夜谭。
这位犹太罪犯带着手铐脚铐，过着非人的生活，遭受着残酷的惩罚。叔祖父极其详细地将其描述给了我们。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可怕的画面。我害怕极了。膝盖开始颤抖。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即使到了现在，我也会这样。我害怕有一天我的命运也会跟德雷福斯一样。当没有大人在旁边的时候，萨沙就会奚落我，说我说了这么多的谎话，终有一天也会被流放到法属圭亚那的这座海中魔岛上。
我对叔祖父生活的了解既不连贯，也不完全，好多的空白基本上都是他一生中最有趣的几个阶段。尽管他总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但对自己的事情却出奇的沉默。所以，三十年过去了，这个奇怪的、矛盾的人却显得更加神秘了。
好多年后，盐湖市的摩门教堂给我寄来了一小堆信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好多字。这些文字描述了弗朗茨·夏夫，即费尔南多一生两万五千个日日夜夜。收到这些东西后，我才知道为什么叔祖父会对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感兴趣。这些文件被他以五百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家谱协会，在其中一章中他写道，变幻无常的命运将他和这个犹太队长不可思议地联系到了一起。他们都被军队逮捕过，一个是被法国军，一个是被红军。虽然他们是无辜的，但却都受到了劳教的惩罚，被关到两个不同的地狱中—这个法国人被押进了南半球那个连上帝都遗忘了的四十九度高温的小岛上，而他则被关进了南极圈上零下五十一度的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冰原中。在这两个地方，很多囚犯都因为疾病或营养不良而惨死了。和其他犯人们一起，他们在各自的监狱中待了同样长的时间—准确地说，是1859天。
释放
我的短期记忆力又不行了。我突然不记得我是否说了叔祖父在不同营地里的牢狱生活了。我也许提过达豪，他在1938年3月德奥合并后就被送去了那里。事实上，我觉得我也提到了他的棋伴和他以前在维也纳的邻居阿伦·瑞赫兹，这个人代替他接受了死刑，救了他一命。不管怎么说，起码现在我都提到了。
阿迪65马上就要到四十岁了。整个德国都在准备庆祝元首的生日。每个人都想将其办成一场世纪盛典，规模甚至要超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庆典的前一天，即1939年4月20日，他先去试探了一番对他敬爱有加的德国人民为他准备了什么。他决定在法兰克福稍作停留。纳粹党是这个城市至高无上的王者。五万名党员挤在瓦尔德露天体育馆中，他们看到飞机在上空盘旋，散发着印有十字标志的纸旗。一阵哭喊！当元首出现在领奖台上时，所有人都尖叫了起来。他的发言短而有力。十五分钟的时间内，他赞扬了德国民族，表扬了那些勇敢的男人和女人们随时准备为祖国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大致意思就是这样。台下的人海呐喊欢呼的声音似乎永不会停止。人们喜极而泣。然后，元首离开了体育馆，因为接下来他还要与德国其他地方的人民会面。
这是马修斯·福伦比谢勒的主意。这对好友那天正在伯格霍夫内，这是希特勒在巴伐利亚州北部的贝希特斯加登的私人住所，四个月后，第三帝国蓄势待发的军队就会在离这不远的地方挑起新的世界大战。那是一个宁静的早上，天空万里无云。透过宽敞的玻璃窗，你甚至能看到北边的萨尔斯堡。厨房内弥漫着一股非常明显的悲伤氛围。福伦比谢勒正在切洋葱，做尼斯沙拉当那天的午餐。阿迪则一脸不高兴地用剪刀清理自己的指甲。他说想到生日他就会不寒而栗，因为他一点儿也不想承认自己又老了。他放下剪刀，摸上了自己的生殖器。他不满意的神情说明他的这个兄弟已经软弱而无力了。他说自己都快忘了要怎么用它了，爱娃66现在就像尘土一样干燥，让他完全失去了兴趣。除了额头上的一个晚安吻，她什么也给不了他。福伦比谢勒马上安慰他说，这并不代表她对他的爱已经冷却了。阿迪放弃地长叹了一口气。
