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花八门的自欺是怎样成为现实的呢？我们不妨舍弃精确的机械论术语，而采用心理学的框架来探讨下为了骗到自己，我们需要经历哪些心理过程。人类大脑在搜索信息的同时又摧毁这些信息，不过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我们什么时候进行信息搜集？什么时候进行摧毁？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搜集和摧毁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得研究大脑从吸收信息到呈现信息给他人的整个过程，从开始到结束。我们会发现，每一个阶段当中，大脑都把信息流引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初来乍到，信息就已经出现了偏差；接着对信息进行编码，进一步扭曲它的面貌；然后送进记忆进行储存，储存下来的不乏虚假的信息；最后我们呈现给他人的，自然就是些谎言了。不过这样做了之后，我们的个人形象不是变得更好了吗？难道不是变成了一个对人有“效益”的人了吗？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自我吹捧。这种自我吹捧，或者说虚假的自我呈现，可以分为面向自我和面向他人的两种类型，而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就算舍去一些单纯的计算误差后，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从一个更大的样本中进行二次抽样）当中还是会出现不容小觑的偏差，这就是自欺的原理，是一系列不断出现偏差的心理过程，而这些心理过程会影响到信息获得和信息分析的每一层面，导致了真相在一个接一个的心理步骤中被逐步地、系统性地扭曲了。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既研究信息获得与信息分析，也要研究信息的持续性衰退和信息损坏。
在本章一开始，我要指出一个重要事实：自欺的实现不要求大脑同时储存同一件事的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比如声音识别的例子（见第3章）。还有就是可能只有谎言被大脑储存下来了，比如老龄积极偏差的例子（见第6章）。信息越早走偏，或越彻底地被无视掉，那么大脑需要储存的真实就越少，毕竟前面讨论过隐瞒真相是需要付出相当大的认知代价的；但是如果大脑完全没有对真实信息进行存储，你以后可能也要因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大脑完成了对信息的储存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到底是会选择隐瞒真相还是保留真相这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能够揭示大量令人振奋的答案，欢迎大家都参与进来。
在下文中，我将首先回顾一些大脑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出现的偏误（bias）的例子，不过我不想面面俱到，而是准备简略地谈一谈那些对形成谎言起到作用的心理过程，其中包括我们在预测未来情绪时出现的偏误。否认（denial）、投射（projection）和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或称作“认知失谐”）则在欺骗和自欺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某些信息视而不见，某些信息宁滥勿缺
尽管我们总是大力推崇自由意志，但实际上我们人类把大多数时间花费在了信息的审查和删减上，我们拼命搜罗那些观点和我们一致的报纸杂志，并刻意躲开和我们意见相左的文章。比如说，如果我看到一篇证明大麻具有医学疗效的文章，我肯定会仔细地读上一读；如果那篇文章讲的是大麻对健康的害处，那么我顶多扫上一眼就完事了。如果是谈论香烟的文章，那压根就提不起我的兴趣，因为我知道对于香烟几十年前就有科学定论了，而且我也戒烟好久好久了。所以在我的注意力范畴内存在偏误，而且这种偏误一方面能投我所好——我吸食大麻[1]，所以对它更感兴趣——另一方面也能导致自欺欺人，我会夸大大麻有益的一面，而忽略它有害的一面，我这么做是采取了主观的视角，为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狡辩。
