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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尖上的天使（出书版）》作者：[美]尤里·德鲁日尼科夫
简介：
《针尖上的天使》创作于1969至1976年，以赫鲁晓夫下台、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1960年代苏联的重大事件为时代背景。
在莫斯科，某机关报的总编在中央委员会大楼门外心脏病发作，调查推测是因为他收到一份地下刊物的原稿。没人知道是谁放到他桌上的，可是里面的内容令官方很敏感，要是泄露出去……
小说通过总编的司机、报社同事，总编的妻子、儿子等许多普通苏联人的经历和生活，生动反映了特定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况，揭示了那个时代报界内幕、领导层的种种情状，还有知识阶层与政府的关系，爱情与背叛的问题……
作者尤里·德鲁日尼科夫，俄罗斯作家、散文家及文史学家。1933年生于莫斯科一艺术家家庭，中学期间因对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评价不足而受责难，导致随后没有一所莫斯科高校愿意录取他，后入拉脱维亚大学学习，最后在莫斯科国立师范学院历史语文系毕业。他当过教师、图书编辑、报社记者，1971年加入苏联作协。1977年因从事地下出版等活动而被开除出作协，后流亡国外，在维也纳逗留一年后前往美国。2001年被波兰推荐角逐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长期担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及国际笔会美国分会副主席。他的作品中俏皮的双关语层出不穷，包含双重、甚至三重的心理动机的潜台词颇显优雅，善于在悄然无形中从严酷的现实转向卡夫卡式的变形夸张。他的作品体裁多样，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针尖上的天使》、微型长篇小说《沙皇费多尔之死》、短篇小说《为什么要烦普希金》、戏剧《老师恋爱了》等等。
针尖上能够容纳下的天使
数量等于2的平方根。
——经院哲学课本。年代与页码已经忘记。
请勿把虚构的人名与熟人挂钩，
因为这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
1．正门跟前
他在两名警卫中间停下来并出示了深红色的证件。一人在辨认照片并与他本人核对时，另一人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马卡尔采夫一番。第二名警卫向第一名警卫点了下头，后者归还了证件。
“请吧……”
马卡尔采夫机械地把证件放进衣兜里，开始向出口走去。以前他会说“再见”，可是现在他庄重地、默默地走过去。边走边用围巾裹住脖子并扣好大衣的扣子。他拉开里面的门，感到了木格栅下透出的暖气的柔和压力。推开外面的门，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人行道上。
散发着霉味的空气使鼻孔发痒，充满了肺部。眼前展现出综合技术博物馆，为普列夫那之战中牺牲的掷弹兵们而竖立的底座滚圆的纪念碑，还有老广场，如果不算交警局特别分队的几位交警的话，老广场显得荒凉，密密麻麻的一排轿车把广场围住了。车辆朝右沿着斜坡向中国胡同急驶，竞相超车。马卡尔采夫已经不止一次闪过这样的想法，这条胡同的名称是莫斯科市苏维埃明显的疏忽。早就应该给这条街道改名了。真是愚蠢：通向国家头号大楼的竟是中国胡同！
马卡尔采夫出现在没有行人的人行道上，引起了交警和几个穿便服的“7局”①的人的注意，他们站在不显眼的位置。此外，司机们张望所有走出来的人，他们一边等待领导，一边不时加热冷却的发动机。天开始黑了，飘着小雪花，可路灯还没有亮起来，所以司机们注意看着，以免错过自己的领导。
尖鼻子的廖沙②·德沃叶尼诺夫为人机灵，他用眼睛不时扫视一下各个出入口。尽管马卡尔采夫往往会走正门，但是凭自己的通行证他可以从任何一个大门出来。远远看到头儿之后，阿列克谢会立刻启动发动机并打开暖风机，却不急着为马卡尔采夫打开车门，免得车内给冻透了。头儿未必会很快出现。他总是说很快就来，可在那里一坐就是两个小时，甚至是四个小时。
