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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博物馆》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
内容梗概：
一个爱情故事。又不仅止于爱情。
伊斯坦布尔，1975年，有婚约在身的30岁少爷凯末尔爱上了自己的穷亲戚、18岁的清纯美少女芙颂。可两人的爱情来而复去，凯末尔想找回爱人的心，自此追寻便是八年，但还是迟了……
凯末尔爱芙颂的一切，也爱芙颂爱过的，甚至触碰过的一切。痴情、忧伤的男人收集着心上人摸过的所有物品，那些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发卡、烟灰缸、耳坠、纸牌、钥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针……，甚至是4213个烟头。凯末尔用十五年的时间走完1743个博物馆，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纯真博物馆”，那所有的物件被理为这座爱情博物馆的珍藏，纪念他永失的所爱。
依托于凯末尔的激情，帕慕克对时间、欲望及占有进行了一场睿智的沉思，这其中富含作者年轻时代生活城市的细节与意涵：国产品牌，电影明星，街道，阶层间、传统与现代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就好像，纯真博物馆不是为了纪念芙颂，更是为了伊斯坦布尔。
奥尔罕·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
2008年5月，北京，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首次抵达中国，在他的第一场媒体见面会上，帕慕克志得意满地当庭宣布：“我刚完成了一部长达600页的小说！这部土文小说曾在土耳其创下两天销售十万册的记录，2009年的10月底，这本592页的土耳其文小说《纯真博物馆》的英文版上市，页码为560页（精装）。近日，《纯真博物馆》的中文版推出，页码为567页，是帕慕克系列作品中第二厚的小说。
《纯真博物馆》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又不仅止于爱情。1975年的伊斯坦布尔，有婚约在身的30岁富家公子凯末尔爱上了自己的穷亲戚、18岁的清纯少女芙颂。凯末尔最终决定与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决裂，他毅然抛弃了婚约，却发现芙颂已离他而去。凯末尔追随着少女的影子和幽灵，深入另一个伊斯坦布尔，穿行于穷困的后街陋巷，流连于露天影院。在被民族主义分子的炸弹破坏的街道上，在被油轮相撞的大火照亮的海峡边，在军事政变后的宵禁里，他努力向芙颂靠近，直到无法承受的思念使生活完全偏离。为了平复爱的痛苦，他悉心收集起心上人的一切，她爱过的，甚至是她触碰过的一切，将它们珍藏进自己的“纯真博物馆”……帕慕克依托于凯末尔的这种激情，对时间、欲望及占有进行了一场深入的思考，在这部包含83个章节的作品中，富含了帕慕克年轻时代所生活城市的细节与意涵：国产品牌，土耳其电影明星，街道，阶层与阶层间、传统与现代间的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应该说，如果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以作家的视角刻画了伊斯坦布尔的一幅肖像，《纯真博物馆》则更具纪念意义，因为“纯真博物馆”显然并非为了纪念芙颂，更是为了“怀旧”伊斯坦布尔。《纯真博物馆》是恋物（恋旧）癖的奥尔罕·帕慕克的一部最为抒情的风物小说。这部帕慕克历时十年才完成的作品，诚如他自己所言：“这是我最柔情的小说，是对众生显示出最大耐心与敬意的一部。”
据介绍，帕慕克先生为写本书，确曾走访全球各大小博物馆，且“泡馆”颇有瘾。在他2008年来中国时，其每到一座城市，必逛博物馆，不论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还是上海博物馆，且对馆内藏品表现出相见恨晚的喜爱。另外，纯真博物馆则确实存在。帕慕克多年前曾在伊斯坦布尔购置一处房产，所在地正是书中所述芙颂家的住址——楚库尔主麻的达尔戈奇·契柯玛泽街24号。此处房屋会以本书命名并改建为特色博物馆，藏品主要反映伊斯坦布尔当地的文化和城市生活。纯真博物馆计划于2010年起接待游客，凭本书中所附的门票即可免费参观。
在刚揭晓的年底系列图书盘点中，《纽约时报》将本书选为2009年最值得关注的作品，名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洛丽塔》的文章道出此刊评价该书的某个角度。