一项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准确地计算出了这种偏误的程度。研究人员告诉受试者，你们好像患了一种很严重的病，但是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测验就能知道结果：往一条由某种材料制成的带子上沾点唾沫，只要看到带子颜色变了，就能知道到底有没有得病（变色是对应有病或者健康取决于具体的实验组）。那些经过诱导相信变色代表健康的人盯着带子看的时间要比相信变色代表有病的人长60%（实际上，带子根本就不会变色）。另一项实验向受试者播放了一段描述吸烟危害性的录音，他们被要求必须仔细倾听录音的内容，但是录音里有一些干扰杂音，受试者可以自行调低杂音。最后发现，烟民们并不会去这么干，但是非吸烟者为了听清楚磁带的内容，就会去调低杂音。
有些人拒绝接受HIV检查或其他的健康检查，这样做大概是为了回避坏消息。“我不知道的事情就不会伤害到我。”这是人之常情，特别是在不管怎么挣扎都于事无补的情况下，这种心态会更加突出。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些自我安全感更高的人，反而更能接受并考虑这些坏消息。简而言之，我们会主动回避关于自身的坏消息，特别是在坏消息也不能对现实起到帮助或者我们自身缺乏安全感的时候。这里自欺起到的作用是维持及投射（向他人展示）一个积极的自我评价。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有意识地选择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哪里。比如在一个鸡尾酒会上，身边同时有两场对话在进行，我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感兴趣的那一场上面；对于被我们忽略的对话，我们大概能知道谈话主旨，但是对细节就不清楚了。所以信息搜集的流程从一开始就拒绝了那些稍后需要花功夫来隐瞒的信息的流入。在一项试验中，人们被说服相信自己非常有可能或非常不可能被选中参加一次精彩的约会，那些相信自己可能参加的人会把更多时间用于思考这次约会的积极一面；而那些相信自己没希望的人则会花更多时间思考消极的一面，仿佛这样做才能抵消自己的失望之情。
[1] 美国部分州视吸食大麻为合法行为。——译者注
偏误信息编码和偏误信息解释
就算我们真的去接待那些没被我们拒之门外的信息，但是我们还是会想方设法地把它们扭曲掉。有一项研究要求人们盯着一个有点像大写字母B又有点像数字13的图案（或者一个有点像马又有点像海豹的图案），并告诉他们这个图形可能是字母或者数字（或可能是农场家畜或者海洋生物）。只要提前针对不同的类别（字母或数字）方向上给予不同的食物作为奖励，设定他们的动机，受试者身上很快就出现了感觉偏误，时间是短短的400千分秒（即图案刚刚来得及进入知觉所需要的时间）。眼球追踪显示，人们的第一眼通常（60%）会指向他们偏好的图案类别。这项研究表明，动机对于信息处理的影响能持续到视觉刺激的前知觉处理中，并且能引导视觉系统将特定的内容呈现到知觉意识中。类似的还有用颜色做的研究。
关键的地方在于，人类的感觉系统会迅速地聚焦到那些首选信息上——上述例子就是能得到食物奖励的图案类别。不过这一点和自欺或者欺骗倒没什么关系，而是能带来直接的好处。但是有些信息能够增加自尊感或者帮助我们更好地去骗人，所以我们能随时调动偏误流程，优先选择此类信息。个人幻想往往是促进自欺生长的金牌养料，一旦人们开始陷入幻想，选择性注意力也就会变得格外的牢固。
早在60年前科学家们就已经发现了相关的效应：当被要求画出一枚硬币时，饿肚子的孩子画出来的硬币更大，因为能满足自身欲望的手段（钱能够买吃的）在这时充满了诱惑，所以在我们眼中看起来也更大。近期的一项验证研究显示，在人们口渴的时候，玻璃杯看起来也变大了，甚至当你无意识认为园艺非常有意思的时候，园艺工具似乎也变大了一圈。
第一偏见的作用力非常巨大，在一项试验中，人们按照持强烈支持死刑或强烈反对死刑的观点被分成了两组，然后给他们提供了一连串丰富的正反证据，有些证据是支持死刑，有些证据反对死刑。但是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因此而趋向统一，相反，分歧进一步深化了。那些之前就反对死刑的人现在掌握了更多的证据，反之亦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作用的是偏误解释，即赞成死刑的人只接受了那些支持自己的证据，引援它们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把那些反对证据视作不可取的谬误。和前面一样，自我肯定和这种行为呈负相关关系——越认真反思自己的人越不会自欺欺人。这告诉我们另一件事，那就是自欺会拉开人们之间的距离——朋友之间，爱侣之间，邻居之间——不过在一些共同的集体目标面前，比如战争，相同的自欺会把人们凝聚在一起。