马卡尔采夫横穿过人行道并已步入广场，但是突然，他把头向后一甩，停了下来，感到心脏一阵刺痛。心脏有时会犯点毛病，于是他站了一秒钟，决定不用力吸气。他小心地又迈了一步，这时整个胸部和后背、肩胛骨之间感到了剧痛。他仿佛被电流击中了肩部，疼痛感瞬间向下移动，到了胃部。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呻吟起来，发出的却是呼哧声。他一只手抓住了胸部，尽力想解开纽扣。眼前泛起了金星，综合技术博物馆大楼向一边倾斜了，汽车开动了，向马卡尔采夫驶来，于是他猜到了，他正在失去知觉。双腿一下子变得无力，膝盖也发软。为了不让头部撞上柏油马路，他把双手垫在臀部下坐了下来。他还有知觉。
他在地面附近首先闻到的是一股刺鼻的尿味。裹挟着雪花的风从综合技术博物馆的拐角处吹来，送来了公共厕所的气息。跟前没有任何可以伸手救援或呼救的人。还有疼痛，让人窒息的疼痛。得救的唯一机会是尽快回到他刚刚走出来的那扇门前。
疼痛变得难以忍受，手臂开始隐隐作痛。身体抽搐，开始不听使唤，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仰面倒了下来。他把牙咬得格格作响，开始慢慢地向一边翻身并跪了起来。现在需要爬到人行道上。可是雪在融化，双手打滑。
一瞬间，他感到了自己姿势的尴尬：以他的职务爬着进中央委员会。人们会看到，会传出去，威信会下降。没准儿还会有人汇报给领导。但是疼痛迫使他无法顾及这一切。主要的是要到医生那里。他们会救我的！门很沉重，是推不开的。只要能够着门把手就好了！他爬着向门前挪动，尽管很慢。
廖沙提前看到离开人行道走向汽车的马卡尔采夫后，刚要打开发动机和暖风机并俯身把散热口开得更大些：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喜欢让双脚保持温暖。挡板卡住了。当阿列克谢猛地一下把挡板拉出来并再次向前看去时，领导不在了。莫非廖沙看错人了？这时他看到，昏暗中有个人像狗那样向门前爬去，门楣上用烫金的字母写着：“苏联……中央委员会”。又过去了一会儿，阿列克谢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最后使劲抓破了门的边缘，哀号起来并扑通一声栽倒在潮湿的、又硬又扎人的、人们擦鞋底用的垫子上。几个捷尔任斯基师的卫兵③把马卡尔采夫扶了起来。其中的一个摁了一下按钮。接下来的事情在马卡尔采夫的脑海里是空白：他失去了知觉。
“是我们的人。”一个警卫看了看他变黑了的脸后说道。
但是另一个警卫麻利地解开了马卡尔采夫大衣的扣子并从他的衣兜里取出了证件。他取证件的动作迅速而利落，就好像是他自己把证件放进去似的。他按照规定，把照片与躺着的人核对后批准地对医生们说：
“可以抬进去。”
人们抓住马卡尔采夫的双手、双脚把他放到了担架上。他呻吟起来。一分四十秒后人们把他从担架移到了复苏诊室的台子上，这间诊室装备有新式的美国设备。
躺着的马卡尔采夫穿着一套黑色的西服，西服很干净，但是已经穿旧了，十来年前就已经过时了。黑色的矮帮鞋经过仔细的擦拭，但是鞋跟稍微有些磨损。这套在中央委员会服务部缝制的制服是专供他去“大楼”④时穿的。
在那里，既不能靠颜色鲜艳的领带，也不能靠过分精心熨烫的裤子出风头，所以，了解这一点的妻子会垫一块干布来熨中央委员会西服中的裤子。给病人盖上了一条被单，卫生部第四总局的两位复苏医务人员俯下身来看着他，他们在这里二十四小时值班。
德沃叶尼诺夫钻到了外室里，他只看到了头儿像个死人被放上担架抬往某处。
“我要了解……我是司机，是司机……”
“司机？那就到车里去。”
“哪怕告诉我他怎么了！”
“等到可以的时候，会通知的。”
阿列克谢回到车里关上了发动机，双手抱住方向盘，趴在了上面。去编辑部告诉大家主编发病了吗？还是先去他家里一趟通知他夫人？那样就得带她来这里，也许还得去什么地方……要是他躺一躺出来后，可是车却不在了！那就是廖沙搅得整个莫斯科不得安宁。最好还是坐一会儿，打一会儿盹……
德沃叶尼诺夫来得及睡足一觉（他上班早，因此在等候时会趴在方向盘上睡足觉），他第六次启动发动机好取暖。停在旁边的汽车开走了，别的车辆开过来占据它们的位置。他抽完了最后一支香烟，尽管从前年接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参加政府别墅招待会返回时起，他通常总是会留下最后一支烟。马卡尔采夫当时喝醉了，他在衣兜里找了一阵烟，然后向他要烟抽，可廖沙的烟也抽完了。
“要是你不给我留着香烟，你算什么司机呀？”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慈父般地揪了揪德沃叶尼诺夫的耳朵。
