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有什么用？”她想大声叫喊，打破笼罩在这个高尚场所的虔诚的沉默，“他做过什么保护我们的事情吗？”
事实上，教堂的行为一直与这些信徒的期望相悖。国民军许多针对共和国的叛逆行为都是以上帝的名义行使的。尽管如此，梅塞德丝仍能看到，阿尔梅里亚的很多市民认为圣母马利亚会帮助自己。对于那些嘴唇翕动、喃喃念着祷告语但并不真正期待答复的信徒来说，这个地方显然可以提供安慰，但对于这位来此寻求指引的少女，这儿似乎很好笑。那些带着画出的鲜血与戏剧化的伤痕的圣徒和殉教者，曾是她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她眼中的教堂就是一个骗子、一个装满无用零碎的碗橱。
她坐了一会儿，看人们来来往往，点燃蜡烛，默默祷告，凝视圣像。她不由得好奇，想知道他们究竟有怎样的感受。他们祈祷时曾得到过一声回应吗？是立即就有回应，还是在第二天他们几乎不再期待时听到？对于他们，这些眼神冰冷的圣徒雕像变得有血有肉了吗？也许是这样吧。也许这些人带着充满渴求的泪汪汪的眼睛和紧握的泛白的手，的确沉浸在一种她无从理解、超越自然的境界中。这种境界，她既不能用头脑去思考，也无法用心灵去感受。
这里没有什么神圣的手，她十分肯定。有一瞬间，她想知道是否应当为曼纽拉和她幼子的灵魂祈祷。她想起这无辜且无害的母子俩。他们的消逝让她更加确信，上帝并不存在。
她意识到，无论信仰还是信念都无法帮助她，必须自己做出决定。此刻，贾维尔那比油画中任何英俊的圣徒都漂亮的面容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她很少有哪段时间不思念贾维尔。也许对于这些虔诚的信徒来说，占据这个巨大的想象空间的就是上帝；而对于梅塞德丝，充盈了这个空间的却是贾维尔。她全身心地崇拜他，相信他值得崇拜。
教堂中的温暖气息、半明半暗的光线和蜡烛浓郁的麝香环抱着她，这种舒适感足以吸引人们驻足。本来她也可以一直留在这里，但人越来越多，密不透风，她不得不出门呼吸新鲜空气。
外面的街道十分安静。一只绝望的狗在垃圾中觅食。另一只狗追逐着一张报纸，报纸像一只肮脏的小鸟正挣扎着起飞。它们怀疑地看着梅塞德丝，眼神中闪过一丝饥饿。这些动物大概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过去，它们依靠餐馆大量的残羹剩菜生存下来，但现在没有东西可吃，连偶尔的小鸟小兽的尸体都没有。
现在，她确信无疑：人们只要体验过不求回报的爱的巨大力量，就会理解她的决定——不再回格拉纳达。她想起母亲如何鼓励她离开，知道母亲不会由于她远离而非回归家乡的城市而谴责她。贾维尔是她找到爱情的唯一机会，因此，无论将来有何等苦涩的结局或何等美好的团圆，她都必须去找他。甚至追寻的行为本身和坚信必能找到他的信念，都可以减轻分离的痛苦。
她慢慢地走着，不知道双足会将自己带向何方。这给了她反思的时间。也许她与教堂里的人们并无不同，这种信念与了解也是他们的感受。他们“知道”上帝的存在，对复活的信念也不会动摇；而她的信念则是：她知道贾维尔仍然活在世上。她站在人行道上，这个决定自己冒了出来。她将向北而行，听从自己的直觉和唯一一条信息——他的叔叔住在毕尔巴鄂。也许她至爱的男人正在那里等她。
虽然她现在很少恐惧，但一个女人孤身前行仍然不太合适，有人相伴会更安全。阿尔梅里亚挤满了难民，许多人打算离开，可以结伴同行。她决定打听一下。在排队买面包时，她与身边两个女人谈了一会儿。她们打算再待一阵子，但说认识一对正打算带着女儿离开的夫妻。
“我听到他们说，想尽快离开。”较为年轻的女子对姐姐说。
“是的，就是这样。他们有亲戚住在北边什么地方，打算投奔亲人。”
“等买到面包，再带着你去找她们吧。你不能一个人走，我保证他们会很高兴有你陪伴。”
梅塞德丝与两名女子一起排队买到了面包，然后向阿尔梅里亚边缘的一所学校走去。她们要与几百名伙伴临时住在那里。梅塞德丝觉得有点怪异，教室里的成年人比儿童还要多，椅子和课桌堆在墙角，陈旧的毯子铺在地板上。墙上仍然陈列着让人愉快的儿童绘画作品。它们似乎与环境极不相称，像是在提醒人们旧秩序是如何被颠覆的。
那对姐妹找到了她们放包裹的地方。同一个房间还坐着一位中年女人。她好像在缝补袜子，但走近一看，梅塞德丝发现她是在修补鞋子。皮面十分柔软，磨损那么严重，用一根普通的缝衣针都可以刺穿。她几乎是在将这只严重损坏的鞋子重做一遍。没有鞋子，她哪儿都不能去。
“杜阿尔特太太，这个女孩叫梅塞德丝。她想去北方。她能跟您一起去吗？”
女人继续做手中的针线活，连瞟都没瞟一眼梅塞德丝。