世纪文景是帕慕克系列作品在内地的惟一出版机构，自2006年8月起，已出版有《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伊斯坦布尔》《雪》《黑书》《新人生》《寂静的房子》《杰夫代特先生》等八部作品，发行量总计约65万册。未来世纪文景还将推出《别样的色彩》，预计将于2010年六七月与读者见面。（王玲）
1.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而我却不知道。如果知道，我能够守护这份幸福吗？一切也会变得完全不同吗？是的，如果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是决不会错失那份幸福的。在那无与伦比的金色时刻里，我被包围在一种深切的安宁里，也许它仅仅持续了短短的几秒钟，但我却在年复一年中感到了它的幸福。1975年5月26日，星期一，3点差一刻左右，就像我们从过失、罪孽、惩罚和后悔中摆脱出来一样，地球也仿佛摆脱了地心引力和时间法则的束缚。当我亲吻着芙颂因为天热和*而被汗水浸湿的肩膀，慢慢地从身后抱住她，进入她的身体，轻轻咬了一下她的左耳时，戴在她耳朵上的耳坠，在很长的一瞬间仿佛停留在了空中，然后才慢慢坠落。我们是如此幸福，以至于仿佛我们根本没发现这只那天我压根没去注意它形状的耳坠，我们继续接吻。
外面，是伊斯坦布尔春天独有的朗朗晴空。尽管闷热让街上未能摆脱冬天习惯的人们出汗，但房子和商店的里面、椴树和栗子树的下面还是凉爽的。相似的凉爽我们从身下的床垫上也感觉到了，在那张微微散发着霉味的床垫上，我们像幸福的孩子一样忘乎所以地*。阳台的窗户敞开着，窗外吹进一阵带着海水味和椴树花香的暖风，风掀起了窗纱，随后又让窗纱慢慢飘落在我们的背上，让我们*的身体为之一颤。从二楼套房的后屋，我们躺着的床上，可以看见在后花园里踢球的孩子们，他们在尽情地互相说着脏话，当发现我们正在逐字逐句地做着脏话里那些放肆的事情时，我们停顿了一下，相视一笑。然而我们的幸福是如此深切和巨大，就像那只耳坠一样，我们立刻忘记了人生从后花园开来的玩笑。
第二天约会时，芙颂告诉我说，她的一只耳坠丢了。其实在她走后，我在蓝色的床单上看见了那只刻有她名字第一个字母的耳坠，我没把它放到一边，而是带着一种奇怪的本能，为了不丢失，把它放进了西服口袋里。“在这里，亲爱的。”我说。我把手伸进了搭在椅背上的西服右口袋里。“啊，没有。”刹那间，我仿佛感到了一种灾难、一种厄运的征兆，但我立刻想起，因为上午觉得天热，我换了一件西服。“在我另外一件西服的口袋里。”
“请你明天把它带来，别忘了，”芙颂睁大眼睛说，“它对我很重要。”
“好的。”
十八岁的芙颂是我的一个远房穷亲戚，就在一个月前我几乎忘记了她的存在。而我三十岁，正准备和人人都觉得我俩般配的茜贝尔订婚。
2.香舍丽榭精品店
改变我一生的那些事件和巧遇是在一个月前，也就是1975年4月27日，我和茜贝尔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一只杰尼·科隆品牌包时开始的。当我和茜贝尔享受着春日夜晚的凉爽，漫步在瓦里科纳大街上时，我们微微有些醉，很幸福。我们在尼相塔什新开的高级餐厅福阿耶吃了晚饭，吃饭时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和我的父母谈了订婚仪式的各种准备。为了能让茜贝尔在法国女子高中和巴黎期间的同学努尔吉汗从巴黎过来参加我们的仪式，订婚仪式定在了6月中旬。茜贝尔很早就在伊斯坦布尔当时最受欢迎也是最昂贵的裁缝丝绸·伊斯梅特那里定制了礼服。我母亲那晚第一次和茜贝尔讨论了如何将珍珠缝在礼服上的事情。我未来的丈人，想为自己惟一的女儿举办一场像婚礼那样隆重的订婚仪式，而这正合我母亲的心意。我的父亲也很满意，因为他将有一个像茜贝尔那样在索邦念过书的儿媳——那时伊斯坦布尔的中产阶级只要说起那些在巴黎读书的女孩，就会说“在索邦念的”。
晚饭后送茜贝尔回家时，我用手搂着她坚实的肩膀，正当我骄傲地想到自己是如此幸福和幸运时，茜贝尔说：“啊，那包真漂亮！”尽管葡萄酒让我的脑袋发晕，但我还是立刻记下了那只包和那家店，第二天中午就过去买了。其实，我不是那种不断给女人买东西，为了送花可以找到合适理由，天生细心、儒雅和花心的男人，也许我想成为那样的一个男人。那时生活在伊斯坦布尔西西里、尼相塔什和贝贝克街区的那些西化、富有和无聊的家庭妇女会开“精品店”，而不是“艺术画廊”，她们让裁缝从ELLE和VOGUE那样的进口杂志上复制“时装”，从巴黎、米兰成箱地买回一些服装、逃税的小玩意儿和首饰，然后把这些东西用几乎荒唐的价格卖给和她们一样富有和无聊的女人。很多年后，当我找到香舍丽榭精品店的老板谢娜伊女士时，她告诉我说，她和芙颂一样也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亲戚。多年以后，当谢娜伊女士不问我对它们感兴趣的缘由，把和香舍丽榭精品店以及与芙颂有关的所有旧物，包括门上挂着的招牌送给我时，我感到，不仅是她，比我认为的还要广泛的一群人，也知道发生在我故事里的一些奇怪时刻。
