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阿拉贡前线受袭，但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发现，去往战场的部队中不包括他们所在的营队。
“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弗朗西斯科抱怨道，“我们可不能后半辈子都坐在这儿。”
“必须有人留在这儿保卫马德里。”安东尼奥说，“那场战役看上去一片混乱。你为什么要去当炮灰？”
安东尼奥十分信任共和国的事业，但现在生命却被浪费了，他很恼火。他不想白白牺牲。他们在马德里读到的那些文件详细地描述了共和派内部的分化，这丝毫无助于共和国的大业。冲突在自己人的阵营中爆发，只会阻碍己方的事业。安东尼奥永远无法理解为何朋友渴望战斗。正如他所料，阿拉贡前线死伤惨重的消息开始传来。
尽管如此，十二月，两人仍然坐上了卡车，被派往前线。在这个记忆中最严酷的寒冬，最开始几天，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到达马德里以东的一个小镇特鲁埃尔。它处于国民军的占领下。共和军认为，如果己方袭击特鲁埃尔，佛朗哥就会将战斗力从马德里转移到这儿，他们害怕佛朗哥谋划新一轮针对首都的袭击。共和国的领导人觉得，必须做点什么将佛朗哥的军队拖走。
共和军对特鲁埃尔的突袭让国民军大吃一惊。有一阵子，共和军抢占了优势，打败了当地的驻军。恶劣的天气让德国和意大利军队的飞机无用武之地，但即使没有这些飞机，国民军仍有优势，有更多武器和更多士兵。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向特鲁埃尔发起一轮轮残酷的猛攻。
这里的地形也很残酷：平坦、荒芜，光秃秃的斧凿刀削般的山坡。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被部署在这座小镇里，几乎要冻死，他们眼看着几十位同志死在这片荒原上。他们对苦难早已安之若素，但安东尼奥想知道，是否会有一天，他们会再也感受不到痛苦。只有沉溺在危险与死亡中，弗朗西斯科才停止抱怨战况和共和派领导人的失职。他沉迷于开火，看上去是那样心满意足，连猛烈的咳嗽都无法让他分心。
圣诞节那天，他们在一座小镇外露营。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了好几天，战士们的衣服都湿透了，却没有希望弄干。靴子浸透了雪水，重量几乎变成平时的两倍，走路比以往更艰难。
弗朗西斯科喘息得很厉害。他夹着一支烟，喘息着弓下腰，烟落到了地上，整个身体因剧烈的咳嗽而蜷缩。
“看看，你干吗不坐下来歇会儿，或者干脆来我这儿？”安东尼奥提议道。他把朋友拉到一个临时帐篷旁边，这个帐篷用作医疗供应。
“没事。”弗朗西斯科抗议道，“我只不过是得了流感或什么小病。我很好。”他唐突地甩掉安东尼奥的手。
“听着，弗朗西斯科，你需要休息。”
“我不需要休息。”他颤抖地低语，喉咙里充满了黏液。
安东尼奥注视着弗朗西斯科的双眼，发现他已热泪盈眶。也许是寒冷让眼睛流泪，但他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濒临崩溃的男人。咻咻的气喘和十四个潮湿而疲惫的不眠之夜，将这个顽强的男人逼到了忍耐的边缘。弗朗西斯科可以坚强地承受痛苦或创伤，但现在让他倒下的却是疾病和躯体。
“我必须坚强。”发现身体竟能如此束缚自己的渴望，他绝望地抽泣道。对抗脆弱比忍受疾病更加艰难，他觉得十分羞耻。
安东尼奥抱着弗朗西斯科，支撑着他全部的体重，透过朋友厚厚的制服，仍然能感受到他高得可怕的体温。弗朗西斯科身上快冒出热气了。
“我不……我不……我要……不要……”弗朗西斯科浑身颤抖，陷入谵妄状态，开始胡言乱语。一个小时后，他失去知觉。那天夜里，人们将他送到了一家军事医院。
敌人猛烈扫射的子弹密集得就像迎面打在脸上的冻雨。湿气驻留在战士们的肺泡中。许多人冻死了，没有在清晨醒来。一些人曾用酒来麻醉自己，他们在沉睡中如此放松，连心脏都忘记了跳动。至少在雪地里，他们的尸体不会那么快腐烂。
这场战役又持续了一个月，直到新年。弗朗西斯科回到马德里休病假，安东尼奥总算摆脱围绕在身边的烦扰了。弗朗西斯科总是对战争双方都很愤怒，他无休止的抗议却让人更为不快。
在阿拉贡前线的这几个星期中，安东尼奥幸存了下来，但并不觉得自己英勇。战役结束前，他和许多人在特鲁埃尔的街巷中继续战斗，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此前，他一直是抽象地朝远方开火，但这天他看到敌人就在面前，还看到了对方眼珠的颜色。
