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社会不仅仅是以不同的强度引起个人对它的感情和活动的客体，它还是调节个人感情和活动的一种力量。在这种调节活动的方式和社会自杀率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一
经济危机对自杀的倾向有着严重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1873年，维也纳爆发了一场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在1874年达到顶点；自杀的人数立刻就增加，从1872年的141人增加到1873年的153人和1874年的216人，比1872年增加51%，比1873年增加41％。充分证明这种灾难是自杀人数增加唯一原因的是，在危机处于最严重的状态时，即1874年的头四个月，自杀人数的增加特别明显。从1月1日到4月30日的自杀人数，1871年为48人，1872年为44人，1873年为43人；而1874年则为73人，增加了70％。同一时期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爆发的金融危机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在1874年以前的几年里，自杀的人数每年平均为22人，而1874年则为32人，即增加了45％。
人们没有忘记1882年冬在巴黎证券交易所发生的股票行情暴跌，其后果不仅在巴黎可以感觉到，而且波及整个法国。从1874年到1886年，自杀人数平均每年只增加2%，而1882年却增加了7％。而且，在这一年的不同时间，自杀人数也不一样，不过在头三个月里，即正在股票行情暴跌的时候最多；仅仅在这三个月里就增加了59％。这种增加完全是特殊情况的功绩，不仅不会发生在1881年，而且在1883年就消失了，尽管1883年全年的自杀人数要比上一年略多一点：
1881 1882 1883
全年 6741 7213（增加7%） 7267
第一季度 1589 1770（增加11%） 1604
这种关系并非仅仅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能看到；这是一种规律。破产的数字是相当灵敏地反映经济生活发生变化的晴雨表。如果破产突然一年比一年多，那就可以肯定发生了某种严重的动乱。从1845年到1869年，破产的数字有过三次突然增加，这是危机的征兆。在这段时期里，破产的数字平均每年增加3．2%．，而1847年却增加26%，1854年增加37%，1861年增加20％。在这三年里，人们发现自杀的人数也格外迅速地增加。在这24年里，自杀人数平均每年只增加2%，而1847年却增加了17%，1854年增加了8%，1861年增加了9％。
但是这些危机靠什么产生影响呢？是不是因为这些危机在使公共财富减少的同时增加了贫困？是不是因为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所以人们更自愿地放弃生命？这种解释因为简单而吸引人，而且符合流行的自杀概念。但是这种解释与事实背道而驰。
其实，如果说自杀人数的增加是因为生活变得比较艰难，那么在生活变得比较富裕的时候自杀人数应该明显减少。然而，尽管在生活必不可少的食物价格大幅度上涨时，自杀的人数通常也大幅度增加，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自杀人数并没有减少到平均数以下。在普鲁士，1850年小麦的市价降到1848—1881年期间的最低点，每50公斤6．91马克；然而这时的自杀人数却从1849年的1527人增加到1736人，即增加了13%，而且在1851年、1852年、1853年继续增加，尽管小麦的价格一直很便宜。在1858—1859年期间，小麦的价格再一次下跌，然而自杀的人数却从1857年的2038人增加到1858年的2126人和1859年的2146人。从1863年到1866年，小麦价格从1861年的11．04马克逐步下跌到1864年的7．95马克，而且在这个时期价格一直非常平稳；在此期间，自杀人数却增加了17%（1862年为2112人，1866年为2485人）。①在巴伐利亚，人们观察到类似的事实。根据迈尔为1835—1861年这个时期所作的曲线，②1857—1858年和1858—1859年黑麦的价格最低，然而1857年的自杀人数只有286人，而1858年却增加到了329人，1859年又增加到387人。同样的现象在1848—1850年期间也发生过：这时小麦的价格同全欧洲一样非常便宜。然而，由于我们曾经说起过的政治事件，自杀人数尽管暂时略有减少，但保持在同样的水平上：1847年为217人，1848年还有215人，1849年尽管一度减少到189人，但1850年又重新增加到250人。
①见施塔克：《普鲁士的犯罪与违法》，柏林，1884年，第55页。
