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连京当时应被除名，并凭刑事责任具结不泄露他所学到的知识。搭救他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后者这时正好决定，他的临时革命政府将叫做常设的。由于我国军事专家在古巴数量的增加以及计划修建瞄准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基地，急需干部赴苏联使馆负责特种通讯。国家安全少尉卡申作为例外被派往哈瓦那去干坐着做的工作。
他幸福的时光不长。很少放特工机关的工作人员到城里去看看漂亮的古巴女人，只能集体去并且在配枪的克格勃分子的保卫下。钱给得很少。工作也几乎没有。译电员们坐在没有窗户的潮湿闷热的房间里。为了使特种通讯保持时刻准备状态，译电员们进行训练，他们把肖洛霍夫和其他苏联优秀作家的作品片断译成密码。而中心的译电组副组长维诺格拉多夫中校在莫斯科把译出的密码与原文核对，一个错误也不能原谅。
一次，在因为小小的错误（是肖洛霍夫不好，他极力用过于艺术化的语言表达）受到斥责后，卡申一气之下在密码文件登记簿的旁边甚至用很小的字体写道：“维诺格拉多夫是‘卡杜姆’。”一天后瓦连京忘了这件事，但是维诺格拉多夫中校不久后飞到了古巴进行巡视检查。倒着念了一遍后，不靠译电员他也能够分析清楚“卡杜姆”①这个词的含义。
卡申少尉被送中校的航班带到了莫斯科。维诺格拉多夫提出了让瓦，阿·卡申离开情报机关并开除出党的问题。受害的还有卡申的莫斯科搭档译电员武杰林，在对质中查明，卡申发给了他对中校未加密的评语，因此帝国主义列强的情报机关可能截获这份评语。卡申和武杰林被剥夺了军衔、在国外工作的资格。考虑到两人诚心实意的悔过，在党的方面仅限于严重警告并调到7局（第7行动总局）10处外部监视部门。
然而卡申在这个部门没有干完一天。当他的新上司看到，瓦连京是如何走到桌前的，他毫不掩饰怒火地说道：
“我这儿就差瘸腿的跟踪人了。”
机关里没有比跟踪人员更低的职务，于是他被派到《劳动真理报》编辑部做文职的人事工作。他惋惜的是让他离开了机关：那里一年工龄算两年，但工作不劳累。聊以安慰的只是他已经得到了一居室的住宅，而微薄的工资补贴定期地继续发放。情况改变后，他就会回到那里。
当卡申还在特别学校时，卓娅就离开了他，嫁给了一个工程师。因此，卡申从古巴回到莫斯科后娶了自己的邻居。丽吉雅比他大很多，所以起初对一切都满意，但是后来开始抱怨，她既看不到他有挣高工资的可能（有的只是把钱花在邮票和鱼缸上），也看不到他在口头交谈中暗示给她的那些快乐。别不是他在古巴把力气用完了吧？都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那里允许自由做爱。如果说在那里把做爱得来的钱上交国家的话，那至少把快感留给了自己。这些观点与瓦连京的信念背道而驰。不管白给还是不白给，但是丽吉雅开始毫无顾忌地对他不忠，于是他宁愿选择分手，因为他们对幸福的看法不同，更不消说床笫生活了。
瓦连京从古巴带回来一小套漂亮邮票的收藏品，于是又开始过单身生活了，他以双倍的精力开始集邮。在集邮者协会，人们尊重他是报刊工作者，因此把他选人了理事会。此外，他还从古巴带回来一个装着条纹热带鱼的鱼缸。他喂鱼，让它们养成习惯，在鱼缸底部搭石洞。当在杂志上读到看鱼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后，他在单位添置了养鱼缸。他爱好讲鱼的性情、习性和繁殖，让大家看鱼是如何养成了赶着去吃鱼食的习惯的。瓦连京从小袋里撒金鱼虫时，甚至短暂地把钥匙放在桌子上好腾出第二只手来。
报社里爱说闲话的人说，对编辑部主任来说，鱼比人更重要。要知道鱼是动物，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应该关爱并保护，而人只不过是干部。但这话说得不对。卡申对编辑部员工不比对鱼差。
①在俄文中，这个词倒过来读的意思是“蠢蛋”。
13．各司其职
“您找我，伊戈尔·伊万内奇？”
卡申把微笑的善良的圆脸伸到了微微敞开的门里。
“坐下吧，瓦利亚①。”
主编友好地握了握他的手。趁卡申坐下时，马卡尔采夫仔细地看着他，似乎是第一次认识一样，他在考虑，怎么进行谈话最好。瓦连京穿着一成不变的黑裤子和从古巴带回来的而且已经有点穿坏了的美国方格夹克。他身上永远是同一件带红色领扣的芬兰尼龙衬衣，但是很干净。他每天晚上洗它并在浴室挂在衣架上晾干。打着死结的领带在后面的衣领下扣在小钩上。领结稍微偏到了一边，于是瓦连京坐下后把它正了正，注意地等待主编会问什么。他的脸朴实而坦诚，让人愿意完全地直言不讳。这样的人简直不会耍花招，即便是他想这么做。
“打字室的情况怎么样？”马卡尔采夫问道，他没想出好办法来。