在不容转身的一刹那，安东尼奥犹豫了。面前站着一个男人，比他年轻，头发卷曲，瘦骨嶙峋。别人大概会将他们误认作堂兄弟。唯一的区别是衣服的颜色，它提示安东尼奥此人站在国民军那边。染料的颜色提醒他：终结这个男人的生命。如果他不下手，很可能马上就没命了。
安东尼奥觉得，再也没什么比用刺刀刺入他人的身体更残忍了，在这种屠杀中，他感觉自己的一部分也死去了。他永远无法忘记这个年轻人恐惧的面容如何扭曲，变成痛苦的神情，然后渐渐僵住，成为一具怪异的死尸。不到半分钟，安东尼奥就目睹他的猎物经历了这些阶段，听到这具尸体“轰”的一声沉重地倒在面前的地上。这个场面令人惊骇之极。
那天夜里回到营房后，安东尼奥发现少了几个人。这一切多么随意，多么专断啊。成为一名战士之后，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像棋盘上的卒子。这些人的牺牲，都只因很多人从未谋面的某个人的心血来潮。
特鲁埃尔的苦战一直持续到来年二月，国民军从共和军手中抢回了这座小镇。这场战役又牺牲了双方无数将士，损耗极大而所得甚少。安东尼奥竭力不将这场战役视作战争的转折点，但是它似乎证明了一个冰冷的事实：佛朗哥的物资和计谋显然无穷无尽。
30
安东尼奥很悲观，他回到马德里好几个月了，从未如此迫切地想加入反击佛朗哥的最新战役。法西斯部队在阿拉贡又发动了一次袭击，欲将地中海沿岸共和国从南至北的广大领土一分为二。一九三八年仲春，法西斯部队打通了海路，将共和国领土分为两半。加泰罗尼亚被从中间分开。
到了仲夏时节，弗朗西斯科的身体已经康复。他和安东尼奥所在的营队再次参与修建城市防御工事。共和军决定继续迎战，除非佛朗哥占领首都。
这个时候，人们预计国民军会向北行军，占领巴塞罗那。共和国政府在去年十月进驻巴塞罗那，但并未占领这座城市，而是转头向南直奔巴伦西亚。
被一分为二的两块领土上，士兵和百姓的物资都极度紧缺：不仅缺乏食物和医疗补给，还缺乏士气。惊慌和恐惧与日俱增，两边的通信联络也变得十分艰难。在共和国治下的一些城市中，仍有人从战争伊始就秘密支持国民军，而四处隐匿的告密者又增加了人们的不安。
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打算参加另一场战役。对共和国而言，这几乎是一场绝地保卫战，目标是将两部分领土统一起来。
“你觉得我们有多大胜算？”弗朗西斯科一边问一边系紧靴带，随后他们出门向埃布罗河岸的新战线走去。
“为什么要费脑筋猜测呢？”安东尼奥问道，“我们的枪炮和飞机都比他们少，我宁可不想。”
他很悲观，但事实上，他们武器虽少，人数却很多。一支八万人的共和军部队已经调遣过来。凭借征兵制度，又招募了几千名士兵，年龄跨度从十六岁一直到中年。七月二十四日晚上，几千名士兵横跨埃布罗河，从北向南朝国民军的战线发动袭击。
一开始，共和军因突袭而占有优势，但佛朗哥冷静地命令增援。他将此看作消灭共和军的机会。
佛朗哥的第一步行动包括炸开比利牛斯山的上游堤坝。河流暴涨，冲垮了共和军用来接收补给的桥梁。共和军刚一修好，佛朗哥就继续轰炸桥梁。国民军向这个地区增补了几千名士兵，还派遣了大量空军。最初的几天里，共和军完全没有飞机，无法防御，德军和意军飞机便发动了猛攻。
交战第一个月，气温暴涨，布鲁内特成了一座灼热的炼狱。这里没有什么防御措施，但战场上的暴力愈加密集。愈发饥渴难耐的共和军在几个星期内不断遭到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无情轰击。德军的装备似乎无穷无尽，特别是飞机。佛朗哥宁可牺牲几万名士兵，也想将共和军从地球上抹去。
在一个阳光耀眼的下午，弗朗西斯科想在山谷里找个藏身的地方。法西斯部队占领了上面的山脊。他成功地打死了几个敌人，因为此刻对方简直是束手待毙的枪靶。
“我们打死的敌人得比这多得多。”安东尼奥喊道。
几个星期来，他们时刻渴望着弹药，却由于无法得到而渐渐失望。待在埃布罗河畔的几个月里，弗朗西斯科想慷慨赴死的念头潜滋暗长。安东尼奥认为这是朋友典型的风格——反其道而行之，当境遇恶化、前景黯淡时，弗朗西斯科就越发积极。
“我们走出了这么远，”弗朗西斯科乐观地说，“现在谁也抓不到我们了。”战胜了致命的疾病之后，他再也不会被任何东西打败。
不太可能在坚硬的土地上挖战壕，营队就用石块建起了小型的临时堡垒。有一个小时，他们罕见地没有遭到敌人的炮击。几天前建好的石墙后有一片宜人的荫凉，五个人几乎是悠闲自得地靠墙坐着抽烟。
“这样想想，安东尼奥。佛朗哥必须依靠德国和意大利的援助，”弗朗西斯科讽刺道，“我们是孤军奋战。苏联人的一点点援助也许会……”
