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的读者已经心里有数了。非指导疗法的作用是鼓励病人把话说得坦率些再坦率些，去从一个没有威胁、完全接纳他、治疗他的那个笨蛋那里获取完全的自信，最终找到并缓解他自己的心理冲突——与此同时，每小时三十五美元就这样在沙发背后流走。
然而这是有效果的。这和其他受过检验的心理疗法一样有效。它有时成功，也有时会失败，它的成功和失败与其他精神分析疗法的成功与失败是一样的。当然，有时我们的对话会像是喜剧节目。那天早上我的下一个病人是个继承了一小笔财产的大块头，他有着职业摔跤手的体格，以及职业摔跤手的心智。
弗兰克·奥斯特弗拉德是我从业五年来最让人郁闷的病例。在心理治疗的头两个月，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头脑空洞、但为人还不错的上流社会人士。他遮遮掩掩地说自己的问题在于做什么事都无法专注，平均每年要换两三份工作。他谈了很多自己的工作，还谈了他那懦弱的父亲和两个讨厌的兄弟，但一听就知道是那种鸡尾酒会上常说的空话，要想真正触及困扰他的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是说，如果真有什么事困扰他的话。其中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他在谈到女人时总是会恶语相向，流露出对整个女性群体的不屑。这算是我唯一的线索，可以确定他绝不只是个傻大个。有一天早上，我问他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如何，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他觉得她们让人腻烦。当我问他是如何满足自己的性需求时，他面无表情地回答，“召妓。”
之后有两三次谈话他详细叙述了他有多喜欢侮辱请来的应召女郎，但他从不会费力去分析自己的这种行为；他似乎以一种随意的、老于世故的方式认为侮辱女人是件好事，很正常，是作为美国人的表现。他觉得讨论自己为什么要辞去上一份工作要更有意思些——他说是因为那个办公室“闻起来怪怪的”。
那个七月里的一天，他正给我讲他如何一手毁掉东区的一个酒吧（这对他而言似乎是个愉快的回忆），这时他突然停了下来，在沙发上坐直了身子，专注地（以我专业的眼光来看，其实是呆滞地）望着地板。就连他的脸看起来都像是涨满了肌肉。他保持那个姿势一直坐了好几分钟，只是自顾自地发出些咕哝声，就像个有噪音的冰箱。最后他开口道：
“我内心被束缚得太紧了……我必须做些什么不然我会爆炸的。”他说道。
【一阵沉默】
“做些……性方面的事，不然我会爆炸的。”
“你觉得自己太紧张了，因此必须在性方面发泄自己。”
“是的。”
【一阵沉默】
“你不想知道我是怎么发泄的吗？”他问道。
“你愿意的话就告诉我。”
“你想不想知道？你不是必须知道才能帮我吗？”
“我只希望你把愿意告诉我的事情告诉我。”
“好吧，我知道你想知道，但是我不会告诉你的。我已经对你说过我操过的那些欠操的女人，也告诉过你她们那肮脏的性高潮是如何让我想吐，但是我想这个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一阵沉默】
“你觉得尽管我想知道，而你已经告诉过我你和女性间的关系，所以你不会告诉我这个。”
“事实上，当我变得焦虑的时候——比如我刚操完一个又白又滑的贱货之后，我变得……我必须……我想要把一个女人该死的内脏都爆出来……一个女孩……小女孩……越小越好。”
“当你很焦虑的时候你想要把一个女人的内脏给爆出来。”
“该死的内脏。我想插到她肠子里穿进她胃里沿着她的食道直达她的喉咙然后从她那该死的头顶穿出来。”
【一阵沉默】
“你想要穿透她的全身。”
“是的，但要从屁股往上穿。我想要她尖叫，流血，恐惧。”
【一阵沉默。一阵长长的沉默。】
“你想要穿透她后面让她流血，尖叫，并感到恐惧。”
“是的，但我搞过的那些妓女一边嚼着口香糖还一边抠鼻子。”
【一阵沉默】
“你搞过的妓女既没受到伤害也没感到恐惧。”
“妈的，她们拿了我七十五美元，只是把屁股往上一撅，然后嚼嚼口香糖，或者看看漫画书。如果我想要来点硬的，就会有个比我高六英寸的家伙在门口出现，拿着把大锤子或者什么的。【一阵沉默】我发觉这事——就其本身来说〖※此处的“就其本身来说”原文是拉丁文〗（他不自然地笑了一下）——并没能消除我的焦虑感。”
“你无法借助和妓女的关系来消除焦虑感，因为那些女人似乎没有感受到痛苦或羞辱。”
