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装什么老头啊，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我比你大，我都觉着自己年轻呢！”
“可我觉着自己老了。犹太人向来老得早。你是俄罗斯人，你运气好！”
“哼……老婆啊，孩子的，不说了。那你，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有梦想吗？”
“什么？……”拉伯波尔特又问了一遍并盯着马卡尔采夫，就好像对方真的成了马戏场上的马。
“我问的是梦想。”马卡尔采夫向后靠在了椅子背上，摘下了眼镜，从容地把它扔到了桌子上并孩子般地眨了眨眼睛。“而我最近在梦想。而且只想一件事……”
“有意思，想什么？……”
“我梦想住在湖边，在远远的地方……没有路通到那里。让小船停在草丛中。还有雾……而在台阶上是牛奶罐。有人每天早晨把它送来。是谁，不知道。也许，是个年轻腼腆的女人。送来后马上就离开，追不上。而且我也不追。主要的是，湖，没有道路……”
“还有雾？”塔甫洛夫核实道。
“对，一定要有雾……你怎么看，是实际的梦想吗？”
“不是。对你来说不实际。”
“不实际，”马卡尔采夫同意道，“可你知道吗，梦想有多愉快！……难道你什么也不梦想吗？”
“只想一件事。不用写也不用看狗屎材料。”
“喂！这可是完全不实际的梦想！”
“完全不实际的……”
塔甫洛夫猛地站了起来，好像突然显得年轻了，他看也不看主编就出去了，让里面的门敞着。马卡尔采夫伸了个懒腰，伸展开身体发麻了的部位，然后摁下了按钮。洛科特科娃跑了进来。
“请给我拿一个结实的大信封来。在信函部找一个最大的来。”
她跑了出去。他搓了搓双手，把文件夹移到自己面前，解开了它，看了看，翻了翻。他的目光突然停留在一个段落上，以前，在夜里，这个段落让他觉着是对他的国家名誉的侮辱。现在他又看了它一遍。可要知道，如果说实话，这的确是真相。但这是不需要的真相——问题就在这里！
安涅奇卡又出现了，她把一个上面写有“《劳动真理报》。苏共中央机关报”大字样的雪白信封放到了桌子上。
“碰头会在您这里开吗？”
她把他已经批准的新一期报纸的计划放到了桌子上。他看了下表——离碰头会开始剩十分钟。
“信封要马上发走吗，伊戈尔·伊万内奇？”
“谢谢，不需要。您可以走了……”
信封鼓了起来，封不上，但是文件夹装进去了。马卡尔采夫拿起笔来用不太大的字在信封上写道：“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就采取措施征求意见。”他把写好了的信封轻轻向上抛起，用手掂了掂分量。沉重的负担，但想出了轻松的解决办法！如果有什么事——我曾准备表现出主动性。的确，工作打断了——有更重要的国家工作……如果是自己人放的文件夹，就让它搁一搁。他马卡尔采夫不打算告发。他打开桌子中间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张旧报纸，把沉甸甸的信封放进了抽屉，并用报纸盖在上面。似乎是他在忙碌中忘记了报告灰色文件夹的事。
马卡尔采夫靠在沙发椅的靠背上，吸人尽可能多的空气，然后闭上了双眼开始慢慢地把它呼出来。他在什么上看到，说这是平静下来的最好方式。
“我想称赞您。决定是正确的！”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哆嗦了一下，睁开了眼睛：库斯汀男爵正向他走近。他像以前一样文雅并散发着昂贵香水的气味。
“又是您？”主编惊讶而恐惧地问道。
库斯汀的佩剑碰到了镶木地板，当的一响，于是男爵用手指轻轻握住了它，而在椅子上坐下后，把它立在了膝盖间并把胳膊撑在了剑把上。
马卡尔采夫想，现在女秘书走进来，看到奇怪的来访者后，关于他的消息就会传遍编辑部。库斯汀似乎猜出了他的心思。
“我担心起来，先生，您可能会有麻烦。请您原谅我……”
“不，是您要原谅我！”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提高了嗓门，在主编办公室他感觉比上次夜里在家中自信多了。“男爵，您凭什么总是跟着我？您想干什么？”
“也许，您想到了，”库斯汀问道，“是我偷偷给您放的文件夹？”
“您？！”
“我是肯定不会搞这样的阴谋的，先生！那时我感受到了您个人，因为您把我当做当代作者并开始看我的书。这是我的荣幸，但很遗憾，我一百二十年前就死了。引以为豪的只有，我的思想还活着。”
“所以您决定让我倾向您的信仰？让我相信，您是对的？”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拳头不由自主地握紧了，好像准备打架似的。