②《社会生活的规律性》，第345页。
如果说贫困的加剧很少使自杀的人数增加，那么使一个国家突然繁荣昌盛起来的幸运机遇对自杀的影响也和经济灾难完全一样。
1870年，维克多·伊马纽尔征服了罗马，最终奠定了意大利的统一，这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场革新运动的开始，这场运动正在使这个国家成为欧洲列强之一。商业和工业由此得到了有力的推动，国家异常迅速地发生了变化。1876年，总功率为54000马力的4459台蒸汽锅炉已足以满足工业的需要，然而在1887年，机器的数量是9983台，总功率达到了167000马力，即增加了两倍。在此期间，产品的数量自然也以同样的比例增加。①贸易随之而扩大；不仅商船和交通运输线路得到了发展，而且运送的客货量也翻了一番。②因为这种普遍的过度活动导致了工资的增加（据估计从1873年到1889年增加了35%），所以劳动者的物质状况有所改善，何况这时面包的价格也在下跌。③最后，根据博迪奥的计算，私人财产从1875—1880年的平均455亿增加到1880—1885年的510亿和1885—1890年的540亿。④
①见福尔纳萨里·迪·韦尔切：《意大利的犯罪行为和经济变迁》，都灵，1894年，第77—83页。
②《意大利的犯罪行为和经济变迁》，第108—117页。
③同上书，第86—104页。
④1885—1890年期间增加较少是因为有一次金融危机。
然而，在这种百废具兴的时候，自杀的人数却异乎寻常地增加了。从1866年到1870年，自杀人数大致保持不变；从1871年到1877年，自杀人数却增加了36%：
1886—1870年 每百万人中29人 1874年 每百万人中37人
1871年 每百万人中31人 1875年 每百万人中34人
1872年 每百万人中33人 1876年 每百万人中36．5人
1873年 每百万人中36人 1877年 每百万人中40．6人
1877年以后，自杀的人数继续增加，1877年的总数为1139人，1889年增加到1463人，即增了28％。
在普鲁士，同样的现象发生过两次。1866年，这个王国第一次扩大版图。它吞并了几个重要的省，同时成了北方同盟的盟主。伴随着这种光荣和权力的增加而来的是自杀的人数突然增加。在1856—1860年期间，每百万人中平均每年有123人自杀，而1861—1865年期间只有122人。在1866—1870年这五年里，尽管1870年的自杀人数有所减少，但平均数仍然增加到了133人。1867年，即胜利后的第一年，是自1816年以来自杀人数最多的一年（每5432名居民中有l名自杀，而在1864年，每8739名居民中才有1名自杀）。
在1870年战争结束后，发生了令人高兴的新变化。整个德意志统一在普鲁士的霸权下。巨大的战争赔款扩大了公共财富；商业和工业飞跃发展。但自杀的人数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从1875年到1886年，自杀的人数增加了90%，即从3278人增加到了6212人。
万国博览会取得了成功，被看成是社会生活中一件令人高兴的大事。博览会促进了商业，给国家带来了更多的金钱，使国家更加繁荣昌盛，尤其是举办博览会的城市。然而，博览会最后以自杀人数大大增加告终也不是不可能的。1878年的博览会看来尤其如此。这一年是1874年到1886年期间自杀人数增加最多的一年，增加了8%，超过了股票行情暴跌的1882年。而且不能假设除了博览会以外还有另外的原因引起自杀人数再次增加，因为86％的自杀就发生在举行博览会的六个月里。
1889年，同样的情况并没有再次发生在整个法国。但这可能是布朗热危机对自杀进程的抑制作用抵消了博览会的有害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在巴黎，尽管布朗热主义引起的政治热情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但发生的情况却和1878年相同。在举行博览会的七个月里，自杀的人数增加了将近10%，确切地说是9．66%，而在其余的几个月里，自杀人数却少于1888年和1890年的同期。
1888 1889 1890
举行博览会的七个月 517 567 540
其余的五个月 319 311 356
可以考虑，要不是布朗热主义，自杀的人数会更多。但是，更能证明经济困难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有严重影响的是它的反作用。在爱尔兰，农民过着艰难的生活，但很少有人自杀。贫苦的卡拉布里亚地区可以说没有人自杀；西班牙的自杀人数只有法国的十分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说，贫困起了保护作用。在法国的不同省份里，靠收入生活的人越多，自杀的也越多。
每十万人中的自杀人数（1878—1887） 每千人中靠收入生活的平均人数（1886）