“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去找一些会尖叫的人。”【一阵沉默】
【一阵长长的沉默】
“你寻找其他的途径来消除你的焦虑感。”
“是的。事实上我开始奸杀小女孩。”【一阵沉默】
【一阵长长的沉默】
【一阵更长的沉默】
“为了要消除焦虑感你开始奸杀小女孩。”
“是的。你不会说出去的，对吧？我是说，你和我说过，你们的职业操守不允许你把我说的话说出去，对吧？”
“对。”
【一阵沉默】
“我觉得奸杀小女孩帮我消除了不少焦虑感并且让我感觉又好过了很多。”
“我明白。”
“我的问题在于，我开始因为担心被逮到而焦虑了。我多少希望，也许心理医生能帮我找个正常点的途径来消除焦虑感。”
“你希望能找个和奸杀小女孩不一样的途径来消除焦虑感。”
“是的。不然你就帮我想个办法，可以让我不用担心被逮到……”
警惕性强的读者现在也许会觉得，把这件事作为办公室生活的典型事件有些过于耸人听闻了，然而奥斯特弗拉德先生确实是存在的。或者说是存在过的——到后头这样说比较准确。事实上，那时我在写一本叫做《转换中的施虐—受虐狂人格》的书，这本书旨在描述那些从施虐狂人格发展为受虐狂人格（或反之）的病例。为此我的同事总把那些有着明显施虐或受虐倾向的病人交给我。奥斯特弗拉德无疑是我从业以来遇到的最猛的施虐狂，不过，精神病院里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
问题在于，奥斯特弗拉德仍然逍遥法外。尽管我在知道真相后曾劝他自首，但他拒绝了。而我又不能在不违背职业道德的前提下将他绳之以法。更何况其他人都没有明显地怀疑他会是个“社会公敌”。我所能做的只是提醒我的朋友们，叫他们让自己家的小女孩远离哈莱姆区的游乐场（奥斯特弗拉德的作案地），然后我再努力寻找治疗方法。不过我的朋友们本来就因为顾虑到那里的黑人强奸犯而不让小孩去那里了，所以连我的提醒都变得多余。
那天早上奥斯特弗拉德走后，我为自己对此事的无能为力而忧虑了一阵，在做了些笔记之后，我决定该忙写书的事了。我的书有一个很小的缺陷，但这个缺陷却很致命，那就是它言之无物。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都用来描述那些从施虐狂变为受虐狂的病人的临床表现。我一直梦想着能有办法找到那么一个过渡点，也就是在病人已经脱离了施虐狂状态，但尚未进入受虐狂状态的那么一个点。我是说，如果真有那么一个点的话。我有很多生动的证据，但都只是完全转化的例子，没有一个能证明“冰冻自由期”的存在。所谓“冰冻自由期”，就是我所说的理想化的中间状态。这个叫法是我在像个回声一样重复詹金斯先生的话时，灵光一闪想到的。
问题在于那个长得像汽车推销员的杰克·埃克斯坦写的那两本书，是我读到过的关于精神分析治疗的最合理也最诚实的书，而这两本书从根本上证明了，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杰克在治愈了一个接着一个的病人后，出版了那两本了不起的书，向大家证明，正是一些意外事件才导致了他的成功。他在书中表示，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他没能照着自己原先的理论办事，才导
致了病人的病情取得突破性好转。杰克已一再表明了偶然事件在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而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也许就是他那著名的“削铅笔案例”。
他以前有一个神经麻木的女病人，治疗了十五个月却收效甚微，连杰克自己都烦了。有一次，这位女士来找他，但心不在焉的杰克以为是他的女秘书来了，就让她去把他的铅笔给削了。就因为这事，而让她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当时这位富有的家庭主妇听了杰克的话，就出去削铅笔，但当她正要把铅笔插入铅笔刨的时候，她突然开始尖叫，扯自己的头发，并往地上拉屎。三个星期以后，P太太（杰克
对于化名的选择也反映了他一贯的一丝不苟作风）痊愈了。
想到这，我便觉得自己费尽心思写的东西不仅无聊，而且做作，根本就是为了出版在玩弄文字而已。
因此我决定将午餐前的时间做如下安排：（一）阅读《纽约时报》的财经版；（二）以财务预算报告的形式为奥斯特弗拉德写一页半的病例报告（“妓女行情看跌”；“哈莱姆游乐场女孩行情看涨”）；以及（三）在我的书稿上画一幅地狱天使骑着摩托车轰炸一间漂亮的维多利亚式房屋的画。