偏误记忆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通过扭曲多个记忆步骤以达到某种目的，我们更容易记住自身好的一面，遗忘那些干过的坏事，或者随着时间推移把坏东西点粪成铁甚至点粪成金。在信息处理过程的最后步骤实现自欺的一个例子是在向他人复述回忆的时候，我们能通过差异复述（differential rehearsal）来美化个人形象。补充性记忆偏误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比如在接受一堂“技能培训课”之前，首先测定受试者们的技能水平，在上完课之后，他们回忆起课前自己的水平比实际要低，这样就获得了一种“得到了进步”的错觉。或者在回忆他们课上的表现时，这些受试者又记得自己的表现比实际来得要好，也同样是为了制造出“取得进步”的错觉。此处我们通过一连串的偏误记忆维持偏误的前后一致，为自己带来某些好处。
我们经常会为了自己而歪曲记忆，比如不论是男士还是女士，总是以为自己交往过的性伴侣没实际中那么多，而和同一位性伴侣相守的时间要长得多，实际上正好相反。类似地，我们总以为自己参与了根本就没参加过的选举投票，给那些根本没出过力的慈善活动捐了善款，就算真的给谁谁投了票，我们也总记得我们投给了最后获胜的参选者。实际上我们投的是落选的家伙，只不过被我们忘记了。父母们也总以为自己的孩子比实际上来得更乖巧聪明。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尽管普遍的说法是，记忆就像一张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发黄模糊的照片，实际情况却是，记忆既可以被重新塑造，也可以被人为操控，也就是说，我们能不断地修修改改自身的记忆，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去影响他人的记忆。如果警察询问一个目击证人，是否有看见一辆事故现场附近根本不存在的红色跑车，那么在随后的取证过程中，目击证人就会不断提供关于这辆红色跑车的各种信息，有时甚至会变成这次事故当中最为生动的细节。前面提到过，差异复述尽管都是些胡话，但是却能让自己都信以为真。
我再举一个例子。个人的健康信息这种东西，就算写得再清晰易记，还是很容易被记错。一些人在做完胆固醇筛查测验后，分别在一个月、三个月和六个月之后接受一项检验他们对测验结果记忆程度的测试，通常来说（89%），这些调查对象都能够准确地记得自己的胆固醇风险等级，而且不随时间推移遗忘。但是多达两倍的人认为自己的胆固醇水平比实际水平要低。日常生活中，类似的记忆偏误还有例如人们能够很轻易地记得自己做过的好事，忘记自己干过的勾当。但是在回忆他人的善恶行为时，却记得清楚多了。
我们甚至还可以杜撰完全虚构的记忆，正如一句话所说：“我的记忆力非常好，甚至能记住压根没发生过的事情。”我特别记得过去的一件事。很多年间，我都会告诉别人这么一个故事：我曾在1968年前往哈佛图书馆幽深处探寻一本我父亲在1948年与人合著的图书。这本书由美国国务院出版，书中所述为那些罪不至在纽伦堡被处死的纳粹犯人奠定了去纳粹化步骤的理论基础，其中包含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如果你是救世军人，那么稍加批判便可不再追究，若你是一名党卫军人，那么你首先要被剥夺五年的工作机会——书中写的大概是这些东西。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一本书存在。没错，我的确被哈佛图书馆的陈年灰尘呛过，那本由我父亲与人合著的书也的确躺在那儿，出版机构的确也是国务院，但是呢，这本书的出版日期其实是1943年，而且也只是一本无足轻重的著作，内容也只是讲了讲纳粹占区内部的纳粹组织结构罢了，根本谈不上什么德国重建的建国宝典。但是这些正是虚假记忆的要点——夸大事实，粉饰美化。看我给这份回忆不断地增加了生动的细节，我甚至跟人说我才不是个道听途说的人，所以我亲自到图书馆里进行求证，看看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家族故事——这么做反而增加了我的说法的可信度。只不过这本1943年出版的无人问津的小书背后才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家族故事呢！看，这就是虚假记忆构建的特征——不断往里面增加细节，增添说法的可信度，直到它最后彻底融入你的记忆里。