“您指的是关于字体的命令？”卡申把头发捋平，清了清嗓子，准备汇报。“真是麻烦事！等我检查完所有文件后，出了一身汗。全部完成了。不然我不等就送走了，但是需要您的签字……就在这里……”
瓦连京打开了活页文件夹，把一沓纸放在了主编面前。
“怎么这么多？”
“每台打字机单独一份。我想是为了做鉴定。好有个制度……”
“留下吧，我晚点签字……是这样……”他审视地看着瓦连京。“你没忘了我们的协议呢？”
马卡尔采夫相信，卡申在编辑部收集信息，他早就请他不太紧地监视员工们的行为：他们在日常生活方面表现如何，谁过多地喝酒。要知道我们引人注目，是机关报，所以我们内部要一切有秩序。这是任务，但是只有你和我知道。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原则上坚决否定这种方法，但这是外交手腕。除了主编希望之外，编辑部主任反正有义务做这件事。何况马卡尔采夫至少可以把握动态，以便有什么意外时及时介入，防止过火。不能直接要求卡申把在那边报告的内容向他主编通报。但是请人事干部熟悉员工的个人情况，即协助加强劳动纪律，这只不过是一个好领导的职责。要知道，卡申原则上也希望与主编保持相互理解。
“您指的是氛围方面的？”他更确切地问道。“这么说，是这样。在工作时间有个别的喝酒现象发生。我找来过，警告过。没有您的同意我没采取措施。确实，他们不声不响地喝，而借口总是找得到：不是生日，就是别的什么事。当然，尤其是各车间的年轻人——排字工人，排版工人。但这些人有自己的领导，每次出事我都事先通知他们。可在编辑部也有……现在说说不道德行为，怎么说好呢……献殷勤，当然了！可就是议论！”
“议论？”
“总是存在，伊戈尔·伊万内奇。现在好像安静些了。或者都已经说出来了……说实话，我掌握的消息是，流传着一些与索尔仁尼琴有关的材料。《癌病房》，好像是，还说出一些小的短篇。还有诉讼程序的速记记录……这种东西在搜查时没收到很多。但我们这里我没看到……都在讲笑话，但是关于女人的更多，您对这不感兴趣……”
“不，这从何谈起？”
“要不我就讲了，可是我没有讲笑话的天赋。但是正好有一个关于领袖的新政治笑话……一个老朋友到共产主义教育部找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他长着这么一头浓密的长发，他姓萨加伊达克，他给全部的人讲了个故事。他说，美国人准备在什么日子前把自己的‘阿波罗’号发射到月球上……”
“什么日子呢？”
“在领袖在母体中成胎一百周年前。”
“难道是九个月吗？”
“是的！我亲自核实过日历了！”
“是啊……”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叹了口气。“我和你在提高员工的
思想政治水平上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够，你怎么看？”
回答没有随之而来，但无论如何这是正确的一步：让编辑部主任不仅成为行政机关的代理人，还要成为堵疏漏的共同参与者，让他感到不仅为听笑话，还要为讲笑话负责任。马卡尔采夫似乎在这个责任上让卡申与自己平等了。
“这么说，编辑部里没人看用打字机打出的书籍？”他直截了当地问道。
“没人。不然我一定会知道的！这是现在最……我想说，对机关来说。”
“瓦利亚，你明白这点很好。已经答应我报刊节授奖了，所以需要提前决定，把奖给谁。候选人是要不折不扣的。你准备好名单。”
“保证完成，伊戈尔·伊万内奇。”
“至于你本人的奖项，就不用担心了。”
“哪里的话，伊戈尔·伊万内奇！”
“我把你和负责人员一起列入名单。对了，”马卡尔采夫换了话题并再次巧妙地带着第二个用意说，“我的新副手业务胜任得怎么样？他和员工们找到共同语言了吗？如果需要，应该帮助，提醒。我们报社有自己的传统，让他习惯一下，免得出乱子……”
重要的是让一些事情经过卡申传到亚古博夫那里，似乎是绕过主编。
“亚古博夫是我们的人，”瓦连京安慰马卡尔采夫道，“他处事可靠。他在熟悉情况。看了半天的个人档案。他说，应该知道和谁在打交道……”
如今大家都说“我们的人”，并且都注入自己的含义。
“这是正确的。”马卡尔采夫大声说道。“应该了解每个人的职责和能力。我没问题了！”
瓦连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点了点头，不出声地出去了，尽量不拖着那条腿走。马卡尔采夫等着门关上后，从保险柜里取出了灰色的文件夹并翻开了手稿前几页中的一页，他决定把卡申收集的编辑部打字机字体与德·库斯汀男爵的文本进行核对。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自己想出了办法：找出每一台打字机的毛病——残缺的或者是蹦跳起来的字母，并把这个字母照着同一份手稿校对。卡申仔细填写的表格提示了最好用哪些字母校对。
