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没有一个人来上报死者为失踪人口。卡尔曼的尸体被连夜运往范迪尼诺墓地，埋在一座无名墓中。卡尔曼死后既没有举行葬礼也没有树立墓碑。
他的朋友聚到了他最爱的酒馆—猛兽中。他们谈起了卡尔曼。自从他离开后已经过了两个星期，他们谁也没收到他的消息。这不像卡尔曼的作风。也许他在布莱里奥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或者，他遇见了一个女人？也许是他生病了？他们该怎么做？老师们开始问起卡尔曼了。在好几杯雷司令酒下肚后，经过很长时间的商议，他们决定第二天就去告诉校长卡尔曼去了布雷西亚。
十月中旬，伯恩哈德收到了一封官方来信。信封的左上角印有匈牙利皇家海事学院的院徽。伯恩哈德毫无怀疑地打开了这封信，立即就看到了校长的签名。他仔细地阅读起这些简短的语句，上面说卡尔曼在未取得许可的情况下旷了一个多月的课。所以，海事学院的纪委根据皇家学院的通行法则决定开除卡尔曼，且立即生效。决议已定，不允追索上诉。
这封信让伯恩哈德非常吃惊。他突然想起来，自己自从九月初就再也没收过小儿子的消息了。卡尔曼肯定发生了什么事。他开始觉得有些不妙了，决定亲自前去阜姆港。
他只在阜姆港短暂地停留了两天。他拜访了卡尔曼的房东太太和海事学院的校长，可还是不知道儿子最近几个月到底在做什么。他在卡尔曼的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些消息。他的朋友们看上去很紧张。有一个人不停地咬着下嘴唇，另一个人则不停地扭着双手。他们告诉伯恩哈德，在卡尔曼离开前，他们商量好要去看飞行大赛的事。在伯恩哈德出发前往布雷西亚之前，他去警察局将他的儿子报成了失踪人口。
在布雷西亚，伯恩哈德在卡尔曼本应该居住的酒店里询问了很多人，可是没有一种迹象表明有个年轻人曾出现在这里。他询问了市中心所有酒店和饭店的员工，每个人都重复着他已经听了上千遍的话：没有人接待或见过卡尔曼。警察局那边也是毫无头绪。局长布索里谨遵自己的诺言，过度友好地告诉伯恩哈德，有几十万人参加了九月份的那场飞行大赛，这场赛事运行有序，完全没发生任何意外。他觉得卡尔曼一定是个热情的年轻人，肯定是在坐火车的时候被爱神之箭射中了，被对面的某位黑头发的美丽姑娘吸引了，跟着她下了车。现在他肯定沉浸在了爱河中，忘记了其他的事情。他相信这个风流的男孩随时都会出现，然后和他的父亲欢乐地相逢。
警察局长认为卡尔曼只是坠入爱河，失去了理智而且肯定安然无恙的说辞并没有让伯恩哈德放心。一点儿也没有。布索里的话让他嘴里发苦。南森愤怒地离家出走，因为一个女佣而对家人置之不理。可是卡尔曼不像他的哥哥，他不会一声不响地消失。
衣冠冢
卡尔曼失踪后的一年内，伯恩哈德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的希望。他用尽千方百计，使尽浑身解数，却仍是毫无卡尔曼的音讯。寻找儿子占用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他很快便提早衰老了，这位活力四射的新闻人瞬间变成了一个疲惫不堪的老人。他几乎再也没为佩斯特劳埃德写过什么文章，他感觉自己越来越跟不上时代了。他彻底失去了往日对社会错综复杂之事和奥匈帝国政治问题的兴趣，尽管它们因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和民众对国家独立的强烈呼吁已变得越发混乱。伯恩哈德变得非常脆弱，在卡尔曼失踪前，没人会这么形容他。他觉得彷徨无助，经常会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无可自拔。和自己所有的孩子失去联系让他悲痛欲绝。他最后一次听到的关于他那个败家子大儿子莫里兹的消息，是说他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因为严重的诈骗罪而被芝加哥警方通缉。南森正在德国埃尔朗根的大学里学习数学—这是他唯一知道的关于南森的消息。然而，他寄给南森的很多很多封信都石沉大海，无人回应。至于卡尔曼，伯恩哈德心里有种非常强烈的预感，觉得自己再也看不到他了。
为了寻求安慰，伯恩哈德打开了本杰明的《永生之书》。他之前读过好多遍，可大都是走马观花，因为他一直不觉得有必要研究这些家族历史，它们是一个哲学家在几百年前断断续续描述出来的一系列故事。在那些失眠的夜晚，他仿佛听到了来自过去的声音，祖先们的喃喃低语，无奈地叹息着生活的残忍。现在他才觉察到自己对家庭和其过去的不屑，对这个斯宾诺莎家族视为珍宝的世界置之不理让他失去了多么珍贵的爱情、忠诚、信仰和尊严。
本杰明的书中描述了一个高尚的作者，因为全心投入到改造世界的事业中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家人，伯恩哈德痛苦地在这个故事里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孩子们的体内同时流着比德斯登的贵族血脉和阿拉贝拉·布劳恩的血液，有一段时间，他试图找出这种结合的意义所在。他甚至满怀希望地去翻找了格雷戈尔·孟德尔的基因学研究论文，因为他想说服自己相信孩子们的离他而去一定还有别的原因。然而，他不得不承认尽管遗传是一项重要的因素，但不论是运气还是出生与童年时的遭遇或是整体的社会发展，它们在对他和他儿子们关系的影响上都不及父爱的缺乏与他本身的不足。
本杰明专门有一章描述了古希腊人的各种思想，而他们的有些风俗让伯恩哈德非常难忘。
古希腊人有一个风俗值得我们注意：对于那些葬身在火海中，被火山吞没，被岩浆埋葬，被野兽撕碎或是被鲨鱼吞食的人，故乡的人民就会为其竖起一座空坟墓，称之为衣冠冢。因为肉体是火、水或土，可精神是永存的；这些才是人们应该树碑纪念的东西。