4
那天我和最亲近的三个同事一起吃午饭：埃克斯坦医生；雷娜塔·费隆妮医生，纽约近年来唯一一个意大利裔女执业精神分析师；以及蒂莫西·曼恩医生，一位又矮又胖、头发凌乱的长者，他曾在四年前为我做过精神分析，之后就一直以我的导师自居。
我和杰克到的时候，餐桌上的曼恩医生正弓着背，大口大口地嚼着一根面包卷，并一脸和气地朝坐在他对面的费隆妮医生眨眼睛。曼恩医生是个大人物：他不仅是昆斯伯勒州立医院（我一周要去那工作两次）的董事之一，还是纽约精神科医生协会（PANY）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还是十七篇论文以及三本书的作者，其中一本是现存的众多存在主义疗法〖※存在主义疗法是十一种基本心理疗法理论之一，注重主观体验〗教科书中被人使用得最多的一本。很多人认为，能接受曼恩医生的精神分析是一种极大的荣幸，而我本人也一度这么认为，直到日益加剧的苦闷和无聊感诱使我相信精神分析根本没帮到我。费隆妮医生正一本正经地讲着什么，但曼恩医生忙着吃东西，不知道有没有在听她说话。
雷娜塔·费隆妮是个老处女般的人物，让人想到长老会女子学院里的女学监。她总把灰白的头发扎得整整齐齐，戴着副眼镜，有着一种缓慢的、一本正经的意大利混合新英格兰口音，这使得她在讨论阴茎、性高潮、肛交以及口交时就像是在讨论大学学分与家政学。还有，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她从未结过婚；而在我们认识她的七年里她也从未有认识过（《圣经》里说的那种“认识”〖※在《圣经》中，“认识”（to know）是性交的委婉说法〗）一个男人的迹象，不过这点我们稍微没那么肯定。由于她的威严，我们不敢以任何方式去窥探她的过去。我们能自在地和她讨论的话题只有天气、股票、阴茎、性高潮、肛交以及口交。
饭店又吵又贵，除了曼恩医生这样在哪个槽里进食都很享受的人之外，我们都恨透了那家饭店。我们之所以还去那，只是因为试来试去周围的其他饭店都是一样又挤又吵又贵。
“只有百分之十的被调查者相信手淫将受到上帝永远的惩罚，”费隆妮医生这么说的时候，我和杰克正各自在桌子的两端坐下。显然她是在谈论我和她共同负责的一项研究计划。她朝左手边的杰克和右手边的我报以同样庄重的微笑，继续说道：“百分之三十三的人相信手淫会受到上帝有限的惩罚；百分之四十的人相信手淫不利于身体健康；百分之二点五的人相信手淫存在着怀孕的危险，百分之七十五——”
“怀孕的危险？”正要接过菜单的杰克插口道。
“我们用的都是一样的选项，”她微笑着解释道，“包括手淫、亲吻、爱抚、婚前及婚后异性间性行为、同性间爱抚以及同性间肛交。日前为止，被调查者认为有怀孕危险的只有手淫、爱抚和异性间性行为。”
我朝杰克笑了笑，但他正斜着眼看费隆妮医生。
“那么，”杰克问她，“你刚才说的百分比是关于哪个问题的？”
“我们问的是，‘你是出于什么原因——加果有那么一个原因的话——认为通过幻想、阅读、看图片或亲自动手来使自己得到性刺激是件不好的事？’”
“你有没有让他们选选为什么觉得手淫是件好事？”
曼恩医生边吃着面包边问道。
“当然有，”费隆妮医生回答道，“被调查者可以通过以下六个选项表明他赞成手淫：（1）这是一种享受；（2）这能释放压力；（3）这是传达爱意的自然方式；（4）只有这样人才能变得完整；（5）这能促进种族的繁衍；（6）这是一种社交活动。”
现在杰克和我都笑开了。当我们消停下来的时候，她向杰克确认说，只有一个人表示手淫可以传达爱意，其他人都选了前两项。而在最近的一次回访中，她更是确定了那人当时之所以那么选，纯粹是出于愤世嫉俗。
“我真不知道你干嘛也掺和到这事里来，”杰克突然朝我说道，“社会心理学已经搞了几十年这样的研究了。你在挖的可是一座贫矿啊。”
费隆妮医生听了杰克的话后，礼貌地点了点头。每当有人说的什么话能被理解为是对她或她工作的一种批评时，她都会这么点头。批评越是激烈和直接，她的头点得越是厉害。我不禁假设，要是有个检察官对她提出指控的话，只需一小时，连断头台都省了：她的脖子会被点断，然后她的头会沿着地板一直滚到起诉者脚下，还点个不停。她回复杰克道：
“尽管如此，我们通过对每个被调查者的深入采访，来评估选项答案的准确性，可以说也还是有些成果的。”
“你们花一百二十个小时，只能验证一个已经再清楚不过的事，那就是通过选项问卷来调查观点是不可靠的。”
“是的，但我们得到了一笔基金拨款，”我说道。
“那又怎样？你们为什么不为一些有原创性的、值得做的项目申报基金？”
“因为我们需要一笔基金拨款。”我讽刺地回答。
