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天化日之下，在众多过路人的众目睽睽之下，不经审理判决毒打一个人——这好像很自然。在文明国家，整个团体保护公民不受政府代理人专横的欺压；在这里，官员的专横要防备的是被欺侮者正义的抗议。
一个没有公正裁判的国家是不可能有律师的。构成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从何而来呢？没有这个阶层，人民会变成被经过良好训练的警犬看管着的乌合之众。
无论这个半野蛮部落有多么自命不凡，俄国人的习性仍然十分残忍并且长时期内仍将是残忍的。因此在欧洲式优雅的表面风度之下，这些文明暴发户中的大多数保留了熊皮——他们在里面给它套上了毛。但是只要稍微挠一挠他们，您就会看到，兽毛会暴露出来并直立起来。俄国人与其说是想成为真正的文明人，不如说是他们努力要显得是这样的人。在根本上他们仍然是蛮夷。不幸的是，这些蛮夷熟悉火器。这是个组建成团和营的民族，是个军事制度，它运用于整个社会，甚至运用于与军事毫无共同之处的各等级。
从这种社会组织中发源出如此狂热的妒忌，如此紧张的功名心，以至于俄罗斯民族现在除了征服世界外一无所能。我的思想不断地返回到这个问题，因为不能用任何其他目的来解释一个国家以及社会的个别成员所贡献的无法计量的祭品。显然，民族为了胜利牺牲了自由。
出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世界霸权的梦想是否注定只是一个梦想，它还能长期地充实半野蛮民族的想象力，还是有朝一日它能够得到实现？我只说一点：自从我在俄罗斯起，我认为欧洲的未来是一团漆黑。
人们向我保证，俄国的命运是征服东方并随后解体成几部分。俄国人没有科学精神。他们没有创造力，智力方面天生是懒惰和流于表面的。如果他们着手什么事情，那只是出于恐惧。一个不能教会他准备征服的那些民族任何东西的民族是短暂的最强者。一个生来没有领略到自由的国家，一个所有严重政治危机都是由外国影响引发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没有前途。
我站在巨人的附近，而且我不相信，天意创造了他只是为了战胜亚洲的野蛮。我觉着，他注定要用来自东方的新的入侵来惩罚堕落的欧洲文明。永远的亚洲桎梏威胁着我们，它对我们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漫无节制和恶习注定使我们遭此惩罚的话。
这个可爱国家的特点是，在没有政府人员直接帮助的情况下，一个外国人是不可能没有不便，甚至是没有危险地在国内旅行的。您会决定宁愿不看很多地方，也不无休止地请准许可——这是制度的第一个好处。您会始终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您能够保持的只是与各种领导的正式接触，并且提供给您的只有一种自由——在合法当局面前表达自己赞叹的自由。这样一来，礼貌变成了监视您的方式。这里所有人从事窥探是出于对艺术的喜爱，更多的时候不指望酬金。
我做笔记并精心地把它们藏起来。或许，林子中有埋伏在等着我：会向我扑来，夺走我一刻也不离身的公文包，并像对一条狗一样杀死我。而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在俄国看呢，我决不打算在这里过冬。我收集起我写下的所有札记，把整个包严严地封住并交给可靠的人（这样的人不那么容易找得到）保存。如果您听不到我的消息了，您该知道，我是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彼得堡的滨河街属于欧洲最漂亮的建筑物。成千上万的人死在了这一工程中。不要紧！但是我们会拥有欧洲首都以及伟大民族的荣誉。在为修建这一建筑物付出的灭绝人性的残忍感到悲伤的同时，我还是对它的美丽感到赞叹。
“总算有了！”马卡尔采夫感叹地说道。
“究竟是什么？”库斯汀男爵打听道。
“您总算找到夸奖的东西了！要知道我生在彼得堡并且爱这座城市。”
“我很愉快能让您高兴，”男爵冷笑道，“但恐怕这不会长久。我可以补充：很遗憾。”
在俄国存在的只有距离。在每一个区间我的车夫们经过小教堂时都要在胸前画二十来次十字。这些有经验的，敬神的滑头一贯会偷走我们点东西。每次我们都找不出少了的东西：要么是个皮口袋，要么是皮带，要么是箱子的套子，要么还有蜡烛、钉子或者螺丝钉。一句话，车夫永远不会空着手回家。