主编逐页查看了所有纸页，在上面的小框子里要求敲出固定的字母组合，但是他没有挑出适合的字体。这么说，手稿不是在他的打字室重打的。这已经让他轻松些了。把文件夹藏进保险柜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在标有“企业（机关）领导人签字”的地方签署了这些纸张并叫来了安娜·谢苗诺芙娜，让她把它们拿给卡申。马卡尔采夫明白了，他不该放下心来。既然卡申不知道手稿的事（他未必会隐瞒），那么投放手稿的可能不是克格勃莫斯科总局，而是中心总局，这要糟糕得多。编辑部里肯定还有几个独立向机构提供情报并执行自己任务的人，但是无论马卡尔采夫如何试图查清究竟是谁，他都不能够确切知道。
放在办公室角落里的带有亮闪闪钟摆的大落地钟敲响了正午。再过一会儿，这个鬼文件夹放在他这里的时间就有一昼夜了，可他到底没有想出来采取什么措施。而那边会认为，他把它给别人看了，或者是害怕了，要么是慌了手脚。如果他们问起来，需要哪怕准备好一个拿得出来的回答。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该信任谁呢？并且要立即做这件事，趁着还不晚。主编拿定了主意，切实可行的建议他只能从一个人那里得到，并且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自己的编辑部里，从拉伯波尔特那里。
要不要亲自去部里找他？把他叫到走廊里谈一谈。但是这样的接触会引起不良的注意。这里最好的是一般的业务谈话。随后马卡尔采夫已经多次想到，他的办公室会不会在被窃听。然而，未必会这么随随便便地窃听忠于党的自己人的。暂时这不可能重演的。主编犹豫了一阵，是通过安娜·谢苗诺芙娜找来拉伯波尔特还是通过通话器接通，之后他拿起了外线电话的听筒。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他带着没能掩饰住的尴尬（不高明，当然了！）说道，“你能不能上来到我这里？”
①瓦连京的爱称。
14．拉伯波尔特·雅科夫·马尔科维奇①
不同时期填写的履历表资料
职务：《劳动真理报》劳动者共产主义教育部代理编辑。
文学笔名：Я.塔甫洛夫。
1917年1月13日（公历26日）生于柏季切夫市。
民族：印杰伊犹太人。
社会出身：职员。
党籍：1958年起为苏共党员。党员证编号：61537813。
以前是否为苏共党员：1934-1938年及1944-1951年曾为苏共党员。未曾加入其他党。执行党的路线中没有动摇过。
1917年前未曾遭受迫害。未曾在白色政府军队服役。
1917年后曾于1938-1941年及1944-1951年遭受迫害。已完全恢复名誉。
卫国战争期间曾被俘或被扣押。
未出过国。在国外没有亲戚。外语知识：德语（有阅读以及表达能力）。
政府奖励：“对德国胜利”奖章，“对日本胜利”奖章。
义务兵役人员，尉官，少尉。适合非战斗部门勤务。在第一次动员的第二天应到纳罗一福明斯克区兵役委员会报到，如该委员会撤销，到沃洛科拉姆斯克市中学报到（雅·马·拉伯波尔特军人证粘贴页）。军人证号码：No. ТК 1683774。
党务及社会工作：《劳动真理报》编辑部党委会委员，编辑部工会基层委员会委员（群众文化部）。
家庭状况：已婚。妻子拉比诺维奇·阿霞·伊萨阿科芙娜。儿子康斯坦丁，1947年生。
身份证号：Ⅲ НМ No. 844283。发证机关：莫斯科市第104民警分局。发证时间：1956年6月18日。
常住户口登记地址：莫斯科，第3公园大街，59号，3号楼，94号房间。电话：269-13-44。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无止境的坠落
您也许不会相信，但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对足足上百张，或许更多的他曾不得不填写的履历表中的问题的所有回答都记得滚瓜烂熟。这非常重要，为的是避免在某项中偶然写错。不知为什么，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总是把“写错”这个词的重音放在开头，尽管他的意思仅仅是词的“流淌”②。他坚决认为，每个苏联人在去世后也要记住这些回答，因为不清楚没有履历表是否会接收俄罗斯人，更不要说犹太人了，不接收就要下地狱，至于上天堂，那这完全可以肯定——不会的。
他不得不好好记住自己在履历表中的记录的原因还有，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不能够对任何一个问题，甚至是完全简单的问题，回答“是”或“否”。在每个“否”里面毕竟有一点儿“是”，而在每个“是”中有一定比例的“否”。他认为最真实的是在前一份履历表中写的东西，而其他的他只能猜测，某些单位比他本人更了解或更不了解其他事情。他只能有把握地说出自己现在的笔名，尽管这里当然也各有百分之一的“是”与“否”。
