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是真相。实际上在战争开始之前，真相就已经被抹杀了。自欺是战争的一个重要成因，特别是在发动侵略性战争的时候。有一点很让人沮丧，但是也非常重要：战争这种关键性的人类行为往往规模巨大、损失惊人，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为自欺的力量控制。实际上军事研究有一个分支专门研究军事中的无能之处，而这一般指的不是计算误差，而是发生偏差和自欺欺人的心理过程，比如说小巨角河战役中卡斯特第七骑兵团的惨败（Custer’s last stand）。
错误军事决策据说主要是出于四类原因：①过度自信；②低估敌手；③忽略己方的情报报告；④浪费人力。这四点都和自欺有关。实际上过度自信和低估敌手这两个因素通常是一起出现的，而一旦发生自欺，意识大脑就不想听进任何反面的证据了，就算这些证据来自于己方专门负责此事的部门。同样地，自欺还可能会导致低估人力损耗（请参见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或将人力用到匪夷所思的地方。军事上有这么句话“外行谈战略，专家论粮草。”而错误的补给策略很容易助长过度自信，反之亦然。
关于补给决策错误这一点，拿破仑攻打俄国是最典型的例子。拿破仑出于极端的自信发动了这一场战争，但他却严重低估了自己的对手和俄罗斯冬天的严酷，并且还忽略了最关键的补给问题。在拿破仑大军抵达莫斯科时，他的人马距离故乡已有1000多英里之远，光是士兵和马匹每天就需要850车的物资，更别说还要运输武器、药品和伤员了。要维持这么浩浩荡荡的排场根本是不可能的，法国人被迫在缺衣少粮的情况下进军，当然俄国也想方设法下绊子。一来在缺乏己方补给的情况下苦守，二来冬天又近了，拿破仑只能被迫撤退，他带着45万人出发，归来时仅余6000名残兵，更糟糕的是，他还损失了17.5万匹马，士兵可以再补充，但是马死了就没了。在又一次进攻俄国惨遭失败的一年后，俄国的军队就杀到了巴黎城外。在攻打俄国却遭惨败之前，拿破仑可谓战无不胜，压垮了这位战争狂徒的正是补给问题。这就是自欺的一个本质特点：成功带来自信，却也导致过度自信，想想已经有多少人顺着成功的道路铤而走险？（比如克林顿和他的情妇？）
以上是对人类战争的演化和自欺在其中的重要角色的概述，除了一战这样的典型案例，我们还将把篇幅集中在最近两次众所周知的战争上：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2008年由美国在背后支持的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进犯。并不是说相比之下发生在刚果的战争不令人发指，而且在欺骗和自欺方面也更值得研究，但是从刚才提到的两个例子中，我们能得出更为切题、更为发人深省的结论。
从黑猩猩突袭到人类战争
也许我们能从黑猩猩身上看到战争是怎么演化来的。黑猩猩会突袭（raid）其他的黑猩猩群体，更准确地说，通常三只或以上的雄性黑猩猩在耐心侦查后，一旦发现隔壁有雄性落单，就马上发动闪电袭击杀死对方，然后迅速撤回自己领地的安全地带。一段时间后当另一群体的雄性被杀死到一定数量之下时，凶手们就会接管他们的领地和雌性。就算只干掉一个对手，凶手们也可以获得更多的领地，也就意味着更多的食物。在20世纪70年代的坦桑尼亚贡贝保护区，一群黑猩猩专门盯上了另一个群体的落单雄性，四年后，另一群体的七只雄猩猩死了个精光。在坦桑尼亚另一个地方，五只盛年雄性黑猩猩在类似的情况下失去踪迹，10年后这群黑猩猩彻底消失，大多数雌性（还有领地）都被另一个大群体（也就是施暴群体）吞并了。这些袭击似乎都经过精心策划，在万无一失时发动，不声不响地以人数优势干掉落单的外群雄性。
和我们人类一样，黑猩猩所展现出来的原始形式的战争或者说突袭，是雄性群体在协调的前提下谋杀邻近雄性、夺取领土的策略。好处是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有时包括成年雌性——这两样都能让繁殖率实现净增长。突袭方的主要欺骗策略是躲藏并发动奇袭，而另一方则不太可能施展什么计谋。大约每隔两周，雄性黑猩猩就会在一些不知名的刺激的驱使下悄无声息地排成一列，潜入隔壁领地攻击无还击之力的雄性。它们还经常杀死对方的幼崽，杀婴现象在动物身上非常普遍，此举大概是为了让雌性进入生殖状态。有时成年雌性也会被杀，但是大多数时候遭殃的是雄性。
这种雄性通过奇袭杀死他族、扩张领土的模式大概已在我们的血液里延续了数百万年，只不过后来的战争愈发复杂精妙罢了。通过对那些幸存的以狩猎采摘为生的原始部落的详细研究发现，每一代人死于战争的比例高达14%。行凶者大多是男性，伤亡者亦然，包括狭路相逢、手无寸铁的陌生人和遭到刻意屠杀的相距较远的族群。其中的关键要素是攻其不备、人数差距和技术差距，有时攻其不备还包括先把人请到和平宴上然后杀个措手不及。来自刀耕火种的农业（如南美的亚诺玛米人或新几内亚的德甘丹尼人）的证据显示，突袭经常造成大量伤亡，但是战斗不会，因为战斗的仪式性质比较强，除非是其中一方在摆阵的时候发现敌方人数过多，否则这种情况下就很可能遭到屠杀。是否参战一般出于自愿，但是因为袭击者一般不会有死亡的危险，参战对他们来说并不算危险。