我们也可以颠倒回忆中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身份。戈尔·维达尔记得有一次上NBC电视台的晨间节目《今日秀》，接受汤姆·布罗考的采访。布罗考首先就对方的双性恋题材作品向维达尔提问，但是维达尔回答说他来这儿是讨论政治问题的，但是布罗考坚持要问双性恋的问题，不过在维达尔的坚持下，两人最后还是顺利地开始讨论政治话题。但是若干年后，当布罗考被问到，您记忆中最有难度的采访是哪一次时，他说是采访维达尔那一次，因为维达尔老要谈双性恋的问题，但是自己只想和他讨论政治。两人的位置被完全对调了——布罗考这么做是为了提升自我形象，谈政治问题当然要比老是对双性恋抓着不放显得正常多了吧。
研究显示，在回忆和别人发生过的争论时，我们自然能把自己的有利论据和对方的拙劣论据记得一清二楚，自然把对自己的不利证据和对对方有利的证据忘得一干二净，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牢固自身立场，提升自我形象。如果动机进一步变成维护自尊的话，那么记忆将在更大的程度上被加以扭曲，然后为失败和失策找到借口，并且把造成眼前烂摊子的原因推到过去无限远。这样大多数的人都能维持一种情况得到了改善、现在比以前好的错觉，所以错误一定都是过去那个年轻不懂事的自己犯下的，跟现在没有关系。
合理化不当行为和偏误叙述
为了合理化一些不道德或者不太恰当的行为，我们会在向别人辩解时修改自己的动机并且掩头藏尾，还会把这些由内部因素造成的行为归咎到外部因素上。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认为骗人不是坏事的念头能够起到合理化我们那些骗人举动的作用：骗人是情非得已啊，谎言是在自由意志的控制范围之外啊。
偏误的出现有时难以预料，而且还是在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甚至坑你一把的情况下。在这一方面曾经出过一个经典实验，设计得非常巧妙。实验把受试者们安排到一个尴尬的情形里，然后他们可以选择坐到一名残障人士或一名健康人士边上，而这两人面前都放有一台正在播放电视节目的电视机。如果两台电视都在播放同一档节目，受试者们会优先坐到残疾人边上，好像在显示自己不带偏见；但是如果电视里放着的是不同的节目的话，他们就会坐到健康人边上，仿佛是有一些其他的正当借口这么做的（这边放的电视节目更精彩）。同样地，在对很多研究采取了元分析之后发现，美国白人在面对美国黑人时，选择帮助对方与否的概率和面对美国白人时差不多，但是一旦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不给予对方帮助时，例如“离得太远”或者“会冒风险”，结果就大相径庭了。此时并不存在对自己行为的否认或是记忆有误，实际上他们否定的是内在的意图，并将自己的行为归咎到外部因素上，以减轻自己的责任。
决定论（determinism）能为各种不道德行为充当保护伞，借口说这是“无意识控制的”也同样能为这些行为脱罪：“我别无选择。”一旦采用决定论的视角，那么社会上许多恶行就有了为所欲为的依据。一项试验中，首先通过让受试者阅读一篇证明基因和环境共同决定了人类行为的文章，接受其中的决定论观点，随后在一项允许暗地作弊的电脑任务中，欺诈行为就会增加。这项实验表明，通过操控降低人的责任感后，我们就能轻易地诱导出（至少在他人眼中）不道德行为。
未来感受预测
很好玩的是，我们在预测自己未来的情绪时会出现系统性的偏差。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会把现下的喜怒哀乐投射到未来。在畅想一件乐事时，我们会高估未来自己的高兴程度；反之对坏事的设想也类似。似乎我们以为未来的那个自己会保持现下的高昂或低沉情绪，而不会“回归平均值”，即心情平复到一般的程度。我们觉得如果现在很开心，那么以后肯定会更加开心；如果现在觉得很郁闷，那么以后肯定只会更无精打采。在2004年美国大选结束一周后，克里的支持者们其实没有之前他们自以为的那么沮丧，而小布什的支持者们也没有自己原来以为的那么欢欣鼓舞。