他的妈妈萨拉·拉伯波尔特出生在乌克兰，出生在真正的犹太人居住区。她向儿子讲述，年轻时，当警察局开始监视她——一个流放后非法居住在彼得堡的女布尔什维克后，她离开那里去了柏林，并在那里认识了一位真正的德国共产党员。也许，他也是犹太人，但也许不是。萨拉·拉伯波尔特回忆道，1917年1月13日，在柏林的犹太教堂，在她父母（萨拉的父亲有一所钟表作坊）的坚持下，拉比是如何给她的男孩行割礼并在书中用扬克尔的名字在这天记录下他的出生的。
“就是从那时起，拉比开了个头，”拉伯波尔特抱怨说，“谁愿意都可以给我行割礼。”
1933年在莫斯科领身份证时，他登记的名字是雅科夫。萨拉管自己的前夫叫马克，同志们叫他梅耶尔。从来没有用过他的真名。在犹太教堂是用父亲的姓扬克尔登记的，但是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家里没有提起过父亲；他留在了德国，而萨拉在革命后回到了俄罗斯，她害怕儿子无意中说出去！她推测，既然他父亲不写信，就说明他在地下。因此她给儿子写上了自己的姓。
一次一个外国人来找他们。母亲这时在人民委员会当打字员。那人俄语讲得还行，转达了问候和包裹。他说服母亲离开此地去找父亲，原来父亲早就移居到了美国，并且在那里有自己的一摊子小生意。
“或许他忘了他是共产党员！”变得很激动的萨拉向客人喊道。“不过请转告他，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
“也无需改变，”美国人说服她道，“您在我们美国将仍是共产党员。你们这里有很多共产党员，我们那里很少。再说了……他毕竟是您孩子的父亲……他爱您！”
“如果他爱，那就让他到这里来建设共产主义！”
雅科夫再也没有听到父亲的任何消息，为了避免误解就没有打听过他，在履历表中写的也是在国外没有亲戚。在领身份证时，由于没有出生证明，为了代替柏林，他说出了另一个好城市的名字——柏季切夫，因为它也是“柏”打头的。并且，正如他后来自己所确信的，他做得非常有远见。从文件中他能向民警局出示什么呢？只有萨拉的旧护照，她革命前凭着它往返于国内外。并且当你出示什么证件后，立刻就乱了。护照上记录的是：“伊乌杰伊人③的宗教信仰”。
“你母亲到底是什么人呀？”民警局长问道。
“犹太人。”
“请问，这从什么地方能看出来？”
“伊乌杰伊人就是犹太人。”
“你没撒谎？”局长怀疑地看着。
“凭共青团员的信誉说话！”
“难道说‘伊乌杰伊人’比‘犹太人’更坏？”
“总的来说不，不更坏。”
“那为了准确我们就写‘伊乌杰伊人’。”
女身份证登记员用漂亮的字体抄写这个词时，把“伊乌杰伊人”写成了“印杰伊人”。而当他表示了惊讶后，她安慰说：
“难道不都一样吗，孩子？我们这里所有民族都平等。”
这样一来，您可以想象，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拉伯波尔特既不是雅科夫，也不是马尔科维奇，也不是拉伯波尔特。他出生的日期不确定并且出生地绝对不是柏季切夫。他没有加入现有的任何一个民族，因此他只有成为苏联一个新民族的始祖和代表——印杰伊人。
当1935年斯大林同志研究基洛夫同志被杀后提交给他的机关有责任及责任不很大的人员名单时，他把一些人打上勾儿，在萨拉·拉伯波尔特的旁边用蓝铅笔画了个点，踌躇起来，甚至还吸了几口烟斗。他很熟悉萨拉。革命前他们经常见面。他把她当成了格鲁吉亚人并且略微向她献过殷勤。那时她几乎是个小姑娘，像葡萄藤一样纤细，留着黑色的辫子，而分娩后她在1919年回到俄罗斯时变得更漂亮了，除了稍稍有点发胖之外。斯大林在中央遇见了她，同志式地把手放在了她的肩上并建议到他的工农监察委员会工作。
“好干部很难遇得到。”他说道。
萨拉·拉伯波尔特成了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瓦尔拉姆·阿瓦涅索夫的打字员，他与捷尔任斯基在业务上有密切的接触。然而斯大林不喜欢自己的副手，因为他总是有反对意见，他怎么也不能不提出这些意见。传说，这里还掺杂了格鲁吉亚人向来不喜欢亚美尼亚人的因素，但这不是实情。把萨拉安插在阿瓦涅索夫身边后，斯大林开始邀请她到自己在巴尔维哈的别墅去，与她在林中散步。有一次在小道上，当斯大林似乎是偶然地把手放在了萨拉的腰部以下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迎面碰见了他们。他停了下来，并以他特有的直率和顽皮用一个手指威吓道：
“我认为，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与阿瓦涅索夫的女秘书之间有小资产阶级关系，啊？应该让工农监察委员会反对他们！”
明白就这么着是不会得手之后，斯大林向她求了婚，答应一旦她同意，他就和妻子离婚。但是萨拉不知为什么拒绝了他。斯大林再也没有邀请过她去郊游。
“这应该考虑一下！”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后来寻思。“要知道斯大林本来可能收我做儿子的！我也会叫他‘爸爸同志’了。”
