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曼·埃斯皮诺莎——说故事的人
我想将萨尔曼·埃斯皮诺莎的故事一吐为快，他是卡巴拉教徒摩西的长子。可我现在觉得好累，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癌症或是药物的作用吗？疼痛让我感到慌张，那真的好痛苦。为了止痛，我吃了很多药。药物虽然麻木了痛感，但同时也让我失去了力量。医生说我应该躺着静养。但我不想这么做。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我讨厌这种在希望与绝望中来回徘徊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当我产生了我可能还能再活一两年这个可笑的念头时，我便会肆无忌惮地大笑出来。我试着利用自己仅剩的一点儿时间来记录关于我家族的故事，而这些都是小时候叔祖父告诉我和萨沙的。
长大后，我的家族血脉应该可以提起我的兴趣，因为其他人以为我会将此维系下去。但是我不想生孩子，我也没有孩子。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自负者，当我的父母亲尝试向我描述他们的生活时，我总是捂着耳朵。然后，最后，一切都太迟了。
现在我坐在埋葬着我记忆的坟墓前，试着将很久之前便从我脑中溜走的回忆拼凑起来。当我写下这些故事时，我也找到了一点儿安慰。
最近我发现，我童年听到的这些故事随时都能在我脑中被唤醒。我打字速度时常跟不上我回忆的速度。可是今天的每一句话都让我感到苦恼。我的能量在消失，我能感到自己的日子就快到头了。因为某些陌生的力量，或许是因为我缺乏力量，我的努力都化为徒劳。我试图阻止那位潜在的敌人，但他仍是能将我玩弄在鼓掌之间。
萨尔曼·埃斯皮诺莎，他的故事很悲伤，但至少我们能从中学到点儿东西。他们连续折磨了他八天八夜，他却从没有表示出妥协。当法庭大法官托马斯·托尔克马达13手下的执行者将他绑在了塞维利亚大教堂前的柱子上烧死时，他的身上已然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伤口，汩汩地流着血。那是1487年3月的一天。目前，我还不想对此做太多的描述。
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月后他做了什么。他复活了，并和朋友在杜布罗夫尼克一同过了安息日，接着他拖着他长长的黑袍，走在了亚得里亚海岸的路上。他路过了很多白色的小镇，在那里度过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给虔诚的犹太人分发了一本名叫《摩西的第七本书》的书，这本奇怪的书的作者就是他自己。
萨尔曼的历史是斯宾诺莎家族史很重要的一部分。但这个故事太过漫长了，而现在我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能来用键盘打出这些过往。今天我必须先保留一点儿精力，来写一些容易搞定的故事。比如说，叔祖父的事。
就像是童话故事一般
叔祖父和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他只是娶了我祖母的五位表姊妹中的一个，而且还是最不好看的一个（祖母是这样说的）。不过他却坚持与我们联系着，他知道斯宾诺莎家族一切有趣的故事。正是由于他对我们说的那些奇闻异事激发了我的想象力，所以我对我们家族的过往尤为熟悉。是叔祖父跟我说我们家族在欧洲历史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或者至少我们的确参与了其中。有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该为此感到自豪还是耻辱。但只要叔祖父一来到家里，所有的疑虑便消失了。当他用恐怖的语气说起我们的祖先时—他经常会这样—他的表情就会呈现出难掩的喜悦与入迷。
“斯宾诺莎是一个你们可以为之骄傲的名字，”他常说，“你们是这个世界的栋梁。”
我和弟弟萨沙的确感到了自豪。尽管我们那时还不懂究竟地球上的盐和我们的家族有什么关系。
我们小时候几乎从未听过关于叔祖父或他家庭的事情。他可以开心地将我们祖先的故事说上几个小时，却从不愿意透露关于他自己的一点儿故事。仅有几次我们问起了他的来历时，他也都是立刻缄默不语，然后迅速地转换了话题。
但是有一次，当想起了一段遥远的记忆时，他微笑着，若有兴趣地开始说起了一段听上去像是童话故事的回忆：“我的父亲并不是一名演员，那只是他的伪装而已。他实际是上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在世界各地都有宫殿—一座遥望地中海的城堡，一座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一片中国的稻田，那简直可以称作一望无际。另外，在黑森林的地下他还挖了一条隧道，多瑙河便发源于此，他在里面放满了金子和珍贵的宝石。”