而战斗（battle）两方各自集结大量人员参战——这种形式的出现要晚得多，并且可以肯定是一万年前种植和畜养出现后，随着人类社会规模激增才出现的。因为这些战斗涉及数量众多的士兵，所以又产生了一些新情况：信息更难打探，结果更难预测，还有更倾向于使诈，这些都是滋生自欺的温床。而其中一个关键变量就是过度自信，并且会带来大规模屠杀，特别是参战各方都太过相信自己的时候（想想第一次世界大战）。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的话，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那些造孽的战争决策者所收到的消极生物反馈越来越少。君令一出，流血漂橹——但是他们根本不会受到半点伤害。但是如果你是一只黑猩猩，在袭击隔壁落单公猩猩的时候失手的话，那么对方可能就会反过来干掉你，也就是说，在你的自欺造成错误时，自然选择会立刻作用于你。在原始战争中情况也类似。当然了，有时那些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人也会遭到报应：不仅国家遭到入侵，亲信也遭镇压杀害，而且本人也会因此丧命——参见阿道夫·希特勒，在发动那场浩劫的六年后，他就在水泥地下室里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千年帝国梦也随之破灭。不过，就自然选择的意义而言，大多数造成了6000万惨重伤亡的战争发动者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可能这种微不足道的演化反馈对领导者们来说也算不上什么。越战是一场灾难性的误判，它违反了美军的一个基本信条：不在亚洲打陆战。越战造成了5万名美国人，100万名越南人，还有100万名柬埔寨和老挝人死亡。越战还造成了持久的生态灾难（且不算其他后续影响），直至今日还有很多畸变婴儿诞生。这场战争并没有带来任何的“战略性”收获，但是那些远在美国、策划并推动这次战争的人却没有受到任何不好的影响，不论是肯尼迪和他“最出色、最智慧”的顾问团，还是约翰逊及其顾问团，或者尼克松和基辛格，据我们所知，他们的广义适合度并没有遭到任何减损。换句话说，比起那些愚蠢好战、自欺欺人的黑猩猩，我们人类的决策者受到的负面演化反馈要少得多，因此更不容易被淘汰。斯宾塞曾经如此概括这种结果：“人类想保护自己免遭自身愚蠢招致的后果所害，最后却害这个世界被傻帽儿匀质密集分布。”
当简单的突袭进化到可绵延数周甚至数年之久的大规模战争后，自欺受到了几个重要的影响，首先，比起黑猩猩的一次性越界突袭，战争结果变得更难预测，其次，战斗方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欺诈，再次，谈判的时候可以随意不讲信用。大规模战争需要说服本国人（或旁观者）开战的必要性，需要赢得他们的支持，而不是招致反对。这些都是滋生更多欺骗和自欺的温床，近期的战争就很接近这种类型，比如说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就是这样：并不是要欺骗对手，而是本国的公民，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愚弄全世界的人。
自欺能促发战争
从进化的逻辑看，自欺更容易在群体成员互动时发生（造成的损失也更大）。就群体内成员互动而言，自欺会受到两个因素制约，首先是由于大家利益有所重叠，所以个体会给予他人观点更多的权重，再有就是群体间反馈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个体的自欺。而对于群体间互动来说，他者的负面反馈也好，随意践踏他者的福利也罢，都不会对自欺形成起到制约作用；而就算诋毁群外成员的道德、身体素质和胆量，人家很可能也不能拿你怎么样，自身利益也不会因此蒙受损失。这些因素造成个人的评估机制出现系统性故障，进而导致更强的攻击性并带来更严重的竞争成本（平均来说没有赚到）。而群体层面自欺的出现更是让情况雪上加霜，因为在同一个群体内，大家都被往同一个方向误导，就会坚定彼此的错误观念。在缺乏反面证据时，更是认定己方的真理战无不胜（甚至对方的沉默也被解读为赞成）。
在和水平相当的对手僵持不下时，双方都得掂量到底要不要坚持到底——如果认为自己肯定会输的话，不如早点放弃及时止损。但是在这种平分秋色的对抗中，如果你能让自己显得更胜一筹、志在必得的话，那么你打输的概率就会下降（包括你因此受到损失的概率）。为什么呢？原因有好几方面，首先这种积极错觉能增加自信，进而增加表面竞争力和表面决心，同时减少恐惧胆怯等情绪的表露，让你的威胁看起来更像回事，因此，对方更容易认定你很强，进而放弃抗争（或者被你的孔武威吓，认定自己很弱）。而积极错觉同时也能使你的思维更为高效，帮助你集中在能赢这件事上，而不是瞻前顾后游移不定，这样就降低了认知负载（当然，完全不考虑你会输的话，也是有风险的）。总之，在两两对抗时，积极错觉能让我们集中力气、孤注一掷。但同时，我们也会因此低估对手或被打个措手不及。
在这方面，体育竞技是一个极佳的参照，可惜的是在研究体育竞技自欺方面，至今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结论，如果能得到这方面的数据，那肯定很有趣。是不是说那些怕输的人体育就搞不好呢？因为不会老想着输掉的事情，所以那些胆大敢比的人更容易赢呢？这方面只有来自游泳竞技的数据，在面临选择时，比起集中于中性选项，专注消极选项的人确实游得更差，但是那些专注于积极选项的人并没有游得更好。
