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中出现了几段插曲。他们受到了国民卫队的审查。“你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他们顶着特制的精美帽子，厉声问道。这些人堪称探秘专家，能发觉被审问者额上迸出的小汗珠，还能察觉对方避开目光的方式。连慌乱一瞥或一丝不安都会立即引发怀疑，招致更久的讯问。
杜阿尔特先生足够诚实地回答他们的审问。他带着家人从共和国领土出来，目的地是圣塞巴斯蒂安市哥哥的家。他们由此推断他支持佛朗哥，其中几个人注意到他妻子的表情中有一丝恐惧的气息以及她的沉默。这让人困惑，但他们并没有多想。他们认为妻子害怕，丈夫对社会无害。他们寻找的是颠覆分子，而这个女人和她两个假装对身边一切都没兴趣的女儿，看上去没什么危害。
同行一个月后，他们终于到了一个路口。在那里，安娜与父母要去她伯父的村子，而梅塞德丝要继续北行，去往毕尔巴鄂，途中会再次穿过共和国的领土。梅塞德丝和安娜尽力不去想下一段旅程，因为她们都将失去对方的陪伴。
杜阿尔特先生敷衍地道别，杜阿尔特太太的道别却很温暖。他们的女儿拉着梅塞德丝，仿佛永远也不愿放她走。安娜求她：“答应我，我们以后还要再见。”
“当然了，我们会再见的。我一安定下来就给你写信。我有你伯父的地址。”
梅塞德丝决心控制自己的感情。承诺再会，让她们从无法想象的种种可能中解脱——其实她们很可能无法再见。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她们从来没有分开过一刻，无论白天还是黑夜。纵是亲生姐妹也不会更亲密了。
27
在格拉纳达，孔查继续打理埃尔巴瑞尔咖啡馆。日复一日，时光慢得让人难以忍受，而这间咖啡馆让她总有事做。现在，她唯有遵循这种常规生活，因为她已经不再去狱中探望巴勃罗了。在他被捕后，最初几个月里，孔查尽力去看他，但随着战争的进行，前去探望变得越来越难。路上非常危险，她一直害怕被投入监狱。路途也非常耗费体力。两个星期前，巴勃罗让她保证别再来看他了。
在昏暗的灯光下，透过双层的金属格栅，他们面对面站着，看着对方模糊的轮廓。除了在其他夫妻絮絮叨叨的谈话声中大声喊出几句话，他们几乎无法交谈。看守就站在旁边，他们无法给予对方信心或诉说心中的恐惧。每次探望，孔查都能看到丈夫明显消瘦了，但透过那片金属的阴霾，她无法看到他的病容。同样，巴勃罗也看不清孔查。
“必须有人保存力量，亲爱的。”巴勃罗说。穿过那层金属网，他的声音几乎弱不可闻。
“但被关起来的人应该是我。”她答道。
“不准这么说！”巴勃罗训斥道，“我宁可困在这里，也不愿意让你进入这个可怕的地方。”
谁都知道女子监狱里会发生什么事，巴勃罗会不惜任何代价救妻子。女子监狱中的囚犯会被人用蓖麻子油剃毛，灌肠，会经常遭到强暴，刻上耻辱的印记。只要有任何选择，没有哪个男人会允许妻子的尊严受到这样的侮辱，巴勃罗也从不后悔这么做。
“请不要再来了。”他请求道，“这对你没有好处。”
“但是，干粮袋子怎么送来？”
“我会活下来的。”他说。
巴勃罗不愿意告诉她，那些高明的看守将干粮袋子检查过一遍再交给他，袋中已经所剩无几了。他知道，妻子为了送这一袋干粮和烟草，已经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最好不让她有幻灭感。
孔查不再去看望巴勃罗，却被无休止的内疚折磨着。那个在牢房里遭受折磨、被饿得半死的人，本来应该是她，她时时刻刻都带着这个念头。她竭力做点别的，不去过多地想巴勃罗的遭遇。愤怒和绝望无助于改善她的境遇。
孔查另外的焦虑是得不到孩子们的消息。萨尔瓦多的母亲约瑟菲娜是唯一一个得到孩子消息的人。孩子们去马德里一个月后，她回到了格拉纳达，却只收到民兵组织寄来的一封信，得知了儿子的死讯。本来没有别的消息，但她还收到了儿子去世前写给她的另外两封有趣而流畅的信，详细地讲述了他们的经历。萨尔瓦多有写作与描述的天赋。她将这几封信与孔查和玛丽亚·佩雷斯分享，三个女人花了很多时间研读这些信件。
现在，孔查知道梅塞德丝永远到不了马拉加了。她希望女儿正与贾维尔一起待在别的地方，只不过他们害怕回到格拉纳达。她希望，这些不确定的状态很快结束，然后一家人再次团聚。她渴望收到女儿的来信。
梅塞德丝发现自己变得很独立。虽然总在思念朋友安娜，但她已渐渐习惯孤独。被人照顾的生活似乎是前世的事，三个哥哥为她忙成一团糟的记忆更是旷古的遥远。
现在，她差不多到了巴斯克乡间。她算了一下，可能几天后就可以到达毕尔巴鄂。梅塞德丝将自己的舞鞋和咖啡馆主人送给她的舞裙装在背包里，里面还有几件替换衣物，那是她用挣的钱买的。自从重新踏上孤旅，她就没打算再跳舞。但一天夜里，在一个小得只能称作小镇的地方，四周的环境似乎恰如其分地勾起了她对舞蹈的热望。
