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欺骗和自欺的神经心理学（neurophy-siology）研究才刚刚开始，科学家们就已经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有证据显示，显意识（conscious mind，或作意识大脑）在引导人类行为上所发挥的作用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少很多，不管是在反应速度还是察觉速度上，它都比无意识大脑迟钝——与其说它是做指挥的，还不如说它是个放马后炮的。对主动思维抑制（active thought suppression）进行神经心理学分析后我们得知，大脑的某些区域进化出了能够抑制大脑其他区域活动的本领。这真是个有趣的进化结果！而同时，社会心理学证明了压抑思维有时会引起反弹效应（rebound effect），也就是说我们越不想去想一件事反而越会被这个想法纠缠。也有研究显示，抑制大脑中和欺骗有关部位的神经活动能够促进谎言，也就是说人们越意识不到自己在撒谎的时候也就越容易去撒谎。
还有一种自欺叫作诱导性自欺，指的是他人为了自身利益诱导你进行自欺，这些人可能是家长、同伴、亲属，甚至是整个社会。诱导性自欺是影响人类的一个重要因素，你在骗自己，却不是为了你自己。此外，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留神被他人操控思想——要对此提高警惕，而不是自欺欺人。
之前我们曾把自欺看作攻击性（offensive）功能的一种，但是事实完全是这样吗？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反面的观点——或者说更常见的看法认为自欺只具有纯粹的防御性（defensive）功能，比如说能帮助我们在惨淡的现实面前捍卫自己的幸福感。如果我们对悲惨的现实看得太透彻，那么早上就没人爬起来上班了，糊涂一点才能让心情好一点。尽管自欺并非一块无懈可击的盾牌，但偶尔我们也能通过欺骗自己的方式得到一定好处（但是完全不会影响到他人）。安慰剂和催眠术就是两个好例子，这两者都能借助自欺产生直接的健康作用，不过通常需要催眠师或者“医生”等第三方的介入才能实现。而在第6章我们也将看到，人们能通过自欺引导出正面的免疫作用。
意识知识的神经生理学原理
人类生活在显意识之中，所以我们很容易认为是显意识做出了各种决定，然后再发出各种信号给身体其他器官执行决定。我们先做出了“啊，扔这个球出去”的决定，然后再发出扔球的信号，最后球才被丢出去。但是对动作行为（action）进行详尽的神经生理学研究后，我们得到了相反的答案。20多年前，人们首次发现，在大脑意识到某个动作意图的约0.6秒之前，该动作的冲动会首先出现在大脑涉及动作准备（motor preparation）的区域里，意图进入显意识之后再经历约半秒的延迟，这个动作才会真正地被执行。换句话来说，在我们形成扔球的知觉意图（conscious intention）之前半秒多的时候，大脑与扔球动作相关的区域就已经被激活了。
2008年的最新研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更戏剧性的前意识神经活动（preconscious neural activity）图景。之前科学家们曾对涉及后期运动准备（late motor planning）的辅助运动区提出了一个问题：预备神经运动（preparatory neural activity）到底是同某次具体决定（扔球）相关，或者只是起到普遍的激活作用（想扔球）？搞清楚这两点关系重大，而一项新设计实验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个实验中，受试者会看到一连串的字母以半秒为间隔在他面前闪现，然后他在愿意的时候按下两个按钮中的其中一个（用左食指或右食指按），并且记住做出按按钮决定时见到的字母是哪一个，然后受试者被要求在四个字母中选出那个字母，这样可以大致得出受试者是在什么时候做出了意识决定：字母出现的间隔只有半秒，而大脑意识到意图大约出现在动作发生前的一秒。
那么在更之前的无意识意图又是怎样的情况？科学家们用电脑软件分析具体动作发生前大脑各个部位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显示为神经活动相关的血流量），令人震惊的是，在大脑意识到即将发生的动作足足七秒之前，侧前额皮层（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和中前额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就已经出现了神经活动的迹象，而这些部位和辅助运动区还有运动神经元都有一定的距离。考虑到磁共振反应的滞后性，神经信号应该是发生在意识意图的约10秒之前，正是这些信号促成了后来的意识以及动作行为本身。这个实验同样也解释了早前的一个发现，即为什么人们在危险面前会出现皮肤电反应，而要过好一会儿他们才会意识到刚才做出的决定是很危险的。
