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根据昆提利安的一篇著作，⑤在罗马，直到相当晚的时期，还有一种类似我们在希腊看到的制度，目的在于减轻上述规定的严酷性：想要自杀的公民应该向元老院说明他的理由，元老院决定这些理由是否可以接受，甚至决定自杀的方式。可以使人相信，在罗马确实有过这种做法，甚至在皇帝的统治下，军队里还继续存在某些做法。为了逃避兵役而试图自杀的士兵要被判处死刑，但是，如果他能证明他是出于某种可以原谅的动机，那么他就仅仅被开除军籍。⑥如果他的行为是出于对违反军规感到内疚，那么他的遗嘱就被宣布无效，财产充公。⑦毫无疑问，在罗马，在道义上或法律上评价自杀时，关于自杀动机的考虑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有这样的诫条："Et merito，si sine causa sibi manusintulit，puniendus est：qui enim sibi non pepercit，multo minus aliis parcet。”（如果一个人无缘无故地自杀，那么他理应受到惩罚：因为一个不爱惜自己的人更不会爱惜他人。）①公众的意识通常谴责自杀，同时保留在某些情况下批准自杀的权利。这种原则与作为昆提利安所说的那种制度的基础的原则十分接近；在关于自杀的罗马立法中，这种原则如此重要，以致一直保留到帝国时代。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合法的藉口越来越多，最后只剩下了一条不正当理由：为了逃避刑事判决的后果。后来有一阵，不宽容这类自杀的法律似乎也没有执行。②
⑤《雄辩家的培训》，VII，4，39——《雄辩术》，3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