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拉赫先生的饭店，以前在贝伊奥鲁的主街上，就在阿阿清真寺的旁边。曾经是所有去贝伊奥鲁看电影的名人和富人们吃午饭的这家饭店，几年前在饭店的大部分顾客一个个有了车之后，搬到了埃米尔岗山坡上一个可以远眺海峡的小农庄里。父亲一走进饭店就摆出一副快乐的样子，他和那些以前在别的饭店，或是老的阿卜杜拉赫饭店里认识的招待员们一一打了招呼。为了看看客人中是否有熟人，他还朝饭店大厅里张望了一下。领班带我们去入座时，父亲在一桌客人前停了一下，远远地和另外一桌人打了招呼，还和一个与漂亮女儿坐在一起的年纪稍大的女人稍微调了*，那女人说我那么快就长大了，那么像父亲，那么英俊。父亲问那个儿时叫我“小先生”，后来在不知不觉中改口叫我“凯末尔先生”的领班要了多层馅饼、腌制金枪鱼等小菜，还立刻为我们俩要了拉克酒。
父亲问道：“你也喝点酒是吧？”随后他又说：“如果你要抽烟就抽吧。”好像我当着他的面抽烟的问题在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没有解决掉一样。
他对一个招待员说：“给凯末尔先生也拿个烟灰缸。”
当父亲拿起饭店在自家的暖棚里栽种的小番茄闻了闻，大口喝着拉克酒时，我感觉他想跟我说一件事，只是还没决定该如何讲。有那么一刻我俩都朝窗外望去，我们看见切廷站在远处正和其他那些在门口等候的司机聊天。
21.父亲的故事：一对珍珠耳坠（2）
父亲用一种嘱咐遗嘱的口吻说：“你也要懂得切廷的价值。”
“我懂。”
“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你也别再取笑他动不动就讲的那些宗教故事。切廷是个非常正直的人，他有礼貌，脾气、秉性都很好，二十年来一直都这样。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你一定不能让他走。你也别像那些暴发户那样不停地换车。雪佛兰也还好用……这里是土耳其，自从国家禁止进口新车后，整个伊斯坦布尔在十年前就变成了一个老美国车的博物馆，但也无所谓了，你看最好的修车师傅也在我们这里。”
我说：“亲爱的爸爸，我是在那辆车里长大的，你别担心。”
父亲说：“很好。”因为他的样子像是在嘱咐遗嘱，所以现在可以切入主题了。“茜贝尔是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姑娘。”但没有，这也不是主题。“你也清楚她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找到的姑娘，是吧？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去伤害一个女人，更别说是像她这样的一朵稀有花朵了，你要永远把她捧在手心里。”突然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和羞怯的表情。他像对什么事生气一样不耐烦地说：“你还记得那个漂亮的姑娘吗？有一次你在贝西克塔什看见过我们的……看见她时你首先想到了什么？”
“哪个姑娘？”
父亲生气了。“亲爱的，十年前有一天，你不是在贝西克塔什的巴尔巴罗斯公园里看见我和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坐在一起吗？”
“不，亲爱的爸爸，我不记得了。”
“儿子，你怎么不记得了？我们都看见了彼此。那时我身边坐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后来呢？”
“后来为了不让你的父亲难堪，你礼貌地移开了目光。想起来了吗？”
“我不记得了。”
“不，你看见我们了！”
我不记得这样的一次偶遇了，同时我也很难向父亲证实这一点。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让我不安的争论之后，我们想也许是我想忘记看见他们的事实，并且我做到了这点，也或许是他们慌乱中认为我看见了他们，就这样我们进入了主题。
“那个姑娘做了我十一年的情人，非常美好的一段往事。”父亲用一句话骄傲地把问题的两个最重要的元素作了概括。
让父亲有些扫兴的是，我不曾亲眼见证父亲很久以来想跟我谈论的这个女人的美丽，或者更糟糕的是我忘记了自己曾经见证过的美丽。父亲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黑白小照片。这是一张在市内渡船后甲板上拍的一个忧郁、棕色皮肤、非常年轻的女人照片。
“这就是她。照片是我们认识的那年拍的。很遗憾她很悲伤，显不出她的美丽。你现在想起来了吗？”
我什么话也没说。无论有多“旧”，父亲跟我提及他的任何一个情人都让我恼火。但那时我搞不清到底是什么让我恼火的。
