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安慰剂效应在体育竞技里也能发挥作用，试验显示，自行车运动员在被告之自己服用咖啡因（实际上并没有）之后，能达到实际服用咖啡因（同时被告之服用了咖啡因）近一半的效果。单单告诉他们，他们已服用了更高剂量的咖啡因也能够产生强烈的正效果。而“好好努力”之类的套话——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也具有内在的安慰剂效应。
而我们甚至能从安慰剂效应中诱导出安慰剂效应，也就说，只要你告诉一个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现在要给他吃一片安慰剂——安慰剂就是不含活性化学成分的药片——但是呢，安慰剂效应非常强大，并且是不知不觉产生的，只要你保持一个正面的态度，并且老老实实把药给吞下去。就这么和对方说一通有帮助的废话后，待会儿看到安慰剂效应同样发挥作用时就不足为奇了。
安慰剂和宗教之间有很多相似性，并且很吸引人，这两者都包含有强烈的信仰以及一系列的特定条件，包括普通的医者或者牧师这样起作用的第三方。而实际上，直到并不遥远的时间里（大约5000年前），医药和宗教是一家人。你可以很容易地想象按时参加宗教仪式（特别是音乐非常好听的时候！）能够增强安慰剂效应、带来其他的免疫益处，就和按时去拜访一个关切病人、医术高明的医生带来的效果一样。
而安慰剂效应另一个让人震惊的方面在于，它在不同的人群身上作用差别很大。约1/3的人显现出明显的安慰剂效应，1/3的人不好不坏，另外1/3完全不受影响。这是我们反复在强调的事实之一，即欺骗和自欺系统是一个不断在进化的系统，其中包括重要的自欺形式和自欺程度上的基因差异。我们不知道这种差异有多大程度是基因层面上的，但是近期的研究显示抑郁病患之间安慰剂效应程度的差别，的确是来源于特定基因上的差异。
还有什么东西和易受安慰剂影响有关呢？有一个，那就是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这个就是催眠术里提到的，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有些人很难被催眠，但是有些人就很容易被操控。所以容易被催眠和容易表现出安慰剂效应这两个变量之间能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点很好理解。这两者都是需要第三方介入（催眠师或者“医生”）的自欺行为，而当把人们分成容易受催眠和不容易受催眠的两组时，首先催眠第一组的人只把注意力集中到斯特鲁色词测验（stroop test，识别用不同颜色写出来的表示颜色的词语）中单词的颜色时，他们就不会被单词本身的意义所干扰。但是不那么容易被催眠的人在斯特鲁实验中的成绩就没有提高了。所以这证明了容易被催眠的一个好处：更容易集中注意力，或者更能承受认知负载。
本章一开始讨论了知觉控制的环境，然后顺接到更深入、更细致的外部控制形式——普遍的强加性自欺、拷打和“分裂”，对他人和自我的虚假质控，安慰剂效应，以及催眠。现在，我们可以把这几类冲突融入最关键的社会关系——家庭（第4章）和两性（第5章）中来讨论了。我们什么时候会把自欺施加到家人和性伴侣身上？而他们又在什么时候对我们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