我们盯着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仿佛身临其境般，尽管我们对他拒绝说下去这件事还是有点儿失落。
有几次，经过一番思考后，他总会这样回答我们的请求，说我们不会喜欢听他的生活或他的家族历史的，因为这些东西都太过微不足道而毫无乐趣可言。
萨沙和我怀疑他没有说实话。但我们还是放弃了，因为我们想叔祖父之所以如此固执，一定有他特殊的原因。
摩门教徒的档案
母亲过世后不久，我就去了一趟美国。当我在芝加哥换乘时，我碰巧看到了芝加哥城市主报《晨星》上的一篇文章。
坐落在落基山脉之中，盐湖城之东的犹他州保存了我们国家最不同寻常的档案之一。这些文件储存于一条山间的地下隧道中，要通过一座迷宫才能抵达。文档室的入口装有一扇钢筋门，以及其他先进的保护措施。只有少数人有权进到那间藏有成百上千卷微型胶卷的密室里。那地下储藏室的温度一直保持在57华氏度上，而湿度也一直控制在40%到50%之间。通入其内的空气也要事先通过通气系统的过滤，以防止这间储藏室遭到化学污染。
隧道里收藏的是一堆只有初入教者能看到的信息。它们能填满九千万本书，且每本书都可以有三百页那么厚。然而这里却不是什么秘密的军事储藏基地。这里有十八亿或死或生的人的一切被详细地记录在了这一百三十万卷胶卷上。这些胶卷属于盐湖城摩门教堂总部的下支机构—后期圣徒教堂的宗谱图书馆。
这些档案里记录着的名字来自世界各地，是从各个只要你能想到的信息处收集而来的。即使到了今天，这项工程仍在继续。这些艰巨任务的目的就是将世上所有人—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的一切信息都记录在册。
宗谱学是摩门教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多亏了那些档案，每个摩门教徒都能查到他们的过去，追踪到他们的家族树，让他们已故的祖先受到教会信仰的洗礼。
这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写信给了摩门教堂，希望他们能帮我查阅一下那些档案，寄一份报告给我。我在信中附上了我最亲的家族成员的名字。这之后过了将近三个月，在四月上旬的一天，阳光明媚，我接到邮局的通知去取一个包裹。仔细检查了包裹上的美国邮戳和邮票后我打开了它。冷静点儿，我心里想。耐心点儿，没有耐心就会无功而返。当我终于解开了打包带，小心翼翼地剥开了一层层包装纸后，我失望地发现那里面并没有关于我亲戚们的信息，而是一堆关于宗谱图书馆的九磅重的印刷材料。我翻阅着这些宣传册，然后意识到摩门教可能需要在世界各地安插教徒来绝对谨慎地探索墓地，挖掘别人的生活历史，以便将更多信息传回盐湖城。
在包裹的最底部我发现了一封给我的回信，另外还有一个白色的信封。这封信是由一位档案监督写出的，他很遗憾地告诉我，我所提供的这些名字里只有一个人的信息被搜索到了。
我撕开了那张白色信封。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串大大的粗体标题：弗朗茨·夏夫，又称费尔南多
我看完了整篇文字。这里记录着一个人的一生，大约两万五千个日夜，仅仅不到十张密排的纸。这里的信息很全，没遗漏掉任何重要的部分，我叔祖父一生的经历和他的背景都写在了这里。最让人惊奇的还是它的文体—它具有强烈的参考书的感觉，措辞随意，有点儿像诗歌。
文章的末尾有一排注释写着：1962年10月27日，布达佩斯。看到此，我停顿了一下才接着读了下去。
叔祖父除了他微薄的养老金外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他的财政状况简直糟糕透顶了。但他从来没向别人抱怨过。除了我的祖母。他欠了她几千福林。当说到钱时，祖母从来不会斥责他不够可靠。他每个月总是上门来满脸堆笑地说，不用过多久他就能从美国收到几百美元。那个时候这还是很大的一笔钱。然后他就会央求祖母再借给他五十福林。祖母总是会很犀利地盯着他看，好像是想确认一下和上次相比他是不是又瘦了。确认完之后，她就会把钱给他，因为她推测他可能还没吃过东西。
我们这些孩子觉得叔祖父很抠门，因为他从来没给我们带过任何礼物，就连生日礼物也一次没送过。但他还是经常许诺会带我们去甜品店—只要他拿到稿费。
就在1962年圣诞节前不久，他给我们所有人都准备了礼物。圣诞节假期刚刚开始。萨沙和我只能在家周边晃荡，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如何消磨这些空闲时间。所以我很喜欢叔祖父给我的礼物，那是儒勒·凡尔纳的一本小说，叫作《海底两万里》。但我们最喜欢的还是他从瑞波蛋糕店带回来的那些精致美味的油酥甜点—这可是布达佩斯最好吃的点心。我们从来没吃过这么奢侈的东西。于是在兴奋难耐的心情下，我们将这些点心一扫而光了。那些食物甜美的味道到现在还在我的舌尖上留存着。