用蓝铅笔画了个点后，斯大林首先回忆起，萨拉年轻时皮肤很美。但随后想起的是让他遭受的委屈。他还想起了此时已经死了的阿瓦涅索夫。阿瓦涅索夫是个非常自私的人。当1918年克里姆林宫警备司令马里科夫来找他并问如何处理打伤列宁的芬妮·卡普兰时，阿瓦涅索夫自己下令枪毙她，甚至都没有交换意见。他准是想得到列宁的赏识，而对他，斯大林，不予理睬。顺便说一句，卡普兰是犹太人。而且似乎萨拉说过，革命前和她认识。斯大林同志又考虑了一小会儿，在名单中拉伯波尔特姓的旁边打上了勾儿并斜着附上：“是否与谋杀列宁未遂案有牵连？”
雅沙的妈妈被捕了。她从卢比扬卡监狱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愤慨的信：“科巴！我要求你立即把我释放。要知道这是卑鄙的——向一个女人报私仇！”因为“卑鄙”和“我要求”这些话拉伯波尔特被枪决了。
这时雅沙·拉伯波尔特在自顾自地学习当雕刻家。他梦想成为一名雕刻雕塑家。他的毕业作品叫做“列宁与斯大林在戈尔基村”。斯大林来了，他们坐在长凳上，于是列宁充满激情地讲述未来，而斯大林充满灵感地发展列宁的原理。这里存在一个微小的历史牵强之处：在拉伯波尔特为永恒而定格的时期，列宁已经不能说话了。但是从某种主义的观点来看，一切都是正确的。
在学院雅科夫得以隐瞒他的母亲被关起来的情况，一切也都顺利地结束了。遗憾的只是，他，革命者和革命女性的儿子，不能写这个，最初因为是外国父亲的儿子，然后因为是被镇压母亲的儿子，而后来是为了免于被指责他以前隐瞒了真相。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领会得不比别人差，履历表就是告发自己，因此他不急于写入细节。但是他不再着急时，已经是在吃了亏之后。
他从学院被派遣去为苏维埃宫的屋顶雕刻一尊一百米高的列宁雕像。宫殿建在莫斯科河的岸边，在被炸毁的耶稣救世主大教堂的原址上。工农出身的雕刻家们开始和印杰伊人拉伯波尔特开起小玩笑来，结果，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身上的民族感在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澎湃起来。于是他向民警局递交了改变自己民族的申请，要求在身份证里写上“犹太人”，但是如果这不行，那么他同意任何其他一个民族，只要这样的民族存在。
“什么叫改成任何其他的？”民警分局局长问道。“实际上你是什么人？”
“犹太人，犹太佬……”
“真的是犹太人？”
“您倒是仔细看看我。”
答应了他调查清楚并给了张新表格填写。夜里来人抓他了。在审讯中他得知，他为印杰伊共和国从事间谍活动，甚至都没有打他。让他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休息了两天，然后给他吃了鲱鱼。又过了两天，在思念水时他想了起来，他的确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印杰伊国家安全部门的情报站长。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害怕的只是，会强迫他在地图上指出印杰伊来。但是没有迫使他这么做。
“你不是情报站长，”侦查员纠正他道，“而是被情报站长们策反了，明白了？”
毕竟这要好些。正如侦讯中所调查清楚的，来自工作室的其他雕塑家特意雕了一个沉重的雕像。宫殿建在沼泽地上，因此列宁雕像会倒塌在对面的政府大楼上。所以雅科夫·拉伯波尔特总算幸免了。他被特别会议不经公审判决，他得到了因背叛祖国应得的十年，这个刑期因反对苏联各民族友谊的言论（他叫自己是犹太佬）而加倍，于是他从卢比扬卡监狱被送到克拉斯诺普列斯年斯克转押站，从那里被送到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第二契卡解送犯集中营。
在集中营，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立刻而且是长久地给吓唬住了。第一天，在他排队领定量的口粮时，有人把个重东西压在他身上。．拉伯波尔特没有站稳摔倒了，而后面的人哈哈大笑起来。倒在他身上的是一个在严寒中冻硬了的人，两个刑事犯从后面扶着他，但是没有扶住。拉伯波尔特站了起来并把死人一直搀扶到了分发的小窗口，干轻活的犯人没看清就从窗口里发给了死人一份口粮，口粮被刑事犯们麻利地接住了。
死人领了两天的份粮，而夜里刑事犯们把他藏起来。拉伯波尔特开始觉得死囚犯的面孔熟悉。他毫不怀疑，这是个犹太人。猜测在第三天得到了证实，这天警卫发现了尸体并根据牌号查出了姓氏。这是囚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传说，是刑事犯在上级的好意下杀死他的。对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与这个曼德尔施塔姆没有立即合成一个整体。拉伯波尔特只是有点遗憾，他们相识得有点晚了。