杰克给了我他那“我能看穿你的灵魂”的一瞥，然后笑了。
“我们想不出任何有原创性或值得做的项目，”我接着说道，我也笑了，“所以我们决定做这个。”
费隆妮医生设法一边点头一边皱眉，两个动作都很激烈。
“你们会发现性行为在婚后比婚前更被赞同，”杰克说道，“发现同性恋者是赞同同性恋的，发现——”
“我们的调查结果，”费隆妮医生平静地说道，“不一定完全符合传统的观点。我们可能会从深度的采访中发现，由于以前的实验者的一些疏忽，导致了被调查对象没能完全如实地将自己的态度和观点表达出来。”
“她说得对，杰克。我同意这整件事很无聊，而且可能只是验证了本就明显的事，但是……”
“那你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曼恩医生说道，第一次抬起头来看我。他的面颊显出一种圣诞老人的粉红色，不知道是因为酒精还是因为愤怒。“不用你帮忙，雷娜塔一个人就能把这整件事做了。”
“我觉得这是个有趣的消遣。我常幻想能发表一些修饰过的结果，来戏仿这样的实验。比方说：‘百分之九十五的美国年轻人认为手淫是比性交更好的表达友谊和爱意的方式。’”
“你的实验是戏仿，不过没有修饰。”曼恩医生说道。
一阵寂静飘过，如果不算周围刺耳的说话声、盘子声以及吵闹的音乐声的话。
“我们的实验，”费隆妮医生最后狂点着头说道，“会让人对性行为、性容忍度以及人格稳定性三者之间的关系有新的了解。”
“我读过你给爱索基金会写的信。”曼恩医生说道。
“我认识一个女孩，她比我们这儿的大部分人都聪明得多，”杰克眼都不眨地换了一个话题说道，“她什么都知道，脑细胞都快要从耳朵里满出来了。只差几个星期我就能取得重大突破了。但是她死了。”
“她死了？”我问道。
“从威廉姆斯伯格大桥掉到了东河里。我承认她是我仅有的两到三个可能的失败案例之一。”
“听着，蒂姆，”我继续对曼恩医生说道，“我承认我们的实验近乎于毫无价值，但是在一个荒谬的世界，一个人只能随波逐流。”
“我对你的玄学思索不感兴趣。”
“你对我的科学思索也不感兴趣。也许我最好还是只和你谈股市。”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杰克说道，“自从卢克写了他那篇关于《道家、禅宗和精神分析》的文章，蒂姆表现得就好像他信仰了占星术似的。”
“说到占星术，”曼恩医生冷冷地看着我说，“至少那些人还试图预知一些重大的事情。但是说到禅宗，那些人不用想也不用做就飘入极乐了。”
“一个人不能飘入极乐，”我热心地说道，“飘就是极乐。”
“真是个便利的理论。”曼恩医生说道。
“所有好理论都是便利的。”
“这个月到现在，黄金股和通用汽车平均每星期涨了两点。”费隆妮医生点着头说道。
“是的，”杰克说道，“而且你会发现，废品公司、多利服饰以及纳德尔工艺都在涨。”
曼恩医生和我继续对视，他的脸是又红又暖，他的眼则是又蓝又寒，而我则试图做出一副超然、愉快的样子。
“我的股票这儿天看起来都相当低迷。”我说道。
“可能是地心引力使它回到了原来的高度。”他回道。
“它可能还会飙升的。”
“凡是飘的，是不会飙的。”
“它们会的，”我说道，“你不过是不理解禅宗罢了。”
“谢天谢地。”曼恩医生说道。
“你只管吃好了；让我搞禅宗和性实验就是。”
“吃东西不会降低我的创造力。”
“我想倒还是提高了呢。”
他脸更红了，向后推了推椅子。
女服务生又来到了餐桌旁，杰克正准备点餐后甜点，这时费隆妮医生大声地对着整桌人说：
“尽管整个股市跌了两个百分点，我自己的投资在过去三个月中上涨了十四个百分点。”
“很快你就能成立自己的基金会了，雷娜塔。”曼恩医生说道。
“谨慎的投资，”她回道，“就像谨慎的实验：要紧紧把握显而易见的事。”
午餐余下的谈话，就越发没劲了。
5
午餐过后，我在当地停车场交了停车费，冒雨开着车去医院。我开的是美国漫步者〖※美国六十年代流行的一种中低端汽车，后面列出的都是高端的名车〗。我同事们开的是捷豹、梅赛德斯、凯迪拉克、轻巡洋舰、保时捷、雷鸟以及（偶尔有穷鬼开的）福特野马。我开的是漫步者。在那个时候，那辆车就算是我对纽约精神分析学界作出的最有原创性的贡献了。
我向东穿越曼哈顿，上了昆斯伯勒大桥，下到东河的岛上，昆斯伯勒州立医院就坐落在那。古老的建筑群显得很荒凉，让人毛骨悚然。有些建筑看上去就像是被遗弃了。在那有三座用喜庆的黄砖盖成的新大楼，周围带着闪亮的栅栏，加上那些恐怖的老房子，这里就像是一个好莱坞的片场，两部片子《我妈妈发疯了》和《监狱暴动》正同时在此拍摄。
