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问题在于，法国与美国的差异在哪些方面是成问题的，在哪些方面则不过是差异而已，甚至或许代表了更好的选择。法国工人人均工作时间较短，似乎属于第二类。美国的休假很短，许多工人根本没有休假。本质上说，法国是做了个决定，用较少的收入来交换较多的休息。有关休假时间的法律规定以及工会签订的劳资协议保障了这一决定的执行。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一决定其实让多数人过得更好了。近期一份比较欧洲与美国工作时间差异的研究指出，民意调查显示，人们乐意缩短工作时间，而对所谓“生活满意度”的跨国比较似乎也说明，就算收入会降低，少工作也会提高生活质量。但任何人都很难单凭一己之力来以较少的收入交换较多的休闲。法国的规章制度要求雇主提供假期，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些规章制度也许真是好东西—虽说会降低国内生产总值。
除了工作时间比美国人少外，法国人的工作比例也较低。法国的青年与老人倾向于不就业。在法国“壮年”中，即在25~54岁的人中，有约80%就业，这与美国的数字相差无几。但15~24岁的法国居民中，只有25%就业，美国则是54%；55~64岁的法国人中，只有41%就业，美国则是62%。关键在于，这样的低就业率是否应被当成问题。
法国青年的低就业率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成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是由于法规使雇主难以解聘工人，从而使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愿聘用工人。但细致考察则会发现，法国青年就业率低的其他成因也许更重要。法国人比美国人更倾向于留在学校：15~19岁的法国居民中92%在求学，20~24岁的有45%，而在美国，这两个数字分别为84%和35%。只有约10%的法国学生兼职，美国则约为20%。大概在法国，免费教育与公共资助的结合让出身低收入家庭的青年安心于学业，而美国的这些青年则或者被迫辍学，或者靠打工完成学业。这听起来是法国体系的美德，而非罪恶。
如前所述，法国人一旦进入最佳工作年龄，就业概率就和美国一样，这一事实与美国新闻报道常常描画的那幅劳动力大多赋闲的图景大相径庭。法国人唯一的严重问题（申明一下，的确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在于老年工人的就业率与劳动力参与率低。这反映了一些重大的政策失误，尤其是25年前将工人全额养老金领取年龄下调到60岁的决定。这既鼓励了提前退休，也让纳税人背负重担。
看来法国人也会犯错误，但说“法国在养老金政策上举措失当”与说“超乎常规的福利国家废掉了法国经济”可绝不是一码事。借用法国的例子来反对加大力度帮助穷人与不幸者，很大程度上是在糊弄人。
平等化的算术
假如我们赞同美国应变得更像其他发达国家，那些国家的税收与福利体系缩小贫富差距的效果远高于美国，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这一决定将涉及哪些方面。
它将涉及的一方面是，取消1980年以来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促成的大量对富人减税的措施。表12–2展示了强烈影响美国1%富豪而对其他人影响甚微的三个税率发生了什么变化。1979~2006年，所得税最高税率被减半，资本增值税税率的削减将近一半，公司所得税税率降低了1/4多。美国高收入者缴的税比过去少多了。因此，将对富人的征税拉回到历史上的水平，可以部分补偿一个更强大的、抑制贫富不均的保障网络，不过仅是部分补偿。
表12–2三种税的最高税率 （%）
劳动所得税
最高税率
长期资本收益税
最高税率
公司所得税
最高税率
1979年
70
28
48
2006年
35
15
35
资料来源：Urban-Brookings Tax Policy Center, http://taxpolicycenter.org/taxfacts/tfdb/tftemplate.cfm。
恢复税收体系累进性的第一步，就是让小布什对极富者的减税措施在2010年年底如期失效。仅这一点，便会带来不少的税收。有无党派倾向的城市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联合税收政策中心估计，若让小布什对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者的减税措施失效，从2012年开始，每年便会多收1 400亿美元左右的税。这足以支付实施全民医疗所需的补贴了。利用此类逆转减税的做法为医疗改革筹资，将显著缩小贫富差距。其途径之一是使极富者的收入适度减少：联合税收政策中心估计，让小布什针对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者的减税措施失效，与让这些减税措施永久化相比，美国1%最富者的税后收入会降低约4.5%。同时中低收入美国人将得到医疗保障—这是真正代表中产阶级的关键特征之一。