“绝对不是！”库斯汀安慰他道。“我对我在1839年写的东西口头上没有任何要补充的：从那时起的一百多年间我已经彻底忘记了我的旅行细节。我无力和像您这样权威的人争论。”
男爵抓住手柄把剑拔了出来，随后又啪嗒一声放了回去。
“那您为什么，就像常说的，找到了我？”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不解地问道。
库斯汀笑了笑。
“我以为，您会需要我道义上的支持。自从您看了在你们这里被禁止的我的书后，我和您，这么说吧，被一条链子锁住了，即使您不赞同我的思想。上次我本想对您说，要是您把这个文件夹扔给国家的某个执政者的话，我会不胜感激的，要知道您可以自由出入那里的。”
“您真是发疯了！要是您有这样的能力，您自己扔吧……”
“准是这样！我也没有期待另一种答复。”库斯汀笑道。“忘了这个荒唐的想法吧。现在我看到，您以最好的方式处理了这个神秘的文件夹。女日果和警察局密探打交道，施展招数是极为必要的。因为您永远不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来。我不希望成为您的麻烦的起因。衷心祝您顺利！”
佩剑碰在地板上响了一下，库斯汀男爵站了起来，向马卡尔采夫行了个鞠躬礼，朝门口方向走了几步，然后没有打开门就消失了。
马卡尔采夫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张皇失措地看着法国的不速之客消失处的那个点。
①指的是赫鲁晓夫。
16．碰头会
到十二点三十分时，主编宽敞的办公室开始挤满各部的编辑、编委会委员、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他们或一个人或两个人走进来。刚见面的人打招呼，小声地交谈几句，分别坐在自己喜欢的位子上。马卡尔采夫浏览着明天一期的计划，在边上标出必须改正的要点。他的情绪提高了，张皇失措消失得无影无踪。看完后他把计划放到了一边，愉快地看着工作人员们，等待大家都到齐。
副主编亚古博夫出现了。他礼貌地和大家打了个招呼，把修改过的给中央的报纸综合计划放到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面前，然后坐在了离主编不远的地方。瘦高个、长着一脸粉刺的插图部编辑伊库年科拿着一堆照片跑了进来，他把照片扔在了自己椅子附近的地板上。编辑部主任卡申和蔼可亲地微笑着走了进来，手里掂着钥匙串。政治教育部代理编辑塔甫洛夫喘息着最后一个闯了进来，他迟到了一小会儿，上衣的前下摆飘了起来，双手交叉起来放在后面。他样子阴沉地盯住了一个角落，似乎在等待例行的斥责。在他之后，确信所有应该在办公室的人都已经坐在那里并且不需要再给什么人打电话后，安娜·谢苗诺芙娜拿着记事本和笔悄悄走了进来。她紧紧关上了门斗的两扇门并坐在了主编身边摆着电话机的低矮的小桌子后面。各部的编辑们等着马卡尔采夫打着打火机，点上烟抽起来。这是谈话开始的信号。碰头会上只允许主编一人吸烟。
“都到齐了？”
说话声停止了。瘦高得像根竹竿的副责任秘书叶吉科夫站了起来他清了清嗓子，拿起红色的吸水笔作为指示棒，然后指向了四张版样纸中的第一张，这些版样纸漂亮地画上了细线并钉在墙上专用板尖尖的钉子上。
“星期四，2月27日这一期，”叶吉科夫清了清嗓子，“第一版——大字通栏标题，在《劳动真理报》的图案之上，我们用木活字体排版：‘伟大……的思想永远胜利！’下面……”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没有仔细听。所说的一切都司空见惯，一成不变。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可能自发地改变。报纸所登的内容只根据指示改变。因此这给了对行动正确性的信心。个别的疏漏、缺点，甚至错误是可能的，但永远有所依靠。因此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不害怕在碰头会上说些不该说的话，特别是为什么需要（或者不需要）刊登某些东西。不仅如此，主编认为，真实的事件可以帮助报纸正确地回避尖锐的角度。马卡尔采夫喜欢按自己的方式说真相。他把真相分成大范围的、小范围的和绝对的。
出访美国三周回来后，主编说自己生病了，一周没有来上班。他在考虑把真相按栏目分类。而一切深思熟虑后，他出现了，在编辑部永远是乐观和权威的，在中央——稳重而办事认真。