父亲一边把照片塞进口袋，一边说：“你绝对不要告诉你哥哥我说的这些话。他很古板，不会明白的。你在美国待过，我也不会讲什么让你感到不安的事情。明白吗？”
“当然，亲爱的爸爸。”
父亲慢慢地喝着拉克酒说：“你听着。”
他和那个漂亮的姑娘是在“十七年半前，1958年1月的一个下雪天”里认识的，她那清纯和纯真的美丽深深地打动了他。女孩在父亲刚刚建立的萨特沙特公司里工作。开始他们只是工作上的朋友，但后来尽管他俩的年龄相差二十七岁，他们的关系还是变得更加“认真和富有情感”了。女孩和英俊的老板（我立刻算出当时父亲四十七岁）建立关系一年后，在我父亲的逼迫下辞去工作，离开了萨特沙特。也是在我父亲的逼迫下她没去别的地方找工作，而是在我父亲给她在贝西克塔什买的一套单元房里，带着“有一天我们会结婚”的幻想开始了一种无声无息的生活。
21.父亲的故事：一对珍珠耳坠（3）
父亲说：“她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仁慈、非常聪明、非常特别的人。她一点不像别的女人。之前我也有过几次出轨的行为，但我从来没像爱她那样爱过别人。儿子，我也很想跟她结婚……但你母亲怎么办，你们怎么办……”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别误会，孩子。我并不是说为了你们的幸福我牺牲了自己。其实，比我更想结婚的是她。我敷衍了她很多年。我无法想像一种没有她的生活，看不到她时我很痛苦。这种痛苦我无法跟你，跟任何人说。然后有一天她对我说‘你作个选择吧！’，也就是说要么我离开你母亲和她结婚，要么她抛弃我。你为自己再要一杯拉克酒吧。”
“后来怎么样了？”
一阵沉默后，父亲说：“因为我没有离开你母亲和你们，她抛弃了我。”说这个话题让他疲惫，但同时也让他轻松。当他看着我的脸明白能继续这个话题时，他显得更轻松了。
“我非常、非常痛苦。那时你哥哥已经结婚，你在美国。但是当然在你母亲面前我努力掩饰了自己的痛苦。像个小偷一样躲在一边偷偷地忍受痛苦又是另外一种痛苦。当然，你母亲像觉察到其他情妇那样也觉察到了她的存在，她明白这次的事情很严重，但她没吱声。在家里我和你母亲、贝科里和法特玛，就像在酒店过家家那样生活着。我明白痛苦不会停止，这样下去我会疯掉，但我又不能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在那些日子里，她（父亲向我隐瞒了那女人的名字）也很悲伤。她跟我说，有一个工程师向她求婚了，如果我下不了决心她就要和别人结婚了。但我没当真……她的第一次是和我在一起的。我想她是不会要别人的，她在‘骗’我。再说，即使不这么想我也做不了什么。因此我努力不去想这个问题。有一年夏天我们不是一起去了伊兹密尔博览会了吗，切廷开车去的……回来以后我听说她和别人结婚了，我无法相信。我想她是为了影响我，让我痛苦才散布这个消息的。她拒绝了我所有约会和谈话的请求，也不再接我的电话。她还卖掉了我给她买的房子，搬到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她真的结婚了吗，她的那个工程师丈夫是谁，他们有孩子吗，她过得怎么样，这些问题四年里我没能问过任何人。我害怕自己知道了会更痛苦，但一无所知也是可怕的。我幻想着她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个地方，打开报纸她在读我读的新闻，在看我看的电视节目，没有她的任何消息让我很伤心。我开始觉得整个人生都毫无意义。千万别误会，儿子，我当然为你们、工厂和你母亲感到骄傲。但这是另外一种痛苦。”
因为他用的是过去时，所以我感到故事已经有了结果，父亲也因此轻松了，但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感到高兴。
“最后有一天中午，我又陷入了焦虑，我给她母亲打了电话。她母亲当然知道我是谁，但她不认识我的声音。我谎称自己是她一个高中同学的丈夫。为了让她女儿来接电话，我想说‘我生病的妻子喊她去医院’。她母亲说‘我女儿死了’，然后哭了起来。据说她死于癌症！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我也马上挂了电话。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但我立刻明白这是千真万确的。她也没和什么工程师结婚……人生太可怕了，一切都是那么的空无！”
看见父亲眼里流出的眼泪，一时我觉得自己很无奈。我既理解他又对他感到愤怒。越是努力去想他讲的这个故事，我的脑子就越乱，越感到痛苦，就像那些老人类学家说的“无法想像禁忌的原始人”那样。
21.父亲的故事：一对珍珠耳坠（4）