厨房门口有两名站岗的士兵。他们听到了元首的这些话，脸色变得跟厨师正在切的长棍面包一样苍白。不安之中，他们只好盯着地板。
爱娃·布劳恩最喜爱的德国神父正在厨房的桌子下打盹，他突然放了屁，福伦比谢勒和阿迪立即相视而笑。
阿迪换了个话题，他抱怨说没想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合引起了世界的强烈声讨。他很困惑，除了那个小丑墨索里尼外，竟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能理解他。
福伦比谢勒挑起一边的眉毛，说道：“阿迪，你应该释放达豪里一些有知名度的犯人。国外有很多人都对将作家和名人当囚犯关起来这件事很不满。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为了庆祝你的生日，放掉一些人吧。这会让那些针对你的世界舆论收声的。”
“我无法接受，”阿迪说，“我们不能因为伦敦的几个自由党议员的牢骚就释放了那些人渣。这会酿成大错的，非常严重的错误。”
“但却很有必要。阿迪，想想吧。我都用不着向你解释。达豪不是一间普通监狱。那里的人都没有罪。这会损坏你和德国的名声。伦敦的自由党人怎么能忍受让文化名人穿着囚服呢。他们想看到他们穿着一身庄严的、剪裁得体的西服。让他们穿上深色的西装吧，让一个摄像师在他们走出达豪时拍几张照片，用船将他们送回英格兰。这样一来，皆大欢喜。”
“别傻了，马修斯。这些人都是德国最大的敌人。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同性恋、吉卜赛人和工团主义者。”
“那就放掉五十个吧，做做样子。你不会想念他们的。德国监狱里也有那么多的犯人。”福伦比谢勒坚持道。
午餐后，阿迪命令他的亲信赫尔曼·格林，让他列出一份达豪犯人的名单。
第二天早上，两大册，共计七千个人的名单送到了阿迪手中。阿迪本来就有起床气，看到这些，他就发怒了。他叫道挑剔的官僚主义将德国淹没在了一堆文件中。然而，福伦比谢勒让他冷静了下来。他说，挑五十个名字不会浪费多少时间的。他将一册名单拿给了阿迪，自己则拿着另外一册。他们开始随意地翻了起来。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心理学家和作家……赫尔曼·布洛赫，作家……阿尔弗雷德·柯恩，牙医……伦敦肯定没有人会为了一个牙医难过吧。这个犹太人得留在达豪。”阿迪说。
赫尔曼·格林对希特勒的敬意，不亚于对上帝的崇拜。他极度认真地记下了那些将被释放的囚犯的姓名。
福伦比谢勒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他的心脏开始狂跳。不可能吧，他这样想道，然后清了清嗓子。“弗朗茨·夏夫，卡巴莱艺术家。”他大声地说道。
那天一早，一名士兵将叔祖父从他的牢房里抓了出来。这个士兵很矮，年纪有些大，手持一支来复枪。他让夏夫去奥格斯特·贝伦朵夫大队长那里报道。“有特殊待遇。”他神秘地说道。叔祖父害怕极了。他的手开始不停地颤抖，他的嘴唇变得很干。贝伦朵夫，一个奥地利人，他最喜欢鞭打由他特别选中的犯人，直到他们的背部和屁股血肉模糊时，他再将自己的生殖器猛地插入他们的肛门中，强奸他们。每个人都知道。然而，没有一位受害者抱怨过，因为贝伦朵夫结束特殊待遇后，就会朝他们的颈后开上一枪。
雨下了一整晚，那天早晨的天空还是灰蒙蒙的。叔祖父知道他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他的心脏开始狂跳。他慢吞吞地走着。那位士兵也不紧不慢地跟在他身后，一言不发。走在泥泞的小路上，他们穿过了缠着铁丝网的大门，来到了营地指挥官的办公区。
贝伦朵夫高兴地笑着，摩擦着手掌，给他端上了一杯咖啡。那不是真的咖啡，味道很难喝。不过贝伦朵夫看上去似乎并不介意。
“知道为什么你会到这里来吗，夏夫先生？”他问道。
还没等叔祖父回答，他就说元首大发慈悲，赦免了他。他马上就去洗个澡，刮个胡子，领一套新衣服。他和其他的犯人将会被送往慕尼黑的火车站。搭下午六点钟的第一班车回布达佩斯。