梅塞德丝抚摸着上衣口袋中舞鞋的圆形鞋头，两个口袋里一边一只。有时候，她几乎忘记它们，但它们那种让人安心的重量感一直都在。
“我们还不走。”杜阿尔特太太抬头看了看梅塞德丝的脸，“但我们走时，你可以跟我一起走，只要你愿意。”
她说这些话时，不带丝毫温暖，更没有任何欢迎的意思。虽然这里很闷热，梅塞德丝仍然打了个冷战。她理解有些人会失去关心他人的能力。很多人都目睹了可怕的暴行，在这个女人的眼中能看出这一点。她对陌生人毫无兴趣，或许对自己的亲人也是如此。
过了一会儿，一位和梅塞德丝年龄相仿的少女出现了。
“你买到什么东西了吗？”她母亲问道，也没抬眼看女儿。
“买到了。”女儿答道，“但也没多少，只够一个人吃。”
“但我们有三个人，包括你父亲——现在是四个人了，如果这个女孩打算跟我们一起走。”她朝梅塞德丝看了一眼，说道。
梅塞德丝往前迈了一步。刚才介绍她们相识的两姐妹已经走了。“你的熟人说，我也许能跟你们一起走，我们都打算去同一个方向。是这样吗？”
梅塞德丝对女孩说话时有些踯躅，不知道是否会受到相同的冷遇。
女孩上下打量她，眼神中不是怀疑而是好奇。“对，我想是这样。”她的话中带着明白无误的温暖。
“过来，找个地方和我一起把这个东西弄熟吧。”女孩说着，挥动手中装着扁豆的可怜的小包，“一定能煮熟的，而且我看你还有些面包。”
然后，两个女子开始排队，等待使用一间小厨房。她们已经习惯了排队。这个地方，熟人很可能变成朋友。
“我很抱歉，我妈好像不太友好。”
“没事。我完全是个陌生人，为什么她应该对我友好呢？”
“她过去不是这样。”
梅塞德丝深深地看着女孩的脸，似乎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对方有着女孩的肤色和年长女人的双眼，里面盛满了悲伤，仿佛已经经历了一生的苦难。
“是因为我哥哥爱德华多。那时他跟三个朋友一起走。他们几个走在我们前面，后来我们走散了。妈妈的鞋底都快磨穿了，脚后跟开裂，流出了血。她走不了太快，但爱德华多早就不耐烦了。在一次空袭中，我们都幸免于难。飞机飞走后我们往前走，看到了他们几个。四个人都死了，在地上躺成一排。人们把他们从路中间搬到了路边，这样走路时就不用绕开了。另外几个人的父母还没赶上，所以我们最先认出他们是谁。”
梅塞德丝觉得身临其境。几个月前，这样的事情极有可能在她身上发生。
“这么一瞬间，我们就失去了他们。你知道，如果你迟了，没赶上跟某个人见面，等你到了，别人会说：‘哦，他们刚走。’你会感觉失落和凄凉。现在就像这样，却是永远错过了。爱德华多走了。就这么一眨眼工夫，我们失去了他。他的身体还是温热的。我们根本无法接受——他再也不可能回来了。他的身体还在那儿，他却永远离开了。”
泪水像溪流一样从女孩的脸颊上流下。梅塞德丝感受到她深重的失落，想起见到哥哥生命已逝的身体的时刻。伊格纳西奥去世很久了，但她依然为自己当时的反应震惊不已：那已经不是她的哥哥了，身体与尸体有着天差地别，后者就像海滩上的一个空贝壳。
梅塞德丝发现自己说不出一句有用的话。从马拉加来这里的路上死了几百人，但每个人的死亡，其痛苦之深之重并未消减。
“我非常难过，太可怕了……这真是太可怕了。”
“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知道他们回不来了。妈妈已经两天没说话了。她一直在哭，没停下来过。我得做个坚强的人……”
有那么一会儿，她们默默相对。女孩好像已经哭了许多天。最后，她终于开口了。
“不管怎么说……我叫安娜。”她说着擦去了泪水。
“我叫梅塞德丝。”
队伍中没有人听到她们的对话。在这样的时刻，安娜讲述的故事一点也不稀奇。
安娜将仅有的一把小豌豆与水搅和在一起，两个少女继续交谈。梅塞德丝告诉她，她要去毕尔巴鄂。安娜则解释说，她父母要到北方伯父家所在的村庄。她父亲的哥哥欧内斯托从没支持过共和国，而父亲又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观点，因此他说服母亲，他们应该在亲戚附近重新安家，那样可能更安全。他相信佛朗哥攻占马德里只是时间问题，随后几天里整个国家都会掌握在国民军手中。这趟旅行的目的地非常遥远，但他们在马拉加的房子已经被夷为平地，无法回去了。她父亲从没参加过任何工联或工人协会，因此他觉得自己可以随意地改换效忠的对象。
梅塞德丝唯一的目的是找到贾维尔，无论他身处国民军还是共和军的领土——很有可能是在共和军的领土内，但她决定闭口不谈。她清楚，将政治立场视作私事向这一家人隐瞒，会让她更安全。她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去向，这已经让她很满意了。
“如果你跟我们一起走，我真的会很开心。我爸妈几乎不说话，整个旅程又太长了。有人陪伴，我真的会很开心。”