父亲说：“没关系。”一段时间的沉默后父亲恢复了平静。“儿子，今天喊你来不是为了讲我的痛苦让你伤心的。你马上就要订婚了，我当然希望你了解这个痛苦的故事，更好地认识你的爸爸，但是我还想说一件别的事情。你明白吗？”
“什么事？”
父亲说：“现在我非常后悔。我非常后悔自己没有好好地待她，没有千百次地对她说，她有多甜美，多可爱，多珍贵。她是一个谦卑、聪明还很漂亮的姑娘，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在她身上我没有看到一点漂亮女人所拥有的骄傲，好像美丽是她们自己造就的一样，她也没有被娇宠、希望不断被夸奖的要求……因为我痛失了她，也因为我没有好好地待她，所以今天我依然沉浸在痛苦之中。儿子，一定要懂得在为时不晚的时候及时地善待一个女人。”
父亲说最后一句话时的神情很严肃，随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旧的天鹅绒珠宝盒。“这是我们一起开车去伊兹密尔博览会时给她买的，我希望回去后她不要生我的气，原谅我，但没能有机会给她。”父亲打开了盒子。“她戴耳坠很漂亮。这对珍珠耳坠很珍贵。多年来我一直把它藏在一个角落里。我也不希望你母亲在我死后找到它们。拿着吧。我想了很久，这对耳坠茜贝尔戴着会很合适。”
“亲爱的爸爸，茜贝尔又不是我的秘密情人，她将做我的妻子。”但我还是朝父亲递过来的盒子里看了一眼。
父亲说：“别说这些废话。你不跟茜贝尔说这对耳坠的故事不就完了。看见她戴这副耳坠你就会想起我。别忘了今天我给你的那些忠告。你要很好地对待那个漂亮的姑娘……一些男人总不善待女人，然后还狡猾地让所有人相信自己并没有犯错。你千万不能像他们那样。你一定要牢记我说的这些话。”
他关上盒子，用一个奥斯曼帕夏的动作像是给小费那样把盒子塞进了我的手里。然后他对招待员说：“孩子，再给我们来点拉克酒和冰块。”他转身对我说：“今天的天气太好了。这里的花园也很漂亮，满是春天的气息和椴树的花香。”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忙着跟父亲讲自己有一个非去不可的约会，父亲作为大老板打电话去萨特沙特取消我的约会将会非常不合适。
父亲说：“也就是说你在美国学会了这些。很好。”
我一边为了不驳父亲的面子又喝了一杯拉克酒，一边不停地看手表，我不想——尤其是那天——和芙颂的约会迟到。
父亲说：“等等，儿子，让我们再坐一会儿。你看我们父子谈得多好。你马上就要结婚，要忘记我们了。”
我边站起身，边说：“亲爱的爸爸，我理解你的痛苦，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给我的那些宝贵忠告。”
老了以后，父亲的嘴角在非常激动的时候会颤抖。他伸手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握了握。当我同样使劲地握住他的手时，就像我挤压了藏在他脸颊下面的一块海绵那样，突然他老泪纵横。
但父亲立刻恢复了平静，他叫着要了账单。回去的路上，父亲在切廷平稳驾驶的车里睡着了。
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我没有太多的犹豫。和芙颂长久地接吻后，告诉她因为和父亲吃了午饭所以嘴里有酒味后，我从口袋里拿出了天鹅绒盒子。
“打开看看。”
芙颂小心地打开了盒子。
“这不是我的耳坠。这是珍珠，很贵的。”
“喜欢吗？”
“我的耳坠在哪里？”
“你的耳坠消失了，然后有天早上我一看，它来到了我的床前，还带来了另外一只。我把它们放进了这个天鹅绒盒子，带来给它们真正的主人。”
芙颂说：“我不是小孩子。这不是我的耳坠。”
“亲爱的，从精神上来说，我认为是你的耳坠。”
“我要我的耳坠。”
“这是给你的一份礼物……”
“我根本没法戴这副耳坠……所有人都会问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那就别戴。但你不能拒绝我的礼物。”
“但这是你为了取代我的耳坠才给我的一样东西……如果你没把那只耳坠弄丢，你就不会拿这个过来。你真的弄丢了吗，你做什么了，我很好奇。”
“总有一天它会从家里的柜子里跑出来的。”
芙颂说：“总有一天……你说的好轻松……你太不负责了。什么时候？我还要等多久？”
我带着缓一时之急的慌乱说：“不会很久。到那天我把这辆自行车也带上，晚上去拜访你的父母。”
芙颂说：“我等着。”随后我们开始接吻。“你嘴里的酒味很难闻。”
但是我继续吻她，开始*后所有这些烦恼全给忘了。我把父亲给他情人买的耳坠放在了那里。
22.拉赫米的手
