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于护士训练班。每年参加防空训练活动。
社会工作：工会基层委员会委员——组织部与互助会。
身份证号码：Ⅳ СН No. 422341。发证机关：莫斯科第96民警分局。发证时间：1965年10月12日。
常住户口登记住址：焦普雷斯坦，8a小区，13号楼，16号房间。电话：无。
安娜·谢苗诺芙娜的悲与喜
编辑部的所有人，甚至从新闻系来实习的女大学生，都管安娜·谢苗诺芙娜叫安涅奇卡。例外的是马卡尔采夫，现在还有他新的副手亚古博夫，他们不允许自己对她过于随便。可总的来说安涅奇卡更适合她：她是个没有年龄的女人（看样子肯定不会是四十三岁！），保养得很精心，穿戴不昂贵，但是有品位，化妆品用得恰到好处，与其说她有点胖，不如说有点结实，就像一只可口的小圆面包——真想尝一口，所以不熟悉的人以为，要得到小圆面包会很容易。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安涅奇卡善于捍卫她女性的尊严，看来，甚至是过分生硬，过头了，所以在生活中她不止一次地自己委屈自己，但是她不能换一种方式处事。
大家都觉得她是乐天派（“安涅奇卡，她会怎么样？没有任何操心事，没有任何伤心事！”），因此没有人知道，安涅奇卡有永远的荒唐而不可消除的女人不幸的情结。
当然，在工作上她很勤勉，否则她就不会在这个位置上。马卡尔采夫器重她，她也珍惜自己很重要的位置，真诚地（而且是正确地）相信，在某些事情上她能够比主编本人做得更多。她好奇心的表现程度与他需要的正好相等，默默忍受了他容易动怒的性格，不忘记他交给的任何事情。不过，马卡尔采夫看错了：尽管安娜·谢苗诺芙娜一点举动也没有暴露出这一点来，但她对他的私生活有更大的好奇心。
安涅奇卡的父亲曾是“红色无产者”工厂的高级钳工。由于经常喝酒降级成了杂工，在拿着半公升容量的酒瓶从商店出来急着去找酒友时，死在了调度列车下。安涅奇卡的母亲在中学当清扫工，在那里他们有一间房子。母亲的钱够一个月的头四天半用，所以七年制中学毕业后安涅奇卡就去挣钱了。
从那时起，无论安涅奇卡出现在什么地方，害了她的都是朴实（可她认为，这是女人的自尊），直到现在都四十三岁了她也没有摆脱掉。在新的地方她很快开始了交往，对她来说是紧张而痛苦的，而且她相信，是真正的交往，直到死。她自己倒是没有爱上别人，她陷入了别人的钟情——至少她是这样让自己相信的。其实她永远爱一个人，以不同的面孔来找她的、她未来孩子的父亲。为了夜里梦见的孩子——一小团东西，她向死乞白赖的请求让步，只幻想一件事——尽快怀上孕，那时她就不需要男人陛下了，她会平静地分手并且甚至不会说她怀孕了。
但是由于真诚，安涅奇卡在新结识朋友时过早地开始说，她喜欢孩子，说她永远不会去堕胎——这是罪孽，要知道那已经是活的一小团东西。
“那你喜欢孩子吗，科斯佳（谢尔盖、阿迪克、别佳、叶戈鲁什卡——这是在夜校和三个学院；科里亚，也就是卡里木拉、菲奥德、伊格纳吉·赛瓦斯提扬诺维奇、工会基层委员会主席普里布拉同志、高级工程师爱德华·康斯坦丁诺维奇）?”她问走过并跨过她的十个男人中的每一个。
于是每一个开始都说，当然了，但是总之这个最好不要着急，干吗现在想这个，只顾恋爱吧。于是她爱别人，别人也爱她，但是很快冷淡来了，于是关系恶化了。当安涅奇卡开始大声地“思考”用什么姿势能更牢靠地怀上孕后，关系尤其恶化了。于是她为了安慰自己，开始希望，看来科斯佳（谢尔盖、阿迪克、别佳等）的经验少，但是和下一个的约会一定会成功的，当然，前提是约会是认真的。不是和随便什么人，不（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而是和这样一个——他将是合适的父亲，他的外貌、身体、头脑都要合格。不合格的人都碰了钉子。
洛科特科娃每次做的就是：在爱情失败后她离开到另一个地方工作。一定去另一个地方！这里所有人已经知道了一切，所以另一段爱情事先注定将是短暂的。因此一切又可能是落得没有结果。她来到另一个工作地点，照例还是当秘书——身材好，苗条，乳房向上翘着（胸罩只会让它变形）。她亲手给自己做衣服，并且为了穿着理想，不惜十次拆开修改。鞋子她尽管买的是穿过的，但一定是进口的，为它们付出四分之三的工资。而剩下的钱她用来保持体形。
于是在她短时间的选择后新的爱情来到了，一定会到来的。尽管战争夺走了安涅奇卡的一些同龄人，但是似乎没有波及到她的爱慕者。无论是年长些的，还是年轻些的，男人都向她表示亲热——要知道她是没有年龄的！一句话——小圆面包，猜错个十岁也不难。她爱着，躺在床上休息时会许愿并突然说出真相让人难堪。她有什么可隐瞒的——她又不要求出嫁。她只想要孩子，一个小肉团！