政治信仰在这里要比宗教信仰更稳固和强烈。当禁言封条从人们的嘴上被扯下来的那一天到来时，惊讶的世界会觉得，第二次巴比伦式的混乱到来了。俄国总有一天会由于宗教分歧发生社会革命，并且这个革命的更加可怕之处是，它是为了宗教而发生的。双方所表现出的凶残告诉我们，结局将是什么样的。也许，它不会很快到来：受这些方法统治的人民的激情在爆发前会汹涌。危险每时在靠近，但是危机姗姗来迟，灾难显得没有尽头。
不幸的国家，在这里，每个外国人都让被压迫的人群觉得是救星，因为对于失去了真理、公开性和自由的人民来说，他是所有这些享受的化身。这个可怕的社会充满反差：许多人之间谈话的自由程度就像他们生活在法国一样。暗藏的自由宽慰着他们公开的奴隶地位，这是他们祖国的耻辱和不幸。
为看克里姆林富值得去莫斯科一游！它是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界限。成吉思汗的后继者统治时期，亚洲最后一次扑向了欧洲；离开时，其脚掌踢到了地面，由此就出现了克里姆林宫。住在克里姆林官意味着不是居住，而是防御。伊凡雷帝是暴君的典范。克里姆林宫对暴君是宫廷的典范。它简直就是幽灵的住所。对死者的崇拜是民间消遣的借口。出自奴役地位的荣誉，这就是这一撒旦式建筑纪念物所表达的寓意。
在莫斯科有两座城市比邻共存：刽子手的城市与前者的牺牲品的城市。由于没有更好的城市，莫斯科变成了一个商业和工业城市。它以其工厂的增加而自豪。
可以说，这里的社会始于舞弊行为。为了控制人们，一次采取欺骗之后，很难在光滑的途中停下来。新的运动就是新的谎言。国家机器也继续运转。
在这里，一切事情中都是完全的形式划一占优势，它把与秩序思想不可分割的墨守成规冻结起来，因此您开始痛恨实际上应得到的喜欢的东西。俄国，这个孩提民族，她不是别的，而是一所巨大的中学。里面一切进行得像在军事学校一样，仅有的区别是，学生直到死也不会毕业。
我认为，总的来说俄国人不喜欢宽宏大量。他们工作不是为了取得对其他人有益的结果，而仅仅是为了奖赏。他们不知道创造性激情，他们不知道创造一切伟大事物的热情。剥夺他们诸如个人利益、对惩罚的恐惧以及虚荣这样的动机，您就使他们失去行动的任何能力。在艺术王国他们同样是在宫殿服务的奴隶。
俄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演员。刚刚来得及告别，已经在忘记您。他们所有人都轻率，只顾眼前并且今天忘记昨天想的事情。他们活着并死去，不注意人类存在的重要方面。
统治方式的统一以及教育的统一的影响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俄国显示出如此的力量。这里所有人都穿制服。气候消灭体质弱的人，政府消灭道德软弱的人。生存下来的只有血统是野兽的人以及无论行善还是作恶中的强者。
在俄国，把堕落与自由主义混为一谈。只有用独裁统治的极端性可以解释笼罩在这里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没有合法自由的地方，永远有违法现象的自由。排斥法制的同时，您引起违法行为，而拒绝公正的同时，您在为犯罪打开大门。发生的是与海关同样的事情，后者只是协助输入有害的著作，因为没人愿意为无害的书籍而冒险。在其他国家，甚至强盗也信守诺言，他们也有自己的荣誉准则。恶占上风的时候恰恰是它暗藏的时候，而被揭露的恶已经被消灭了一半。
受人奴役的平等在这里是规则，不平等是例外，但是在极端情况下例外成为规则。在帝国居民被分成的阶层之间笼罩着仇恨，所以我徒劳地寻找对他们大谈特谈的被吹捧的平等。
为了正确地估计俄国政治形势中的困难，应该记住，人民的报复将更加可怕，因为他们无知并且特别有耐性。无所顾忌且不知廉耻的政府更多的是其外表可怕，而不是实际上坚固。在人民中是令人忧郁的不安感，而在军队里是不可思议的暴行，在政府中是恐怖，它甚至蔓延到那些对其他人使用恐怖手段的人身上，在教会是卑躬屈膝与沙文主义，在贵族中是虚伪和伪善，在下等阶层中是无知与极端的贫困。并且西伯利亚是为所有人和每一个人准备的。
这个刚刚从亚洲深处走出来的巨人，竞凭着如此衰弱的身体力图把其全部重量压在欧洲政治的平衡上并控制西方国家的会议，无视欧洲外交最近三十年来的成就。我们的外交是真诚的，但是这里只看重其他国家的诚意。
无论这听起来有多么离奇，全俄专制君主常常指出，他绝对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有无限的权威，并且带着他自己害怕对自己承认的惊讶看到，他的权力是有限度的。给他放置这个限度的是官僚，这是一股处处显得可怕的力量，因为它的滥用权力叫做对秩序的爱戴，但在俄国尤其可怕。
俄国人的样子是如此的忧愁和沮丧，以至于他们无论对自己的，还是对别人的死，大概都抱着同样冷漠的态度。人的生命在这里没有任何价值。生存的周围有如此的限制，以至于每个人，我觉着，都怀着内心的梦想离开，离开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但是这个梦想注定不能实现。不发给贵族们护照，农民没有钱，于是所有人留在原地，他们怀着耐心和绝望的勇气坐在自己的角落里。