“看看我们的人数发生了什么变化吧，弗朗西斯科……我们正在被有计划地消灭，就像消灭苍蝇一样。”
“你怎么知道？”
“也许你该相信别人说的一些东西。”安东尼奥厌倦地说。
那天下午，这两个格拉纳达男人突然发现自己遭袭，便分头行动。敌人从山上发起猛攻，炮弹像无情的暴风雨般倾泻而下，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没有地方可以躲藏，就算有人指点他们，声音也会被子弹的呼啸声淹没。炮声偶尔沉默时，战场上是一片此起彼伏的痛苦呻吟。
弗朗西斯科的末日来临时，他并没有感觉到痛苦。他还没明白出了什么事，就被落在身边的一枚炸弹卷走了。当时安东尼奥离他五十米左右。炮声停息后，安东尼奥认出了朋友残存的遗体：戴在他右手中指上的一枚金戒指表明了身份。他小心翼翼地从朋友冰凉的断手上摘下戒指，又将断手放回尸身旁。也许这样有点恶心，但他仍然得做。他拉起一条毯子将弗朗西斯科的遗体盖起来，却觉得自己的眼睛干涸了。有时候，太悲伤反而让人无泪可流。
两个星期后，十月初，对于安东尼奥来说，战斗也将结束。
这一天，天色渐暗，当天的战斗差不多结束了。
“外面可安静了。”身边的民兵说，“可能敌人正在撤退。”
“机会来了。”安东尼奥一边说，一边给来复枪装入子弹。
他走到山坡上的杂树丛里，举起武器。还没来得及开枪，他突然感到身体一侧传来一阵剧痛。他缓缓地倒在地上，无法喊叫或呼救。身边的同志大概以为，他只是被这坚硬的荒凉地带中遍布的石块绊倒了。安东尼奥觉得轻飘飘的，仿佛灵魂离开了身体。自己死了吗？为什么有个人俯下身来，用一种温和而模糊的声音询问一些自己听不懂的事……
安东尼奥苏醒后，剧痛让他难以承受。他几乎发狂，只能紧咬着手臂，不让自己失声喊出来。医疗帐篷中的麻醉剂氯仿十分紧缺，空气中到处是哭喊声。人们将仅有的白兰地用来麻醉这些男人。无论是霰弹造成的伤口还是截肢手术，伤者都迫切需要减轻痛苦。安东尼奥经历了与时空脱节的几天或是几个星期，然后，他看到自己被抬到一副担架上，放进了一节专为伤员改造的火车车厢。
过了一会儿，他从恍惚的状态中慢慢醒来，发现身处巴塞罗那。这座城市尽管仍在遭受猛攻，但还没有沦入佛朗哥的魔爪。火车从埃布罗河隆隆地开到这座北方城市，要将伤员带到安全的地方。车顶上鲜艳的红十字似乎在向空中盘旋的法西斯飞行员们请求怜悯。
安东尼奥康复的过程就像从黑暗到光明的转变。时间一周周过去，疼痛渐渐减少，呼吸越来越深，体力也与日俱增，仿佛一个缓慢却壮丽的黎明的到来。眼睛可以睁开一会儿了，他发现常在身旁来去的身影是几个女人，而不是天使。
“看来，你是真的。”他对握着他手腕试脉搏的少女说道。第一次，他感受到了她手指传来的凉凉的压力。
“对，我是真的。”她低头对他微笑，“你也是真的。”
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她目睹生命的潮水在这具瘦骨嶙峋的身躯中起起落落。这里的大部分病人都如此。这与运气有关，更与护士们勤恳的工作有关。她们每天竭尽全力挽救病人，尽管越来越多的濒死士兵不断送来，病房已经人满为患。医疗补给的匮乏意味着很多人会不必要地死去，他们营养不良的身躯几乎无力抵抗感染。有些男人扛过了埃布罗河的冲刷，却在病床上被坏疽甚至伤寒夺去了性命。
安东尼奥对过去几个月的战事一无所知。再次回到这个世界后，他听到一些消息。埃布罗河战役结束了。十一月底，共和国的领导人终于撤回了所有残余部队，而三个月前他们就应该承认失败并撤军。在每个阶段，国民军的兵力与计谋都比共和军的更胜一筹，但共和军顽固地不肯承认战败，直到最后三万名共和军士兵战死疆场，还有至少三万名身负重伤。
病房里很少有安静的时刻。除了病人的呻吟，还有不断传来的炮火声。这里比战场要安静些，但外面炮声连连，雷鸣般的空袭声不时打断这里偶然出现的太平时刻。安东尼奥的神志日益清醒。听到这些声音，他开始沉思未来会发生什么。他每天都试着走点路，体力缓慢地增加，几乎可以离开病房了。几个月来，这里成了他的家。如果能回到真正的家，看到母亲，那该多好啊。
他渴望见到母亲，还有父亲。但这绝无可能。他也不可能重回部队，他的体力还很衰弱。
法西斯部队对巴塞罗那的袭击越发密集，安东尼奥被转移到了一间汽车旅馆，与一群境遇相似的人住在一起。他们都负伤了，身体变得虚弱，从战场上被替下来，但都希望有朝一日再次拿起武器——他们仍是战士。
一九三九年的新年悄悄来临，人们根本没有庆祝的理由。街道上弥漫着大势已去的悲凉。商店里的食物被抢购一空，燃油用尽，最后几句殊死一搏的口号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回响。巴塞罗那遭到致命重创，无力回天。一月二十九日，法西斯军队长驱直入，占据了这座几已荒废的城市。