不知为什么孩子总是要不成。在区门诊所洛科特科娃坐在排队的人中，吹洗她的输卵管时她忍受着剧痛。一连四年她凭着工会疗养证去基斯洛沃茨克做泥疗：两次是免费的，两次享受50%的优惠。所有人都反复地对她说输卵管阻塞。一个老头，私人行医的教授——别人通过硬后门给她挂上了他的号——收了二十五卢布后许诺，也许会成功的，重要的是不要失去希望，要更加努力怀上孕。
她竭尽全力地努力了，但是成功的希望越来越小了。当安涅奇卡来到《劳动真理报》，填补了因耳聋而退休了的马卡尔采夫的女秘书的空缺后，她立刻对自己说道：“伊戈尔·伊万内奇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好。他就是最后一个！”
为此她马上努力成为了对他不可替代的人。没有她他不能迈出一步。要是她哪怕一次因为着凉生f病，她相信，报纸在那一天就不会出版了。洛科特科娃在工作中热情主动，不吝惜自己。他刚要把手指放到按钮上，她就已经打开门并做好一切准备地看着。她准确无误地猜到他什么时候饿了，或者是想喝水，或者是头痛，马上便端来了茶和夹肉面包，矿泉水或三盒止痛药，用自己微薄的钱买来一切。他没有领会——他没时间考虑小事。
他的妻子丝毫不让安涅奇卡感到难为情。相反，她高兴的是，他在她不在的时候也有人照顾，吃得饱饱的而且衬衣每天都换。当然，她会把衣领熨得更好并且不会忘记上衣的衣襟，还会把新的花边缝到裤子上（旧的有些磨破了，可以看得见左边裤腿上的线）。
“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在给她接通丈夫前她小声说道，“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午饭后感到肋刺痛，我给了他利胆剂以防万一。您晚上别给他吃太多油腻的东西！”
洛科特科娃把接力棒传给了马卡尔采夫的妻子，为的是早晨重新把他抓在握得紧紧的小手中。
“您是哪一年生的？请原谅我的冒昧。”当她决心把分房申请给他带来时，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问道（早就应该了，别人都拿来了，没有感到难为情）。
“我和您妻子几乎是同龄人，”她回答道，脸稍微有点红；为了让他注意到“几乎”这个词，她忍不住补充道，“她是3月份的，我是第二年12月份的……”
可事实上安涅奇卡相信，无论是内心，还是身体，她都要年轻得多，并且她的性格更和善，她也更体贴。
当马卡尔采夫坐得过久时，洛科特科娃会留下来到很晚，并且一得到暗示就会跑进办公室，紧紧地关上两扇门。她上班如同去看戏一样，穿着开得大大的袒胸露背的领口，而当时尚兴起后——便穿着最短的超短裙。如果他问起什么，她会走到桌前，似乎是无意地俯下身，把从他香烟上落下的烟灰从桌子上吹走。并且她的声音颤动得使声带收紧在了痉挛中，她感到，他把视线转了过来，瞥着她的脖子和下面的地方。她在等待，他的手就要碰到她的腰，那时她就会浑身发颤地说道：
“啊，您干什么，伊戈尔·伊万内奇！我害怕……在这里……”
但是她听到：
“请您跑一趟排字车间，让他们再压印一份条样出来！”
于是她跑去了排字车间，由于不解而惘然若失，并且由于没有哪怕一丝希望而痛苦不堪。
她想在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认识上接近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经马卡尔采夫的赞同洛科特科娃开始晚上到市政治教育之家去，并老实地坐在课堂上，此时其他人签到后都溜到商店去了。当她在政治学院熬完了两年后，他甚至都没有夸奖她。
这样的事在她的生活中是头一次，而且这是认真的，所以她深感悲伤。安涅奇卡甚至暗地里为自己的悲伤感到自豪。毕竟是这样的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更不要说去换了。她再也不能看任何人了。可是要知道她在变老，难道她白白在疗养院治疗了四次？要知道就连检验一下吹洗和泥疗是否有效也不能了！
这样持续了七年，没有任何进展。前年一个来访者坚决地走进了会客室，腋下夹着一个文件夹，并想直接闯入主编的办公室。安涅奇卡一跃而起并毅然用身体挡住了门。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没时间。您有什么问题，年轻人？”
“不正派行为的问题。请让开！”
“什么叫让开？这里我做主。在您不说为什么要见他之前我不能汇报，而我不能汇报前，他不会接待的……什么单位来的？”
“我是文学家。”他喊道。“您明白这是什么吗？汇报给您的主编：我想告诉他我对他的看法！”