还有一点值得强调，从个体意识到做某事（扔球）的意图时，他大约还有一秒来放弃这个打算，而且直到动作发生前的100千分秒（一秒的1/10）我们都来得及刹车。而这种效力能持续到显意识状态下——也就是说，动作发生之前200千分秒的无意识作用能够影响这个动作发生的可能性。如此，我们证明了在知觉意图出现之前，更存在一长串的无意识神经活动（而在知觉意图出现之后还得经过一秒的延迟，动作才会最后发生），但这一点并不会推翻自由意志的概念，至少在我们能够丢弃不好的主意并且能够通过自觉和不自觉的方式从过往经验学习进步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如此。
从另一方面来说，现在我们很清楚显意识需要一些时间来“看清楚”，或者换个说法，一枚神经信号从脚趾到达大脑只需要20千分秒，但是被显意识留意到则需要花费25倍这么长的时间，即整整500千分秒（半秒）。意识又一次远远地落在了现实后面，而这段时间足够无意识大肆修改即将进入意识的信息。
简而言之，在做决定的整个流程中，意识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约10秒后），同时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在意识到某个决定之后放弃（1秒），这两条是证明无意识大脑先于显意识的最佳证据。此外，流入的信息需要大约经过半秒才能进入意识，所以与其说意识是行为的发起者，还不如说它只不过是事后评价和评论行为（包括合理化行为）罢了。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说过当你第一次（意识大脑）遇到他时，你遇到的不是他——只不过是他的代表罢了。
思维抑制的神经生理学原理
神经生理学家们也充分研究一种特殊的自欺——个体有意识主动介入并抑制真实信息进入意识，还阐明了其中的原理。研究得出的结果实在是骇人听闻：通过自然选择，大脑的一些区域进化出了抑制其他大脑区域活动、制造出自欺思维的本领。
现在来看看主动的自觉记忆抑制。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会主动去抑制自己的思维活动“我今天不会再想这件事了”“上帝啊，不要让这个女人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了”，诸如此类。在实验室中，研究人员引导受试者去遗忘刚记住的几组任意符号，而遗忘的效果因人而大大相异，这种效果的大小显示为一个月后受试者们能够回忆起的符号的数量。而这些个体差异最后被证明同神经生理学上的差异相关。背外侧额叶皮层（DLPFC）在引导遗忘阶段激活程度越高，其抑制海马（通常来说储存记忆的地方）同步活动的程度就越高，一个月后记忆的程度就越低。DLPFC可能和克服认知障碍以及动作神经活动的计划及调节有关。我们猜想大脑这部分区域之所以进化出了这种抑制记忆的新功能，是因为这些区域之前就能影响其他大脑区域的活动，比如说行为抑制。我们的身体会对此做出响应，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当我察觉到一个想要伤害他人的念头，并且想压住这个念头时，我会感觉到一只手臂或两只手的抽搐，似乎是想把什么东西推得老远。
抑制思维只会适得其反
在刚才那项神经生理学的研究中，受试者要在短时间内记忆一串无意义的字母或数字，并在短时间内尽量遗忘，而且结果是在遥远的一个月后才得到测量。但是在我们试图遗忘有意义的事情时，会出现另一个作用。一般人会认为刻意地去忘记一件事情（不要想大白熊）是非常容易的，只要在想法浮现的时候刻意制止，多几次就能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大脑会和这种抑制对着干，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身体会和大脑背道而驰，比如说有时不小心在别人面前把实话说出来，好像对大脑来说这种遗忘是非常不情愿的。被我们压制的想法会经常反弹到意识中，有时甚至以一分钟一次的频率持续好几天。在神经生理学的角度看来，有些人擅长记忆抑制，而有些人觉得棘手，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完全成功。
这里涉及两个同时发生的作用。一方面，脑子里一旦浮现或再次出现某个不好的念头，人们会运用意识来抑制；另一方面，无意识会同时开始搜索那个禁词，似乎就像在查找系统错误一样。而如果这时候你说错了什么东西，就更难抑制这个念头了，特别是同时存在认知负载的情况下。当某个人出现分心或者正承受思想负担时，无意识的搜索在运作，但是显意识的抑制却没有，所以你更容易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
通过神经抑制来促进欺骗