31
巴塞罗那沦陷后，五十万人踏上流亡之旅，长达数月的饥馑让他们身体羸弱，但也有不少人从创伤中逐渐恢复。
安东尼奥与另一个民兵走在一起。他叫维克多·埃尔维斯，是个年轻的巴斯克人，十七岁被征入伍，从未受过训练。他连来复枪都不会用，到达埃布罗河的第一天就受了伤。几个星期前，他的家人就已离开家乡逃往法国，他希望能与家人团聚。
有两条路可以去往法国，他们必须斟酌一下。第一条路是翻过比利牛斯山。对于正从枪伤中恢复的安东尼奥和维克多，崎岖的地形不是唯一的问题，还有冰雪。冰雪会令这场跋涉步步艰难。安东尼奥听说，在某些地方，积雪能没到孩子的腰。在深深的积雪中，年长体弱者常常丢失拐杖。很多人会在冰层上滑倒，这场逃亡因此会痛苦而漫长。
安东尼奥和维克多几乎没有东西可带，但其他人很少能克制欲望，都带了过多的财物。他们途中不得不丢弃的东西被雪掩埋，会为身后的人群制造更多看不见的危险。春天，当山上的白毯融化了，雪水下会露出一些稀奇物件的踪迹。那些无用但寄托感情的东西，比如珍贵的香水瓶或圣像，以及一些有用但无关感情的东西，比如金属炒锅或小椅子，都散落在路上。
除了这条变幻莫测的山路，还有一条路是海岸线，不过也有危险，那里是边防。安东尼奥和维克多都觉得只能选择第二条路，他们出发了。一大群人开始朝北方远行。
每个人都艰难地背负着家庭用品、毯子、成捆的衣服，以及在逃往另一种生活的途中所需的东西。孤身带着好几个孩子的女人最为艰难，安东尼奥总是尽力帮助她们。除了来复枪，他什么也没带。他没有其他东西，也习惯了几个星期穿一套衣服。不过仍有很多人在背包中紧紧地塞满了衣物，现在走得十分艰难。
“我来帮你。”他执意对一个女人说。她的孩子怀中还抱着一个婴儿，她则泪流满面地扛着个大包，行李的把手因沉重而猛然折断。她还有一个孩子，正磕磕绊绊地走在他们身边，身上非常暖和地裹了好几条毯子。安东尼奥和维克多一个抱起婴儿，一个扛起大包，很快唱起一支行军歌曲，让几个孩子高兴起来。安东尼奥回想起与那群民兵一起离开格拉纳达的旅程，当时唱这首歌是为了鼓舞士气。那时它起了作用，现在仍然奏效。
安东尼奥在战场上见过许多骇人的场面，但仍会对途中景象大为震惊。女人们在路上生孩子，女性亲戚们围成一圈，用裙子遮住婴儿出世那神秘的一刻。
“现在出生真是太危险了。”安东尼奥听到新生儿悲伤的哭声，不由得喃喃自语。
这是一场长达二百公里的跋涉。步行一个星期后，安东尼奥终于到达了塞贝尔的法国边境。他遥望着大海，一瞬间感到一阵乐观。地中海强烈的阳光穿透了二月厚厚的云层，在一片迟缓的铅灰色海水上闪着辽阔的银光。他们面前就是法兰西，另一个国家。也许在那里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仿佛一场大规模的出埃及之行，这群衣衫褴褛、流离失所的人必须相信，面前这片福地乐土上会有新的起点。一些人对祖国已经漠不关心，因为那里已经没有亲人，没有家，也没有希望。
虽然大多数人已经丢弃了身上的包裹，但士兵们仍然带着来复枪——他们不需要别的东西。在乏味的漫漫长夜里，士兵们总会扣几下僵硬的扳机。现在他们仍然相信，这些破损的苏联武器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
“前面出什么事了？”维克多问。
“我不知道，”安东尼奥答道，隔着一片森林般密集的戴帽子的人头，他伸长了脖子往前看，“也许他们又把边境封锁了。”
有传言说，法国人将国境线封锁了一段时间，难民多得让他们难以承受。人群现在已经拥堵，但看上去每个人都很顺从，没有谁表现出不耐烦。他们已经走了这么远，几米之外就是目的地。
大约一个小时后，人群开始向前移动。安东尼奥能看到边境控制的情景，能听到法国人陌生的声音。那种粗鲁的语气，他们不曾预料到。
“把东西放下！”卫兵用法语说道。
这几个词在西班牙人耳中也许毫无意义，但法国卫兵的手势和路边一堆堆的枪和物资说明了一切。对方表达得很清楚：这些疲惫的流亡者离开西班牙前得放下武器。他们还强迫一些人丢弃携带的包裹。离安东尼奥几米处，一位老人愤怒地与法国卫兵争吵起来。与国境戍兵争吵也许是个错误，尤其是当你像这位老战士一样衰弱的时候，随之发生的事只会更糟糕。
卫兵让老兵当面将所有衣袋都掏空。发现老人攥着拳头，卫兵用刺刀推了一下他的肩膀。
“你在干什么？蠢猪！”
另一个士兵将老人抓住。有位士兵意识到老人并不是要挥拳打人，握紧的拳头中可能藏着东西，于是他将老人石头一般坚硬的手指一根根用力撬开，直到露出手掌。他们以为会发现什么？一把金子？一支藏在手里的手枪？
在他摊开的手掌中，什么都没有，只有可怜的一把土，西班牙的土壤。他就是握着这把乡土翻越了群山。
“行行好吧……”老人请求道。没等老人说出最后一个音节，卫兵就将他手中的沙土一把打掉，撒在地上。老人低头看着地上的点点尘埃，故土的残迹还留在他的掌纹上。