伏尔加轿车瞬间在交警旁边停了下来，乌斯宾斯基公路上的交警比森林中的蘑菇还要多。廖沙瞥了一下领导，朝交警要起了烟。上了年纪的臃肿中尉（在政府线路上他们的警衔比肩章上指明的要高）瞥了一眼这辆带有MOC⑤字母和以两个零打头的牌照的轿车。这样的零号牌照车辆是无权拦截的，而廖沙的驾照中附加了一张卡，允许在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违反交通规则。交警敬了个礼，默默地掏出一盒烟，廖沙眨了眨眼，拿了两支烟。从那天起德沃叶尼诺夫总是会留下最后一支烟。但是马卡尔采夫后来一次也没有要过，相反，自己送他美国香烟抽，有时是一包，有时一下子两包。廖沙终于抽到了烟屁股，于是他决定去编辑部，如果需要，再回来。
由于伏尔加车中是司机一个人，交警没有马上为他把信号变成绿灯。阿列克谢不急不忙地向捷尔任斯基广场开去，尽管他已经习惯在莫斯科开飞车，以至于时速表的红色指针超过了一百。在无轨电车站，一个长得结实的人向他招手，他提着一只小箱子，看样子是出差的。
“到库尔斯克车站，我付钱，要误火车了……”
德沃叶尼诺夫不做声地送他去了库尔斯克车站。快到花园环线拐弯时廖沙请求说：
“您提前给我钱吧，不然火车站有人盯着，不让挣外快……”
乘客表示理解并掏出了三个卢布——给廖沙的午饭钱。阿列克谢不花工资，而是攒起来准备在父母的房子旁添盖一间。不是因为要住在乡下，而是为了让妻子和孩子夏天有个小别墅。他希望活得不比别人差。挣外快用去了大约十分钟，最多十分钟。阿列克谢用一个手指晃动着钥匙扣，坐电梯上了四层，主编的办公室在这里。等他走进接待室已经开口要说事先准备好的话时，安娜·谢苗诺芙娜小声地冲他发起火来。
“你到哪儿去了，德沃叶尼诺夫？！刚才急着要送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去伊戈尔·伊万内奇那里。在整个大楼和车库找你好久了。我派亚古博夫的车去了，可是斯捷潘·特洛菲梅奇自己急着要去市委……”
“我送他去。”廖沙说道。“他怎么了？”
“谁？”
“伊戈尔·伊万内奇⑥呀？”
“你从月亮上掉下来的？心肌梗塞，是深度的。是心脏后壁，还伤着了什么地方……他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中心医院，住在病室里，我忘了，叫什么病室……可你去哪儿了？又干私活捞外快了吧？啊呀，廖哈⑦……”
她消失在了副主编亚古博夫的办公室中。
“心一肌一梗一塞。”廖哈逐字地说了出来，他一点也不明白这个词。
接待室里空荡荡的。他看了看女秘书的桌子。台历上今天的日期——星期三，1969年2月26日——用黑框圈着。为了记住，安涅奇卡⑧给主编生病的口子做了记号。回来后她通知说，十分钟以后需要开车送亚古博夫。阿列克谢开始讲述他在中央委员会附近等候的情况。安娜·谢苗诺芙娜理应完全了解所有的事情，所以她仔细地听着，记住新的细节。
“可我责备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呢？”
“他就是这样像狗一样爬到了门前。”阿列克谢没有回答，结束了讲述。
“所以他做得明智！”安娜夸奖道。“要是伊戈尔·伊万内奇在广场上躺着的话，市里的急救车会拉走他的。可等你呼叫到车来的时候就晚了！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再说然后还得用半个小时在市医院找床位，还会给安排在走廊里。要是送到克里姆林宫医院，颠簸得厉害……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告诉了我关于医生的看法。他们说，要是他爬不到门口，就无法让他苏醒过来了！”
“嘿！”
“真是这样！”
“怎么会心肌梗塞呢？他一直挺快活的……”
她没有回答，他也没有再追问。送走副主编后他要顺便去谢洛夫胡同的饺子馆一趟，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廖沙略微闭上了眼睛，他懒洋洋地想道，他，普通司机德沃叶尼诺夫，比马卡尔采夫幸福多了。后者忙碌，要承担职责，而且操心的事多得数不过来。他就完全不一样了：开车送去、送回来后就为自己活着了。不，他才不会想占主编的位子呢！莫斯科最差劲的司机也不会笨到挣不到十卢布就回到车库。
不过，廖沙有自己的追求。而且和其他人的一样重要。
①即克格勃7局（监视局）。
②廖沙为阿列克谢的昵称。
③指的是克格勃捷尔任斯基特种师。
④指的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
⑤指乘坐该车的是苏共中央委员级别的官员。