神经生理学的第一次重大进步来自于实现了对大脑活动时间空间维度的即时测量，一开始只能测到粗略的脑电图（EEG），后来通过功能磁共振扫描（fMRI）和正电子发射断层（PET）扫描提高了精度。而最近的方法（见第1章）采取了相反的途径，即通过清除大脑特定区域的活动来观测效果。最开始是通过在头皮上施加外部电刺激来抑制正下方大脑区域的活动，比如在一个人回答一系列问及他是否参与了一次模拟的室内金钱失窃案时，把电刺激施加到欺骗相关部位（在前额叶皮层）。尽管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这种人为刺激并不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比如敲打某人膝盖引起膝跳反应），八成坏处还更多呢——实际上这种操作是积极的，至少能提高欺骗的质量。实验中有三个关键因素得到了提高：在神经活动被抑制的情况下，撒谎的反应时间缩短，生理反应的时间也缩短，所以人们反应变快，也更不容易紧张。电刺激同样也减少了人们在撒谎时的良知挣扎，也就是说人们在神经活动被抑制情况下罪恶感降低，而罪恶感越少，谎撒得越流畅。此外，对于此区域神经活动被完全抑制的人，他们在回答有关问题时撒谎次数增加，而回答不相关问题时撒谎次数减少，这样更增加了谎言的可信度。
太让人吃惊了吧，人为抑制心智活动后居然能提高撒谎的质量，而且这一点可以类推到自欺上，既然能够通过贴在脑壳上的外部电磁装置抑制心智活动，那么我们也能指挥大脑从里面发出神经元指令来抑制心智——也就是通过自欺的生理手段来更好地撒谎。我们唯一搞不清楚的是这种外部抑制是否同时抑制显意识中有关谎言的区域，不过我们将拭目以待。
在中国，最新的两次研究显示病态性说谎病人脑中的白质（white matter）数量要高于普通人。白质指的不是神经元本身，而是那些给神经元（特别是那些细长的树突部分）提供营养的支撑神经胶质细胞，并且白质也和欺骗有关。研究显示，杂耍艺人练习量越大，他们大脑“杂耍中心”区域的白质成分就越多，所以越爱撒谎，白质自然就越丰富。
无意识自我识别能揭露自欺
30多年前，一项经典实验成功地揭露了人类的自欺，依据是研究受试者对自己声音的（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言语否认（denial）和投射（projection）。借由一系列设计精巧的试验，科学家们发现个体会同时贮存虚假信息和真实信息，只不过真实信息经常被埋到了无意识里，反倒是虚假信息进入了显意识当中。反过来，人们否认（或投射）自己声音的行为很容易受到自我感觉的影响，所以可以说自欺最终的作用对象是别人，而非我们自己。
这个实验的依据是一个生物学常识，那就是我们人类在听到同胞的声音时会出现一定生理反应，特别是在听到自己声音的时候（比如听到磁带播放自己声音的录音）。但是我们平时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大可以来玩一个自身识别（self-recognition）的游戏，在这个游戏当中，人们要回答听到的某个声音是否是自己的（即有意识的自我识别），同时科学家会观察此时是否会出现无意识的自我识别（表现为显著的生理激发）。
下面来说说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受试者被要求阅读书中的一个段落，然后进行录音，这些音频被切割成1/2秒、1/4秒、1/6秒、1/12秒的片段，然后再把受试者自己和其他人的声音混合剪辑起来（按照年龄和性别匹配）做成磁带。同时，每一位受试者都被连到一台测量皮电反应（GSR）的仪器上。皮电反应的原理是人们听到自己声音时皮肤起的电反应是听到其他人声音时的两倍。在认为听到了自己声音时，受试者会按下其中一个按钮，而另一个按钮是来表示他们对判断的把握。
科学家们发现了好些有趣的结果。一些人有时会否认自己的声音，而这也是他们会犯的唯一一类错误，并且他们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搞错了（试验后采访时，只有一个人反应过来自己有犯错），然而皮肤却交了一份满分答卷——也就是说，和科学家们料想的一样，受试者在听到自己的声音时，GSR数值会大幅提升。反过来，另一组人会投射别人的声音误作自己的声音，这也是他们所犯的唯一一类错误，尽管其中约一半的人随后会意识到错误，不过皮电反应再一次纠正了他们的错误。所以这种无意识的自我识别似乎比有意识的自我识别要更靠谱。还有另外两种错误类型：从来不出错的人和既否认又投射的人，他们有时候甚至能骗过自己的皮肤，但是简洁起见我们就忽略这两种类别吧（因为原因我们尚一无所知）。
众所周知，如果让一个人感觉变糟糕，会降低这个人的自我卷入（self-involvement，比如照镜子）程度。在上述实验中，如果在一项测试中取得较低分数（实际上分数是随机判的），受试者感觉变糟糕，他就会开始否认听到自己的声音。而那些得分“高”的人，会开始不断听到自己的声音，实际上那是别人在说话。似乎在成功的条件下，人们更愿意进行自我展示，而在失败时则相反。
而另一个有趣的事情——尽管从未进行统计分析——是否认自己声音的那些人在接受各种外界刺激时都会表现出高水平的激发反应，好像他们都很紧张，并充分做好了否定事实的准备。与此相反的是，编造事实（投射）似乎要轻松得多，这些人的反应激发水平和那些不犯错误的人一样，都比较松弛。可能那些需要去否认的现实更加可怕吧。而且，否认总比辩解快，认知负载也低，但是却需要维持在激发状态，比较消耗能量。
大脑对熟悉面孔的反应也类似。有些人在大脑特定部分遭到损坏后，会无法识别熟悉的面孔。当他们被要求从不熟悉的脸里挑出熟悉的脸，或给熟悉的脸匹配名字的时候，他们的正确率飘忽不定。但是，这些受试者其实在无意识里正确地识别出了熟人的脸，证据是他们的大脑活动和皮电反应都出现了变化。当被问及哪一张脸他们更信任的时候，如所预料那般，正确率就变得稳定得多了。所以我们还是能勉强接触到自己的无意识的，不过非常有限罢了。