“狗杂种！”他怒不可遏地喊起来，声音哽住了，“你凭什么……”
卫兵对着老人的脸哈哈大笑。安东尼奥向前迈了一步，轻轻地拉住老人。老人泪流满面，但仍然怒不可遏，作势要打人。这种愤怒只会招致法国卫兵更多的羞辱，这样做并没有好处。那些宝贵的西班牙土壤被卫兵践踏在靴底，他们又将老人往后推搡了一步。如果老人不再制造麻烦，他很快就可以进入法兰西了。
卫兵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安东尼奥，其中一个抓住了他来复枪的枪把。这是个挑衅的姿势，非常无理，因为路边一堆堆丢弃的武器已经明示，流亡者必须放弃所有武器才能进入法国，几乎不需再说。安东尼奥一言不发地将来复枪交给了卫兵。
“为什么我们应该交出武器？”维克多低声吐了口唾沫。
“因为别无选择。”安东尼奥说。
“但他们为什么强迫我们？”
“他们害怕。”安东尼奥说。
“害怕什么？”维克多难以置信地喊起来，扫视着周围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有些人身上压着残存的重负，腰身弓得像只巨大的蜗牛。所有人都疲惫不堪地垂着头。
“他们怎么会怕我们？”
“他们担心放进去一批武装分子，蔓延到整个国家……”
“真是个疯狂的想法……”
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然而两人知道，在四分五裂、混乱不堪的民兵组织中的确有一些激进者。那些希望受到欢迎的人只会失望。国际纵队在西班牙的出现，让这些西班牙人以为自己会在任何地方得到外国人的支持，但他们想错了。国境戍兵冰冷而残酷的态度扫除了他们心底残存的希望。
过了边境岗哨，道路蜿蜒到了海边。海岸荒无人烟，遍地巨石，空气比他们祖国的更加尖锐而冰冷。不过有一段路是下坡路，让人轻松。人群的移动看上去十分机械。法国警察负责监护他们，却十分不耐烦。
“我真想知道，他们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
安东尼奥自言自语。有传言说，法国人虽然不愿让难民进入法兰西，但已经为他们准备了暂住的地方。在冰冷的空气中拖泥带水地走了这么久，有个地方休息一下令人如释重负。
人群向大海走去，湿气刺透了骨缝。维克多没有回答朋友的话，只是默默地向前走。他们快要冻麻木了，对面前的一切几乎失去了反应。
安东尼奥本以为会走向陆地，远离这片残忍的海岸，但警察很快带着他们朝广阔的海滩径直走去。面前是一望无垠的黄沙，看到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的大院子，难民们并未马上意识到这就是目的地。这显然是牲口圈，而不是人类的住所。有些地方，围栏甚至延伸到了大海里！
“不是想让我们在这儿住吧……”维克多说出了不能言说的东西。他望着那排肤色黝黑的士兵，他们正用钝重的来复枪指挥人们走进围栏内的大院子。
“我们离开了摩尔人，又遇到了这帮人渣！圣母马利亚……”
安东尼奥察觉朋友的怒火正在升腾。法国人让塞内加尔部队来为西班牙流亡者维持秩序，他也感到恶心。这支部队中的很多人都亲历了佛朗哥手下摩尔人士兵的残忍对待——那是法西斯部队中最残忍的一支。现在在这些黑色的面孔上，人们却看到了同样冷酷的表情。
法国兵根本不听人们渴望团聚的请求，将难民根据数字而非仁爱的规则分开。他们只想将这一大群难民高效地分成一个个小组，而严格按照编号划分是唯一有利于控制的途径。法国人害怕边陲小镇充斥着难民，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圣西普里安镇的人口本来只有一千多，但人们很快发现这里成了两万五千多名陌生人的家。这座小镇只能为难民提供海边辽阔的荒地：海滩。科特韦梅勒（意为“朱红海岸”。）沿线的其他小镇也都如此，例如阿热莱斯、巴卡莱斯和塞普方兹为难民找到的住所都在黄沙之上。
条件十分恶劣。难民们住在用木桩和毯子临时搭建成的帐篷里，根本无法抵挡风雨雷电的袭击。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海滩在暴风骤雨中变得混乱而糟糕。安东尼奥每天晚上都自愿守卫一个小时，否则人们在睡觉时会被埋在黄沙和狂风卷起的灰土里，老弱病残身上堆起了小土堆。在这片凄凉的荒地上，沙子迷住了眼睛，进入鼻孔、嘴巴和耳朵里。人们吃着沙子，呼吸着沙子，被沙子遮住视线，这种残酷的生存条件简直让人疯狂。
