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不是天堂，没有谁能摆脱现实。在苏联六年的生活让南森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可是他什么也没说，虽然他知道保持沉默的人就是在滋长邪恶。他下不了决心，不能心安。希特勒操练着他的军队，同时恐怖的阴影在南森的精神中蔓延。战争越是临近，缠绕着他的那些幻象就越是黑暗。欧洲犹太人的脆弱一直让他忧心忡忡，夜不能寐。他想到被他抛弃的萨拉和孩子们，他害怕失去他们。他自己的安全也再得不到保证了。斯大林变得异常偏执，他开始朝党内的一些领导下手，而只有一小部分高层官员活了下来。这个事实让他越来越难以承受。因为他知道怀疑自己对共产党几十年一心一意的忠诚一点儿好处也没有。一条谣言让他害怕至极：他曾支持的库恩·贝拉蒙受了耻辱。南森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请求上级允许他直接回布达佩斯，上阵杀敌。
别的原因
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愿意谈论战争时的事。每次萨沙和我问起这段岁月时，大人们就会低下头，盯着地板，每个人都会陷入一股痛苦的沉默中。特别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每次说起战争时，他们就会转移话题。就连我的叔祖父也对此避而不谈。他可是在坟墓那端的萧珊娜的帮助下，不仅接触到过去，而且还窥探了人类灵魂深处的人。也许他们只是不想让萨沙和我经历他们曾经感受过的那种恐惧。《犹太法典》中写道：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用语言来描绘某件事，就会使它成真。我们犹太人是书籍孕育的人类，我们的生活都来自于语言。所以如果我们家的大人们用说来表示，而不是用沉默来否认一件事物的存在，那么我们就不会觉得那么奇怪了。不过，他们更像是自己想忘记这段可怕的过去。可是记忆是不会这样善罢甘休的。它们经常会化身为噩梦，有时甚至会在半夜让他们发出尖叫，吵醒我们。
祖母有次开心地跟我们说，祖父从莫斯科回来后成了我们这个街区的超级英雄。这番话让我们觉得很惊讶，因为她几乎从没说过关于祖父的好话。我们这个贫困区内的所有住户都认识祖父，崇拜他。这种现象是很非比寻常的，因为在布达佩斯的这片区域，犹太人基本上是不受欢迎的。这里的人憎恨犹太人，因为他们觉得所有的犹太人都非常富有。有些人认为到了星期五，犹太人就会饮基督徒的鲜血。他们窃窃私语地说，犹太人总是不爱与人来往，说他们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匈牙利人。很多人产生了嫉妒，在文化上产生了自卑感。他们鄙视犹太人，就因为所有人说犹太人都是天才，做每件事都能成功。祖母说，这根本不是事实。她抿着嘴笑着说：“布达佩斯这片区域的人特别喜欢将他们的犹太邻居举报给警察，到了星期天，他们就会闲逛到多瑙河边，欣赏行刑。在那里许多犹太家庭遭到了枪毙，他们的尸体都被抛到了河流中。然后到了星期一，这些人就会占用犹太人空出来的房间。可是我们的邻居不会这么对我们。他们帮我们躲藏，保护我们，即使他们冒着的是生命风险。纳粹警察正在抓捕你们的祖父。他们不抓到他不会罢休，但这不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而是有别的原因。”
作为一个孩子，我们有太多理解不了的东西。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那句话的意思—“别的原因”。我们家族存活在一个系统中。这个系统中有一份我们心照不宣的协定，它是一个神秘的秘密，外人完全无法理解。归根到底，这个系统是基于和上帝，即造物者之间的约定而存在的。虽然我们没看过他的眼睛，也没听过他的声音。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系统。斯宾诺莎家族的人从未提过它，关于它的一切都是禁止谈论的。不过，我们的缄默已融入我们对永恒生命的信仰以及神圣的人类生命之中，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有一项伟大的计划，而我们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上帝之所以隐藏起来，不让我们看见，是因为我们人类就是他在人间的使者。希特勒想消灭的就是这个系统，所以他才对《永生之书》如此执著。