祖母看上去却很担忧。她将音调降低，但还是足以让所有人都听到，她焦虑地问费尔南多从哪儿弄的钱买了这些东西。
“美国，”他回答道，“现在我可是个有钱人了。我可以把欠你的钱都还给你了。我得到了500美元。是摩门教的人给我的。我把我的故事卖给了他们。”
舞台上的好色天使
如果你们相信摩门教档案的话，那么我叔祖父的爷爷安德烈·夏夫，在1839年出生于俄国西部第聂伯河边的斯摩棱克斯城。他的父亲是个拉比，一位极度虔诚的男人，留着一把灰白的胡子和黑色的鬓毛。他的母亲是维特博斯克中一位拉比的女儿。他们家住在城市一块贫困区中，在那里他父亲经营着一座拉比法庭。斯摩棱克斯的人经常会去那里请求他的好建议以及他对摩西五经的解答。他可以主持婚礼，也可以办理离婚。穷人会来他这里诉苦。他身兼数职，自己的生活却不那么幸福。
安德烈十岁的时候，一位邻居跟他说莫斯科爆发了一场动乱。满街都是为人民讨要面包的革命者。他们希望将沙皇赶下台，建立一个贫富均匀的国家。警察挥舞着军刀攻击了示威者。接着有人扔了两颗自制的炸弹杀掉了两名警察。那天一共逮捕了五十名动乱分子。他们中大多数人仍被关在监狱里。其中有一些就是犹太人。拉比担忧地摇了摇头，示意邻居在孩子面前不要谈论这种事情。可是安德烈的好奇心已经被挑起了，他希望能成为一名革命者。
在安德烈二十岁的时候，有一天他恰好路过斯摩棱斯克外的一座煤矿。他看到一名穿着脏制服的矿工领班正在用鞭子鞭打一个八岁的童工，因为他一天没能工作满十五个小时。安德烈无法理解如此的无情，这个场景一直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接下来的三天他一直在思考。经过慎重的沉思后他得出了结论—那个施行暴力惩罚的男人不是一个虐待狂，也没有精神失常，实际上他不过是这个不公的、极度罪恶的社会制度的一个代表而已。于是安德烈决定今后要为改变弱者的境遇而奋斗。他想要为那个在矿山里做苦工的农民的孩子争取更好的生活。
参加了几场革命者会议，他惊讶地发现这里不仅有男人，还有很多年轻的女人加入到激烈的讨论中，他们都支持以暴力的方式改变俄国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安德烈只在这些会议中说过一次话：他向自己的战友们建议他们应该描绘出一幅关于革命后幸福生活的蓝图。然而那天，警方的卧底正好也在会议厅内，他当众抨击了这一建议；那天晚上，安德烈便被捕了。两天后，他被控密谋推翻政府，并被送往西伯利亚东部的马加丹做苦力，刑期为十五年。
在那里他遇见了米哈伊尔·巴枯宁14—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之父，光是他的名字便可让帝国主义的根基为之一震。巴枯宁的鼻音很重，虽然他的牙齿因坏血病已全部掉光了，但他的脸上仍不失笑容。他盯着安德烈的眼睛，坚定地说一旦人民心中强烈的愤怒转变成了革命的烈火，那么旧制度就将会被推翻，一个没有政府的新社会将从自由与公正中壮大起来。当巴枯宁说起革命时，他强调了斗争与冲突的重要性。他所设想的目标是一种集体式的专政制度。对一切事物人们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将无需为了维护秩序和承受社会的压迫而被人颐指气使。然后他将自己写的一本书给了这个年轻人。
对这本书的着迷让安德烈忘却了冬日的寒冷。当他看完了整本书后，他便知道自己想跟随巴枯宁的步伐。他想象着自己在未来的革命中充当了鼓舞者的主要角色，点燃了人民大众内心的革命之火。他尤为赞同巴枯宁认为男女平等的观点：男女有相同的权利，他们可以组成两性同盟，一旦热情退去后也可自由解散。
两年后的六月，当积雪开始消融，天气也升温了的时候，他们俩一起从劳动营中用双脚一步步地逃了出来。他们躲过了士兵的追捕，并以野果和草根为食，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生存了下来。不久之后他们便分道扬镳了。巴枯宁向东方的日本逃去，再接着出发去往美利坚。安德烈则向西行进，在迷失了好几次方向后，他终于在1861年2月一个雾蒙蒙的、潮湿的早晨抵达了布达佩斯。
安德烈从没跟任何人说过他离开俄国的真正原因，即使他的孩子和挚友也不例外。在他濒临死亡时他也拒绝谈论自己的过去，他总是回答说：“我不能说。那些记忆太过遥远了，而且也没有人会相信我的话。”
祖母总说自己知道安德烈的秘密。有一次叔祖父把她惹火了，她就不假思索地大声说出了这个秘密：“老夏夫和他的朋友抢劫了一辆从塞瓦斯托波尔运蔬菜的驿站马车，并开枪打死了车夫。所以他必须要逃离俄国。布达佩斯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在死前的最后一刻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情妇。”