“您告诉我，我转告他……”
他冲着她的脸大笑起来，唾沫星子乱飞。然后突然停了下来。安涅奇卡明白了，他喜欢上了她。
“好吧，”他平静了下来，“只是出于尊敬，您是……”
“这与工作无关。”她垂下了眼睫毛。
“说不定……要是我结婚呢？”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娶的是您呀！”
“您听着，”她说道，“看我们这里有多少年轻姑娘。她们都愿意和年轻人交朋友……”
“我不喜欢年轻的，”他说道，“她们只是索取，但是作为交换却不能给予任何东西……”
“那您想索取什么呢？”
“灵魂。”
“您是谁，魔鬼？”
“你们的主编才是魔鬼！”
“哎，不要说这话！”
“确实，是魔鬼！你们征订了文章，开始是表扬，后来强迫三次修改。所有我想说的话你们都删去了，把我不想说的加了进去，可现在用‘明天’哄骗人：明天，明天……”
“主编不知道。要是他知道的话，会采取措施的。”
“您为什么为他辩护？”他那样地看着，安涅奇卡的脸都红了。“让人以为，有您一份！可他配不上您！”
“那……谁配得上我呢？”
“我！”
在那一天指路的线索断了。安娜·谢苗诺芙娜突然明白了，她和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一直有些不明不白的。可是要知道，说实在的，什么也没有！她的确配不上他。他不是搭关系的那类人。这再清楚不过了，她以前怎么就没明白呢？明白之后，她一整天和一整夜都在想：现在该怎么办呢？离开，就像她从前做的那样？但是，另一方面，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呀！况且离开这样一个有声誉的单位后，凭着没有完成的高等教育学历她能去哪儿呢？除非是到下面的单位。而且这样不好——要知道不久前编辑部给了她一间在焦普雷斯坦的房子，她和母亲从学校的小屋搬到了那里。当然，非常远，但要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不给莫斯科市苏维埃打电话的话，这问房也不会给她的。他还会后悔的，这七年里没有从她这里得到快乐。会后悔的，可是已经晚了。于是她留下了。
第二天固执的年轻人（不走运的是，他原来比安涅奇卡小整整十六岁）打来电话提出要见面。由于她对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爱情昨天结束了，洛科特科娃同意了。他们去了烤羊肉馆。那里没有烤羊肉串，他们吃了烤羊肉饼，喝了一瓶加木扎葡萄酒。然后肖马①（不幸的巧合，他竟然叫谢苗，和安涅奇卡的父亲一样）建议到他的寒舍去喝杯茶。
她跟着他走上了基洛夫大街一栋旧楼房的第四层，走进了有一条摆满了柜子的走廊的几家合住的房子。他刚刚关上门，没有开灯就把安涅奇卡拉近自己并开始用疯狂的双手检查她有没有这样或那样东西。
“我一切都合乎要求，”她自豪地说道，不断推开他固执的双手，“可是不能这样！这样我就走。马上就来——这不好，因为不严肃。您会认为，恐怕我是个轻率的人。”
“我绝对不会认为！”他说道，把自己的手从她的手中挣脱并重新开始自己的放肆无礼。“再说了，我昨天就明白了，这是认真的……”
“那你喜欢孩子吗？”她低声问道，她已经在发抖并失去冷静的盘算，对诚实的答复不抱任何希望。
毕竟是七年的节制，而夜里梦见的是这样的狂欢场面，里面她是一个人，而在她周围是五个男人，并且都流露出意图，她也允许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以至于白天回忆起来自己都害怕。
“怎么不说话？我在问，你喜欢孩子吗？”
“喜欢。但是更喜欢的是狗……”
“你等一等，别撕破上衣，我还是自己脱下来……”
安涅奇卡搬到他那里去住了，并且很快搞清楚了，治疗又没有效果。肖马买了一条德国牧羊犬并对它十分依恋。小狗在能到的所有地方拉屎，还吃了安涅奇卡昂贵的长袜。她开始早一点回来并整个晚上收拾房间，因为肖马没有时间。他忙着照顾牧羊犬，而在休息时便在打字机上敲哪里也不采用的电影剧本。他穿着在寄售商店买的带金银边饰和金色纽扣的西式睡衣。他抽烟斗并一天煮十次咖啡，为了喝新鲜的他每天都去附近的茶店去买。并且他娶安涅奇卡，正如他向她解释的，是因为她符合巴尔扎克的标准。
洛科特科娃因为这种符合感到了幸福。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仍然保持工作关系，但是她做许多事情已经没了那份热情。现在她说服了自己，她一辈子就是想像所有人一样出嫁，而孩子——这没什么，是无意识的。她有可以关心的人，她有丈夫，而丈夫有狗。只有一样让她委屈：为什么谢苗不向她提出去登记呢？当然，她会说，不需要．都一样，只要有爱情就行了，但说到底为什么呢？可从另一方面说，这里也自有安慰。登记之后洛科特科娃将不得不马上开始支付6%的无子女税，凭她的工资这是十分愚蠢的。