伊洛娜姑姑
伊洛娜姑姑死后没多久，祖母有一次告诉我们说，她知道是谁泄露了他们的藏身之地。父亲和卡洛叔叔被送进了劳动营。而其他人—祖母、她的母亲米利亚姆、祖父和伊洛娜姑姑每天晚上只得东躲西藏。由于一般人都不愿意同时收留两个以上的借宿客，所以他们只好分开行动。1944年12月的一晚，祖父安全地藏身在路登比勒大街19号的一所屋子里。实际上，那天晚上轮到他看护米利亚姆了。可他不想带着这个身残体弱的老女人。于是，他说服自己的女儿和他换了个地方。凌晨三点，一辆黑色窗户的汽车停在了光线微弱的大街上。几个身穿黑色制服的党卫军，戴着印有骷髅和纳粹十字的袖章按响了安塔尔·久尔科维奇家的门铃。他是名卑微的焊接工，也是共产党地下党的一员。门开了，他们直接开枪打死了他。下一秒，屋内的女人就被他们拽了出来，一声不响地被带上了车。
米利亚姆和伊洛娜被关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在平台上的筛选过程中，老人被送进了左边的毒气室，年轻的则被带到了右边。然而，伊洛娜拒绝和她的祖母分开。她紧紧地抱着她不松手。一个士兵挥舞起自己的警棍，捶打着伊洛娜的头部和肩膀。一个男性化长相的犹太女人抓住了士兵，试图阻止他。这个女人和伊洛娜在运送她们的拥挤的牲畜车内交谈过几句。接着，现场成了混乱一片。几名士兵围住了这些女人，狠狠地捶打着她们。为了不耽误筛选过程，他们将米利亚姆扔进了毒气室。而这两个年轻的女人，则迷迷糊糊地跌坐在一边。
她的名字叫作伊斯特·海曼。她们两人在牢房中一起生活，变得形影不离。她们之间没有秘密，像姐妹般支持着彼此，帮助对方活命。她们被释放后，伊洛娜指责自己的父亲，好像她被送进死亡集中营全是他的错。她和我们家断绝了关系，搬去和伊斯特住了。她们开了一家店，卖一些手工物品。她们的收入虽少但很稳定。她们从未离开过彼此，一秒也不曾。她们俩都没想过要嫁人或是生孩子。她们在一起生活了大概有二十年。伊洛娜因为一项常规手术出了意外而去世的第二天，伊斯特便吞下了整瓶的安眠药自杀了。
祖父的回绝
解放后，在布达佩斯的大街上现身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那些衣衫褴褛、醉醺醺的红军让整座城市都陷入了恐慌。他们会逼人们在大白天当街脱光衣服，然后再偷走他们的衣物和所有值钱的东西。不管成为这些穿着制服的小偷的受害者有多么令人不快，也总好过那些被扔进卡车后厢，坐在牲畜车厢里被运往苏联做工的人。“只是些简单的工作。”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工厂和集中营里长年累月的强制劳动。在搜寻纳粹余党的掩护下，士兵们强行闯入无数个私人民宅，厚颜无耻地拿走了所有他们能拿得动的东西。烈酒是他们喜爱的物品。某一天，这些俄国人可能会被人民的悲苦而感动得泪眼婆娑，然后大发慈悲地将自己的粮食补发给那些挨饿的市民。第二天，他们就会去抢夺这些人的家，强奸妇女，就连老人也不放过。祖母常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幸好她的母亲被送进了毒气室，这样她就不用经历俄国人所带来的这种“解放”了。
1948年12月，匈牙利共产主义政权成立的两天后，祖父被任命为内务部长。莫斯科派来的党派领导马提亚斯·拉克西选择南森·斯宾诺莎担任此职并不意外。祖父一直都是一名高尚的、忠诚的共产党员，这早就人人皆知了。所以，当他立正站好，露出一脸悲伤，然后回绝了这个邀请时，几乎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了。他给出的原因是身体不好。拉克西不相信他的托词。他气极了。他不能接受有谁对他说个“不”字。他开口大骂。他说祖父是个傲慢自负的人，当然不是当着祖父的面说的。祖父的回绝和拉克西犯下的暴行相比根本无关痛痒。拉克西就是一个野兽，一个魔鬼。党内的所有同志都知道。可是他们不敢去做正确的事，恐惧让他们有心无力。他们都知道南森·斯宾诺莎快小命不保了。
为什么祖父明明清楚他可能会因此丢掉性命还要拒绝呢？虚伪，阴谋，贿赂，诚实者的狡诈，等级的清理，他知道共产党背后有俄国军队撑腰，可它到掌权时，却少了人民的支持。他知道马提亚斯·拉克西，这位斯大林最忠实的门徒，正妄想将匈牙利变成另一个苏联。祖父太了解这个党派的嗜血本性了，他仿佛已经看到，将有成千上万的人沦为这个新社会的受害者。他不想当一名帮凶。那并不是他所梦想的未来。