当安德烈抵达匈牙利时，身上也仅剩下他的小包袱了。那时他才二十二岁。但两年来巴枯宁对他的思想指导并没有白费。他黑色的眼睛里散发着一种求知若渴的光芒，他过度的好奇心就如同那些八卦的老妇女一样。在布达佩斯他谁也不认得，但在他的口袋里有一小片纸，上面写了一个人匈牙利人的名字—伊勒·赫斯考威克斯—这个人在马利亚温泉游玩的时候碰巧认识了巴枯宁。他不仅很欣赏巴枯宁的为人，更被他推翻旧社会秩序的言论所吸引了。
赫斯考威克斯天生就喜爱和与众不同的、富有创造力的人为伍。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让这个饱受痛风折磨的匈牙利人感到了由衷的狂喜，等他一回到家乡布达佩斯，便一心想着要发动一次起义。可他却无心推翻当前的社会制度，他只是想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行动而已。他在布达佩斯的郊区经营着一家剧院，他的助手就是他那三十多岁的未婚女儿。
当那位年轻的俄国人出现在他的办公室时，赫斯考威克斯正在他的桌上用鹅毛笔乱画着什么。安德烈清了清嗓子，吐出了他唯一知道的匈牙利单词—“Jo Napot”（“日安”）—但眼前这位魁梧的剧场主并未作出任何回应。安德烈将包袱放到地上，接着又更大声地说起话来。他手插在口袋里，耍酷一般地斜倚在门框上，他之前从未见过赫斯考威克斯，所以说起话来也没有半分敬重，他说是巴枯宁让他来这请求帮助的。赫斯考威克斯虽然不懂俄语，听了这番话后却如遭雷击一般—倒不是因为这个穷小子的出现有多么让人震惊，而是因为他说出了巴枯宁这个名字。这位剧场主开始观察起他的客人来。俄国人是出了名的举止怪异，而安德烈也不例外。赫斯考威克斯觉得看着他说话很是有趣。他知道戏剧天赋总是会从最不同寻常的人身上出现，于是他立即提供给了安德烈一个群众演员的角色，在即将上演的舞台剧里扮演一个路人。
自那以后，三个月过去了，即便安德烈的匈牙利语仍算是一窍不通，但他还是娶了赫斯考威克斯的女儿并当上了一部新剧里的主角。他的妻子怀孕了。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而且从不摆架子—可她唯一不擅长的就是哄丈夫开心。
男性性格中的不耐烦和对自由的向往在安德烈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结婚后没几天他便与情妇偷情了。他口中低诉的爱慕之语在女人耳中便成了天使的乐章，让她们几乎融化在了他的臂弯中。他总是同时与很多情妇乱搞，所以也惹上了不少的麻烦。他越是沉沦于这些不知廉耻的情欲纠葛中，他的政治抱负便消失得越快。
“生命太过短暂，”他总是说，“而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的事业也太耗时间了。”
一天，安德烈与剧场的一位年轻女演员做爱时被逮了个正着。妻子对他的忠诚第一次受了挫。很快，人人都知道他让剧场的三位女演员怀了孕。结果到了戏剧开演的那天，安德烈第一次以主角登场时却惹来了观众的狂笑声—他的妻子因嫉妒而疯狂地抓破了他的脸，现在那里还留着一道道红印。她力大无比的手指比俄国的任何一个警察更让安德烈感到惧怕。但这些手指也无法阻止他继续干出那些淫秽之事。
安德烈和他的妻子誓要恩爱一生一世。但是这场婚姻一年后便破碎了，因为她已经受够了安德烈那些冠冕堂皇的、永远兑现不了的誓词与允诺。
坏脾气的赫尔思考威克斯将他的女婿赶出了剧院，安德烈试着去一些私人的国家剧院应聘，但因为他薄弱的匈牙利语，没有一个导演愿意用他。对于一个热爱舞台的年轻人来说，这种境况的确让人灰心丧气。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出路：如同以往对道德伦理毫无顾忌一样，他引诱了剧场主的妻子—一个将老公管得很严的中年妇女。很快安德烈便上位成了艺术总监，身边总是簇满着殷勤的导演和心甘情愿送上门的女演员。
欧文和安努斯基亚
安德烈和很多女人生了很多孩子，以至他要用两只手的手指才能将他的孩子数过来。但其中只有一个是他合法的孩子，那就是费尔南多的父亲，欧文。
欧文是在他外祖父经营的剧院里长大的，所以从小他便对演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十九岁时就得到了在国家剧院上演的哈姆雷特里扮演主角的机会。每个人包括欧文都知道这是他父亲在幕后操作的结果。布达佩斯的剧院生活处处充满了裙带关系和阿谀奉承。可这些都无所谓，欧文感到很开心。有一次排演，他的父亲路过舞台，在旁边站了五分钟，对舞台走位和演员的演技提供了很多有利的建议。但无论安德烈多么大方地给予了建议，欧文仍是无法吸收它们。他总是找不到正确的语调来将被噩梦侵扰的丹麦王子的愤怒生动地表现出来。观众越来越少，批评却毫不留情。一位评论家写道：小夏夫的哈姆雷特和他的独白就如同小猫和它的线团一般纠缠在了一起，世上也只有他的父亲才能从中看出他超群的演技。这句话无情地向欧文揭示了一个事实—尽管他还年轻，但他的未来肯定不在舞台上。他很失望，很生气。他愤怒，他哭泣。他的失败告诉他，自己将永远成为父亲眼中的失败者。