①谢苗的昵称。
8．夜间的阅读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着实累了，尽管他习惯了从早到晚在人们中间，几乎同时作出几个决定，参观几个地方。他惘然若失地站在办公室中间，不知道该干什么。犹豫了一会儿后，他从衣袋里掏出了钥匙，打开了保险柜，里面保存着机密文件。在保险柜小门的内侧贴着一张用红色字体印出来的带有“C”字样的纸——保密，工作机密：“机关决议的使用规定。得到机关记录摘抄的人不得向与执行该决议无直接关系的人介绍其内容。记录摘抄应保存在铁制柜子（保险柜）中。禁止将记录摘抄归入苏维埃、工会以及其他公文处理，禁止复制（摘自苏共中央机密文件处理条例）。”
他把沉重的灰色文件夹放进了保险柜上面的架子上，放得远点。他的这层架子上放着供中央机关报主编阅读的塔斯社内参、A类和AB类纪要。给编委会委员的白色塔斯社内参他只是浏览一下，他看的是纪要。他没有资格看红色的塔斯社内参，这并不让他感到委屈。这就是纪律。他只是想到，积累了许多看过的该上交了的文件。锁上保险柜后他给家里打了电话。
“加里克，要给你煎肉吗？”季娜伊达问道。
“煎吧。还是不要了，让它见鬼去！煮咖啡吧。”
“过后你睡不着的……”
“煮吧！然后你躺下睡觉，吉努莉亚①。我得在家工作一会儿。”
“会凉的——你要喝凉的吗？”
“喝凉的。”
扔下话筒后他再次打开了保险柜。既然文件夹在他这里，至少应该知道里面装的东西。也许，读过之后会更清楚，为什么它到了这里。马卡尔采夫从来不拿公文包，所以他把文件夹包在了旧一期的《消息报》中。穿上大衣后，他喊了一声廖沙。
“您不再来了？”安涅奇卡问道。
“不再来了。有事的话，让他们往家里打电话……”
“帽子呢，伊戈尔·伊万内奇？您忘了帽子了……在下雪，是湿的……”
洛科特科娃消失在了办公室中，然后给他拿出来鹿羔皮帽子。在走廊里女通信员叫住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她从车间带来了刚刚压印出来的版面，以为主编会想哪怕是边走边再看一眼。
“交给亚古博夫吧。”他一反寻常地吩咐道。
在车里他机械地把纸包放在了后座上，但马上又把它拿在了手里。他不止一次地听说，如何彼此转交私自出版物并且这是如何危险。他总是嘲笑这种活动。廖沙瞟了一眼领导，没有做声。
季娜伊达没有迎接丈夫，就是说，她在睡觉。最近她经常早早地躺下：她说她感到累，但是她有什么特别可累的？鲍里斯也在家，这次音乐显得天籁般低微。他没走出来，马卡尔采夫也没有去看他：孩子平静下来了，谢天谢地。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在厨房里把没洗的盘子推到一边，从灶台上拿起变冷了的咖啡壶并想给自己倒咖啡。壶嘴里冒出了少许咖啡渣。儿子赶在前面喝光了咖啡。马卡尔采夫骂了句娘，与其说是动真格的，不如说是顺口，他拿起纸包去了自己的书房。从小柜子里拿出了一瓶出口的库班牌伏特加酒，倒了一高脚杯。旁边是一小瓶药店里见不到的血管舒张药。这么说，季娜伊达特意去了一趟专门门诊部买的。他往伏特加里滴了二十滴血管舒张药，皱了下眉头，喝了下去，打开了小灯并在沙发上躺下。
他不想立刻开始看。出于职务关系，马卡尔采夫多年来逐行地过目东西。在给自己报纸的文章和给中央的材料中他事先知道会看到什么，因此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偏向”的内容上。
他失去了对阅读的兴趣并且把自己的报纸当做与内容无关的对象加以喜爱。他相信，即便是其中必备的材料也比其他报纸更有吸引力，影响更强。马卡尔采夫有些鄙视那些慷慨签名赠书给他的著名苏联作家。他把图书分配处给他单独放起来的稀缺的外国小说带回来给妻子，严格地说，他向来不读书，但是履行义务。他可以用重量或长度米衡量所读的东西。就像一个戴着镣铐的奴隶，他必须把这些石头推走。每次他都克制自己，尽量匆匆地一扫而过，减轻负担，尽快看看结尾，只求确信正确然后签字。
这样的书他就更不喜欢看了。它们会便人脱离常轨。他发觉自己已经不会在原则问题上哪怕自己和自己争论了。几十年来他坚信：一切进行得很好并且换一种方式是不可能的，读到似乎有些事情不正确对他会生气。听到说一切都不正确时他简直怒不可遏。说到底，难道这不是自由的权利——拥有那些他早就有的信念？为了提神，他给自己又倒了一杯伏特加并一饮而尽，没有就着东西，只是皱了皱眉。他伸直身子趴下，把小灯转了过去，好不让灯光刺着眼睛，然后开始了阅读。