这里问题不涉及政治自由，而是涉及个人的独立，涉及迁移的可能性，甚至涉及自发地表达自然的人类情感。安静，要么是鞭子——这是每个人非此即彼的抉择。
这算什么国家！农村里灰色的，仿佛扎入土里的破旧小房子，还有每隔三十至四十英里便出现的死气沉沉的、好像被居民遗弃的城市，同样被按在地上，同样是灰色凄凉的，这里的大街像兵营，建成它们只是为了演习。您看，第一百次了，这就是俄国，它真实的样子。
您感到诧异，冬天和死亡不停地飘荡在这个国家的上空。北方的太阳和气候赋予周围的一切坟墓般的色调。几个月过后旅行者心中的恐惧油然而生。他是否真的被活活埋葬了，他似乎觉得如此；于是他想撕碎裹着他的白布，头也不回地逃离这成片的，看不到尽头的墓地。
“这是什么队伍？”我问信使。
“哥萨克，”他答道，“押解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罪犯。”
人们戴着镣铐。我们乘车靠被流放的人群以及押送他们的人员越近，信使对我的观察就越留心。他一再地让我相信，这些流放犯是普通的刑事犯，并且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政治犯。
一切都被奉为未来的祭物。在这座坟墓般的堡垒中，死人好像比活人更自由。在沉默的拱门下呼吸困难。所有东西上都有一层沮丧和某种对明天没有信心的痕迹。宽容既得不到社会舆论，也得不到国家法律的保障。像所有其他东西一样，它是一个人赐予的恩惠，这个人明天可能剥夺他今天给予的东西。
如果罪犯不够，会制造他们出来。专横的牺牲品没有坟墓。苦役犯的孩子本人就是苦役犯。整个俄国就是那座监狱并且更加可怕，因为它巨大，要达到并越过它的边界太难了。
“国家罪犯……”如果这些受难人现在从地底下出来的话，他们会像复仇的幽灵那样站起来并让暴君本人目瞪口呆，而统治的大厦会被动摇根基。一切都可以用漂亮的词藻和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辩解。但是，无论说什么，一个需要靠这种手段维持的制度是一个十足的不道德的制度。任何一个不竭尽全力抗议这个使此类事实成为可能的制度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制度的参与者和同谋者。
如果成功地利用俄国人们的力量组织起真正的反抗的话，屠杀会像军队的体罚一样有规律。村庄会变成兵营，并且有组织的杀人会全副武装地走出农舍，排成整齐满员的队列开始进攻；一句话，俄国人会从斯摩棱斯克到伊尔库茨克进行屠杀。
“哎，老兄，”马卡尔采夫微微一笑，“可这里您简直是幼稚！”
“我很想知道，在什么方面？”男爵问道。
“您不明白我们意识的坚固和不可动摇性。尽管二十大的震动是强烈的，但这是上面的力量，而不是从集中营出来被恢复名誉的人们的力量！所有这一切从一边建议容易，说毫无价值的嘲弄话容易。您自己试试领导我们巨大的国家！”
“绝对不行！”库斯汀害怕了。“我只是推测会是这样的，可现在我说：我看到的东西让我感到精神压抑。您接着看吧，先生！”
俄国当代的政治形势可以用几句话定义：这是一个政府说话随心所欲的国家，因为只有政府有说话的权利。例如，政府说，“这是给你们的法律——服从吧”，但是有关方面的默契使它的一些条款变得毫无意义，这些条款一旦运用会是天大的不公。这样一来，臣民的灵活机智纠正着政府不能容忍的残忍错误。
通常的俄国式狡诈：法律颁布了，于是服从它……在空文上。有这点政府就够了。根据这欺诈的典型您可以判断，这里对诚实的评价如何之低，并且如何不能相信关于义务和爱国情感的过分华丽的词藻。要在俄国生活，隐藏自己的思想是不够的，需要善于假装。首先，有好处，其次是必须。
在俄国，对历史真相的尊重不比对誓言神圣性的尊重更多。这里，一块石头的真实性与口头或书面诺言的可信性同样不可能确定。在伪造时代运转的本领方面，俄国人没有对手。就像没有过去的暴发户一样，他们用虚幻的装饰代替本质上能唤起长久存在思想的东西。检阅、列队行进和演习的癖好在俄国是一种通病。
国家的安定总体上没有遭到破坏，没有严重的动荡，并且可能很长时间也不会有。我已经说过，国家的辽阔以及政府掌握了的隐瞒的政策有利于平静。此外再加上军队的盲目服从：士兵的“可靠”主要基于农民大众的绝对无知上。然而，这种无知同样是许多侵蚀帝国的祸根的原因。您可以想象，为有罪的人准备下了什么样的惩治！然而，不可能把整个俄国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如果可以把人们整村地流放，那么不能把整个整个的省放逐。