“仅仅承载着夏夫这个姓氏是不够的，”安德烈居高临下地说，“一个人必须得有些小聪明，否则单单的表演太过沉闷了。像个男人一样接受现实吧。”
“可是欧文还不是男人，他只是个没有经验的男孩而已。他努力忘掉那些批评之语，尤其是他父亲那些尖酸刻薄的话。他只想要一点安慰或者至少，谁能给他一点点鼓励。”比说，父亲能跟他说一句他最喜欢的话：“别放弃—继续努力，再努力一些。”
欧文的心上仿佛被划开了一个巨大的伤口。他开始借酒消愁了。可是酒精并不能推进他事业上的成功。主流的剧院都不愿意雇佣他。在布达佩斯，不管是年轻的还是老牌的演员都在不知羞耻地彼此竞争着，他们会乞求剧院主给自己安排一个好的角色。他们吹嘘着自己的优点，对导演溜须拍马。但是欧文做不到，他无法为了一个角色而对他人卑躬屈膝。渐渐地，甚至连安德烈也厌烦了他，开始躲他了。
欧文很不快乐。他嗜酒如命，却身无分文。每天晚上他都会坐在酒馆里喝酒，喝完后就可怜兮兮地望向他的朋友们，希望有人能给他买单。然后酒劲上来时，他便开始哭哭啼啼地抱怨自己没有表演的天赋，哀叹自己已经无处可去了。
欧文和他的妻子安努斯基亚有一个女儿和五个儿子。这些饱受饥饿的孩子亲眼目睹了父亲一步步的堕落。他通过虐待家人来发泄生活的不幸与事业的挫败。但他永远不会让自己的暴力波及他的女儿。可他的儿子们后来一想到童年便是连续整晚的、挥之不去的噩梦。
安努斯基亚浑身散发着母爱的光辉。她大度、体贴、温柔，家里的每个人都很依赖她。她经常唱歌，而孩子们总是对她那如天籁般的歌声赞叹不止。她用自己当洗衣工挣来的钱供养着家庭，她只能从自己虔诚的犹太信仰中寻求力量。繁重的工作、无尽的争吵、借口与暴力夺取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她渐渐地凋零、干枯、精疲力竭了，虽然她还不算太老。一天晚上，欧文对她一番狠心的拳打脚踢后，她终于向天神咆哮道自己已经受够了。她无法再忍受这样的生活了。她从窗口跳了下去。
欧文一家住在五楼。孩子们都还没睡；当父母在眼前争吵时，他们震惊、羞愧，却一言不发。弗兰西（叔祖父的小名）那时才六岁。从那一天起，他就开始憎恨夺去母亲生命的天神。那之后的六年间他还经常会尿床。
挚爱的母亲的死深深地刺伤了每个孩子的心，让他们感到了极度的悲痛与孤独，可尽管如此，却没有人在家里提到过她。欧文不准孩子们说她的名字。他认为她背叛了这个家，因为女人不管再怎么不开心也得做个好妻子、好妈妈，这就是她们的职责。
当唯一的支撑不在后，家里连每月的房租都很难凑齐。于是他们不停地搬来搬去。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他们一共搬了八次，孩子们每次都要忍受着房东连续不断催他们搬家的羞辱。最后，夏夫一家安扎在了犹太贫民区内一条最贫穷的街道上的一所最破烂的房子里，和一群人在狭窄的地方苟且地活着。
他们住的公寓既拥挤又脏乱。最让孩子们难以忍受的还是冬日的严寒，因为他们没有钱买煤球或是柴火。水管冻住以后连水都没得喝。冰锥挂在窗沿上，孩子们口渴的时候就会把它们敲下来吮吸。到了晚上，天气就更冷了。更糟的是，房子里到处都是老鼠。和其他三个兄弟挤在一张床上的弗兰西，梦想着自己能找到一座宝藏和咒语来帮助他的家人渡过难关。他想象着自己获得了神奇的宝物。
无产阶级的艺术家
终于，命运眷顾了欧文，为他带来了成功。
1919年春，共产党统治了匈牙利，宣布成立一个短期的人民政府，这让人们感到了惊讶和恐慌。但那个时候欧文一点儿也不害怕城中弥漫的不安气氛以及国家内部的混乱，他脑中只有一个想法：自己能否克服紧张重返舞台。他的一位曾在韦丹任哈兹喜剧院内担任过导演的熟人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让他担任一出滑稽舞剧里的替补演员。那个时候欧文的生活已经跌至谷底了，而且他可能还有点儿精神失常。他确信自己常光顾的那家酒馆里的一个服务生被长期向自己追债的房东收买了，要下毒害他。欧文已经二十多年没接近过剧院了，这个想法让他害怕得快要窒息。但他急需要钱。所以他接受了这个工作。
欧文一脸阴郁地走上了舞台，手里还拿着一把手风琴。他在舞台中央坐了下来。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拉起琴来，却没有一句台词。他将手风琴越拉越远，然后在观众的爆笑声中手风琴被他拉出了好长一段距离。最终他一脸焦急地说道：“噢，它走得太远了。”
那时的观众对恐怖幽默尤为感兴趣，他们抓住了欧文的这句话。随后这句话成为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内最流行的标语。报纸上登满了慷慨激昂的评论。评论家争先称赞着欧文的喜剧天赋，讨论起他出色的舞台表现力。
一天晚上，共产主义独裁者库恩·贝拉来看这场演出。当表演结束，掌声消散时，一个声音在大厅内响了起来：“当这个国家处处都是饥饿与渴望时，它还能走多远？我们没有面包，没有蔬菜，没有肉！”