越接近订婚的日子，越有很多需要处理的事情让我忙碌，我忙得连为爱情烦恼的时间也没有了。我记得在俱乐部里，我向那些儿时的伙伴，他们的父亲是我父亲的朋友，咨询了我们怎么才能弄到希尔顿宴席上需要的香槟酒和其他“欧洲”酒，我们谈论了很长时间。我一定要提醒多年后来参观我博物馆的人们，那些年洋酒的进口在国家严格和嫉妒的控制之下，因为国家也没有可以拨给进口商的外汇，所以只有极少量的香槟、威士忌和洋酒可以以合法的途径进入土耳其。然而在富人街区里的熟食店里，出售逃税商品的店家里，豪华酒店的酒吧里，拿着装满纸条的口袋转悠在人行道上的上千个通姆巴拉[1]通姆巴拉，一种对数字的游戏。把写有1—90数字的小木牌放进一个口袋里，然后把上面写有这些数字（三行，每行5个数字）的纸牌分发给玩游戏的人。由一人从布袋里依次摸出木牌并通报数字，如果纸牌上有摸出的数字，就用干扁豆或是蚕豆将此数字盖住，第一个对完第一行数字的人喊“第一个沁可”，赢得三等奖，第一个对完第二行的人喊“第二个沁可”，赢得二等奖，首先把纸牌上15个数字全部对完者喊“通姆巴拉”，赢得一等奖。[1]手那里，从来不缺香槟、威士忌和美国烟。每个像我这样大摆宴席的人，不得不自己去筹集招待客人必用的“欧洲”酒。酒店里那些彼此是朋友的首席调酒师们，在这种情况下也会互相帮助，他们相互运送洋酒以保证特大宴席的顺利举办。宴席后，报纸上那些撰写名流轶事的作家们也会提到这个问题，他们会写多少酒是“真正的洋酒”，多少是本地的安卡拉威士忌。所以我必须注意。
在我被这些事情弄得疲惫不堪时，我们会因为茜贝尔的一个电话，到贝贝克或是阿尔纳乌特柯伊的山坡上，抑或是那时新开发的艾提莱尔的某个地方，去看一处新盖的带风景的房子。我也像茜贝尔那样，开始对幻想在那些尚未完工、充满石灰和水泥味的房子里怎样生活，设想把在尼相塔什的一家家具店里看见的长沙发放在哪里可以更好地看见海峡风景。在我们晚上出席的那些宴请上，茜贝尔会喜欢把我们看见的那些房子，包括好和不好的方面告诉我们的朋友，和别人讨论我们的人生计划。而我会带着一种奇怪的羞愧转换话题，谈起扎伊姆和梅尔泰姆汽水的成功、足球比赛、夏天新开张的一些地方。和芙颂体验的秘密幸福让我在朋友的聚会上变得更加沉默了，我越来越喜欢坐在一边当个旁观者。一种忧伤在慢慢地向我内心压来，但那些天我并没有十分明显地感觉到这点，在我的故事发生了这么多年以后，现在我能够清楚地看到了。那些天，我最多也就是发现自己“变沉默了”。
一天半夜，当我开车送茜贝尔回家时，她说：“最近这些天你很少说话。”
“是吗？”
“我们已经有半小时没说话了。”
“前些天我和父亲吃了一顿午饭……它刺痛了我。他像一个准备要死的人那样谈论一切。”
6月6日，星期五，也就是订婚前八天，高考前九天，父亲、哥哥和我坐着切廷开的雪佛兰去一户人家吊唁，那家人住在贝伊奥鲁和托普哈内之间、楚库尔主麻浴室稍微往下一点的地方。去世的是一个来自马拉特亚的老工人，父亲刚工作时他就在父亲身边了。这个高大、可爱的人已经成为了公司历史的一部分，从他在父亲办公室干跑腿的活时我就认识他了。他的一只手是假的，因为那只手在工厂里被卡在机器里粉碎了。事故发生后，父亲把这个他十分喜爱、勤奋的工人调去了办公室，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他。刚开始让我和哥哥感到恐惧的那只假手，因为拉赫米的友善和可爱，后来变成了我们的玩具。儿时有段时间，每次去父亲的办公室，我们都会去玩一趟他的假手。有一次，在办公室的一个空房间里，我和哥哥看到拉赫米铺上小地毯，把假手放到一边，随后跪在地上做了礼拜。
拉赫米有两个和他一样可爱、高大的儿子。他俩都亲吻了父亲的手。他那肤色微红、体态丰满、疲惫和憔悴的妻子，一看见父亲就开始用头巾的一角擦拭着眼泪哭起来。父亲用一种我和哥哥都无法表现出来的真诚安慰了那女人，拥抱并亲吻了两个孩子，还用一种出人意料的速度，和屋里的其他客人建立起了一种精神和心灵上的联盟。而我和哥哥的心头却涌起了一种深切的负罪感。当哥哥说教似的讲着什么时，我则谈起了往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要的不是我们的语言、态度、悲痛的真实和深切，而是我们和周围环境保持和谐的能力。有时我会想，人们之所以那么喜欢香烟，不是因为尼古丁的力量，而是在这个虚空和毫无意义的世界里，它能轻易地给人一种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的感觉。父亲、哥哥和我都从拉赫米的大儿子递过来的马尔泰派烟盒里拿了一根烟，又用他点燃的火柴点着了烟，像是在做世上最重要的事情那样，我们三人用一种奇怪的形式也在同时跷起二郎腿开始抽烟了。
墙上，像欧洲人在墙上挂油画那样“挂着”一块奇勒姆地毯。大概是因为马尔泰派香烟不同的味道，我陷入一种自己在思考一些关于人生“深层次”问题的错觉。人生最根本的问题是幸福。有些人是幸福的，有些人不会幸福。当然多数人处在两者之间。那些天我非常幸福，但我不想去发现它。现在多年以后，我想没发现也许是守护幸福的最好方法。但是我没发现自己的幸福，不是为了守护它，而是因为我害怕一种正在一步步向我走来的不幸，我害怕失去芙颂。那些天难道就是这种恐惧让我变得既沉默又敏感的吗？