另一个政治上相对易行的举措是，填补美国体系的一些明显漏洞。其中一个就是上文谈到的那项规定：它允许对冲基金经理等精明强悍的金融玩家将收入界定为资本收益，按15%而非35%的税率缴税。还有其他重大的税收漏洞，例如有一些规则允许公司，尤其是制药公司将账面利润转移到海外的低税地区，造成数十亿美元的税收损失；近期的一项研究估计，跨国公司的避税每年造成500亿美元损失。
要在逆转小布什减税、填补明显漏洞之后继续前进，就将是更为艰巨的政治工程。不过，对什么是符合政治现实的做法的判断也会迅速转变。在2004年年末，作为“新政”标志的社会保障体系似乎很有可能要被私有化，从而被逐渐取消。现在社会保障看来安然无恙，而全民医疗也似乎伸手可及了。全民医疗如能实现、“政府可以为善”的“新政”理念如能复兴，那么现在看来难以企及的目标也许就不会显得那么脱离实际。
历史证据与跨国比较证据都表明，除了只是逆转小布什减税之外，对富人增税还有更大的空间。就算在小布什减税之前，美国的最高税率也处于历史低点—克林顿任内对最富者的税率仅有39.6%，而20世纪70年代高达70%，甚至在里根1981年减税后还有50%。美国最高税率与欧洲国家相比也较低。例如，英国所得税最高税率是40%，似乎相当于克林顿时期的最高税率。然而，对于所有的劳动收入，英国雇主还要付社会保险税，相当于美国联邦保险筹款税中雇主支付的份额（美国的这项税大多仅在收入超过9.75万美元的上线后才征收）。结果是，薪酬很高的英国雇员实际要付的税率将近48%。法国的实际最高税率更高。而且在英国，资本收益是作为普通收入征税的，所以对高收入者资本收益实际征收的税率是40%，而美国只是15%。在美国，如把资本收益当成普通收入来征税，将会让税收显著增加，并限制对冲基金漏洞等赋税恶行的空间。
而且，从“新政”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大家都觉得用“超级”税率对收入过高的人征税是正常的、合适的。在20世纪70年代，只有很少人缴70%的最高税率，而艾森豪威尔时代超过90%的最高税率，缴的人就更少了。过去常有人称，对过高收入征附加税唯一的现实作用是惩罚富人，因为其实征不到多少钱，但这么说已不对了。今天0.1%最富的美国人获得总收入的7%以上，而1979年仅为2.2%。这个阶层的最低年收入约为130万美元，平均年收入约为350万美元。对这样的收入征附加税将获得相当多的税收，可帮助许多人。所以归根到底，在逆转小布什的减税、实施全民医疗后，下一步应是更广泛的行动，恢复美国税收的累进性，利用增加的税收提供更多福利，从而帮助中低收入家庭。
不过现实地说，这并不足以产生足够的资金，提供像其他发达国家那么多的社会开支，甚至连相对适度的加拿大水平也达不到。除了对富人征收较高税收外，其他发达国家还对中产阶级征收较高税收，其形式一是较高的社会保险付费，二是增值税—实际就是全国性的营业税。社会保险税和增值税本身不具累进性，虽只能间接缩小贫富差距，但即便如此，效果也很大：这两项税款用于提供福利，对于收入较低的人而言，政府福利占收入的比重更大。
政治上而言，在数十年的反税、反政府宣传之后，除非坚持不懈地强行推销，否则无法劝说公众相信：中等收入家庭支付稍微高一些的税收可以换来社会保障网络的强化，生活会变得更好。我倒是很想看到美国再将2%~3%的国内生产总值投入医疗之外的社会开支上，但也许要等到自由派成功地发挥政府作用，使人们过得更舒适、安稳，在此方面取得斐然的政绩之后，才可以推进这个工作。部分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本身就极其重要的医疗改革，还会有更大的好处：它将为一场更广泛的进步主义改革开辟道路。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已铁了心要阻挠医疗改革的成功。
缓解市场不平等
后市场政策对缩小贫富差距会有很大效果，但不应是我们唯一的关注点。在“大压缩”期间，市场收入不均也大幅缓解，那部分是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资管制实现的，而我们希望战时工资管制这样的事不要再发生了。但我们仍可采取一些措施。
第一个措施已在实施中：2007年国会通过了十年来第一项最低工资上调方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低工资一般约是平均工资的一半。但到2006年，通货膨胀已大大侵蚀了最低工资的购买力，致使实际最低工资达到1955年来的最低点，只有平均工资的31%。由于民主党重新占据国会多数，根据上调方案，现在每小时5.15美元的最低工资到2009年会增长到7.25美元。这不会完全恢复其购买力，但是个重要的起步。
常可听到两种反对提高最低工资的观点，二者有点儿相互矛盾。一些人称，提升最低工资将降低就业、增加失业。另一些人则称，提升最低工资甚至几乎完全不会提高工资。但证据表明，提高最低工资实际上将有一定的积极效果。