库恩·贝拉当即就知道这个反对声是冲着他来的。他从贵宾室的坐席上起身，向楼下的人群喊道：“它会进行得很顺利的。你会看到的！”
几天之后，欧文在舞台上跌倒并失去了意识。人们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医院。他昏迷了整整一个星期。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他才清醒了几次。那几次库恩·贝拉来到医院，在一大帮记者的簇拥下授予了他国家最高荣誉的演技奖。欧文接过他的奖牌以及一大捧玫瑰花。一个小时后他便永远地睡去了。
五万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棺木上铺着一条毯子，上面是代表共产党的红色条纹。库恩·贝拉在坟墓边发表了一篇演讲。他滔滔不绝地称赞道，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将自己的慷慨奉献给了无产主义，并让人们以新的艺术视角来看待友爱。就这样，欧文·夏夫成为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艺术烈士。
自食其果
欧文去世的两天后—即1919年8月6日，再精确点儿就是紧跟着一战爆发后，罗马尼亚反革命武装队和捷克军队推翻匈牙利短命的政府委员会的那一天。纷乱在这个区域持续了好几个星期。霍尔蒂大将向城中的贵族阶级承诺会尽快恢复国内秩序，并给顽皮的工人们好好上一课。这个承诺让他得以聚揽大权。成千上万的人遭到了杀害。
在匈牙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行动失败后，库恩·贝拉并不想在某个阴森的地牢中腐烂或被推上绞刑架。他秘密逃往了维也纳，却在半途被奥地利当局直接遣送回苏联。到了那里之后，他被任命为克里米亚红军的首领，打败了弗兰格尔将军率领的白军并收获了几万名战俘。
统治阶级答应这些士兵只要缴械投降便能免于一死。库恩·贝拉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那些老旧的资本主义传统，譬如空说无凭的承诺都已经没用了。于是他毫不留情地将这些战俘处死了。同时，他还下令推行另一项屠杀计划，对象则是富农和佃农。他们在行刑队前因恐惧而发了疯，最终都被绞死了。一时间，克里米亚血流成河。
党派内部对库恩的评价分成两个极端。有些人不满一个匈牙利的犹太人竟然在大规模地屠杀俄国人。列宁不喜欢他，因为他工于心计且不择手段。相反，托洛茨基、斯大林、季洛维也夫和卡密维耶夫却很感激他，因为他的举措有效地减少了反对派的人数。他们更希望有一个能为革命鞠躬尽瘁的党派同盟。
列宁死后不久贝拉便被快速地提拔起来。作为共产国际的主席，他旨在将柏林变成第二个工人的天堂。当在德国施行革命的计划落空后，他又开始将目标转向莫斯科—这里是阴谋与谣言的蜂巢。他仍然是那个受万人敬仰的革命同伴。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实权却在那之后迅速地流入了他人之手，传言称他投奔了托洛茨基，如若此话属实，那么他二人之间的同盟却是劣势多多。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的妄想症越发严重，其仅剩无几的追随者也随之迅速地消失了。季洛维也夫被指控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成为第一个被清算资产的人。接着卡密维耶夫蓬勃的事业也突然告急了。库恩·贝拉就是下一个牺牲者。对他的审判也很短暂，因为结果早就已经决定了。那天晚上他整晚未睡，像是念咒一样不断对自己重复说他是无辜的，他没有做错。黎明时分他便被处刑了。没多少人为他感到伤心。他的尸体也被丢到了乱葬岗上。库恩·贝拉也没给这个世界留下任何信息。
世界最大的骗子
叔祖父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说故事。有个人对他的故事还从不感到厌烦，她就是萨拉，一个住在隔壁的小女孩—同时，她也是我未来的祖母。叔祖父说的故事大部分都是自己编来的，但萨拉并不在意。一个夏日的傍晚，当黄昏静静来临时，弗兰西突然萌发了想要打动萨拉的念头。他说要跟她分享一个惊人的秘密，但前提是她得保证不论什么情况都不能将这个秘密告诉别人。接着他尽可能庄重地说他的父亲其实并不是演员，那不过是他的伪装而已。实际上，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男人。他有着遍布世界各地的宫殿，一座面朝地中海的城堡，一座巴西的咖啡豆种植园，还有一片一望无际的中国稻田。他在黑森林的底下挖了一条隧道，那里就是多瑙河的源头，他在这条隧道里放满了金子和宝石。
“你爸爸怎么这么有钱啊？”萨拉满脸惊讶地问道。