看着那些摆放在窄小、窘困，然而却是非常干净的房间里的家具（墙上有一个20世纪50年代时髦的漂亮温度计、一块写着“以真主的名义”的木牌），瞬间我以为自己也要和拉赫米的妻子一起哭起来了。电视上面铺着一块手工钩织的垫子，垫子上放着一只睡觉的小狗摆设。仿佛小狗也快要哭了。我记得，不知为什么看到小狗时，我感觉自己好了许多，我先想到了这点，然后是芙颂。
23.沉默（1）
越是接近订婚的日子，我和芙颂之间的沉默也变得越来越长，这种沉默毒药般浸透到我们每天至少持续两小时的约会和激烈程度与日俱增的*里。
有一次她说：“我妈收到了订婚仪式的请帖。我妈很高兴，我爸说我们应该去，他们要我也去。感谢真主第二天有高考，我就没必要在家装病了。”
我说：“请帖是我妈发的。你千万别去。其实我也根本不想去。”
我希望芙颂附和地说“那你就别去”，但她什么也没说。随着订婚日子的日益临近，我们更加热烈地*，就像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的恋人一样，我们用习惯的手——胳膊——身体动作搂抱对方，有时我们不说任何话，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看着随风轻轻摆动的窗纱。
直到订婚那天，我们每天在同一时间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约会和长久*。就像我们从不谈起我们的处境、我的订婚、今后将怎样一样，对那些会让我们想起这些问题的事情也尽量避而远之。这把我们拖进了一种沉默。窗外依然会传来踢足球的孩子们的叫骂声。尽管刚开始*的那些天我们也没有谈起今后的问题，但我们依然可以谈笑风生地说起我们共同的亲戚、普通的尼相塔什传闻和那些坏男人。现在我们之所以忧伤，也是因为这些谈笑很快就结束了。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损失、一种不幸。但这种坏情绪没有让我们彼此远离，反而很奇怪地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有时我发现自己在幻想订婚后将继续和芙颂约会。一切像原来那样持续的这个天堂，慢慢地从一种幻想变成了一种合理的猜测。在我们如此热烈和真诚地*时，我认为芙颂是不会抛弃我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不是推论。我一边偷偷地想这些东西，一边试图从芙颂的言行中明白她在想什么。因为芙颂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点，因此她不给我任何线索，于是沉默变得更长久了。同时，芙颂也在看着我的举动，绝望地作着某些猜想。为了得到更多的信息，有时我们像睁大眼睛的间谍一样长时间地审视对方。我在这里展出芙颂穿过的白色*、白色的儿童袜子和这双肮脏的白色塑料凉鞋，让它们成为我们那些忧伤、沉默时刻的标志。
转眼间订婚的日子到了，所有的猜测也都落空了。那天，我先解决了威士忌和香槟酒方面出现的一个问题（一个买因为没收到现金拒绝卖酒），然后去了塔克西姆，在我儿时常去的大西洋快餐店吃了汉堡，喝了阿伊让[1]阿伊让，一种用酸奶和水加上盐做成的饮料。[1]，随后去了儿时的理发师长舌·杰瓦特那里。杰瓦特在20世纪60年代末把理发店从尼相塔什搬到了塔克西姆。父亲和我们就在尼相塔什为我们自己找到了另外一个理发师巴斯里。但是在我路过那里，想听他开的玩笑高兴一下时，我就会去在阿阿清真寺街上的杰瓦特理发店。那天杰瓦特知道我要订婚后非常高兴，他为我做了新郎的刮脸，用了进口的剃须泡沫，仔细地剃掉了我脸上的所有胡子，还给我抹了他说是没有香味的润肤液。从理发店出来，我走回尼相塔什，去了迈哈迈特公寓楼。
芙颂按时到了。几天前，我半心半意地说，星期六我们不该约会，因为第二天就要高考了。而芙颂却说复习了那么长时间，最后一天她想让脑子休息一下。借口准备考试，她已经两天没去香舍丽榭精品店了。芙颂一进房间就坐下点上了一根烟。
23.沉默（2）
她带着嘲讽说：“我的脑子里全是你，数学什么的已经装不进去了。”就像这是一件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是电影里的一句俗套台词，她大笑了几声，随后满脸通红。
如果她的脸不那么红，如果她没那么忧伤，我也可以试着把事态变得轻松一些的。我们可以装做根本没想到今天我要订婚的事情。但没有那样。我们俩都感到了一种强烈、无法承受的忧伤。我们明白只有*才能从这种无法用玩笑来敷衍、不会因为谈话而减少，也不会因为分担而减轻的忧伤里逃脱出来。但是忧伤也减慢、毒害了我们的*。有一阵，芙颂像一个倾听自己身体的病人那样躺在床上，她仿佛在凝望头顶上的一片愁云，我躺到她身边，和她一起仰望天花板。踢足球的孩子们也不出声了，我们只听到了球的声音。随后鸟儿们也停止了鸣叫，一阵深沉的静默开始了。我们听到从远处传来的一声轮船的汽笛声，随后是另外一艘船的。