俄国人满足于装着乐观报告的鼓鼓的文件夹，并很少担心国家最重要的自然财富逐渐变得贫乏。他们的森林无边无际地……在各部的司局中。难道这不够吗？可以预见，有朝一日他们将不得不用办公室里积累下来的一堆堆文件生炉子。这个财富，谢天谢地，日复一日地在增加。看到森林以何等的速度在消失，你迫不得已地问自己一个令人惊慌的问题：后代们将靠什么取暖？
当公开性的太阳最终升起在俄国上空时，它会照射出如此多的不公正行为，如此多骇人听闻的残忍行为，全世界都会为之颤抖。然而，它不会强烈地颤抖，因为地球上真相的必然归宿就是这样。当人民需要知道真相时，他们不知道它，而当真相终于传到他们那里时，已经没有人对它感兴趣了，因为被推翻制度的专横唤起的是对自己冷漠的态度。我与巨大数量的人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他们受到如此不堪忍受的压迫并与其余的世界隔离，这个念头让我日夜不得安宁。
我永远不会忘记渡过涅曼河时我体验到的感情。我可以随便说什么，随便写什么！
“我自由了！”我自言自语的感叹道。
当然，不是我一个人从俄国脱身后体验到这种感情，我有很多前辈。试问，为什么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喜悦？我钦佩俄国政府对人们社会意识的支配，尽管我并不明白，这种支配的基础是什么。但事实就是事实：俄国政府强迫沉默的不仅是自己的臣民——这丝毫不令人惊讶，还有免受其严酷纪律影响的外国人。
需要生活在这片没有安宁的沙漠中，在这个叫做俄罗斯的不得休息的监狱中，才能感受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全部自由，无论那里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统治方式。
如果您的子女想要抱怨法国，我请您，利用我的处方，请对他们说：你们去俄国吧！这样的旅行对任何一个欧洲人都是有益的。每一个切身了解了俄国的人将会高兴生活在随便什么国家。知道下面一点是永远有益的，世上存在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幸福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从本性来说人没有自由是不可能幸福的。
“喂，现在您怎么想？”库斯汀男爵狡猾地眯起眼问道。“您是否觉得……”
“您喝伏特加吗？”马卡尔采夫打断了他。
“不喝！”客人害怕了。“我更喜欢勃艮第红酒。但是我，很遗憾，总之该，就像你们常说的，悄悄溜掉。我明白了您对我书的看法。要是不喜欢，您就不会看到早晨了。
此时马卡尔采夫哼哧着从沙发中站了起来，朝冰箱走去，并拿出了一瓶酒，给自己倒了放在桌子上的茶杯的三分之一。他因为气味皱了下眉头，然后一口气喝干了。当他放下茶杯并决心回答库斯汀的问题时，发现椅子是空的。男爵就像现身时一样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大概是经过臭氧空洞。
①指的是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成立的秘密情报部门。
②15至17世纪外国旅行者记叙中对俄罗斯人的称呼。
10．临近早晨的时候
“这样……”马卡尔采夫嘟哝了一句。
他似乎想了起来，他是谁，并且应该看什么。作为候补委员，他开始以国家的立场思考起来。作者的弱点在于他无党派的非阶级立场。放弃我们自己在1917年接受了的东西吗？不明智。没有原则。他再没有感到任何犹豫不决。他对读到的思想没有剩下任何的好感了。他似乎是避开了一分钟前还对之有好感的作者。主编在他身上又觉醒了。他又按原则思考了，这是应该的。
在把文件夹的带子系上时，他充满了自觉的愤怒。这个人怎么可以诋毁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最神圣的东西？问题不在于批评。整个这部手稿与我们格格不入。它妨碍前进。根据法律这应该……对了，按法律应该怎样呢？
他从架子上拿了一本小册子并找到了第七十条：“为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鼓动或宣传……为同样目的而传播诋毁苏维埃国家及社会制度的诽谤，以及为同样目的而传播或制作或保存同样内容的书籍处以……七年以下徒刑以及五年以下流放……”
突然他注意到了“保存”这个词。我的情况也是保存？但是要知道我是为了事业才保留手稿的！不，这不应该涉及到我！因新发现而紧张起来的马卡尔采夫看了下表：快早晨四点了。