本书中所交代的任一类别的自欺似乎都会促成侵略性的战争，这一点真叫人吃惊。现代战争由某一群体中位高权重者发起，并针对另一群体，这些掌权者往往自视甚高，自认是正义化身，自信过度，并且经常误以为一切尽在掌控间，这些人不但热衷冒险，而且大多数都是男性。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下这几点。
一般来说，越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人，就越容易去发动战争，这些人会觉得自己在力量、耐性、战斗能力等方面占据优势，而是不论男女都会展现出这种偏见。但是轻视敌手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你不但情绪高涨地发动侵略，并且肯定会低估对手在抵抗时的能耐。高估自己的道德地位也是一种致命偏见，因为你会不自觉地强调自己的道德立场，同时诋毁对手的品德。最后，在你侵入对方国家的那一刻，对方其实就已经占据了所谓的“主场优势”（见后文）。
以上几点都会助长过度自信，而过度自信是人类更深层、也更致命的错觉之一，并且会带来伤亡惨重的战争。似乎男性特别容易陷入过度自信，我们在股市交易的例子中已经见识过了，他们的交易次数比女性多，损失也更大（见第8章）。而回顾自然历史，在雄性-雌性互动关系和求偶过程中，的确也是雄性在自信程度上更胜一筹，进而引发雄性产生过度自信，这一点又有着更深层次的自欺作支撑。
一个相关的变量是找刺激。找刺激可以表现为超速驾驶、极限运动、嗑药、赌博，等等。这样看的话，男性比女性更喜欢找刺激。当然了，战争是非常刺激的，至少一开始是这样。所以运筹帷幄的错觉无疑会给战争打上一针鸡血，如果你认为你能完美控制对邻国的入侵行动（通常是通过突袭），那么你将战争付诸实践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发动战争的都是掌权者，他们做决定，其他人送死。当一个人被放在权力的位置上——或者产生掌权的感觉时——那么就很容易去忽略他人的观点、情感和切身利益（见第1章），所以由权力诱发的其他偏见会助长一个人的好战。内战的情况除外，因为一般战争是群体内成员集结起来攻打群体外成员的。（但即使是在内战中，这种非我族类的区分也是很快就会出现的。）我们之前就看到，在心理层面上，最显著的区分就是我族和他族了，我们经常蔑视、非人化和公然攻击后者，以达到剿灭或威慑对方的目的。这种区分在人类战争出现很久之前就存在了，我们的猿猴祖先（甚至更遥远的过去）就已经不会善待其他群体的成员，但是战争的诞生却加剧了非我族类成员的遭遇和这个词语的负面含义。另一种性别差异也高度相关。有一些证据表明，男性对他人怀抱的同情心要少于女性，他们不太能从面部表情中正确解读他人的情绪（在每个表情持续时间只有0.2秒时，这种性别差异就显现出来了），也不太能记住和情绪相关的信息，并且将之联系到他人的反应上。还有证据表明，在面对曾不公对待自己的人时，女性更容易比男性表现出同情。比如说，在一场人为设计的经济游戏中，不管对方是否曾公平对待自己，女性在对方遭到电击时都会表现出同情。反之，在曾对自己不公的人遭受电击时，神经生理学证据显示男性并不会表现出同情，实际上，他们在看到对方痛苦时非常愉悦。这意味着在感受到不公正对待时，男性更容易出现自欺。男性的道德义愤通常缺少怜悯，进而容易被他人操控，比如说被战争利用。
虚假历史叙述也会起到作用。真实叙述会迫使人们对过去的罪行做出补偿，而且要面对认罪带来的持续性影响。但是虚假叙述则会让否认、反驳和领土扩张等行为持续下去，反正付出代价的是别人。
从贬低他人到过度自信而自取灭亡
在考量发动战争时，贬低他人的能力，暂且不说贬低他人的道德价值，会带来直接的危险，特别是在你误以为对方缺乏打仗的能力和动机的时候。同传统观点相反，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越战的策划可谓精准稳妥，但是唯独忽略了一点：对手高度的纪律性以及殊死搏斗的觉悟。
这种错误很不应该，因为动物行为（包括人类行为）中的一条普遍原则就是“主场优势”：雌雄蜥蜴在自己的地盘里更容易打赢对手，在其他人地盘就经常被打败；比起抢夺他人的地盘，守护自己地盘在动机上会更强烈。你凭什么觉得进犯别人的国土时人家会满不在乎？但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就会诱导人这么想。而对于体育竞技来说，粉丝在场时也会出现主场效应——这时运动员的睾丸酮水平会比客场比赛时要高，也更容易打赢，但是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裁判受到主场效应影响的结果。顺便说一句，在棒球比赛中有一种“主场踩油门”（home-field clutch）现象，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主场队在前六局中赢得比较多，但是如果平手的情况持续到第七局，主场队反而容易输给客场队，显然是压力太大的缘故。
至于自欺和战争的关系，人们很容易忘记一战这场人类浩劫，这场世界大战持续了四年，光是在战斗中就死了两千万人，但是最初却是在一种喜庆的节日气氛中发动的，而且参战各方多少对彼此怀抱着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态度。各方都认为战争会迅速结束，而且自己会取得胜利和胜利带来的果实，但是这些都不是真的（除了最后的确出现了几个赢家）。欧洲的街道上青年们载歌载舞，纷纷涌进征兵办公室，免得还没来得及享受其中的乐趣，战争就结束了。1914年8月的巴黎和柏林，成千上万人欢庆开战。但是仅仅三个月后，法国和德国就损失了30万名士兵，还造成了60万名的伤兵——而战争还得持续四年。第一批兴高采烈的英国步兵在十月到达法国后，他们以每天500人的速度丧命，三周后，只有1/8的人还在残喘。幻想终于撞进了现实。