⑥“伊万内奇”为“伊万诺维奇”的简称。
⑦也足阿列克谢的昵称，包括后面提到的“阿廖哈”、“廖申卡”、“阿廖申卡”等都是。
⑧即安娜的昵称。
2．德沃叶尼诺夫·阿列克谢·尼康诺洛维奇
人事登记表资料
工作单位与职务：特殊用途车库——苏共中央车队，一级司机。
1946年2月8日生于莫斯科州伊斯特拉区阿诺西诺村。
俄罗斯族。父亲为俄罗斯族，母亲为俄罗斯族。父母之父母均为俄罗斯族。
社会出身：农民。
党籍：苏共预备党员。预备党员证编号：271374。未受过党内处分。以前不是苏共党员。
中等技术教育学历。毕业于军事飞行学校。
未受到过法院起诉。未到过国外。海外没有亲戚。卫国战争期间本人和近亲均未曾被俘或被扣押。
近亲：母亲，父亲，妻子，儿子（一岁）。
未曾在中央、共和国、边疆区、州、自治区、区的党、苏维埃及其他经选举产生的机构中任职。没有得过政府奖励。
兵役义务情况：预备役中尉。军人证号码：ПМ 2427183。
社会工作：伏尔加行车队第二车间团委书记。
身份证号码：Ⅴ СК No. 876 922。发证机关：莫斯科州伊斯特拉区民警分局。发证时间：1962年2月15日。
常住户口登记住址：莫斯科市，普留希赫大街19号楼，3号房间。电话：无。
廖哈·德沃叶尼诺夫的腾飞与坠落
在总算回来的为数不多的同村人中，尼康诺尔·德沃叶尼诺夫是第一个从战场回到了村子里的人。这是在胜利日的前夕。全村的人拥到了街道上，看着他迈步顺着上坡路走向自己住的街区，他把勋章碰得丁当响，不时抚摩着受伤的大腿。他离开的时候是个孩子，可现在变成了秃子，虽说他在战争中没受什么大伤。他在医院中躺了没多久，负了点轻伤，对生命没危险。也许秃顶是由于经常的恐惧，也许头发在那顶他三年不曾摘下来的棉帽子下面霉烂掉了。
一整天，直到很晚的时候，邻村帕迪科沃的人们过来摸摸他这个活着的人，尼康诺尔在这个村有半条街的亲戚。人们让他把伤口给他们看看。尼康诺尔退下了马裤，只穿着满是汗味的蓝色短裤。突然邻居克拉芙卡①上前跪倒在地，号啕大哭起来，她抱住了尼康诺尔的腿，开始一个劲儿地亲吻横着一道伤痕的大腿。大家勉强拽开了克拉芙卡，强迫她喝了些冰冷的泉水。
但克拉芙卡到底在当晚让尼康诺尔娶了自己，自己的高兴劲儿、所有人的殷勤和家酿烧酒让他昏了头。酒宴时她机灵地想法坐到了他身边，此后便寸步不离。克拉芙迪娅不时好像是无意地碰一下他的大腿。她泪眼汪汪地忠贞地看着他，只要他说一句话，她便大笑不止。克拉芙膏早就成熟了，所以碰到机会时，她就跟偶然来的陌生人在林子里鬼混。可是由于阿诺西诺村完全没有男人，最近一个时期她长时问处于完全节制的状态，所以十分主动。
盼到儿子回来的年迈的双亲高兴得在三个月间相继死去，给新人们留下了一间破烂的茅草屋。尼康诺尔和克拉芙迪娅自己翻修了木墙架。而整整九个月之后，克拉芙迪娅一天不差地生下了儿子，他们是怎么把一个苍白而且患佝偻病的孩子抚养大的，只有上帝晓得。集体农庄既不偿付钱，也不偿付土豆，强迫他们为家里的用电苦干。如果不拿着镰刀到地里出工，就会割断电线杆上的电线，你就在黑暗巾待着吧。
克拉芙卡从两俄里外的修道院泉水那里挑来圣水，用它给廖申卡洗澡。而女修道院本身给用做了集体农庄的车库，里面有两辆上面长满了杂草的一吨半载重量的汽车，由于到了报废期而未被征做战争使用。修道院里的圣像陆续给偷光了。克拉芙卡的母亲阿加菲娅把一块打碎了的圣像壁藏在了自己家里，在修道院被破坏前她算是其中的高级行乞修女。
“上帝早就不存在了。”尼康诺尔向她们解释说。“应该看报纸！”
克拉芙迪娅只相信自己的愿望并且从来不听男人的话。她用得着上帝是为了救儿子，因此她开始经常到母亲的木屋中去，在她身边跪着祈祷。
在修道院的大门之上，离德沃叶尼诺夫的房子不远，在圣母门上圣像的上面用马掌钉钉着一幅退色的最高统帅的肖像，用上坟的纸花做框。阿诺西诺村的老人们保证说，这是为了保密，然后继续在门前祈祷。克拉芙卡也是，如果尼康诺尔没看见，她就对自己画十字，求上帝不要忘记了她的阿廖申卡。
阿廖哈长大了，虽说有点虚弱，但几乎是健康快乐的。与饥饿和贫困背道而驰，似乎阿诺西诺村的人生活得像俱乐部（原修道院旅馆）中放的那些电影中所描绘的那样。父母和外婆阿加菲娅为他费尽了心血：他终究成了他们的独苗。尼康诺尔确实还想制造出几个孩子：菜园子有土豆收获，能养活的。他讲述说，在德国，所有父母无一例外地都生三个孩子。但是克拉芙卡得了一种妇科病，所以巴甫洛夫村镇医院的医生告诉尼康诺尔说，一般来说她不可能有孩子的。她如何巧妙地生出了第一个孩子，这对医学来说仍是一个神秘的现象。尼康诺尔没弄明白，医生在克拉芙迪娅身上到底发现了什么，只是她的确再也没有怀过孕，看来她第一次怀孕时已竭尽了全力。