这天傍晚，公共汽车载着梅塞德丝来到这座小镇，下车后，她很快找到了住的地方。她的房间俯视着一条通向广场的小巷，她在尽量安全地俯身朝窗外看时，瞥见了下面正在进行的一场活动。似乎有什么盛事，她下楼想过去看看。
这天是三月十九日，梅塞德丝不知道这一天的意义。人们纷纷聚到小广场上。两个小女孩正在追逐，尖叫，叩击着响板，差点被自己廉价的弗拉门戈舞裙的裙摆绊倒。这个乏味的广场中间有一组涓涓流淌的喷泉，这是孩子的世界的中心，也是他们唯一知道的地方。梅塞德丝羡慕他们竟然如此清楚这么远的地方要举行的活动。父母们辛勤工作，不让他们受到四处正在承受的物资匮乏的影响。远处的夜空偶尔传来炮击的低沉轰鸣和闪光，在这个自给自足的社区的孩子眼中，它们似乎远在世界之外。有一两个孩子知道那种恐怖，他们的父亲在夜里失踪了，但整个社区仍然运转如常。
梅塞德丝看到女孩们坐在墙头聊天，有些人互相梳着辫子，还有些人披着饰有流苏的披肩在旋舞。几个少年从远处望着她们，偶尔有女孩朝他们悄悄投去眼波。一位年纪较大的男孩抱着吉他，随手拨出几个音符，带着一种那些自负而英俊的男孩才有的冷漠姿态。他抬起头，发现梅塞德丝正在看他。她微微一笑。他可能并不比她年轻多少，但她感觉自己比他老一百岁。她现在已经无所畏惧，于是毫不犹豫地朝他走去。
“一会儿那里有人跳舞吗？”她问。
看他厌恶的眼神就知道答案了。旁边竖立着一个小小的木制舞台，这儿显然正准备举办一场狂欢表演。这是许多个月来梅塞德丝见到的第一场狂欢节。虽然带有一丝宗教含义，但那种仪式、那些音乐和舞蹈都有自己的生命力。她无法抗拒。
“今天是圣约瑟节！（每年的3月19日是西班牙的圣约瑟节，也是西班牙的父亲节。）”他说，“你不知道吗？”
过了一会儿，她又看到一位年轻的吉他手与一位年老的男子一起坐在舞台边缘的椅子上。现在是晚上八点左右，空气中仍有一点暖意，这是一年中第一个这样的夜晚。吉他手父子慢慢地调着琴弦，不知在哪个珍贵的时刻，欢愉调舞曲的琴声响了起来，人群中响起涟漪般的掌声。
音乐的节拍似乎从两个相反的方向传来，这些节拍彼此冲击，就像两条河流交汇在一起。它们交织，混合，退潮，向原来的方向退去。两件乐器发出同样的乐声，然后各自退回，重新回到自己的旋律，那一刻让人有一种崇高的愉悦。小和弦和大和弦有时彬彬有礼地相触，连不和谐音听来都如此和谐。
梅塞德丝坐得很近，找到节拍后就开始拍打膝盖，微笑起来。这样的音乐让人心灵纯净。有一瞬间，外面饱受枪炮洗礼的世界似乎不复存在。
这场天堂般的演奏结束了，老年吉他手抬头望去，看到了梅塞德丝的眼睛。轮到她了。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她曾听到这位老年吉他手说，他们父子俩也是异乡来客。几个月前，他们离开了塞维利亚，在这里等待时机返回家乡。现在回家似乎太危险了。
“看到有人会跳真正的弗拉门戈舞，他们一定很高兴。”他微笑着说道，门牙间露出一条大缝。
在狭小的木质舞台上，少男少女和一两个老女人表演了几段舞蹈。较之于他们寻常的弗拉门戈舞表达的激情与力量，梅塞德丝的舞蹈蕴含的意味要深得多。她手势中那种原始的力量，观众仿佛触手可及。男人和女人都默默地说“真棒”，这位杰出的舞者让他们惊艳不已。几位吉他手许已让他们忘记了，但梅塞德丝却让他们再次想起：祖国正在分崩离析。她的动作将人们面对机枪与炮火时心中的痛苦一一呈现出来。二十分钟后，她展露了全部感情。她决绝地踏步，木地板“咔”的一声脆响，这是个明白无误的反抗姿态，似乎在说：“我们绝不屈服！”观众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人们对她十分好奇。一些人与她交谈，无法理解她为什么打算去毕尔巴鄂，在他们的想象中那是个充满危险的地方。
“你为什么不待在这儿呢？”梅塞德丝的女房东问道，“在这里你安全多了。只要你愿意，可以在这个房间里住上很久。”
“您真好。”梅塞德丝说，“但我必须继续走。姨妈和舅舅一直等着我去，已经很久了。”
撒谎比说实话要容易得多。她仍然没有放弃寻找贾维尔的愿望，尽管在她心中，贾维尔的相貌已经渐渐模糊。她会在清晨醒来时，在想象中徒劳地搜寻他的面容，有时候什么也找不到，连轮廓都没有。有时，她得从衣袋里拿出他的照片来，好让自己想起他的样子：那水汪汪的杏眼，鹰钩鼻，漂亮的嘴唇。照片中马拉加那个完美时刻似乎已十分遥远，像是前世的事。这样迷人的微笑似乎只应存于史书中。
所有熟识的人和地方都与她分开了，她心中的空虚感越来越浓。杜阿尔特一家人的背影在视野中消失后，她感觉到一阵虚幻，似乎她与这个世界已经失去关联。她离开几个星期了吗，还是离开了好几个月？她几乎不知道。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计算时间了。时间坚固的框架化作了尘埃。
现在，她也许只有一个念头：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就必须继续走向终点。她忽视了一个随之而来但持久不衰的疑问：她要追寻的那个人，也许永远也找不到。