距卡尔曼在阜姆港登上火车去往布雷西亚的那一天已经整整一年了。伯恩哈德在犹太墓地找到了一块空墓，在上面树了一座石碑。石碑上只刻着三个单词：卡尔曼·斯宾诺莎，失踪。伯恩哈德在这座空墓前站了很久，孤独凄凉，他双拳紧握，极力控制着自己的眼泪。
我是斯宾诺莎家族的最后一个子孙。我们家族本可以逃脱灭亡的命运，可是我却没有留下任何继承人。我没有和任何女人有过关系，不是因为我对异性不感兴趣而是因为我无法真心诚意地爱一个人。我躺在奥斯陆的一家医院里，癌细胞已经在我的身体里扩散了，很快我们家族在地球上的漫长旅程便有了它应得的结局。现在，在我生命的最后，记忆如浪潮般涌来。我以为这些记忆已经褪了色，溜走了，消失了，可现在它们又活了起来，仿佛有了生命般，带着过去来到我面前。我们家族的过往充满了意义。我将我所剩不多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了出来，只为不让我的祖辈们毫无缘由地消失。我所记起的事情我都写了下来。也许我写的这些话就是一座衣冠冢，是斯宾诺莎家族的空墓。我们的肉体已然腐化，可我们的灵魂却突然从虚无中重现。而我想要纪念他们。
维也纳的复仇
一个逾越节的晚上，南森问起为什么他们从不和其他的家人聚会时，伯恩哈德告诉他的儿子们说，他们的姑姑嫁给了一个笨拙的、谁都不中意的天主教农夫，而他们的叔叔现在住在维也纳的一座豪华的宫殿里，骗了自己的兄妹，携着父亲留下的财产逃走了。这件事充分说明了尼古拉斯的邪恶，以及伯恩哈德对他避之不及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孩子从未见过其他亲人的原因。
南森在目睹了父亲和玛丽卡交媾后，站在门外，这段记忆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他没有思考太长时间。他决定去维也纳。他不是要去拜访他在乡下的姑姑，而是想去找他的叔叔。在那一刻，他想不到还有什么比向尼古拉斯寻求经济支持来取得独立这种方法更能报复他的父亲了。
尼古拉斯立马就接待了南森，给了他一个热情的拥抱。然后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南森，观察、比较着他们的不同与相似之处。他说自己因为这么多年一直没能见到自己的侄子而感到难过，他特别想改变这种现状，和亲人们重逢。尼古拉斯热情的欢迎让南森意外地觉得松了口气。他露出了一个微笑，这是他撞见父亲和玛丽卡那些丑事之后的第一个笑容。尼古拉斯领着他来到一间装修豪华的房间，给他倒了一杯干雪利酒。他们品尝着阿芒提拉多酒，尼古拉斯说他觉得因为一个不幸的误会，伯恩哈德就斩断了和他的一切联系实在是有点儿过分。他还说他知道南森肯定是个讲道理的年轻人，懂得分辨谣言和眼见为实的区别。所以，尼古拉斯很高兴他最爱的哥哥的儿子来找他，现在他们就能深入了解彼此了。
南森一整个夏天都和他的叔叔一起住在维也纳。这五个月是他年轻时最幸福的时光。尼古拉斯的家庭生活和南森在布达佩斯所熟知的那种完全不同。他们不仅富可敌国，生活也像皇室一样。他们家中有网球场、游泳池，他们冬天会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夏天就去地中海航行。他们经常会去巴黎买衣服，一个星期会举办好几场奢华的晚宴招待权贵。他们对生活有着无限的期待和极大的要求。所有的这些一开始都让南森目不暇接，可很快他便适应了。他也开始给他的头发抹油塑型，穿起高档的西装，享受起这种穷奢极欲的生活。尼古拉斯娇惯着他，给他买了很多昂贵的礼物，其中还有一块多克萨的金怀表，这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孩子也会梦想拥有的东西。他带着他去参加各种上流派对，在这些派对上，南森认识了很多年轻漂亮的贵族女孩。这个华丽的世界使他形成了对优雅和着装根深蒂固的兴趣。他结交了很多统治阶级的人，这些人都是他父亲常年在文章中抨击的对象。他觉得他的叔叔是个好人，跟他父亲口中的那个邪恶的家伙毫不相像。然而四十年后，当他在共产党监狱中日渐衰弱之时，想到当初的盲目他就会一阵羞愧。他花了很多年才了解到在他那位无耻的、虚伪的亲叔叔极端的慷慨下藏着什么样的阴谋。
埃尔朗根的数学课
到了秋天，尽管南森已不在布达佩斯了，他还是重新拾起了他的数学课程。他不想回去。他对厄特沃什罗兰大学最后的记忆就是以马内利·拉斯科的演讲。他记得这位世界大师说过埃尔朗根的一位年轻女人正在进行现今德国最有意义的数学研究。南森忘记这个女人的名字了。可是他不想再另辟新径，所以他向位于巴伐利亚北部一座田园小镇里的一所大学的数学系提交了入学申请。
艾美·诺特—南森从未见过像这个年轻的犹太姑娘一样的人。她是一位知名数学家的女儿，只比他大几岁。尽管那个时候女人一般没有学习先进科学的机会，可她刚过了二十五岁后便写了一篇史无前例的博士论文。阿尔伯特·爱因斯特在研究他的相对论时大大借鉴了艾美的研究分析，他承认了她的成就。分子物理领域的研究者觉得她天赋异禀，在数学领域她也被视为几十年来最有前途的天才之一。
很多年后，当南森回顾自己往日的生活时，他说如果艾美不是那么不顾自己的形象，不是那么没有吸引力—近视、大鼻子、平胸、高额头—那么他肯定会爱上她。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了她散发出来的强大气场。这种气场能让那些反对女性出入大学的人为之震撼，让那些守旧的教授在她面前自惭形秽。七年来她不求报酬地给学生们讲课，因为德国大学原则上是不接受女性教师的，不过学生们都很喜欢听她讲课。
