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路易斯安那州的农田大规模使用了七氯后，导致甘蔗最凶恶的敌人——蔗螟泛滥成灾。喷洒七氯不久后，蔗螟的破坏就急剧增加了。针对火蚁的化学品杀死了蔗螟的天敌。作物遭受严重损失，农夫们试图起诉州政府没有提醒他们这样的后果。
伊利诺伊州的农夫们也尝到了苦果。为了控制日本甲虫，伊利诺伊州东部的农田里大量地使用了狄氏剂，之后农夫们发现喷药地区的玉米螟增加了很多。事实上，这一区域内种植的玉米存在的玉米螟幼虫是其他地方的两倍。农夫们可能还不了解其中的化学道理，但是不需要科学家提醒，他们也已经知道自己作了错误的决定。为了消灭一种昆虫，他们使另一种破坏性更大的昆虫得以泛滥。据农业部估算，日本甲虫每年在美国造成的损失约为1 000万美元，而玉米螟造成的损失约为8 500万美元。
有必要提到的是，人们在过去一直依靠自然力量控制玉米螟。1917年，这种昆虫无意间从欧洲进入美国，两年后，美国政府就开始实行搜寻和引进玉米螟寄生虫的大规模计划。从那时起，有24种寄生虫从欧洲和东方国家引进，耗费了不少钱。其中5种寄生虫可以有效地控制玉米螟。无需赘言，由于喷药杀死了玉米螟的天敌，这些努力取得的成果现在都化为乌有了。
如果你还不相信，请看加利福尼亚州的柑橘园的情况。19世纪80年代，那里成功进行了世界著名的生物防治实验。1872年，加利福尼亚州出现了一种以柑橘树汁液为食的介壳虫。此后的25年里，介壳虫发展成一种害虫，很多果园都遭受惨重损失。新兴的柑橘工业面临覆灭的威胁。很多农夫选择了放弃，把果树都拔掉了。后来从澳大利亚引进了一种介壳虫的寄生虫——体型很小的澳洲瓢虫。首批引进瓢虫的两年内，加利福尼亚州柑橘种植区的介壳虫就得到全面控制。从那时起，你在柑橘园找上几天，也不会找到一只介壳虫。
到了20世纪40年代，柑橘种植者们开始试用新的化学品对付其他昆虫。随着DDT和其他毒性更强的化学品的出现，加利福尼亚很多地区的澳洲瓢虫全部消失。当年引进瓢虫，政府只花了5 000美元，却可以给果农每年挽回几百万美元。但是，由于一时疏忽，这样的收益全没了。很快，介壳虫就卷土重来，造成的损失超过50年来所见过的任何一次。
“这可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里弗赛德市柑橘实验中心的保罗·德巴赫博士说。现在，控制介壳虫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了。只有通过反复放养和小心地控制喷药计划，才能保存澳洲瓢虫，减少它们与杀虫剂的接触。但是，不管柑橘种植者怎么做，瓢虫的命运还要或多或少地受邻近土地主人的支配，因为飘散而来的杀虫剂已经造成严重损失。
这些例子都是关于昆虫破坏农作物的。那些携带疾病的昆虫又会怎样呢？已经出现不少这方面的预兆。例如，南太平洋的尼珊岛上，“二战”期间曾大量喷药，但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喷药也就停止了。很快，疟蚊重新入侵了这座岛屿。捕食疟蚊的昆虫都已经被杀死了，新的种群还没发展起来，因此疟蚊得以大肆繁殖。马歇尔·莱尔德描述自己的经历时，把化学控制比作了踏车——一旦我们踏上去，就会因为害怕后果而不敢停下来。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喷药引起疾病的方式各不相同。由于某种原因，像蜗牛这样的软体动物不会受杀虫剂影响。这样的情况已经有很多次。佛罗里达州东部盐沼大量喷药后，大量生物死亡，唯独水蜗牛幸存下来。如人们所描述的，当时呈现出的是一个可怖的画面——只有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才能画出这样的效果。蜗牛慢慢地爬过鱼的尸体和垂死的螃蟹，吞食着致命的毒雨杀死的生物。
但是这种情况有什么重要意义呢？因为很多水蜗牛是危险寄生虫的宿主。这些寄生虫一生中一部分时间在软体动物身上度过，一部分时间在人类身上度过。血吸虫就是其中一例。一旦血吸虫通过饮用水进入人体，或用人类受感染的水洗澡时穿过皮肤进入人体，会引发严重疾病。血吸虫正是靠其宿主蜗牛进入水中的。这样的疾病在亚洲和非洲地区尤为流行。有血吸虫的地方，促进蜗牛繁殖的昆虫防治措施就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当然，人类不是蜗牛引发疾病的唯一受害者。部分时间寄生在淡水蜗牛身上的肝吸虫会导致牛、羊、山羊、鹿、麋鹿、兔子以及其他温血动物患上肝脏疾病。感染虫子的肝脏不适于人类食用，否则会受到法律制裁。因此，美国牧畜者每年会损失350万美元。任何使蜗牛数量增加的行为都会令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过去的10年里，这些问题已经造成巨大阴影，但我们的认识却来得异常缓慢。那些最适合研究自然控制方法并付诸实践的研究人员都忙于更刺激的化学控制。据说，1960年，美国只有2%经济昆虫学家从事生物防治领域的工作。剩下的98%大多在研究化学杀虫剂。