第二天中午12点半左右，当我走进香舍丽榭精品店时，一个挂在门上、里面有两个小球的小铜铃，发出了一种现在仍然让我心跳加速的声音。尽管在中午闷热的时候，店里却还是阴暗和凉爽的。一开始我以为店里没人，后来我看见了芙颂。当眼睛在努力适应店里的阴暗时，我的心，却不知为什么，就像一个即将拍打到岸边的巨浪那样膨胀了起来。
“我想要橱窗里那只挂在模特身上的包。”我说。
我想，它太漂亮，太迷人了。
“是那个奶油色、杰尼·科隆的包吗？”
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立刻想起了她。
“橱窗里模特身上的。”我用一种梦呓般的声音说道。
“我明白了。”她走到橱窗前，一下脱掉了左脚上那只黄色的高跟鞋，露出一只脚趾上精心抹了红色指甲油的脚，她用那只脚踩进橱窗的底座并向模特探过身去。我先看了一眼那只鞋，然后是那双修长、非常漂亮的腿。不到5月份，它们已经被太阳晒黑了。
她那带花边的黄色碎花连衣裙，因为修长的双腿，显得越发短了。她拿了包，走到柜台后面，用她那纤长的手指拉开拉链（里面冒出一团半透明的纸），打开两个隔层（它们是空的）和一个里面装着一张写有杰尼·科隆字样的纸和一本保养手册的小口袋，她的态度很严肃，好像在向我展示一样神秘的物件。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你好，芙颂。一下变成大姑娘了。你大概不认识我了。”
“不，凯末尔大哥，我一眼就认出您了，但您没认出我来，我也就不打扰您了。”
一阵沉默。我又把包里里外外地看了一遍。她的美丽，她那条对于那时来说过分短的裙子，抑或是别的一样东西让我感到了不安，我显得有些不自然。
“你在做什么？”
“我在准备考大学。我也每天来这里。我在店里结识了很多人。”
“很好。这包多少钱？”
她皱起眉头，看着包底一张手写的标签说道：“1500里拉。（这个价钱，相当于一个年轻公务员半年的薪水。）但我相信谢娜伊女士会为您打点折。她回家吃午饭了。大概在睡午觉，我没法打电话问她。如果傍晚您再过来一趟的话……”
“没关系。”我说，随后从裤子的后兜里掏出钱包，数了几张潮湿的纸钞给她。芙颂在后来我们秘密幽会的地方，曾无数次用极为夸张的动作，模仿过我的这个动作。芙颂认真然而生疏地用一张纸把包包好，放进了一个塑料袋。她知道我在一边无声地注视着她那蜜色的胳膊和优雅、快捷的动作。当她彬彬有礼地把包递给我时，我道了谢。我说：“向内希贝姑妈，你父亲（塔勒克先生的名字我一时没想起来）问好。”我突然停顿了一下，因为我看见自己的幽灵从身体里走出来，正在天堂的一角抱着芙颂亲吻。我快步走向门口。这是一个荒唐的幻想，再说芙颂其实也并没有那么漂亮。门铃响了，我听到了一只金丝雀的鸣叫。我走到街上，外面的暖阳让我感觉很舒服。我对我的礼物很满意，我很爱茜贝尔。我决定忘掉这家小店，忘掉芙颂。
3.远房亲戚
吃晚饭时，我还是和母亲谈起了这件事，我告诉她，在给茜贝尔买包时碰上了我们的远房亲戚芙颂。
“啊，是的，内希贝的女儿在谢娜伊的店里卖东西，可惜了！”我母亲说，“过节她们也不来了。都是因为那个选美比赛。每天我都经过那家店，但我从没想到要去和那个可怜的姑娘打招呼。但从前我是很喜欢那姑娘的。内希贝到家里做裁缝时，有时她也会跟来。我从柜子里拿出你们的玩具给她，她就会在一边安安静静地玩。内希贝的母亲、你们那过世的米赫利维尔姑婆也是个可爱的人。”
“她们到底是我们的什么亲戚？”
因为看电视的父亲没在听我们说话，所以母亲告诉我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埃特黑姆·凯末尔）是和国父阿塔图尔克同年出生的，他们还是谢姆希先生学校的小学同学，就像在我多年后找到的照片上看到的一样，她父亲在和我外婆结婚前很多年，不到二十三岁时就急急忙忙地娶了第一个妻子。母亲说，那个可怜的波斯尼亚姑娘（也就是芙颂外婆的母亲），是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人们逃离埃迪尔内时去世的。尽管这个可怜的女人没有和我外公埃特黑姆·凯末尔生有一男半女，但之前，用我母亲的话说，还在“孩子时”她就嫁了一个贫穷的教长，生了一个名叫米赫利维尔的女儿。我母亲以前一直说，米赫利维尔姑妈（芙颂的外婆）是由一帮奇怪的人养大的，她和她的女儿内希贝（芙颂的母亲）并不是我们的亲戚，最多只能算是远房亲戚。不知为什么，她让我们叫家族这个很远分支上的女人们“姑婆、姑妈”。我母亲（她叫维吉黑）在最近两年的节日里，对住在泰什维奇耶后街上的这家穷亲戚极为冷淡，因此伤了他们的心。那是因为，两年前芙颂去参加了一次选美比赛，那年她才十六岁，还在尼相塔什女子高中读书，内希贝姑妈不仅默许，后来我们得知，她甚至还怂恿了女儿。母亲对此很生气。后来，母亲还从一些传闻中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自己曾经喜欢、帮助过的内希贝姑妈竟然还为这件丑事沾沾自喜，于是就不理她们了。