卡洛叔叔
在苏联战俘营四年的生活结束后，卡洛叔叔回到了布达佩斯。他完全变了，我们家的人都吓呆了。他以前的体形瘦弱而略显笨拙，现在却是浑身肌肉，健美有力。他的话语中还散发着一股残暴之气。很显然，他已经被彻底洗脑了。他每说一句话，都在含沙射影。他对将自己送入屠宰场做徭役的纳粹党深恶痛绝。他大肆炫耀地说共产党高层中的某个人已经答应帮他在安全局谋份差事。祖父尤为怀疑地看着他，引用了本杰明书中的一句话十分鄙视地说：“鱼和鸟真能相爱呀。”祖母求卡洛叔叔换份工作。然而他却回答说能加入党派的忠实追随者之列，为党服务是无上之光荣。
卡洛很为自己的第一次正式任务而骄傲，它还是马提亚斯·拉克西亲自托付给他的。他要去审问前外交部部长拉斯洛·拉依克。他之前担任内务部长时曾将国家警察训练成了共产党的听话的工具。这位忠实的共产党员被指控与提托和CIA狼狈为奸，企图推翻匈牙利的共产政权。他被强制保持清醒了好几天，现在应该已经没什么抵抗力，是时候让他招供了。卡洛有条不紊地开始审起了犯人。他扒光了拉依克的衣服，用枪柄重击在他赤裸的胸部、肩膀、背部、大腿和生殖器上。他要让他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能感受到折磨，让他认识到自己作为主审官的可怕。他又继续折磨了这位外交部长两个多小时。接着，卡洛暂停了一会儿，看着拉依克的脸，想找到一丝妥协的表情。虽然拉依克的脸已经血肉模糊了，但他还是拒绝开口。看到此，卡洛将枪管猛地塞到他的嘴里，威胁说他要再不招供就要开枪了。可是回答呢？没有，连一个字，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没有。审问继续进行。卡洛就像在鞭打一堵墙，让它开口说话一样，因为拉依克跟它毫无区别。他没有供出任何罪行。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所有的办法都没起效，卡洛变得越发烦躁，他一再加重酷刑。疲惫不堪的两个星期过去了，卡洛休了一天假。由雅诺什·卡塔尔接着审问。他是拉依克最好的朋友，还是他刚出世的儿子的教父。卡塔尔说他自己绝对相信拉依克是无辜的，可党内需要一个替罪羊。他强调说，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共产主义，为了人民，更是为了他自己家人的幸福，拉依克必须要牺牲自己，签署认罪书。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些根本不算什么要求。官方上，他认罪后，会举行一次有罪判决，再接受惩罚。可事实上，他第二天就会被送离这个国家，用另外一个身份和他的家人在苏联开始新的生活。拉依克沉默了很长时间。于是，卡塔尔告诉他，他的妻子正在另一间牢房里，忍受着乳热症的折磨，而他的小儿子已经被送去福利院。然后，拉依克便毫不犹豫地在一份早就为他写好的认罪书上签了名。他以为自己会立即与家人团聚。可就在当天晚上，他们就吊死了他。
一年半过去了，卡洛又接到了任务，要去审讯党内的一名高级官员。几个星期以前，内务部长雅诺什·卡塔尔被卸了职，原因是“健康欠佳”。然而只手遮天的党派领导人马提亚斯·拉克西却对此仍不满意。在一次秘密党会上，他公然批评了新上任的内务部长桑德尔·佐尔德和他的前任卡塔尔。佐尔德备受惊吓地回到家，杀了他的两个小儿子、他的妻子和他的母亲，然后爆了自己的头。卡塔尔则落到了卡洛手中。他和他的已经过世的朋友拉依克一模一样，尽管卡洛使尽了浑身解数，几乎要将他打死了，卡塔尔也什么都没说。也许他真的没什么好招供的。又或者，也许正如祖母说的，卡洛对什么都不在行。
煎熬的日子
1951年，祖父被捕了。他被指控尝试贿赂卫生福利署的两名官员。检察官没有提供任何口供和证据。这两名官员也没被传召到法庭上来对证。祖父从没见过他们，更不可能会跟他们有什么勾当。这次的案件不过是危言耸听罢了。法官看了案情综述，认为没有证据能证明祖父是无罪的，祖父被判处了十一年的有期徒刑。即使在那个岁月，这种程度的惩罚也是特别严厉的。不过，祖父最后只在监狱里关了六年。1957年，雅诺什·卡塔尔特赦了祖父。这是新一届党派领导人和独裁者向一位老党员致敬的方式。