那天早晨天还没亮，梅塞德丝就起床了，她要赶去毕尔巴鄂的公共汽车。汽车咣当咣当地行驶了几个小时，将她放在城市的边缘。梅塞德丝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前一天晚上，当她说出去毕尔巴鄂的打算时，会迎上人们那样难以置信的目光。
在毕尔巴鄂郊外，她搭乘一名医生的顺风车。医生将她放在这座城市的主广场上。
“我并不想让你下车，”他彬彬有礼地说，“但是在毕尔巴鄂，找人并不容易。大多数人都千方百计要离开这里。”
“我知道，”梅塞德丝答道，“但我必须来这个地方。”
医生看出她不会动摇，于是什么也没问。他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事。像这位年轻的女士一样，除非出于不可抗拒的理由，他绝不会来毕尔巴鄂。这个理由之于他，就是一家躺满伤员的医院。
“老实说，我不认为这个地方在沦陷前能支持多久，请多保重。”
“我会努力的。”她说道，竭力挤出一丝微笑，“谢谢你把我带到这里。”
这个城市处于一片混乱中。这里仅有的是频繁的空袭、恐惧、绝望和恐慌，这些没有一样她上个夏天在格拉纳达见过。甚至在挤满了深受重创的马拉加难民的阿尔梅里亚城，也没有这样的景象。
与她刚刚待过的那个小镇相比，毕尔巴鄂好像隔着一个世界的距离。姑且不谈精神上如何，至少从外在看，那个小镇似乎不受战争的影响，而这个城市正在遭受连续不断的袭击。日日夜夜，它一直承受来自海上或空中的轰炸。港口封锁，食物紧缺已经到了危急的程度。每日的饮食只有米饭和卷心菜，除非你吃驴肉，否则根本吃不到肉食。人们的尸首随处可见。他们躺在街道上，像沙袋一样排着，每天凌晨有人用马车将尸首装好，再用渡船送到停尸房。
只有一个原因能解释为何她要到这座人间地狱：她要抓住最后一丝线索，找到贾维尔。她的手袋里有一张叠好的纸片，上面写着贾维尔叔叔家的地址，也许能在那儿找到他。连这最微弱的可能都让她有一丝兴奋感。现在她带着足够的耐心来到了这座城市。
她刚开始问的那几个人和她一样，也是这个城市的陌生人。商店店主更可能为她指点方向，于是，她推开了面前第一家商店的店门。这是一家五金店，却像普通的厨房那样摆满了货物。根本没有顾客，但那位老店主仍然在窗台边黑暗的角落里，假装生意照常运转。听到铃声，他从报纸上方眯着眼朝这边看。
“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梅塞德丝的双眼需要习惯一下屋里的昏暗。她循声走去，撞在了一张摆满脏碗碟的桌子上。
“我要找这条街，”她说着打开一张纸，“您知道它在哪儿吗？”
老人从上衣口袋上摘下眼镜，小心地戴上。他粗短的手指从地址上划过。
“是的，我知道。”他说，“它在这座城市的北部。”
他用一支磨钝的铅笔在纸背上画了幅地图，然后打开店门，将梅塞德丝带到人行道上，指点她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再转几个弯，转到另一条主干道上。沿着那条路往前，她就会到达目的地。
“走到前面你再问问吧。”他建议，“你可能要走半小时。”
几个星期以来，梅塞德丝第一次一阵狂喜。而这位老人也是很久以来第一次看到有人露出笑容。这位年轻女士显然非常兴奋，要去拜访这座城市中受轰炸最严重的地区。这也太奇怪了。他不忍心去警告她。
梅塞德丝准确地遵循老人的指导，艰难地朝目标走去，但她的笑容渐渐消失了。每一条街道毁坏得似乎都比刚走过的街道更重。一开始，她看到几扇窗户破了，而且大都用木板补好了，但出发半个小时后，路边的房屋显然越来越糟糕。看到大海时，她知道自己离目标很近了，但眼前很多居民区已成空壳。最完整的房屋只有四面墙，中间围着个空荡荡的大洞，像个没有盖的箱子。更有许多房屋被夷为平地。废墟上乱七八糟地扔着各样杂物：毁坏的家具以及人们在撤离前丢弃的成百上千样东西。
梅塞德丝不得不打听了十几次，唯恐走错方向。终于，她找到了那条街道，就在拐角处的第一个街区。只有最边上的房屋仍然挺立在街边，其他房屋都被严重毁坏。似乎有一颗炮弹曾经落在路的正中央，将半径五十米内的所有建筑都炸毁了。从她站立的位置能明显地看出，所有的公寓都空了。黑暗的窗口就像骷髅头上的眼洞。她艰难地找到了贾维尔的叔叔和婶婶曾经的家，他们显然不可能住在那里了。
整条街道十分荒凉，就像这里的每一座房屋一样遭到废弃。梅塞德丝猜测，炮弹落下时待在家中的人一定非死即伤。几个月来她紧紧抓住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她曾经多么渴望在这座城市找到贾维尔，而现在，她又十分讽刺地希望他从没来过毕尔巴鄂。她浑身发抖，震惊让她冰冷而麻木。
一路走来，她的拳头紧握着贾维尔的地址，将它捏成一个硬球。半路上她发现纸条丢失了，但毫不担心。但现在，她真的完全迷失了。