虽然艾美和南森不是彼此命中注定的伴侣，但他们的友情却随着时间而越发深厚。在他们合作分析代数不变式的三年间，南森总是能在她那里寻求到各种问题的指导，他相信没有什么能难得倒她。
对于艾美来说，数学是神圣的，她决定要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它。她告诉过南森她曾想过当一名语言教师，不过后来发现数学的逻辑世界为她敞开了大门，她好像能在这个世界来去自如，如鱼得水，她能将这个世界的所有东西都整理清楚，排列整齐。可在别的地方，生活早就被混乱糟蹋了，它们受制于运气，由男人来统治，她知道作为一个女人她绝不会在这样的地方有一席之地。她说真相是有形的，可是它跟我们人类在愚笨的目光下所看到的现实毫无相似之处，它存在于世界的构造之中，等待人们的探索。她毫不掩饰自己对金钱和巴伐利亚上流社会中憎恨女子、犹太人、同性恋者和工人的反动者的痛恶。她对未来有着坚定的信念，即使她很清楚要人们意识到自我主义应当为集体利益让步还需要很长时间。她的观点对南森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重回布达佩斯
有一天，南森收到了一封来自布达佩斯戈特弗里德法律部的信。他们通知南森说他的父亲伯恩哈德·斯宾诺莎心脏病突发去世了，他们希望南森能尽快与遗产执行者取得联系，而且最好亲自见他一面。南森并不感到难过，甚至很淡定。他试图想象父亲去世时的样子。可在他眼前呈现出来的只有那个男人和玛丽卡交媾的画面，他仿佛又听到了她充满挑逗的、颤抖着的声音说：“继续，再来。我是你的。想对我做什么就做吧。”他看到了他的父亲，站在那里，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因为痛苦而低吼着，他趴在玛丽卡赤裸的身体上，抓着她的胸部。
盖佐·戈特利布律师告诉南森，是一个邻居在四楼和五楼之间的楼梯上发现了他父亲躺在那里。那天公寓的电梯坏了，每个住户都得爬楼梯上楼。显然，这种运动量超出了他心脏的承受能力。不过那时他还很清醒。他被送去附近医院的时候，还在抱怨他的胸口疼。一位老医生给他做过检查后，要给他打针。就在这一刻，他开始激动地大喊大叫起来，他脸色苍白，喘不上来气，然后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五分钟后，他便去世了。
因为伯恩哈德没有立遗嘱，而南森又是作为遗嘱执行者的律师所能联系上的他三个儿子中的唯一一个，所以被视为第一继承人，并有权拥有这间房子及其所有的可动资产，以及死者银行账户上的所有存款。
南森知道《永生之书》的存在。这是他的哥哥几年前告诉他的。按照莫里兹的建议，他们曾在瑞波咖啡馆见过面。南森已经很长时间没见过他的哥哥了，所以当莫里兹带着他的奥地利朋友一起出现时，南森迷惑了。最近，他刚刚通过他们的表兄马修斯·福伦比谢勒见过这个奥地利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作阿迪，他周身有一股奇怪的、冰冷的气场。南森打心眼里不相信这个人。莫里兹大致概述了他最近几年的经历。南森惊讶地发现莫里兹变了很多。他的魅力已经完全消失了，他独特的、惹人注目的口才也不复存在。他对南森的生活和工作似乎毫无兴趣。他说他在芝加哥住了一段时间，不过现在因为一些小小的失误而遭到了警察的追捕。所以他才走为上策，离开了美利坚。他还在多伦多做过一段时间的长老教委员，后来加拿大移民局的人查到了他，让他的生活变得一团乱。所以他又回到了欧洲。南森当然知道他的哥哥不是无辜的，不过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自顾自地笑了笑。莫里兹现在暂时住在维也纳。通过福伦比谢勒的人脉，他才得知父亲几年前就去世了。然后他告诉了南森本杰明这本书的事，此刻他突然活泼了起来。他说他多年以前偶然在父亲书桌右边的暗格里发现了这本书。这本书只有一本，里面充斥着他无法理解的各种预言和超越时间的智慧，当然还有他们家族的历史。根据传统，他说—着重强调了这几个字—这本书要传给每一代家庭的长子。他来布达佩斯就是为了拿回它，因为现在这本书已经属于他了。阿迪和他准备将这本书卖给某个富有且拥有犹太血统的德国贵族。当他们两个吹嘘着这本宝贝能卖多少钱的时候，南森坐在那里，听得特别沮丧。按照阿迪的推测，如果他们走运能找到一个好的买家，那么这本书就能卖出超过十万马克的价钱，想到这个莫里兹就狂喜不止。南森觉得自己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永生之书》落入他这个不靠谱的哥哥和莫里兹这位让人讨厌的朋友手中。他跟莫里兹说明天中午的时候来他家取书。他低着头，盯着自己的手指，等待他们的回答。还好莫里兹没有让他马上就去拿书，没有怀疑便接受了他的条件，南森很自然地松了口气。然后他以自己预约好了医生为理由先行离开了，虽然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谎言。他站了起来，急忙赶回家，找到这本书，将它放到了某个安全的地方。
每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大都还没升起来，这时我就会感觉到自己越来越虚弱，感觉到生命在慢慢流逝。在最痛苦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我不可能坚持把这些东西写完。这个想法很可怕。可是我一生做的所有事情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现在我只希望不管是什么力量，只要它能帮助我完成这最后的心愿。我左手的手指前天早上开始便已经完全瘫痪了，因为肿瘤已经扩散到手臂了。不过，我右手的食指还能用，我还能用它继续将这些零散的故事写完。