①系季娜伊达的爱称。
9．阿斯托尔夫·德·库斯汀男爵
1839年的俄国。私自出版，1969年。
（灰色文件夹手稿中引起伊·伊·马卡尔采夫特别注意的片段）
私自出版者的序言
我们建议渴望读懂本书的人回顾过去。读完德·库斯汀男爵的书后，尼古拉皇帝把它扔到了地板上并喊道：
“是我的过失！我为什么和这个坏蛋谈话了？”
而事实上他和库斯汀谈话时，在极力地美化自己和俄罗斯。
这位到过彼得堡、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下诺夫哥罗德和弗拉基米尔的法国旅行者的札记曾多次以欧洲所有语言出版。在我们的祖国它被立即禁止了，并且在随后的一百三十年里终未能完整出版，尽管曾两次进行过这样的尝试。
1910年出版了由B.涅恰耶夫所做的本书的简要复述，书名为《尼古拉的俄罗斯》，书中仔细地删去了批评内容并加上了对沙皇宫廷的阿谀奉承。1930年全苏政治苦役犯及移民流放犯（很快被重新监禁）协会出版社以同样的名字出版了本书，发行量为四千册，译者为Я.格森和Л.多姆戈尔，他们把作者称为阿道夫。遗憾的是，删除了“不总是与正题有关的历史插笔”和哲学思考，而在批评的地方在“俄罗斯”一词前把形容词“沙皇的”加入了正文。注解说服书刊检查机关，该书已经变成了十足的“历史文件”。这些辩解没有挽救出版社免于被取缔。这样，3处①把接力棒交给了国家联合政治管理局：无缘看到库斯汀男爵的作品，赫尔岑称之为外国人所写的关于俄罗斯的无疑是最出色和最聪慧的书。
考虑到条件和能力，我们对德·库斯汀男爵《1839年的俄国》（"La russie en 1839" par LeMarquis de Custine）一书的翻译工作进行得缓慢，但是我们急于传播第一个草稿版。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比在我国被禁的M.德吉拉斯、R.康奎斯特、J.奥威尔、А.И.索尔仁尼琴的著作更深刻，因为它审视的不是意识形态的层次，我们最近半个世纪一直在呼吸着这种意识形态的气息，它审视的是我国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库斯汀的部分思想成了应验的预言，另一部分证明，在我们的祖国，从约翰·巴克莱（1582-1621）时期起什么也没有得到改善，他曾写道：“这（莫斯科维亚人②）是天生当奴隶并残暴对待自由的任何表现的民族；如果受到压迫，他们温顺，并且不拒绝桎梏。”
然而我们不会强加自己的观点，以免与我们的某些同胞同流合污。我们让库斯汀本人发言。
这里马卡尔采夫打了个哈欠。他看得很肤浅，没有特别深入理解文本，从一段跳到另一段并习惯性地把抽出的句子分成“可以”和“不行”。他对“不行”有着特别的敏感。到序言结尾时马卡尔采夫皱起了眉头：这个小老头能说什么呢，他坐着马车走过的是早已不存在的俄罗斯！
“存在！”响起了声音。“遗憾的是，甚至变得更糟了。”
“谁在这里？”马卡尔采夫问道，由于害怕，他的喉咙也憋得透不过气来。
他转过头去：面前站着一位身材不高的中年男人，按现在的标准来看穿着奇怪。他身穿敞开的蓝色燕尾服以及裤脚到膝盖的裤子，浅蓝色细条纹的西装背心，黑色的长袜以及带扣子和靴刺的带后跟的靴子。脖子上浅蓝色的大蝴蝶结点缀着带有很多花边和钻石袖扣的雪白衬衣。侧面垂着一把佩剑。马卡尔采夫吸进了使人昏迷的浓烈香水的气味。
“请原谅我没有受邀请就闯进您这里来。”德·库斯汀男爵说道。“但是您作为一个聪明的男人并且在政府任职让我很感兴趣。因此我决定和您一起阅读我的书。”
“可您是外国人！”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愤慨道。“我明天就应该汇报，您到过我的住宅，否则的话……”
“啊，您别担心，马卡尔采夫先生，”库斯汀安慰他说，“谁也不知道我在这里。痛苦的经验让我得到了教训，这次我是通过大气层中的臭氧空洞潜入了贵国。那里既没有边境密探，也没有海关骗子。如果您允许，我坐下来，您看吧。不要害怕，您看吧……我对您的反应感兴趣，仅此而已。”库斯汀在椅子中坐了下来，用双手做出类似于让马卡尔采夫平静下来的诱导动作，眯起了眼睑，似乎打起了盹。而马卡尔采夫听话地开始继续读手稿。
看到俄国宫廷显贵首先让我注意到的是某种极端的竭力奉承和顺从。他们看起来像是一种奴隶。有这样的印象，在沙皇继承人的随从中主宰着谄媚逢迎的习气，奴隶式的思维，同时又不失老爷式的傲慢。这种妄自菲薄与傲慢的混合让我觉得过于没有吸引力，而且对我已经准备要访问的国家不利。
第二天我的马车和全部行李到了“尼古拉一世”号上，俄国的轮船，“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俄国达官贵人，系出留利克后代的公爵К直呼其名地找到了我，阐明了他对自己祖国的人们和制度的本质的看法。