我们能不能在其他动物身上对这一方面进行研究呢？有些鸟儿身上也能观察到一模一样的现象。在多次实验中，当鸟儿听到同类的歌声时，会引起高水平的生理反应（对比听到其他种类的歌声），但是听到自己的鸣叫时，激发水平会来得更高。鸟儿很聪明，很快就能学会在听到自己声音的时候（可以类比言语自我识别）去啄下按钮，而鸟儿们的生理反应同样能揭示某些近似于人类无意识自我识别（在人类是皮电反应）的东西。当鸟儿打仗输掉时，它们是不是就灰心丧气、拒绝在听到自己声音时啄下按钮，而打了胜仗之后就会啄个欢快呢？
大脑的两个半球是否会互相隐瞒
我们的左半脑和右半脑是通过胼胝体连接在一起的，脊椎动物这一古老的对称性结果对日常生活有着重要影响。大脑的两个半球能独立接收信息（左耳、右脑）并独立行动（左脑控制右手）。我注意到，除非大声把要找的东西喊出来（左脑明确寻找目标），我的右半脑不会主动参与到寻找的动作中去，也就是说，我想在视线范围或者口袋里（包括左边口袋）找什么东西的话，除非我大声把那个东西叫出来（打火机），不然根本就不可能找到。突然间，我就在左视域里发现了目标——在左边口袋里摸到了这个东西（这是大脑串线运行的结果，左侧身体的信息首先抵达右脑，而右脑随后又控制左侧身体的运动）。我相信这是因为一开始寻找对象的信息并没有通过胼胝体进而不被两个半脑共享，只有在听到要找的东西名字的时候，信息才得以进入到右脑中，然后由右脑控制的左视域和左侧触觉才突然间反应过来并开始工作。
这个有趣的现象和欺骗及自欺有没有关系呢？我相信是有的，因为当我想向自己隐藏什么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几秒钟前无意识地从别人那里摸来的钥匙——它们会第一时间被我藏到了左边口袋里，就算我有意识要去寻找，也不会最先发现这里。同样地，我注意到“不小心”摸到女人（动作发生前对此一无所知）的通常也是我的左手，而支配左侧身体的右脑在发现这一事实后往往大吃一惊。实际上左脑掌管语言，并同意识相关，而掌管左手的右脑和意识的关联性就没这么高了。
证明上述观点的一个证据是否认的过程（包括随后的辩解）优先储存在左半脑，并且能被右脑抑制。由于左脑中风右半身瘫痪的人几乎不会否认自己的身体情况。但是有一部分左半身瘫痪病人会否认自己有中风（病感失认，anosognosia），而且在面对确凿的反证时（拍摄到他们无法使用左手的视频），他们就会开始喋喋不休地否定瘫痪的真正成因（只是关节炎啦，今天觉得身体不太灵活啦，运动太多啦）。这一点常见于大脑右中侧出现病变的人，同其他证据一道证明右脑在情感上更为诚实，而左脑会起到自促作用（self-promotion）。通常人们在听到威胁的话语后做出反应的时间会缩短，但是那些病感失认病人的反应时间会变长，这显示他们在抗拒同自己真实情况相关的信息。
强加性自欺
我们已经讨论了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而进化的自欺，这种自欺对自己隐瞒谎言的同时向外吹捧高大的自我形象，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类型的自欺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我们人类对他人的意见、欲望及行动都格外敏感，同时他人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操控和支配我们，而这就导致了强加性自欺（imposed self-deception，强制的程度各不相同）的产生。其中不乏极端的例子：俘虏开始认同绑架者，被虐待的妻子太为施虐者着想，被性骚扰的儿童会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在这些强加性自欺的例子中，被害者都会为加害者着想，这很不可思议，但被害者们可能是为了避免和支配者产生进一步冲突才这么做，而且他们也坚信这么做是对的。遭受家暴的妻子无不出于过度的恐惧认为沉默是避免进一步伤害的最好办法——如果她如此坚信的话，确实也是这样。
来看看不那么极端的例子，比如说鸟儿。在许多种鸟类中，一开始是雄性占据上风——雌鸟进驻到它的领地后，最开始是雄鸟有选择觅食地的优先权，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支配地位不断下降；而当雌鸟进入产卵的阶段时，情况就颠倒过来了：雌鸟夺取了雄鸟的觅食地优先权。可能是在这个阶段中雌鸟有出轨的可能性，并且雌鸟的亲代投资也比雄鸟的投入大，所以天平偏向了她那一边。类似也可见于人类夫妻的关系中。
很多年前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几乎每次和女性交往都会出现同样的模式——一开始我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在最后就完全沦为附庸。只有在很久之后我才注意到了这是自欺关系里的砝码对调——重心从我这儿移向了她那儿。一开始所有的讨论都是以我为中心，但是我几乎注意不到——男人说话女人听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然后我们会经历一段短暂的双方说话平等的时期，最后是砝码快速地滑向她——我会为实际上是她犯下的错误而向她道歉。