在就业方面，伯克利大学的戴维·卡德（David Card）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属于美国最好的劳工经济学家，他们的一项经典研究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最低工资的增长（在美国经历过的增长幅度内）曾经造成过就业损失。他们的研究遭到了猛烈攻击，一是因为这似乎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背道而驰，二是因为它与许多人信奉的意识形态抵触，使他们忧烦焦躁。不过，虽说不断遭到质疑，该研究仍屹立不倒，而且一直有新的事例确证其结论。例如，华盛顿州每小时最低工资几乎比邻近的爱达荷州高3美元，而两州边界线附近的商业活动则似乎表明，其实是华盛顿州夺走了爱达荷州的工作。《纽约时报》报道说：“华盛顿州的小店主说，他们业务的兴旺远超预想……爱达荷州的青少年跨越边界线，来到华盛顿州的快餐店工作。”
所有的实证证据都表明，可行限度内的最低工资上调不会造成明显的工作损失。的确，若把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或许会导致工作损失，因为那会剧烈提高一些产业的雇工成本，但这根本不可能发生。
而且最低工资提升会对工资极低者产生相当明显的效果。“经济政策学会”估计，美国薪酬最低的10%劳动力，即1 300万工人，将会从刚刚通过的最低工资增长方案中获益。其中560万人目前的薪酬低于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因而将获得直接收益。
其他工人都挣得比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多，他们将从最低工资提高的波动效应中获益。不过，最低工资主要关系到低薪工人。要更广泛地缓解市场不平等，就必须对较高收入者采取措施。就此而言，结束持续30年的政府政策打压工会的局面也许是最重要的途径。
我曾在第8章论及，美国工会运动的急剧衰落，并不像有人常称的那样，是全球化与竞争加剧的必然结果。跨国比较显示，其他国家都遇到了同样的全球性压力，但美国工会的衰落则是个案。如前所述，1960年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会参与率基本相同，工薪工人的参与率分别为32%和30%；到1999年，美国的工会参与率降到13%，而加拿大的未变。正如我在第8章探讨的，美国工会衰落的根源不是市场力量，而是保守主义运动制造的政治气氛，这种气氛允许雇主进行破坏工会的活动、惩罚支持工会组织者的工人。如无这样的政治气氛变化，今天工会也许已在多数服务业企业组建，尤其是沃尔玛这样的巨型零售商。
一种新的政治气氛可让工会运动复兴，而复兴工会应是一个关键的进步主义目标。需要有具体的立法，例如《雇员自由选择法》，该法若实施，雇主恫吓工人、使其不敢加入工会的能力会降低。但立法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是执行已制定的《劳工法》。导致美国工会参与率剧降的许多反工会行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甚至违反了现行法律，但雇主知道他们能逃脱追究，屡试不爽。
难以回答的问题是，美国工会运动若重获力量，将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不平等。跨国比较表明，这也许会带来很大的改变。在西方世界，工资不平等最剧烈的加剧情形发生在英美两国，这两国都经历过工会会员人数的剧降（英国的工会势力仍远强于美国，但其工会参与率曾在50%以上）。加拿大经济虽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但其工资不平等的加剧幅度似乎明显较低，而加拿大一直有强大的工会运动，或许是个重要原因。工会提升会员的工资，他们的工资大多居于中游；工会还会使会员之间的工资平均化。也许最重要的是，工会是一股对冲管理层的力量，使限制过高与过低薪酬的社会规范产生效果，甚至影响到工会之外的人。工会还会动员会员为进步主义政策投票。让美国工会参与率恢复历史水平，会否让“大分化”大大逆转？我们不知道，但有这种可能，所以鼓励工会复兴应是进步主义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可以缓解过度收入不均的变化，并不只有工会运动的复兴。正如我在第8章提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些其他因素抑制了过高的薪酬。其中之一是政治气氛的变化：当时过高的高管薪酬会激发公众的审视、国会的听证甚至总统的干涉。但在里根执政时期，这些都没有了。
历史经验还表明，未来的进步主义多数派应理直气壮地质疑私人领域的薪酬，不应当因为担心惹恼对方而畏缩。道德劝化过去起过作用，也会再次起作用。
另一场“大压缩”？
“大压缩”，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贫富不均的剧降，是在危机年代发生的。今天的美国问题重重，但我们并不身处一场大萧条或一场世界大战之中。故此，像70年前那样剧烈、突然的转变并不会发生。目前，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更会是一场“大缓和”，而不是“大压缩”。