法国人为第一批到达的两万多名难民提供的，只是极少的食物和一条小溪。病人根本得不到及时救治。几千名重伤员从巴塞罗那的医院撤离，很多人生了坏疽。士兵将那些出现痢疾症状的人隔离开来——招人嫌恶的恶臭足以让他们暴露。他们被安排在一个临时的检疫隔离区内，自生自灭。其他疾病也普遍存在，肺结核和肺炎都很常见。每一天，死者都被深深地埋入黄沙。
安东尼奥最憎恶的事大概是卫兵带领难民集体排便。海边的某些区域被用于排便。他多么害怕那个时刻的到来：在卫兵轻蔑的怒视下，用尽气力将粪便拉到海水中。被人带到海边这个臭气熏天的地方，海风卷起脏污的手纸，黄沙在空中飞扬，是最丢脸的事。
除了类似的某些日常惯例之外，海滩上有种全然的永恒：人们似乎感觉不到光阴的流逝。海浪无休止地涌上来，退下去。它拍击海岸的冷漠节奏，与大自然对沙滩上的人类悲剧的漠然无视如出一辙。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时间悄然流逝，不知今夕何夕。但安东尼奥坚持每天在棍子上刻下凹痕，记录时光的流逝，这种方式能减轻看着时间缓缓流走的痛苦。有些人害怕自己会乏味得发疯，想了一些办法：玩纸牌和多米诺骨牌，或者练习木雕。有几个人甚至将沙地上伸出的带刺铁丝网的残片制成了雕塑。偶尔有几个晚上，他们时不时地举办诗歌朗诵会。在死寂的夜里，某些帐篷中传出大歌黑暗而激越的调子。大歌是弗拉门戈歌曲最基本的形式，它悲怅哀婉的曲调让安东尼奥毛发倒竖。
一天晚上，难民们举办了一场舞蹈演出。卫兵在一边观看，一开始他们呆住了，后来看得如醉如痴。那时正是黄昏，人们用给养帐篷中的几个旧木箱建起一个坚固的小舞台，一位年轻女子开始起舞。没有伴奏的音乐，只有合乎节奏的击掌声，它越来越高，越来越强，成为一支掌声的乐队，时而柔和，时而激烈。呼应着舞者在木板上的踏步声，击掌声先是升高，又逐渐消失。
舞者十分清瘦，也许过去曾经丰满过，但几个月来，几乎将人饿死的生活已经消融了她的曲线。节奏感依然存在于她不可触摸的灵魂深处，痛苦的消瘦使她胳膊和手指的动作更显柔软轻盈。咸涩的海风将她的头发结成了团，一绺绺像蛇一样贴在脸上，她并未试图将它们拂开。
她的脚踝边并未旋转着一层层沉重的弗拉门戈裙裾，现场也没有吉他演奏，但在她心中，这些都有，而且观众也能感受得到，听得到。她家的房屋遭到空袭后，她最漂亮的饰有精美流苏的丝绸披肩与其他东西一起化成灰烬。此刻与她一起旋舞的是一条破损的头巾，它磨损的褶边唤起了遥远的记忆，过去它的边缘曾经镶有昂贵的缨穗。
很多观众聚拢过来，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见证了这场与冷漠环境并不相容的情欲与激情的表演。这场舞蹈让他们忘记了一切。它持续着，吞没了海浪的声音。在冰冷的夜里，她不停地跳舞，甚至沁出了汗水。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向观众展示时，她再用足跟开始一轮柔和的踏步。这场演出唤起了每个观众的回忆。他们想起节日和其他欢乐的时光，那些时光所含的正常与平和现在已经湮灭，每个观众的心都已飞到了遥远的地方。他们翻过群山踏入故乡的村庄或小镇，与亲人和朋友在一起。
现在，舞者伴着一支喧戏调起舞，这种欢快的舞蹈似乎与这个地方很不协调。
安东尼奥想起了妹妹。现在，梅塞德丝在哪儿呢？他没办法获得她的消息。他仍然时不时地给罗西塔姨妈寄信，信中充满暗示，说不定她会将信转给母亲。梅塞德丝可能在任何地方，甚至可能在这片海滩上的某间帐篷里。她是否找到了贾维尔？是否仍在跳舞？有一阵子，梅塞德丝的面容似乎比他面前的舞者还要真实。面前这个女人紧锁的双眉在眉心画出一道深沟，他不由想起妹妹全神贯注跳舞时的样子。随即，她们的相似之处消失了，除非梅塞德丝在他记忆中的面容已经消逝。也许现在，她的相貌已经失去了孩童的圆润，与面前的这位纤瘦舞者一样，如同鸟儿一般轻盈。他多么希望自己能知道这些！
结束时，一个脸上挂着泥土与鼻涕的小孩冲到观众前面。“妈妈！妈妈！”他哭喊起来。舞者将他抱在怀里，消失在远处的一座棚屋中。她仍然十分清楚自己从哪里来。
又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法国人宣布了一项重建计划，冒出了一大堆新目标。安东尼奥和维克多这样的强壮男人被派去拆除这片破旧的棚屋，建造一排排井然有序的木屋。现在，他们的头脑和身体都忙于这项体力劳动，这也让人困扰：连焚毁陈旧的小地毯都是一种痛苦的与过去的分离。有些小地毯是曾藏身其下的人翻山越岭拖过来的。新建的木板房也许能更好地保护他们，但它们隐含的永久性让人沮丧。
“现在这就是我们的家了，是吗？”许多人喃喃道。他们一直以为这片营地只是临时住所，是找到更佳居住地之前的过渡。突然间，它似乎变成了永远。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是流亡者，而是囚犯了。”维克多毅然说道，“我们必须离开。”