关于他和曼德尔施塔姆一起坐过监狱，是雅科夫·拉伯波尔特自己讲述的，但是，也许没有这回事，或者不完全是这样，或者是另一个曼德尔施塔姆，和俄罗斯伟大诗人同姓。因为天才的演员拉伯波尔特总是在自己本人的生活中演戏并且演得有点过头。
当然，他想活着留下来，因此根据现实的可能性在集中营寻求最佳的途径。他办墙报《支持突击劳动》，为墙报写短文，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内容是讲劳动是如何打击囚犯的。此外，他用黏土塑成了集中营营长的半身塑像，但是黏土干裂了，于是“营长”身上爆出了裂纹。
一次犯人们在澡堂洗澡。拉伯波尔特是剩下的最后一个，全身是肥皂沫。这时放妇女进入了澡堂。拯救了拉伯波尔特的只是一个情形，他慌了手脚。他下意识地轻轻划动双手，好像在洗澡的样子，整个人坐在肥皂沫中，这时人们从门外喊道，战争开始了。要不是肥皂沫，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可能就会“妻妾成群”了。并且可能英勇地牺牲在里面，如果饥渴的妇女们发现他的话。
当时利用集中营的盗窃犯补足惩戒营的编制到前线去。作为政治犯，拉伯波尔特没能赢得这种信任，但是年轻的盗窃犯没有补充够定额。并且由于罗科索夫斯基司令部的个人代表知道，挂满了燃烧瓶的惩戒营士兵将被投入到德国人的坦克底下，他更感兴趣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他们奔跑的能力。把政治犯们排成了横队并下达了命令：“跑步走！”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在自己的横队中第三个跑到了终点，要的可是每队三个人，于是他到了前线。
列兵雅科夫·拉伯波尔特领到了一百克酒精（内服）以及装在两个瓶子里的一升煤油（拿在手里），在坦克附近躺下并等待着。但是向他轧过来的坦克在两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坦克的燃料用得比拉伯波尔特的稍微快了一点儿。雅科夫站了起来并想走向自己人，但是被我们的冲锋枪手击中，枪手们走在横队的后面以鼓舞惩戒营的士兵。
拉伯波尔特再一次地走运了：他只有两处轻伤，所以甚至没有把他从野战医院送到后方。外科医生也是个犹太人，所以吩咐他在医院出版报纸《为了归队！》。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副官看到了这份报纸，他在这里打针治疗意外得上的性病。当时要求副官为《真理报》准备一篇文章。一日三餐有保证的拉伯波尔特躺在床上用一天写完了这篇文章，而一星期后就已经在《真理报》上看到了这篇署名罗科索夫斯基的文章。
本该让雅科夫返回前线，但是政治部主任的副官心里盘算了一下，说不定上级还会需要写别的文章。弄清楚列兵拉伯波尔特懂德语后，他带上他去了方面军司令部。旧罪被一笔勾销。拉伯波尔特被派去归方面军政治部7处（负责对敌方军队及居民工作）指挥。
在播音室中，广播员的位子挨着司机。配备喇叭的汽车开得尽量靠近前沿，在树林边上伪装起来并呼吁德国人投降，因为对他们来说战争无论如何都已输掉了。前囚犯，印杰伊资产阶级共和国反间谍机关走狗的声音在我们的部队中听得很清楚，并且顺风时甚至传到了敌人那里。但是履历表中的外语知识填写得不准确：瓦解敌方军队之教导员雅科夫·拉伯波尔特说德语带点口音。所以战壕里的德国人把他的号召当做幽默节目，这提高了德国军队的士气。
拉伯波尔特到底还是到了敌占区，但也是偶然的，尽管他在履历表中没有写这件事。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后撤以拉平战线，而大功率广播装置由于下雨，夜间陷在了黏土路中。透过像漏斗一样的小窗户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看到，他被一个排的德国士兵包围了。幸运的是，他们喝得醉醺醺的。拉伯波尔特把扩音器开到了最大声：
“Kameraden! Achtung!”④他用激昂的嗓音说道，说话尽量不带口音。“Wir sind von der PK. Sonderauftrag des Oberkommandos. Eingehender darfich nicht sagen. Wir mussen noch heute im Rucken der lwans seln...Doch diese verdammten Landstrassen! Los! Greift alle zu! Feste! Der deutsche Soldat muss mit dem russischen Strassendreck fertig werden. Hei - Ruck!...”⑤