等服兵役的年龄到了，并且兵役委员会把她的廖申卡征召当兵后，克拉芙迪娅悲痛万分，在管乐队欢快地奏进行曲时哭泣着，似乎她预感到了什么。
由于战时出生率低，64年军队的征兵不足，而且所有应征服兵役人的身体因战后的饥荒都很虚弱。但是，就像尼康诺尔所解释的，由于紧急发展喷气航空兵和核动力潜艇舰队以抵御美帝国主义需要常备人员，体检委员会临时降低了要求。因此阿列克谢就成了身体超级健壮的人，十分的合格，并进入了驾驶超音速米格飞机的飞行员航空学校。
廖沙·德沃叶尼诺夫服兵役赶上了已经不再把人当成螺丝钉的时期。于是他们无意中成了世界上最进步的和最有觉悟的苏维埃人。他们的腾飞与坠落，行为与过失，胜利与失败，他们的直线、抛物线和椭圆，也即他们生活的全部几何意义，都取决于祖国，祖国勾勒出廖沙的曲线和所有其他廖沙们的轨迹。把加加林送上了轨道，在轨道上吸收他加入了苏共，于是他飞回来后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但是本可以不吸收也不欢迎他，或者什么也不报道，或者不让他成为英雄，决定一切的是祖国。对于祖国，按照一首歌中所唱的，所有的廖沙们都永远负有义务。
德沃叶尼诺夫没有思考过这一点并把命运当成了现实。尽管学校的纪律严得像绷紧的绳子，他甚至喜欢别人为他的所有决定负责。你的生活不属于你，而属于苏维埃祖国。廖沙为此感到自豪。他喜欢飞行，但是他看到的只有军用机场上刷白的燃料桶和带刺铁丝网后的炸弹仓库，而其他的东西被云层遮住了。他想象的苏维埃国家是这样的：起降跑道，炸弹仓库，还有阿诺西诺村以及世界上最清澈的伊斯特拉河附近山冈上德沃叶尼诺夫家的木结构平房。然而，要么是飞机的设计师米高扬和古列维奇有什么考虑不周，要么是邮政信箱为4134的飞机厂的工人们做事敷衍马虎，只是在抵达波罗的海沿岸军区服役后不久，德沃叶尼诺夫中尉发生了事故。飞行中发动机的转速突然急剧下降。阿列克谢根据条例立即把此事向指挥调度塔台报告。
“确切方位。”指挥调度塔台要求道。
德沃叶尼诺夫在瑞典的厄兰岛附近做了个盘旋并向波兰沿岸飞去，以便随后拐向加里宁格勒。传来了飞行指挥员的命令：
“查清原因，你他妈的！”
“无法查清，”德沃叶尼诺夫报告说，“无法……”
“我们马上询问指挥部……”出现了长时间的停顿。双方严格按照条例操作，但甚至这样也没有效果。发动机熄火了，无声无息。
“指挥员取消执行作战任务，”德沃叶尼诺夫在头盔耳机里听到，“抛掉座舱盖和副油箱。”
根据两架外国航空公司一闪而过的飞机判断阿列克谢明白了，他进入了民用航线区域。他在继续失去高度。
廖沙感到发冷不是因为迫近的死亡，是因为死一般的寂静。最好死在轰隆声中，死在金属的咯吱声中，这时自己听不到自己喉咙里最后的喊声。遗憾的是，假期没有好好玩，没有去一趟阿诺西诺村看母亲和父亲，村里没人见过他穿着军官制服。要是仔细想想，生命也不是那么宝贵。可惜的是假期。嗯，还有就是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
义务——廖沙意识到了这个。既然教导了，那么就是应该。他有义务保护好党和政府委托给他的飞机。可是当飞机已经不再听话时，该怎样做到这一点呢？
“弹射出来！”他听到了命令。
他在训练器上弹射过两次。两次都成功了，如果不算轻微脑震荡引起的呕吐和头晕的话，这必须精心地瞒过上司。这一次他感到了强劲的向上的推动力——他和座椅一同被抛了出去。抛了出去，没有让他残废（他不该骂米高扬、占列维奇和4134邮箱的工人们的娘）。因血液从头部倒流引起的短暂的昏迷可以忽略不计。德沃叶尼诺夫悬在了潮湿的云幕中，它贴住了密封头盔的玻璃。根据高度计判断，他在弹射前看了它一眼，离地面，更准确地说，离水面几乎没剩多高了。廖哈的米格-21消失了，融化在云层中，就像根本没有过一样。
“可我活着！”阿列克谢·尼康诺洛维奇在欢快的胡话中喊了起来。“活着！”乌云刚刚让中尉穿过了自己，他就看到了密实的灰色水幕，其他什么也没看到。廖沙在吊绳上开始摇晃、颤抖起来。这时下着大斜雨。更准确地说，不是下着，而是与德沃叶尼诺夫一起下落。灰色的水幕从下面冲了上来，把他吸了进去。浪头笼罩住了他，开始把他往下拽，但是又把他从旋涡中顶了出来。中尉摁了一下压缩空气瓶的阀门，橙色的小舟打开了，迅速充满了气并垂直立了起来。他把它放倒并直挺挺地躺了下去，分开双腿保持平衡。
“我活着！”阿列克谢再次重复了一遍，检查着自己的情况。
小舟时而爬上浪尖，时而扑通向下栽去。他能推测到的只是，他处在厄兰岛与波兰海岸之间距离的三分之二处，并且凭着无意识的感觉他能知道，他不是被冲向南方，就是被冲向西南方。两个方向都好：在波兰是自己人，在东德也是我们的人。只需等待。