而事实上，内希贝姑妈一直非常喜欢和尊重我的母亲，我母亲比她大二十岁。无疑，这和我母亲对内希贝姑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内希贝姑妈年轻时上门为那些文雅街区的女人们做裁缝。
母亲说：“她们特别、特别穷。”因为害怕被认为是夸大其词，她接着说道：“但不仅仅是她们，我的儿子，那个时候整个土耳其都很穷。”以前，我母亲会说内希贝姑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好的裁缝”，把她推荐给自己的朋友，每年请她来家里吃一次饭（有时是两次），遇上婚礼会喊她去做礼服。
因为我多数时候在学校，所以不会在家里碰到她。1956年夏末，因为要赶制一件出席婚礼的礼服，我母亲把内希贝叫去了在苏阿迪耶的别墅。在二楼的那间小屋里，透过棕榈树树叶可以看见划艇、摩托艇和从码头上跳进海里嬉戏的孩子们。在小屋里，内希贝姑妈从她那只画有伊斯坦布尔风景的针线盒里拿出剪刀、大头针、卷尺和顶针，她俩置身于剪好的布块和花边之中，一边抱怨天热、蚊子和赶活的辛苦，一边像两个好姐妹一样，用我母亲那台辛格尔牌子的缝纫机有说有笑地干到半夜。我记得厨师贝科里不断地往那间又热又充满了天鹅绒味道的小屋里送柠檬水，因为怀有身孕的二十岁的内希贝总想喝柠檬水，而母亲在我们一起吃午饭时，曾经半认真半玩笑地对厨师说：“不管怀孕的女人想吃什么东西，你们都必须立刻满足她，要不然孩子会丑的！”我还记得自己好奇地看过内希贝姑妈那微微隆起的肚子。我想，那就是我对芙颂的第一次认识了，尽管当时谁也不知道那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内希贝也没告诉她丈夫就把女儿的年龄说大了两岁。”母亲越说越气愤，“真主保佑没选上，这样她们也就没太丢脸。如果学校发现一定会开除她的……现在她总算念完了高中，但我不认为她学到了什么。过节她们不来了，也就不知道她们在干什么了……谁都知道那些参加选美比赛的人，是一些什么样的姑娘，什么样的女人。她是怎么对你的？”
我母亲在暗示芙颂已经开始和男人上床了。在芙颂和通过初赛的姑娘们的照片在《民族报》登出后，类似的闲话我从尼相塔什的花花公子们那里也听到过，我不想显得对这个令人羞耻的话题感兴趣。当我们之间出现一阵沉默时，母亲用一种神秘的语气摇着手指说：“你要小心！你正要和一个非常特别、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的姑娘订婚！让我看看你给她买的包。穆姆塔兹（我父亲的名字）！你看，凯末尔给茜贝尔买了包！”
“是吗？”我父亲说。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由衷高兴的表情，好像他看到包，喜欢包，并为儿子和他情人的幸福而幸福那样，然而他的眼睛甚至没离开过电视。
4.在办公室莋爱
我父亲看的电视上正在播一段广告，那是我的朋友扎伊姆在整个土耳其推出的“首个土耳其果味汽水梅尔泰姆”。我仔细看了一眼那段自负的广告并喜欢上了它。他的大厂主父亲在最近几年像我父亲那样挣了很多钱，于是扎伊姆便用他父亲的资金尝试做一些新潮、前卫的事情。我希望他在这些我也帮他出了主意的事情上获得成功。
在美国读完管理学后，我回了国，服完了兵役。因为父亲希望，我也能和哥哥一样在日益壮大的工厂和新建的公司管理中发挥作用，所以就让年纪轻轻的我担任了萨特沙特的总经理，萨特沙特公司位于哈尔比耶，主营配送和外贸业务。萨特沙特的经费很多，利润额也很高，但这并不是我的功劳，是会计耍手段把工厂和其他一些公司的利润转移到萨特沙特的结果。因为我是老板的儿子，所以才做了他们的总经理，因此，面对比我大二三十岁的老员工和与我母亲同岁、乳防丰满、经验丰富的阿姨女职工们时，我都会摆出一副谦虚好学的样子。
位于哈尔比耶的那栋萨特沙特的老房子，每每有像老员工那样疲惫、憔悴的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经过时，都会有摇摇欲坠的感觉。当所有人都离开后，我会和傍晚来看我、不久后打算订婚的茜贝尔在总经理办公室里*。尽管很现代，也从欧洲学到了很多关于妇女权利和女权主义的思想，但茜贝尔对于秘书的看法其实和我母亲的如出一辙，她有时会说：“我们别在这里*了，我感觉自己像个秘书！”但是在办公室长皮沙发上*时，我在她身上感到的那种拘束，自然来自于那些年土耳其姑娘对于婚前性行为的恐惧。