但不论从经济还是现实政治的角度而言，缩小贫富差距，再次把美国变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现在就是起步之时。
13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自由主义与进步运动
让美国回到过去
党派忠诚
21世纪初的美国似乎有一些悖论，其中之一是，我们中自称自由派的人在很重要的意义上是保守的，而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则多半十分激进。自由派想恢复我在成长中经历的中产阶级社会；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想把美国拉回“镀金年代”，让100年的历史化为无形。自由派守护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等久存的制度，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想将这些制度私有化或者将其倾覆。自由派想尊重美国的民主原则与法治；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想让总统拥有独断专行的权力，并在小布什政府不受指控地监禁、虐待他人时鼓掌喝彩。
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就是我在本书中讲述的历史。早在1952年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便有如下言论—事实证明这话有些言之过早。
时间的鬼斧神工已将民主党改造为本国真正的保守党—一个致力于保存一切最好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坚定、泰然地建设的政党。而共和党则像个激进党—行事莽撞、满腹怨怒的政党，决意要将已稳固嵌入本国社会结构的制度夷平。他的意思是，民主党人已成为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强大的工会运动等制度的真正捍卫者，这些“新政”制度创造并维持了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而共和党人则试图将其连根铲除。
几年后，史蒂文森对共和党的描述就变错了。他说出此话后的数年间，艾森豪威尔为首的“现代”共和党人从仍在顽固对抗“新政”的保守势力手中接管了共和党，而在接下来的20年里，共和党的领导人大都接受“新政”的成就。但保守主义运动崛起后，对“新政”成就的攻击死灰复燃。过去15年间的国内政策大争斗，不论是金里奇扼杀联邦医疗保险的打算，还是小布什将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的图谋，都和史蒂文森所说的一般无二：行事莽撞、满腹怨怒的政党想要将构成现代美国社会结构中枢的制度铲除。
而这场斗争的关键在于维护美国的民主与社会架构。“新政”不仅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还通过给予美国劳工真正的政治权力、结束富裕精英的统治地位，使美国更贴近其民主理想。不错，“新政”依靠的是一个与南方种族隔离分子暂且组成的联盟，但最终“新政”精神势所必然地将民主党转化为一个奉扬民权与政治权的政党。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带来30年后的《民权法》，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换言之，自由主义并非只关乎福利国家，它也关乎民主与法治。而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则站在另一边，其政治策略本质上依靠利用一些美国人的抵触情绪，那些人不愿将平等的权利给予与其肤色、信仰和性取向不同的同胞。
正如我在本书中记录的，保守主义运动一直是反民主、向往极权主义的，从一开始，当《国家评论》赞颂佛朗哥、主张南方白人有权不给黑人选举权时，就是如此。这种反民主的极权态度始终伴随着保守主义运动。在今天的美国，当自由派与保守派在选举权问题上发生冲突时，自由派总是想要给公民选举权，而保守派总是想要阻挠一些公民投票。当他们在政府特权问题上发生冲突时，自由派总是捍卫正当程序，而保守派则总是坚称当权者可以为所欲为。“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试图营造一种严重违反美国精神的政治气氛，把对总统的一切批评视为不爱国，而美国的保守派几乎无不拍手称快。
我坚信，社会应当在抑制贫富分化制度的支撑下，实现相对平等。我信仰民主、公民自由与法治。这让我成为一个自由派，我也以此为荣。
自由主义与进步运动