48—43（5个省） 127
38—31（6个省） 73
30—24（6个省） 69
23—18（15个省） 59
17—13（18个省） 49
12—8（26个省） 49
7—3（10个省） 42
图五 自杀和财富
两张地图的比较证实了这些平均数的比较（见附录五）
因此，工业危机或金融危机之所以使自杀人数增加，并非由于这些危机使人贫困，因为繁荣的机遇也产生同样的结果；而是由于这些危机打乱了集体秩序。①对平衡的任何破坏，哪怕由此而导致更大的富裕和生活的普遍提高，也会引起自杀。每当社会机体发生重大的调整时，不管是由于迅速的发展还是由于意外的灾难，人都容易自杀。这怎么可能呢？通常被认为是使生活得到改善的事情怎么能使人脱离生活呢？
①为了证明幸福的增加使自杀的人数减少，人们有时试图证明，当移民这个贫困的保险阀门大大打开时，自杀的人数便减少（见勒古瓦的著作第257—259页）。但是这两种现象不成反比而成正比的情况也很多。从1876年到1890年，意大利的移民从每10万居民中76人增加到335人，1887—1889年期间甚至超过了这个数字。与此同时，自杀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需有几个先决条件。
二
任何生物都不可能幸福，甚至不可能活下去，除非它的需要完全与它的谋生手段相适应。换句话说，如果它的要求超过了它所能得到的，或者只能得到另一种东西，那么它就会不断地受到伤害，而且不能毫无痛苦地活动。然而，不能没有痛苦产生的运动是不会再次产生的。没有得到满足的倾向会衰退，而且，因为活下去的倾向只不过是其他倾向引起的结果，所以如果其他倾向减弱，这种倾向也不可能不减弱。
在动物中，至少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平衡是自发地建立起来的，因为这种平衡纯粹取决于物质条件。机体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一定数量的物质和能量，用来生存下去，这些物质和能量定期地被同等数量的物质和能量所取代，因为体力的恢复和消耗相等。当生命所消耗掉的体力得到补充，动物就感到满足，再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它的思考能力没有发达到能够想象肉体需要以外的其他目的。另一方面，因为要求每一种器官所做的工作本身取决于生命力的一般状况和机体平衡的必要性，所以体力的消耗反过来要靠恢复来调节，平衡要靠自身来实现。一方面所受到的限制也是另一方面所受到的限制；这些限制同样存在于没有办法超越这些限制的生物的机体结构中。
但是人就不是这样，因为人的大部分需要不是或不是在同样程度上由肉体决定的。严格地说，也可以认为在肉体上维持一个人的生命所必需的食物数量是可以确定的，尽管不像前一种情况那样严格，而且各种欲望自由结合的余地更大；因为除了本性本能地感到满足的最低限度必需数量以外，比较活跃的思考使人隐约看到更好的条件，这些条件看来像是引人企求的目的，而且激发起人的积极性。然而可以承认，这类欲望迟早会遇到某种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如何确定一个人可以合法地追求的幸福、舒适和奢侈的数量呢？我们既不能在人的肉体结构上也不能在人的心理结构上找到任何表明这类欲望的极限的东西。个人的生命机能并不要求这类欲望停留在这一点上而不是停留在另一点上；证明就是，这类欲望是有史以来才得到发展的，而且总是得到越来越全面的满足，然而一般的健康没有进展，越来越衰弱。尤其是如何确定这些欲望必须根据环境、职业以及事业的相对重要性而变化的方式呢？在任何社会里，不同社会等级的人都不能同样地满足这些欲望。然而，在任何公民身上，人性的基本特点看上去差不多是一样的。因此，人性不能给这些欲望规定必要的不同界限。因为这些欲望只取决于个人，所以是无限的。撇开任何外部的支配力量不谈，我们的感觉是一个没有任何东西能填满的无底洞。
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外来的力量限制这种感觉，那么这种感觉本身就只能是苦恼的源泉。因为有些贪得无厌的欲望按照定义来说是难以满足的，而这种贪得无厌被看成一种病态是不无道理的。既然没有什么东西限制这些欲望，这些欲望总是无限地超出自己所拥有的手段，因此没有什么东西能使这些欲望平息下来。当然，人们曾经说过，任意展开而没有规定的界限和为自己确定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正是人类活动的本性。但是看不出为什么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和精神生活的条件取得一致，而不是和物质生活的要求取得一致。不管人在做事、活动、作出努力时感到多么愉快，他还必须感到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在走路时向前进了。