那几年，在西化了的富裕家庭里长大并见识过欧洲的个别出色姑娘，第一次冲破“童贞”的禁锢，开始婚前和情人上床。茜贝尔有时也会为自己是个“勇敢”的女孩而沾沾自喜，她是在十一个月前和我上床的。（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是该结婚了！）
但是多年之后，在我努力用全部的真诚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我既不想夸大我情人的勇气，也不想看轻女人们在性问题上承受的压力。因为茜贝尔是在认为“我是认真的”，相信我是“可以信赖的”，也就是说，是在确信我最终会娶她的情况下才把自己给我的。也因为是个负责的人，因此我当然是要和茜贝尔结婚的。但即使我不想结婚，也因为她已把“童贞给了我”，我也就没有了抛弃她的可能。这种责任感，给另外一种让我们骄傲地彼此依赖的情感，也给因为婚前*而感觉我们“自由和现代”（当然，这些词是不能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的想法投下了阴影，但也拉近了我们。
类似的一个阴影在我发现茜贝尔不断暗示我们该尽早结婚时也感觉到了。但和茜贝尔在办公室*时也有很幸福的时候。我记得，当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的噪音从哈拉斯卡尔加齐大街上传来时，我在黑暗中搂着她，想到自己将幸福地度过一生，我很幸运。有一次，*后当我把烟灰弹到写着萨特沙特字样的这个烟灰缸时，茜贝尔*着坐到秘书泽伊内普女士的椅子上，一边敲打字机，一边咯咯笑着模仿那些“傻瓜的金发秘书”，这是当时那些幽默杂志、漫画和笑话里不可或缺的主题。
5.福阿耶饭店
福阿耶，在短时间里成了富人们（如果用报纸娱乐专栏的调侃语言来说，就是“上流社会”）最喜欢的欧式（模仿法国的）饭店之一，这些为数不多的富人，主要居住在像贝伊奥鲁、希什利和尼相塔什那样的街区。很多年后，我找到并在这里展出它的一份带图片的菜单、一则广告、一根特制的火柴和一张餐巾纸。为了给顾客置身于一个欧洲城市的感觉，但又不刻意强调这种感觉，这类餐厅不用像“大使”“王族”“皇家”那样西方、自负的名字，而是选择像“剧院后台”“楼梯”和“休息室”那样的名字，让人想起我们在西方的边上，在伊斯坦布尔。因为年轻一代喜欢在富丽堂皇的地方吃他们外婆烧的饭菜，于是，许多像“王朝”“苏丹”“君主”“帕夏”和“大臣”那样，把传统和荣耀集于一身的饭店便应运而生，福阿耶也就被遗忘了。
买包的那天晚上，当我们在福阿耶吃晚饭时，我对茜贝尔说：“我母亲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有套房子，我们去那里约会是不是更好？那边有一个漂亮的后花园。”
茜贝尔问：“你是想订婚后推迟结婚吗？”
“不，亲爱的，没这回事。”
“我不愿意像情妇那样，在秘密的单元房里，像个罪人一样和你约会。”
“有道理。”
“你是怎么突然想到要去那套房子约会的？”
“算了。”我说。我朝福阿耶饭店里幸福的人群看了一眼，拿出了藏在塑料袋里的包。
“这是什么？”茜贝尔问，她感觉那是一个礼物。
“一个惊喜！打开看看。”
“真的吗？”打开塑料袋时，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天真的喜悦，拿出包后喜悦变成了一种质疑，随后又变成一种努力掩饰的失望。
我马上说：“记得吗？前天晚上送你回家时，你在橱窗里看见了这个包。”
“是的。你很细心。”
“我很高兴你能喜欢。订婚仪式上，这个包会很适合你。”
“遗憾的是，我早就想好订婚仪式上用哪个包了。啊，你别伤心！你费了很大的心思，给我买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物……好吧，我这么说是为了不让你伤心。原本我也不会在订婚仪式上用这个包，因为它是假货！”
“什么？”
“亲爱的凯末尔，这不是真的杰尼·科隆包，是仿造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从它身上，亲爱的。你看牌子缝在包上的这些针脚，再来看看我从巴黎买回来的这个真正的杰尼·科隆包，它的针脚是什么样的。杰尼·科隆不会徒有虚名地成为法国，乃至全世界最昂贵的牌子。它绝不会使用这种廉价的缝纫线……”
看着真包上的那些针脚，有那么一刻我问自己，为什么会在未婚妻的身上感到成就感。她父亲是一个把帕夏爷爷留下的最后一点地皮卖光、花光的退休大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只是一个“公务员的女儿”，而这常常会让茜贝尔感到不安。在她陷入这种不安的情绪时，茜贝尔会谈起她那会弹钢琴的奶奶，或者是为解放战争作出贡献的爷爷，抑或是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有亲密关系的外公，而我则会被茜贝尔在这个问题上的窘迫所打动，会更加爱她。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纺织和外贸的增长，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增加了三倍，这使得城里，特别是我们居住的这个街区的地皮价格成倍上涨。最近十年，随着父亲的公司不断扩大，家族的资产增加了五倍，但从巴斯玛吉这个姓氏上可以看出，我们已是三代纺织大户了。但是尽管有三代人的努力，这个假冒的欧洲名牌包还是让我感到了不安。
