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继续谈论这一“遗传”特性。但在此之前，我要给我将探讨的这段时期取个更好的名字，“前新政”的说法只是种反向定义。史家常言，1900年左右“进步时代”取代了“镀金年代”，这不无道理。美国的文化与政治气氛在1900年左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前任们相比，1901年上台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亲近财阀的倾向较轻；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于1906年成立；所得税在1913年被恢复，同时恢复的还有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最高法院不得再像过去那样宣布所得税政策违宪。不过，这些变化对于美国收入与财富不均的状况几乎毫无影响，而且在减轻不平等的影响方面，美国政府当时所能发挥的作用极小，这一情况也未因上述变化而改观。我们至多只能说，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虽比19世纪末富裕，但不平等的程度却大致相同，受一群富裕精英支配的局面也几乎没有改变。
所以，冒着惹恼历史学家的风险，我将把自19世纪70年代“重建”结束到20世纪30年代“新政”来临之间的整个时期称为“长镀金年代”（Long Gilded Age）。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是，高度的贫富不均贯穿始终，从未动摇。
那个时代的不平等
对于“长镀金年代”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情况，我们并无详细的数据，不过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1900年左右的美国是个很不平等的社会，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人反对。也许更令人意外的是，证据还显示，不平等程度在整个20世纪前20年几乎毫无变化。
这是个重要的信息。极度不平等局面在整个“爵士乐时代”（Jazz Age，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之间的时期）的持续，是支撑本书一个中心论点的第一条论据。这个论点是：中产阶级社会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自动出现，而是必须由政治举措来创造。我们手上有关20世纪早期的数据没有一项显示说，美国是自然而然地演进为那个我所生长的相对平等的社会的。那个社会的形成要靠罗斯福与“新政”。
有什么证据表明，就最关键的特征而言，“镀金年代”确实贯穿了20世纪20年代呢？不需要翔实的统计数据便能计算出的一个有用数字就是美国超级富豪的人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兼经济史学家J·布拉德福特·德龙（J. Bradford DeLong）曾计算过“亿万富翁”的人数，他对“亿万富翁”的定义是，财富超过2万名普通美国工人年总产值的人（在他给出这一衡量尺度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数字约为10亿美元，但今天已接近20亿美元）。根据德龙的计算，1900年美国有22名亿万富翁，到1925年达到32个。可见在整个“进步时代”，亿万富翁人数的增速与人口增速大致相当。只是在“新政”实施后，亿万富翁才大体退出人们的视野，在1957年降到16名，1968年降到13名（当今有约160名美国人符合德龙设定的标准）。
“镀金年代”的亿万富翁恰在人们的意料之中：那是一些以不义手段暴富的人，从铁路、制造业及石油、煤炭等开采业中大发横财的人。1915年洛克菲勒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两位钢铁大佬亨利·费利克与安德鲁·卡内基，然后是一群铁路修建商和金融家，以及亨利·福特。
亿万富翁数目的这项证据，与大地产规模等其余证据吻合，都说明20世纪20年代末财富集中于最富阶层的程度与1900年大体相当。之后，随着“新政”时代的到来，这一集中程度便迅速降低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镀金年代”的种种不平等都成了远去的传说，所有人都相信那样的社会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它现已归来。
与现今的严重不平等一样，“长镀金年代”的严重不平等部分反映了劳工谈判地位的弱势。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雇主可以根据就业市场的供需状况随心所欲地决定薪资与工作条件，几乎不用担心会遭遇有组织的抵制。罢工往往会被武力破坏，一般情况下是被雇主雇用的工贼破坏，但有时是州一级的民兵组织或联邦军队介入，如1892年的卡内基霍姆斯特德钢厂罢工与1894年的普尔曼罢工。1900年之后，工会的数量逐渐增多，其影响也渐趋强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便达到一个高峰。但雇主的反攻迫使劳工再度后退，工会成员在1924年曾达到劳工总数的17%以上，到20世纪20年代末又降回到11%以下，这与当前的水平大致相当。
严重不平等的存在，并不是说工人未能享受任何进步的果实。不平等虽然严重，但其状况大体保持稳定，因此在“长镀金年代”时期，美国经济的增长惠及了所有阶层：与19世纪70年代相比，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的生活大都大大改善了。也就是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许多美国工人实际收入下降的情形在“长镀金年代”并未发生，尤其是城市工人，其生活质量在“长镀金年代”大大提高：饮食与医疗条件改善；即便是廉租公寓，也通常配备室内卫生管道与供电系统；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出现扩展了个人的视野。[2]
但是，我们不应被这些进步所误导，从而对长年累月真切的贫穷与匮乏视而不见。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许多美国工人仍然一贫如洗，少数人过着富裕奢华的生活，而那些不幸者（失业大军、受工伤的人或者没有子女的老人）却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因为在30年代之前，基本上没有福利、贫民救济食品券之类的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也根本没有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计划，如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各级政府的规模都很小，除了极为富裕的人群之外，所有人的税负都非常低。例如，在20年代中期，1万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2万美元，而年收入1万美元者便位列收入分配体系中最高的1%—但他们缴的所得税不到其收入的1%，而今天处在同样位置的人要缴20%左右的收入，所以那个阶段是富人的美妙时光。另一方面，由于现在美国最穷的1/5人口的收入大都来自低收入补助计划，故而与今天相比，在20世纪20年代做穷人要艰辛得多。