“你是不是特别失望，夏夫先生，我们竟然把你送回家了？”贝伦朵夫干笑了一声，喝了一口咖啡。“希望你别再说我们元首的坏话了。你要跟全世界称赞德国人在达豪的热情。我们给夏夫先生免费提供了整整一年的住宿和饮食，也没问他索要任何东西。”
叔祖父安静地坐在那儿，陷入了沉思。他不相信这个奥地利人的满口胡言。他认为这也是贝伦朵夫卑劣的折磨手段之一，蛊惑他的犯人，让他们相信自己就要回家了。然而，几个小时后，带着难以言喻的放松情绪，叔祖父坐上了开往布达佩斯的火车。他完全不知道是谁赋予了他如此意外的幸运。
厨师的救援行动
法国作家马雷克·豪特生长于华沙的犹太区，他前不久拍了一部纪录片。我记得影片的名字好像叫作《黑暗时代的拯救者》，说的是那些将犹太人从纳粹灭绝行动中拯救出来的人们。就是在这部影片中，我看到了马修斯·福伦比谢勒的采访，他被授予了以色列的最高荣誉，宣布他是正义的使者。这个年迈的厨师介绍了当他在达豪战俘名单上看到自己老朋友弗朗茨·夏夫名字的那一刻，是如何立即想到了救援行动这个主意的。在二战期间，这场行动是非常轰动的。
福伦比谢勒声名狼藉，因为他是希特勒的厨师，混血犹太人。柏林攻陷后，他在希特勒的地堡中被逮捕，成为了俄军的战俘。在列夫·科贝尔夫队长主持的审问中，他证实了希特勒已死的事实，在他办公室里那具烧焦的尸体就是他。他还描述了希特勒死之前的几个小时的样子—当听说红军已经离他的地堡不到四分之一英里时，他气极了。那时，就连希特勒也不再奢求胜利了。他狂乱地挥舞着一把手枪，他的头发耷到了他的前额上，他尖叫着，都是犹太人的错，是他们毁灭了德国。福伦比谢勒认为他会开枪。其他人担心他肯定会精神崩溃。不过阿迪冷静了下来，他点了他最爱的餐点—尼斯沙拉。福伦比谢勒将沙拉端给他时，希特勒问他是否愿意和他共进最后一餐。他们三个人坐下来一起吃了午饭。一对苍蝇落到了爱娃·布劳恩的盘子上。她一脸不快地赶走了它们。很显然，这对苍蝇让她失去了胃口，因为她再也没碰过她的沙拉。整场午餐下来，她一直都静静地坐在那里。阿迪和福伦比谢勒这对朋友回忆起了他们年轻时在林兹当学徒时的过往。希特勒闲谈着。他在想他们有多少犹太同学现在还活着呢。他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除了一个人—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他对他印象深刻，这个富有的小犹太人，比他们小两岁，却能和他们待在同一个班，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他超级聪明。可他却不会打架。希特勒说每当他父亲打了他之后，他就会转过身，到学校里欺负其他的男孩。每次被打的最严重的就是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他就像一条瘦小的狗仔，从不会保护自己。他想知道那个犹太神童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午餐结束后，他们三个人都站了起来。希特勒感谢福伦比谢勒和他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朋友，和他握了握手。爱娃·布劳恩亲吻了她丈夫的额头，然后就吞毒自杀了。她立刻就咽了气。之后，希特勒试图通过吞食氰化物胶囊自杀，不过这个的毒性还不足以马上结果他的性命。他备受折磨地蜷缩了起来。腹部的疼痛非常剧烈，他请求他的朋友帮他做个了结。福伦比谢勒拿起桌上的手枪，双手颤抖地对准了希特勒的太阳穴。他将手指扣向扳机，“开枪啊！”希特勒尖叫道。可是手枪没有子弹。福伦比谢勒朝地板上吐了口口水，暗自发誓。脸色越发苍白的希特勒因为疼痛而吼叫着，乞求死亡。听到此，福伦比谢勒跑到了厨房，拿来了一张铸铁的煎锅。两下重击后，他敲碎了希特勒的头盖骨。他盯着他的尸体看了几分钟，一边为他的朋友念诵犹太祷文。接着，他走到了厨房找来了煤油。他将两桶油都倒在了他朋友的身上，点燃了他的尸体。他看着蔓延的火势，满眼泪水。他刚离开希特勒的工作室，就被俄国兵抓住了。