那时，她们已经回到了安娜母亲的身边，安娜的父亲也在那儿。他排了一下午的队，只买到一个洋葱和半个卷心菜。他们互相介绍，杜阿尔特太太也彬彬有礼地向梅塞德丝表示欢迎。
杜阿尔特先生身上没有绷带，也看不到受伤的迹象，但他看上去却像一个伤者，仿佛随时会被自己负荷的悲伤压倒。他当然不想说话。梅塞德丝发现这对夫妇远比初次见到时所想的年轻。很容易把杜阿尔特太太误认为安娜的奶奶，也许独子的离世让他们骤然比实际年龄老了几十岁。
杜阿尔特太太现在变得比较友好了，也许是因为梅塞德丝给了她一块面包。他们紧紧围成一个小圈，分享珐琅碗中的四碗汤，将面包切成小片吃下去。屋里还有其他人。虽然这四个人吃的东西也没多少，但让别人看见他们正在进食，仍然是失礼的行为。
“梅塞德丝，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北方？”吃完饭后，杜阿尔特先生打破了沉默。
“是的，我想去。”她回答，“只要不妨碍你们。”
“不会。但你得知道一些东西。”
安娜紧张地看着父亲。她不希望父亲将她的新朋友吓跑。
“如果有人拦住我们审问，就让我负责解释。”他直率地对梅塞德丝说道，冷漠的双眼直盯着她，“只要有人问起，你就说你们俩是姐妹，明白了吗？”
“是，我明白了。”她说。
他的举止让她不舒服，但她只能不理会。那位母亲看来挺和气的，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似乎还可以。为了到达毕尔巴鄂，他得穿过国民军占领的领土。安娜似乎并不忧虑，因此梅塞德丝暗想，自己也不必为此担心。
吃了一顿滋味寡淡的晚饭，两位少女想离开这座挤满了人的房屋，到大街上散步。她们打算出门时，不期然地听到走廊尽头一间教室内传出一阵音乐声。她们被吸引过去。几个星期以来，这是第一次有战火之外的声音进入耳鼓。甚至在炮弹停止降落、机枪不再开火时，战争的喧嚣依然在耳中作响。琴音愉悦的流淌让她们心跳加快，脚步也快起来。
她们很快找到了琴声的来源。乐手身边早已围了一群人，他微微闪亮的秃顶反射着屋内唯一的灯泡的光亮。他全身都弯曲着，仿佛在保护自己的吉他。
人们纷纷从走廊中每一个房间走出，流水一般聚集到这个房间。一群孩子坐在地板上，抬头看着乐手。从马拉加一路走来，孩子们都已失去童年的单纯，现在，他们似乎理解了音乐中悲剧的力量。
没有人知道这位弗拉门戈乐手的名字。他身边似乎没有家人。梅塞德丝和安娜赶到时，有几个人开始轻轻击掌与他合奏。他脏污的长指甲在琴弦上轻快地拂过。他只是为自己弹奏，但偶尔抬头看一眼面前越来越多的听众。梅塞德丝悄悄溜回教室，那里有一件她需要的东西。
返回时，她听到一阵熟悉的曲调，一阵震荡穿过她的身体。这一段曲调中只有四个音符，即使在一百万段乐曲中，她也能辨认出这一段。对她来说，这段旋律蕴含的意义比其他所有旋律都多。这是一段悲孤调，是她与贾维尔一起舞蹈时的第一段音乐。忧伤的旋律也许让她更加忧郁，但她将此视作能再次见到贾维尔的信号。这个念头让她振奋。
其他人也听出了这一段曲子，伴随着节拍一起击掌。有一阵子，她踌躇了，但随即，她发现自己几乎是自动地从口袋里掏出舞鞋，套在脚上，用颤抖的手指将它们系紧。柔软的皮面摸起来如此熟悉，如此温暖。她毫不犹豫地穿过那群围坐在吉他手身边的孩子，向吉他手走去，铁制鞋头在镶木地板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孩子们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这个少女，现在，她挡住了他们的视线，他们无法再看到吉他手。
一年前，在陌生人面前展示自己，准备起舞，对她来说或许十分胆大妄为，但现在她不再在意这些规矩。在一群对她和她的家人一无所知的观众面前，她会失去什么？在这里，他们都是陌生人，被各种苦难带到了一起。
那位男子抬起头，朝她绽放出一个大大的鼓励的微笑。看她的态度、姿势和举止，他知道她已经跳过无数次舞，也知道她会如何指引他。
她弯下腰，在他耳边悄声说道：“我们再来一次好吗？”
听到她这句话，他的手指开始在琴弦上翻飞追逐，指尖轻拂，带着艺术家特有的敏捷与轻巧。
这位少女来到身边后，他感觉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日子。那时，每个夜晚都可能发生一些愉快的事情。常有些狂欢派对邀请他演奏，唯一确定的就是那儿充满了不确定：他不知道那些夜晚的故事将如何展开，谁的演奏会更棒，女人们会怎样跳舞，她们的舞蹈是否会有灵魂，是否有夺魂的魔力。