我的父母关心着祖父和祖母。或者说，至少他们愿意照顾这对老人，让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也许你会认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也像一般的犹太人一样乐观积极，他们不对任何事大惊小怪，所以从来不会烦恼。可是随着岁月的推移，生活让他们变得越来越郁闷。我几乎没有拥有过所谓的温暖而快乐的童年。当然，叔祖父用他奇妙的故事和他对斯宾诺莎家族历史的自豪感，给我和萨沙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然而，这还并不足以称为幸福，我的人生几乎从未有过幸福。
萨沙是我父母的掌上明珠。我的母亲喜欢叫我“拉迪克男孩”。我以为这个名字有特殊的意义，她从未给我的弟弟起过昵称，这一点让我非常开心。可是我错了。不久前，我才发现安娜·拉迪克是1950-1953年的卫生部长，她在匈牙利政府所做的第一项官方行为就是禁止打胎。结果我就成为她在任期间，一个无可奈何才被生下来的孩子。
无数个煎熬的早晨，无数个煎熬的日子。世界上最艰难的就是这种只有死亡才能治愈的疲惫。可是我必须振作起来，在我彻底被永恒的沉默包围之前继续写下去。我必须将我的回忆写出来，越多越好，如果一旦停止，那么我的记忆就会在我的灵魂中萎缩，就像在沙漠中干涸的植物。然后，我们的世界将会消失，被所有人遗忘。
危险地活着
我一直没写到我自己最糟糕的一次经历。那是我人生的悲剧。它发生在1965年8月12日。那一天，我失去了我的弟弟萨沙。我和他是双胞胎，生命的奇妙使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死得很惨，那全都是我的错。
我永远不会忘了那个星期四。那天天气异常的炎热。上午九点，厨房那支温度计里的水银柱就达到了三十二度。我的早上已经被毁了，因为我和萨沙为了抢夺冰箱里最后一块加工奶酪而大吵了一架。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这块楔形物，包装纸上面的商标上还有一只挥着手的泰迪熊。萨沙赢了。我走向冰箱的时候，他从后面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脖子，让我无法反抗。我感到很难受，都快不能呼吸了，所以我只好向他投降。他还让我跟他念，承认他比我厉害，所以这块奶酪理应归他所有，这让我觉得更耻辱了。萨沙打开了冰箱门，讽刺地叫我废物。吃早餐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没有和对方说话。萨沙无声的耀武扬威，弄得我就快要哭了。痛苦和绝望让我身体上的创伤更疼了。吃完早饭后，我就跑进了房间，痛哭流涕了起来。
哭完后，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报仇。我们家的人都知道萨沙害怕机器。所以我决定骗他和我一起去一座废弃的旧服装厂，然后把他锁到里面。那座工厂到处都是生锈的旧机器。几天前，几个大男孩把我哄到了这个地方，他们骂我是犹太人，是异教徒，是魔鬼之子，他们殴打我，然后我就在工厂里被关了两个小时。但我从没将这件事告诉过我的家人，因为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指责我，甚至还有可能惩罚我，说我不该去那座旧工厂，因为父亲早就明确申明禁止我们去那里了。
我提议去工厂找些破旧的工具，然后卖给旧货商。萨沙同意了。他觉得这个主意很棒，因为他为了买自行车一直在存钱，他还差两百福林就能买下隔壁男孩的那辆旧自行车了。我们兴高采烈地向那座废弃的工厂出发。我们抄了捷径，那是一排高栅栏后的一条铁路。这里禁止外人进入，然而当我们翻过栅栏后我们却变得更加开心了。我玩笑般地跟萨沙说我们可以装成布朗汀，站在铁轨上保持平衡地走下去。这个走钢索的法国杂技演员，是第一个横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人。我打头，带着他走。我们吹起了口哨，开心地唱着歌，欢笑着。突然我的身后传来了一声尖叫。是萨沙。可是我没理睬他，而是继续往前走。萨沙叫着说他失去了平衡。为了不掉下来，他将右脚放到了铁轨连接处，可就在那一瞬间，铁轨变道了，像老虎钳一样飞快地将他的脚夹在了两个轨架之间。这种设计是为了将火车引到另一条轨道上。他拔不出脚，不管怎么试。它被紧紧地夹住了。那肯定非常疼。他又叫了起来，这一次更大声了。