每个国家都觉得自己比对方强。德国人认为法国人根本没有做好参战准备，法国希望速战速决，而一位英国军官预言德国是英法的“囊中之物”。奥地利和俄国都觉得能打败对方，俄国军官相信他们两个月内就能抵达柏林。而土耳其人陷入了狂热的想象，认为在轻取高加索地区后，他们就能穿过阿富汗一路杀到印度。当然也有例外——中级的德国军官认为这场仗不可能很快结束，也不会出现最后的大赢家，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们。
过度自信的经典案例之一就是英国人对土耳其人普遍抱持的种族主义态度，特别是对土耳其军队。在英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普遍流传着英国军队要比土耳其军队优越的说法，而那次灾难性的萨弗拉湾入侵中的英军指挥官甚至相信英国士兵肯定战无不胜，因为他们在诸如“崇高理念”和“当阵之乐”这些方面都远优秀于土耳其兵。他还声称，英国兵能以一当七十，但是事后数据显示，其实在主场上，是土耳其士兵以一当十。
美国2003年攻打伊拉克
从最开始，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伊战）就写满了欺骗和自欺。美国借用“9·11”这个幌子，装作是被迫地开始一场防御战争，但实际目的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和相关经济资产，以及建立区域性能源基地还有支援自己的小弟以色列。伊战当然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如果世界能从这场错误中幸存的话，那么未来的教科书就会把这次战争形容为一次由自欺和欺骗带来的巨型错误。
只要能了解到一定程度的内幕信息，我们就能详细研究这整个经过。尽管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过度自信，但是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我们之前在NASA的例子中看到的（见第9章）。如果你想兜售一个含有缺陷的产品，那你肯定不想听到别人告诉你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伊战并不涉及如何在敌方阵地瞒天过海，也和抓获对方头子、剿灭对方兵力没什么关系，所以并不涉及在和敌人对阵时的自欺欺人——此处自欺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国内民众，骗取国际支持，真正的目的并不在战争，而是入侵伊拉克之后能得到的好处，在这个前提下，详细理智的作战计划根本就不重要，所以伊战从一个错误变成了一场灾难。
正如有人说过，如果伊拉克主要出口的是鳄梨和西红柿的话，美国根本就不会跑到那里去。当然这一点遭到了否认，不过来看看下面两件充分揭露美国真面目的事情吧。在美国军队进入巴格达的两天后，当地就出现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但是美国根本没有去主动保护这个伟大文明的真正财富——具有无上价值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尽管伊拉克方曾一再请求），而是把士兵驻扎到了石油部门口（对于伊拉克石油行业来说，石油部也没什么太大价值）。同样地，在伊拉克陷入全面混乱之前，美国宣布任何不曾参与这场入侵的国家将无权入伙伊拉克的石油工业重建和其他重建项目。美国可压根没提到鳄梨种植业哦。
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两个理由都非常荒谬：萨达姆拥有包括核弹头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s）；还有他和参与策划发动“9·11”有关。美国搜集了各种微不足道的证据来支持这两个说法，并且还让群众信以为真。美国政府到底是在撒谎还是只是搞错了问题呢？有人做了一次非常漂亮的语言分析，证明他们是在撒谎。在美国政府做的有关（实际上找不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伊拉克同本·拉登有（并不存在）勾结的声明报告中，出现了我们在第1章介绍过的谎言典型特征（在和同样一群人中立的声明报告进行对比后发现）。也就是说，第一人称代词（“我”“我们”）的数量大大减少，这样就可以摆脱责任；排斥性的逻辑连接词也变少了（“尽管在下雨”中的“尽管”），这样就能降低复杂性，以达到削减认知负载和记忆负荷的目的。否定词的数量增加，这样大约是因为谎言中多存在否认，并且无意识中含有负罪感。令人意外的是行动动词的数量也减少了，大概是为了掩盖这些动作都是被计划好的。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特征在揭露实际谎言时的效力比在实验室中要强得多——因为比起在国际舞台上撒大谎，你在实验中说说假话并不会遭到什么报应。