毕尔巴鄂城中，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梅塞德丝都在排队买面包。这支蜿蜒的队伍比她在阿尔梅里亚或共和国领土上任何市镇见到的都要长。它像蛇一样逶迤了一条街，绕过街角又排到了另一条街上。几位母亲带着年幼的孩子，竭尽全力对付他们的哀哭，但当她们因饥饿而加入买面包的队伍，三个小时的等待只会让孩子的痛苦更加剧烈。耐心渐渐耗尽，他们也不敢肯定，就算等到最后，是否还能买到面包。
“昨天我前面差不多排了一百个人。”排在梅塞德丝前面的一个女人哭诉道，“后来，商店的卷帘门关上了。砰！什么都没了。”
“那你怎么办？”她问。
“你觉得我们能怎么办？”
这个女人语气粗暴，举止咄咄逼人。本来，梅塞德丝回应她只是出于礼貌，她尽可以愉快地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她完全沉浸在对贾维尔的思念中，这时只好耸了耸肩，作为回答。
“我们只能等着，不是吗？无论如何不能丢掉我的位置，所以我在人行道上睡觉。”
女人决意要滔滔不绝，尽管梅塞德丝根本没有鼓励她开口的意思。
“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吗？我们醒来后，发现别人排到前面，占了我们的地方。”
说出最后几句时，她攥紧拳头，用力捶打着另一只手掌。想起发现自己的位置被抢占的那一刻，她的愤怒之情再次升起。
“所以你看到了，我只好拿走一些面包，别无选择。”
梅塞德丝不会怀疑，这个女人会不顾一切地喂饱家人。她隐含威胁的行为说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不惜诉诸武力。
那天上午，梅塞德丝十分幸运。排到队伍最前方时，东西并未卖完，但她仍然知道那个女人恨她，因为她不需要供养别人。严格的食物配给太少了，那些有孩子的人常常觉得不够吃。这个女人显然觉得整个世界与她作对，人们都在欺骗她的家人。梅塞德丝从柜台上拿起自己那块面包时，感觉那个女人的目光似乎要钻透她的身体。同一派别之中迸发的敌意，是这场战争中最糟糕的一面。
绝望感日渐增长，但梅塞德丝仍然不打算离开毕尔巴鄂。她已经跋涉了太久，感觉并没有其他地方可去。看到贾维尔叔叔家废弃的房屋后，这几天，她让自己幻想贾维尔仍待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仓促离开也没什么意义。每一天，她都在打听消息。
梅塞德丝最需要的就是一片屋顶。很快，她在一支排队购买食物的队伍中开始和一位母亲攀谈。玛丽亚·桑切斯失去了丈夫，陷入深深的悲痛中，梅塞德丝提出愿意帮忙照看四个孩子，而作为报酬，桑切斯太太为她提供食宿。桑切斯太太欣然答应。梅塞德丝与她的两个女儿住在同一个房间，很快，孩子们开始称呼她为“小姨”。
28
三月，瓜达拉哈拉之战结束了，佛朗哥暂时停止攻占首都的企图，将注意力转向工业化的北方：巴斯克地区仍在顽强抵抗。同时，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回到了马德里，那里虽然不再是佛朗哥作战的焦点，但仍然需要守卫。
几个星期过去了，他们基本无所事事。每天就是写信、玩纸牌，偶尔参加小规模的战役。弗朗西斯科与往常一样，迫切想再次奔赴战争的中心，安东尼奥则尽力忍耐。他总是那么饥饿，不仅渴望面包，也渴望其他地区战事的消息。每天，报纸一出现在报摊上，他就开始贪婪地阅读。
三月底，他们听说德军的炮弹轰炸了毫无防卫的小镇杜兰哥。在一间教堂里，人们正在做弥撒，教堂突然被炮弹击中，大部分教徒被炸死，还有一些修女和神父身亡。更有甚者，德国战斗机向四散奔逃的市民扫射，大约二百五十人死亡。后来，又发生了一桩惨剧——古老的巴斯克小镇格尔尼卡被摧毁。虽然安东尼奥和梅塞德丝都远离故土，待在远隔千里的他乡，但这件事对他们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月底的一天，消息传来，说格尔尼卡被夷为一片黑色的废墟。这是这场战争中最黑暗的时刻之一。安东尼奥坐在马德里春日的阳光下，双手剧烈地颤抖，几乎无法握住那份报纸。那个小镇，他和弗朗西斯科都没去过，但那些可怕的描述成了他们生活的转折点。
“看看这些照片。”他将报纸递给弗朗西斯科，喉咙堵住了，“你看看……”
两个男人难以置信地看着。几张照片上，到处是房屋歪七扭八的废墟，人和牲畜的尸体凌乱地躺在大街上。那天，人们正在赶集。最让人震惊的一张照片上有一个孩童的尸体，那是一个幼小的女孩，手腕上拴着一张标签，就像玩偶身上的价格牌一样，记录了人们发现她的地点。说不定她的父母在轰炸中幸免于难，会到停尸间寻找她的尸体。无论是亲眼所见还是在报纸上见到，这都是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见过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