十八个月后，福伦比谢勒和二十三名医生在纽伦堡市接受了审讯，被控告成反人道主义者。这些医生在各个集中营进行人体试验—将人体温度降到二十六度以下，将女人从高空的飞机中抛下，没有麻醉就切割身体器官，给成人灭菌杀毒，挖出孕妇的胎儿，在孩子的眼睛里注射黑色染料，在双胞胎的心脏里喷射三氯甲烷，肢解侏儒，谋杀，伤害，致残了无数的人。一些医生得到了赦免，有一些被判处了长期监禁，剩下的八名则变成了死刑犯，被处以极刑。
当然，福伦比谢勒绝不应该在这八个人中。毕竟，他不是医生。但是，作为一个厨师，他也不能和高级的军官和政治家一起判决。
审判持续了八个月。上百份文件被调来当做呈堂证供。可没有一份能证明福伦比谢勒有罪。他唯一的罪行—如果这也算犯罪的话—就是用美味可口的食物给希特勒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让他保持了健康。
在审判的最后阶段，三名目击者来到了法庭，在发誓后证实了这个厨师曾救过他们的命。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安排集中营释放了他们，并准许他们离开德国。他共救了四百个人的性命。
福伦比谢勒被无罪释放了。美国法官弗朗西斯·比德尔劝他将这场不可思议的救援行动的过程告诉法庭。他全盘托出了。他的叙述让法庭上的所有人都狂喜不止。他说希特勒五十五岁生日后，他和他的朋友阿迪定了一个契约。若是他能做出一顿晚餐，点燃爱娃·布劳恩的性欲和生理需求，从而让希特勒宣泄他的欲望，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每成功一次，他就能去各个集中营的盖世太保的档案库，选择两个人。这两个人就会立即被释放。当法官问道，既然他已经救了这么多的人，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菜单时，他咧嘴一笑，回答道：“六分之五块黑巧克力，甘草汁，再加上一点儿茴香调味。这道菜每次都能奏效。”
许多年后，福伦比谢勒将他这份巧克力配料卖给了苏黎世的瑞士莲公司。这笔交易让他成了百万富翁。他退休后回到布尔根兰，买下了他童年时期住过的房子，就在比德霍夫堡旁边。不过他那份被瑞士莲公司取名为爱娃巧克力的产品却没能面世，因为它一直没有得到瑞士健康机构的批准。
科雷马河
关于这个故事，我还有一件事忘了说。这是关于列夫·科贝尔夫队长的。二战爆发后，他自愿加入了红军。他的上级很快就注意到了他的才智、决断力和勇气。战争后期，希特勒渐处劣势，斯大林的军队气势汹汹地赶往柏林。一口流利的德语和出色的外交能力是科贝尔夫极大的优势。他被委派了审问落网军官的任务。这些审问官中很少有人擅长德语。他们很多人都是用拳头来代替语言的。有些人则是用枪托。一些人为了讨好上级，甚至将本应该接受讯问的人，尤其是那些低级军官打得半死。可科贝尔夫不会这么做。他很友善，对德国人也是尊重有加。他从来不滥用暴力，不论是心理上的还是身体上的。他从来不和这些战俘谈论什么政治问题。相反，他很喜欢在审讯时提起瓦格纳的音乐。他喜爱瓦格纳，即便他觉得他的一些配乐太过热情，可能会操纵观众的情感。他轻柔的、不带一丝炫耀地诉说了他对瓦格纳各部音乐剧的深刻理解，如《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帕西法尔》《名歌者》。他认为在这些戏剧中，作者的基调和强烈的民族精神得到了彻底的体现。就这样，他的每次审讯都变成了一场文化讨论会。科贝尔夫的做法与一般人完全不同，所以在与战俘的关系上，他总是能赢得对方的信任，让他们和他站到一边，就算是最倔强的敌人也是一样。那些最高级别的军官，通常来自于贵族家庭，他们最易被感动，口风不严，很快就会将纳粹国防军的秘密全盘托出。科贝尔夫受到了上级的褒奖，获得过七次英勇表彰。然而，他的成功也引起了其他官员的嫉妒。关于他的一些奇怪的谣言开始在四下流传。起先，人们都是在背后议论，后来以讹传讹，这些流言变得更加夸张而公开，最后变成了堂而皇之的攻击。这些都是十分严重的指控。他的审问方法受到了批评。他的爱国忠心受到了质疑。有些人觉得他对那些德国高级军官太过友好了，有些人则宣称自己听出生在基辅的科贝尔夫谈起过乌克兰大饥荒。这场饥荒发生在1932至1933年的乌克兰，大概有四至五百万人在此间丧身，科贝尔夫认为是斯大林有意纵容了这场灾祸。有些军官则称他们曾听科贝尔夫说，红军强奸了两百万的德国妇女，洗劫了不下两百万的家庭。