德沃叶尼诺夫从头上摘下了密封头盔，戴着它觉得沉，可不戴它觉得冷。开始时他在船中用一只手按住头盔，后来他累了，头盔就被水冲走了。也许，自己人已经在找他了。廖沙取出信号枪，准备好发出信号，可是周围没有人，开枪没有用。他仔细听了听声音，除了哗啦哗啦的浪声，什么也听不到。他给摇晃得很厉害，感到一阵阵的恶心。他吞下了一份应急备用口粮并喝着雨水，他把脸转向天空，用手掌把雨水从脸颊和额头归拢到嘴里。半睡中廖沙听到了马达的轰隆声。他也没有失望过，会找到他的。第一次发射没有成功，信号枪没发火。他想到是受潮了。而第二次他听到了咝咝声，扇形的红色火焰在海上散了开来。
发现他了。在暮色中阿列克谢看清了渔船的船舷。，
“Лан тоне？②”被喇叭放大了声音问道。“先生是谁？”
“我是俄罗斯人！”廖沙喊道。“我出事故了！……帮帮忙！”
我们的人——他们向全世界伸出援助之手，所以地球上的任何人会自豪地欢迎我们的人，这可是一定的！
“俄罗斯人？”小围网渔轮上的人再问了一遍。“苏联人？”
“是苏联人，苏联人！”德沃叶尼诺夫嘟囔着并在小舟中跪了起来，好让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他，苏联人。
“苏联人应该回去。回到布尔什维克那里去。让他们帮助你好了。请吧，先生！”
渔轮上的人放下了喇叭，回到了舱室中。
“喂，”什么也没弄明白的阿列克谢·尼康诺洛维奇喊道，“你们等等！我在这里晃荡了九个多小时了……”
马达的声音越来越响，盖住了德沃叶尼诺夫说的话。小渔轮消失了。“这就是法西斯分子，”阿列克谢嘟哝道，“要知道是我们解放了他们！……”他瑟瑟发抖。咬紧牙关，微微抖动胳膊和腿以保持体温，但是没有力气动弹了黑夜降临了。阿列克澍陷入了昏迷中，可关节里的疼痛让他清醒了过来。他呻吟起来，睁开了眼睛。电影被往回倒着放。德沃叶尼诺夫重新悬在了带着白色浪花的灰色水幕上面，风把他吹来吹去。无边无际的灰色水幕远离而去。降落伞的吊绳缠住了腿，于是廖沙试图把腿挣脱出来。可这时谵妄结束了。蜷缩成一团的他被拉进了直升机的舱门。在医院里他苏醒了过来。德沃叶尼诺夫在波涛中漂荡了三十六个小时。他的情况被通报给了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司令。后者报告给了在莫斯科的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格列奇科元帅。莫斯科给东德的海岸军事基地发了密电。直升机就是从那里派出来的。
德沃叶尼诺夫被确诊为幻觉谵妄精神病，他被送到了莫斯科附近的巴甫什诺的国防部精神疾病军官医院。廖哈有失眠症，甚至在吃饭后他也感到饿，他感到经常性的头痛和害怕。害怕掉下去，害怕从窗户里往下看，害怕一个人留在病房中。夜里他会喊叫，较健康的同室病友便摇晃他的肩膀。医生们利用休眠、消除恐惧感的化学药剂治疗他。还没有通知他父母任何事情。父母深信不疑，儿子在服役。廖哈在这之前也很少写信。而他住院的地方几乎挨着家：从阿诺西诺村到巴甫什诺可以骑自行车去。
出院后就让德沃叶尼诺夫病退了。他顺应的现实是，应该以另一种方式安排生活，他甚至还对此感到高兴。克拉芙迪娅号啕大哭了一通，唉声叹气了一阵，但是不幸已经过去了，那就谢天谢地了！
阿列克谢没有指挥官了，不得不自己思考了。在地方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结了婚。是马上，像父亲一样，不假思索。他娶的是柳芭，在汽车运输联合企业当钳工的中学朋友的女友。朋友厌烦了柳芭。她自己感到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便邀请复员的廖沙到文化公园跳舞。柳芭和父母住在莫斯科普留希赫大街的一幢旧楼中，是几家合住的住宅，自己房间的面积十六平方米。她立刻解释说，如果再把一个人的户口登记到他们家的话，就会把他们列入等候分新房的排队名单中了。当廖沙触碰柳芭时，他感到了极度的快乐，于是他同意了。但是克拉芙迪娅一个人坚决反对。
“她哄骗了他，他没有经验！”她向邻居们抱怨道。“哎哟，她蒙人！”
“可是他得到的是莫斯科户口！”邻居们反驳她说。 ，
“户口？随便谁都会让他落户的，他是军官！他本来可以交往一阵子的，挑个一等的！可他碰上什么就是什么，第一个！他们过得又怎么样？什么时候才会给房子呀？可现在他们和父母睡在一起，床挨着床。都活动不开！丢人！”
廖哈的朋友不仅把柳芭让给了他，还让出了自己的工作单位。车间主任问了阿列克谢的履历：
“这个，这么说来，你好像是英雄？”
德沃叶尼诺夫耸了耸肩：
“什么英雄呀？英雄——这是自己……可我呢？搞成了……”