“我敢肯定，他们很快就会想出办法来。”虽然安东尼奥完全赞同，口中却仍在劝他。
“但我们不能再假装这是个安全的避风港了！”维克多坚持道，他年轻的战斗精神不肯衰退，“难道不该想办法回到西班牙吗？我们只是坐在这里打打牌，听人念马查多的诗，我的天哪！”
他说对了。他们只是这所室外监狱中的俘虏。现在，离开这里的唯一途径是加入志愿工作组。男人们被装进运送牲口的卡车，赶到千里之外的陌生之地，然后像牲畜一样被人检查体力，委以繁重的体力劳动，比如修公路和铁道或者种田，几乎没有自由。这更像是奴役。
像许多战士一样，安东尼奥忖度着，难民营的位置更有利于他们翻过群山，逃回西班牙，重新开始反抗佛朗哥的斗争。他勤勤恳恳地教一群孩子认字，孩子们每天围在一起看他在沙滩上画字母。他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成为几百公里外某个法国村庄中的无偿劳工。这个怀着敌意的国家只能容忍他的生存，却绝不容忍他有更多的权利。
这个曾经貌似安乐窝的地方现在成了紧紧捆住他的套索。事实上，他极其后悔离开西班牙。几个月前从巴塞罗那逃跑时，他跟在一群向北逃亡的人身后。从那时起他就痛苦极了——也许他本该向南奔赴马德里。
很多民兵心中仍有这样的信念：只要马德里还在，就不能算完全战败，自己应该待在祖国保卫剩余的国土。但对有些人来说，幸存就是放弃、顺从、听之任之。他们开始观看日落，欣赏那短暂却辉煌的壮丽时刻，看着祖国从迷雾中浮现，那儿似乎近得触手可及。
几个月来，难民们逐渐回复日常的安全感与程式，开始模拟真实的生活。他们用街道名称来称呼一排排的木板房，甚至用酒店的名字为居住的棚屋命名。通过这些方式，他们尽力给这种日子赋予些许价值。
对一些人来说，让生活有意义的方式是进行小规模的叛逆和颠覆行为，比如用沙子堆一座佛朗哥半身像，抹上糖浆，招来无数苍蝇。维克多善于煽动这种活动，有人发现了他的反抗态度。卫兵知道他是个爱招惹麻烦的人，等着他再次越界。一天排队吃饭，他的动作慢了些。那天晚上，他被卫兵埋在了沙子里，一直埋到了脖颈。沙子进入他的眼睛、耳朵和鼻孔，他差点窒息而死。连卫兵都开始怜悯他，凌晨三点，他们拙劣地将一杯水端到他的唇边。
那天晚上，维克多踉踉跄跄地回到棚屋，安东尼奥起来照顾他。这位年轻人气疯了，焦渴和暴怒令他发狂。对这些卫兵的仇恨几乎喷薄而出，他愤怒得想要杀人。
“尽量想点别的事情。”安东尼奥坐在他床头平静地说，“不要因愤怒而让他们得意。把怒火保存下来，以备将来之用。”
这说起来很容易，但这些虐待狂的行径已经唤起这位热血青年刻骨铭心的仇恨。
春天来了。天空更加碧蓝，太阳升起，灰暗的沙滩转为金黄色，大海映出澄澈的天空。直到这时，人们才想起过去曾经多么热爱海滩。它曾是休闲的地方，孩子们在飞溅的海浪中嬉戏玩耍，而现在这片海岸嘲笑着他们所有快乐的记忆。
但这个春天也带来了最糟糕的一天。消息传来，国民军攻陷了马德里。这件无可避免的事此刻成了现实。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佛朗哥宣布大获全胜。他收到了教皇发来的一封贺电。
在格拉纳达，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典，佛朗哥的支持者挥舞着旗帜。孔查放下百叶窗，关上店门，回到楼上的卧房内休息。右翼市民在这个城市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多数派，看到他们脸上的喜悦与必胜信念，她难以承受。两天后，她又出现了，透过窗户望着外面她敌视的新国家。这样一个国家，她从来不希望看到。
很多难民必须面对现实：回到西班牙会十分危险，只能继续流亡。新政权不会大赦为反对佛朗哥而战的人，民兵只要踏入西班牙，毫无疑问会被逮捕。很多媒体报道了佛朗哥对敌人的大规模屠杀。最安全的选择是移民国外。
“你为什么不去申请呢？”维克多提议，他刚刚发现亲人已经起航前往墨西哥。
“我不能放弃祖国。”安东尼奥说，“家人可能不知道我还活着，如果他们知道，一定希望我回家。”
“不管怎么做，我们大概也无法得到位置。”维克多说，“我听说撤离委员会收到了很多申请表。”
他说对了。西班牙共和国撤离服务处已经收到了二十五万份申请，只有少数人获得了船上的位置，得以离开。不过维克多很幸运。他得到了去南美洲的座位，很快登上了船。服务处的人认出了他父亲的名字，顺利地通过了他的申请。
法国人曾不情愿地为这些难民提供了临时家园，现在则渴望遣返这些异国来客，而佛朗哥也希望难民回国。手提扩音器播放着消息，力劝这些人翻越群山，回到新西班牙。