当和希特勒厨师的对话结束后，科贝尔夫被召回了莫斯科。他被告知内务人民委员部为表彰他在审讯时创下的功绩而将授予他三级红星勋章。毫无疑心的科贝尔夫就赶回了莫斯科。直到人见人惧的拉夫连季·贝利亚来接他时，科贝尔夫才察觉到一丝异样。贝利亚是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部安全科的科长，他曾将无数人送向死亡。当科贝尔夫伸出手想要和他打招呼时，贝利亚却将手铐戴到了他手上，满眼嫌恶地盯着他。“你与纳粹党的友好关系，人人唾之。这无疑是在信任你的组织背后捅上了一刀。”贝利亚说道，“你是个叛徒，你有愧于祖国。真希望能看到你吊死在断头台上。”科贝尔夫被两名士兵押了下去。他们来到了一间地下室，那里面已经坐了很多官员。就在这一刻，科贝尔夫才意识到自己的情况有多糟。
审判只持续了几分钟便结束了。一位检察官念出了最终判决。他很紧张，科贝尔夫真心觉得对他很抱歉。这些指控都太过荒谬了，他想问检察官他有证据吗？人们真的会相信他刚才念出的那一大段谎话吗？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说话，法官便直接接了下去，以宣传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和对敌军过度怜悯的罪名判处他去西伯利亚流放十年。“在那里，你将会有足够的时间反省你的罪行。”法官总结道。
“反省什么？像对待一个人一样对待德国人？”科贝尔夫问道。法官不耐烦地皱了皱鼻子，让士兵将犯人带走。科贝尔夫从小就跟他母亲一样，有一种天生的乐观，即便是逆境、不公和严厉的惩罚也不能彻底将这种天性泯灭。他坚定地认为不应该让自己被对党派公正制度的怀疑打垮。尤其不能让自己成为软弱的俘虏，他曾在德国囚犯的身上看到过它，而且很不喜欢它。他认为西伯利亚的这十年是某种意义非凡的使命，虽然目前他还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他在科雷马河和叔祖父住在同一间牢房。囚犯们都叫这间牢房为“联合国”。因为这里面的人来自于易北河东岸的各个国家。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外号。科贝尔夫被其他的囚犯称为“露比”（英文有宝石之意）。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给他起这个名字。也许是因为他天生乐观的性格，又或者是因为他有一颗无坚不摧的心脏。叔祖父在他卖给宗谱图书馆的那本自传中提过科贝尔夫。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能和叔祖父畅通无阻地沟通的人，整座营地中，只有这位前任审讯官的德语是最流利的，词汇量也是最丰富的。他们彼此介绍书籍—当然，这些书他们不可能得到。他们激烈地讨论着海因里奇·海涅粗俗的幽默感和他极具讽刺的德语诗。《冬天的故事》是他们俩都喜欢的一本书。他们讨论了葛兰西关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看法。他们通过彼此交换故事来点亮这黑暗的牢房。他们俩都知道舍赫拉查德，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她口述了一千零一个故事，她象征着人类为逃脱命运之悲剧的强烈愿望。他们会和对方分享各自的感觉和思想，因为政府让他们缄口不言，因为他们知道当故事不再存在，死亡就会来临。然而，他们俩都未曾提到过他们都认识的一个人：福伦比谢勒。
看到这些，读者也许会觉得这个故事和斯宾诺莎家族毫无关系，然而现在我就要说出列夫·科贝尔夫的一本书的名字。他在1954年得到释放，两年后精神完全恢复。在古拉格的那段日子没有夺取他的理想，也未曾动摇过他相信社会会越来越公正的信念。他申请加入共产党，许可下来后，他便找到了一份大学教师的工作。在他的课堂上，他崇仰文学表达的自由。他告诉年轻的学生们，伟大的诗人们所用的真实且勇敢的词语就是守卫和平的武器。1968年，苏联残忍地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后，他对社会主义秩序的优越性的幻想才荡然无存了。