“不！其他人可能会落到敌人手里或者淹死了，而你……你没能保住飞机，可你保住了充气艇。那可不是自己的船，是国家的！”
廖沙不明白，主任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但是这让他感到愉快。阿列克谢完全走上了正轨，当了一阵子钳工，上完了汽车司机训练班。他的照片被挂在“车库优秀司机”榜上。不久，三名最优秀的司机被招到了区党委，建议他们调到特别车库。那里的工资更高，而工作更少。
廖沙被分配给《劳动真理报》主编马卡尔采夫开车，那个人对他也满意。阿列克谢喜欢这份工作，但是周围的人都在争取更高的工资、新的住房，都买好家具。而他和柳芭（她在财政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班学习）什么也没有。现在，当儿子出生后，就更加困难了。所有人都利用关系争取福利，可廖沙却不会。他明白了：装出一副你更愚蠢的样子更加有利。那样对你的要求更低，活得也更轻松。但是在看报纸等候主编时，他越发频繁地回忆起自己英勇的行为并思考该如何把它恰当地用到档案上。
一次在明斯克公路上，一位重型冷藏车司机叫德沃叶尼诺夫停下来。廖哈刚刚送马卡尔采夫去了别墅，不急着赶路，他把火花塞扳子给了司机。抽烟当中他们聊了起来。冷藏车是从匈牙利开来的。
“每次都带回点东西来。和用苏联货币买的不一样！当然，最好是去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开始能去社会主义国家也不错。”
“怎么才能到你们那儿工作？”
“你要入党。没这条连谈话都不会。嗯，还要找靠山……”
廖沙迫不及待地想调到苏联汽车运输公司工作了，但是进那里工作原来比司机介绍的还要复杂。党籍归党籍，但要的是有资历，只要成了家的并且只要一级司机。廖沙专门上了一级司机训练班，并完成了学业。在车库他成了积极的共青团员，很快被选为书记。这是成为预备党员的一步，于是阿列克谢被当做是有着英雄的过去和认真负责的人。阿列克谢寄希望于履历，但是他记得，需要靠山。一次，当马卡尔采夫的心情很好时，他厚着脸皮提出了请求。
“不喜欢给我开车？”
“哪里，伊戈尔·伊万内奇！给您开车是好事，可我也需要成长，是这样吧？”
“我开玩笑。你入党的情况怎么样？”
“正常！预备期就要结束了。”
“你看，我和你都是预备。你是预备党员，我是候补中央委员……好吧！我给对外贸易部打个电话。你准备吧。”
阿列克谢·尼康诺洛维奇准备好了。但是梦想的实现推迟了。
①克拉芙迪娅的小称。
②波兰语，意为：“先生是谁？”
3．典型的心肌梗塞
马卡尔采夫睁开了眼睛，白光刺得它们眯缝起来。太阳照在窗户上，过了一个冬天他已经不习惯它了。他昏迷了多长时间，不可能搞清楚。他仰面躺着，想抬起手看一眼表，但是手被绑在了床上，他还感觉到，那上面没有表。床的旁边是点滴瓶，带有一根小管的细针扎入了他手上的静脉中。呼吸良好，耳朵里隐隐听到从另一根管子里出来的氧气的咝咝声。
他把目光从点滴瓶移到了满是光斑的天花板上，弄明白了，这些光斑是小玻璃桌上摆放的玻璃器皿和角落里电视机荧屏反射出来的。眼睛看得累了，于是他闭上了眼睛。
“疼吗？”响起了有些沙哑的女人的声音。
这么说，他不是一个人。他重新费力地抬起了眼皮，看到了一位厚嘴唇的姑娘，身穿白大褂，戴着帽子。
“几号了？”他问道。
“27号。您需要什么吗？”
“电话。”
“啊，看您说的！”护士举起丰满的双手轻轻拍了一下，给他整了整氧气管子。“电话不行！夜里又送您去复苏科了。科室主任说了，让您躺着，想想什么愉快的事情……”
“痛。”
舌头转动困难，不得不简短地说。
“哪里痛？”
“肩膀。肚子。背。”
“这是您的错觉。由于心脏。”
“心脏不痛。”
“那就好！您是典型的心肌梗塞。现在我给您打止痛针……”
她重复了一遍医生们的话。护士掀开了被子的一角，露出了他的臀部。
“哎哟！”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像小孩一样说道，他感到了针疼。“喝水！”
她端给他一个椭圆形嘴儿的茶杯，水在双唇间流开，从脸颊流到了枕头上，但也流到了嘴里。
“您妻子来过了。”护士想了起来。“她说，家里一切都好，单位上也是。明天她会再来的。您休息吧。我们这里大家都休息……我走了。如果有需要，摁一下按钮……”
马卡尔采夫躺着，留心听着心脏，头脑昏沉沉的。“我在这里干什么？”意识在旋转。“是否得长时间这样愚蠢而无益地躺着？妻子在哪里？难道她不能进到这里来？我甚至不知道，把我送进了病房……”