见我不开心，茜贝尔摸了摸我的手，问道：“你花了多少钱？”
我说：“1500里拉。如果你不要，明天我去换别的东西。”
“亲爱的，别换，把你的钱要回来。因为她们狠狠地宰了你一刀。”
“老板谢娜伊女士可是我们的远方亲戚！”好像非常诧异那样，我高高地挑起了眉头。
茜贝尔拿回了那只我在若有所思翻看的包。她带着怜爱，笑着说道：“亲爱的，你是个那么有知识、有文化、聪明的人，但你却一点也不知道女人们会如何骗你。”
6.芙颂的眼泪（1）
第二天中午，我拿着原来的塑料袋和包去了香舍丽榭精品店。铃铛响后，一开始我还是以为依然让我感觉十分昏暗和阴凉的店里没人。昏暗的小店沉浸在一种神秘的寂静中，金丝雀却叽叽喳喳叫了起来。我透过一座屏风和一大盆仙客来的叶子看到了芙颂的影子。她在试衣间陪着一个正在试穿衣服的胖女人。这次，她穿着一件非常适合她，印着风信子、野花和树叶图案的衬衫。看见我，她甜美地笑了一下。
“你大概很忙。”说着我用眼睛瞟了一下试衣间。
“这就完。”她说，仿佛在和一个老顾客分享小店的秘密。
金丝雀在鸟笼里上下跳着，我看见了几样从欧洲进口的小玩意儿和摆在角落里的几本杂志，但是我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到任何一样东西上。我想要忘却，想用平常心对待的令人瞩目的现实依然在深深地影响我。看着她时，我仿佛看见了一个非常熟悉的人，这是一种我似乎熟知她的感觉。她很像我。我的头发小时候也是卷曲的，颜色也和她小时候一样是棕色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和芙颂的一样变直了。仿佛我能够很容易把自己放到她的位置上，仿佛我能够深刻理解她。她身上那件印花衬衫把她那自然的肤色、头发上染上的金色变得更加醒目了。我痛苦地想起朋友们对她的议论，他们说她出没于花花公子之间。她可能已经和他们上床了吗？我对自己说“把包退掉，拿上钱，走人。你马上就要和一个出色的姑娘订婚了”。我看着外面的尼相塔什广场，但没过多久，芙颂那梦幻般的身影，像幽灵那样反射在了雾蒙蒙的橱窗上。试衣服的女人什么也没买，长吁短叹地离开了小店，芙颂开始叠放起裙子来。她张大了那张迷人的嘴说道：“昨天晚上，我在人行道上看见你们了。”当她甜美地微笑时，我发现她的嘴唇上抹了一层淡粉色的口红。那时，简单、国产的密斯灵牌口红很流行，但在她的嘴唇上却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效果。
我问道：“你是什么时候看见我们的？”
“傍晚。您和茜贝尔女士在一起。我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你们是去吃晚饭吗？”
“是的。”
“你们俩很般配！”她说，就像那些喜欢看见年轻人幸福的快乐老人那样。
我没问她是怎么认识茜贝尔的。我说：“我们有个小小的请求。”拿出包时，我感到了一种羞愧和慌乱。“我想把这个退掉。”
“当然。我们可以换别的东西。我给您换这副时尚的手套，或者这个新近从巴黎拿来的帽子。茜贝尔女士不喜欢这个包吗？”
我羞愧地说：“不用换了，我们想退钱。”
我在她脸上看到了一种惊讶，几乎是恐惧的表情。“为什么？”她问道。
我轻声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杰尼·科隆包，是假的。”
“什么！”
我无奈地说：“我也不明白这些事情。”
“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在这里发生的！”她严肃地说道，“您想马上要回您的钱吗？”
“是的！”
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痛苦的表情。我的真主，我想，我为什么没想到把包扔进垃圾桶，然后告诉茜贝尔我把钱要回来了！我努力笑着说道：“这件事和您，或者和谢娜伊女士没任何关系！无论欧洲流行什么，我们土耳其人都可以马上把它们仿造出来。对于我来说——我是不是该说，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包只要派上用场，和一个女人的手般配就足够了。它的牌子、谁造的、是不是真货不重要。”但她也像我一样不相信我说的这些话。
6.芙颂的眼泪（2）
她严肃地说：“不，我要把钱退给您。”我为自己的粗野感到羞愧，低下头不说话了。