我直接进了“准入大楼”，这是那些又旧又矮又黑乎乎的大楼之一，据可靠消息说，这栋楼完全是由内墙和天花板上暗绿色的三十七层油漆拼在一起的。每周一和周三下午，我都要去那儿的一个小办公室，治疗被选的病人。所谓被选，有两层意思：一，我选择了他们；二，他们确实正在接受治疗。我一般要看两个病人，每个病人看一小时。一周两次。
我的第一个QSH〖※即昆斯伯勒州立医院〗病人是阿图鲁·托斯卡尼尼·琼斯。作为一个黑人，他每时每刻都活得好像一只黑豹，被武装着榴弹炮的白人猎手们围困在一个半英亩大的岛屿上。我之所以很难帮他，是因为他的这些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的会面一般都是沉默的：阿图鲁·托斯卡尼尼·琼斯对于白人猎手们没什么好说的。尽管我觉得这不能怪他，但是作为一个非指导性的心理医生，我觉得这对我有些不利：我需要声音，才能发出回声。
琼斯在纽约城市学院当了三年的荣誉学生，直到有一天他在青年保守党俱乐部会议上投掷了两枚手榴弹。一般来说，这种行为会让他坐好几年的牢，但鉴于琼斯之前有过“精神问题”（他曾服用大麻以及LSD〖※一种致幻药〗，二年级时“精神崩溃”：扰乱政治课堂，冲着他的教授大骂脏话），并且那两枚手榴弹除了炸坏了巴里·戈尔德瓦特〖※巴里·戈尔德瓦特（1909-1998），著名保守派人士，1964年总统大选中作为共和党的代表参选〗的肖像之外没能炸坏任何更贵重的东西，所以0他最后被送进了昆斯伯勒州立医院，要待多久也说不定。他成为我病人的理由很诡异，那就是，凡是向青年保守党员投掷手榴弹的一定都是虐待狂。那天下午我决定放开一点，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主动挑起对话。
“琼斯先生，”我开口道（十五分钟已在完全的沉默中流走了），“是什么使得你以为我不能或者不愿帮你？”
他斜对着我坐在一张木直椅上，不屑地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我的经历。”
“就算连着十九个白人都踢了你的睾丸，也不代表第二十个就一定会这么做啊。”
“是的，”他说，“但哪个弟兄要是在遇到下一个查理〖※此处代指白人〗时不用双手护住裆部，那他就是个蠢驴。”
“没错，但是他总可以说说话吧。”
“不，白痴！我们黑人说话的时候要用手的！我们都喜欢动手动脚，是的。”
“你说话的时候并没有用手。”
“我是白人，伙计，你不知道吗？我是由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调查NAACP〖※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美国白人和黑人组成的旨在促进黑人民权的全国性组织〗的，要看那个组织里有没有秘密的黑人影响。”他的牙齿和眼睛都朝我闪着光，不知道是出于戏谑还是仇恨。
“啊，那样的话，”我说，“你该能认出我的伪装：我是黑人，伙计，你不知道吗？我是由——”
“你不是黑人，莱恩哈特，”他厉声打断我。“如果你是的话，我们俩都会知道，并且我们中只有一个会在这里。”
“不管怎样，黑人也好，白人也好，我都希望能帮你。”
“是黑人，他们不会让你帮我；是白人，你帮不了我。”
“那你请自便。”
“恐怕我等不到那一天。”
我陷入了沉默，他也重拾起他的沉默。我们一起欣赏着从考斯摩德大楼传来的一个病人的鬼哭狼嚎，就这样耗掉了剩下的十五分钟。
琼斯走后，我透过灰色的窗户看了一会儿雨，之后一个漂亮的实习小护士把埃里克·卡农的资料拿给了我，她说她这就去把卡农一家人带到我的办公室来。她走后，我的思绪又飘到了被我们医生们称为P的一个现象上：所谓P现象，是说护士们穿上浆过的护士服后，个个的胸部都像是蒙了神的赐福，形状看上去就像是个字母P。这也意味着医生们将很难确定他们与之调情的护士的身材到底是像一根枝条上长着两只柚子，还是像一块熨衣板上放着两粒豌豆。有人说这正是医生这一职业的吸引力和神秘感所在。
曼恩医生跟我提过这个叫埃里克的十七岁男孩，他因为流露出神性而被送入院：他表现得仿佛自己是耶稣基督。他的资料上详细记述了这位当代的“披着狼皮的羊”是怎样的一个人：从五岁起，这孩子就显出自己一方面非常早熟，但另一方面又有些头脑简单。尽管他是一个路德派〖※基督教新教的一个重要派别，又称“路德宗”或“信义宗”，相信“因信称义”，即认为人是凭信心蒙恩得以称义〗牧师的儿子，但他却喜欢和老师争辩，喜欢逃学，并且不服从老师和家长的管教。从九岁起，他六次离家出走，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六个月前，当时他在消失了八个星期之后，突然在古巴出现。从十二岁起，他就致力于找牧师的麻烦，直到后来他拒绝再次踏入教堂才告终。他也拒绝再去学校。他曾因持有大麻被捕，还曾试图在“布鲁克林义务兵役制征兵中心”门前自焚，不过被人制止。