有证据显示，在预测其他人的未来感受时，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不管这个“他人”指的是熟悉的人还是完全陌生的人。我们会大大高估一件事对他们产生的情绪影响的持续性，正如我们对自己做的那样。实际上，我们对他们情绪的预测很大程度上和他们对自己情绪的预测有关，但是实际上这两者的准确度都不怎么样。
问题出现在解读环节上。有些人认为这也是自欺的一种，会出现这种错误预测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身的自欺系统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我们未来的情绪。但是我对这种观点存有疑问，人类之所以能把情绪投射到未来，是因为情绪表达的是“现下”，但是我们在口头预测未来的情绪状态时，那个时间点其实离“现下”很近，而这么短的时间已经足够某种平衡抵消机制发挥作用了，故而我们的预测其实根本不会真正影响到我们在“未来”这个时间点的情绪。
但是也有一些醒目的例外情况。我记得从前某次在阿姆斯特丹的酒吧里，我曾连续三小时“热烈追求”一位尼日利亚美女，但实际上我隔着她老远，根本不敢走过去套近乎。她离开的时候抛给我一个轻蔑的眼神，这眼神深深地烙进了我灵魂深处，让我难堪极了。如果当时有一位心理学家在场评估我的“情感预测力”的话，他大概会得出我在一两年后就会把这件事忘个精光的结论，实际上在25年后的今天，我还是很清楚地记得这件事。
所有的偏误都是自欺在搞鬼
自欺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偏误（bias）。这种偏误在“真相”附近神出鬼没，并不呈现出固定的分布模式，而且光说它是一种计算误差好像还不够准确。自欺的确能引起偏误，而偏误的数据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自我增强（self-enhancement）和自我辩护（self-justification）。那么有没有并非谎言而且不是由自欺引发的偏误？当然有。
来看看下面的例子。正在逼近的声音要比实际上听起来更响亮也更逼近，而正在远离的声音则相反。而这就是一种偏误，而且科学家们已经详细阐述了它的远离。逼近的物体当然比离去的物体来得更危险——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尽早且尽量准确地察觉逼近物体的存在。而生物体大概是用达尔文单位而非牛顿单位在衡量这之间的距离吧？所以这样想的话，所谓偏误其实也不存在了。
来看另一个例子。从树顶往下看到地面的距离会比从地面往上看的距离多出不少，这种偏误里可不存在什么社交意义，只不过比起借此去操控他人的思想，你这样的感觉能直接救你一命。同理我们可以解释其他很多种类的偏误，有些偏误不过是种错觉，是某些特殊情况下由我们视觉系统的漏洞产生的吓唬人的错觉，其他的偏误则是正常情况下我们习以为常但是一旦挪到特殊情况下就突然失灵的某些规律罢了。
当然，人类造成的偏误数不胜数，用一位心理学家的话来说，我们会犯各种错误，包括差之毫厘、不自量力、失之交臂、对重点视而不见、得不偿失，等等；我们还会夸大自己的成绩，掩盖自己的缺点，但是对他人就要严格得多。以上这些偏误大多数都能起到自欺欺人的作用，但是好像也不能完全怪罪到它们头上。有时我们对重点视而不见，其实只是注意力被暂时转移了；有时我们失之交臂，是因为事前就已经存在严重失策；而在其他时候，我们会故意得不偿失，故意失之交臂，等等。所以原则上，我们有必要好好审视这些偏误，看看哪些偏误让我们打肿脸充胖子，帮我们骗到人，哪些偏误却能在关键时刻救我们一命。
否认和投射
否认（denial）和投射（projection）是两类最基本的心理过程，涉及对现实的删除或否定并创造出新的事实。两者之间互相依赖，投射现实之前必须先删除一部分现实，而否认能起到在现实当中挖出一个大坑、以供谎言填充的作用。又比如说，想要否定个体的某些不正当行为，就需要把这种行为投射到他人身上。多年前的一天，我突然在开车的时候急转弯，结果后座上我一岁大的女儿摔倒大哭起来，我马上严厉斥责她九岁的姐姐（我的继女）为什么不扶好妹妹——好像小姑娘能预先知道我会把车开到漂移一样。我严厉的语气却暴露了我正企图掩盖某些重点，孩子姐姐的错顶多占1/10，而大部分的责任其实在我；但是因为我否定了自己的那部分责任，所以小姑娘不得不承担10倍的过失。好像存在着一个“责任等式”，等式左边减少的部分必须要在右边补足一样。