他拿起手稿走出去到了厨房。为了不拿盘子．他在桌子上铺开了一张报纸。他发现，铺开的是《劳动真理报》，于是换上了一张《工业报》。他切下了一片黑面包，打开了冰箱并看到了一个盛着醋渍西红柿的罐子。他把罐子倾斜下去，但洒到地板上一点盐汁，拨出一个西红柿来。他把西红柿吞了下去，酸得他紧皱眉头，然后摇摇晃晃地向卧室走去。他把文件夹堆到了床头小柜里，却把眼镜放在了文件夹下，为的是早晨找眼镜时也别忘了文件夹。季娜伊达感到他在旁边后，把手放在了他的肩上，靠近脖子的地方。他用长出了胡楂子的下巴蹭了蹭她的手，碰了下她的乳房。季娜伊达把他的手拿开并转过了身去。
“睡吧，加里克，你现在什么也别想……”
他长出了口气，没有坚持，躺了一会儿，看着天花板，努力驱散各种念头。没有睡意。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摸索着打开了小柜子，拿出了一片总能帮助他人睡的进口安眠药。药有点苦，他用舌头把它滚来滚去，直到它溶解开。很快他睡着了，并且睡了四个多小时。早晨，他披上长袍，没有系上扣，在房间里走起来。电台播送的是中央机关报摘要。提到了《劳动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鲍里斯已经不在了，吉娜在厨房里忙碌。
“你有什么事了……”
她说这话的口气不是提问，是肯定。她未必能出主意，可是听过后，就会觉得轻松些。但是马卡尔采夫早就不习惯告诉她自己的麻烦事了。他只告诉好事，认为因此他在她眼里的威信会提高。他明白，这是愚蠢的，但是他这样习惯了。
“忙得不可开交。”他说道。“从来都这样，忙得不可开交……”
他站到了莲蓬头下，冲热淋浴，他尽可能冲得时间长些，好让头不再痛了。妻子给他提示了他不想说出来的事情：要知道确实发生了。嘿，我的这些员工！好在忘在了不是别的什么地方。现在我就把一切撕成小碎片并倒到垃圾道里去，就像没有过一样。
现在，他光着身子站在喷头下，水从他身上流下，绕过他稍微凹陷的胸脯和圆圆的肚子，这时，马卡尔采夫理解了事情的另一个方面。为什么偶然地被忘在了我的办公室？他们不是，而是我马虎大意，到头发白了还保持着幼稚。当然了，是怀着完全不容置疑的阴谋偷偷塞进来的！我是知道的，没有外人时各部门都在闲扯什么。所有人都在刀尖上走。洗印室复制了索尔仁尼琴的肖像，我发了火，要了底片并当着他们的面烧掉了！甚至在碰头会上他们都会说上一两句。当我好心时，我是自由派，可稍微有点不合意，马上就是斯大林分子了。正是开导我的时候。但是他们没有考虑时机。可要知道这是他们的卑鄙行为！毫无缘由地对我做出卑鄙行为。说到底，我不只是主编，而且是其中很多人的老同事。为了他们的利益，我对一些不该置之不顾的事情装做看不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等等！可有谁会为了开导我这个人物而这样冒险呢？要知道手稿也可能到不了我这里。而败坏名声——愿意干这事的人有。
思绪围绕着这个方案转了起来。放东西的是受托办这事的人。委托这事的是专门从事这种事的人。难道一切恢复了原状——重新监视忠诚的干部？或者只是小小的考察——警惕性、干练、原则性——仅此而已。可如果是这样，销毁文件夹不合适，不会相信我烧掉了。相反，他们会认为，我藏了起来或者给了什么人看，就是说传播。要知道自己没有报告！
然而如果机关打算考察，他们必须协商此事。不过，怎么就不会不协商呢？有人直接下了指示。如果是这样，他，马卡尔采夫，能够应付。他们玩起了让他们吃亏的游戏。乳臭未干的孩子们！他会在比他们想的更高的层次上教训他们。他会告诉瘦削的同志本人的！让他好好地惩罚那些搞得过火了的人。他办的是在世界一百零二个国家有读者的报纸。他们搞错了动手的对象！在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穿衣服的时候，他已经坚决地拿定了主意，到编辑部后，首先要立即通过直线专用电话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副主席打电话。
马卡尔采夫振作起来，惊慌失措过去了。系领带时他已经在吹口哨了。
11．向谁征询意见
编辑部的早晨是以和亚古博夫的争吵开始的。安娜·谢苗诺芙娜通风后关上小窗刚一走出去，马卡尔采夫就把灰色文件夹藏进了保险柜。他决定，现在定下谈话的口气并通过政府专线电话给他决定打电话的地方打过去。但这时女秘书给他接通了区委书记卡瓦列洛夫的电话。
“伊戈尔·伊万内奇，我已经吩咐下去买十份报纸了，可是不见文章……”
“天晓得怎么回事！你等等……”
草草浏览了一下自己的报纸后，马卡尔采夫通过通话器与亚古博夫接通了。他现在会让他搞清，谁是报纸的主编。
“我昨天安排到报纸上的卡瓦列洛夫的文章哪儿去了？”