然而，如果他不向任何目标走去，他就不会前进；如果他所走向的目标在无穷远的地方，其结果也是一样。不管他走了多少路，如果他离开目标的距离还是那么遥远，那么他就好像在原地踏步不前。即使回过头来看，因为看到已经走过的空间而可能感到自豪，但是这也不会产生一种非常虚假的满意感，因为要走的空间并没有因此而缩小。追求一个假设达不到的目标，就是使自己永远处于不满足的状态。毫无疑问，人有时会毫无理由地抱有希望，而且即使毫无理由，希望也有它的乐趣。因此，希望可能使他支撑一段时间；但是在一再受到欺骗以后，希望是不会无限期地存在下去的。然而，既然永远不可能达到一种可以保持下去的状态，既然不可能接近模糊地看到的理想，那么未来又能够比过去更多地给予他什么呢？由此可见，占有越多就希望占有更多，得到的满足只会刺激各种欲望，而不是平息这些欲望。有人会说，就行动本身而言，行动是令人愉快的吗？但是，首先，只要人们看不清真相，就不会感到这种行动的无益。其次，为了感觉到这种偷快，并且部分减轻和掩盖随着这种愉快而来的痛苦的不安，这种无益的行动至少应该是轻松的，而且不受任何阻碍。但是，如果这种行动受到阻碍，那就只剩下不安和这种不安所带来的苦恼了。如果从来没有出现过某种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倒是一个奇迹。在这种情况下，人只靠一根细丝和生命联系在一起，这根细丝随时都可能被拉断。
因此，要想避免这种情况，首先应该使情欲受到限制。只有这样，情欲才能和能力相一致，然后才能得到满足。但是，既然个人根本不能限制情欲，这种限制就必然来自个人以外的某种力量。必须有一种力量对精神上的需要起调节作用，就像机体对肉体上的需要起调节作用一样。这就是说，这种力量只能是精神上的。打破动物所处的平衡状态是意识的觉醒；因此只有意识才能提供恢复平衡的手段。在这里，肉体上的限制是不起作用的；不能用物理和化学的力量改变一个人的心情。欲念如果不是自动地被生理机制所遏制，就只能被限制在承认是合理的范围内。人是不会乐意节制他们的欲望的，如果他们自以为有充分理由超越给他们规定的界限的话。他们甚至不会为了我们所说过的理由把这种合理的规定强加给自己。因此，我们必须从某种他们所尊敬和自发地服从的权威那里接受这种规定。只有社会才能直接地和整体地，或者通过它的某一个机构起到这种节制作用，因为社会是唯一胜过个人的精神力量，而且个人承认它的优势。只有社会才有必要的权威制定法律和给情欲指明不能逾越的界线。也只有社会才能以最有利于共同利益的方式判断应该给每一类公务人员以何种奖励。
事实上，在历史上的每一时刻，在社会的精神意识中，对不同社会服务各自的价值，对每一种服务的相对报酬，因而对适合于每一种职业的劳动享受的一般舒适程度，都有一种难以理解的看法。舆论认为，不同的职业是分成等级的，并且根据在等级中所占的地位给每一种职业分配一定的享受系数。例如，根据得到认可的意见，有一种生活方式被看成是一个劳动者力求改善生活所能达到的上限，还有一个下限，低于这个下限就很难容忍，尽管他并没有受到极大的羞辱。对城市里的劳动者和对农村的劳动者、对仆人和对打短工的、对店员和对官员……来说，这种上限和下限是不同的。同样，人们指责过穷日子的富人，但是如果他过分追求奢侈，人们也会指责他的。节俭的人提出抗议是徒劳的；但是一个人完全不必要地消费太多的财富总会引起公债，而且似乎只有在道德混乱的时代里才会稍加容忍。①因此，有一种真正的规章制度，尽管并不总是具备法律的形式，但相当精确地规定每一个社会阶级可以合法地力求达到的最大限度富裕。此外，这样建立起来的等级不是没有一点变化的。它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或减少和社会道德观念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见，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是奢侈，对于另一个时代来说就不再是奢侈；富裕长期只属于一个阶级仅仅是例外，终究会变得绝对必要和公平。
①这种指责实际上完全是道义上的，看来不大可能得到法律的承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或者根本不可能重新制定限制奢侈的法律。