他的声音听上去绝望至极。我转过身，发现一辆货车正朝着我们全速驶来。我慌了，呼吸困难，手脚也不听使唤。萨沙叫道，求我去帮他。我和他就相差三十英尺，可是我一步也移不动。我的胳膊和腿就像灌了铅似的。然后萨沙看到了火车。他又叫了起来，极其刺耳。我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阿里，救救我！”然后他的声音便被火车的呼啸声给淹没了。火车自动地变了道，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奇迹般的毫发无损。而我的双胞胎弟弟却被碾得血肉模糊，只有他被截断的右脚还卡在铁轨的中间。
我们在家里从来不提萨沙的死。我的父母受不了这个话题。很长时间，关于这个意外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也许是因为我还在惊吓中没有恢复过来吧。我唯一注意到的是我的声音。我试图说话，叫喊，可我的舌头却徒劳地在嘴里打转。我很害怕，我试图告诉自己我的声音肯定会回来的。可是没有，不管我怎么试，我都说不出话来。
我们这条街道上住着一个老男人。人们说他一出生就又聋又哑。我很怕他，因为他的奇特的面容和为了跟他人交流而做的那些手势让他看上去很怪异。我发誓我永远不会那样做，所以我将我想说的话都写在纸上。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练字，让它们看上去更好看，更容易辨认。因为我紧张之下的那些鬼画符，就跟鸟儿抓出来的一样，总让人看不懂。
几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我走向冰箱，拿了一盒加工奶酪，看到包装纸的商标上有一只挥着手的泰迪熊。一句话开始在我脑中回响：“危险地生活吧。”我坐到了餐桌上，那段记忆突然清晰了起来。我们走在铁轨上，而这句话是我跟萨沙说的最后一句话。这一小块奶酪让我想起了那个可怕的星期四，可是接着它便陷入了我意识的深层，一动不动了。
萨沙，你和我就是布朗汀，天空之王。无人可挡。危险地生活吧！
这是我这辈子说的最后一句话吗？当我向着我的兄弟喊出这些话时，我就永远地失去了我的声音吗？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变成哑巴是有原因的。一些我不知道的强大力量决定了我的命运。我诱惑了我的兄弟，让他丧了命，光这一点就足以惹怒上帝或其他天神，让我遭受了这样严厉的惩罚。因为那些害死了他最亲之人的人注定会永生孤独。
挪威的熟人
萨沙死后两年的一个晚上，父亲说我们要搬去奥斯陆。我完全不能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集权国家，越过把守严密的国境是绝不可能的事。至少，我还没听说过有谁得到了去西边的旅游许可。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去挪威？
父亲说他有位挪威的朋友邀请我们去玩，而且愿意支付我们旅途中所有的开销，并给我们提供住宿。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母亲知道这件事，她心满意足地微笑着。可是祖母和我却怀疑地盯着父亲。我们从没听他提过他在挪威还有个朋友。父亲将签过证的护照和车票放到了我们面前的桌上。每一个文件上都已经盖过章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登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就走。祖母很生气，不是因为她被丢了下来，而是因为从没有人跟她说过这件事。
不难猜测为什么我的父亲要瞒着祖母。因为他不想让祖母出去和邻居八卦我们的计划。某些嫉妒心重的邻居很有可能会阻挠我们，这太冒险了。到那个时候，只要有人在警察耳边一吹风，说你想逃离匈牙利，那么他们就会马上撤回许可，阻止这趟旅行。
那天晚上，我们收拾好了行李。父亲告诫母亲和我尽可能地少带东西，以免引起警方的怀疑。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不过我注意到他仍打算带着祖父留给我的那件小行李箱。