当莫里兹和阿迪发现书桌里的那层暗格不见的时候，气得脸色发白。莫里兹朝南森怒吼，说他是偷书的癞皮狗。阿迪拿起枪指着他。南森心惊胆战地请求阿迪把枪移开，他说他之前从未听说过这本书，更别说看过它了。他建议他们可以搜查这座公寓，因为他们的父亲不可能会将它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还没等别人劝说，莫里兹和阿迪便立即行动了起来。他们有条不紊地搜查起了屋子的各个角落，打开每一扇橱柜，拉开每一个抽屉，将里面的东西倒在地板上。六个小时过去了，他们几乎搜遍了房子里所有的边边角角，将每个房间都翻了个底朝天，仔细检查了书架上的每一本书，可还是没有找到《永生之书》。他们两个累得筋疲力尽。南森请求他们帮忙将房间恢复原状，莫里兹爆发了一阵狂笑，他转过身讥笑道：“我告诉过你吧，我的弟弟就是个笑星。”他们离开了公寓，说明天同一时间还会再来。南森那天晚上睡得很不踏实，凌晨三点的时候他突然惊醒了，浑身冒着汗，他觉得有一只铁手正在挤压着他的心脏。第二天，他们又来了。阿迪这一次摆出了一副激进的威胁姿态，他好几次向南森挥舞起手枪。他郑重发誓说有一天他一定会回布达佩斯，如果可能的话还会带着一整支军队的人，直到找到这本书，否则誓死不休。莫里兹用匈牙利语和德语咒骂了几句他们的父亲。后来，当南森回忆起自己当初是怎么有勇气藏起这本书并坚持不受威胁时，竟也茫然了。
犹太变色龙
莫里兹一生都对《永生之书》魂牵梦萦。距他最后一次和南森取得联系已经三十五年了，他还是渴望得到这本书，尽管到了那个时候，他已不是为了钱，而是有了完全不同的动机。不过现在，我不能太操之过急，首先我得先把我知道的关于他的故事说完。这些故事都是美国作家布拉德·沃特斯通从一些老实人和可靠的目击者那里收集来的。
莫里兹对扑克牌的热爱让他又在布达佩斯停留了几个月。他和南森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已经不算太好了，因为他仍怀疑他的弟弟私吞了本杰明的书。所以莫里兹让他自己体会到了各种各样的压力。莫里兹白天睡觉，晚上就和一帮比他狡猾千倍的专业扑克老千混在一起。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有条不紊地赢走了他所有的钱，所以莫里兹最后欠了一屁股债。沮丧之中，他跪下来祈求幸运女神不要离他而去，他发誓说如果她能保佑他，他甚至可以不再说谎。他决心一定要将自己输的钱赢回来，以向他的对手证明他的聪明才智。可他输得越来越多，最后已经是债台高筑了。当无情的债主雇了一帮追债人威胁他是割掉命根还是立马还钱的时候，他便愚弄了瓦西街上六家店的店主，骗他们给了他一大笔钱作为让公共厕所不要建在他们店门口的贿赂。这之后，他回到了维也纳，不过也没在那里停留太长时间，因为弗朗茨·约瑟夫刚刚用他那只戴着手套的手签署了一份文件，将整个欧洲大陆的国家带入一场世界大战中。几个月后，莫里兹出现在了苏塞克斯，当时他已经是斯宾塞·格雷·罗舍费尔德的私人秘书了。他用一份伪造的文件，扬言说自己为已故的皇太子弗朗兹·斐迪南做过七年的副官，从而得到了这个高薪职位。罗舍费尔德的第九任伯爵是一个性格怪异的老男人，同时也是上议院一名主要成员，他不喜欢赫伯特·阿斯奎斯，期望他赶快下台。这倒不是因为议会领导对当下战争形势糟糕的管理能力，而是因为这位现任首相曾对一个无辜的老贵族不甚尊重。这里所说的老贵族其实就是伯爵的父亲。三十年前，那时阿斯奎斯还是民政部部长，然而在一场为了感谢他而安排的晚宴上，他本人却没有出现。罗舍费尔德非常赏识他这位私人秘书的睿智和分析能力，他将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来看待。他将莫里兹引荐给了他在保守派中的朋友，并向他们保证他在英国政坛一定是前途似锦，虽然他常常称呼莫里兹为“可恶的外国人”。罗舍费尔德突发了中风后，莫里兹成了唯一可以和他的资助者保持联系的人。他以罗舍费尔德的名义写信给其政治同伴，要求他们去支持其私人秘书在1918年的议会大选中成为金斯伍德的保守党候选人。莫里兹意外地受到了诺斯克里夫勋爵的大力支持，他本人也为此惊讶不已。这位报业大亨手中掌管着《每日邮报》和其他企业。莫里兹在竞选中展现了他大师级的口才。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莫里斯”，以提高他当选的几率。另外他还加了一个暗示胜利的中间名。这个词语的发音和成功很像，让人觉得他和英国本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称自己为“莫里斯·苏塞克斯·斯宾诺莎”。他的对手是一个圆胖的男爵，名字叫作塞德里克·海斯尔赫特·哈里斯，人们很容易会将后者错认为一个屠夫，或是语法学校的老师抑或是其他什么身份，但绝不会是一个国会议员。在竞选中，海斯尔赫特·哈里斯一味地攻击着“苏塞克斯·斯宾诺莎”外国人的身份。作为反击，莫里兹用他浓厚的匈牙利口音套用了一句俗话：“尊敬的先生，你不过是因为偶然而出生在了这里，但作为一名成人的我，却选择居住在这里，为英格兰人民的幸福而奋斗。”这句话很快就传遍了英国政坛。