格尔尼卡遭到了一波又一波有计划的轰炸，来袭的大部分是德军轰炸机，还有些是意大利轰炸机，它们在几小时内扔下了几千枚炸弹。市民四散逃命时，轰炸机用机枪朝他们扫射。
有个社区被炸平了，每一位居民的生命都在家中腾起的熊熊烈焰中消逝。还有一些新闻报道描述了受难者蹒跚地穿过浓烟和灰尘，试图将朋友和亲戚从废墟中挖出来的情景，但他们却被下一轮当空飞过的轰炸机炸死了。仅仅一个下午就有一千五百多人丧生。
针对无辜平民的屠杀，比同志之死更让他们愤怒。战士们毕竟是在某种虽不公平但还算平等的战役中失去生命的。
“如果佛朗哥以为摧毁所有市镇，他就能获胜，”弗朗西斯科说，他的仇恨随着共和军的每一次溃败而更加强烈，“那么他错了。走进马德里时，他会失去一切……”
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以及每一位共和国的支持者，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格尔尼卡被毁灭的痛苦。民兵的决心更加坚定：一定要坚持反抗佛朗哥。
如果说格尔尼卡的大屠杀让马德里人民和战士士气高涨，它带给毕尔巴鄂市民的则全是恐怖。对于这座北方城市的居民和所有逃亡到此的难民，格尔尼卡惨剧带来的是纯粹的恐慌。既然佛朗哥能够用这种方式扫平一个市镇，想来他会毫不犹豫地对另一个市镇采取同样的手段。这种扫平一切的轰炸，连每日处于无情袭击中的毕尔巴鄂人也深深震惊。街谈巷议全是这个话题。
“你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吗？他们一直等到下午四点。那个时候，大家都走出家门去赶集，他们专挑在这个时刻扔炸弹。”
“后来他们又来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时间长达三个小时……直到一切都被夷为平地，人们几乎都死了。”
“他们说有五十架飞机，炸弹落下来就像下雨一样。”
“那个地方什么也没剩下……”
“我们必须试试，将孩子们送走。”梅塞德丝对桑切斯太太说道。
“对于他们，无论到哪儿都不安全。”她回答，“如果有安全的地方，我早就把他们送走了。”
对于毕尔巴鄂的事态，桑切斯太太已经逆来顺受。她的想象力无法超越当下的生活。对她来说，幸存不是谋划逃亡去处的问题，而是意味着一天天地挨下去，每天祈祷能获得救援。
“我听说有一些船要来，把孩子们带到安全的地方。”
“把他们带到哪儿去？”
“墨西哥、苏联……”
桑切斯太太露出一种极其恐惧的表情。她曾经看过一张照片，上面是送到莫斯科的儿童，看上去如此陌生：横幅上写着她不认识的语言，儿童用鲜花欢迎他们，而那些站在旁边等候的人表情都如此怪异，如此陌生……
“我怎么能让孩子去那种地方？你怎么会出这种主意？”
狂怒和恐惧让她泪如泉涌。她甚至都想不出航程有多长，这场漂洋过海的远征又会有什么结局。母性的本能让她将孩子紧紧绑在身边。
“坐船不会花费多长时间。”梅塞德丝安慰她，“整个航行中，孩子们都会远离危险，而且不会挨饿。”
现在，人们开始争相排队申请，让这些轮船将孩子送走，队伍甚至比买面包的更长。格尔尼卡的恐怖、对无辜平民的轰炸、对整个小镇有计划的摧毁，这些让毕尔巴鄂的每一位居民开始直面残酷的真相：同样的事情也会在这座城市发生。
这种彻底的摧毁在陆地、海洋和空中都会发生，人们根本没有安全的避风港，至少在西班牙没有。像毕尔巴鄂的许多家长一样，在过去的几天里，桑切斯太太已经面对现实了：对子女最好的帮助就是送他们离开，去往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毕竟人们都说，只要在外面躲三个月就行了。
梅塞德丝和桑切斯太太以及四个孩子排了至少十八个小时，等待负责人审查让孩子撤离到外国的申请书。每个人都很紧张，偶尔向明亮且空旷的天空望一眼，想知道在看到轰炸机或听到地震般的轰鸣之前，他们还可以蒙受多少分钟上帝的恩典。他们排队申请登上的是一艘开往英格兰的轮船，名叫“哈瓦那号”。虽然桑切斯太太对这次撤离毫无概念，但她知道，英国比他们提供的另外几个地方更近，她能更快地与孩子们重聚。
忍耐了无数个小时，终于轮到玛丽亚·桑切斯为自己珍爱的儿女提出申请了。
“请告诉我，你的孩子都多大年纪了？”负责的官员询问道。
“他们三岁、四岁、九岁、十二岁。”她逐个指着孩子们答道。
官员仔细检查了一遍。
“那么，你呢？”他指着梅塞德丝问道。
“噢，我不是她的孩子。”她答道，“我只是帮助她照看孩子。我的名字不在申请表上。”
男子嘟哝了一声，在面前的表格上写着什么。
“你最小的两个孩子低于年龄要求。”他对桑切斯太太说，“我们只能带走五到十五岁的孩子。你的两个大孩子可能合格，不过你要先回答几个问题。”