由这次战争的谎言以及背后的侵略逻辑所产生的自欺同样导致了一系列的不幸。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没有正确估量这次战争的规模，以及缺乏充分细致的作战计划，包括应该在地面投入更多的兵力，等等。下面我将尝试勾勒其中关键事件的轮廓。
发动这场战争的决定很快得到了通过，几乎没怎么经过审议。虽然美国曾在1998年宣布在伊拉克实行“政权更替”政策，但是在“9·11”之前美国基本没想过要入侵伊拉克。而实际上伊拉克和“9·11”也没什么关系，实际上萨达姆在立场上比美国更反拉登。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很快地把注意力转向了伊拉克。小布什要求反恐专家理查德·克拉克等人收集伊拉克与拉登同谋的证据，第二天（9月12日）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阿富汗没有什么值得轰炸的目标，但是伊拉克却有很多。”也许翻译过来是这样的：阿富汗没有什么值得觊觎的资源，但是伊拉克可是块风水宝地。几周之后，国防部的低阶将军们都知道美国有意攻打伊拉克了，而且美国还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在伊拉克之后连续攻打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苏丹等国家，最后拿下一等奖奖品伊朗。一个广为流传的新保守主义观点认为，在令人鼓舞的伊拉克解放后，将会产生类似柏林墙倒塌那样的多米诺效应，上述那些国家甚至在不需要美国插手的情况下都将迎来民主。而刺激这种想法出现的源头是一些来自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了袭击。
这种美利坚大帝国的白日梦和伟大的“美国例外论”还有壮美的命运感相辅相成。在现在的单极世界中，美国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帝国，这个帝国的真相由我们一手编造，而那些“活在现实中”的人民却对这一点很反感。美国抓住“9·11”这个借口，以闪电速度发动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侵略战争，以为可以为自己和那些被入侵国家的民众都带来福利。在这个情况中，自欺是为了欺骗美国人和全世界。我们越进入伟大帝国的角色，便越能团结自身和他人投入到这场白日梦中。但是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幻想就本质而言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会拒绝接受那些和幻想相抵触的信息，不管这些信息是多么重要，多么真实。
在阿富汗袭击美国的六周后，2001年11月中旬，小布什总统向国防部长颁布了一道正式的密令，让他制订详尽的入侵伊拉克计划。短短几个月内，战斗资源和人力就从阿富汗转移到了伊拉克。美国非但很快就做出了开打的决定，还长期对外保持着一副迫不得已的嘴脸（毫无说服力的）。正如我们所知，这是美国在20年中第二次放弃阿富汗，而这已对阿富汗造成了持续至今的灾难性影响。很久之前，心理学家就发现当我们在做出决定之前——比如是否要和苏西结婚，或者要不要去贝鲁特工作——我们会乐意考虑反面证据，并且会理智地考虑各种选项，权衡利弊；而一旦做出了决定——和苏西结婚，去贝鲁特工作——我们就不愿再听到其他可能性，也不愿审视自己的选择里有哪些缺点，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决定的执行阶段。在理由站不住脚的情况下，美国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做出了攻打伊拉克的决定，而且后续还没有相关评估一路跟进，所以理智决策这个流程完全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一旦做下决定，美国不会再考虑任何替代选项，对潜在成本也充耳不闻。正相反，美国会主动地装作没有看见反面证据，同时寻找一切根本站不住脚的证据来支撑自身的决定。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在为伊拉克人民谋福利。因为美国是在为伊拉克人民好，所以他们一定会支持这次入侵，然后把美国看作来解放他们而不是来侵犯他们的。这种错觉还得到了来自所谓可靠的线人“曲线球”（curveball）和臭名昭彰的骗子艾哈迈德·沙拉比的证据的支持。在这个例子中，美国那些思想家已经完全被自己的自欺欺人吞噬了——他们否认了这场战争实际是为了抢夺宝贵能源，以为自己是在为他人的利益而牺牲，为帮助世界摆脱核威胁以及削弱全世界范围内恐怖分子的势力而奋战，还有是为了将伊拉克人民从美国亲爱的前盟友萨达姆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特别是在前几点理由无法自圆其说的时候）。“美国例外论”又把美国例外了一次。