“我爸爸是个强盗，”弗兰西斯解释道，“他抢过银行，他有一把来复枪。”
“那么，为什么他要伪装成贫穷的演员呢？”
“这样警察就逮不到他了，他就不用进监狱了。他可是五百名强盗团伙的头目，他把自己的手下派往世界各地去抢劫银行，然后再把赃物传回来给他。”
萨拉无法想象夏夫先生会是名危险的强盗，她常常能看到他在院子里跌跌撞撞的，他上楼的时候甚至没办法保持平衡。想到这儿，她的眼睛流露出了些许怀疑。弗兰西捕捉到了这一点，他紧接着说道：“我还有个秘密，我没告诉过任何人。你发誓不要将它泄露出去。”
“我发誓。”萨拉嘀咕道。
“我父亲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魔术师。他可以避人耳目地潜进银行的地下室。他从卡巴拉教义中学会了一个咒语，只要念出来便能立即飞到十五英尺高的空中隐身起来。”
他以为萨拉还会继续追问他其他的细节，但她只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我母亲，”他接着说道，“是埃斯特哈奇伯爵的女儿。她被关在了维也纳的一所诊所里。她发现父亲是个强盗并在不同国家共有六个老婆后便发了疯。那个脸圆滚滚的，扮成我姐姐还照顾着我弟弟们的女孩，实际上是父亲的情妇。我父亲在他位于葡萄牙的城堡里监禁了一位公主。为了防止她逃跑，他把她绑在了柱子上。她的名字叫作古宁古达，父亲希望我长大以后娶她。她有着一头及膝的金色长发。”
“弗兰西，你是个骗子。你是世界上最烂的骗子！糟糕透了。没人会相信你说的话。你只是想耍我玩而已。”萨拉突然叫道，然后便起身离开了。
突然，十岁的叔祖父意识到自己想要让邻居女孩大吃一惊的计划彻底泡汤了。萨拉看穿了他的谎言。他跟她编造了很多故事。他很害怕会失去他这位唯一的朋友。所以他立马庄重地向她起誓道：“萨拉，我有生之年，永远永远都不会再跟你说谎。我发誓。我以我的名誉向你保证。”
五年后的一个二月份的下午，离太阳落山还有一个小时，十五岁的叔祖父和我的祖母坐在一起手指交错，滑过、抚摸着彼此的皮肤。是萨拉先主动起来的。她的举动鼓舞了叔祖父。他慢慢靠近她，闻着她身体散发的令人晕眩的芳香，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察觉到了这种味道，它令他痴狂。他将双手放在了她的膝盖上，想象着他们之间能发生的一切美好的事情。但是他怎样才能接近它们呢？他决定去吻萨拉。当他们的嘴唇相触的那一刻，他便知道自己已经爱上她了。他们就这样紧紧地抱着彼此，亲吻了好几分钟。
一战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因过于紧张而双手冒了汗，尿液也顺着他的腿流了下来。接着，他朝着哈布斯堡15的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连开了六枪。
同天下午，维也纳的美泉宫16里，弗朗茨·约瑟夫17一个人凄凉地坐在椅子上，把弄着他的国玺。他长着一张造物者般坚毅的脸庞，可向后梳去的乳白色鬓发却让他看上去像是一只挫败的老狐狸。过去的七十年间，他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中欧政治势力的发展。这个油尽灯枯的、垂头丧气的老头很清楚正在活跃着的是什么样的势力。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去阻止国家内部的社会与政治动乱了。总之，他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随着他侄子在萨拉热窝的惨死，他最后的一线希望也彻底破灭了。他下令全国举行为期三十天的悼念活动。
一个月后，有一天黄昏，弗朗茨·约瑟夫站在宫殿里的一扇大开的窗户前。他戴着手套的手扶着栏杆，眼神飘到了窗外的世界。然后他回到书桌前坐了下来，桌上的文件上现出了他的影子—那是一份关于欧洲未来的文件。他知道如果不饮饱鲜血，统治者便会萎缩，如果不施行暴行与战争，他们就无法存活。为了未来的世界，他知道奥匈帝国是绝不可取的。于是，用那只已然麻木的手，他签署了这份文件，将这片大陆上的国家抛进了一战的漩涡中。
一年后，弗兰西被征召入伍，他加入了帝国皇家军队。这也注定从此他的两项基本人权就被剥夺了：自己的生存权和不取他人性命的权利。
那个时候他心中有两个梦想，但这些都得暂时放到一边，因为他的军队被派到了意大利的前线战场。
第一个梦想就是去维也纳向坦克雷德·豪斯沃尔夫学习骨相学。豪斯沃尔夫可是被少数几个志趣相投的心理分析学家称作比弗洛伊德还要优秀的人，他声称自己只要用手摸摸对方的头骨盖便能说出这个人内心的喜好与性格。豪斯沃尔夫惊人的研究都被刊登在了《匈牙利文摘》上，这是一份每日晚报，旨在收集世界各地发生的爆炸性新闻来让读者一饱眼福。我的叔祖父一想到他有一天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人类灵魂深处的秘密一探究竟，便激动得无以复加。