随后，他照着一份清单大声念，要求她马上详细回答孩子父亲的职业、宗教信仰和他所属的党派。玛丽亚如实回答。现在似乎没什么需要隐瞒的。她的丈夫生前是工联成员和社会党人。
办事官员将笔放下，拿起办公桌上的一份文件，打开，手指沿着一个纵列往下划，默默地数着。有几分钟，他一直在做记录。孩子的比例要和他们父母所属党派在最近选举投票格局中的比例一致。孩子们被按照三组分开：共和党人及社会党人、左翼组织成员和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国家主义者。船上还没满，仍有位置分给社会党人的孩子。
“你呢？”办事官员望着梅塞德丝问道，“你想不想上这艘船？”
梅塞德丝大吃一惊。她从未想过自己可以拥有一个位子。她年纪太大，不可能有资格占用儿童的名额，而且她已经打算待在毕尔巴鄂，并未想过要登上一艘将成年人带到远方的轮船。在她心中，这样的航行意味着将永远找不到贾维尔。但她不得不抓住那一丝越来越渺茫的希望，继续寻找他，因为其他的选择——原路返回——已无可能。
“我们需要一些年轻女子照顾年龄较小的孩子，船上还有一个空位。如果你照看过孩子，也许你就是我们需要的人。”办事官员说。
梅塞德丝只能模模糊糊地听到他的声音，她沉浸在这个新的困境中。
“梅塞德丝！”玛丽亚喊道，“你必须走！这是多好的机会！”
自从认识这个女人以来，梅塞德丝第一次看到她脸上那种逆来顺受的苍白消失了。
仿佛有一只手向她伸过来，如果梅塞德丝不接受，会显得不知感恩。人们争抢着这些船上的位置。她告诉自己，她会在几个月后回来，与家人重聚，但无法想象放弃寻找贾维尔。
桑切斯太太的两个大孩子叫恩里克和帕洛玛，他们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他们站在那里望着妈妈，脸上满是祈求，急切地想让这位小姨一起去陌生的目的地。他们本能地知道，如果和梅塞德丝一起待在船上，母亲会高兴得多。梅塞德丝看着他们充满渴求的大眼睛。也许这是她第一次要做些真正有用的事，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负起责任。
“好。”她听到自己说，“我走。”
还有一些手续。首先是体检。梅塞德丝将照管的两个孩子带到福利局的办公室，排队等候英国医生检查。双方语言不通，检查时他们没怎么交谈。
帕洛玛和恩里克领到两份健康清单，证明他们身体健康。一张写着“英格兰远征”的六角形硬卡，连同个人编号别在了衣服上，孩子们得随时佩戴着它。
“你打算带些什么东西去？”帕洛玛兴奋地问恩里克，就像要去度假。
“不知道。”他悲哀地说，“一副棋子？不知道。也不知道那里有没有人和我下棋。”
每个人只能带一个小包裹，装上一套换洗衣服和几件物品。他们要好好想想才能选择。
“我要带上罗莎。”帕洛玛坚定地说。
罗莎是她最爱的玩偶和想象中的朋友。如果能与罗莎一起走，帕洛玛就知道一切会好。她哥哥没有这样的信心。他对要去的地方充满了担忧，但长子的位置让他必须展现出坚强。
梅塞德丝仅有的几件东西早已装进了一个小袋子，她不需要做什么决定。轮船会在两天后起航，在这四十八小时内，她随时可能找到贾维尔。待在毕尔巴鄂的最后两天中，她在每一群人每一支队伍中仔细查看，希望能瞥见他的面孔。
五月二十日晚上六点，几千人拥挤在波图加莱特火车站。每次有五百名儿童坐上特别列车，去毕尔巴鄂的主要码头桑特斯，轮船“哈瓦那号”在那里等着他们。有些家长一生中出过的远门不比帕洛玛更多，看到孩子离开，去往一个未知的地方，他们几乎难以承受。几个孩子黏在母亲的裙边，但母亲承受的悲痛总是比他们更多。有些孩子很高兴，开心地笑着，以为很快就能与父母团聚。他们将这次旅行看作船上的野餐、一次短暂的假期、一场探险，简直有兴高采烈的节日气氛。甚至连总统都来到这里，向孩子们挥手告别。
恩里克一直很忧郁，到了启程的那一刻，他甚至无法对母亲挤出一丝微笑，而母亲也在拼命地止住泪水。桑切斯太太不陪他们坐火车去码头，她在火车站台上与三人告别。
与哥哥相反，帕洛玛兴奋异常。她对警笛和让人痛苦的饥饿早已厌倦。“只要几个星期。”她不停地对哥哥说，“这是一次探险，应该很有意思。”
孩子们认为要去一个能让他们安全的地方。很多孩子穿得很漂亮：小女孩发间绑着丝带，穿着最好的花裙衫和白短袜。男孩们穿着清爽的衬衫和及膝短裤，看上去很帅气。
“哈瓦那号”在孩子们看来是个庞然大物，它沉沉地停靠在码头，像一头准备吞噬他们的巨鲸。几个最小的孩子甚至够不着从跳板上扔下的绳子。水手们拉着幼童的小手，紧紧地抱着他们，护送他们从狭窄的木栏杆旁走过，这些栏杆可以防止他们坠落到码头与轮船间黑暗的海水中。
这艘大船可以容纳八百名乘客，但现在，他们在船上安排了近四千名儿童和近两百名成人：二十名教师，一百二十名助手，梅塞德丝就是其中一位，还有十五名天主教神父和两名医生。日落之前，他们都上了船，吃了一顿几个星期以来从未吃过的饱餐，然后在甲板上睡下了。