参战的决定还得让整个国家买账。这包括强调这次目的的合理性和重要性——防止另一次在即的恐怖袭击，而且这次仗不会死什么人，也不会花很多钱。不会出现任何伤亡（或者很少），小布什在发动战争若干天前对白宫访客们说，五角大楼的保罗·沃尔福威茨也向国会保证，这次战争非常划算，大概几十亿美元就能搞定，而伊拉克的石油资源能保证回本，而且只要派出少量士兵便可完成任务。实际上，伊拉克战争造成了四千美国士兵死亡，还造成了其他直接或间接的代价：两万名伤残士兵，超过20000亿美元的抚恤金，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就是这么的安全、廉价哟。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伊拉克战争之前联合国特别委员会（UNSCOM，联合国负责调查核相关活动的组织）已经明确证明伊拉克没有这样的东西，而美国在占领该国后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联合国首席行政督察汉斯·布利克后来说“难道你能百分之百肯定有杀伤性武器存在，又百分之百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公众舆论的否认能产生的强大力量，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在2003~2004年间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了六个月的搜索仍然一无所获后，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毋庸置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不存在，这个概念不过是美国和英国为侵略另一个国家想出来的借口。民主党人就比较容易接受自己上当了，而且大多数民主党人也听取了新的证据。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超过一半的共和党人（主战派）要么不了解新的证据，要么就故意当作没听到，并且坚信已经找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确信偏误（confirmation bias）的强大作用下，只要你把你所属群体的集体谎言再重复一遍，大家都会跟着响应你，而反面证据也会被拿来当作正面证据。
有些人会说，你没办法一口咬定这是自欺欺人呀，那些美国发言人只是纯粹的大骗子罢了，的确，在试图解释官方的行为时，我们都会碰到故意撒谎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认为此处他们完全是在故意撒谎。官员们在讲话的时候肯定会心知肚明地耍些把戏，但是他们就完全清楚自己会造成怎样规模的后果吗？沃尔福威茨跑到国会那里信誓旦旦发言的时候难道就意识到了这场战争会花掉超过10000亿美元、没有带来任何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并且会造成伊拉克超过10万人死亡、另外400万人流离失所？不见得。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错误——所谓计算误差（computational error）或者说是隐性的心理疾病之类。从定义上来说，你不可能通过检视一个人的行为来判断自欺是否存在，但实际上有一个证据很容易观察到，而且不会出错：沃尔福威茨和纳西尔正表现出自欺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即确保自己远离那些同他们的乐观白日梦相抵触的证据。
可以肯定的是，决策者们在入侵成功后如何治理伊拉克的问题上基本没想太多。对于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美国也没有进行任何的国家情报评估，不过在其他的次要战争里，此类评估是常规的（比如入侵玻利维亚）。CIA从2002年5月开始进行战争演习，以应对巴格达沦陷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国防部的一些人员也参与了最初的几次会议，但是在被上级发现后，他们被勒令不许继续参加。关键在于，这种战后规划会被看作战争的阻碍因素。CIA近东和远东国家情报官员保罗·皮勒指出，大家对这种战后规划都不感兴趣，而且主要原因有两点：
首先是因为狂妄自大和过度自信，如果你真的相信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力量，相信它们对全世界民众的吸引力，还有扫除各种弊端的效力的话，那么你根本就不用对规划太过在意。其次是考虑到要求公众支持侵略性战争是很困难的，如果你还在政府内部严肃讨论乱七八糟的后续的话，那么事情可能会变得相当复杂，而且还会阻碍战争的扩大。
这就是自欺的两大驱动因素：过度自信，以及对已做出决定的负面信息的主动回避。我们可以和二战的情形对比下，并从中得到启发。在美国参战之前，陆军战争学院的有关小组已经在研究一战后占领德国的种种利弊。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几个月后，弗吉尼亚大学就成立了完整的军政学院，其任务是为占领日本和德国之后进行种种规划。但是这两次战争的性质都比较贴近正义战争，而且不管在策划和考量的过程中都不太需要去刻意兜售，这样就避免了自欺的出现。毕竟非正义才总是需要找理由，才需要去大喊大叫，正义的举动就不需要这样。
先搜集证据，又充耳不闻