第二天，我们和祖母告了别。她并没有太难过，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她告诉我的父母，她理解为什么他们不想再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共产党毁掉了这里。然后她吻了吻我的额头，这种举动是很罕见的。“你得学会说挪威语呀。”她跟我说道。
一个衣着考究的男人在奥斯陆的车站迎接了我们。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他们太像了。要不是这个挪威人长了一只大鼻子，我发誓当时我还以为是祖父复活来站台接的我们。接待我们的人跟祖父长得一模一样。他用一口完美的德语介绍说他的名字叫威廉·阿蒙森·甘集。毋庸置疑地，他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绅士，虽然我不这么认为。他帮我们将行李和包裹小心翼翼地搬到了他的后车厢。他和父亲坐在前排，愉快地交谈着。我不记得他们说了些什么。不过我有种很奇怪的感觉，我觉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几分钟后，我们就到目的地了。他住在一幢高等公寓第三层的一间宽敞的房子里。这幢公寓就在皇室城堡的后方。通过这间豪华房子的几扇窗户就能看到城堡。他指向城堡，说他就在那里工作。他是奥拉夫五世的私人医师。
我的记忆又模糊了。是在第一天还是第二天晚上，威廉告诉了我们他的故事？也许直到我们住下的第三个晚上，他才告诉我们，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在怀疑他不是他父母亲生的。他的父母很高，一头金发，可他却不高，还是一头黑发。不仅如此，他在家中感觉不到爱，尤其是他的父亲，有时仿佛把他当成麻风病人似的对待。20世纪30年代后半段，他的父亲成为柏林挪威大使馆中的第一秘书。他不想让他的儿子来找他，因为他长得太雅利安人了。威廉说他的父亲是个严厉的人，对他自己的社会地位非常重视和自豪。他的母亲家世贫困，却完全不知道何为勤俭节约。她花钱大手大脚，所以他父亲丰厚的工资还没到月底就都没了。可她并不在意这些，因为她只想当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她常常将家务和他们自己的孩子交给仆人来照管，这样她就能睡懒觉了。威廉想看到身边人的笑脸。他一直在忍耐，因为不管他如何努力地讨好他的父母，他们还总是对他发脾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变得越发刁蛮。他嘲笑他父亲的能力不足，尤其是他想和希特勒会面的愿望破灭后。当纳粹德国占领了挪威后，当威廉将犹太人偷偷运往瑞典时，他彻底地认识到他这对热爱德国的、对希特勒无比崇拜的父母绝不是他的亲生父母。他们在战时见过几次，可他们之间的气氛总是冰冻至极。他们只会在桌上相互嫌恶地看彼此几眼。战争刚一结束，他的父亲便去世了。说实话，这让他松了口气。现在他就能和他的母亲对峙，问出自己来历了。1945年5月7日，德国和他的母亲都投降了—他跟我们说这些的时候不禁大笑。他的母亲在他长期的追问下终于说了真话。挪威独立后，这对夫妇曾住在布达佩斯，那时他父亲还是大使馆的第二秘书。他们努力造人很多年，可都没有成功。最后才决定领养一个孩子。据他母亲的话，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孩子的生父母是谁。二十年过去了，威廉才发现她说了谎。因为她死后，他便找到了他的出生证明。这张发黄的文件显示，他的生母是一个名叫玛丽卡·奥瓦瑞的人，而那个在不知情也没同意的情况下被她称为他父亲的人，名叫南森·斯宾诺莎。
威廉很快就赢得了我的信任和爱戴。对我来说，他非常神奇而新鲜。他跟我的父母完全不同，他时髦、有礼貌、对生活充满了激情；他很富有，还非常热情。他没有隐瞒他的性取向。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跟我说男人之间的性事，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了。他还让我知道为什么住在挪威，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打造新的未来对我们来说是最明智的。他和我父亲一样，都认为所谓存在着真正社会主义的东欧已经变得异常危险了。当然，他阅读了这一方面的一切资料，他很惊讶我竟然对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他告诉我直到现在，波兰还在陷害、滥杀犹太人。这种现象很容易就会蔓延到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没有威廉，我们就不可能生存下来。他帮我的父母申请到了住宅许可，还帮我们找到了住的地方，让他们得到了一份真正的工作。他带我去做测试，让各种教师决定我是否能去上大二年级。他们观察着我这个年轻的哑巴，说我有缺陷。太丢脸了，我觉得我就像一只肮脏的野狗。这之后，威廉就帮我找了一份合适的工作。