他抬头向她微笑。对于梅塞德丝和所有人，那一刻仿佛太阳在黑沉沉的天空冲破了阴霾。在最近一段时期，这种瞬间闪过的温暖已经成为罕有的事。从开场段落开始，出现了她想让他一再重复的悲孤调。梅塞德丝开始击掌，一开始很轻，直到她感受到观众被这种韵律贯穿，无法分出击掌声与他们的心跳。几个女人和她一起击掌，盯着这个不知从何处来到舞台中央的少女。击掌声越来越强烈，她开始在地板上踏响右足跟，渐渐形成一种更加强有力的节拍。片刻之后，她用力跺了一下左足跟，舞蹈开始了。她的手腕和手臂在头顶流畅地蜿蜒，修长柔软的手指比一个月前纤瘦许多。
多日来，这些人身上背负的深重的挫败感第一次一扫而光。
乐手的弹奏呼应着她的动作，激情随着舞蹈的进行愈发强烈。现在，乐声几乎是暴烈的，他的手指狂暴地在面前的吉他琴弦上扫过，在面板上敲击。这件乐器已经被他扛在肩上走了数百英里，一路上经受了几次坠落。但这些意外奇迹般地并未造成什么影响。从他的弹奏上看，仿佛他决意要毁掉它。
他对它坚固的松木琴体充满信心，明白它能承受这样的对待。现在，他用这件乐器表达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伤恸，还有观众的。音乐重现了他们的悲伤。
梅塞德丝跳舞时，这个陌生人在她心中变成了另一个人。两年前，当她第一次在山洞中跳舞时，她与贾维尔也互不相识。她全神贯注，紧闭双眼，音乐声将她带到了两年前的那一夜。再一次，她全身心地展现自己。
一曲悲孤调结束了，它的震撼强劲而悄无声息，它表露情感的方式深沉莫测，众人几乎为它传递的痛苦与悲悯绷紧了心。他们知道这是一场自发的演出。人们悄声说着“太棒了”，仿佛不想打破这种魔咒。
吉他手想用欢愉调明快的旋律让气氛轻松起来，随即他发现，舞者跟上了新的节拍。准备好一种新的舞姿，梅塞德丝放松了很多。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她没跳过舞，因此产生的僵硬感现在已经消失。她能像以往那样柔软地弯腰，扭曲身体，打响指。她指尖发出的咔嗒声也像过去那样敏锐而精确。
舞蹈的欢愉让每个人的心远离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被焚毁的房屋、尸横遍野的画面和将他们逐出家乡的恶毒的面孔。很多人开始参与演奏，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击掌的节拍越来越热烈。
后来，梅塞德丝累了，汗水从脖颈上流下，流过脊背。她感觉汗珠从臀部中间淌下。她已经展露了自己的一切，忘却了身在何方，甚至忘了自己是谁。和观众一样，她被带到了其他地方。在她心中，她正置身于一个狂欢节，周围围绕着亲人和朋友。她停下来，从鼓掌的人群中轻松地穿过，走到墙边，看到安娜站在那里。梅塞德丝跳舞时，她这位新朋友的脸上一直闪耀着崇拜的光芒。
“真美妙。”安娜简简单单地说，“太美妙了。”
吉他手没有错过一个节拍。在一曲欢愉调终了时，那声终结的踏步与下一支曲子第一个幽幽的和弦之间，没有丝毫停顿。他的观众已经陶醉，而他想让他们一直停驻其中。
这样复杂而美妙的音乐，竟然只用一把吉他就可以弹奏出来，这几乎不可思议。乐声那样激越，音符那样深沉而丰富，听上去似乎好几件乐器在一起弹奏。温暖的旋律从吉他被轻轻拍打的空洞琴体中弹出，乐声放大为一层层华丽的丝绒。人们击出节拍，一两个人在椅子或桌面上拍打，音乐声从每个角落发出来。房间中的人此刻都如醉如痴，在一条飞速流动的音符的河流中顺流而下。梅塞德丝轻轻地用手指弹击手掌。她与安娜斜倚在墙上，肩头靠在一起。
一个男人从阴影中出现了。他身材高大，比这里的大多数男人都高出一头。他有一头浓密的黑鬈发，一直垂到衣领下面，发质很粗糙。他长着麻点的脸有一半都藏在一副乱糟糟的大胡子里。观众为他让出一条路，因为他的举止似乎表明他会毫不犹豫冲出一条路。他粗粝的脸上没有丝毫温暖。
吉他手的乐曲快要结束了，新来的大胡子男人拉过来一把椅子。两个男人并肩坐在一起，看上去很随意，似乎他们之前就已相识。有一瞬间，他们低声交谈，但吉他手的手指从未有一秒离开琴弦。他们低语时，他继续弹拨着曲子，人群也没有一秒失去对他的关注。
第一句歌声响起时，观众无法确定它来自何处，似乎与这位歌手并无关联。每个人都对他的嗓音有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但事实却否定了他们的预期。从他的肺腑间发出的是一种低沉而甜美的歌声，与人们料想的吉卜赛人粗犷的嗓音截然不同。这是一个人灵魂深处的轻柔歌唱。开篇之后，是一曲塔兰塔（西班牙的一种民歌形式。）。歌声慢慢升高，这位吉卜赛歌手的手指和双手开始表达他倾泻而出的感情。在房间昏暗的灯光下，他粗大而灰白的双手衬托在黑色夹克的背景下，像是出演哑剧的木偶。它们扮演的角色是怜悯、愤怒、正义与悲伤。这是吉卜赛人自己的故事，他在讲述自己的整个人生。他歌词中的悲剧意味，对于这些逃亡的马拉加人来说，似乎前所未有地适合。