在“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事故中，上层管理者刻意回避了解安全问题，同样在伊拉克战争中，高层也不想听到抵达巴格达第二日出现的问题，因为这些消息会影响到战争的推销。在NASA的例子中，专门设立的安全问题部门其实是虚有其表的废物，而在策划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相关的工作小组按惯例成立了，人员是来自美国政府、军队、CIA、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行家，但是这些小组却被排斥在决策层和政府其他部门之外。“9·11”发生一个月后国务院就制定了伊拉克未来项目，并在2002年3月公布，最终这个由17个工作组构成的项目交出了14卷详细的调查发现。该项目的领导者似乎并不是战争方面的专家，但是这种战争后续规划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对比战后发生的混乱，我们要看到在上述调查的总结报告中，重点被放在了①需要让电网和供水系统重新运作起来；②需要在保持原有士兵的前提下更换伊拉克军队的将领；③需要对应各种内乱情况，包括诸如强奸、谋杀、抢劫等一般犯罪。这几点是需要提防的重点，但是却被完全忽略了。2002年9月，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甚至还成立了后来的伊拉克工作组研究战后占领问题。小组从多个非政府组织重点引进了许多专家，而且也强调了美军在占领伊拉克后会遇到的显著问题。
但是这些工作组的工作却被上头刻意忽视了，尤其是那些决策层，信息的交流因此被双向中断。那些参加了此类研究小组讨论会议、接近权力中心的人士遭到严厉批评，而高层人员也被勒令不得参加此类会议。这些细致的研究根本就是被上级忽略了，所以你们也不要去花心思了罢。不过这真的太不寻常了，可能掌权者对并不乐观的研究结果有所耳闻，所以拒绝进一步聆听细节，又或者从一开始他们成立这些工作小组就是故弄玄虚，只是为了显得自己有在很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
奇怪的是，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遥远的英国。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把关键的战争商讨和决定限定在内阁一小圈（想法接近的）成员里，并声称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信息泄露给新闻界。不过这不正好证明里面有猫腻吗：让我们关起门来悄悄投票，不要让所有人都来参加讨论。这样把信息限制在小群体之中后，其他人便自然无法获知真相了。
一不做，二不休。当第一位负责“管理”新伊拉克的杰伊·加纳要求上头指派伊拉克未来研究小组辅助自己的时候，他遭到了最高层的拒绝。这根本就是自家找自家不痛快，你一边哄骗自己和他人一边把研究小组排除在外，而你在非常需要对方的专业知识时却还轻蔑地拒绝了别人的意见——首先你蒙住了自己的研究，然后主动把头伸到了套索里。自欺仿佛就是麻醉品：一旦开始吸食，根本停不下来。
通过两条谎言骗民众支持战争后，随后美国政府至少浪费了六个月的时间和资源在伊拉克寻找并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折磨囚犯逼供萨达姆和本·拉登之间并不存在的联系。情报机构和逼供人员接到要求要“不惜一切代价”从囚犯嘴里问出东西，而在他们仍然一无所获后，则又被告知再接再厉。当然虐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能引诱被虐者说出施虐者想要的答案。许多伊拉克俘虏都描述过那种近乎不真实的场景：第一个问题“本·拉登在哪里？”回答“我怎么知道，我人在伊拉克。”然后刑讯就开始恶化了。这种荒谬的闹剧最初由一条谎言拉开了序幕。在入侵伊拉克的几个月后，美国又通过折磨这些战俘来得到支持谎言的证据，尽管谎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从战争的结果看空袭
战争瞬息万变，在某种程度上深受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但是技术其实很容易把战争引向错误的方向。比如说，欧洲曾在几百年间把大量军备投资放到了骑士和骑士裹着盔甲的战马身上，这怎么看都很蠢，因为骑士很容易就会被步兵打趴下。大致来说，一战是世界上最后一场牺牲军队守卫平民的战争，战争中大部分的伤亡者是士兵（士兵死亡人数超过1800万人，而平民约500万人，这其中还不包括流感大流行造成的数字）。二战之后这一情形彻底扭转了，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二战中据谨慎估计死掉了1500万名士兵和4500万名平民。
这一变化的关键原因在于大面积的空中轰炸的目标面向了平民。尽管盟军一开始强调轰炸战术性军事目标和重点工业地区，但是在战争结束之际，他们开始对那些无所谓有没有军事价值的城市进行大面积轰炸。这些城市包括德国的汉堡、科隆和德累斯顿，还有几乎所有的日本主要城市，包括东京。轰炸东京的那晚有10万人被大火吞噬，由于东京当时主要是木质构造的建筑，这场有意的空袭使得全城沦为巨大的烈火地狱，温度高达1800度，风速超过50英里/小时。日本总共有60多座城市遭遇密集空袭并被摧毁，其中包括著名的长崎和广岛。