他的父亲卡农牧师是个旧式好人，保守、不过激，维护着这个世界的现状。但他的儿子却一直很叛逆，不肯接受私人心理医生的治疗；他不肯去工作，也不肯住在家里，除非家里事事顺他的意。因此他父亲决定送他来QSH，让我给他做心理治疗。
“莱恩哈特医生，”漂亮的实习小护士突然在我身旁说道。“这两位是卡农牧师和卡农太太。”
“你好。”我机械地说道，并发现自己正握着一个有着浓密灰发，一脸和善的男人的一只胖手。他握着我的手，脸上堆满了笑容。
“很高兴见到你，医生。曼恩医生和我说了很多你的事。”
“你好，医生。”一个音乐般的女声说道，我于是把脸转向卡农太太。她体型娇小，穿戴整洁，正站在她丈夫的左肩膀后面，笑得真令人毛骨悚然；她的目光时不时地游移向门外的一群丑老太婆，她们正吵吵嚷嚷地在走廊上漫步。那些病人的穿着实在丑得难以形容，即便去《马拉／萨德》〖※彼得·魏斯的剧作，写于1963年。该剧讲述了被关进疯人院的萨德伯爵，写了一出关于马拉之死的剧本，并安排精神病院的疯人演出。1967年该剧被拍成电影〗剧组试镜，也会因为夸张过头而被拒之门外。
在她身后的就是他们的儿子，埃里克。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但是他蓄着长发，戴着无框眼镜，再加上他眼中闪现出的要么是白痴要么就是圣人的光芒，使得他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住在城郊的中产阶级。
“这就是他了。”卡农牧师说道，脸上倒真是显露出了愉快的笑容来。
我礼貌地点了点头，并示意他们都坐到椅子上。牧师和他的妻子从我庞大的身躯旁挤过，坐了下来，但埃里克却在盯着走廊上还没走的最后几个老太婆，其中一个丑老太婆，牙齿都没了，长着一头洗碗刷般的头发，停下来风骚地对他微笑。
“嗨，帅小伙，”她说道。“有空下来看看我。”
男孩望了她几秒后，笑了笑，说道：“我会的。”
他边笑边向我投以得意的一瞥，坐到了一张椅子上。一个白痴少年。
我随意地将自己庞大的身躯摆放在卡农夫妇对面的桌子上，露出我那像是在说“嗨，能与你们谈话真是一大幸事”的微笑。男孩坐在我右手边的窗户旁，在他父母身后不远的地方，带着友好而又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卡农牧师，我希望你能明白，你把埃里克送进我们医院，就表示你把对他的管理权交给了我们。”
“那是当然了，莱恩哈特医生。我对曼恩医生有着绝对的信任。”
“很好。我想你和埃里克都应该知道这可不是夏令营。这是一家州立精神病院，因此——”
“这地方很好，莱恩哈特医生，”卡农牧师说道。“这是个值得全纽约人民骄傲的地方。”
“嗯嗯嗯嗯，是的。”我说道。我转而问埃里克：“你对这一切作何感想？”
“窗户上的煤灰很帅。”
“我儿子他认为全世界都疯了。”
埃里克还在望向窗外，心情不错。“不得不说，这种看法在今天不无道理，”我对他说，“但是它不能让你从医院出去。”
“是的，它倒是让我进来了。”他回答道。我们首次正眼对视。
“你愿意让我试着帮你吗？”我问道。
“你怎么能帮得了别人？”
“不少人花钱让我这么做呢。”
那男孩笑了，但不像是讽刺，而只是友好。
“他们还花钱让我父亲传播真理呢。”
“要知道，这儿的日子可不会好受。”我说道。
“我并不这么认为，我会把这里当自己家的。”
“这里可没什么人想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的父亲说道。
“所有人都想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埃里克答道，声音中带着几分尖锐。
我缓缓地把身子从桌上挪下来，在桌边踱了几步后拾起埃里克的资料看了看。我将目光从眼镜上方穿过，仿佛我可以不借助眼镜就能看清似地对他父亲说道：“在你离开之前，我想和你谈谈埃里克的事。你是希望我们私下谈，还是就在埃里克面前谈？”
“我是无所谓，”他说道。“我想什么他都知道。他可能会有些不安分，不过我也习惯了。就让他待着吧。”
“埃里克，你想待在这里还是想现在就去病房？”
“五寻的水深处躺着我的父亲。〖※此处埃里克化用了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的一句台词，原为“五寻的水深处躺着你的父亲”。躺着（lie）在英语中亦有“说谎”之意〗”他望着窗外说道。他的母亲像是有些害怕，不过他的父亲只是缓缓地摇了摇头，推了推眼镜。因为我也想现场看看这孩子对父母的反应，我便让他留下了。