这场压倒性的胜利和一系列登在《每日邮报》头版上的文章，让这位新任国会议员成为了全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饱读文史，魅力超凡，妙语连珠，让下议院的每个人都为之疯狂。他反击时机智的回答，经常会被登在诺斯克里夫报业帝国旗下的所有报纸上。有传言说在不久的将来，他甚至会被邀请加入劳埃德·乔治的内阁中。他喜爱伦敦的生活，很快便适应了上流社会奢华的生活方式。他应邀去和战争部长温斯顿·丘吉尔喝酒闲谈时，简直受宠若惊。丘吉尔是他在政治演讲上最尊敬的导师。这之后，他往往会和温莎伯爵狂欢到半夜。苏塞克斯·斯宾诺莎在时髦的梅菲尔区有一幢超大的住宅，过着现今都很难看到的奢华生活。这些生活来源基本上都是他心甘情愿收来的贿赂。除了诺斯克里夫，其他人都是来找他帮忙的。他的一些政治对手，大部分都是左倾自由党人，企图在议会内散布关于他的恶意谣言来阻挡他的升迁之路。他们这么做不是因为他受惠于报业大亨，也不是因为他拥有巨大的房产，家财万贯，而是因为在他们眼里他一直是个不值得信任的外国人。莫里斯以牙还牙，尽管他采取的并不是什么公平竞争的方法。他雇佣了一些间谍查清了这些对手的身份，多亏了他在警察局的关系，他还挖出了这些人极其敏感的私生活。他立即便将这些消息转卖给了小报媒体。你绝对能想象得到，1920年因为一些政治家出轨和性丑闻遭到曝光而产生了怎样的轩然大波。在保守党中，莫里兹被视为极右派的代表。不幸的是，阿塞拜疆的一宗地下交易，导致几名英国工程师和当地的雇工葬身在了巴库南边的一座油田中，这次事让莫里兹不得不放弃他在众议院的职位，连夜逃离英国，躲避法律的制裁。他漂泊的人生旅途的下一站就是柏林。在这里，他与反叛者沃尔特·路特维茨和沃尔夫冈·卡普斯联手，企图向魏玛共和国发动武装政变，恢复君主制。莫里兹自诩为宣传部长，可只有短短五天，政变就被镇压了。为了不坐牢，他和马修斯·福伦比谢勒一起躲到了维也纳。福伦比谢勒劝莫里兹安定下来，建立一个家庭，找份踏实的工作，可是他完全没听进去。对他来说，正常的生活毫无吸引力，那也不符合他的性格。新的冒险向他招手了。莫里兹听说南森因为协助库恩·贝拉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而遭到了监禁，于是他就成立了反共产党白色国际，后来阿迪胸有成竹地向他宣告国社党军事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他就出发去了慕尼黑。可是巴伐利亚夺取政权的变革彻底失败了。莫里兹逃到上海后，就失去了音讯。不过据记载，在那之后几年，他以中国外交官的身份为掩护在世界各地旅行，与各种安全机构的首脑会面。其中就包括埃德加·胡佛。他是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即FBI的前身。有些人怀疑他们俩的关系不只局限在工作上。1930年，莫里兹化名为朝福，成了一个佛教僧人，可他仍没有放弃他那些更加强烈的世俗欲望。他的名字出现在了三家间谍机构的工资单上，分别是德国、日本和中国。尽管他在这方面的收入颇丰，可在牌桌上的连续败北，让他转而做起了大规模的军火走私和精细的作假勾当。他仿造的十万面值的美元钞票工艺精妙，所以他被称为假钞大师。这些假钞流入市场的三天后，美联储就将原版钞票运回了银行，而富兰克林·罗斯福临时颁布了一则行政命令，取消了这等面值钞票的发行，所以这些钞票从来没有流通出去。希特勒掌权后，经常在柏林招待莫里兹，他的那些朋友都特别娇惯他。他们向他介绍了他们对未来欧洲犹太人的秘密处置计划。他还和党卫队的首领海因里奇·希姆莱交了朋友。他们俩为了找乐子，还经常会莅临党卫军清扫反对派的射杀现场。在行刑之前，他们会先让这些受害人为自己挖好坟墓。他在上海的三重间谍身份让他的境况变得越来越危险。莫里兹随即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他又以斯里·希瓦南陀的名字出现在了加尔各答。他成立了一所瑜伽学校，推崇瑜伽的精髓：服务、爱、纯洁和发挥生命的至高潜能。他逐渐出了名，成为西孟加拉邦最伟大的圣人之一。在拜访大吉岭69的弟子的时候，他得了病，于1943年去世，死因不明。这位古鲁70的尸体被抬到了高台之上，四十万悲伤的印度人参加了他的火化仪式。他的骨灰被洒到了恒河中。
这就是布拉德·沃特斯通对这位犹太变色龙一生的最后描述。
实际上，莫里兹没有死。1947年3月，南森收到了他哥哥的一封信。这封信也在祖父留给我的箱子里。莫里兹在信中说他觉得自己老了，他的身体正在衰败，然而在这么多次偏离了真理之路后，他的灵魂终而在喜马拉雅洛子峰高原上的佛教寺庙中找到了真正的归宿，他根据佛教中的萨克耶流派的原则管理着这间寺庙。信中，他将自己比作喇嘛丹增活佛，称自己为圣者密勒日巴尊者的第十八代转世。他说这个圣人是一个瑜伽信徒，一个漫游的朝圣者，一个魔术师，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更是一个诗人。他声称自己是佛教的守护者—达摩。所以他需要他的弟弟将他的合法财产《永生之书》还给他，或者至少将巴鲁克长生不老之药的药方寄给他，这样他才能避免再一次轮回，得到力量抵御超度。这是《中阴闻教得度》中的一种说法。这本书又名《西藏生死书》。
1948年12月，《每日邮报》发表了一篇来自西藏的长篇报道。报道中，记者弗兰克·维勒汉描述了在遥远的西藏洛子峰高原上的一座寺庙中，他和一位欧洲籍的老喇嘛的谈话内容。维勒汉说，在佛教喇嘛丹增活佛的身份下，其实就掩藏着前任议会议员莫里斯·苏塞克斯·斯宾诺莎。第二年，新成立的一家日刊《船尾》的两名德国记者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报道说自己遇见了间谍和政变策划人莫里兹·斯宾诺莎。当弗兰克·维勒汉1951年夏天再次来到这间寺庙时，这儿的欧洲喇嘛已经无处可寻了。寺庙的和尚告诉他，他们的主持已经被突来的雪暴卷走了，冻死在了山地高原上。莫里兹真正的死亡日期现在仍然是个谜。
社会主义和爱情之船