有一种谬论由来已久，即认为通过空袭这种相对安全的方式能够很快结束战争，并且同时减少双方的伤亡。同时空袭的另一个优点是能够唤起遭遇空袭的民众对其领导的反抗心，因为是这些人害他们受到轰炸。二战和其后的战争证明了这一点的错误（用原子弹轰炸日本这件事例外），但是好像又没人能够彻底地消除这种迷信。就拿最近的2006年来说吧，美国和以色列幻想密集轰炸黎巴嫩能够让黎巴嫩人民背叛真主党，于是他们基于这个理由开始投放炸弹。实际上，早在一年前这个计划就存在了，而进入实施阶段后猛烈轰炸更是持续了六个月之久。和以往一样，这次轰炸带来了反效果：黎巴嫩人民团结在真主党身后，而且真主党的支持率在轰炸期间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对于美国来说，黎巴嫩战争不过是更大规模轰炸伊朗的前奏，而且也采用了同样一套荒谬逻辑——这样做就能让伊朗人民站起来推翻统治者，因为是他们惹毛了美国来轰炸平民的。实际上伊朗人民完全把美国看作了屠杀凶手，但是战争决策者似乎压根没意识到这件事。错误仍在持续。在阿富汗，美国从空中投放炸弹的行为只会把平民赶到美国的敌人那边。或者就像一篇报纸头条（2009年5月17日）所说：天空在杀人，地面在愤怒。2009年，美国承认14个基地组织成员嫌疑犯头颅要以700名平民的生命为代价，无辜者平白丧生的概率高达98%。
大规模空袭所造成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美国发动的越战，后果极其可怕，不仅仅在于造成成千上万名平民的直接死亡。光是在无辜的旁观者柬埔寨境内，1966~1973年美国针对超过10万个地点的25万次任务投放了总计275万吨的炸药，也就是说比二战期间盟军在德国和日本丢下的炸弹还要多，还包括两枚原子弹。换句话说，连着2900天每天有1000吨的炸药在100次独立任务中被投放到柬埔寨，柬埔寨不过是个小小的、与世无争的农业国家啊。
被轰炸的地点中约有10%从未被当作目标，也从未出现在情报里，根本是不加选择的狂轰乱炸。营造这种恐惧的目的何在？为了让越南军队休想得到柬埔寨雨林的庇护。幸存者回忆说那场景根本就是地狱，大量的炸弹像闪电一样落下来，爆炸的瞬间无情撕裂树干和人类的身体，留下满地弹坑和茫然行走的受害者——有些人震惊得好多天都说不出话，而期间炸弹还在频繁造访。轰炸袭击的具体规模晚到2000年才由克林顿总统（以和解的姿态）公布，此举是为了帮助越南和柬埔寨找出那些随时可能致人残疾的未爆破炸弹。
现代战争会带来各种难以预料和难以发觉的后果，比如说柬埔寨整个社会从内到外的崩溃。而战争发动国通常故意对战争导致的恶果视而不见。没有人会去特地描述那些战争的惨状，而“战时”这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也会让人忽略掉战争的“负面作用”。我们会努力掩盖真相，免得世界和后世查疑。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并没有大肆屠杀亚洲人，相反，只不过是在打击国际共产主义时造成了一些附带损害。
把历史记忆轰炸干净，炸了又炸
轰炸的手段能够改变真实历史，并且再把改写的记忆强加到别人身上。铲除历史罪证很重要，这一点可见于2006年以色列两次空袭黎巴嫩的例子。第一次轰炸中以色列炸平了黎以边界的希亚姆监狱。这座监狱本身并无军事价值，没有人会从里面发射火箭，也没有值得威吓的平民躲藏在里面。但是这次轰炸并非意外，而是一次计划周密的行动，并且成功地将这座监狱彻底从地球上抹除了。这个监狱后来成为一座博物馆，纪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占领黎巴嫩南部期间因拒绝与以色列合作被关押的男女。我曾在黎巴嫩战争前的六个月参观过这里，除了两名导游，监狱里空空如也。墙上的标志告诉我每两周妇女被允许沐浴15分钟，而男囚犯一个月里只允许沐浴一次。还有一个刑讯室，看起来有点像美国以前的电椅执行间，诺姆·乔姆斯基有一张坐在这样的椅子上的照片。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里所铭刻的记忆招致了以色列的轰炸，目的是为了摧毁过去的真实记忆并构建虚假历史叙述。
第二次轰炸摧毁了另一座建立在1996年卡纳大屠杀原址的纪念博物馆。1996年的大屠杀发生在某次周期性的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中。后来的证据清晰显示，精准的炮弹降落在了以色列的预定目标——一处联合国难民营上，而正是目标头顶驶过的无人机提供了关键的信息。男人四处逃散，而妇女和儿童则在难民营中抱作一团以为能逃过一劫。这些联合国的保护对象中有106人被烧死，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在受害者被埋葬的地方树立起了一座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关于那可怕一天的照片和展品：被烧毁的尸体，残肢断臂，死人四处横陈——这就是被联合国保护之下人的结局啊（如果他们分散到旷野避难，可能还会活下来）。但是这座博物馆怎么惹着以色列了？为什么现在以色列要再炸一次死人？因为这样，有关的记忆就不会再纠缠控诉以色列人了。这就是通过二次轰炸改写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