“和我说说你的儿子吧，卡农牧师。”我边说边在办公桌的木椅子上坐下，带着专业的诚恳表情往前欠了欠身子。卡农牧师小心地抬起头，把一只脚跷到另一只脚上，清了清喉咙。
“我的儿子是个谜，”他说道。“我很难相信他能在这个世界生存。他完全容忍不了其他人。你……如果你读过那个资料夹里的东西，你应该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不过——我再说一个两星期前的例子吧。当时埃里克【他紧张地瞥了眼那男孩，而他显然还在看着窗外，或者看着窗户】已经一个月没好好吃饭了，也不读书，也不写东西。他把自己之前两个多月写的东西都烧了——数量多得让人难以置信。他不再和人多说话。我很惊讶他之前回答了你的话……两星期前，在饭桌上，埃里克借着一杯水扮起了圣人，当时我正和来做客的一位姓休斯顿的先生说话，他是佩斯工业公司的副总裁，我说有时我不禁希望能有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除此以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能消灭共产主义。你知道，这样的想法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的。但埃里克听了，把水往我脸上一泼，还把杯子往地上摔了个粉碎。”
他把目光投向我，等着我的回应，但我只是回望了他一眼，于是他继续说道：
“我自己倒无所谓，但是你能想象这样的事对我妻子来说有多痛心。而他总是这样。”
“嗯，”我说。“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是个极端自我的人。他看待事物的方式和你我不同。他不希望像我们这样活着。他认为所有的天主教牧师和大部分的教师以及我本人，都是错误的。其实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多，可那些人并不会因为这个去惹麻烦。而这就是问题所在。他活得太较真了。他从来不玩，至少在大部分人都希望他玩的时候他不玩。他又总是在玩，但是从不玩别人希望他玩的东西。他总因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与人斗争。我们是个崇尚自由的国家，但它并不适合那些固执己见的人。宽容是我们的座右铭，然而埃里克无论如何是不会宽容的。”
“对此我很抱歉，爸爸。”埃里克突然说道，脸上带着友好的微笑，站起身走到他父母身后，把两只手放在他们两人的椅背上。卡农牧师望着我，仿佛正试着从我脸上的表情来推断他还有多少时日可活。
“你是个不宽容的人吗，埃里克？”我问道。
“对于邪恶和愚蠢，我毫不宽容。”他说道。
“但谁给了你权利，”卡农牧师半转过身来对着他儿子说，“去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这是君王们的神圣权利。”埃里克微笑着说道。
他的父亲转回身来看我，耸了耸肩。“你看到了吧，”他说道。“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埃里克十三岁那年，听好了，那天早上我们教堂在举行圣餐仪式，人很多，在礼拜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俯视跪着的人们高声说道：‘何以至此〖※原文“That it should come to this”系引用自《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二场。朱生豪译作“想不到居然会有这种事情”〗，’说完便扬长而去。”
之后一阵沉默。没有人动，也没人说话，那场面仿佛我是一个全神贯注的摄影师，而他们正准备拍张全家福。
“你不喜欢当代的基督教吗？”最后我对埃里克说道。
他用手理了理长长的黑发，抬头瞥了一眼天花板，然后便开始尖叫。
他的父亲和母亲就像被电的老鼠一样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战战兢兢地看着他们的儿子：他垂着双手，脸上带着细微的笑意，尖叫着。
一个穿白制服的黑人值班员走进了办公室，紧接着又进来一个。他们看了看我，等我的指示。我等着埃里克的第二声尖叫结束，看他是否还要继续。他叫完以后，安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到该走的时候了。”