笼罩在我们这里的无情统治产生时，全欧洲的其他地方已经消灭了农奴制。从蒙古人侵时期开始，曾是世界上最自由民族的斯拉夫人成了先是自己的征服者，而后是自己的大公的奴隶。农奴制如此损害人的言论，以至于后者变成了圈套。在俄国，政府靠谎言生存，因为无论是暴君，还是奴隶，都惧怕真理。我们的君主在某个时候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认识到了暴政的力量。他们通过自身的奴隶地位很好地研究了统治的力量，为自己所受的屈辱发泄仇恨并报复无辜的人。当您到了这个亚洲民族中间时，要考虑每一个举动……
宗教偏执是俄国政治的主要推动力。在欧洲，只有中世纪才可能有的事情，在俄国发生在当代。俄国全面落后了西方四百年。
外国人被滞留在甲板上一个多小时，没有帆布篷，正好位于太阳地儿。然后我们要出庭，法院在乘客休息室开庭。
“您到底希望在俄罗斯做什么？”
“了解这个国家。”
“但这不是旅行的理由！”
“然而我没有其他理由。”
“您在彼得堡打算和谁见面？”
“和所有允许我和他们认识的人。”
“您想在俄罗斯逗留多长时间？”
“不知道。”
“可是大概呢？”
“几个月。”
“也许，您负有什么外交任务？”
“没有。”
“也许，是秘密的？”
“没有。”
“有什么学术目的吗？”
“没有。”
“您是否受贵国政府派遣来研究我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不是。”
“您有没有什么贸易任务？”
“没有。”
“这么说，您旅行纯粹是出于求知欲？”
“是的。”
“可为什么您为此偏偏来到了俄罗斯？”
“不知道……”
“您有给什么人的推荐信吗？”
事先已经有人警告我最好不要过分坦白地回答这个问题。俄国警察局的密探有着特殊的嗅觉，并且他们根据每个旅客的不同身份严格地研究他们的护照。走在我前面的一个意大利商人被无情地搜查。他要打开自己的钱包，把他所有的衣服里里外外仔细翻了一边，连内衣都关照到了。他们开始在我的东西，特别是书中翻来翻去。我所有的书几乎都被拿走了。
俄国是一个讲究全无用处的手续的国度。
这时马卡尔采夫把视线从手稿上移开并叹了口气。
“嗯，怎么样？”德·库斯汀男爵马上问道。
他优雅地坐在椅子中，把一条腿跷到另一条腿上，观察着伊戈尔·伊万诺维奇。
“当然了，你们法国人很多事情不理解。”马卡尔采夫立刻开始向他解释。“我们俄罗斯人为什么应该适应你们的传统？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条件！不过还是不能排除，我们走极端，我们不善于尊敬地对待外国人。不过对我们你们接待得很好。”
库斯汀的黑色眼睛中闪过了类似赞许的神情，但他突然问道：
“那对自己人呢？”
“什么？”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没有明白。
“我想说：不需要对自己人尊敬吗？”
马卡尔采夫不知怎样回答，他嘟哝了一句好像是“嗯，您要知道……”的话后继续看了下去。他没有发现，他对阅读的冷淡如何被好奇所取代，并且他在争辩时如何毫不困难地从19世纪跃到20世纪。不过，当然是男爵在帮助他。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不知不觉地习惯了他的在场并且现在自愿地阅读，因为没有人强迫他。他可以放在一边的——内容已经清楚了！——可他在看。心脏不痛，头也不痛，没有睡意。他饶有兴趣地读着，而他内心存在已久的怀疑态度只是强化了这种兴趣。
“且慢，”马卡尔采夫突然打断了自己，他踌躇起来，看了库斯汀一眼，“您没有蒙骗我吧？”
“什么骗？”男爵问道。
“我是说：这只不过是骗局！谁会相信您，您是在一百年前写的这个？！”
“是一百三十年。”库斯汀纠正道。
“就算是一百三十年，随您的便！可这是明显的反苏宣传！”
“可是对不起，马卡尔采夫先生！我写下这个是在斯大林的一百年前！这可是历史事实……”
马卡尔采夫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于是他默默地专心看起手稿来。
这里完全没有他习惯读到、说到、听到的东西。而那些有害的、被一劳永逸地谴责了的、妨碍我们前进的，那些他善于高明地回避并筛出的，不善于听到的东西，冒了出来。马卡尔采夫读得越来越愤慨，因此越来越积极。他倒回去读，急不可待地往前看。推理的逻辑联系他不感兴趣。他相信，他能够抽出主要的东西，比作者得以对它的阐述更快。
而库斯汀男爵本人此时安静地坐在椅子中，观察着自己的渎者。