又比如说性爱也是一个搞不清谁对谁错的噩梦——到底是谁对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所以任何一方或两方的性功能障碍都可以被认定为是某一方的错。不管是出于罪恶感或是害怕搞砸两人的关系，你可能都会主动代替对方自欺欺人——但是没人会羡慕这样的事情吧。
内隐自尊VS外显自尊
让我们来看看强加性自欺的另外一种情况，这种自欺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我们可以测量出所谓个体的外显偏好（explicit preference）和内隐偏好（implicit preference），前者是一个人口头承认的偏好——比如说，某个白人会说比起白人他更喜欢黑人（使用退化的美国英语）。而我们却没那么容易知道这个人的内隐偏好：来做个实验吧，受试者在见到“白人”名字（切普、布莱德、华尔特）和“好”的词语（喜悦、和平、精彩、开心）按下右手按钮，见到“黑人”名字（泰罗恩、马利克、贾马尔）和“坏”的词语（痛苦、恶心、战争、死亡）按下左手按钮——然后再反过来，白人和坏按右键，黑人和好按左键。这时就出现了时延——当他按下白人——好和白人——坏按键时反应时间各是多少——然后我们来做个假设：时延越短（反应越快）表示这些词语和大脑联系越紧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内隐联想测试”（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尽管这个方法直到1998年才被发明出来，却已经带来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文献，包括（但是不常为社会科学所采纳）方法本身上的进步。互联网上也有几个网站（例如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网站）收集了巨大的IAT数据，这些研究也带来了让人震惊的发现。
比如说，在认定自己是比对方优越的人种时，黑人和白人的外显偏好是一致的，不过黑人的这种偏向表现得更加强烈一些。但是一论到两者的内隐偏好，白人的偏好反应就要比黑人强烈得多了，他们偏好的是白人。而黑人，平均来说，偏好的也是白人，尽管其中的差异并不巨大。但是他们居然更喜欢其他肤色的人种，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简直是难以相信，毕竟自我才是个体利益的出发点（如果还不是回归点的话）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发现某人的内心深处会用褒义词（诸如“愉悦”和“友好”）而非贬义词（诸如“可怕”和“糟糕”）来形容不相关的他人的话，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并不是明显以自我利益为出发点的。
而这正是强加性自欺的特质——对自己的评价比对他人的评价低——并且它通常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比如说，一旦给黑人学生设定“黑人是劣等种族”的“启动条件”（priming），就会极大地影响到智力测验的成绩。这也是最早证实“启动效益”的实验之一，而现在这种实验已重复了上百个。在这个实验中，哈佛的黑人和白人本科生被召集到一个实验室，并进行一项难度系数较大的才能测试。有时学生们就是单单进行测试，而另外一些时候每个学生得首先简单陈述个人情况，其中之一就是各自的人种。如果不设定启动条件，那么黑人白人学生表现相当；而一旦设定了启动条件，白人学生的成绩会稍微提高一些（并非显著性地提高），而黑人学生的分数则直线下降，几乎会少一半。而通过给予相反的启动条件，你甚至可以做到提高一个人的成绩。当被给予“来自亚洲”的启动条件时，亚洲女性的数学测试分数变好，而被给予“女性”的启动条件时，成绩下降。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启动效应会持续多长时间：非裔美国人被提醒自己身份的频率是多久？一个月一次？一天一次？半小时一次？
这给了我们一个告诫，对于一个长久以来被贬低和排斥、现在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少数族裔群体来说，他们很可能已经形成了内隐的消极自我形象，比起自己他们会更喜欢其他种族，而这些种族往往是他们的压迫者，并且在意识到自己的低下地位时，他们其他方面的表现也会受到影响。这意味着强制性或者诱导性自欺的力量会导致一部分（或者实际上是相当多数的）少数族裔个体接受支配族裔强加给他们的刻板印象。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甘心受命，有相当一部分的少数族裔可能会去反抗，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隐形镇压的存在。不论如何，当大部分人的意识发生改变时，历史上就会出现革命。而这时他们的IAT测验结果是否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我们尚不得而知。