为编辑部普通员工集体举行了介绍美国之行和会晤的座谈会。马卡尔采夫在每个片段前都会说：“美国是个病态的社会。严重的病态，同志们。它被各种矛盾所腐蚀。你们自己来判断……”然后举出犯罪和贫困的黑暗例子。“尽管商店里有商品，但是远非所有的居民都有购买力。”马卡尔采夫的文章（他早已经不写了，但要是写出来的话）同样充满了大范围的真相，但是没有最后一句引语中的前半句。
小范围真相的层级要多得多。编委会委员和各部的编辑听到了他更为具体的汇报。（“汽车、公路——这他们在全世界确实是最好的，我们离这个差得远。”“毒品是资本主义现实的祸根。”“很遗憾，他们的党员很少，尤其是年轻的。”）编辑部一小群受信任的人听到了对上句话的补充：“听说，他们的党员中有51%是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总之呢，他们不害怕说任何事情，绝对不害怕任何事情。公开地，在地铁里骂本国的总统。报纸制造着政治。”马卡尔采夫的小范围真相是多面孔的：对外国共产党人的、对记者同仁的、对党员同事的、对中央指导员的、对中央书记处的、对更愿意在幕后的瘦削同志的、对妻子的……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从来不会搞混，把什么样的小范围真相透露给谁，不透露给谁，多少大声说出来，多少避而不谈。这成了他职业的一部分——不全部说完，明白，什么时候说的跟你知道的完全不同，几乎完全不同，不完全相同或者已经几乎完全相同，但还是不彻底。作为奖励，可以告诉下属稍微多一点，而作为惩罚——不告诉他。小范围的真相是外币。
绝对的真相马卡尔采夫认为是给自己本人的知识，是不可告诉任何人的思想。它们涉及到私生活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妻子不理解他的一些行为，儿子的不服管教。但这是次要的绝对真相。更为重要的真相归结为对真相的思考，需要重新审视时这些真相偶尔会在他的意识中得到解答。这是一些马卡尔采夫在以前的生活中曾认为是不可动摇的价值。
他时而希望用另一些范畴进行思考，但他禁止自己这样做。他说服自己说，他不是哲学家，而是实践家，是党的工作人员，重新审视信仰已经晚了。你承担起来了，现在就不要摆脱了。况且已经取得了这么多，失去是愚蠢的。让这样的绝对真相见它的鬼去吧，也许明天它会是另一种样子了。也许，它总之在世上不存在？就算存在的话，那它也每次都如此紧密地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连他，马卡尔采夫都不能区别开来。还是让一切如故吧……
“第一版的内容完了？”他让喜欢说话的叶吉科夫停了下来。“这么说，在工业方面，除了在音乐下运转的传送带以外什么也没有了？我们的工人阶级在哪里，彼得·菲奥德雷奇，群众性社会主义竞赛在哪里？”
工业与运输部编辑阿列克谢耶夫惭愧地叹了口气并准备回答，但是他闭上了浮肿的眼睛，等着领导说完。
“为什么我们不引导让人民都参加的创举？”主编继续说道。“新的我们就不说了。可我们多少次决定过了，应该一期期地把创举引导下去，不能忘记？！”
“是我们的责任，伊戈尔·伊万内奇。”
“你们的忏悔没让我感到轻松。说的可是报纸的威信！可你们刚刚开始——马上就是完全的失败：看到的只有你们的先进工作者。读者会怎么想？他们已经不是先进工作者了……”
“马卡尔采夫教导说，报纸的心脏应时快时慢地跳动。”叶吉科夫郑重地说道，于是大家都笑了起来，除了主编外。
“指的是要有有意思的材料，‘有分量的东西’……创举完全是另一回事。比如说，加丽娜·阿列芙耶娃在哪儿？活着吗？”
“出嫁了，”阿列克谢耶夫闷闷不乐地说道，他的脸红了，似乎这是他的责任，“把姓氏换成了丈夫的……”
“竟然这样……”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仅仅说出了半句。“怎么就马虎过去了？”
“那怎么办呢？”
阿列克谢耶夫靠自己的几篇文章把装配工加丽娜·阿列芙耶娃发动了起来。她和她的女工友保证额外生产出没有废品的电子仪表。想出了这一创举的阿列克谢耶夫不清楚实践中怎么做到这一点，但是上面喜欢上了这个创举。为五年计划的物质基础做出了应有贡献的加丽娜·阿列芙耶娃被拍了很多照片，登在该报上。在《劳动真理报》的文章后，选举阿列芙耶娃当了共青团代表大会代表，关于她的文章开始出现在其他报纸的版面上。已经在报道发扬电灯厂创举的数以千计的女年轻爱国工人了。可以说，阿列克谢耶夫是骑着阿列芙耶娃从普通员工跨入了编辑办公室。可突然间——阿列芙耶娃没有了，却有个什么基里洛娃！
“或许，把姓氏改回去？”副主编亚古博夫问道。“还不都一样？”