尽管羞愧难当，但我还是感到了一种怪异，因为芙颂没能做她该做的事情。芙颂像看着一个里面装着魔鬼、有魔力的东西那样看着钱柜，无论如何也无法靠近它。看见她的脸涨得通红，两眼充满了泪水，我六神无主地向她走近了两步。
她开始慢慢地哭起来。我始终都没能完全明白，怎么会那样的，我搂住了她。她则把头靠在了我的胸上继续哭。我轻声说道：“对不起，芙颂。”我摸了摸她那柔软的头发和额头。“请你把它忘了。不就是一个假包嘛。”
她像一个孩子那样叹了一口气，抽泣了一两声，然后又接着哭起来。触碰着她那细长、美丽的胳膊和身体，感觉着她的乳防，就这样突然拥抱她让我感觉眩晕。也许是因为要对自己隐藏每次触摸到她时内心里升腾起来的欲望，内心里立刻产生了一种很多年前就认识她，其实我们俩原本就很亲近的错觉。让她高兴起来很难，她是我可爱、忧伤和漂亮的妹妹！有那么一刻，也许是因为知道我们是远房亲戚的缘故，我觉得她那长长的胳膊和双腿，纤细的骨架和脆弱的肩膀跟我的很相似。如果我是一个女孩，再年轻十二岁，那么我的身材也会是这样的。我抚摸着她那长长的金发说：“没什么可伤心的。”
她解释道：“我没法打开钱柜把钱给您。因为谢娜伊女士中午回家时把钱柜锁上了，钥匙她也带走了。这让我很伤心。”她把头靠在我的胸前重又哭起来。我小心、怜爱地摸着她的头发。她抽泣地说道：“我来这里工作是为了认识人和消磨时间，不是为了钱。”
我傻乎乎、没心没肺地说：“人也可以为了钱而工作的。”
“是的，”她说，像个悲伤的孩子，“我爸爸是个退休教师……两个星期前我刚满十八岁，我也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
我对身体里膨胀起来的*感到了恐惧，我放下了摸着她头发的手。她也立刻感觉到了这点，振作了起来。我们离开了彼此。
她揉着眼睛说：“请您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哭了。”
我说：“好的。我发誓，芙颂，我们是密友。”
看见她笑了，于是我说：“我把包留下，钱以后再来拿。”
她说：“如果您愿意就把包留在这里，但您别过来拿钱。谢娜伊女士会坚持说‘这不是假货’，那会让您难过的。”
“那么我们就换点别的东西吧。”
她用一个高傲、敏感女孩的口吻说：“现在我是不会同意的。”
我说：“没关系，一点不重要。”
她态度坚决地说：“但对我来说很重要。等谢娜伊女士回到店里，我会问她要钱的。”
我说：“我不想让那个女人让你更伤心。”
“不会的，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她笑着说，“我对她说，茜贝尔女士已经有了一个相同的包，所以你们来退货。可以吗？”
我说：“好主意。我也可以这么跟谢娜伊女士说。”
芙颂坚决地说：“不，您什么也别对她说。因为她马上会来套您的话。您也别再来了。我会把钱交给维吉黑姨妈的。”
“千万别让我母亲插手这件事，她是个很好奇的人。”
“那么我把钱送到哪里去呢？”芙颂皱着眉头说。
我说：“泰什维奇耶大街131号是迈哈迈特公寓楼，那里有我母亲的一套房子。去美国之前，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听音乐。那里是一个面对后花园特别漂亮的地方……现在每天下午2点到4点我也在那里看书。”
“好吧，那我就把钱送到那里去吧。几单元？”
我耳语似的说：“四单元。”从我嘴里又冒出了声音越来越小的四个字：“二楼。再见。”
因为我的心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它像个疯子那样狂跳起来。离开小店之前，我聚集起全身的力气，像一切正常那样最后看了她一眼。走到大街上，当羞愧和后悔和幸福的幻想混合到一起时，尼相塔什的人行道开始在我的眼里变成了一种充满魔力的金色。正当双脚让我走在树阴、屋檐和那些为了保护橱窗支起的蓝白色粗条子的凉棚下时，我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了一只金色的带柄水壶，出于一种本能，我走进去买下了它。和那些随便买来的东西的命运相反，这只金色的水壶先在母亲和父亲，而后是母亲和我的餐桌上待了将近二十年，其间谁也没谈起过它的来由。每当握起金色水壶的把手，我就会想起人生推我走入的，以及母亲无声地用半责备、半忧伤的眼神暗示的那些不幸的日子。
看见我中午回家，母亲既高兴又惊讶。我亲了亲母亲的脸颊，告诉她水壶是突发奇想买来的，随后我接着说道：“把迈哈迈特公寓楼的房子钥匙给我。有时办公室里人太多，我没法干活。让我去看看那里是否合适。年轻时我关在那里学得很好。”