莫里兹的所作所为让南森开始深入研究起了《永生之书》，这么说一点儿也不夸张。这本书营造的奇妙氛围，它的微妙、大胆独创的分析，优美的语言以及其中描述的史诗般的冒险故事都让南森印象深刻。当阅读着他们家族的历史时，他心里的自豪感膨胀，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家族都有人在欧洲发展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便那时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也是上帝的计划中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然而，有时南森也会失望地皱眉头。因为这本书没有明确描述他的祖先们的感受和反应，或者说他们是怎样被自己的开心与幸福、家人和朋友的亲疏、职责和成就、梦想和破灭的希望以及他们所有糟糕的弱点所影响的。南森想要找寻能在这个暴力横行的世界中给他指引的东西：战壕和战场、手榴弹、毒气攻击、冲突、疾病、死亡。对他来说，除非书籍能作为指往明天的路标，展现一个战后等待着人类的新世纪，要不然它们就毫无意义。当他阅读本杰明的书时，他意识到斯宾诺莎家族的人总是将过去当作重中之重。可是他越想，越觉得只有未来—不仅是他自己的还有全人类的未来才更为重要。他问自己什么能给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利益：和平、社会公正、技术进步、尊重人类的尊严都是答案的一部分。他的这些反思让他找到了一种能给广大民众带来希望，实现以上所有愿望的社会形式—社会主义。
直到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真相远比他想的要复杂得多。
当战争张着它的血盆大口吞噬了百万年轻人的生命时，南森却安然无恙地坐在布达佩斯，坐在他的童年故居中，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孤独而无趣。自从1917年2月沙皇俄国瓦解后，他就一直祈祷布尔什维克能席卷历史的舞台，带领人民取得最后的胜利。不过直到十一月，战舰欧若拉上的枪声才给彼得格勒送去信息—列宁的苏维埃人掌权的时机成熟了。然后，各种激动人心的画面便涌上了南森的脑中：东欧的革命将如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蔓延至整个欧洲，尤其是匈牙利。可是不仅如此，他还在考虑着完全不同的事情。因为每天早上醒来，没有人在他耳边给他道早安，晚上睡觉时，也没有人给他一个晚安之吻。他想要一个能与他相伴一生的女人。
人们都称它们为爱情之船，这有些讽刺意味。从战争结束到其后好几年，这种船只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些船周末才会出航，向着北边的圣安德烈、维谢格拉德和埃斯特根几个风景如画的村庄行驶。如果碰上好天气，在航行期间，人们还能一览布达佩斯的美景和茂密的森林。乘坐这些船只的人大多数都是从战场上生还的士兵和在战争中失去了未婚夫的年轻女子。他们买了船票，却不为寻找真爱这一精神鸦片，而是为了寻找快乐。偶遇撮合了很多对夫妇：教授的儿子和女清洁工的女儿，虔诚的天主教焊接工和新教徒的卖花女，在意大利前线失去胳膊的年轻的下层贵族青年和转变信仰的近视的犹太少女，以及南森和萨拉。不过我觉得祖父和祖母自从相见的第一秒开始，就发现了尽管他们性格不同，世界观相反，但他们还是命中注定的一对。这个事实让祖父感到快乐，却让祖母悲伤不已。
日常生活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摆弄祖母的缝纫机，那是一座大大的上了釉的五金机械。祖父死后，它就放在她和萨沙与我合住的房间里。我经常会用手指抚摸机械上端的饰板，那上面有一串优雅的字体，刻的就是制造商的名字：西格。它正反两面都刻上了制造商的这种金黄色的商标，饰板看上去就像是块百年盾牌。我还会触碰磁头组件和驱动轮上的垂直轴线。这些部件都是精炼钢锻造而成的。我最喜欢的还是踩压由金属板冲压而成的脚踏板。多亏了驱动轮凹槽里的皮带，整座机器才会运作起来，发出像大黄蜂般的嗡嗡声。有一次我突发奇想，将一块木板放到了插缝纫针的圆柱体下，然后差点儿弄断了针头。就在那一刻，祖母恰好走了进来。她朝着我的头部来了一记巴掌，大叫道：“这里就没什么神圣的地方吗？难道我连一台缝纫机都不能拥有吗？你非得毁掉这辈子唯一属于我的东西吗？”
六个月的牢狱生活后，经过漫长的期待，南森终于得到了释放，回到了家中，然而重逢却变成了一场混战。他失落地发现萨拉没有事先知会，他便将她的母亲接回了他们家。满头白发、牙齿掉光了的米利亚姆坐在厨房里。南森很不喜欢她。在他的眼中，她就是一个陈腐且落后的犹太世界的代表。一个卑微的市井妇女，她坐在自己那个摇晃的蔬菜摊后，在穷人的市场中叫卖，即便在布达佩斯生活了二十五年，她还是几乎不会说一句匈牙利语。让她住到自己家中的这个想法，他实在接受不了。萨拉试图说服他。她解释说，她母亲病了，一天比一天虚弱，已经不能再坐在市场中卖菜了。她的双手已经冻伤了，甚至都拿不住一个苹果，它们就像得了风湿病一样蜷缩到了一起。更糟的是，路易莎阿姨得了中风。她一辈子做牛做马，独自辛辛苦苦地照顾她的五个孩子和年迈的母亲。她因为付不起房租，被无情的房东赶到了大街上。路易莎阿姨和她母亲暂时和一个邻居住在一起。这两个可怜的女人成日以垃圾为食，就快要饿死了。她们失去了希望。她们的悲惨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萨拉告诉南森，她的亲生母亲无处可去了。她需要一个住的地方。拒绝她实在太残忍了。萨拉还说她欠款买了一架缝纫机，从衣店里带些活儿回家，连夜赶制，来补贴家用。在此期间她还给路易莎提供食物，偶尔还给她一两块钱。可是鉴于她们现在急需帮助，如果南森同意的话，她想把这两个人也接过来和他们一起住。要不然，她担心她们很快就会死去。