难民们进退两难。此时，法国面临着德国入侵的威胁，待在法国会有新的危险。
“我唯一不愿意的就是成为希特勒的奴隶。”安东尼奥宣布。他决定冒险回西班牙。他要冲出重围回到格拉纳达。新政权肯定像旧政权一样需要很多教师。离家之后，他每天都在思念父母，想知道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不断给他们写信，却一年多没收到他们的消息。他希望父亲已经被释放，因为他毕竟没犯什么罪。父母的照片他一张也没带，他们的面容已经在他心中模糊了。他还能想起母亲乌黑的头发和正直的举止、父亲挺出的肚子和卷曲的灰发，但见到父母的那一刻，恐怕已经认不出他们了。
很多人都有这种归家的冲动，他们和安东尼奥一样主动忽视了关于死刑与逮捕的报道。他与另外几位参加过埃布罗河战役的士兵一起启程。大家像他一样急切地要离开法国，在这里，除了敌视，他们几乎没有遇到别的。他们决定翻越比利牛斯山。爬山时安东尼奥回过头来，最后看了一眼身后这片可憎的海岸。他不知道，在这片蛮荒的沙地上，他闻到的肮脏沙粒的气味和关于那些无理暴行的记忆，会不会终生难以摆脱。
32
安东尼奥朝群山走去，看到一直绵延到菲格拉斯的草原。他原以为看到热爱的祖国会欣喜若狂，然而并未如此。在他眼中，这片地方已经不同了。西班牙是他的祖国，眼前的土地却与往日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国家。他希望回到家乡的城市后，能重新燃起对它的爱。
安东尼奥站在山脊上，望着雄鹰在高高的天空翱翔，不由得向南望去。西南方，离他九百多公里的城市是格拉纳达。此刻，他多么嫉妒能够飞翔的鸟儿。
几个男人一到山里就分开走，这样更安全。安东尼奥的计划是穿过较大的市镇，那样更不为人知，也有更多机会躲开人们好奇的目光。那么多人正在往家乡赶，他肯定也能隐姓埋名地溜回去。他既没考虑国民卫队警觉的眼睛，也未顾及那些告密者——任何新来的人只要有一丝嫌疑，他们就会向当局汇报。
晚上八点左右，他来到吉罗纳郊外，夜色渐浓，似乎十分安全，他选了一条安静的小街，走了进去。两个穿制服的男人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般跟上去，询问他的名字。
他没有携带可靠的公文或证件，没穿制服，没戴泄露秘密的红星徽章，从外表无法看出他在最近的战争中支持哪一方。这些国民卫队队员仅仅嗅出了一丝共和国支持者和退役民兵的气息，这足以发出逮捕令。
安东尼奥被关进了菲格拉斯镇附近的牢房，那里的条件可想而知十分粗陋。他走进监狱时，被扔进去的还有一条粗糙的毯子和几支烟。现在，他理解了为什么人们认为香烟比食物更重要。他睡觉的草垫上到处都是虱子，而夜里唯一能将它们从脸上赶走的方法就是抽烟。
一个星期后，当局草草提审了安东尼奥，判处他三十年监禁。两年多后，他第一次给留在格拉纳达的母亲写了封信。法西斯士兵非常愿意为他送信，因为这个名叫安东尼奥·拉米雷斯的颠覆者会因此将污名更深地烙在家人身上。
狱中的艰苦对安东尼奥来说并不新鲜。有时他的确在想，一个男人在不失去仁爱的前提下，在忍受他遭受的肉体折磨时，究竟可以变得多顽强。在冰冷的特鲁埃尔与灼热的布鲁内特露宿在坚硬的地上的困苦，还有那令死亡像一种舒适逃逸的灼人伤痛，加上之前法国沙地上可鄙的龌龊，这些都给他留下了印记。无论身体还是精神的创伤，形成的疤痕都十分坚硬。痛苦感不断减弱，安东尼奥仿佛被麻醉了。
给囚徒的食物非常少，而且十分单调。早饭是一碗稀粥，午饭是豆子，晚饭与午饭一样，有时候会有一条鱼头或鱼尾。偶尔有沙丁鱼罐头。
几个月过去了。安东尼奥和大多数狱友都顽强地抵抗着看守残忍的对待。但他们的确变得形销骨立，人们在无法且无望改变境遇时都会这样。
囚徒们总在讨论越狱，但唯一一次尝试得到了极其残忍的惩罚，没人有兴致重来一遍。越狱未遂者痛苦的尖叫声似乎仍在院子里回荡。
有一阵子，囚徒们能进行的颠覆活动大多是拒绝唱歌颂新政权的歌曲，或在院子里被迫接受训话时插嘴。但这些琐事也会招致惩罚。稍有借口，看守就挥起马鞭将他们痛殴一顿。
每天最骇人的时刻是宣读死囚名单，看守会大声念出次日将被处死的囚犯的名字。一天拂晓时分，他们宣读了一份特别长的名单。平时只有十几个名字，但这一次念了一个又一个：好几百个。安东尼奥站在清晨刺骨的寒气中，感觉血液都要结冰了。
就像人会在人群中认出特定的面孔一样，安东尼奥在那些毫无区别的嗡嗡声中突然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在充斥着“胡安”和“何塞”的乏味名单中，“安东尼奥·拉米雷斯”这个词清晰地跳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