另一个梦想就是迎娶萨拉，和她组成一个家庭。
火车在八月末离开了火车西站。那天这里聚集了一堆下层社会的男人，军中乐队奏起了高亢的军队进行曲。来和爱人告别的只有萨拉一个人。他们在月台上站了很久。彼此紧拥，左摇右晃。在弗兰西上火车之前，对前方的战场不屑一顾的他向萨拉承诺，只要战争结束，他便会回来和她共同生活。这个允诺让她不禁哭了出来。就在那一瞬间，她突然有种若有似无的预感—他们将永远不会属于对方，她今生将会一直沉浸在对他的思念中，而无法从另一个男人身上得到幸福。
伊松佐河的东北部是意大利的崇山峻岭，意大利军和大半为匈牙利人的奥匈联军在1915年6月到1917年11月间在此河沿岸干了十二场大仗。加农炮每天不分昼夜地连番向山上的岩缝射击，当士兵们奋力向山顶攀爬时就会遭受一阵枪林弹雨。这些残暴的战役被视为一战史上最血腥的战争。历史学家估计那时从山上摔落的年轻士兵可达五十万。更多的人虽然平安回了家，却受伤惨重，不是缺了胳膊就是失了意识。
叔祖父在第三场战斗时上了战场，那场战争开始于1915年10月18日。那天晚上队伍里没有一个人睡得着。有些人在祈祷，有些人则在为明日的战争做着准备，擦拭着自己的武器。所有人都醒着，等着黎明的来临。周围寂静得连丝风的声音也没有。叔祖父紧张极了，他感到自己的肠子都纠结在了一起。他深深地呼吸了几次，想了想萨拉。他听到了她的声音。她说她爱他，她在等着他。对未来的憧憬让他的恐惧一点点地消失了。这时军官的口哨声响了，战争开始了。士兵持着自己的来复枪开始扫射，有些不畏死的人开始往前冲去。意大利军也毫不示弱，叔祖父旁边的一位战友被射中了。骚乱中很多人牺牲了。几个小时后，子弹扫射的战场恢复了安静，但随即枪响又一次打破了这暂时的宁静。那一刻叔祖父才明白战争就是魔鬼的造物，而他跟意大利人一点儿仇也没有。
伊松佐河沿岸的第七场大战—历史书上又称戈里齐亚之战的最后一晚，轮到叔祖父执勤。到那时为止，他已经在前线服役整整一年了，他没怎么想过自己是何等幸运，别人是如何悲惨这些事。他的部队奉命将前进的意大利军牢牢牵制住。他通过望远镜看到了多波多湖旁敌军驻扎的空地。他知道他和他的队友已经被敌军包围了，很容易就会成为对方的枪下鬼。突然，他感到一枚炽热的达姆弹穿过了他的制服，冲进了他的胸膛，穿透了他的左肺，然后像一枚小型炸弹一样爆炸了。他倒了下来，滚了几圈后横躺在了地上，四肢张开。他困惑了，他不能动。他从来没害怕过死亡，但此时他闻到了它的气息。他全身都被恐惧与遗憾吞没了。他的脑子里不断地冒出各种想法。他想到了死在他手上的所有年轻的意大利士兵。他想到了萨拉。他左顾右盼，想去找她的身影。那时夜已深，天空繁星点点。在失去意识前，他脑中闪过了最后一个念头：没有人教他如何死得有尊严一点儿呐。
第二天，也就是第七战的第十一天，帝国皇家军队升起了白旗。领军首领斯维托扎尔·伯瑞欧维克签署了投降书。庆典只持续了一会儿。结束后，伯瑞欧维克给意大利军的司令路易吉·卡多纳送上了一瓶法国白兰地，表示自己的绅士风范绝没有被战争消去一分一毫。两位绅士互相寒暄了几句。确认了周围没有人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后，伯瑞欧维克向卡多纳表达了自己对意大利独创战术的赞赏。
这场胜仗让卡多纳感到了无上的光荣，这甚至可以算作他事业的巅峰。为了奖赏士兵们的英勇，他给每个人都额外加了份意大利面。然而胜利的代价对意大利来说也是惨重的—一万五千名受伤士兵，两万名牺牲者—筋疲力尽的士兵们早就没有力气来庆祝这场胜仗了。
至于战败方，军官们接下来的那几天都在忙着检查他们所剩无几的武器，清算死亡与失踪的士兵人数。巨大的困惑笼罩着整个军营。人们做过思想斗争，也大声地念诵了祷文。可一个星期后，仍是没有发现有哪个士兵在这峭壁中幸免于难。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向死者的家属寄慰问信了。
噩耗
萨拉看完了官方的报告后，跌倒在了地板上。她歇斯底里地哭喊着，泣不成声地叙述起了自己的不幸与伤悲。她流的眼泪、喷出的口水里还包含了她的苦涩与绝望。在床上躺了三天，期间她也没停止过哭泣。她感到自己累坏了，她饥饿、口渴，因为缺觉而头晕。她觉得自己应该试着将这个骇人的噩梦抛之脑后。
弗兰西的离世给萨拉的世界带来了一片乌云。然而两个月后她做了一个梦。而此后的每天夜晚她都会做同一个梦。她看到自己的爱人仍然活着，那个意大利的黑头发的天使正照看着他。她开始滋生了微弱的希望，盼望着军队的首领有一天能奇迹般地发现弗兰西还活着，只是被意大利抓去当了战俘。一个朋友的朋友托他在维也纳国防部的关系做了一番调查。几个星期后他找到了萨拉，以最礼貌的词汇向她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同情，然后他打开了一张电报，上面是一则简短的回复—弗朗茨·夏夫已确认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