“对不起，伊戈尔·伊万内奇。我不知道这是您安排的，所以就吩咐撤了下来。我觉得，当时有更重要的材料……是您本人需要发它吗？”
“什么叫‘本人’？”副手的洞察力让马卡尔采夫感到讨厌了。“显然，我安排它见报的原因是有的。而且我们说好吧，斯捷潘·特洛菲梅奇：主编的决定是所有两百四十三名员工必须执行的，其中也包括您……”
“当然了！只是我当时认为，我在报社也有表决权……”
“您是有。但是既然中央还没有取消一长制，劳驾吩咐下去，今天就把卡瓦列洛夫的文章安排到新一期上去！”
“一定执行！对了，今天您本人值班。”
马卡尔采夫关闭了通话器并对卡瓦列洛夫说道：
“抱歉．是误解……”
“我可听到亚古博夫的声音了！”
“小小的擅自做主。”
“是吗？我在想，不是他自己……”
“没事！你明天早晨看报！”
放下话筒后，主编生气地皱了皱眉头。他忧郁地想，编辑部里累赘的比例年年增加。应该辞退两百个游手好闲的人，他们负责收党费，出墙报以及审看新影片，但是不为版面直接做任何事情，倒是该给那些辛苦地承担全部工作的人增加工资。
你看亚古博夫，很遗憾，也是个无用的负担，而且还有性格！他上面是谁？但是不管他是谁的人，捣鬼我是不会允许的。现在我不会把事闹大。但是慢慢地我会让他知道自量，他还不会说个不字！糟糕的是，一天开头就脱离了正轨，一开始就扫兴，原因是被刺伤了的自尊心。马卡尔采夫压抑住了心中的怒火：因为下属的错误而不愉快是愚蠢的。况且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已经亲自纠正了它。他摁下了按钮。
“安娜·谢苗诺芙娜，车在哪里？”
“廖沙还没有从克格勃回来。”
洛科特科娃桌子的玻璃板下放着一张正方形的纸，上面写着：“A.C.科吉茨基同志收，库兹涅茨克桥，24号，克格勃。”每天早晨她都从一沓报纸中拿出一份新一期的《劳动真理报》，塞进信封，在上面写下这个地址，并且等廖沙送来马卡尔采夫后，把信封发走。当然，像任何其他机关一样，这个机关本可以订阅《劳动真理报》的，那样邮差早晨就会把报纸送到。但这是习惯了的事。要不要让廖沙送去灰色文件夹？但是他马上改变了注意。因为已经决定打电话了。
他把手放在了政府通讯线路电话的话筒上，但是文具上一沓洗好的照片引开了他的注意力。卡卡巴泽早晨给安涅奇卡送来的，她把照片放在了显眼的地方。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用手掌把照片归拢到桌子的中间，并心不在焉地看了看洗了二十张供选择的相片。打开桌子中间的抽屉，他把照片扫了进去免得碍事。顾不上它们了。
这样，谈话的过程如下：尽管我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但是我不能对这个对我来说次要的问题置之不理。一份有一定内容的手稿被暗中放进了我的办公室。如果您愿意，请责成查清楚。说到底，就是为此才付给你们的棒小伙们工资的。不，我不会扔掉它。我有更重要的国家事务。
旁边的抽屉里放着一本红色的有代号的电话簿。马卡尔采夫在上面找到了一个四位数的号码并摘下了政府通讯线路的电话话筒。但是又把它放回了支架上。打过电话后他们会立刻赶来。那还用说：来电话的是中央候补委员。他们会讨厌地和他谈话，会硬充侦探，会打断工作半天。然后他们会开始追查来源。为此出现在编辑部的将有财务稽查员、处理劳动者来信的监督委员会、钳工和地板打蜡工。会开始排查他本人录用进入编制的所有人。会请求临时利用他们的人员担任记者。电话会被不加选择地全部接入监听。而编辑部里胡说八道什么的都会有！而且如果在员工的桌子里什么也找不到（可要知道会找到的！），他们反正会努力证明他们没有白干，会向上面报告，不断提到他的名字。得啦，给他们打电话——免了吧！说自己报纸的坏话，无论其中发生了什么，他是不会这么做的。别的不敢说，他的正派是无可指责的！
那么，不打电话……哦，可要是手稿是作为诱饵特意放进来的并且他们自己想看看，他会如何反应的呢？要是他们对他员工的了解比他更多该怎么办呢？区分局的别斯帕克巴耶夫明天会顺便来见他：“对了，您没找到一个灰色的文件夹吗？根据我们的消息，当时一个有反苏维埃倾向的读者企图闯进来见您……”或者他干脆会打电话，询问一下……
一切都太愚蠢了！他用拳头打了一下里面放着文件夹的保险柜的小门。打击的声音低沉。保险柜没有摇晃，没有震得响起来，没有任何反应。可是要知道他们的确可能打电话来！回答什么呢？当然，语气应该是平静的，有自信——这是首要的。
电话响了起来。真是这样。
“加里克！……对不起，我早起就打断你……”
这是妻子的声音。她要求派辆车。如果现在他不需要，让廖沙送她一趟去探望生了病的女友。
“行，当然了，”他松了一口气，“我派车去……”
他叫来了女秘书。