“带他去病房，去威纳医生那做身体检查。把这份处方交给威纳医生。”我在处方上开了一剂分量不大的镇定药，只见那两个值班警员一脸狐疑地盯着那个男孩。
“他会老实跟我们走么？”个头较小的值班员问道。
埃里克平静地站了一会儿，突然做了一个跳步动作，之后便迈着轻快的舞步朝门口跳去。他唱道：“我们要去见魔法师了，奥兹国的伟大魔法师。我们要去……”
他跳着出去了。两个值班员也跟出去了，一边走一边伸手要去逮他的胳膊。卡农牧师把手放在他妻子的肩上，想安慰她。我给一个实习护士打了电话，让她进来。
“我很抱歉，莱恩哈特医生，”卡农牧师说道。“我早担心会发生这样的事，不过我觉得你应该亲眼看看他的行为。”
“你做得很对。”我说。
“还有一件事，”卡农牧师说道。“我妻子和我本人想知道……如果可能的话……我知道有时候是有可能让病人住单间的。”
我从桌边一直走到卡农牧师的跟前，他的手仍放在他妻子的肩上。
“这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牧师，”我说。“我们坚信所有人都是弟兄。你的儿子将会和另外十五个健康、正常的美国精神病人共享一个房间。这会给他们一种归属感和凝聚感。如果你的儿子需要单人间，让他去打伤一两个值班员，这样他们就会给他一个自己的房间了；国家甚至会为此提供一件外套。〖※暗指进监狱〗”
他的妻子面露惊慌，眼神飘忽不定，但卡农牧师只是犹豫了几秒，然后便点了点头。
“你说得很对。要让那孩子学会面对现实。对了，关于他穿的衣服——”
“卡农牧师，”我厉声说。“这可不是主日学校〖※主日学校：基督教教会周日在教堂办的“学校”，主要供信徒的孩子学习《圣经》和基督教知识〗。这是一家精神病院。被送到这儿的人都是因为他们拒绝遵守现实的游戏规则。你的儿子已经被送进来了，无论怎样，你都再也看不到原来那个他了。不要还这么欢快地谈论什么房间和衣服；你的儿子回不来了。”
他的眼中闪过短暂的恐慌，然后变为冰冷的怒视，他的手从他妻子的肩上落下了。
“就当我没生过这个儿子，”他说。
然后他们便离开了。
6
我回到家发现莉莉安和艾琳·埃克斯坦正穿着休闲裤躺在沙发上傻笑，好像她们刚喝完一瓶杜松子酒似的。艾琳在她那光彩照人的丈夫映衬下，似乎总显得黯然失色：从我六尺四的高度看来，她显得有些矮，她戴着和杰克一样的厚角质眼镜，黑头发不起眼地扎到脑后，总给人以端庄、古板的印象。尽管有未经证实的流言说，在她纤细的身体上长着两颗丰满得让人赞叹的乳房，但她老穿着宽松的运动衫、男式衬衫，或者又大又宽的女衬衫或罩衣，要想注意到她的乳房，怎么也得过上好几个月——到那时，有想法也变没想法了。
我觉得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可能也曾以她自己那可爱而质朴的方式给过我一次性暗示，但作为一个已婚、自重的职业男性，作为一个忠诚的朋友，并且已经对她没想法了，我抵抗住了诱惑。（我记得她花了一整个晚上让我帮她把罩衣上的棉绒弄掉；我便花了一整个晚上帮她把罩衣上的棉绒弄掉。）但有时候，当我在精神病院度过不顺心的一天回来，或者当莉儿和孩子们都得了流感或痢疾或麻疹，夜深人静之时，我多少也会后悔，觉得自己不该做一个已婚、自重的职业男性，一个忠诚的朋友。我曾两次幻想自己将艾琳的整个乳房吞入口中。我知道，要是命运给我一个合适的机会——比如她裸体爬到我的床上——我是会屈服的；我们会抓紧时间享受第一次通奸带来的火花，之后便开始一段固定的地下情，慢慢性交到麻木。但如果要我主动出击，我是决不会越雷池一步的。“已婚职业男性”和“忠诚的朋友”这两个身份总会压得那头“得不到满足的野兽”不得翻身。而读者朋友也知道，这样的组合有多悲惨。
“我们俩决定一起喝掉一瓶杜松子酒。”莉儿说道，一边摊开四肢一边微笑一边傻笑一边怒目而视——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想，要么喝杜松子酒，要么来点迷幻药，不过我们找不到迷幻药，”艾琳说道。“杰克对迷幻药不感冒，莉儿又找不到你的。”
“那可怪了。我一直放在我们家孩子的玩具柜里的啊，莉儿又不是不知道。”我边脱雨衣边说道。
“我说呢，拉里今天早上出门去学校的时候怎么一点都不闹。”莉儿说道。因为说了这句打趣的话，她反倒不再接着笑了。
“好了，现在是什么情况？你们俩哪个要离婚了，还是哪个要堕胎了？”我问道，同时从那瓶还有三分之二满的杜松子酒里给自己调了一杯马蒂尼酒〖※一种由杜松子酒或伏特加酒和苦艾酒混合而成的鸡尾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