任何一个抵达俄国边境的外国人提前被看做是罪犯。在这里一定要经沙皇的允许或命令才可以移动，可以呼吸。一切都阴暗，压抑，并且死一般的沉默能杀死任何生命。似乎，死亡的阴影笼罩了地球的这一部分。
无论如何精心地遮掩，贫乏毕竟会产生令人沮丧的无聊。听命令是不能消遣的。现实生活中上演着一幕幕悲剧——剧场中是清一色的不会让任何人惧怕的轻松喜剧。无聊的娱乐是唯一的，非禁止的。在这里，“和平”、“幸福”这样的词像“天堂”这个词一样模糊。酣睡不醒的懒惰，令人忧虑的无所事事——这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所有人都尽量向外国人掩盖俄国生活的任何丑陋方面。没人真诚地满足他合法的好奇心，所有人都情愿准备用假材料欺骗他。所有居住在俄国的人似乎都发了誓，对他们周围的一切保持沉默。
在某个部长倒台之日，他的朋友们一定要成为哑巴和瞎子。一个人一旦失宠，他立刻被当做是被埋葬了的人。
俄国人对一切都有名称，但是在现实中却什么也没有。俄国是一个讲究门面的国度。您读一读标签——他们有文明、社会、文学、剧院、艺术、科学，可实际上甚至没有医生：只要一生病，您就可以把自己当死人了！
俄国宫廷像个剧院，其中演员只忙于总排练。没有人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角色，并且戏剧上演之日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剧院经理对自己演员的表演不满意。演员和经理徒然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准备、修改并完善无尽的社会喜剧。在俄国，每个人完成自己的使命直到竭尽全力。
“剧院经理是谁呢？”马卡尔采夫不由自主地出声问道。
“难道您没有明白？”库斯汀反问道并笑了起来。
“你们批评家们出主意容易。”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滑稽戏。”库斯汀忧郁地说道，他没有明白这个词。“而且总之我不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我只是作家并表达自己的看法，表达我所理解的真相，仅此而已。”
马卡尔采夫生气了并因此更加专注了。他不得不承认，这是本深奥的书，因为里面没有毫无价值的指责。这里受到责难的不是他个人，马卡尔采夫，一个代表，因此等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负有责任。
“可其实我，要是您想知道的话，”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说道，“总是尽量缓和，做得文明些，做到更公正些，更人道些，就是说做一个真正的成员。”
“我看到了，先生。”库斯汀把眼睛稍微眯起来。“所以我才来找您。”
“如果我有更大的权力，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一个人能做什么呢？”
“可是我没有责备您。”库斯汀叹了口气。“您接着看吧……”
俄国没有出色的人，因为没有独立的性格，少数才能卓越的人物除外，他们的数量太少，不足以对周围人产生影响。一个最卑微的人，如果他能够博得国君的喜欢，明天就可以成为权势人物。超越盲目和奴仆性的服从的每个行为对君主来说都是不愉快的和可疑的。这些例外的事例令人想起某些人的追求，对权力的追求，而在这种情况下，只是梦想权力的臣民已经是暴动者。
到俄国来吧，您可以亲眼见证欧洲的精神和知识与亚洲的天才可怕混合的结果。这种混合让人感到更加可怕的是，它能够无限地延续下去，因为虚荣心和恐惧——这两种在其他国家经常危害人们的激情，迫使他们说过多的活，在这里产生的只是死一般的沉默．
一条宽广的大街逐渐变得越来越渺无人迹，不美观并且凄凉，它通到城市的最边缘并渐渐地消失在亚洲野蛮的波涛中，这波涛从四面八方淹没彼得堡并通过几条驿道分别向四面八方涌去，驿道的修筑在这个未开化的国家刚刚开始。城市周围是一团极其混乱的简陋小屋，一群用途不明的形状不规则的小房屋，无名的空地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废料——本性无序而肮脏的居民一百年生活中积累下来的令人厌恶的垃圾。
俄国人从外面引进了科学和艺术。他们不乏天生的智慧，但是他们的智慧是模仿性的。所有的东正教堂彼此相像。绘画一贯是拜占庭风格，即不自然，呆板，因此单调。我不喜欢俄国的艺术。大量平庸的油画尤其有损埃尔米塔日的收藏品。在为埃尔米塔日美术馆收集作品时，追求的是鼎鼎的大名，但是大师们的真迹不多，仿制品要多得多。