南森愤怒极了。他大叫道自己是不会同情这些老女人的，他可不想让她们成天围着他转。他想要的只是和妻子在一起的简单生活，他一点儿也不想养活这三个人。米利亚姆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站在那里，颤抖着肩膀，用意第绪语回答说，她没打算和她的女婿在同一个屋檐下再多待一秒钟。他是一个天生没有一丝丝度量，还拒绝向一个无助的老女人给予哪怕一点点的理解和一小块面包的犹太人。这些话让南森更生气了，虽然他并不能完全听懂她说的话。为了发泄怒火，他又大喊大叫了起来。萨拉求他小点儿声，别吵醒了他们在烤箱边熟睡的小儿子。可南森没理她。所以，她接着讨好他，竭尽所能地安抚他。大概一个多小时后，这场大吵大闹才平息了下来。南森的火气也消了，他终于妥协了。米利亚姆可以留下来。至于路易莎和艾尔西，他还需要几天时间考虑一下。他说他很累了，让大家都上床睡觉吧。他心里希望他们夫妻在床上时，萨拉能在他经验丰富的双手下变得更加温顺。
萨拉在一家专门为富太太做衣服的缝纫店当裁缝，她用这个工作养活着一大家子人。这家店位于市中心，一周工作七天，全年无休，她每天都走路上班。她每天上下班都需要走两个小时。这样她就能省下交通费，养活她的妈妈和阿姨了。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是她唯一不用清早五点钟出门，晚上七点回家的时候。这一天似乎是整个月中最短的一天，因为她要洗衣服、做饭还要睡觉。可是萨拉从没抱怨过。她觉得抱怨也没用。不论如何，她没有时间为自己考虑，因为满足别人的需求已经让她忙得应接不暇了。虽然南森基本上不着家，大多数时候都和其他女人在一起鬼混，但萨拉还是怀孕了五次。最后只有两个孩子健康地生了下来，那就是卡洛和伊洛娜。
在监狱里待了这么久，南森觉得自己已经很难适应平常的生活了。他父亲留下来的遗产早就花得精光了。他没有工作，有前科的人也很难找到一份工作，尤其是他曾经还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成员。他现在有自己的家庭，他希望能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所以他不停地上门应聘。可是他的过去一直如影随形地黏着他。而且，那个时代整体形势就很艰难。匈牙利被称为“三百万乞丐的国家”，不是没有道理的。
特惠
1932年7月29日，桑德尔·福斯特和依米·撒来在布达佩斯被处刑了。在两个星期前的一场即决审判中，他们被指控为百托比之案的凶手并被判处了死刑。这个安静的小村庄位于布达佩斯以西二十英里处，几年前维也纳快递在那里被炸毁了，二十二个人遇难。每个人都知道真相，福斯特和撒来是无辜的。他们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罪犯兹莱维斯特·马图斯卡万分自豪地承认了罪行。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民都组织了抗议活动，要求释放这个两人。可是没有起到任何效果。霍尔蒂政府下定决心要杀鸡儆猴，将这两名共产党的犹太领导人送上断头台。
南森这么多年一直是匈牙利共产党最主要的代言人之一，那天警察突袭这支违法党派的秘密总部，抓走了撒来和其他同志时，南森纯粹是碰巧躲过了一劫。就在几天前，南森染上了一种性病，萨拉并没有准备和她的丈夫共享这种病痛。丈夫与妓女的频繁接触，她早就习惯了。可是将怪病带回家就是另外一种问题了。她觉得非常委屈。她斥责他，辱骂他，然后用平底锅敲了他的头。南森在危机中的沉着冷静现在却抛弃了他，他人生中第一次有了良心不安的感觉。他答应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萨拉不相信他。她认为自己这位沉迷于女色的丈夫既不想改变也不会改变。所以她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让南森陪她去参加明早路易莎阿姨的葬礼。他甚至都没注意到这个女人已经去世了，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想。不过看到萨拉摒弃前嫌，他还是松了一口气，所以没有多想便应承了下来。第二天下午，当他发觉正当他站在墓地上，看着路易莎简陋的木棺缓缓地落进坟墓里时，警察正在翻查他早上经常会去的办公室，逮捕他的伙伴。
南森冷静、中立的外表掩饰了他内心的不安。他有种强烈的预感，多年的牢狱之灾和迫害就在前方等着他。在他最伤心的时候，他便会为自己的生命担忧。他在党派领导人面前说了自己的情况，通过漫长的讨论，他提交了一份清单，列举了他为何要去国外避难的各种原因。领导认为苏联是最佳的移民地。当然他只能一个人去，不能带着家人。他们说这是给他的特别优惠。因为根据基本准则，每个共产党人都应该为其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奋斗。可是南森的重要性太大了。他非常清楚什么能感动人民，他是个优秀的分析者，他连马克思理论中最晦涩的教义也能掌握得非常娴熟，这在党中是不可多得的。他们相信他现在面临着被逮捕的危险，所以他们决定当晚就将他送出匈牙利。他接着去柏林拿了签证，然后直接去苏联。南森放心了。他终于能逃离资本主义的束缚，去那块迦南乐土了。然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未来他却一点儿也不关心。
莫斯科不是天堂
在柏林待了五个月后，南森在国社党占领德国的前一天抵达了莫斯科。与他同行的还有八名德国同志。他们都是忠实的共产党，因为在与希特勒的对战中败北而被迫逃跑避难。六年后，南森终于走了运，离开苏联回到故乡。那个时候，这八个人都已经不在世上了。革命牺牲掉了它最好的孩子，拘留他们，残忍地折磨了他们，将他们送进西伯利亚残酷的集中营里，然后从背后用枪瞄准他们的颈子。这个过程与齐亚拉·卢扎托一百三十年前描述的一模一样。