许多深深涉足政界的人也有我刚刚讲述的那些信仰，但他们喜欢自称为进步派，而非自由派。这多少是因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数十年来的宣传战造成的。这一宣传战很成功地使美国人对“自由派”一词嗤之以鼻，不过在削弱自由主义政策的支持基础上，这场宣传还远没有如此成功。民意调查通常显示，相当少的美国人（一般不到30%）自认为是自由派。但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我们一般称为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例如保障所有美国人的医疗。
但“进步派”并不只是一个代指“自由派”旧日含义的新词。至少在我与许多其他人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其真正的区别就是哲学与行动的区别。自由派的特征是，信仰抑制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的制度。进步派的特征是，或明或暗地参与一个保卫并努力扩大这些制度的政治联盟。如果你认为美国应当有全民医疗，你就是个自由派，无论你是否这么自认。如果你与他人一起努力实现全民医疗，你就是个进步派。
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政治景象的重要变化之一是，一股在某些方面，不过仅限于某些方面，类似保守主义运动的进步主义运动凝聚在了一起。与保守主义运动一样，它也是一些机构的团结体，这些机构与一个主要政党有联系，不过并非该政党本身：许多民主党人是进步派，进步派大多支持民主党人，但该运动的范围远超民主党。它包括组成旧“新政”联盟的一些群体，尤其是工会成员、各种智库以及像“网根”这样的新奇实体。“网根”是由一些博客作者与Daily Kos等进步主义网站联系起来的一个虚拟社区。民主党政治家的一些头面人物现已常在Daily Kos上发帖。但在其他方面，进步主义运动与保守主义运动差别巨大。它远没有那么集中化：虽然右翼分子觉得为民主党候选人提供大笔资金的乔治·索罗斯在暗中操控一切，但事实是，保守主义运动得到的整齐划一的资金支持绝对不见于左派。同样，由出资者操纵的众口一词，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含蓄的效忠誓言，在左派中也绝对没有。
把各个进步主义机构凝聚为一股运动的并非金钱，而是它们自身的期许。多少有点儿自由主义信仰的美国人很多都自认为是一股联合运动的成员，以抑制贫富不均、保卫民主原则为共同目标。对于那些不愿挺身对抗右派、在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或增兵伊拉克问题上屈服的民主党人，该运动向其投以最大的鄙视。
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并没有这样的进步主义运动，而美国也付出了代价。回头来看，显而易见，比尔·克林顿从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方案。从根本上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在克林顿上任之初，他的顾问一心痴迷于与日本打贸易战，那个想法从来都是缺少道理、思虑欠妥、毫无现实根据的。希拉里·克林顿医疗方案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一个关键的缺陷是，该方案并不是要实现一场广泛运动的目标，而只是一次个人的冒险，是孤立地制定的，没有一个给予支撑的联盟。而在1994年共和党人胜选后，克林顿就只能做些边缘性的政策变革了。他把政府管理得很好，但并未推进更大规模的计划，也未推动一场运动。这样的事可能再次发生，但如果那样，进步派人士将有遭人背叛的感觉，而且这样的感觉合情合理。
让美国回到过去
在某种意义上，尊奉自由主义就是要做个保守派。这里说的“保守派”的主要意思是，希望美国能回到过去，重新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但做一个进步人士，明显隐含有希望前进的意思。这听似矛盾，实则不是。推进自由主义的传统目标需要新的政策。
例如，将处方药加入联邦医疗保险就可谓是一种保守政策，可以维持这一制度原来的目的。联邦医疗保险的使命一直是覆盖主要的医疗开销，不过一开始药品并不包括在内，因为当时药费开销不大。但当对慢性病的药物治疗成为许多老年人的一笔重大开支时，联邦医疗保险最初以医院治疗为重点的做法已经与其使命不符了。为了维持该制度原来的意图，就有必要加入处方药了。
全民医疗问题也大致类似。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建立了退休金制度，以及联邦与州两级的失业保险制度，但据社会保障总署的官方史记载，其更主要的目标是“应对工业社会里出现的一些严重的经济无保障问题”。保护家庭免于支付严重的医疗成本，与这一目标十分契合。事实上罗斯福曾考虑在《社会保障法》中规定医疗保险，但因政治原因作罢。所以说，实现全民医疗将是完成罗斯福的遗业。而且，医疗之于社会保险，正如药品之于联邦医疗保险一样：医疗曾经是笔较小的开支，而今天，无力支付医药费可谓是美国劳工阶层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风险。而我们若以维持中产阶级社会为目标，由政府保障的医疗保险就是至关重要的：30年前基于雇佣关系的保险也许对大多数人而言已经不错了，但现在那样的保险显得太少了。若在一个社会里，40%的人或者毫无保险，或者保险不够，被迫因治疗费用高而推迟就医，那么它就不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因此，一项进步议程将需要对公共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但这一议程绝非激进。其目标将是完成“新政”的工作，包括扩展社会保险，以覆盖近数十年来变得远为迫切的、本可避免的风险。而且从经济角度而言，实现这一计划将是非常可行的。这将相当于给予美国公民防范经济风险与个人不幸的保障，而且并不超出其他发达国家公民已享有的水平。