屈打成招、拷问，以及拍马屁
其他一些诱导性自欺的类型也值得强调。和我们以为的不同，说服重大犯罪的嫌疑犯做虚假供述其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尽管这样的结局很可能是——其实经常是——受害者长期的心理钳闭。逼供只需要两个元素，一是受害者意志不够坚定，二是一套老式的逼供方式：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将嫌犯完全同他人隔绝开来，剥夺其睡眠，采取刑讯逼供（不准否认、不准驳斥），然后虚假的证据被逼出来了，杜撰的故事被问出来了——“我们在杀人凶器上发现了你的血迹；可能是你在半梦半醒之间杀了你父母，但是其实你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暗示你只要承认了，逼供就结束了，但事实上，屈打成招才是嫌犯不幸的开端。每个人在逼供之下意志坚定的程度不一，诱导性自欺程度也各不相同，有些人会持续不断地编造记忆来圆那些话——而这对自己根本就没任何好处。
还有一种强加性自欺的类型防御性自欺。来看看一个人被拷问时的情况：因为疼痛难忍，这时受害者身上会出现一种叫作“分裂”（disassociation）的现象——疼痛被从心智当中分离了出来，而这可能是为了减轻疼痛。心理和神经系统似乎能把剧烈疼痛客体化，然后把它从身体中分离出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折磨方施加给被折磨的人的自欺，但是也可以把它视作在这种不利条件下暂时保命用的防御性反应。但是我们从许许多多的受害者的回忆中得知那不过是一时之计，拷打这件事和在当时的绝望无助会造成长期的心理和身体负担。当然，比起折磨带来的疼痛，还存在许多种比较温和的“分裂”——比如妈妈为了分散孩子的注意力给他咯吱痒痒。
还有一种相对来说温和的强加性自欺是拍马屁。下属通过拍马溜须、让上级舒服的方式来获取地位。在皇室宫廷中，拍马者有很多时间来揣摩君王，而君王几乎不会注意到前者。而一般来说高高在上的君王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动机去专门研究自己身上的自欺。
强加性自欺有时也会出现在骗局中，指的是一些有心人通过精心的欺骗来获取不正当利益（见第8章）。比如说，精明骗子能诱导受害者相信他们是老熟人进而让对方上钩。骗子会把一条胳膊围上对方的肩膀，“老伙计，最近都干吗去啦？”而诚惶诚恐的受害者则会主动开始编造两人何时何地曾相遇的记忆，然后骗子又会进一步利用这些记忆，“证明”他的确是值得信赖的老熟人。
还有一种广泛存在、意义非凡的诱导性自欺，那就是领导者能诱导跟随者产生自欺，这种作用能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我们将在第10章中见到，领导者会利用群体中得到广泛认同的虚假历史叙述（false historical narratives）来煽动战争。同时，一个领导者能不能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是否能说服人民相信自己是在为他们谋利益，而往往事实并非如此。
儿童“虐待”事件中的虚假回忆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的美国，儿童、妇女遭遇性虐待的证据不断浮出水面，导致了两次大面积的虚假指控，因莫须有罪名而被判刑或遭受公众无端唾弃的无辜者因此蒙受巨大的损失，原因是指控者们被强制灌输了虚假记忆。这种强加性自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这两次大规模虚假指控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第一次指控声称女性曾遭受大面积的童年期性虐待——而所谓证据是来自于“恢复记忆疗法”，指的是一系列专门设计能够唤起（或者虚构）此类记忆的手段。女性被以其他不相关的理由带到理疗师那里，理疗开始前她们不拥有任何曾被性虐待的记忆，但是却在治疗后确信自己曾遭受长时间的反复虐待。来自理疗师的建议、引导性问题、催眠法恢复记忆——这些都是逐步灌输那些虚构记忆的手段。
而第二次大规模指控则是第一次的自然延伸。既然过去存在那么多没被揭发的性虐待事件，那么现在肯定也有很多兽行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1983年在加州，一所预科学校的教师们被指控经常向学生实施性虐待，并且还逼迫他们参与邪教仪式，诸如宰杀宠物兔子，甚至还逼迫他们在飞机上进行此类活动。这两次大规模指控的相同点在于，你可以给他人灌输虚构记忆，但是你却无法控制这些人编造记忆的步伐。后来随着这些“记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离谱，最后这个大规模指控也就慢慢没了声音。但是在那之前，许多人受到了深深的心理伤害，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小孩曾遭兽行染指，被机器人和龙虾攻击过，还被迫生吞青蛙卵。