再后来，我们用我的外公艾特黑姆·凯末尔，也就是她外曾祖母的第二个丈夫留下的一个杯子分享了一杯威士忌，随后我们开始接吻。写这些时，我感觉不该让那些对我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更加伤心了。并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们忧伤，小说也一定要忧伤。像往常一样，我们也用房间里的物件，我母亲留下的裙子、帽子和小摆件来消磨时间。像往常一样，我们的接吻也很美妙，因为在接吻上我们都有了进步。与其用我们的忧伤来让你们伤心，不如让我来告诉你们，芙颂的嘴巴在我的嘴里仿佛溶化了一般。在我们越来越长的接吻过程中，在我们合二为一的嘴巴构成的巨大溶洞里，积攒起一种蜂蜜般甜美、温热的汁液，有时这种汁液会沿着我们的嘴角流到我们的下巴。而我们的眼前，开始浮现出一个只有用一种天真的乐观才能幻想出来的天堂国度，就像仰望天堂那样，我们欣赏着这个五彩斑斓的国度，好像从我们脑海里的一个万花筒里看到的那样。有时我俩中的一个，像一只小心翼翼将无花果咬在嘴上、沉溺于享乐的鸟儿一样，把另外一个人的上嘴唇或是下嘴唇轻轻*进自己的嘴里，随后一边把这片被监禁的嘴唇咬在自己的牙齿之间，一边对另外那人说：“你要听我的发落了！”另外那人用快乐和耐心感觉了嘴唇的冒险，在一边体会了被情人发落的可怕滋味，同时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不仅仅是嘴唇，还有将整个身体勇敢地交给情人将会何等迷人，感到怜爱和顺从之间的这个地方是爱情最黑暗、最深邃的地方之后，也学着做同样的事情。正在这时，在我们嘴里迫不及待扭动的舌头，在牙齿中间迅速找到彼此，提醒我们爱的那与暴力无关，而与温柔、拥抱和抚摸有关的甜蜜一面。
长时间*后我俩都睡着了。当阳台外面吹来的一阵甜美、夹带着椴树花香的风，突然将窗纱撩起又像丝绸那样落到我们脸上时，我俩同时被惊醒了。
芙颂说：“我梦见自己在一片向日葵地里。向日葵在微风中奇怪地摇摆着。不知为什么让我觉得很可怕，我想喊，但没能喊出声来。”
我说：“别怕。我在这里。”
我就不说我们是如何下床，如何穿上衣服，走到门口的。我跟她说考试时要冷静，别忘了带准考证，她会成功的，随后我努力让自己自然地说出了几天来我想了上千遍的一句话。
“明天我们还在老时间见面，好吗？”
芙颂逃避着我的目光说：“好的！”
我用充满爱恋的目光看着她离去，我立刻明白订婚仪式会很圆满。
24.订婚（1）
展示伊斯坦布尔希尔顿酒店的这些明信片，是在这个故事发生了二十几年后，为了筹建纯真博物馆，我在和伊斯坦布尔的那些著名收藏家交朋友、在城里和欧洲的跳蚤市场上（还有小博物馆里）转悠时收集来的。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之后，著名收藏家病人·哈利特先生才同意我摸一摸，从近处看一看其中的一张明信片。这个熟悉的现代和国际风格的酒店，不仅让我想起了订婚的那个晚上，还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十岁那年，父母和今天早已被遗忘的美国影星特丽·摩尔一起，激动地参加了伊斯坦布尔整个上流社会出席的酒店开业典礼。在以后的那些年里，父母在短时间里适应了这个从我们家窗户也可以看见的、与伊斯坦布尔那陈旧和疲惫的轮廓格格不入的地方，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去那里。父亲的客户、那些喜欢肚皮舞的外国公司代表会在希尔顿下榻。星期天晚上，全家人会去酒店吃那个叫“汉堡”的美妙东西，因为它们还没有出现在土耳其其他任何一家饭店里。留着细长胡子的门卫，穿着配有金色饰带、亮晶晶纽扣肩章的石榴色制服，这会让我和哥哥着迷。那些年许多“西方”的新事物首先会在希尔顿进行试验，各大报纸会在酒店里安排一个记者。若是母亲非常喜欢的一件衣服弄上了污渍，她会让人送去希尔顿的干洗店，她自己则喜欢和朋友们在大堂的蛋糕店里喝茶。我许多亲戚和朋友的婚礼也是在酒店楼下的舞会大厅里举办的。当明白订婚仪式不适合在我未来丈母娘的破旧别墅举办后，我们一起决定了就在希尔顿。另外，自从开业，希尔顿一直是伊斯坦布尔少有的几家文明酒店之一，因为它从不向那些富有、优雅的先生和勇敢的女士讨要结婚证便可开出房间。
切廷把我们（父母和我）早早地送到了影子像飞毯似的大转门前。
每次进酒店都会变得兴高采烈的父亲说：“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去那边喝点东西。”