护士说得一针见血。许多他这种地位的共产党员在他之前在这间病房住过，像他们一样，他既不会生病，也不会休息。没有休过假。妻子起初和儿子一起去疗养院，而当儿子长大拒绝和她一起去后，她一个人待在中央委员会的疗养院中。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永远在活动。
在表层上这意味着：参与上级决策的准备，了解这些决策，致力于执行决策，关注执行情况并汇报所做的工作。紧张始终存在，尤其是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阶段。中间所做的事情，即出版报纸，是第一阶段的派生功能并且是为最后阶段所做的。低一级的人们要理解机关合理的严格性和明确性实际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评价了：为此本人需要处在一定的海拔高度上。
表层所赖以生存的里层布满了私人关系，会面，宴会，出行。每个阶段中约定好不报道的内容，经常（出于重要的考虑）确定与文件中的内容相反的内容。这一事务层面与第一个同样重大，不亚于它，但也不高于它。那些认为私人关系更加重要的人通常过早地耗尽了精力。马卡尔采夫的天平上放着同样的砝码。
两个活动层面中存在自己的行为形式，自己对每项任务以及你的正式和个人指示的责任。换句活说，也容易犯错误。马卡尔采夫级别的党务活动家永远应该考虑的是，如果你犯了错误，会有什么后果，并且如何绕过危险的路段。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犯了错误的人无法站起来。尽管我们的制度十分人道，这样的事没有发生过。不过马卡尔采夫坚信，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思想自己沿着数十年领导工作形成的圈子奔跑。少年时期放上的唱片在播放，唱针仍然尖利，准确地滑动在纹轨上，旋律非常熟悉。但是每一次，当它一走到特定的位置，就会出偏差，接着就是无休止的重复性组合：梗塞一心肌一梗塞……心肌梗塞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不在计划中，像某种力量，从正常的，也即唯物主义世界观看，它是不可能出现的。
对于马卡尔采夫来说，最可怕的，比死亡还要可怕的永远是在对情况的具体主观见解中不正确地猜测总路线。这不，结果是他活着，什么错误也没犯，但还是被撂在一旁。心肌梗塞既没有和自己，也没有和中央委员会协商自己的行为。昨天一晚上和今天整个上午马卡尔采夫没有把住组织的生活的脉搏。大家都在那里，而他却不在。那里在酝酿成熟，决策，贯彻执行——没有他参与。要是那里暂时也停下来该多好——偏偏没有，在进行！心肌梗塞——只有他有。他是人链中一个必需的环节，掉了下来，链条就合上了——没有他了！手臂什么时候会重新松开接纳他呢？
他听到过好多其他人心肌梗塞的事，他相信自己有免疫力。就是现在他还不想承认他错了。不，没有他他们应付不了。他做了这么多事情，还能够做同样多的事情。没有他在链条里手臂交叉住了，他们很快会感到缺少了一个人的力量。尽管他只是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在二十三大上让他成为候补组成人员，就是因为中央委员会需要马卡尔采夫的头脑。
应该让医生尽快把他治好。教授们在哪里？专门医生呢？他们都在干什么？为什么没有学会迅速治疗心肌梗塞，哪怕只是在遇到重要情况时治疗？难道他们不明白，他需要快点恢复健康，从这里开始领导。哪怕让他们开通电话！
“请你，吉娜，”妻子刚被放进来看他一分钟，毫无生气的他就用呆板不听使唤的双唇对她含混不清地嘟囔道，“少谈论我心肌梗塞的事，最好说，是怀疑，并且没有确定。”
“当然，加里克，我怎么，是傻瓜吗？人家会相信吗？”
她没有告诉他，医院立即通知了中央委员会，那里通知了编辑部、记者协会，到处都通知了。
“不会相信？这是他们个人的事。可从我们这里就让他们听到我们需要的内容！”
“当然了，加里克，别担心……”
她安静地出去了。
他怎么会发心肌梗塞？而且还是典型的……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大概是好事。应该认为，典型的他们已经学会治了！可是发作的原因呢，他们知道吗？他的心脏从来都是健康的，不年轻了，但是也并不老啊！需要原因。本来总的来说一切都正常。如果情况哪怕稍微不同的话，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就不会得到指示，根据部长会议的决议准备履历表和其他文件以领取外交护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