“我们劝过她，”阿列克谢耶夫摆了下手，“怎么也不肯！她说，我爱丈夫！”
“她怎么着——没有虚荣心？”
“这样吧，”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找到了办法，“放弃创举不好，但是现在叫她基里洛娃——人们不会理解。暂时用过去时写她的情况吧，在这期里干脆叫她加丽娜。
“这怎么写？”老油条阿列克谢耶夫惊讶道。
“就这样！你们写：‘阿列芙耶娃所开始的创举’、‘阿列芙耶娃的班组’诸如此类的东西。对于我们主要的是——不是往深处闯，是向前。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已经在全国推广的创举，是这样吗？”
“是倒是这样，”彼得·菲奥德洛维奇①哼唧起来，“但是毕竟……”
“我们靠创举修补经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嘟哝了一句，但是声音小得谁也没听清。
碰头会上不允许开任何玩笑。用的是纯政治的语汇。考虑到碰头会上一定会有告密者在场，最好暂时别说风凉话，保持呆板的表情。
“决定了，”马卡尔采夫断然说道，“我们也不要磨洋工了。说吧，叶吉科夫，第二版是什么内容？”
副秘书转动着仙鹤般细长的脖子说出了题目，在每个标题之后稍作停顿，以备马卡尔采夫想要弄清楚或者表示反对意见。当叶吉科夫说出了文章《指针摇摆》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打断了他。
“谁发来的材料？内容是什么？”
“商业部。售货员给买主少称分量。”叶吉科夫一下子回答了两个问题。“作者是人民监督员。”
“在什么商店少称分量的，指出来了吗？”
“我记不准了。”
“那商店经理的姓名有吗？核实一下。如果没有——加进去。不然读者不会知道，谁对缺斤少两负责任，并且可能认为，是苏维埃政权的责任。顺便说一句，当我们批评时，需要永远注意具体过错这个方面。我们不需要不分青红皂白。还有一点，叶吉科夫：不要把两篇批评性文章安排在一起——关于房管处工作不佳的和对顾客短斤少两的。这可能产生令人忧郁不快的印象。第二版结束了？说说第三版。”
“外闻。”叶吉科夫说道。
为了简便起见，报社把世界各大通讯社提供并经塔斯社为苏联读者筛选出来的全部外国新闻叫做外闻。此外，像《劳动真理报》这样的大报在大国也拥有自己的特派记者。
“这版的中间是通过电话接收的我们特派记者奥夫恰连科夫的国际小品文：《在用大棒威胁》。西德的军国主义化在继续：联邦德国发行了带有希特勒飞机图案的邮票。”
“不多。”马卡尔采夫说道。“他写得不经常，而且肤浅。接着说吧。”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说出的关于特派记者奥夫恰连科夫的小范围真相是只给现在出席碰头会的那些人听的。《劳动真理报》驻国外的大部分特派记者一般来说一次也没有来过编辑部，并且什么东西也不写。不过，有时信使在信封里带来他们签名的文章。记者站部门主任知道的只是几个驻外特派记者的电话和地址。驻波恩的奥夫恰连科夫属于他们之列，而且的确寄来材料。但是编辑部的惯例是不批评驻外特派记者的工作。只有马卡尔采夫可以允许自己这样做。他的这类真相的程度是这样的：
对报纸的读者，驻波恩的特派记者揭露西德帝国主义（大范围的真相）。对编委会和各部主任（正如马卡尔采夫所指出的），奥夫恰连科夫写得肤浅，应该更深刻些。对奥夫恰连科夫在克格勃的上司：“《劳动真理报》的特派记者写得不好而且少，这是否让西方感到可疑？请给他下指示不要忘了报纸。比如说．我们很需要一篇揭露西方政客伎俩的文章。”（小范围的真相）。对中央：“报纸在驻外特派记者身上的花费有点大，他们消耗掉了拨给编辑部的全部外汇。能否略微增加拨款额？”对自己的同行朋友：“你老婆要去联邦德国？我给我们的特派记者奥夫恰连科夫打个电话，他会接她的，领着她参观，免得她和跟她的旅游团一伙人奔波。”对妻子：“这个奥夫恰连科夫是个懒汉。他从德国报纸上抄的东西在我这里的国际部可以翻译。我付给他一份工资，机关的第二份工资自动给他存到存折上，可他什么也不干，寄生虫！”
而对自己，马卡尔采夫对自己特派记者的职责有大体的认识：向国外的进步党和一些组织提供资金，秘密宣传并以关于我国国内事件的报道引导报刊和外交官，与“鼹鼠”（我们在各国进步党、其他党和报纸及出版社编辑部中的间谍）联络，与政治活动专家联系，还有中心的特别任务。全部这个绝对真相是国家大政的需要，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明白，因此没有更深入地思考。就让对此负责的那些人伤脑筋吧。