在这种压力下，每一个人在他的范围内模糊地意识到他的奢望所能达到的极限，而且丝毫不想超出这个极限。至少，如果他遵守惯例并服从集体的权威，也就是说，如果他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他就会感到提出更多的要求是不应该的。这就为情欲规定了目标和极限。当然，这种限定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绝对的。给每一类公民规定的经济理想包含在某种范围内，各种欲望可以在这个范围内自由驰骋。但是这种理想不是无限的。正是这种相对的限制和由此而产生的节制，使得人们满足于他们的境遇，同时又刺激他们有分寸地去改善这种境遇；正是这种一般的满足产生这种平静和积极的欢乐，而这种生活的欢乐对于社会和个人来说都是健康的特征。每一个人，至少一般说来，和他的条件是一致的，而且只想他所能合法地得到的东西作为他的活动的正常奖励。此外，人并不因此而处于静止的状态。他可以设法美化他的生活；他在这方面所作的种种尝试可能不成功，但不会使他感到绝望。因为在他喜欢他所拥有的东西的同时，并不把他的全部情欲放在追求他所没有的东西上，他渴望得到的新的产品，在他的意愿里可能是很少的，但他同时并不缺少一切东西。基本的必需品他还是有的。他的幸福处于稳定的平衡状态，因为这种平衡状态是确定的，某些失望不足以打破这种平衡。
尽管如此，即使每个人都认为舆论所建立的职业的等级是公平的也毫无用处，如果人们不同时认为这些职业吸收新成员的办法同样是公平的。劳动者如果不相信他已经有了他应该有的东西，他就和他的社会地位不一致。如果他自以为有充分理由占有另一种社会地位，他就不会对已有的东西感到满足。因此，公众的感情不足以规定每一种社会地位的平均需要水平，还应该有另一种更加精确的规章制度来确定不同社会地位应该向个人开放的方式。其实，没有一个社会没有这种规章制度，只是因时因地有所变化而已。从前这种规章制度几乎把出身当作社会划分等级的唯一原则；今天这种规章制度只坚持另一种天生的不平等，即产生于遗产和美德的不平等。但是，在这些不同的形式下，这种规章制度的目的到处都是一样的。而且不管在什么地方，只有由超越个人的权威即集体的权威强加于个人，这种规章制度才有可能存在。因为只有以公众利益的名义要求这一部分人或另一部分人作出牺牲，更通常的是要求这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都作出牺牲，这种规章制度才能建立起来。
诚然，有些人曾经认为，从经济地位不再代代相传之日起，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就会变得毫无用处。有人曾经说过，如果遗产被取消，如果每一个人出生时的经济条件都一样，如果竞争者之间的角逐是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那就没有人会发现结果是不公平的。所有的人都会本能地感到一切事情本该如此。
事实上可以肯定，越是接近这种理想的平等，就越是不需要社会的限制。这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因为永远有一种遗产会继续存在下去，这就是天资的继承性。智力、爱好以及科学、艺术、文学和实业等方面的才能、勇气和心灵手巧，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就像产业主的儿子接受资产、从前的贵族接受封号和爵位一样。因此，还应该有一种精神上的约束，使那些天资最不好的人接受他们命中注定的最低下的地位。有人甚至会要求人人平等，并且不让那些最有用的人和最有功绩的人占任何优势。但是这样一来，就需要某种更加有效的约束，使后者接受与那些平庸的人和无能的人完全相同的待遇。
不过这种约束和前一种约束一样，只能在服从它的人都认为是公平的时候才有效。如果这种约束只是靠习惯和压力来保持，那么和平与和谐就只能在表面上继续存在；身心的不安和不满是潜在的；表面上得到克制的欲望随时会爆发出来。这就是古罗马和古希腊的贵族和平民组织建立于其上的信仰开始动摇时所发生的情况，也是我们现代的贵族的偏见开始失去其原有的巨大影响时所发生的情况。但这种动荡的状况是少有的，只发生在社会经历某种不正常危机的时候。在正常的情况下，全体国民都承认这种集体秩序是公正的。因此，当我们说把某种权威强加于个人是必要的，我们的意思绝不是说暴力是建立这种秩序的唯一手段。因为这种规章制度是用来限制各种个人情欲的，所以必须来自统治个人的某种权力机构，但是对这种权力机构的服从也应该是出于尊重而不是出于畏惧。
由此可见，人类的活动可以超越任何制约是不对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存在物可以享受这种特权。因为作为世界组成部分的任何存在物都和世界上的其他存在物有关，所以其本性和表现这种本性的方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而且取决于其他存在物，后者对前者加以限制和调节。在这一点上，矿物和能思维的人只有程度和形式上的某些差别。人的特点是他所受到的制约不是肉体上的，而是道义上的、即社会的制约。他所接受的规则不是来自粗暴地强加于他的某种物质环境，而是来自胜过他自己的意识的、而且他感觉到其优势的某种意识。因为他的生命的绝大部分和精华超出肉体，他摆脱了肉体的侄桔，但受到社会的约束。
不过，在社会动荡不定的时候，不管是由于某种令人痛苦的危机，还是由于某种令人高兴但过于突然的变化，社会都暂时没有能力采取这种行动，这就引起我们在前面已经证实的自杀人数的曲线突然上升。