而否认和投射涉及的另一个严肃例子，是“9·11”。任何重大灾难都包含多重原因和多重责任方，没错，本·拉登及其同党是这次事故的主要罪魁，但是如果把事件的图景扩大，逆着时间往回看，并且把我们美国公民也包括进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难道我们对制止“9·11”就完全没有责任了吗？就算我们能够进行自我批评，我们又会承认哪些错误？不管是多么间接的责任，我们对造成这次事故又犯下过什么过错呢？当然，我们曾经屡次忽视航空安检（见第9章），并且也在外交政策中犯下了错误。
上述最后一条错误最难以承认，而且我们也从未就此在公众面前进行反省。面对惨淡的现实，唯有清醒的社会有时能做到往积极的方向引导公众。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时很容易受到个人的偏见影响，但是我将指出在我看来最显而易见的几个问题：在过去50年中，在美国及其冷血的、有时近似种族屠杀性质的外交政策（柬埔寨、北美洲）面前，受害者难道有办法申述冤屈吗？我们对以色列及其他“附属国”的盲目撑腰——管你是对是错，有我罩着你们——难道就没有激起其他地方民众们的义愤吗？这些人包括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叙利亚人，和他们站在一边的人，还有和正义站在一边的人。换句话说，难道“9·11”于我们难道不是一个警示，提醒我们应该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并从他人的角度来反思我们的外交策略吗？我们不求在公众范围内的检讨规正，但求每个人私底下想一想、做出一点改变。更深层的信息在于，铲灭敌人并不是反击的唯一有效办法，这种解决思路只在我们彻底否认自身责任、彻底拒绝自我批评的时候出现。
否认能够自证
否认还具有自证的作用——一旦开始否认某件事，你就会陷入自证的无限循环，你将否认，否认再否认，无穷无尽。在声音识别的实验中，否认自己的声音的人还会否认之前的否认。有一个人，为了让别人以为他是某篇文章的合著者之一，在面对第一波质疑证据时，就必须马上开始否认。然后第二波证据来了，招不招？承认错误然后止损？不太可能，特别是他可以引用一些证据支持自己的时候，他只会开始新一轮的否认，并且死死扒住这些证据不放。面对每一轮新的质疑他都相当于在加倍下注，因为除了继续下注外，他就只能一无所获。从最开始，他就可能颗粒无收，所以不妨在暂时没有损失的情况下一再地为之前的错误辩解，加倍地下注。于是否认引起另一轮否认，每一轮都让他的最终损失急剧增加。
股市中最重要的三条原则是“止损、止损和止损”。但是人的天性是抗拒这一点的，所以我们通常很难做到。赚钱很爽，我们乐在其中，为了赚钱，需要做的是在股票涨了之后抛出去。但是硬币的另一面在于，我们憎恶风险，因为输钱让人感觉很不爽，所以要避免损失。不过另一个避免损失的“好主意”是在股价下跌后持仓——这样损失不就只是屏幕上的数据了吗，而且股价肯定会很快回弹吧。当然，在这只股票一跌再跌后，我们会琢磨着，哎，先看看，还是别抛了。但是这种炒股方式很快就把人逼到了艰难的境地：我们手里僵持着一大堆惨淡的股票。实际上这就是股票的现实，散户们会卖掉好股，买入稍差的股，然后手里抓着一大堆烂股，而不是“止损、止损和止损”。
哪儿是头，哪儿是尾
否认和投射经常狼狈为奸，这个还可以见于对他人的冒犯行为中，你可以指责对方是他先起的头，指出他之前做了什么，这样把因果链往后推了一格。况且在试图厘清先后顺序时，记忆这东西是出了名的不好使。
动物身上也有类似的例子。有些动物进化出了一种本领，能够制造出反向行走的错觉，当你以为它在正着走的时候，其实它在倒着走。比如说，有一种甲壳虫肚子底下长有很长的触须，往前一伸，屁股那一头看起来就活像是脑袋了。在受到攻击的时候，它们就会把这个看起来非常像头的一段（尾巴）猛地冲刺出去，让人始料未及。然后虫儿就趁着这个时候脚底抹油了。同样地，有一种鱼身体后部长有两个很大的眼状斑点，制造出头部的错觉。这种鱼在水底进食的时候慢慢向后移动，而且在“头”被攻击的时候也是突然地朝反方向逃走。值得指出的是，真相的完全反转（180）比真相的小范围修改（比如只有20的运动方向偏移）要更加可行。这在人类的争吵中也同样奏效，这到底是先发制人？还是先发制人后一步的防御措施？原因到底是出在这一头还是那一头？“妈咪，他先动手的！”“妈咪，是她先动手的！”
认知失调和自我辩护
认知失调，或失谐，是一种内部心里矛盾，体现为一种绷紧的状态，或是轻如针刺阵痛、重似切骨抽髓的不适感。所以人们经常会设法减轻自己的认识失调。个体通常会同时持有两套矛盾的认知（包括想法、态度或信念）：“烟草致死，而我一天抽两包烟。”要消灭这种这种矛盾，要么就戒烟，要么就合理化抽烟行为：“吸烟让我放松，而且能够减肥。”大多数人选择了第二种做法，然后开始在戒烟这个更健康却也更难坚持的选择面前为自己找借口。但是在你已经吃亏的情况下，就只有一个选项：要么将其合理化，要么就面对惨淡的事实。