未顾忌到自己的安危，他参加了苏联内部的人权之争。他强调友好的人可以与邪恶的统治者抗衡，然后打败他们。政府很快就此作出了回应。起先，科贝尔夫被关了起来，与外界隔离。后来，他便被流放了。他的《永世守卫》这本书是用德语写的。他形象地描述了在斯大林恐怖统治最厉害的那段时间西伯利亚营地的状况。科雷马河的营地简直可以与奥斯威辛和广岛集中营相媲美，当选为20世纪最恐怖的集中营之一。科贝尔夫记录了其他几个囚犯的命运。我看出他书中写到的先生就是我的叔祖父。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来自匈牙利的说德语的犹太人，他是一个卡巴莱艺术家，一开始在达豪集中营待过，后来在战时又被强迫征召进了南斯拉夫的铜矿中做活，这座铜矿乃是德国军队的命脉。解放后，红军士兵在布达佩斯的街道上逮到了他，将他送去苏联当苦力。那时因为所有人都死在了战争中，所以苏联国内有很多工厂都空置待用。然而叔祖父太过虚弱了，他做不来这样的重活，于是他便被运到了西伯利亚。科贝尔夫写道，先生在肮脏的牲畜车厢内待了几个星期，几乎滴水未进，他到西伯利亚的时候已经变得十分虚弱了。而营地里的生活、寒冷的天气、苦力、缺眠、疾病、寄生虫、恐惧、羞辱和其他折磨又更加损坏了他的身体。当他回到故乡匈牙利时，他的身体已经衰弱不堪了。
历史的修改版
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想起了叔祖父曾说过的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卡巴拉教徒摩西的，萨沙和我都视我们的这位祖先为伟大的英雄。叔祖父突发心脏病后，在医院住了好几天。我们万分确信能找到很多关于摩西的书籍，于是我们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图书馆，想搜寻更多关于他的信息。可是，结果很失望，我们什么也没找到，即便是厚重的工具书也没有对他的记载。哪里都找不到他的名字，而满脸不耐烦的图书管理员则恼怒地说他肯定是个虚构的人物，因为他从没听过他的名字。我们受到了打击，很沮丧。我的心情非常悲痛，因为我知道我们家族常常会受到政府不公正的对待。萨沙站在图书馆外面，吼了一些难听的话。叔祖父出院后，出乎意料地来了我们家，就跟往常一样。我内心的眼睛看到了他，仿佛他是复活了一般：脸色苍白，没有刮胡子，他的脸上被沉重的回忆雕刻下了道道沟壑，他有些驼背，那件肮脏衣服的底下是一具极瘦的身躯。我们立即用问题轰炸他。他说他会给我们一个解释，只不过我们先要答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这些告诉外人，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秘密，公开讨论可能会惹祸上身。我们没有打断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告诉我们，共产党中很多领导人物的名字都从各种故事和书籍中被抹去了，因为他们背叛了国家或没能完成党员的职责。对这些人的诉讼并不是完全按照规章制度来的，叔祖父小声地说道。他以我们的祖父为例，说他就是一个著名的共产党人，却因为某些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了监狱。更改政府记录和出版物的酬劳很低，都是由一些不太聪明的官员来执行的。他们通过对一般程序的书面应用来完成工作，可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因为太肆无忌惮而犯下大错。所以摩西·埃斯皮诺莎的名字才会消失，取而代之的却是空白的横线。我们对这一解释非常坚信不疑，这个秘密将我和沙萨捆在了一起，我们发誓不会将其泄露出去，这令我非常开心。
也许我之前在写卡巴拉教徒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件事了。不过叔祖父抓住了这次机会教会了我们一些事情。