五月二十一日黎明，系在船上的铁链松开了。沉重的铁链叮当作响，轮船起航。驶出港口时，乘客们感觉到了它缓慢的起步。
梅塞德丝感到腹中翻腾起来。这种陌生的摇晃马上就让从未坐过船的她感到慌乱，但让她胃部痉挛的多数是心理作用。她正在离开西班牙。身边所有的幼童都在号哭，较大的孩子则站在旁边勇敢地拉着他们的手。梅塞德丝咬住嘴唇，压抑着几无可挡的恸哭的渴望，心中满是悲伤和失落。经历了几天的期待与准备，事情竟然这么快就发生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与贾维尔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一片溅起的苦涩的海水，和着她的泪水一起流下面颊。她知道，自己正离开身后每一个深爱的熟识的人，她无法承受这种感觉，几乎难以抗拒奔向船头跳入浅水的诱惑。阻止她这样做的只有一个事实——为了照顾这些孩子，她必须勇敢。
围绕在全然的凄凉中，她第一次朝码头上的人影望去。然后，房屋渐渐变得如针孔般微小，终于在视野中消失。与贾维尔重逢的希望似乎也随之消失了。
“而且，”米格尔说，“那是梅塞德丝最后一次见到西班牙。”
“什么？”索妮娅的震惊无法掩饰，“她再没回过西班牙？”
“是的。而且她不能给母亲写信，告诉母亲她在什么地方，因为可能会连累亲人。”
“太可怕了，”索妮娅说，“孔查甚至都不知道梅塞德丝已经离开了祖国？”
“是的，她不知道。”米格尔肯定地说，“一直到很久之后才知道。”
他们在大教堂旁边的一家餐馆吃了午饭，然后慢慢踱回埃尔巴瑞尔咖啡馆。索妮娅突然十分害怕。如果梅塞德丝永远离开了西班牙，也许米格尔就失去了她的消息。老人继续讲故事的时候，她想问得更深一些。
“我想再给你讲些安东尼奥的故事。”老人坚定地说着，加快了脚步。那时他们正穿过广场，向他的咖啡馆走去。“我们还没有讲到内战的结束。”
29
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和初夏，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一直待在马德里。这一年，季节的更迭十分突然，五月和煦的暖风突然被夏日灼热的高温扫到一旁。首都的空气让人艰于呼吸，人们都深深陷入一种无精打采的状态。
七月伊始，又出现了新的战事，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被派到马德里以西二十公里外的布鲁内特，他们都很高兴。共和军的目标是呈楔形切入国民军控制的领地。如果能切断法西斯与其在马德里边缘及附近村庄的驻军的联系，这座城市的包围圈就会解除。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是调入这场战役的八万名共和军士兵中的一分子，参与这场战役的还有几万名国际纵队成员。
开始，形势似乎对共和军很有利。第一天日落时分，他们就攻入了法西斯的领地，攻占了布鲁内特和卡尼亚达新镇，又朝卡蒂斯略镇攻去。
有时，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会与几支法西斯余兵作战，或捡拾敌方撤退时丢弃的军需品和食物。有一次，他们的营房遭到轰炸，四个小时里炮弹像雨点一样纷纷坠落，他们只好待在道路两旁的战壕里。国民军的飞机又来了，轰炸再次开始。烟尘、灼热、焦渴和灼痛般的疲惫围绕着他们，但当空气中洋溢着胜利的气息时，这些都无足挂齿了。这种甜蜜的感觉能压倒血污、汗水与粪便的刺鼻气味。
“就是这样，我想。”弗朗西斯科欣喜若狂，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幼稚的热情，对安东尼奥喊道，“就是这样。”他的欢呼甚至压倒了枪炮声。
“好吧，我希望你说对了。”他的朋友答道。看到这位伙伴表露出愤怒和挫败之外的情感，安东尼奥十分高兴。
最初的几天里，共和军势头强劲。连国民军也清楚这一点，他们准备进行有效的反击。这片地区十分关键，如果共和军实现了下一个目标——抢占马德里四周的群山，就会大获全胜。
但是，共和军还没准备好发动这一攻势，国民军就已调遣大批部队，开始凶猛地反攻。开始，共和军的空军抢占了空中霸权，但几天后，国民军在空中又获得了优势，现在不停地轰炸共和军的行军路线。
浅浅的战壕里，又干又硬的土地无法再挖深一寸，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坐在那儿，知道己方陷入了麻烦。最初的乐观之后，他们能看出，取得胜利花费的时间比预想的更长。
国民军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轰炸几乎频繁到乏味。炮火冷酷无情，炮声碾碎了共和军的士气。气温越来越高。去年冬天来复枪的扳机都冻住了，而现在它们却热得烫手。战场变成一座人间地狱。