事实上，若观察一下当前的政治图景，就会惊奇地发现，进步议程的内容已是多么的完备，保守主义运动已在智识上变得多么残败不堪。当本书写作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正在讨论全民医疗方案、新的减贫思路、帮助困窘购房者的途径等问题，而共和党竞选人则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似乎只是在争着看谁说话最像罗纳德·里根、谁对虐囚最为热心。在民主党代表进步运动这一意义上，民主党人已成为善思多谋的一方。
党派忠诚
进步议程是清晰的、可实现的，但将遭遇激烈反对。现代美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事实是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对共和党的控制，而他们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美国所持有的理想与进步运动的理想截然相反。由于这种控制，政论家们喜欢谈论的一种观点，即我们可以通过两党共识来取得进展，是十分愚蠢的。在进步人士实施国内政策的第一要务医疗改革上，想扼杀联邦医疗保险的共和党人与想实现有保障全民医疗的民主党人之间，是不可能实现两党妥协的。当一项医疗改革方案真正被提交给国会时，保守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将故伎重施，就像1993年所做的那样，力促共和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医疗改革方案，以免成功的医疗改革让保守主义运动的谋划落空。大多数共和党人也许都会听命。
所以，成为一个进步派人士就意味着要有党派忠诚，至少目前如此。制定一项进步议程的唯一途径是，民主党人既当上总统又在国会中占据足以化解共和党抵制的足够多数。而为取得这样的政治优势，就需要强大的领导，足以让反对进步议程的人为其蓄意阻挠付出政治代价—就像罗斯福那样的领导，对于那些试图阻止我们改善美国社会的利益集团，要欢迎他们的仇恨。
如果新的进步运动胜利，党派忠诚的需要将最终消退。在20世纪50年代，支持社会保障制度与工会的人仍能够心安理得地为艾森豪威尔投票，因为共和党已无奈（而且暂时）地接受了“新政”的成果。长期而言，我们可以期待政治恢复到那种局面：两个通情达理的政党，接受本国所有最好的东西，又彼此竞争，看谁更能让全体美国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并相互监督。
目前而言，做一个积极的自由主义者就意味着做一个进步人士，而做一个进步人士就意味着要具备党派忠诚。但终极目标并非一党制，而是重建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竞争性民主制。因为归根结底，做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民主。
致谢
首先向我的妻子、常和我一起创作的罗宾·韦尔斯（Robin Wells）致谢。她深深参与了本书写作的每一阶段，从形成思路、进行研究到起草各章节。本书既是我写的，也是她写的。
还要向两位历史学家致谢。肖恩·韦伦兹（Sean Wilentz）详细阅读了初稿，纠正了我的许多错误观点，将我引领到正确的思路上。里克·波斯坦因就一些基本的想法同我探讨，并给我看了他即将面世的杰作《尼克松之地》（Nixonland）的初稿，从而使我对战后政治经济至关重要的转型期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也要感谢诺顿出版公司的德雷克·麦克菲力（Drake McFeely），他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帮助，而且在我们朝终点线做最后冲刺时，保持了异乎寻常的冷静。
最后，尽管《纽约时报》并没有人直接参与本书写作，但我想对本报的同人道声感谢，尤其是2001~2006年的社论版编辑盖尔·柯林斯（Gail Collins）。当有人对小布什政府的批评者施加巨大的压力，想让他们的声音沉寂时，柯林斯与我站在一起。
小说下载尽在http://bbs.txtnovel.com--- 书香门第【漪箩】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