威廉是上帝赏赐给我们在这座新国家的礼物。可是他并没有陪伴我们多久。他在第二年的复活节前，死在了阿尔卑斯山的一场雪崩中。威廉的死似乎是一种警告，为整个斯宾诺莎家族敲响了警钟。我们再也笑不出来，开心不起来了。经过八个世纪充满伤悲和快乐的漫长岁月，经过了如此多的考验，甚至现在仍饱受折磨，我们感觉未来正在从我们的指缝间溜走。
在彼此的怀抱中
有一个女人的心情非常好揣摩。她就是我们在布达佩斯的守门人。拉卡托斯女士总是孤僻而叛逆，她对所有进入我们这栋楼的人都会恶语相向，不甚友好。在我童年时，街区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有她掺和在内。她顶着一头杂乱的头发，叼着一支烟，从她的厨房窗子边缓慢地走到事发现场。这扇窗子是她的根据地，她就是站在这里用她那明亮且恶意的眸子日夜监视着街道。她挥舞着拐杖，拨开人群，然后开始评头论足，高谈阔论。一开始她都非常冷静，可不到一会儿她就完全变了个人，开始发起了脾气，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唾沫星子横飞，溅到站在她身边的人。没有人敢说什么或者抱怨她，因为所有人都怕她，尽管她的身材非常瘦小而不堪一击。我们都知道她会向警察汇报发生在这里的所有事情。作为一名情报人员，她便能随意向她的邻居和过路人撒泼。
拉卡托斯女士鄙视所有人，除了我的祖母。我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可是祖母很大方，即使她在晚年时还试图忘记自己的亲人。祖母是这条街道上唯一一个经常帮助这个看门大妈的人，这个女人有比看水果店和清扫充斥着小物品及难闻的烟草气味的公寓还要重要的事。
我们抵达挪威后的几个月，拉卡托斯女士还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这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也许这么说有点儿不礼貌，但是这个看门大妈不太会写字和识字。她的这封信充满了错误的单词和语法，语言表达也十分荒谬可笑，她错用了很多词组，无意间给整封信又添加了些可笑的错误。如果不是她表达得太糟糕的话，我们绝对会被信中所说的这些事情逗得捧腹大笑。她说，我们刚离开布达佩斯后没多久，祖母就拒绝让费尔南多先生和她住到一起。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光彩的，拉卡托斯女士在信中强调说，因为社区里的每个住户都知道费尔南多先生在一战前是斯宾诺莎女士的未婚夫，他们对彼此一直都有好感，也很少有人能像他们这般登对。他们一睁眼就开始吵架，然后再在一起吃午饭，睡午觉，太阳落山之前，他们又开始小吵小闹起来，直到晚上就寝。睡前，他们会在一起怀念以前的岁月。他们本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可是有一天午饭后，拉卡托斯女士写道，斯宾诺莎夫人正在土豆汤里下饺子，给他们做晚饭。她肯定是因为什么分了神，所以他们去睡午觉的时候，她竟然忘记灭灶炉了。他们睡下后没多久，土豆汤就沸腾溢了出来，浇熄了炉火，炉灶里的煤气泄漏了出来。几个小时后，到了晚上，邻居们才发现公寓里充斥着一股强烈的煤气味。他们按了门铃，可无人回应，于是他们叫了警察。警察破门而入。他们关掉煤气，打开所有的窗子。这对老人在卧室里被找到了，他们安详地躺在床上，拥抱着彼此。这个无所不知的看门女人说，费尔南多的嘴唇扯成了一弯幸福的弧度。
叔祖父当然会笑了。他很高兴，虽然错过了一辈子，但至少死的时候，他疯狂爱慕着的这个女人在他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