我们找了一个看得见大堂的角落坐下，父亲向他认识的老招待员问好后急忙为我俩要了“拉克酒”，为母亲要了茶。我们带着对过去的回忆，兴致勃勃地看着傍晚时分酒店里的人群和纷至沓来的宾客。当衣着时尚的嘉宾、朋友、好奇的亲戚们随着快乐的人群一个个在我们前方经过时，他们谁都没看见我们，因为我们坐在仙客来盆花宽大的叶子后面。
母亲说：“啊，雷詹的女儿长这么大了，好可爱。”她看着另外一个客人皱着眉头说：“应该禁止那些腿长得难看的人穿迷你裙。”回答父亲的一个问题时母亲说：“不是我们，是他们让帕慕克一家坐在后面的，真可惜！”随后母亲又指着别的客人说：“可惜啊，法泽拉女士怎么变成这样了，真是人老珠黄……要是他们在家里待着就好了，我也就看不到她这副可怜的样子了……那些包头的女人是茜贝尔母亲那方的亲戚……我看希贾比先生是完了，扔下玫瑰般的老婆和孩子跟这么一个庸俗的女人结婚……看这个理发师内夫扎特，好像要跟我过不去，把祖姆鲁特的头发跟我的弄得一模一样。他们是谁，夫妻俩的鼻子、站相，甚至是他们的衣服难道不像狐狸吗？儿子，你带钱了吗？”
父亲说：“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
“他急急忙忙跑回家，换了衣服就过来了，不像是来参加自己的订婚仪式，倒像是去俱乐部。亲爱的凯末尔，你身上带钱了吗？”
24.订婚（2）
“带了。”
“好。把背挺起来，好吗？所有人的眼睛都会盯在你身上……好了，我们过去吧。”
父亲向招待员做了一个“单份”的手势，先为他自己，然后看着我的眼睛为我——他依然用手比画了一下——又要了一杯拉克酒。
母亲对父亲说：“你的抑郁和烦恼不都已经过去了吗？又怎么了？”
父亲说：“难道我不能在儿子的订婚仪式上喝点酒高兴一下吗？”
“啊，她多美啊！”看见茜贝尔时母亲说道，“她的裙子也美极了，珍珠也镶得很到位。姑娘本来就很出色，所以穿什么都好看……她穿那裙子好可爱，好优雅，不是吗？多么可爱、贤淑的一个女孩！儿子，你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吗？”
茜贝尔和刚刚从我们面前经过的两个漂亮朋友拥抱了一下。姑娘们小心翼翼地举着刚刚点燃的细长香烟，用夸张的动作努力不去破坏彼此的妆容、头发和衣裙，她们互相亲吻了对方，没让抹了口红的嘴唇碰到任何地方，随后她们欣赏着彼此的衣服，说笑着互相展示了一下自己的项链和手镯。
父亲看着三个漂亮的女孩说：“每个聪明人都知道人生是美好的，人生的目的是获得幸福。但最后只有傻瓜们才会幸福。我们将如何来解释这个问题？”
母亲说：“今天是孩子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之一，穆姆塔兹，你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些废话？”母亲转身对我说：“好了，儿子，你还待在这里干吗，快到茜贝尔的身边去……你要每时每刻都和她在一起，和她分享所有的快乐！”
我放下酒杯，当我从花盆后面径直朝姑娘们走去时，我看见茜贝尔的脸上闪现出一种幸福的笑容。亲她时我说：“你怎么才来啊。”
茜贝尔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后，我们一起转身朝酒店的大转门看去。
我在她耳边轻声说：“亲爱的，你很漂亮。”
“你也很帅……但我们别站在这里。”
但我们还是站在了那里，不是因为我的坚持，而是因为茜贝尔很喜欢人们投射出来的羡慕眼神，从酒店的大转门里走进来的熟人、陌生人、来宾和站在大堂里的一两个穿着讲究的游客都在看着我们。
那些年，伊斯坦布尔的“西化”有钱人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大家彼此认识，知道彼此的传闻。多年后的今天，我都还记得从大转门里走进来的那些人：艾瓦勒克[1]艾瓦勒克（Ayvalk），土耳其西部靠近爱琴海的一个海滨城市。[1]人哈里斯哈里斯家和他们一样长了一个超长下巴的儿媳（近亲结婚！）和长着更长下巴的儿子们，他们是橄榄油和肥皂富商，我们是在儿时母亲带我们去马奇卡公园玩沙子时结识的……老守门员、汽车进口商水桶·卡德里，他的几个浑身戴满了耳坠、手镯、项链和戒指的女儿，他是父亲服兵役时的朋友，和我则是踢足球比赛时的朋友……前总统颈背粗壮的儿子和他优雅的妻子，他曾因经商涉嫌不法……巴尔布特医生巴尔布特医生，他用我儿时时髦的手术拿掉了整个上流社会的扁桃体，不仅是我，几百个孩子一看见他的手提包和驼色大衣便会惊恐万状……
我对慈爱地拥抱我的医生说：“茜贝尔的扁桃体还在。”
“现在有更现代的医学手段可以吓唬漂亮的姑娘们了！”医生重复着这句也经常和别人说的玩笑话。