发动机咆哮了起来，士兵们开始高喊来彼此鼓舞。轮子陷入了褐色的泥浆里，但是离鹅卵石路面不远了。感到轮胎下坚实的地面后，拉伯波尔特再次拿起了麦克风：
“谢谢，同志们！”他喊道。“胜利！”
“万岁！”士兵们把手向前举起喊道。
他们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家里。谁也没有发现他们不在，而他们自己对此没有声张。反正也不会相信他们的，而且不然雅科夫会因为再次背叛祖国而再次被判十年。
说实在的，编辑部的许多人觉得这段历史不足为信，但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是这样讲述的，如果不相信他，还能相信谁呢？在伟大胜利的前一年作为奖励恢复了他的党籍。
整个战争期间他和同年级同学阿霞·拉比诺维奇通信，他和她从来没有过什么，但是他被捕后她给他送来过转交的东西。阿霞被疏散到了阿尔泰，因此她住在比斯克，成了中学的美术教师。对德战争结束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所在的部队被调往日本战线。他们被送到那里也是在这场战争结束的前夕，而不久就让他们复员了。从远东他当然去了比斯克，但是在途中，在巴尔瑙尔，他遇到了同年级同学瓦夏·库普佐夫，后者当了那里话剧院的总导演。他帮助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进了边疆区报纸《阿尔泰真理报》工作。阿霞搬到了巴尔瑙尔，然后他们可以说结婚了。
前线战士拉伯波尔特穿着没有肩章的军官制服上衣并在报社迅速当上了文学与艺术部主任，这时开始了对忘本的世界主义者的斗争。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甘愿写关于这些在西方面前卑躬屈膝的人的文章。
“要想不被当成反犹太主义者，你就把犹太佬叫做世界主义者。”在家里他向阿霞解释党在这个领域中的总路线。
在报社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负责“而吃的是俄罗斯脂油”栏目，名称他取自当时一则著名的寓言，并且用来自阿尔泰边疆区世界主义者生活的真实事例加以充实。阿尔泰没有脂油，但是栏目听起来好听。无论如何，拉伯波尔特仍然幼稚并且没有料到，文章、诗歌，甚至包括口头言论，这些和履历表一样，也是告发的材料。而且已经不单是对自己告发的材料。
优秀的诗人亚历山大·扎洛夫在一个穿便服的艺术理论家的陪同下，从莫斯科赶来对阿尔泰忘本的世界主义者进行斗争。根据计划，阿尔泰边疆区属于某个民族的所有文化和艺术工作者都应该划为世界主义者。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别利亚耶夫和两位客人一起审阅准备出来的名单。当轮到拉伯波尔特时，区委书记轻轻挠了挠面颊并把他勾掉了。
“不可能！”扎洛夫反对道。“这个肯定也是世界主义者。我心里有感觉！”
“我想，同志们，我们更清楚，谁在我们边疆区是世界主义者！”别利亚耶夫斩钉截铁地说。
拉伯波尔特给书记写他所有的发言和演讲。
“可数量问题该怎么办？”扎洛夫问道。
“我们有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尽管他是俄罗斯人。他就是话剧院的导演库普佐夫。我们就把他补到空缺上……”
别利亚耶夫的女儿一年前就从戏剧学校毕业了，可是库普佐夫固执地不让她演主要角色。
很快世界主义者们被送去修贝加尔一阿穆尔干线（原来，它在那时已经建设了）。但是现在所有的熟人都开始认为，既然放过了拉伯波尔特，那么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于是开始提防他。
“你们不要害怕，”他辩解说，“很快会把我关起来的！”
“叫你舌上长疮！”阿霞大声说道。“宁愿让他们有不好的想法。”
麻烦拖后了不到一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同志”一词源自突厥语。他在哪里看到这个的，自己也记不准确了，好像是在词源词典中。可主要的是，他干吗看到了？鬼迷心窍了，硬要搞这些语文学新花样！通过传票传讯了他。年轻可爱的侦查员的桌子上放着这篇文章以及已经立案的反“同志”一词言论案的案卷。顺便说一句，文章里说道，俄语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强有力、最真实和最自由的语言，但是侦查员恰恰对这个不感兴趣。这次没有接受转交的东西，而是十分粗鲁地把阿霞推搡了出来。