这个国家的氛围本身敌视艺术。一切在其他国家完全自然地产生并发展的东西，在这里只有在温室里才能成功。
我觉得，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的鄙视是俄国民族性格的主导特点。他们迅速而藐视的目光掠过人类天才千百年来所创造的一切。他们认为自己在世上高于一切，因为他们鄙视一切。他们的赞扬听起来像是侮辱。俄国人不但不努力理解，反而宁愿嘲笑。暴发户的嘲讽可以成为整个民族的必然归宿。鞑靼人影响比被推翻了的桎梏长久。难道你们赶走他们是为了模仿他们吗？如果你们辱骂一切你们不明白的东西的话，你们前进不了多少。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停了下来。他摘下了眼镜并用两个指头压了压眼睑，好让眼睛得到休息。似乎在椅子中打盹的库斯汀默默地看了看他。
马卡尔采夫没有冲着他但大声地说道：“这是现在还是在1839年写的，难道有什么区别吗？通过仔细观察这可以看出来！”
“您这么认为？”男爵满意地说道。
“是的，见鬼！如果对您开诚布公的话，那么所有这些丑恶行为我们都有！这一切早就该改变了！我们害怕什么？为什么我们什么也不想听？”
“的确，为什么？”库斯汀问道，并哈哈大笑起来。
“我没看到任何好笑的事情。”马卡尔采夫冷淡地反应道并继续阅读。
人民在默默的酗酒中浇灭自己的忧愁，上等阶层则是在喧嚣的狂欢作乐中。这个民族缺少一种十分重要的心灵品质——爱的能力。旅行者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来区分两个彼此争斗的民族：其中的一个民族是实际上如此的俄罗斯，另一个是希望把她展示给欧洲的那个样子的俄罗斯。享有最佳声誉的是那些比其他旅行者更容易受欺骗的旅行者。无论什么地方我都能感觉到被掩饰的虚伪的残忍，它比鞑靼桎梏时期的还要糟糕：当代的俄国远比希望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更接近于这种桎梏。到处都说着18世纪启蒙哲学的语言，而我到处看到最不可思议的压迫。他们对我说道：“当然，我们希望不依靠专横，那样我们会更富裕和强大。但是，很遗憾，我们是在和亚洲民族打交道。”而同时说话人在想：“当然，要是可以避免必须谈论的自由主义和慈善事业就好了，我们会更幸福和强大，但是，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和欧洲打交道。”
这里一切都归结为一种唯一的情感——恐惧。
这个称为民族的人群是什么呢？不要徒然地自欺欺人：这是奴隶的奴隶。在俄国，一个人既不懂得文化生活的高尚享受，也不懂得野蛮人完全而粗犷的自由，也不懂得蛮夷的独立和不负责任。自从我生活在俄国起就没有离开我的沉重情感加剧的原因是，一切都告诉我这个被压迫民族有着天生的禀赋。如果它是自由的话，它该会有多大的作为！这个念头让我感到狂怒。
如果浏览一下清一色的标题——会觉得一切好极了。但是要当心看章节名称下面的内容。请翻开一本书，您会信服，里面什么也没有：所有的章都已标出，但是还需要写完它们。有多少森林是找不到一捆干树枝的沼泽地。在边远地区有多少找不出一个士兵来的团！有多少城市和道路存在于设计图中！而且整个民族实质上不是别的，正是一张在被外交假象欺骗了的欧洲贴满了的海报。
政治迷信是这个社会的本质。从政治角度看完全不负责任的君主为一切负责。此前我认为，真理就像空气，像太阳，人需要它。在俄国的旅行使我改变了这个看法。在这里，撒谎意味着保护，说真话意味着动摇基础。
“您要当心，别说漏了嘴！”——这是俄国人或者适应了新环境的外国人挂在嘴边的叮嘱。
俄罗斯人民是一个哑巴民族。俄国人一辈子遭到殴打的次数不比鞠躬少。作为专门教养人民的方法，两者在这里得到同等的使用。他们害怕得把恐惧掩盖在压迫者喜爱而对被压迫者方便的平静的面具下。当周围都在微笑时，君主喜欢。由于悬在所有人头上的恐怖，奴隶式的服从成为不可动摇的行为准则。受害者与刽子手同样地坚信盲目服从的必要性。
“太夸大其词了！”俄国人会激动地大喊。“借小事如此地夸夸其谈！”
我知道你们把什么叫做小事，我责备你们的就是这个！你们对这种惨祸的习以为常说明你们对它冷漠的态度，但绝不说明这个态度是正确的。你们对当着你们的面用来捆绑人的绳索的关注不比对你们的狗的脖套的关注更多。抑制你们的热望，只要你们放弃在你们国家随处主宰、歪曲一切、毒化一切的谎言，你们为人类的幸福做得就足够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