现在，这些观众都理解了他。他们看看自己，发现他潦倒的模样就是自己的写照。这就是他们现在的样子——粗野，肮脏，悲伤，正在遭受追逐。
第一首歌结束后，安娜转过头看着梅塞德丝。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一直这样唱歌。”她说。
“谁知道呢！”梅塞德丝说，“这是我听过的最美丽的声音。”
这位吉卜赛人大受追捧。他描述了自己的故事与生活，却奇迹般地传达出这群人的感觉。
“他怎么会知道这些呢？”安娜喃喃道。
夜色将尽，许多人都在跳舞，舞步中带着些生机勃勃的意味，徘徊在阿尔梅里亚的阴霾似乎消失了。另一名吉他手出现了，然后一名老妇人上场了。她离开家乡时衬衣口袋里就装着一副响板，而她演奏的技艺简直精彩绝伦，令人惊叹。就像梅塞德丝摸到衣袋中的舞鞋一样，每当这位年长女士的指尖触到响板令人安心的凉丝丝的凸面，这简单的几片木板就会给她带来巨大的快慰。对于她，响板是这种突然袭来的怪异而可怖的梦魇中，唯一延续下来的东西。
这是一场别样的休憩。凌晨四点，几乎每个躲在学校里避难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挤进了这个房间。在八月，气温极少比此刻更炎热。人们忘记了当下的处境，纷纷开始微笑。直到吉他手精疲力竭，这个夜晚才宣告结束。短短几个小时，每个人都享受了一次多日未有过的深沉的安睡，连黎明灰色的光芒也未能打扰他们。
梅塞德丝和安娜躺在坚硬的地板上，一起盖着一条毯子睡觉。在这样的环境下，她们很快成了好朋友。两个少女醒来时，仍然在毯子下拥抱着，交流彼此的故事。
“我在寻找一个人，”梅塞德丝解释道，“这就是我来北方的原因。”
她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坚定而决绝，但安娜的表情让她意识到，这听起来何等荒唐。
“那你要找的人是谁？”
“贾维尔·蒙特罗。他有亲戚住在毕尔巴鄂附近。他可能会想办法去那儿。”
“噢，我们是去同一个方向。”安娜说，“我们会竭尽所能地帮助你。今天晚些时候，我们就要离开了。那时，他就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她朝着父亲的方向点点头。杜阿尔特先生仍在睡觉，他躺在靠墙的一张毯子下面，一动不动。
梅塞德丝知道，她不能期望从安娜的父亲那里得到任何温暖。前一天夜里，当她回教室拿舞鞋时，无意中听到一场让她震惊的谈话。走进房门时，她听到有人在高声说话，还提到了她的名字。
“听着，我们对这个叫梅塞德丝的女孩一无所知。”杜阿尔特先生对妻子咆哮道。教室里的许多人都离开了，去寻找那流淌而来的不可阻挡的音乐。“万一她是共产党呢？”
“她当然不是共产党！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透过门缝，梅塞德丝继续听他们说话。
“到处都是共产党，还有法西斯分子，就是他们造成了这一切。”他挥舞着手臂，指着屋里乱七八糟的一切，这些都印证着他们的流离失所。
“你怎么能说这是他们的错？”杜阿尔特太太问道，她提高了声音，“你开始像你的兄弟们了。”
梅塞德丝呆住了。安娜曾说过，父亲对共和国政府非常愤怒，但她现在明白，自己必须很小心。
“没有那些人，”他说话时唾弃的样子好像在吐出嘴里的痰，“这些都不会发生。”
“没有佛朗哥，这一切根本不会开始。”妻子反驳道。
杜阿尔特先生狂怒起来，扬起拳头砸向妻子。她竟敢顶嘴，他无法容忍。
她举起胳膊想挡住这一记重拳。“佩德罗！”
他马上后悔了，但已是覆水难收。他从不曾这样愤怒到要打妻子，或许她也从未用这种方式坚决地反抗他。
“对不起，对不起。”他几乎是无助地低语，充满了悔恨与自责。
看到这个男人打妻子，梅塞德丝简直吓坏了。她敢肯定，父亲绝不可能动母亲一个指头。有一阵子，她想是否应进去劝架。显然，杜阿尔特先生在将儿子之死的罪责狂乱地投射到任何地方。在他看来，所有人都有罪，不仅包括那些像割草一样杀死他儿子的轰炸机和攫取了一半国土的国民军，甚至还包括那些未能成功建立统一战线的共和派人士。
杜阿尔特太太愤怒了，继续争论下去：“那你是说，你要在法西斯的统治下生活，顺从他们，而不是站起来捍卫我们曾投票支持的一方？”
“对，我宁可那样做，也不愿死……对，我会那样。因为死亡毫无意义。想想我们的儿子。”杜阿尔特先生反驳道。
“是的，我的确想着我们的儿子，”杜阿尔特太太回答，“他就是被你现在支持的一方杀掉的。”
悲伤和愤怒在他们心中交织碰撞。这场争论不可能获得理性的结果。