当帅气的西门子土耳其代表哈伦先生经过时，我希望母亲看见时不要恼火。因为母亲用“狗熊、无耻”等词语提及的这个看上去非常安静和成熟的人，无视整个上流社会发出的“可耻，丑闻”的叫喊，和第二任妻子的女儿（也就是养女）结了婚。他用自信、冷静的姿态和可爱的笑容在短时间里让整个上流社会接受了这个事实。当得知居内伊特先生和他妻子费伊赞费伊赞的大儿子阿尔普泰金和我，小女儿阿塞娜和茜贝尔是小学同学时我们都很惊喜，并决定近期一起聚聚。“二战”期间，许多犹太人和希腊人因为没有交纳国家对少数民族实施的税收而被送进了劳动集中营，居内伊特先生用低价收购了这些人的工厂和财产，于是便从一个高利贷者变成了实业家。父亲因为一种卫道士的愤怒十分嫉妒他，然而又对他的友情十分钟爱。
24.订婚（3）
我说：“我们该下去了吧？”
“你很帅，但把背挺起来。”茜比尔不知不觉中重复了母亲说过的话。
厨师贝科里、法特玛女士、看门人萨伊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全都穿着时髦的衣服，害羞、拘束地走进门来和茜贝尔握了手。法特玛女士和看门人萨伊姆的妻子玛吉黛，把母亲从巴黎买来的时髦方巾当头巾包在了头上。看门人的儿子们穿着西服系着领带，脸上长满了青春痘，他们带着仰慕用余光看了茜贝尔一眼。然后，我们看见了父亲的共济会会员朋友法希赫·法西尔和他的妻子扎利菲。尽管父亲很喜欢这个朋友，但却讨厌他共济会会员的身份，父亲会在家里数落共济会，说他们的商业世界里有一个秘密的“后门和特权公司”。他会一边说“好啊，好啊”，一边仔细阅读反犹太主义出版社出版的土耳其共济会会员的名单。法希赫来家做客前，他会从书架上取下那些名叫《共济会会员的内幕》《我曾经是一个共济会会员》的书，把它们藏起来。
随后是整个上流社会认识的、伊斯坦布尔的（可能也是*世界的）惟一皮条客奢华·谢尔敏，看到他那张熟悉的脸，我一时把他当做了我们的客人。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作为商业标志的紫色丝巾（为了遮掩一道疤痕，他从不会解开丝巾），身边跟着一个穿着超级高跟鞋的漂亮“姑娘”，他们直奔酒店里的蛋糕店去了。随后进来的是戴着一副奇怪眼镜的老鼠·法鲁克，因为他的母亲和我母亲是朋友，儿时的头几年里我们成了“生日”朋友。法鲁克后面是烟草富商马鲁夫的儿子们，因为我们的保姆是朋友，所以小时候我们经常在公园里碰到。茜贝尔跟他们也很熟，因为他们都是大俱乐部的会员。
将要为我们戴订婚戒指的前外交部长、又老又胖的麦利克罕是和我未来的丈人一起从转门走进来的，一看见从她儿时起就认识的茜贝尔，他拥抱并亲吻了她。他对我审视了一番后对茜贝尔说：“愿真主保佑，他还挺帅的！”他握着我的手说：“小伙子，我很高兴认识你。”
茜贝尔的女朋友们笑着走了过来。前部长用一种被宽容了的、老人特有的掩饰*的轻松态度，半玩笑半认真地夸赞了姑娘们的外衣、裙子、首饰和头发，挨个亲吻了她们的脸颊，随后他带着一种一贯对自己满意的神情下了楼。
父亲下楼时说：“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讨厌的家伙。”
母亲说：“行了，看在真主的分上！看好台阶！”
父亲说：“我看着呢，感谢真主我还没瞎。”透过花园和道尔马巴赫切宫，一面对海峡、于斯屈达尔、贞女塔的风景和人头攒动的人群，父亲立刻高兴起来。我挽着父亲的胳膊，开始走在用托盘为客人送各色点心的招待员中间，和来宾们亲吻，问好。
“穆姆塔兹先生，您的儿子跟您年轻时一模一样……我好像又看到了您年轻时的样子。”
父亲说：“我还年轻着呢，夫人。但我不记得您了……”然后他轻声对我说：“别挽着我的胳膊，好像我是个残疾人。”
我乖乖地离开了他。花园里灯火通明，到处都是漂亮的姑娘。她们大都穿着时髦的高跟鞋，露出红色的脚指甲，有些人穿着袒露着胳膊、肩膀和前胸的长裙，因为没有露出双腿，她们看上去都很悠然自得，她们也让我感觉赏心悦目。就像茜贝尔那样，很多年轻女人都拿着有金属扣的小巧闪亮的手包。
24.订婚（4）
后来，茜贝尔拉着我的手，把我介绍给了她的亲戚、儿时的朋友、同学以及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
每次她都说：“凯末尔，现在我要给你介绍一个你会很喜欢的朋友。”当她带着真诚和兴奋，在我看来却是一种严肃的神情夸赞她的朋友时，她的脸上就会绽放出一种喜悦、激动的表情。让她发自内心喜悦的东西，当然就是人生完全像她希望和计划的那样。就像她裙子上的每颗珍珠、每个褶皱、每个蝴蝶结，经过一番努力后完美地贴服在她美丽身体的每个部位上一样，她从这个自己几个月来精心设想和计划的夜晚里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她为自己预见的幸福人生也将一一实现。因此，就像是因为新的幸福那样，茜贝尔欣喜地迎接着夜晚的每个时刻、每张新面孔、每个拥抱和亲吻她的人。有时她紧紧地依偎着我，用一种保护者的姿态，用两个手指仔细地拿走掉落在我肩上的想像中的一根头发或是一粒灰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