来举一个经典的例子。实验中，受试者们被分成了两组，其中一组必须首先通过一个让人非常难堪的测试以加入某个团体，而另一组的人只要付一点钱就能入伙了。然后每一组的人都要在听完一段小组讨论的录音后给这个讨论打分，而这个讨论被故意录制成内容非常无聊而且支离破碎的样子。那些花了较大代价才能入组的人比那些交了一点入会费的人打的分要更高，并且对比非常的明显：花费低代价入组的人评价小组讨论无聊至极、毫无价值，录音里的那些人也毫无可取之处并且非常无趣，这大概和录音本来的设定一致。相反，那些付出较大代价（在尴尬的情形下大声读黄段子）的受试者声称讨论非常有趣、振奋人心，讨论的人也是那么的魅力非凡、观点尖锐。
怎么解释这个奇怪的结果呢？按理来说，应该是付出越少，收获越多，而且大脑也会给出与此一致的评价。但是我们发现的却是：付出越多，亡羊补牢的辩解越多，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付出显得物有所值。因为花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了，所以你必须制造出一个“代价其实不大”或者“物超所值”的幻觉。现实中你可以通过在心理上补偿自己，然后大多数人也的确是这么干的。这个实验在重复多次后都得到了相同的结果，但是还没有弄清楚具体为什么会这样。当然这样能保证前后一致——因为你付出很多，所以你肯定会收获巨大。但是人们基本上无法在做出行动时意识到这一点，真叫人吃惊。就算事先充分向受试者说明这个实验的目的，个体偏误还是会出现，他们会觉得道理是这样没错但是自身才不会受影响。此处他们是用内在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行为，而无法意识到操控他们行为的原因的所在，所以他们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操控因素。
因为我们经常需要减轻认知失调，导致新信息的接收受到了很大的干扰。我们热衷于证实自己的偏见，所以时刻准备着去操控或忽略流入的信息，这样就能使得我们的心情常被圣光保佑了。而因为这种能带来好心情的作用普遍且强效，那就给它起个名字吧——确信偏误，用一位英国政治家的话来说，“为了进一步巩固我原来就已经确信的观点，我不会放过蛛丝马迹的证据。”
出于这一强烈的天性，我们一旦碰到任何自身观点的反面证据，会马上加以批判、歪曲和摒弃，这样就不用担心什么认知失调了。罗斯福总统曾驱赶了数十万名日裔美国人，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关押着他们，原因是预见他们肯定会对国家不忠，而所谓证据根本从来就没有过，除了某位美国将军的名言：“尚没有发生任何破坏活动这一事实，令人不安且十分确凿地预示着肯定会发生一些破坏活动。”
如我们早先在死刑辩论的例子中所见，向持不同观点的人提供更为全面的信息并不能让他们意见趋同，反而是更激化了分歧。和偏见相反的事实只能更进一步地刺激更多偏见出现，导致一群最不讲证据又最愚昧的蠢货集结在一起。在一次实验中，在给受试者提供最合他们政治口味的错误信息后，又马上对这些错误信息进行纠正，但是大多数人反而对那些错误信息更坚信不疑了。
另一个能增加失谐削减需求量的因素，是在做出了不能回头的决策之后的马后炮辩解。我们要求女士们给各种家用电器按照外观来排名次，然后让她们在两种美貌程度排名一样的电器当中先选择一个，然后再进行评分，这时她们就会认为自己选的那个更加漂亮，而判断依据单纯地出于拥有权。还有一个简单实验研究人们在赛马场买入场票的行为，实验显示在对物品宣布所有权后，人们就会认为该物品更有价值。比起在排队的时候只是盘算着要不要买，一旦把那张票买到手，人们马上就一口咬定这是个好主意。而这种作用产生的一个效果就是人们对买了不能退货的物品的喜爱程度会更上一层楼，尽管他们同时声称更愿意把这件东西还回去。
在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男性身上，能观察到一种既奇特又极端的失谐削减的例子。有些杀妻者曾用一把刀反复捅杀了妻子，让人震惊的是，他们中极少数人会认为当时的做法是一次错误，正相反，他们会激动地说，“我会再杀她一次，她活该。”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断回味那次犯罪是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他们会在脑中再度描绘受害者的惊恐、痛苦以及无用的呼救。这些人用已无力改变的可怕结局来为某些东西辩解（同时也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的命运的意义，竟是不断地去回味最初罪行的无上愉悦。