而有些人因为这些臆造的虐待而被判刑，另一些人则不得不忍受公众对他们无端发难，骂他们是自家孩子也不放过的禽兽。天啊，甚至还有许多临床心理学家愿意出庭担保这些妇女和儿童说的都是真话。但是这些所谓的专家，其实不过是扮演了丑角罢了。
自欺是心灵的免疫系统
另外一个流派的心理学理论将自欺视作一种防御性手段，用来抵御我们的原始无意识冲动（弗洛伊德体系）或者抵御那些侵害我们幸福的灾难（社会心理学）。在后者看来，幸福感是凭借自身努力得来的结果，也是我们心智健康的组成部分，所以是值得保护的。为了守卫幸福感，我们身上长出了一套“心理免疫系统”来保护心智健康，正如真实的免疫系统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健康的人幸福而乐观，对自己生活有更大的把握，自欺有时能带来这些效果，所以为了心理健康，我们编造事实，歪曲逻辑，忽视其他可能性——简而言之，我们对自己撒了谎。同时，他们还认为我们身上有一个调节自欺程度来保护幸福感（为了不在别人眼里显得太滑稽，或者变成妄想狂）的“责任中心”。太麻烦了呀，难道大自然不会进化出更靠谱一点的幸福感调控工具吗？
当然，成功的个体理论上更幸福，更乐观，且更有自控能力，他们也更容易显现出自我增强（self-enhancement）的特点。这是不是意味着自我增强带来了幸福、乐观和自控能力呢？不。消沉的家伙在各个方面所展现出的自我增强都比快乐的家伙少很多——他们甚至会展现出自我嘲讽。这一点有时候会被当作证据，证明如果没有自欺的话，那我们全部都会变得很消沉。但这样说根本是颠倒因果，消沉的时候并不宜自我膨胀，特别是你这种膨胀是为了向别人炫耀的时候——消沉实际上是自我检讨的良机，这样做反而能减少自欺。
在进入到这个假象的心灵免疫系统之前，我们最好回忆下真正的免疫系统对付的是一个所有生物都会遭遇的重大难题：贪得无厌的寄生虫（见第6章）。生理免疫系统采取一系列货真价实的机制来攻击、摧毁、吞吃、杀死各种各样的入侵有机体——上千种的病毒、细菌、真菌、原生体和蠕虫——而这些寄生生物本身就是几百万年大自然严苛选择的结果。免疫系统同时还积累了数量巨大且精确的入侵者数据库，这样就可以事先准备好精确有效的反击。
反过来说，心灵免疫系统的运作方式并非去直接修理那些害我们不开心的东西，而是把它们挪到合适的情景里，给它们找理由，把问题大而化小，并且对真实情况撒谎。如果身体的免疫系统也是这样干活，它就会这么跟你说，“好吧，你重感冒了，但是不至于像住在街那头的那哥们一样染上糟糕的流感。”所以，真正的心灵免疫系统应该能让我们走出去并解决问题：罪恶感驱使我们转向弥补性的利他主义，不幸福的感觉会鞭策我们努力改进生活、减少不开心的事情，笑声让我们学会欣赏生活中的荒谬之处，诸如此类。但是自欺却把我们困在死胡同里，最多只是给了我们暂时的安慰，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诚然，作为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物种，我们人类对他人的言行格外敏感，并且很容易受到影响——我们会折中让步——但是，还是得说，为什么要依靠像自欺这样不靠谱的东西来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呢？要留神“自欺防御论”和膨胀的道德感是一丘之貉：我撒谎，不是要骗你，只是为了从你的诘难之下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幸福感罢了。
这种防御系统里颇有一些漏洞。你自身就是构成你的社会世界的一部分，观察着你的内心良知，同时也在研究你做出的行为——它看见的顺序是怎样的呢？首先是你的有意识行为，然后才是你的无意识自我么？让我们先这样假设吧，那么欺骗你的良知能不能帮你欺骗身体的其他部分，有时候甚至给你带来好处呢？我相信是的，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遗忘一些我们无力改变的痛苦回忆。有一个人的女儿被不知名的凶手杀害了：“她死的时候，我把一切关于她的记忆都包裹了起来，并且想要去忘记。”很可能那些反复的痛苦记忆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所以忘掉也无妨。我们还能通过很多方法改变意识状态（从定义上来说构不成自欺的那部分意识），比如沉思、祈祷、乐观主义、目的感、意义、控制，还有所谓的积极幻觉。而我们将在第6章中看到，这些方法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提高免疫功能，而在此我只想稍微深入讨论两个相关例子：安慰剂效应和催眠，这两者都证明了信念的确能够起到治疗的作用。
安慰剂效应
能产生自我效益的自欺有两种，一种是安慰剂效应，一种是催眠（包括自我催眠）。这两种方法都需要第三方介入，在安慰剂效应中通常是一个穿着白大褂、挂着听诊器的“医生”，在催眠术中则是一个提着怀表在你面前摆动、念念有词的催眠师。人们把“安慰剂”当作正常药物服用，但实际上它并不含有有效化学成分，但病人以为它会产生治疗效果。安慰剂效应稳定且明显，所以现在所有的医学实验在检测新药物时，都会添加一个安慰剂对照组。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测试一种治疗关节炎的新药物，你必须给一组同样数量的人服用从外观上看一模一样但是并不含有效成分的药片。只有当新药的作用强于安慰剂的时候，才能说药品本身有疗效。当然试验中如果能添加第三个组就更好了——既不服用安慰剂，也不服用药物本身——这样就能更精确地衡量安慰剂效应本身，但是大多数医生好像还没有意识到要这么做。