第一个消失的是大卫·古德斯塔克，尽管出生于克珀尼克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犹太家庭，但是他全心投入到了无产阶级革命中。他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在1932年炎夏和纳粹党的风暴支队进行了多场血腥的战斗。他在柏林时就跟南森在一起，他们俩的关系非常好，虽然党员建立交情会遭到怀疑，很有可能会被当成拉党结派的行为，是种大罪。对党忠诚意味着一个人要绝对服从和禁止拉帮结社。个人会犯错，他们会被接近他们的人引入歧途，但党不会。党是完美无缺的，只有那些不顾一切相信党才是世界历史中革命理想的最高代表的人，才有资格领导人民。可是南森和古德斯塔克并不管这些虚言。他们喜欢彼此为伍。在他们私下的接触中，古德斯塔克是一个快乐的人，他的活泼与机智让南森非常欣赏。他还是个厚脸皮、反应迟钝、对挫败无动于衷的人。他对于东方工人天堂的理解和党派宣传中描绘的一模一样。他认为苏联是一个充满了激情与创造力的国家，这里有着成群训练有素的工人和热情的农民。这个共有社会是在优秀的工程师和尽心尽责的长官手中建立起来的，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听从党派领导层中那些无私同志们的指挥。可他们到了边境之后，古德斯塔克就变得忧心忡忡了。苏联阴沉的海关人员打开了他们的旅行箱，怀疑地检查着里面的东西。他们将每一件衣服都翻了个底朝天，每一本书和每一件印刷品都被从头到尾地检查了一遍。没有放过任何细节。所有的东西都被仔细检查了一遍，然后再扔回箱子里。所有的东西，除了食物。从这些海关人员饥饿的面容就不难看出，食物都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安检持续了很长时间。火车在边境旁的车站里停了一整天，然后才被放行，开往了莫斯科。在乌克兰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行驶了好久，在停靠无数次后，火车终于抵达了破旧的火车站。那里的站台上都是骨瘦如柴的男人以及面容憔悴的妇女，男的拿着刺绣桌布、画像和珠宝想和别人交换食物，而那些女人则哭着求这些乘客带走他们的孩子，她们肿胀的肚子、凹陷的双颊和细得跟面条似的胳膊与腿让她们看上去就像死人一样。柏林来的每个人都以为这个国家将通过其最近出台的五年计划赶超美国，党派领导还承诺这一目标将会提前完成。可实际上，这里只是一块遍地饿殍的原始之地。所有人看到此景，立即心照不宣地沉默了。可只有古德斯塔克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意识，他认为我党需要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他敢于问问题。在莫斯科，南森和他的德国同志受到了斯大林的亲信拉夫连季·贝利亚的接待，这个肥胖的秃头男人，是个近视眼，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他不会说德语，所以南森他们都是通过翻译和他对话的。在他们第一次会面的时候，古德斯塔克便要求贝利亚解释为什么乌克兰有那么多饥饿的男人、女人和小孩，而且这个地方的农业还十分发达。然而，翻译礼貌地劝他不要提出这个话题。不过古德斯塔克并没有被劝阻下来。没有人知道翻译是如何转达他的问题的，但是每个人都看出那个问题让贝利亚很不开心。他取下他的眼镜，用手帕擦了擦。这是为了拖延，因为他反而将镜片越擦越脏了。很显然，他并不急着回答。接着，他的喉咙里发出了一声干涩的哑音。等他终于克服了声带暂时性的阻塞时，他开始解释道，乌克兰在沙皇统治时期遭到了长期的压迫，现在正在全面重建阶段。政府计划在那里建五座新的钢铁厂，制造的产品从铸块到轧钢无一不有。这个计划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美利坚现在也只有一所这样的钢铁厂，位于克利夫兰。这五座钢铁厂的总产量预计可达到每年三百万吨轧钢。古德斯塔克并不满意这个回答。然而贝利亚在他提出更多问题之前便终止了这一次的会面。第二次，古德斯塔克说那些乌克兰灾民的可怕的样子一直缠绕着他，所以他必须再重复一遍自己的问题。贝利亚说在五年计划的施行下，有两座大型电站正在乌克兰的布格河和第聂伯河边建造。而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全国最大的火车头和农业机械制造厂也在积极建设中。古德斯塔克没有参加和贝利亚的第三次会面。第四次和第五次也都没来。南森问贝利亚是否能告诉他，他们一起从柏林来的一位同志去了哪里。贝利亚说古德斯塔克同志申请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参加第聂伯水坝的开坝典礼。南森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贝利亚就没再回答了。乌克兰南边天气非常寒冷，古德斯塔克同志得了感冒。他因肺炎被送进了医院。医生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痊愈。没有人再问问题了。所有人的情绪都变得有些悲伤和阴沉。大卫·古德斯塔克的名字再也没被人提起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