杜阿尔特太太泪流满面地离开房间，梅塞德丝趁机藏到了树影里。但她得拿回自己的舞鞋，因此趁机跑进去拿了出来。杜阿尔特先生抬头看到了她。他可能一直怀疑她听了他们的谈话。
那天下午，四个人随时准备离开。有一路公共汽车通向穆尔西亚。
25
三个格拉纳达人再次离开马德里。“热情之花”鼓舞人心的演讲将伴随他们一起去往前线。
有一段时间，意大利军队从加拉玛地区撤军了。三月初，他们对马德里东北方三十英里外的瓜达拉哈拉发动了新一轮袭击。这是德国、意大利与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权一直以来的期望，他们士气高涨，却未正视战场的实际条件。墨索里尼的手下装备了大量的坦克、机枪、飞机和卡车，打算向共和国的领地发起一次大规模袭击。
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和萨尔瓦多来到前线，此时，意大利军队已经突破重围，占据优势。从意军的炮兵部队来看，共和军前景惨淡。然而天气突变，一场冻雨纷纷洒下，从那时起，自然条件开始扮演与枪炮同样关键的角色。
人们躲进稀疏的灌木丛，头上树叶落尽的枯枝无法提供任何保护，每个人都冻僵了。香烟也都湿了，无法点燃。
“老天，”弗朗西斯科说着，看了看自己的手掌，“我几乎看不到自己的手。我们怎么区分自己人和法西斯？”
“不容易。”安东尼奥说着竖起衣领，紧紧抱紧双臂，试图保持温暖，“也许雨会慢慢停下来。”
他说错了。这一天，冻雨变成了雪，然后又下了霜。共和军开始在战场上反击时，热带装束的意大利军队遭受了更多的寒冷。严寒成为双方共同的敌人，很多人被冻死。安东尼奥欣慰地得知，意大利军队因为狂妄冒进，队伍在浓雾与冰雪中彼此间失去联络。意大利军队的燃油开始紧缺，车辆搁浅，飞机难以起飞。此刻，共和军更有优势。
“幸运女神可算有一次站对了地方。”安东尼奥用手语对朋友说道。
“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这边。”萨尔瓦多带着俏皮的微笑，“佛朗哥的运气用完了。”
如果说意大利部队之间缺乏联络，大多时候，安东尼奥所在的民兵团对全局也只有略为清晰的了解。他们身边不断爆发战斗，但可视度几近于零，几乎看不清战况。在寒冷的混乱中，安东尼奥能听到濒死战士发出痛苦的叫喊，有些战士是被自己人的子弹击中的。
战场上，安东尼奥一直尽力靠近萨尔瓦多。在加拉玛，萨尔瓦多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勇敢，但即便如此，他仍对这位朋友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萨尔瓦多发现耳聋在战场上具有一定优势。他既听不到子弹的呼啸，又听不到伤员的呻吟，但也听不到朋友喊出的警告。临死前那一刻，萨尔瓦多没有经历任何恐惧。只是在刹那间，他瞥见朋友脸上流露出痛苦的表情。随后的那声悲恸的喊叫不是死难者发出的，而是安东尼奥，他目睹自己的老朋友——他挚爱的“聋哑少年”——倒在了战场上。
鲜血浸透了安东尼奥的衬衫。他将濒死的战友抱在怀里，衬衫染成了红色。他们身边的尘土浸透了剩余的血，一片猩红。
战地中，人们没有时间在悲伤中沉溺。萨尔瓦多在这天战事结束时死去。很多人阵亡后，尸体要停放好几个小时，但这次不一样，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很快埋葬了他。因霜冻而坚硬的土壤使得埋葬战友十分艰难。他们在坚固的地面上挖土，身体几天来第一次暖和一些。埋葬男人的尸体需要相当大的地方，墓坑旁边的大土堆与萨尔瓦多用布裹起来的尸体相比，大得有些荒唐。
第二天，他们被指派了新任务：捡拾意大利部队丢下的设备。其他人被派去看守犯人。安东尼奥很高兴能躲开这项任务。他不相信弗朗西斯科能给战犯人道待遇。他自己也不能。
从这一刻开始，怒火让他们充满了力量。根本不必再提醒这一点：他们是为正义而战。他们收集到的意大利人遗弃的武器和其他物资表明，意大利已经违反了欧洲国家应当遵守的不干涉协议。这项对西班牙内战保持中立的政策已经遭到许多国家讥笑，共和军民兵缴获的文件可以让政治家明白这一点。那些军用设备也能极大地促进共和国的事业。他们得想方设法拿到更多武器。
瓜达拉哈拉战役结束后，战士们返回了马德里。如果家住得不远，他们还会去看望家人，趁着假期回老家的村庄。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不可能回到家乡的城市。格拉纳达此时被牢牢掌握在国民军的手中，返回家乡很可能被捕。