这时，叶吉科夫汇报了体育、文学，其他事项，然后就不做声了。
“有什么建议？”马卡尔采夫问道。“有什么问题？”
他提醒了在一版上只安排一张照片的指示，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报纸的版面进行宣传。叶吉科夫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马卡尔采夫又提了几个概括性的意见，特别是，越来越认真地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诞辰一百周年的筹备情况现在有多重要，同时，不能重复，要找到新的调子。
“我们来考虑一下，同志们！办这样一个栏目行不行：‘距一百周年还有多少多少天’？报道的集中程度将稳步地、有所指地并逐渐地增强。我说完了！”
第一个离开的是拉伯波尔特，他一言不发，像囚犯那样把双手交叉放在后面。在他后面，其他人边走边交谈着一个接一个离开了。洛科特科娃最后一个站了起来。
“安娜·谢苗诺芙娜，”马卡尔采夫问道，“我还有什么日常事务？不然我很快要去中央了……”
她拿来了文件夹，里面有等待签字的文件：两份出差证明，给区委的体育部主任斯科布佐夫赴瑞典报道世界冰球锦标赛的鉴定书。斯科布佐夫政治上符合要求，思想坚定，道德有抵抗力并且喝酒不比别人多。何况斯科布佐夫已经去过国外了。马卡尔采夫签了字。亚古博夫拿来了文章的条样，他想就这篇文章征求意见。
“以后再说，”主编把条样放在了一边，“我要去中央。”
廖沙跑去预热发动机了，然后马卡尔采夫坐车离开了。他在中央食堂里吃了午饭，来得及和需要的人谈一谈，然后带着报纸的计划去了报刊部。心脏没有痛。无论是在碰头会期间，还是之后，他一次也没想起灰色文件夹。而现在，在医院里，他产生了怀疑，都怪这个该死的文件夹。如果不是它，还能是什么呢？
“你们为什么做了这个？”马卡尔采夫微微动了动双唇，尽管病房里没有人。“如果对于你们来说我不好，谁更好呢？”
他立刻想了起来，他需要有积极的情绪。可是没有。挤满了病房的医生突然打断了他的思考。他们紧挨着站在了床的周围。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开始回答会诊的问题，勉强转动着舌头，但是思想没有离开文件夹。以前他从没有这样多疑过。他做得是对的，把这个该死的手稿塞进了信封。似乎是小事，但却是唯一得救的办法，尤其是现在，当他躺在这里，而它放在那里时。
但不知是他不能忘记德·库斯汀男爵，还是库斯汀没有忘记他，对看过的东西的思考深深印入了脑海，并周期性地加在马卡尔采夫本人的经验以及他周围的生活事实之上。因此这让他精神感到压抑。他让自己相信，什么也不可能改变，但是感觉到，在读过《1839年的俄国》这本书后，他已经不能只像以前那样思考了。冰层中的裂缝开了，已融化的水面变宽了。自相矛盾激怒了他，他没有准备好跳进冰窟窿里，他的恐惧没有过去。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环视了一眼房间，因为他觉得有人出现了。他猜测，谁可能出现，但立刻想到，警卫是不会让闲人进入克里姆林宫医院的。
的确，德·库斯汀男爵没有出现。可马卡尔采夫在等他。
①前面提到的“非奥德雷奇”是“菲奥德洛维奇”的简称。
17．拉伯波尔特热
《劳动真理报》编辑部的门可以自由出入，不需要通行证。但进入印刷大楼的通道沃赫洛维茨要求出示证件。而在编辑部入口处，一位年长的女值班守卫员，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在电梯附近的旧书桌后面打盹。叫醒她的是偶然的来访者、作者、申诉人，他们是问去某个部门怎么走，给她留下写有员工姓氏的信封。女值班守卫员擅自把进来的人分成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前者她打发去编辑部各部，打发后者去社会接待室咨询。
在马卡尔采夫办公室的碰头会一点五十分结束，于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感到急需吃点东西。他在桌子底下放着一个电炉，用它烧水壶。拉伯波尔特往杯子里放了一撮茶叶并倒上了开水，然后把茶水倒到另一只杯子里，好让茶卤留在第一个里面。他咬下来一小块奶酪，仔细地用假牙嚼烂（坏血病吃掉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那些在集中营里没被打掉的牙齿），把一块糖吮吸了一阵，然后就着茶吃了下去，这时有人敲门。
“请进！”他高声喊道。