此类研究告诉我们，除了少数人身上不会显示安慰剂效应，其他的人很容易受到自我诱导的影响。这个比例和催眠术的结果一致，同理还有消除无意义记忆的能力。很可能容易出现安慰剂效应的人也容易被他人所操控（的确，上述的三个例子中都涉及第三方的影响）。自欺越容易给一个人带来良性治疗效果，就说明这个人越容易被他人利用，因为他人可以通过操控你的暗示感受性来为自己牟利。
下面几种作用都非常显著，并且很清楚地展示了成本和可见的好处之间的关系。在下述情况下，安慰剂效应展现得更为强烈。
·药片越大
·价格越贵
·药品的形式是胶囊而非片剂
·给药方式越深入（注射比口服明显，假手术效果也非常好）
·病人的积极性越高（以手不断抚摸药物）
·副作用越多
·“医生”看起来越专业（穿着白大褂，挂着听诊器）
在不同的情况下，药品的颜色也能影响它们的效果：白色药片止痛效果更好（可能是看起来像阿司匹林）；红色、橙色和黄色兴奋效果更好；蓝色和绿色镇静效果更好。的确，蓝色的安慰剂光是通过颜色就能增加睡眠，效果立竿见影（见第6章）。
安慰剂效应的普遍原理和认知失调理论一致（见第7章）——一个人越被限制于某种条件，他就越会找理由合理化处境，而这些理由就会带来更多的良性效果。外科手术也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安慰剂效应提供了例证，其中最经典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心绞痛外科手术。这是胸腔的一个小手术，通过把近心处的两条动脉桥接在一起（号称）来增加流向心脏的血流量，以此来减轻疼痛。手术奏效了——心绞痛减轻了，病人很开心，外科医生们也很欣慰。然后一些科学家们进行了一次堪称绝妙的研究：他们召集一批病人进行了这个手术，切开他们的胸膛，剪开了动脉，但是却没有进行搭桥，然后又把伤口缝了起来，没人知道谁接受了哪种“手术”。随后科学家们对结果进行评估，结果“手术”效果和原本那些手术完全一致，或者说，之前手术全部的效果只不过是安慰剂效应，把动脉桥接到一起和治疗效果没有任何关系。
外科手术很容易受安慰剂效应影响——大概是因为外科手术费用昂贵，而且一整个团队的鼎力协助让你心里宽慰吧。此外，有些外科手术从一开始就看着不靠谱，搞不好还会带来很多后续的并发症——然后需要进一步动手术——想想迈克·杰克逊的脸吧。所以门类繁多、不太安全的各种外科手术出现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比如说报偿性切除术（remunerectomies）这种手术就是发明出来切割患者的钱包的。再来看看关节镜（arthroscopic）手术，这项手术是为了修复关节炎造成的关节处损伤，一项基于假手术的小规模研究显示，只要假手术弄得和真关节镜手术一样，那么带来的效果和真手术是一致的，所以关节镜手术主要的效果其实就是安慰剂效应。而真手术会带来比假手术严重得多的疼痛，这很可能是因为前者切入程度更深，但是总体对于疼痛水平和其他方面来说，假手术和真手术带来的效果几乎是同等的。
在止痛效果方面，安慰剂也得到了详细的研究，毫无疑问，对于某些个体来说，光是相信自己已经吃了止痛药的念头就能诱导体内分泌内啡肽，从而减轻痛感。也就是说，大脑对于未来的期待改变了本身的生理状态。大脑做出了期待，然后你就能享受这个期待带来的好处。而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身上观察不到安慰剂效应的原因大概和他们无法预测未来有关吧。
我们能通过唤起各种过去真实的、依靠医治和安慰剂改善病情的回忆，来达到显著的安慰剂效应，正如一个作家所写的：
病人所接受的药物治疗可以比作调控实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温柔抚慰你的声音，医院或者手术的气味，针头扎入皮肤的感觉，吞咽下的药片，都会通过之前的经历获得特殊的意义，并且带来疼痛减轻的预期。
抑郁症似乎特别容易受到安慰剂效应的影响。无数试验证明真正的抗抑郁药只起到了25%的改善效果，而余下75%的改善效果来自于安慰剂。相信有什么东西能帮到你，实际上就已经打赢了一半的仗。毕竟，抑郁症的特征就是失去希望，而安慰剂提供的正是这东西，当医生给我开了抗抑郁药时，我经常这么想。我被告之要等上至少三四周药物才会起效——“药物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发挥作用”，换句话说，不要期待药物能立竿见影，而应回归平均值的原理——或者说，事情在变糟之后才会好转——这时你就会得到各种可靠的证据。与此同时，坚持吃药！而最新的元分析（2010）揭示了一个让人震惊且非常喜闻乐见的事实：安慰剂对轻度抑郁的治疗效果和抗抑郁药一样好，但是对于更严重的症状，情况就大相径庭了：真正的抗抑郁药效果明显，但是安慰剂几乎毫无效果。而这正是我们一直强调的、面向他人的自欺所具有的典型特征：一点点自欺行得通，但是多了就没法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