“安娜·谢苗诺芙娜，您让廖沙到我家里去。不要再给我接通任何人，中央除外，不要放任何人进来见我，我自己叫来的人除外。我要准备全会。”
“新一期报纸的问题呢？”
“我晚上一起解决。”
他看着她的眼睛。不会是委托她放的吧？太简单了。也许，是让廖沙？这个合适，但是职位也太低。晚上许可坐在我办公室里的是清样通读人，坐在通话器前。但是是在我完全离开之前偷偷放进来的，就是说，是给我的！因此，也许他们已经发现我把它拿回家了？糟糕透了！脑子想的都是什么荒唐事！
剩下马卡尔采夫了一个人，他揉搓着脸颊紧张地思考着：向谁征询意见？
亚古博夫是没有经过共同工作考验的人，而在今天的事之后，是个讨厌的人。他说不定会努力利用这个消息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不是现在，那就是以后，因此他不行。波利修克？他当然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可凭着共青团员的激情他能出什么主意呢？这里应该找到简单的一着。简单的，但准确的，就像球落进球袋一样。否则就是不信任。而有什么比不信任更可怕的呢！
但是完全不一定非要在编辑部征询意见。思想开始沿着更宽的螺旋线旋转起来。他想到的第一个人是福米切夫。他听完后，抽支烟，也许会说出正事。但是福米切夫不在。就是说总之他存在，但是首先要克服疏远的情绪，可这需要时间。还有谁呢？
不久前中学同学们找到了马卡尔采夫，于是他拿出当年的劲头去列宁格勒参加了在莫斯科宾馆组织的聚会。一个班的三分之一多聚集到了一起，其他人消失在了监狱和战争中。他们大喝了一通，开始在已过中年的同学面前炫耀，说谁都干成了什么。他们成了活动家，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有的是上校，有的是厂长，许多人有汽车。一个人甚至当上了阴间的领导，他安排了列宁格勒负责人员的葬礼。但是，当然没有人比马卡尔采夫跳得更高。因此他说话比所有人都谦虚。走遍了所有大陆，见识了异国风情。这不大家都劝说他写本小书，可是没时间。同学们羡慕起来。他们不知道，皇冠有多沉重。那时吃完了晚饭，于是有人轻轻地唱了起来：
朋友们不断地离去，离去，离去
一些人不知去了何处，另一些人出人头地。
于是大家微笑着不时看看他。可找到唱这歌的地方了。他们能怎么样？可是马卡尔采夫掌握着意识形态。同班同学中只有瓦洛加·别兹鲁科夫一事无成，他穿着件旧上衣，一言不发地坐着。可是要知道他们在一张课桌后坐了六年！别兹鲁科夫曾显示出非凡的博学，和马卡尔采夫同时在大学上学，因修正主义两次坐过牢，被判处过枪决，从劳改营出来后在工厂当过车工，现在过着叔本华式的生活：内在的幸福，外在的幸福是对浅薄虚荣心的迎合。马卡尔采夫曾邀请别兹鲁科夫到莫斯科去，答应帮忙。对方断然拒绝了……过叔本华式的生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喝醉了的同学们说好了要定期聚会，但随后就忘记了此事。他们能有什么建议？
但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有大量的同志。他和所有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为他们做过事，他们也为他做过事。但是在关系中永远遵循伦理准则：职务更低的人首先打电话。职务更高的人回答说“我考虑一下”，职务更低的人回答“保证完成”。只要你还稳稳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转而谈个人问题是不得体的。你决定了要征询意见，说明你的情况不妙。
他毫无缘由地遗憾起来，他没有一位女友，一个聪明的女人，真正的、温顺的、忠实的、可以同情自己的女人。季娜伊达觉得他的焦急不值一提，她是个理性的人。他没有秘密情人。当愿望沸腾并刺激行动时，他没有时间或者害怕声张出去。可现在有点晚了。思想回到了开始的地方，但是没有白白旋转一圈。现在他得出了结论：最好的办法是小心地摸清编辑部里都知道些什么。他看了看保险柜，似乎想确信，文件夹在可靠的地方。安娜·谢苗诺芙娜那里的蜂鸣器响了起来，她很快站起来并走进了主编办公室。
“卡申在班上吗？叫他来见我！
12．卡申·瓦连京·阿法纳西耶维奇
特别人事登记表资料
《劳动真理报》编辑部主任，主编助理。
1932年12月11日生于莫斯科。
俄罗斯族。
社会出身：工人。
1952年起为苏共党员，党员证编号：04465742。以前不是党员。党内处分：警告并记入登记卡（1964年）。警告撤销（1966年）。
专门中等教育学历：1962年毕业于克格勃专门学校。