事实上，在经济上遇到灾难时，会发生某种降低等级的情况，使某些人突然退回到他们原先所处的低下地位。于是他们必须降低他们的要求，限制他们的需要，学会更大的克制。对他们来说，社会活动的所有成果都不再存在；他们要重新接受道德教育。然而，社会并非一下子就能使他们适应某种新的生活，也不能一下子就使他们学会增加他们所不习惯的自我克制。其结果是他们不适应这种强加给他们的条件，而且这种条件的前景对他们来说甚至是不可容忍的；由此而产生的痛苦使他们弃世而去，甚至没有体验一下这种低下的生活。
但是，如果危机的根源是权力和财富的突然增加，其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当生活的条件发生变化时，调节各种需要的尺度就不可能再是原来的样子；因为这种尺度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变化而变化的，因为这种尺度是大致确定每一类生产者所应得的份额的。社会财富的分配标准被打乱，但是另一方面新的标准又没有立刻建立。公众的意识给人和物重新分类需要时间。只要由此而失控的各种社会力量没有恢复平衡，它们各自的价值观念仍然处于未定的状态，那就暂时不会有任何规章制度。人们再也不知道什么是可能做到的，什么是不可能做到的，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不公平的，什么是合理的要求和希望，什么是超过了限度的要求和希望。因此，人们什么借口也不需要。这种动荡只要稍微严重一点，甚至会影响分配公民从事不同职业的原则。因为社会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必然要改变，所以表现这种关系的观念也不可能原封不动。例如危机对之特别有利的阶级再也不打算像从前那样顺从，而且作为一种反应，他们的好运也唤醒了周围的人和地位比他们低下的人的种种贪欲。因此，各种欲望由于不再受到迷失方向的舆论的制约，所以再也不知道哪里是应该停下来的界限。此外，在这种时候，各种欲望都处于一种自然而然的兴奋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一般人的活动才更加频繁。因为幸运的事件增加了，欲望才更加强烈。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收获刺激着他们，使他们的要求更高，更加忍受不了任何规章制度，传统的规章制度正是在这种时候失去了它们的权威性。因此，放纵或反常的状态进一步强化，各种情欲在需要更加有力的约束时反而得不到约束。
但是他们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过分受到刺激的野心总是超过已经得到的结果，不管这些结果是什么；因为这种野心没有得到应该适可而止的警告。因此，没有什么东西能使这种野心感到满足，而且这种激动本身会永远保持下去而不会平息。尤其是，由于这种向一个难以把握的目标前进的进程除了本身是一种乐趣外（如果还算是一种乐趣的话），不可能得到其他乐趣，所以这种进程万一受到阻碍，一个人就还是两手空空。不过，这时斗争会变得更加激烈和痛苦，因为斗争不受约束，还因为竞争更加激烈。所有的阶级都被卷了进去，因为再也没有固定的阶级区分。因此，在作出的努力变得更加毫无结果的时候，却要作出更大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活下去的愿望怎么会不减弱呢？
这种解释得到贫穷国家具有独特免疫力的肯定。贫穷之所以能防止自杀，是因为贫穷本身是一种制动器。不管一个人做什么，欲望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考虑手段；人们部分地以此为出发点来确定想要得到的东西。因此，占有得越少，就越是不想无限地扩大欲望的范围。无能在迫使我们节制的同时，也使我们习惯于节制，只要在普遍处于中等水平的地方没有任何东西来刺激欲望。相反，财富通过它所赋予的权力使我们幻想我们只属于我们自己。财富在减少我们对各种东西抵制力的同时，还诱使我们相信可以无限地获得这些东西。不过，人越是不感觉到限制，任何限制就越是显得令人难以容忍。因此，这么多宗教赞扬贫穷的好处和道德价值，不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贫穷是人们学习自我克制的最好课堂。贫穷在迫使我们经常约束自己的同时，还使我们作好准备去驯服地接受集体的约束，而财富在使个人兴奋的同时，往往有可能唤醒这种作为不道德行为根源的造反精神。当然，这不是阻止人类去改善物质条件的一个理由。但是，即使增加财富所引起的道德危机不是不可救药，但也不应掉以轻心。
三