门慢慢地开了个缝，来访者把细窄的刮光了的头伸了进来。
“您这是什么令人讨厌的习惯——敲门？”拉伯波尔特嘟囔了一句。“您怎么着——是到卧室来找我？这是机关，工作时间。有什么事？”
来访者愧疚地站在门口，腋下夹着一个空公文包。
“您是共产主义教育部编辑塔甫洛夫同志吗？我没弄错吧？”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继续咀嚼奶酪和糖，吃下去后，他大声呵叱道：
“坐到椅子上！”
“您看，”进来的人说道，他听话地坐了下来，并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
“暂时我什么也没看到。”
“我想提交一篇文章，主题极为重要，我甚至可以说，极富有现实意义。”
“谁——您？”
“我是沙腾。叶甫盖尼·叶甫盖尼耶维奇·沙腾。不是黑头发的，是深褐色头发的①！这样您更容易记住……”
“就算是吧……那又怎么样？”
“也许您听说过，我发明了一种电子乐器，当您靠近时，它就会响起来。我有发明证书……您看……”
拉伯波尔特没有看放在他面前的带着国徽的证明。
“您想象一下，”来访者想人非非地说道，“人们可以在我的乐器周围跳芭蕾舞，而它会随着他们的动作发出声响。我的乐器叫‘跳舞的深褐色头发男子’。”
“跳舞的深褐色头发男子？很独特！”
“当然了！是全新的艺术……尽管暂时没有人需要这个……”
“所以您认为，《劳动真理报》需要跳芭蕾？”
“不！我写的是别的内容。我去了工业部，但是他们打发我来找您。我来说一说……”
喝完了茶，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把放着奶酪皮的纸卷起来扔到了篓子里。胃不再因饥饿而疼痛了，心情也好转了。
“我自己看，不用说，”拉伯波尔特舔完了嘴唇，“我震伤的耳朵听力不好。”
“不，还是请允许我简要地说明一下实质。我是个孤独的人，没有孩子。儿子牺牲在了前线，埋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两年前我安葬了妻子，而今年我母亲去世了。您不会相信的，她九十四岁了。我觉着，完全一个人留下来对我来说太痛苦了，于是在床头上面做了个壁龛。在里面装了盏日光灯，好看上去漂亮，放进去两个骨灰盒：装着母亲和妻子的骨灰。现在她们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您认为这样更方便？”拉伯波尔特留心地看着谈话对方的眼睛。
“当然了！如果您，但愿不要，有谁去世了，您把骨灰盒放进房间就会相信了！当我心情伤感时，我就走近‘跳舞的深褐色头发男子’，用手做诱导动作，音乐就会响起来。妈妈和妻子和我一起听音乐。或许，我在前线被打死的儿子也会飞到我们身边。我指的是他的灵魂。”
“您最好还是去……附近的中学，去找年轻的技术人员吧。教会他们设计您的乐器！”
“我去过了！结果呢？您以为孩子们理解我的音乐吗？不！他们都嘲笑！可妈妈和妻子理解！最近我完善了系统：壁龛中的灯光在有音乐时才会亮起来。并且音乐声越强，盛着妻子和妈妈骨灰的盒子就被照得越亮……也许，您同意看一看？的确，我住在公寓里，有六位邻居，但是不远。”
“现在不行！……这么说，您的文章写的是妻子和母亲的骨灰对音乐的感受？”
他已经打算好把来访者打发到文学与艺术部去。
“不完全是，亲爱的塔甫洛夫同志！这就过于暖昧了。您看，我想在报纸上提出全部墓地存在的不合理性的问题。它们占地很多，劳动者在丧葬上的花费很高。最好不埋葬！”
“完全不？”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更明确地问道。“那怎么办呢？”
“亲属应保留骨灰。那样，除了火葬场外，国家不需要有任何操心事。无论是墓地，还是墓穴，还是骨灰堂。我已经说服我的邻居了。他和妻子在家中的餐具橱里分出了一个架子并且已经买了盒子。”
“给谁？”
“给自己，当然了。塔甫洛夫同志！我知道，您总是在报纸上提出有价值的创举。它们得到全国的响应。我和您开始一个新的创举‘支持不在墓地占用位置’，难道不行吗？”
“《劳动真理报》带着占一个版面的大字通栏标题《请把死者保存在家里》出版？您怎么，需要我的骨灰？”
“绝不是！为什么是死者？只是骨灰……您看看：在我国范围内，我大概算了一下，将节省二十五亿卢布。而主要的是，从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的角度看，实现的就是您所写的东西——忠于英雄父辈们的遗嘱。”
“可要知道那是英雄的遗嘱！”
“对不起，塔甫洛夫同志，这里我承认自己不同意您的看法。在我们这里，任何人都能成为英雄！”