他们留在首都后方，帮助加固街垒。很难保护城市不受空袭，但他们的目的是建造足够强大的防御设施，将首都变成一座堡垒。很多天来，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都忙着用浸透雨水的沙袋建造高墙，它们钝而圆，像大圆石头一样光滑。现在这座城市里，很多房屋看上去都像蜂巢，窗户炸掉了。它们不断提醒着人们，虽然现在佛朗哥将袭击的焦点转向他处，但马德里仍然需要保护。
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非常怀念萨尔瓦多。他们三人的友谊就建立在萨尔瓦多的温厚之上，他的离开在两人心里留下了一片空白。照顾了他这么多年，居然无法保护他免受子弹的伤害，他们的挫败感无以复加。加上连日来的不知将战死何处的想法，他们渐渐生出幻想破灭之感。左翼逐渐土崩瓦解，佛朗哥则会大加利用左翼缺乏凝聚力这个弱点。
“问题是仍然不团结，没有坚固的核心。”安东尼奥焦虑地说，“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希望？”
“但如果人们有了强烈的信念——马克思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他们怎么会放弃？”弗朗西斯科问道，“有了这种信念，他们还会内讧吗？”
“到处都有充满激情的人，”安东尼奥说，“而且他们在政治上并不极端。而且，我们中有很多人随时准备战斗。但在几个领导人在一些事上达成一致之前——”
“我们哪儿也去不了。”弗朗西斯科替他说完了这句话，“你好像说对了。”
尽管民兵现在已经统一改编为人民军，但佛朗哥的反对者仍在不断分化。反抗佛朗哥的斗争似乎越来越激烈，但在无政府主义者、左翼组织和其他较小的阵营中，也有明争暗斗、造谣中伤和意见冲突。安东尼奥渴望每个小团体的领导人能看到，唯一的前进之路是团结，但日复一日出现的似乎总是新的分裂和争吵。
26
梅塞德丝去往穆尔西亚的旅途已接近终点。她望着窗外，想起了爸爸妈妈。一路上，安娜几乎一直在沉睡。在长达六个小时的旅途中，杜阿尔特夫妇俩都没有交谈。梅塞德丝不禁想，两人之间的这种敌意不可能在父亲和母亲之间出现——连他们不赞同对方时，气氛也是温暖的。
穆尔西亚跟许多地方一样，很多穷困潦倒的人在街头乞讨，但被乞求的人却不比他们更富裕。四个人从载他们来的旧公共汽车上下来。两个少女看到一位吹小号的老人，一只小狗正在他身旁跳舞。
“梅塞德丝，你看！”安娜兴奋地拉住梅塞德丝的袖子。有一瞬间，这个景象富于魅力，为他们带来了这天第一个轻松时刻。“它真可爱，但是看哪，它真是骨瘦如柴……”
小狗的眼神与它主人的一样悲哀，这场双重奏乍看上去那么迷人，现在却如此令人感伤。对于这头小兽和它的主人，这种无奈的演出都是一种贬低。几个硬币扔进了他们面前的帽子，聊以补偿失去的尊严，但很少有人真正驻足观看。
“除了肚子，我想不起来别的东西。”安娜抱怨道，“这是身上我唯一能感觉到的地方。”坐了一整天，她的屁股和腿都麻了。“我真想知道在哪儿能吃点东西。”
这里的商店存货还算充足，但杜阿尔特一家得保证他们的钱能支撑一段时间。几个星期前，杜阿尔特先生将银行里的存款全部取出。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还将持续多久，他必须十分节省。虽然他们似乎愿意与梅塞德丝分享，但良知总是让她不安。除了陪伴他们，与他们聊天——她知道安娜在这两方面都很依赖她，她无以为报。很多天前，她的钱就花光了。
杜阿尔特先生出去寻找住的地方。安娜和梅塞德丝四处走了走。一起散步时，梅塞德丝仍然回想着那只跳舞小狗和它带褶皱的颈圈。她忽然明白了自己应当做什么，尽管这个念头让她惊惧。如果找到一个人为她伴奏，她就可以跳舞。如果有人肯付钱，她就可以回报这家人了。这样，她就不再是个负担。
她们直奔广场上一家咖啡馆。像小镇上其他地方一样，此刻，这里有种听之任之的气息。许多年轻男子都参军走了，社会中他们这个层面仿佛已经消失。那位中年咖啡馆老板倒是十分快乐。那天晚上会来很多顾客，他正忙着布置。酒水供应充足，人们都在豪饮。生意不错。两个女孩进门时，他朝她们微笑。
“有什么可以帮忙吗？”他问。
“我们想问你点事，”安娜直率地说，“我朋友想跳舞。她能在这儿跳吗？”
酒吧老板停下擦玻璃的手。“跳舞？在这间咖啡馆？”
看他的反应，似乎这是个极为特殊的要求，虽然本地最伟大的舞蹈家的舞鞋就曾在这间酒吧的木地板上踏过。吧台后面的墙上，甚至还贴着那位著名舞蹈演员的一张签名照片，她被人称作“阿根廷”。
过去，跳舞是多么简单的举动：对音乐的天然反应，儿童和成人都可以享受。而现在，连这种无辜的行为也被附上了政治寓意。