战壕里几乎没有说话声，但偶尔有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指令断然发出。
“上边希望我们到那边去。”一天，安东尼奥指着一个树木稀疏的地方说道。
“什么？到那个连掩护都没有的鬼地方？”弗朗西斯科喊道，他的声音简直比炮弹爆炸声还高。
在短暂的空袭间隙里，一群人爬出战壕，跑到树丛中寻求掩护，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也在其中。敌方狙击手的枪声响起来，但没有人被击中。这场战争中，安东尼奥所在的营队大部分人很幸运：虽然他们所得甚少，但至少没有失去生命。
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焦糊的尸体。偶尔有几具尸体被战友抬走，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就躺在那里，在炎炎烈日中晒得滚烫，成为苍蝇的食物。这是一片蛮荒之地。一天天过去，灰色的土地晒得越来越白。有时，子弹会射中前线的几小片草地，草地顿时燃烧起来，腾起短暂而明亮的火焰，给附近的人们又添上几分炽热。
补给的匮乏状态令人震惊。共和军缺乏的不仅是军火，还有食物和水。
“我们得选择：喝下这些可能让我们患上伤寒的污水，还是渴死？”弗朗西斯科说着举起一个搪瓷茶缸。水质的确很恶劣。他从一个长颈瓶中喝了一大口白兰地，无比渴望它变成一大口纯净而清洁的饮用水。“你知道，上游有些动物尸体。”
身边有些人将分到的水泼洒到地上，看着它渗入土里。他们知道弗朗西斯科说得对。前几天，他们就曾目睹一位战友因伤寒死在面前。
空袭更加密集，能在这片暴露的地方幸存下来就是好运。一枚炮弹落下，干燥的尘土扬起，大块的石子落在战士们头上，溅到脸上，甚至飞进耳朵里。他们没有机会展露来复枪的命中率和投掷手榴弹的准头。勇敢并不能增加生还的机会，不过懦弱也不能。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一天夜里弗朗西斯科说道。风平浪静的日子越来越少，他们终于有个平静的时刻可以聊天。“德国飞机练习射击的枪靶。”
“也许你说得对。”安东尼奥低声抱怨道。他一贯保持积极的立场，此时也感到了与日俱增的沮丧。
看来，共和派的领导人并不能达成一致，他们没有明确的基本方向，甚至都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开始时坚定而谨慎的战略，现在在灰尘与混乱的蒙蔽下变得模糊。
尽管佛朗哥的步兵部队在前线遭到轰炸，死伤惨重，但国民军继续袭击共和军的机场，显著削弱了共和军在空中的战斗力。共和军艰难地守卫着战役之初攻下的领土。
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太阳仍然毒辣得令人难以承受，国民军的空军部队已占压倒性优势。很多共和军试图逃跑，有些人在逃跑时被同志开枪打死。最后，战火终于平息了。弹药几乎用光，烧焦的坦克散落在战场上。
由于共和军通信不畅、领导人能力不足、军队对地形地貌缺乏了解、补给体系太过糟糕，国民军又获得了空中优势，共和军一开始的胜利最终几乎失去意义。这种胜利并无清晰的轮廓，战争的混乱状态让双方都感觉自己赢了。左翼领导人宣布，攻占布鲁内特是军事计谋的成功。然而，占领这个仅有五十平方公里的小镇却牺牲了两万条性命，伤者的数目至少与此相等，这桩小小胜利的代价未免太大。
“这么说，我们胜利在望了。”弗朗西斯科说着，用力踩着脚后跟，一直深陷到土里。“原来这就是胜利的滋味。”
他的挖苦，反映了士兵们对这场战役中毫无意义的牺牲的不满和愤怒。
现在“热情之花”在哪里？她怎么不来鼓舞他们，提醒他们绝对不能放弃？领导者告诉战士们这是一场胜利，号召他们继续战斗，但现在，战士们却开心于能回到马德里休息一下。以后还会有其他战线需要保卫。
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回到首都，待了几个月。那里，人们仍在举行“化装舞会”，假装一切如常，尽管这种脆弱的常态随时会打破。人们在阳光下畅饮冰凉的饮料时，听到一声空袭的警报，便拔腿向防空洞狂奔，这让他们记起仍然潜伏在这座城市的威胁。安东尼奥的思绪总是回到格拉纳达，他想知道，在一座被法西斯抢占的城市里，人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那里的天空不会落下炸弹，但他怀疑，他至爱的母亲是否会坐在新闻广场上吃冰淇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