“把文章给我吧！”拉伯波尔特尖声说道。
他一行行飞快地浏览着，感到作者如何细心地观察着他的面部表情。如果建议把文章最后加工一下，他还会再来的。如果夸奖一番并收下，而过后拖延，他会一直纠缠到自己变成骨灰为止。不，这里需要快刀斩乱麻。于是，他把文章放到一边，说道：
“这样吧，沙腾！其他原则性差一些的人会跟您绕弯子的，我就开诚布公地说了。我们在报纸上刊登的一切都是狗屎。您所写的东西也是。但这不是我们刊登的那种狗屎！”
“对不起？”
“不行！您要想开始创举，我个人没有反对意见。但是您得在其他方面动手。我们只写英勇的现在与光明的未来。不要任何死者！”
受了委屈的作者从桌上拿起了文章，把它塞进了公文包，然后没有告别就走了。来访者让塔甫洛夫不能休息一下。桌子周围已经坐着三个圆脸的年轻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每个动作。两个人穿着黑色的西服，打着领带，第三个穿着红色条纹的灰色西服，也打着领带。拉伯波尔特蜷缩了一阵。
“有什么事吗，年轻人？”
“贵报，”那个穿着灰色西服的小伙子开门见山地说道，“应该报道一个问题。你们什么时候能这样做？”
“你们本人是哪里来的？”
“我们是共青团中央的……”
“同行们，可是你们有自己的报纸呀？它也需要年轻的作者！”
“我们已经吸收我们的报纸参加了，”穿灰色西服的年轻人说道，“如果需要，我们会施加一点压力。”
“不需要施压，我不是臭虫。到底是什么问题？”
“您当然知道，登山运动是勇敢者的运动。”
“那还用说！我在电视上看过。”
“但是攀登是在没有崇高目标的情况下进行的。更正确地说，只是抱着征服高峰的目标。”
“正确！”拉伯波尔特同意道。“所以你们？……”
“我们组织纪念领袖诞辰一百周年的攀登。以运动健将斯杰帕诺夫为首的共青团员小组将把领袖的半身塑像搬上共产主义峰并放置在那里。是永久的。我是小组的政治指导员。我们希望贵报能定期地向读者报道这一空前远征的筹备情况。”
“半身像很沉吗？”
“斯杰帕诺夫，你来说！”政治指导员命令道。
“24.74公斤……”
“那您，指导员，也要搬你们的半身像？”
“不，根据计划，我将从营地协调登顶。”
“明白了！谁来搬呢？”
“斯杰帕诺夫！”
“那其他人呢？”
“我们是攀登的负责组织的人员，”政治指导员解释说，“我们负责活动的宣传。要知道这是最高难度的远征！嗯，至于政治意义……”
“我都明白了！”拉伯波尔特鼻子里发出了喘息声。“我欢迎你们的创举，年轻人！只是，孩子们，我们这样说定吧。我已经完全站在你们这边了。可万一你们搬不上去半身像呢？你们干嘛要陷进去？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你们搬上去后，我们立刻报道……我以苏联报纸工作者的名义保证！”
不等到三人想出反驳的办法，他站起来并开始亲切地拉着他们的手摇晃。
“祝你们成功！共青团想出了件好事！真了不起：24.74公斤，啊？……”
拍打着登山者们的肩膀，他把他们推到了门外。
“听说了吗，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工业部编辑阿列克谢耶夫跑过去时问道。“马卡尔采夫心肌梗塞发作了！”
“你开玩笑！”
“他从中央出来时摔倒了。但是爬着返了回去。毅志真坚强！就是这样，活得好好的，也不知道在哪儿会突然碰上……”
关于主编的消息以电波的速度传遍了编辑部。员工从各部里拥到走廊中打听详情。每个人都有了消息、推测、对未来的担心。不过，恰恰是消息不足。有人已经听到了什么，通过多次的转述得知了细节。
“负责任要以健康为代价，”阿列克谢耶夫富有哲理地说道，“国家是不会白给钱的。”
“这和责任有什么关系？恐怕，是因为《香杰克勒的女王》②狠批了他一顿，于是他就受不了了。”摄影记者萨沙·卡卡巴泽说道。“还记得电话吗？我们发表了批评性评论，可瘦削的同志喜欢上了这部电影……难道主编能预料到这个？”
“到底喜欢上什么了？”
“里面女主人公的乳房大，符合他的口味。”
“符合他过去的口味。”秘书处的特约通讯员伊弗列夫冷冷地补充道。
“小声点，斯拉维克，”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制止了他并回头看了一下，“喜欢的不是乳房，而是导演是西班牙的共产党员。”
“可我觉着，”副责任秘书叶吉科夫说道，“马卡尔采夫自己有责任。他总是缓和：两面讨好。车厢间的缓冲器经常坏——它们承受的负荷大……”
拉伯波尔特在听着。他向来不喜欢对着如此众多的耳目说话。他打量着站着的人们。谁会偷偷放进文件夹呢？谁把一个好人弄到了心肌梗塞发作？