失谐削减的社会作用
失谐削减有离散人心的作用，我们可以用一个金字塔来进行描述。两个人最开始在某个问题上持相同的意见——这就好比手拉手站在金字塔尖上——但随着认知失调的斥力发生作用以及各自开始为自己找各种借口，他们就开始沿着金字塔的不同侧面下滑，到达金字塔底部时彼此之间的距离就很远了。正如两位研究这一领域的专家所说：
一开始我们做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决定，然后赋予它意义和理由，以方便后面的行动。但这实际上触发了一连串的陷阱——行动，再度赋予理由，更多的行动——这样不但增加了我们的劳动负担，还让我们逐渐偏离了最初的意图和原则。
正如在第5章中看到的，失谐削减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能把夫妻两方推向分道扬镳而不是言归于好的结局。一旦分歧开始出现，每个人都会显现出一种从金字塔顶端一滑到底的倾向，而这个倾向的高低到底是被哪些因素决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尚无答案的问题。
最近发现，认知失调的理论还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化敌为友的最佳方案。我们可能会觉得，给别人送礼物是开启互惠互利关系的最好方法，实际上刚好相反，让对方给你送礼物才是让对方对你产生好感的最佳办法，因为这么做能够合理化赠礼者最初的馈赠行为。实验也证明，说服受试者给某人送礼后，那么该受试者对这个人的评价要比没有给这个人送礼的受试者来得高。下面这首400多年前的小诗正好抓住了上述反直觉事实的要义（相对于互惠性质的利他主义来说）：
比起那些受过你恩惠的人
帮了你一次的人
才愿意再度向你伸出援手
猴子和幼童的认知失调
动物身上是不是也会出现认知失调？人类的小孩在几岁会出现认知失调？琢磨这两个问题大概能有点意思。鸟类身上也会体现出和人类类似的偏误，即它们更偏好那些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得到的东西（此处是食物）。有时对大鼠这个说法也成立。
一系列设计颇具新意的实验显示，在首先迫使猴子从两个它同样喜欢的物品中进行选择后（比如说，必须去选蓝色M&M豆而不是红色M&M豆），比起刚才被它舍弃的那种颜色，它会对另一种颜色（比如黄色的M&M豆）产生偏好，似乎这样做就能保持前后不矛盾。也就是说，一旦第一次舍弃了红色，那么为了保持前后一致，它肯定会再一次舍弃红色。但是如果最开始是人类实验人员替它做了选择（选蓝弃红），那么猴子的二次选择就不会受到影响，或者那只猴子会选择被人类藏起来的那颗M&M豆，好像得不到的才更好一样。
学者后来又用四岁的幼童做对象进行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实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当迫使孩子们选择两个同等的物品时，他们会一再地拒选一开始就被他们舍弃的那一个，好像这么做是为了保持前后一致。也就是说，一旦拒绝了那个物品，孩子们后来的举动似乎都是去证明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再一次地，和在猴子实验里一样，当实验人员代替孩子们做了主张后，孩子们的二次选择没有受到影响；或者孩子们会去选被实验人员藏起来的东西，好像那个更好一样。
简而言之，尽管研究其他种类的动物和儿童身上认知失调的实验还不多，但是都指向了相似的结果：他们的行动似乎都是为了合理化自己的第一选择，这个选择在他们看来肯定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在被给予相同的选择时，他们会重复最初的行为。结合本书中的理论，我们很有理由认为儿童和猴子可能都在向他人投射一种“我们从一而终”的幻觉，而这种幻觉在生物界是普遍存在的。
现在，我们已经介绍了自欺在进化论、生物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理论，那么现在就可以把这些理论运用到解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了，包括坠机事故、历史叙述、战争、宗教、其他学术领域，以及个人生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