实际上不掌握外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已忘记）。
出国情况：1962年至1963年在古巴岛（业务出差）。
家庭状况：两次结婚，两次离婚，没有子女。
非义务兵役人员（临时）。1964年经医务委员会鉴定病退。
身份证号：Ⅲ ЕИ No. 392068。发证机关：莫斯科市第39民警分局。发证时间：1964年11月18日。
常住户口登记地址：111250，莫斯科，红色学员胡同，16号，21号房间。电话：267-02-44。
补充资料：身高171厘米，眼睛绿色，头发颜色淡黄色，有白发。
社会工作：墙报《劳动真理报工作者》编委会成员；全苏集邮者协会理事会成员。
瓦连京·阿法纳西耶维奇的抛物线
卡申总是用左手打招呼，编辑部的所有人对此都习惯了，也不觉得受辱。他对迎面走来的人亲切地微笑，乐于满足请求，说着不拘礼节的俏皮玩笑，轻松得来得及办所有事情。
最初大家以为，他的右手不正常（他的右腿可是有点瘸）。然而，原来右手中攥着一串钥匙。每分钟都需要钥匙，电传室的、仓库的、保险柜的。哪把钥匙会用得着，不知道，但肯定是急需，所以没时间放到兜里。幸运的是，瓦连京是左撇子，所以用左手在文件上签字。他说，假造更难。为了用右手打招呼，他只为马卡尔采夫和亚古博夫把钥匙改放到左手，就这也不是为了阿谀奉承，而是出于对领导的尊敬。
按定员编制表，马卡尔采夫应有五位助理：第一、第三和第四助理是副责任秘书，他们轮流值班监督报纸的出版，第五助理是编辑部主任，而事实上是总务主任，最后还有卡申，第二助理——人事部部长。但是传统上第二助理同时履行第五助理的职责并称为编辑部主任，尽管他首先当然是人事干部。而根据区财政局的许可，第五助手的工资分别发给编委会委员在别列杰尔基诺的一日度假冬季别墅经理（50%）和两位老布尔什维克（各25%），他们似乎是属于位于莫斯科郊区“曙光”农场编制内的无偿工作人员，因此报纸可以不让员工为了田间劳动而中断工作，但总是为其他单位做出榜样。这是马卡尔采夫的花招，对此进行监督的也是卡申。
他熟悉编辑部里的每个角落，甚至是女厕所，出于职责感那里他也必须定期去看看：不是为了检查镜子挂得是否正确，就是为了抽水马桶的（直义上的）漏水维修立字据。
如果编辑部主任没有坐在自己小小的办公室（桌子、保险柜、柜子以及刚好够一位来访者待的地方）里处理文件，没有稍稍瘸着右腿在编辑部里跑来跑去，不时把钥匙弄得丁当响，也没有和廖沙开着编辑部的伏尔加轿车按非现金结算方式去购买《劳动真理报》环克里姆林宫自行车锦标赛获胜者奖杯，那就是说，他坐在打字室并已经多少次地向富于同情心的女打字员们诉说家庭生活的挫折。结束倾诉的总是一句话：
“这之后没法相信女人了！”
女打字员们同意，但是她们表示，在个别情况下也不能相信男人。但是在他这种情况下，当然都是娘儿们的不是。把这样的人抛弃了：他既不喝酒，而且过日子精打细算。和女人他一直不走运，而在其他方面他不抱怨自己的生活，甚至有幽默感地对待它，尽管他没有人可以分享这种幽默。
中学时他最喜欢在院子里玩冰球。七年级毕业后父亲把瓦连京带到了自己的工厂。工厂是军事性质的，通过审查后瓦连京成了一个无线电安装工的学徒。他拆开美国的无线电收音机，把零件焊开并按性能分类，以便用在苏联的产品中。他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已经是八级安装工时入了党。人们建议要他当工长，但是他拒绝了：挣的钱会更少，可麻烦事得忙到夜里，还要为被偷走的零件负责。
突然他被叫到了特别处。那里坐着两个中年的陌生人。他们和他谈了谈生活上的打算，然后彼此对视了一眼，建议他到特别学校学习并随后到国外工作。
“我们需要懂得规矩的成熟的人。您对无线电技术也熟悉。您的鉴定书很好。妻子不会反对吧？”
“正如常言所说，党命令了，共青团回答‘是’。”
“您还是商量一下吧……”
他当时第一次娶的是设计局的洗印员卓娅，但是他们过得不和睦。卓娅三天两头无缘无故地生气。所以到特别学校这件事甚至让瓦连京感到高兴：不得不分别了。他和父亲商量时，父亲说道：
“他们工资给得高，分房也优先，这是主要的。他们不会第二次提出来的，可在工厂你要是像我一样就完了。”
学校为苏联驻国外的合法机构培养技术工作干部。伙食很好，在会话中用西班牙语和英语训练，密码业务掌握得很轻松。几乎学习到了最后，他突然荒唐地失去了工作能力：在漆黑的环境中根据声音进行射击的训练期间，一颗子弹碰到钢板上反弹后击中了他的膝盖，击碎了膝盖骨。他住了院，做了两次手术；尽管成了瘸子，却没有从服役登记中撤销。根据法律，所有残疾人，包括胳膊或腿的数量少于标准的，应定期接受区兵役委员会医务委员会的重新鉴定，为的是检查，他们是否长出了新的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