“你说，是他自己的错？”拉伯波尔特靠近了叶吉科夫。“那你指责他什么呢？指责他心肠软？”
“我没有指责他！”叶吉科夫退缩了。“什么心肠软啊？可笑！”
“你感到可笑，”女打字员斯威特罗泽尔斯卡雅插嘴道，“你心肠不软，永远也不会软。可马卡尔采夫是个好男人！没有成功不是他的责任。”
“什么没有成功？”叶吉科夫追问道。
“没什么！你们记得食堂的事吗？”
“当然记得！”卡卡巴泽说道。“我自己参加了共青团委的突击检查。”
有一次马卡尔采夫在碰头会上问道，为什么阿列克谢耶夫不在。“他中毒了，”人们回答他说，“他在编辑部食堂吃了什么东西。”白天马卡尔采夫亲自下到了食堂。他拿着托盘排了会儿队，在小桌子后面坐了下来，闻了闻汤，把它推到了一边，用叉子戳了戳肉饼。他差点吐了出来，可要知道他为了事业必须爱护自己。他叫来了卡申。
“真是天晓得！为什么那么难吃？”
“看来是在偷窃。”卡申猜测道。
“为什么我们不说话？还是记者呢！我们自己这里都搞不好，还要求别人什么呢？”
“您是主编，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您可以试试。”
“我连试也不会！我就是说做就做！”
主编给反盗窃国家财产和投机行为局局长打了电话。当天，《劳动真理报》编辑部出口处出现了一位穿着朴素，彬彬有礼的年轻人。他礼貌地问每一个拎着沉重的手提包从楼梯走下来的妇女：
“对不起，您在食堂工作吗？”
她没有否认，于是他请她到旁边的房间去。那里有两个民警和人民监督代表守在秤旁边。他们从包里拿出偷盗的食品，称重量并开具证明。第二天，食堂的全体员工，从女洗碗工到经理，全部被撤换，之后编辑部人员两次或三次地去吃午饭，一切是那样的干净和可口。一天过后，汤变得不那么好吃了，两天过后，第二道菜也是。一周过后一切变得照旧。马卡尔采夫去的是中央的食堂，因此再也没有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我们的事是鸡毛蒜皮，”伊弗列夫说道，“喔喔叫完了，哪怕天不亮也没关系！”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没有责任。”安涅奇卡生气了。
“当然了！”拉伯波尔特安慰他说。“为什么要怪罪一个人说他有美好的热情呢？其他人连热情也没有。”
“争论什么呢，同志们？”
卡申出现在了走廊中。
“是这样，瓦连京·阿法纳西耶维奇，”叶吉科夫说道，“我们在想，没有领导该怎么工作。”
“领导也在为此操心。”卡申环视了一下所有人。“我给医院打过电话。两个月内指望不上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了，也许是三个月。至于临时代替的人，那么中央已经同意斯捷潘·特洛菲梅奇了。”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房间的门一直半开着，里面的电话响了起来。
“塔甫洛夫同志，我是区委的卡瓦列洛夫。已经向我报告说，你们的主编出了点麻烦……但是是您负责我的文章……现在怎么样了？”
“这不取决于我。马卡尔采夫答应什么了？”
“他答应了！可他不在。谁代替主编了？亚古博夫？……哼……”
听到短促的忙音后，拉伯波尔特耸了耸肩并小心地把听筒放到了电话机上。
①沙腾在俄文中的意思是“深褐色头发的男子”。
②一部西班牙电影（Reina del chantecler, La）。
18．亚古博夫·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①
领导人员登记表资料
担任的职务：《劳动真理报》第一副主编。
1920年9月12日生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那古茨卡亚镇。
俄罗斯族。父亲俄罗斯族，母亲俄罗斯族。
社会出身：农民。
1939年起为苏共党员。党员证编号：0177864。未受过处分。
高等学历，毕业于高级党校，以及专门学历（毕业文凭副本附在表格中）。
专业：党务工作人员。
所有在世与去世亲属的名单，他们的居住地及安葬地在本表格的附录中。
外语知识：英语、德语、匈牙利语，掌握程度足够流利。
出国情况：（工作出差清单附上）。
军衔：预备役中校，特别登记。
在经选举产生的机构中的任职情况：苏共莫斯科市委委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记者协会会员，新闻社管理委员会委员，苏匈友好协会副主席，编辑部党委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