他告诉我们说，拉夫连季·贝利亚是斯大林的右手，一个狡猾的、深不可测的小人。至今，他仍属于俄国的最高机密。他因为博学多才而声名远扬，实际上却从未受过教育，只不过杂乱无章地读过各种各样的书籍。他读了图书馆所有的藏书，然后再告诉斯大林哪些书应当被定为禁书。秘密警察从那些诗人和艺术家手中没收的未曾出版过的手稿他也全部读过。这些人通常在被迫签下罪状书后就会立即消失。贝利亚大量且长时间的阅读让他得了近视眼，所以他才戴着一副眼镜。贝利亚在安全局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根破烂的皮鞭。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他制定了1937-1938年乔治亚清扫作战，1941年的卡廷惨案—超过四千四百名波兰官员葬身于此，以及暗杀托洛茨基和大面积人口强迫性迁移的计划。他还在这里制定了系统性刑罚、滥用奴隶劳动力与谋杀的各项指令。他可以用最微不足道的缘由将自己的同胞置于死地。每个人都惧怕他，因为他的冷血和恐怖的过激反应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他的坏脾气也是出了名的。还有他的性取向。他总是在晚上坐着一辆伏尔加汽车上街，透过黑色的车玻璃搜寻女人；被他选中的女人从来就没有再出现过。据说他奇特的兴趣不仅表现在女人身上，他也喜欢年轻的男孩。叔祖父告诉萨沙和我说，贝利亚死后，人们在他的衣橱里发现了上百个小孩被砍下的双手。这种诡异的私人收藏显然让斯大林不高兴了，他也并不在乎是否要留下可以证明这些制度的受害者曾存在过的证据。于是，这位完美无缺的领导人下令要销毁他们所有的痕迹。
叔祖父的故事总是能唤起我的想象力，我可以一直坐着听他讲几个小时，但并不是在他说贝利亚的时候。突然，我觉得很害怕。那些孩子们被砍下的双手，这太邪恶了，我真想赶紧冲进洗手间里躲起来。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噩梦。我在我们平常玩耍的操场上，孤身一人，其他的孩子们都回家了。黄昏临近。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停在了我旁边，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司机的鼻子上架着一副圆形眼镜。他朝我微微一笑，让我上他的车。我想要拒绝，但我的喉咙却堵住了，说不出话来。接着，这个男的说我的弟弟萨沙正在家等着我，在壁橱里，而且那里还有一大堆糖果。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嘴巴大到可以将一个孩子吞下去。他下了车，想把我抱上车。我突然发现他没有手。他张开怀抱想要抱住我。然后我就惊醒了，浑身冒汗。我很害怕，同时也松了一口气。房间里很黑，很安静。萨沙和祖母正在熟睡。我走到了窗边，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向外看去，试图寻找那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虽然它一直没有出现。
真正的贝利亚是个比叔祖父向我们描述的还要复杂和镇定的人。这一点是我通过科贝尔夫的书得知的。一方面，贝利亚杀了很多人，“这些完全没有必要的”，这是他自己的原话。另一方面，他非常想改革苏联的制度。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他批判了集体农业，取消了费钱费时的工程，倡导释放东德军，统一德国。最重要的是，他关闭并清空了西伯利亚古拉格群岛上的一部分集中营，其中一大半的囚犯都被释放回家了。多亏了他，叔祖父才重获自由，回到了匈牙利。然而，斯大林去世了一百多天以后，贝利亚也被逮捕了。大家都知道他破产了。然而他是怎么死的，却无人知晓。
叔祖父告诉我们说，贝利亚的处刑给《俄国百科全书》的编者造成了困扰。大概在20世纪40年代末，订阅者才收到这本工具书的B卷。上面有一篇关于贝利亚的文章，承认了他是苏联伟大的英雄。他日落东山后，所有的订阅者都收到了出版方的一封来信，要他们将介绍贝利亚的这几页撕下来寄还给他们。作为交换，他们将会得到一篇印有柏林海峡图片的文章。