像上述那些情况一样，尽管社会混乱历来只是间歇地以严重危机的形式发生，很可能不时地使社会自杀率发生变化，但不会是使自杀率发生变化的一个固有和经常的因素。不过，有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在当前这个领域里的混乱是一种持久的状态，这个领域就是工商界。
一个世纪以来，经济的进步实际上主要是使各种工业关系摆脱一切限制。直到最近，全部道义力量的职能还是约束这些关系。首先是宗教，它同样地影响工人和老板、穷人和富人。它安慰前者，使他们学会满足于他们的命运，告诉他们社会秩序是天意，每个阶级所得的份额是上帝本身确定的；同时使他们希望今生的不平等在来世得到公正的补偿。它使后者克制，提醒他们尘世的利益不是人类的一切，他们应该服从另一些更崇高的利益，因此不值得任意地和毫无限制地去追求尘世的利益。世俗的权力则通过对经济职能行使最高权力，通过使经济职能保持相对从属的地位，限制经济职能的扩大。最后，在工商界内部，行业公会通过调整工资、产品价格和生产本身，间接地确定收入的平均水平，在这个水平上通过环境的力量部分地调节各种需要。尽管如此，我们在描述这种组织时并不是想把它当作一种模式。如果不进行深刻的改造，这种组织显然不适合于现实世界。我们所指出的只是这种组织一直存在，起过有益的作用，而且今天还没有什么东西取而代之。
事实上，宗教已经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权威。政府的权力不再是经济生活的调节者，而是变成了它的工具和奴仆。最对立的两派——正统的经济学家和过激的社会主义者——串通一气使政府处于不同社会职能之间或多或少是被动的中间人角色。前者仅仅打算使它成为私人契约的保管者；后者交给它的任务是管好集体的账目，也就是说，登记消费者的种种需求并转告生产者，清点总收入并按照固定的办法分配这些收入。但是两派都不承认政府有资格使其他社会机构服从于它，并使这些机构趋向一个支配它们的目标。双方都宣称，国家唯一的或主要的目标应该是发展工业；这正是经济物质主义教条的内涵，也是这两种表面上对立的制度的基础。而且，由于这些理论只是舆论的反映，所以工业不再继续被看作为了达到一个超越它的目标的手段，而是变成了个人和社会的最高目标。但是工业所引起的种种欲望却可能摆脱限制他们的任何权威。可以说，这种把幸福神化的做法在使欲望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也使欲望高于人类的任何法律，似乎制止欲望就是一种衰读神圣的行为。因此，甚至工业界本身通过同业公会对各种欲望实施的纯功利主义的规章制度也没有成功地保持下去。最后，欲望的爆发由于工业的发展和几乎无限扩大的市场而变得更加严重。只要生产者只能在周围的邻近地区推销他的产品，可能获得的微薄收入就不可能使野心受到极大的刺激。但是，既然他几乎可以断言全世界都是他的顾客，那么，在这种无限的前景面前，各种情欲怎么会像从前那样接受别人的限制呢？
这就是这部分社会发生动荡并扩大到其余部分的根源。因为在这部分社会里，危机和混乱的状态是经常存在的，所以也可以说是正常的。贪婪自上而下地发展，不知何处才是止境。没有任何办法能平息贪婪，因为贪婪试图达到的目标远远超过了它能达到的目标。与狂热的幻想模糊地看到的可能性相比，现实似乎毫无价值；因此人们脱离现实，但是当可能变成现实时，他们后来也又要摆脱这种可能。人们渴望各种新奇的东西、不知道的享受和不可名状的感觉，但是这些新东西被认识以后，它们便失去了它们的一切风趣。从那时起，突然发生最微小的挫折，人们就无力承受。所有这种狂热一旦减弱，人们就会意识到，这种折腾多么徒劳，所有这些无限地积累起来的新鲜感觉没有成功地构成可以在不幸的日子里靠它生活的幸福的坚实基础。聪明人懂得享受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不是经常感到需要用其他成果来取而代之，并且在困难的日子来到时从中看到生活的希望。但是，老是等待未来和眼睛盯着未来的人在他的过去却没有任何东西来鼓励他忍受现在的痛苦，因为过去对他来说只是一系列急于度过的阶段。使他能够自己欺骗自己的是，他总是想在不久的将来找到迄今为止还没有遇到的幸福。但是他就此停步不前，从此在他的前后便再没有什么指望了。而且，仅仅疲倦就足以使幻想破灭，因为他终究很难不感到没有结果的追求是毫无用处的。
有人甚至可能会寻思，今天使经济灾难引起这么多人自杀会不会主要不是这种精神状态。在一个人服从某种合理约束的社会里，他也比较容易经受得住命运的打击。习惯于过紧日子和知足，作出必要努力强制自己日子过得更紧一点所要付出的代价也相对小一点。但是，如果任何限制都是令人讨厌的，那么更严格的限制怎么会不显得令人难以忍受呢？非常急躁的人是不大倾向于屈从的。如果他除了不断地超越他已经达到的那一点外没有别的目的，那么被抛在后面对他来说是多么痛苦啊！不过，作为我们经济状况的特点的混乱给所有的冒险打开了大门。由于各种想象都渴望新奇，而且得不到控制，所以这些想象就盲目地摸索。失败必然与风险交叉，所以危机也在变得更能造成极大损害时频繁发生。