“那里满是灰尘。”尽管母亲那么说，但还是马上从卧室里拿来了用一根红绳子绑着的楼门和单元房的钥匙。给我钥匙前她说：“你还记得那个屈塔希亚[1]屈塔希亚（Kütahya），土耳其中西部的一个城市，被誉为土耳其的瓷都。——中译者注，下同[1]的红花瓶吗？我在家里没找到，你去看看，是不是我把它放到那里去了。你也别太累着自己了……你们的爸爸已经干了一辈子，就是为了让你们享受，让你们幸福。和茜贝尔一起出去玩玩，享受一下春天的乐趣。”把钥匙放到我手上时，她用一种神秘莫测的眼神看着我说：“小心点。”在我们儿时，母亲会用这样的一种眼神，暗示一种来自于生活，比托付钥匙更深、更不明确的危险。
7.迈哈迈特公寓楼（1）
母亲是在二十年前买下迈哈迈特公寓楼里的那套房子的，买房的目的一是为了投资，二是为了有个放松脑子的去处，但没过多久，她就把那套房子变成了一个储藏室，她把一些认为过时的旧物件或是买来不久就厌烦的东西放去那里。儿时，我很喜欢那个后花园，花园里长着巨大的柏树和栗子树，孩子们在里面踢足球。我觉得楼名很有趣，母亲喜欢讲楼名的故事，而我也百听不厌。
阿塔图尔克在1934年要求所有土耳其人使用姓氏后，许多在伊斯坦布尔新盖的楼房开始被赋予了家族的名字。这么做是适宜的，因为那时伊斯坦布尔街道的名字和号码是不一致的，同时也因为，像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一样，那些富裕的大家庭和他们在其中居住的大宅邸和楼房早已融为了一体。（我的故事里会提到许多富有的家庭，他们都有一栋用自己的姓氏命名的公寓楼。）在同一个时期还有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给楼房取一些具有崇高道德价值的名字。然而我母亲说，把楼房命名为“自由”“善良”和“美德”的那些人其实一生都在践踏这些道德价值。她说，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倒卖食糖的老头，因为良心发现让人盖了迈哈迈特[1]Merhamet，仁慈的意思。[1]公寓楼。老头的两个儿子（他们其中一个的女儿曾是我的小学同学），明白父亲要把楼卖掉并把全部所得分发给穷人后，就用医生出具的报告证明他们的父亲傻了。哥俩把老头扔进了救济院，随后扣押了房子。但他们并没有更换那个儿时我觉得奇怪的楼名。
第二天，也就是1975年4月30日，星期三，下午2点到4点之间，我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那套房子里等芙颂，但她没来。我的心碎了，脑子乱了。回办公室的路上我感到了一种深切的不安。接下来的那天我又去了那里，仿佛是为了平息内心的不安。但是芙颂仍然没有来。在令人窒息的房间里，在那些被我母亲放下并遗忘的旧花瓶、衣裙、满是灰尘的旧家具中，许多儿时早已被遗忘的记忆在翻看父亲拍的那些老照片时被我一一想起，物品的这种力量仿佛在平息我的不安。
第二天，我在贝伊奥鲁的哈基·阿里夫饭店，请萨特沙特公司开塞利[1]开塞利（Kayseri），土耳其中部的一个城市，位于首都安卡拉的东南方。[1]销售商（同时是我服兵役时的朋友）阿卜杜勒凯利姆吃了午饭，吃饭时，我羞愧地想起，为了等芙颂我已经连着两天去了那套房子。我决定忘记芙颂、那个假名牌包和所有的一切。然而二十分钟后我再次看了看手表，我幻想着，也许芙颂那个时刻为了退还包钱正在往迈哈迈特公寓楼走去。我对阿卜杜勒凯利姆编了一个谎话，匆忙结束午餐，一路向迈哈迈特公寓楼跑去。
进楼后二十分钟，芙颂敲响了房门。也就是说敲门的人一定是芙颂。走向房门时，我想起昨夜梦见自己给她开门了。
她拿着一把伞，头发是湿的。她穿着一条黄色圆点的裙子。
“啊，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快进来。”
她说：“我就不打扰您了。我把钱给您就走。”她手上拿着一个写有“优异成绩补习学校”字样的旧信封，但我没接。我抓着她的肩膀把她拉进门，然后关上了房门。
“雨下得很大。”我随口说道，其实我并没有发现下雨了，“你先坐一会儿，别出去淋雨。我在烧茶，喝了茶你就暖和了。”我走进了厨房。
7.迈哈迈特公寓楼（2）
回到房间时，我看见芙颂正在看我母亲的那些旧家具、古董、摆件、钟表、帽盒和别的一些小玩意儿。为了让她放松，我边开玩笑边告诉她，母亲的这些东西，有些是从帕夏们的老宅邸、被火烧毁一半的海边别墅，甚至是人去室空的*苦行僧人的寺院里淘来的，有些则是从尼相塔什和贝伊奥鲁最时尚的店家、古玩店和去欧洲旅行时在各种商店里因一时兴起买来，用过一段时间后被遗弃在这里的。我边说，边打开了那些满是樟脑球和灰尘味道的柜子，给她看了里面的一团团布料、儿时我俩都骑过的三轮自行车（我母亲经常把我们用过的一些东西送给穷亲戚们）、一个便壶、一些放在盒子里的帽子，还有我母亲说“你去看看，是不是在那里？”的那个屈塔希亚红花瓶。
一个水晶糖罐，让我们想起了从前过节时吃的一些东西。儿时，节日的上午，当芙颂和她的父母来做客时，我们就会用这个水晶糖罐里的冰糖、杏仁糖、杏仁蛋白软糖、椰子糖和土耳其软糖来招待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