没人会奇怪，弗拉门戈舞，这种盛行于西班牙许多地区的放浪而自由的艺术，未能得到严厉而故作神圣的佛朗哥政权的许可。让人惊惧的倒是共和国一些地区对弗拉门戈舞的反对态度。那些地区的一些布告中将舞蹈视作某种罪行。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些布告中注入了罪恶和恐惧。在穆尔西亚的一堵墙上，梅塞德丝看到这样一张布告，不禁不寒而栗。怎么，跳舞竟然也会成为不法行为？
“跳舞等于道德败坏。”布告标题这样写道。跳舞、泡吧、看电影、看戏都被列入阻碍反抗法西斯斗争的因素。
“跳舞导致卖淫。”布告又写道。将舞蹈演员与妓女联系起来，这种思维在这些城市中具有某种合理性。但站在这间咖啡馆中的两位少女看上去却十分可爱、幼稚。咖啡馆老板是个共和国的支持者，他与梅塞德丝一样，可能在为舞蹈的前景忧心。
“你想得到什么？”他试图用一种生意场上的语气掩盖真实的想法。
“报酬之类的。”梅塞德丝回答，竭力表现出最大的自信。这是她第一次专门为钱而跳舞。不过，生活已经改变，规则也变了。
“报酬……好吧，假如它能吸引更多人来这间酒吧，我会公正地给你报酬。如果顾客想给你什么东西，也没什么不对。好吧。为什么不这样呢？”
“谢谢。”安娜说，“这里有人能伴奏吗？”
“我应该想到这些。”老板说着哑然失笑。附近每个村落都有一些技艺高超的人能为舞蹈演员伴奏。九点之前他应该能找到几个人，登台演出前他们可以一起在院子里稍作练习。
“只有一件事。”他说，“我觉得你应该穿一些……呃，更合适的衣服。”
梅塞德丝脸红了，忽然为自己的样子感到窘迫。连着好几个星期，她都穿着同样的裙子和罩衫。她几乎没有机会洗衣服，而且已经习惯了衣服上的污垢。
“但我没有别的衣服了，”她坦承道，“我从家里出来时穿的就是这身衣服。我只有几双鞋子。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玛丽亚！玛丽亚！”男子朝楼上喊道。片刻之后，一个纤弱的女子——他的妻子——出现了。没有人为她们互作介绍。
“今天晚上她要跳舞，”男子指着梅塞德丝说，“但她需要裙子。你能不能给她找两件？”
女人上下打量了一番梅塞德丝，转身走了。
“不会花费她很长时间。”酒吧主人说，“我女儿过去也跳舞，她比你稍微胖点，但有些衣服你穿着会很合适。”
不久之后，他妻子回来了，胳膊上搭着两条裙子。梅塞德丝在后面的房间里试穿。再次感觉到褶边的重量和它们在她脚踝上流水般滑过的感觉，她忽然觉得十分奇异。其中一条裙子是红底上点缀着硕大的白色圆点，她穿着比另一条更合适。裙子在胸部和上臂等处有点松，但无论如何都比她身上破旧的衣裙更适合跳舞。
两个少女走了，答应当天晚上再回来。
吉他手伴奏绰绰有余，这是位五十岁上下的男子，曾为许多狂欢节演奏，但他更乐意独奏而不是伴奏。他们将节目排演了一遍。观众很满意。在几个小时里，观众如醉如痴，不时地低声感叹“天哪”。
梅塞德丝惊讶地发现，只为赚钱而跳舞，感觉是多么呆板，与阿尔梅西亚那个勇敢的夜晚截然不同。但人们仍将硬币投进杯子，安娜将它们收起来。咖啡馆老板又在窗台上捡起一大把零钱，微笑着递给她。那天晚上，他的营业收入也增加了。
“跳得太僵硬了。”晚上临睡前，梅塞德丝懊恼地对安娜说。
“没关系，”安娜安慰她说，“人们不会注意到的。他们只是爱玩。无论如何，你比小狗强多了！”
梅塞德丝大笑起来。“那他们去看木偶戏岂不更开心？”
在缓慢地前往毕尔巴鄂的途中，她们在好几个小镇重复这一套模式。梅塞德丝渐渐明白，哪些舞姿让观众满意，哪些又让他们无动于衷，还发现了一种新的舞蹈方式，既省事又有效。只有少数观众能看出她多么吝惜自己的力气。
她知道，以这种方式她永远感动不了任何人，但这是一条谋生之道，她很高兴能与安娜及其父母共用这些钱。舞蹈正在以一种别样的方式拯救她。
他们乘坐公共汽车或农用卡车时，安娜的父母仍然好几个小时都默默不语。梅塞德丝常常观察杜阿尔特先生，想知道他在假装是她父亲时会有多难。三月中旬的一天，他们进入了国民军的领地。杜阿尔特先生比之前更加紧张。每个街角都潜伏着告密分子。
“现在，别再跳舞了。”一天晚上，他对两个少女说，“我们不知道这里的人会不会接受。”
“但这很重要吗，爸爸？”安娜叫起来，“每个人都喜欢梅塞德丝跳舞，这有什么害处？”
“这说明人们注意到我们了。但我们不希望这样，越低调越好。”
那些跳舞的夜晚为旅途生活增加了许多亮色。梅塞德丝开始享受每场演出带来的放松，她对舞蹈的热情也已回归。现在让她放弃跳舞，她很难过，但也理解杜阿尔特先生的用意。杜阿尔特先生谁也不相信：很难知道人们究竟同情哪边，特别是他们现在置身于国民军掌控的领土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