为什么会这样？一些主要的化学公司正把大量资金投到大学，支持杀虫剂方面的研究。这就创造了诱人的研究生奖学金和研究院职位。而另一方面，生物防控研究从来都没有受到如此之多的捐赠，原因很简单：生物防控无法承诺化学工业即将出现的那种财富。这种研究都由州和联邦机构承担，而这些地方的工资就要少多了。
这种情况也解释了，为何一些著名的昆虫学家都在大力推崇化学控制。对这些人的背景作调查后发现，他们的研究都是化学工业资助的。他们的职业声誉，甚至工作都依赖于化学控制。指望他们去咬喂他们食物的手，这可能吗？但是知道了他们的偏向后，我们还能相信他们认为杀虫剂无害的说法吗？
在化学品成为主要昆虫防治方法的欢呼声中，少数昆虫学家提出了一些报告。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既不是化学家，也不是工程师，而是生物学家。
英国的雅各布说：“从所谓的经济昆虫学家的行为看，他们相信喷药就能解决问题……如果问题复发，或出现抗药性，或毒害哺乳动物，化学家会拿出另一种灵药。但事实并非如此……最终只有生物学家才能给出虫害防控的最佳答案。”
新斯科舍省的皮科特写道：“经济昆虫学家必须明白，他们是在和活物打交道。他们要做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杀虫剂检测，或是寻找破坏力更强的化学品。”皮科特博士就是合理的昆虫防治领域的先驱，他研究的防治方法有效地利用了捕食性昆虫和寄生虫。他和同事们提出的方法如今已经成为典范，很少有人能够超越。只有在加州一些昆虫学家提出的综合性防治计划中，我们才发现美国也存在类似的成就。
大约35年前，皮科特博士在新斯科舍省安纳波利斯谷的苹果园开始了他的研究，那里是加拿大最主要的水果种植区。那时候，人们以为杀虫剂（当时使用的是无机化学物）会解决昆虫防治的问题，因此唯一要做的就是劝诱果农接受他们的建议。但是，美好的愿望并没有成真。昆虫问题依然存在。添加了新的化学品，发明了更好的喷药设备，喷药的热情也增加了，但是昆虫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随后，人们又说DDT能够“终结苹果卷叶蛾爆发的噩梦”。实际上，由于DDT的使用，引起一场史无前例的螨虫灾害。皮科特博士说：“我们只是从一场危机走向另一场危机，用一个问题覆盖另一个问题。”
这时候，皮科特博士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法，而不是因循那些昆虫学家继续追寻更强力化学品的老路。他们发现了自然界也存在着人类的盟友，于是设计了防治计划，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控制，最小限度地使用杀虫剂。如果需要使用杀虫剂，也只用最小的剂量，刚好控制了害虫，又不会对益虫造成损害。他们还考虑到适当的时机。比如，如果在苹果花变成粉红色之前使用了硫酸烟碱，重要的捕食性昆虫就可以幸免，因为那时候它们还是未孵化的卵。
皮科特博士十分谨慎地选择化学品，尽量减少对寄生虫和捕食性昆虫的损害。他说：“如果我们像过去使用无机化学物那样，使用DDT、对硫磷、氯丹以及其他新型杀虫剂，对生物防控感兴趣的昆虫学家也会放弃的。”他没有使用这些毒性强、杀伤范围广的杀虫剂，而是主要依靠鱼尼丁（取自一种热带植物的地下茎干）、硫酸烟碱和砷酸铅。在某些情况下也会用到少量的DDT或马拉硫磷（每100加仑添加1到2盎司，而不是通常的每100加仑添加1到2磅）。虽然这两种化学品是现代杀虫剂中毒性最轻的，但皮科特博士仍希望通过进一步研究，找到更安全、更有选择性的材料替代它们。
这种计划的效果怎样呢？在新斯科舍省，采取了皮科特博士改良喷药计划的果农收获的优质水果，与大量使用化学品的果农一样多。他们的收成总量也一样高，但成本要小得多。新斯科舍省苹果园的杀虫剂花费只是其他苹果种植区的10%到20%。
比这些喜人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新斯科舍省的昆虫学家们提出的改良计划没有破坏自然的平衡。情况正在向10年前加拿大昆虫学家乌里耶特所描述的那样发展：“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观念，摒弃人类优于其他物种的观点，并承认在自然环境中寻找限制生物种群的方法比我们自己控制更加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