然而，这种心情如此根深蒂固，所以社会在其中形成，而且习惯于把这种心情看作是正常的。人们一再说，永不满足、一刻不停地向着一个不确定的目标前进，这是人的本性。无限的情欲像一种道德差别的标志那样每天都显示出来，而这种情欲只能在失常的和把失常当作规律的意识中产生。不管怎样，关于尽可能迅速地取得进展的原则已经变成了信条。但是，与这些赞美不稳定性的好处的理论相对应，也出现了另外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在概括它们从中产生的环境时宣称生活是艰难的，指责生活中的痛苦多于欢乐，只用一些迷惑人的魅力来引诱人。由于混乱在经济界最严重，所以这里的牺牲者也最多。
表二十四 每种职业每百万人中自杀的人数
商业 交通运输 工业 农业 自由职业①
法国（1875—1887）② 440 340 240 300
瑞士（1876） 664 1514 304 304 558
意大利（1866—1876） 277 152．6 80．4 26．7 618③
普鲁士（1883—1890） 754 456 315 832
巴伐利亚（1884—1891） 465 369 153 454
比利时（1886—1890） 421 160 160 100
符腾堡（1873—1878） 273 190 206
萨克森（1878） 341．59 71．17
①如果统计数字把若干种自由职业区别开来的话，我们便以自杀率最高的统计数字作为基准点。
②从1826年到1880年，经济界受到的影响似乎不大（见《1880年汇报》）；但是各种职业的统计数字是否非常精确呢？
③只有作家才达到这个数字。
事实上，工业和商业在各种职业中自杀的人数最多（见表二十四）。这两种职业的自杀人数几乎与自由职业的自杀人数持平，有时甚至超过；尤其是这两种职业所受的影响要比农业大得多。因为农业是古老的约束力还能最大限度地产生影响的职业，商业的狂热渗透到农业里很少。农业最能令人想起从前的经济秩序总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在工业界的自杀人数中，如果把老板和工人区别开来，差距就更明显了，因为前者可能最受混乱状态的影响。食利者异乎寻常的自杀率（每百万人中720名）充分表明，最有钱的人受到的损害最大。因为任何迫使人们甘居人下的因素都减轻这种状态的影响。下层阶级的前途至少要受到上层阶级的限制，所以他们的欲望比较有限。但是，那些还有向上活动余地的人几乎必然会陷入种种欲望之中，如果没有任何力量限制这些欲望的话。
因此，在我们的现代社会里，社会混乱是经常和特别引起自杀的因素，是每年使自杀的队伍得到补充的来源之一。所以我们面对着一种新的自杀类型，应该和其他类型的自杀区别开来。这种类型的自杀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不取决于个人与社会相联系的方式，而取决于社会管理个人的方式。利己主义的自杀产生于那些人再也看不到活下去的理由；利他主义的自杀则产生于这些人认为这种理由超出了生命本身。我们刚刚谈到的第三种自杀产生于这些人的活动失常并由此受到损害。根据其产生的根源，我们将把这种自杀称之为异常的自杀。
当然，这种自杀和利己主义自杀不是没有同源关系。两者都起因于社会没有充分起作用。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不起作用的领域不尽相同。对利己主义的自杀来说，社会缺乏真正的集体活动，使活动没有目的和意义。对异常的自杀来说，社会不能影响真正的个人情欲，使情欲得不到调节和控制。由此可见，这两种类型的自杀尽管有联系，彼此仍然是独立的。我们可以把我们身上一切具有社会性的东西同社会联系起来，但不懂得克制我们的欲望；我们不是利己主义者，但可能生活在社会混乱的状态之中，反之亦然。此外，这两种类型的自杀者并不来自同样的社会环境：前者主要来自知识界，即脑力劳动者阶层，后者主要来自工业界或商业界。
四
但是，经济的混乱不是唯一能够引起自杀的因素。
我们已经谈到过的在出现丧偶危机时发生的自杀，①实际上是由于夫妻中一方的死亡引起的家庭混乱。丧偶引起家庭混乱，未亡人则受到影响。活下来的人不适应这种新的境遇，因此比较容易自杀。
①见本书第187—189页。
但是还有另一种异常的自杀，我们应该多说几句，因为这种自杀更常见，还因为这种自杀有助于我们说明婚姻的性质和作用。
在《国际人口年鉴》（1882年9月）中，贝蒂荣先生发表了一篇值得注意的关于离婚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证实了下述假设：在整个欧洲，自杀的人数随着离婚和分居人数的变化而变化。
如果从这两方面来比较一下不同的国家，就已经看到这种类似性（见表二十五）。不仅这些平均数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唯一比较明显地不一致的是荷兰，那里的自杀率不像离婚率那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