真相比虚构还要陌生，叔祖父总是这样跟我们说。当一个人知道了真实发生的故事后，他就不需要再编故事了。而且，抓一个说谎的人，比逮一只跛腿的狗还要容易。
爱才是未来
当地下情人阿里亚德妮和伯恩哈德发现她怀孕时，他们年轻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很害怕由此带来的后果。他们害怕会与彼此分开。这是他们第一次被爱，是他们人生中最闪亮的经历。爱让他们学会放眼未来，依靠自己。爱，伯恩哈德说，是传统的敌人，它代表的是未来。爱才是未来，阿里亚德妮说。爱能战胜一切，伯恩哈德回答她说。
就在那天晚上，他们从比德霍夫逃走了。
阿里亚德妮和伯恩哈德选择逃往匈牙利的原因至今还是个谜。就连叔祖父也不太确信他自己是否能说得清楚。有一次，他说那是因为阿里亚德妮在维也纳有一段不愉快的童年。后来他又说，他认为这对小夫妻，女的不过十五岁，男的也才十七岁，他们认为没有人能想到要去匈牙利的首都找他们。
这对年轻人第一次到达这座城市时是非常激动的。他们抵达时正逢庆祝布达和佩斯合并的那个盛大的节日。布达和佩斯分别坐落在多瑙河的两岸，它们被合并成了一个城市—布达佩斯。宽阔的大马路上挤满了人，他们唱歌、自豪地挥舞着旗帜、彼此拥抱，甚至还去抱陌生人。阿里亚德妮和伯恩哈德立即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将这一城市的统一看成他们结合的象征。她抓着他的手，这双手让她觉得特别安全和幸福。在一座偏远的社区里，他们找到了当地一位醉鬼市长，他为他们主持了结婚典礼，甚至都没向这对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夫妇要任何文件。世界充满了光明和美好。未来就在他们眼前。
当鲁道夫听说阿里亚德妮嫁给了伯恩哈德，并在几天后于布达佩斯产下了一名男孩的时候，他彻底变了。直到前一秒，他还对阿里亚德妮和她的消失漠不关心，而现在他却大发雷霆。作为一名王储和奥地利最古老的一支贵族家庭的家长，他无法忍受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犹太人，还生了一个犹太男孩。他很恨雅各布，虽然他曾拯救他于水火之中，让庄园繁荣发展，还帮他照顾了阿里亚德妮。邪恶的想法不停地在鲁道夫的脑海里打转。他认为是雅各布设下了圈套，拐走了他的女儿。他让一名仆人去地下室取来一瓶年代久远的白兰地，然后一口气喝了下去。他骂阿里亚德妮是个妓女，跟她母亲一样，是个没心没肺的女人。她们诱惑了他，玩弄了他，利用了他的慷慨。他又让仆人拿来更多的白兰地。他一边喝，一边骂，就像一只失控的野兽。他尖叫着，咒骂着所有的东西和城堡里所有的人。可是他却不愿意见雅各布，虽然他正在要求与他见面，共同商讨此事。浑身散发着酒气的鲁道夫用尽全力向雅各布嘶吼着。他诅咒他，不停地骂他是犹太混蛋，肮脏的贱人。他将自己固执的猜测脱口而出，他说雅各布一直在算计他，妄想掌控他拥有的一切东西，所以他带走了他的女儿，将她锁在他们家，设计让她和他的儿子上床。鲁道夫的吼叫回荡在城堡空荡荡的大厅中。黄昏来临之际，他走到了阳台上，用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喊道，他一点儿也不庆幸自己有个犹太女婿，他知道在他那粗野的目光背后打着什么算盘。他对天发誓，要让他为娶了阿里亚德妮后悔。他会与她解除父女关系，这样那帮犹太人就休想在他死后接管比德霍夫。午夜时分，他叫来了一个公证人，口述了一份新的遗嘱。在他死后，他所有的财产都给他的表哥路德维格·图恩·塔克西斯。他是最正当的继承人，因为他有贵族的血统，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值得相信的人。接着，他又喝了很多酒，走上阳台。他大叫道，现在他的心情终于可以平复了，因为他改了他的遗嘱，和贱人阿里亚德妮解除了关系。一开始，他挺胸站直，搜寻词语来形容他此刻的心情。下一秒，他便被日出的第一抹光亮刺到了眼睛，失去了平衡，从栏杆上翻了下去，摔落在了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