由于这时边疆区委书记别利亚耶夫也被逮捕了，顺便翻起了旧账，忘本的世界主义者拉伯波尔特以前曾企图逃避应得的惩罚。而来自编辑部的情报员补充报告说，被告是这样朗诵一首著名歌曲的领唱部的：
我们的火车头，向前飞奔！
操他妈该多好啊。
“我们什么东西也不会遗漏，一切都要归档。”侦查员也用一句诗开了个玩笑。
搜查时找到了一个装着德国勋章的小盒子，它是雅科夫从前线带回来的。小盒子被拿走了，于是案卷中出现了所有等级的铁十字勋章清单，这些勋章是被告人，原少尉拉伯波尔特因间谍活动而受到的嘉奖，这次是为法西斯德国服务。累犯当然再次招认了一切，而侦查员问道；
“你知道笑话吗！说一个……”
他最害怕的就是笑话。他干什么还要惹这个麻烦？
“真是笨蛋！”侦查员说道。“谁知道好玩的笑话，我给十年，而谁不知道，我给二十五年。你呀，还世界主义者呢！……”
吃到了自己的二十五年后，拉伯波尔特到了卡拉干达，德国战俘在这里服刑。自然，委托他在战俘中用德语进行宣传，好让他们永远留在哈萨克斯坦并在这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此外，他又办起了墙报，这次叫做《争取提前释放！》。政治犯没有被提前释放过，但是从教育新人的角度看写这个是有必要的，不过，这次他只坐了四年牢。1955年他被释放，先是凭黑籍证定居，这个证件对他是宝贵的纪念：
证明
公民拉伯波尔特·雅·马，1917年生，柏季切夫市生人，印杰伊族。他的工作资格为德语，作为特别移民允许他仅限在卡拉干达及卡拉干达铁路马伊库杜克站范围内居住。拉伯波尔特·雅·马的户口登记住址为：马伊库杜克站，18号简易宿舍。未被剥夺政治权利。
特此证明。有效期至1956年12月31日。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侦缉处助理什库洛夫
苏联内务部134警备司令部
1955年1月4日
雅科夫头一件事就是去了图书馆并在那里查明，突厥语词“同志”源自“托瓦尔”与“依斯”，即“牲畜”与“朋友”。既然是这样，这就彻底改变了问题。这么说，同志就是那些像牲畜一样行事的朋友。“真正的朋友就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说道，“首先了解你的一切然后才报告的那个人。”
阿霞来到了他这里，于是他们一起等到了平反。
“这印杰伊到底是什么民族呀？”民警局的人们又问他道，把集中营的文件看来看去。
“是印杰伊犹太人。”他愁眉苦脸地解释道。
平反后就这样登记了下来。
拉伯波尔特一家从头开始了生活。他们得以在莫斯科报上了户口并慢慢地分到了一个单间住宅。阿霞胖得走了形，老得很厉害，她去幼儿园当了教育专家。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给自己想出了个笔名，开始给报纸和杂志写文章。他没有回忆旧事，只是当他坐下来写东西时，首先把一个长形白面包切成片，在每片上放上香肠和奶酪并把它们按国际象棋的次序在桌子上摆上。他写了几行，然后说：“将军！”随后走一步棋：把带香肠的面包片放进自己嘴里。在集中营他曾不得不用铲子从泔水池里掏出马铃薯皮，放在铲子上再在篝火上烤。多年后甚至在吃过丰盛的午餐后，饥饿的感觉也不曾离开过他。
“我是塔甫洛夫——我身上有烙印！⑥”他说道。
到处都很愿意刊登他的文章，到处都允许他填写履历表，但是甚至蹩脚的企业内部报纸也不录用他为编制内人员。刚刚被任命为主编的马卡尔采夫那时比现在还更果断和有魄力，向他提出担任文学编辑职务的建议。这是个小得可怜，但固定的饭碗，所以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立即同意了。这时他在徒劳地争取恢复党籍。
让事情复杂化的是，他曾两次坐牢，因此党委会一直拖延对他的问题作出决定。又是马卡尔采夫帮了忙，但是有了新党员证，以前的全部党龄都消失了。这才是最令人委屈的：拉伯波尔特梦想等到成为老布尔什维克并得到个人特定退休金的日子。
报界对他很熟悉，因此他不久后开始代理政治教育部编辑这件事，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惊讶。在这一时期，决定在所有报纸成立这样的部。这是必要的，塔甫洛夫认为。要知道借赫鲁晓夫郑重地预告，这一代苏联印杰伊人就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这个部的任务是使老人们对新的困难有思想准备。没有思想准备他们会很困难的。
记者塔甫洛夫事实上早就是该部的编辑了。一年年在过去，可是没有批准他。要是俄罗斯人在他的位置早就生气走人了。但拉伯波尔特尽管是印杰伊族的，可毕竟主要是犹太人，所以他不能轻易抛弃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