这就引发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也就是说，既然人们在“长镀金年代”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收入不均状况又很严重，并且在一个民主体制中，低薪工人的人数大大超过了税负极低的精英，为什么当时却没有人发出有影响的呼声，要求政府加大力度来“劫富济贫”呢？
当时已经有了累进税制与福利国家的观念，甚至在一些地方已实施了相关的政策，所以原因并不在于没有先例。在德国，俾斯麦于19世纪80年代引入了养老金、失业保险甚至国民医疗保险。俾斯麦此举并非源自同情心，而是出于政治算计。换句话说，他想要防患于未然，以免德皇的统治遭遇反对。但他这么做说明，政府其实是可以更有同情心的。在美国，南北战争后为退伍军人及烈士遗属建立的福利制度，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可谓社会保障制度的先声。1896年的人民党人呼吁实施累进所得税和公共建设工程项目，以在经济萧条时提供工作。将近40年之后，罗斯福最终实施的政策与之并没有多少质的分别。
美国当时也并不是一个穷得没钱实施这些计划的国家。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要比欧洲国家富得多，但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公共补助计划都有相当规模，比美国的大好几倍。实际上，1925年美国的富裕程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英国相当，而在那段时间里，英国建立了完善的国家福利制度，包括国民医疗福利—该套福利体制在一些方面要比美国当前体制的覆盖范围更广。
那么为何当时无人提出有影响力的呼吁，借用休伊·朗（Huey Long）后来的说法—“剪点儿富人的毛，帮帮小伙计”呢？
共和党的前世今生
共和党起初代表自由劳工，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它已毫无疑问地成为代表大公司和富人的政党。从南北战争到“大萧条”之间的16次总统大选中，共和党赢了12次，它对参议院的掌控更加持久，在这段时期的32届国会中，只有5届是民主党人占多数。虽说众议院的争斗更激烈些，但那里通常也都是共和党的天下。
而且单在两党之间进行比较，会低估这段时期里保守派对政坛的主宰力量，因为民主党的一个重要支派与共和党人完全一样，支持维护富人利益，反对政府为穷人提供帮助。这就是所谓的“波旁民主党人”，其中既包括一些反对革新的南方人，也包括一些亲近商界的北方人。在某些问题上，“波旁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不同：他们信仰自由贸易，而非高保护性关税，并且谴责政界的腐败，所以并不能把“波旁派”归为共和党中的左派。在民主党人偶尔真正入主白宫的时候，通常都是一名“波旁派”：从南北战争到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赢得竞选，这段时间里唯一当选总统的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就是个“波旁派”；而且那些有望问鼎总统宝座的民主党人通常也是“波旁派”，如1876年的塞缪尔·蒂尔登（Samuel Tilden）。
在这样一个国家，单从人数上考虑，向富人征税、帮助穷人的要求本应取得一呼百应的效果，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保守派长期主宰国家的局面呢？其原因有以下几点，这些因素在今日的政界也都十分常见，不过在当时的表现更为夸张。
第一个因素是当时许多美国工人被有效地剥夺了投票权。在1910年，将近14%的成年男性是未归化的移民，所以不能投票，同时南方的黑人也因“吉姆·克劳法”而被有效地剥夺了投票权。除移民与黑人外，其余人口的约1/4（而且大体上是最穷的1/4）完全被隔离在政治进程之外。我们在本书的后面还将看到，由于大规模的非法移民与黑人中持续的低投票率，当今的美国又出现了投票权遭剥夺的问题。与此相对应的是系统性压制投票的做法，虽与“吉姆·克劳法”年代相比，其手法要隐晦得多，但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这种做法仍会主宰乾坤。
第二个因素是竞选资金。资金的作用在1896年大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那次选举可谓是在南北战争与1932年之间，挑战统治美国的经济精英的人唯一一次真正有可能入主白宫。富人担心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上台后会采取不利于他们的举措，于是采取行动，不是将他钉死在金十字架上，而是用金钱的洪流冲垮他。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1896年的竞选花了335万美元，几乎是1892年共和党竞选开支的2倍，比布赖恩手中的财力多4倍。而且别忘了，在1896年300万美元可是一大笔钱：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算，相当于今天的30多亿美元，是小布什2004年竞选开销的5倍。1896年两党如此悬殊的财力确属例外，但通常共和党人都拥有巨大的资金优势。从南北战争到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当选，民主党人只有3次在财力上大体可与之匹敌，一次是1876年的大选，当时民主党人蒂尔登实际上赢得了普选（选举团投票的结果被窃取了，双方达成了一项交易，拉瑟福德·海斯入主白宫，交换条件是他承诺从南方撤出联邦军），另外两次就是格罗弗·克利夫兰在1884年和1892年的胜选。并非偶然的是，蒂尔登和克利夫兰都是“波旁民主党人”。民主党的提名人若不是“波旁派”，对方的竞选经费就总会压过他2倍左右。
第三个因素是无处不在的选举造假。两党都这么做，其方式多种多样。在“镀金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匿名投票的情形很少：选民大都使用两党自印的选票，所以从大小和颜色就能判断这些选票的种类。因此，贿选是方便可行的（很容易就能确定所投选票其实是买来的），也很普遍。1888年《纽约时报》得到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司库威廉·达德利（William Dudley）寄给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各县主席的一封信。该信部分内容如下：
贵委员会必从休斯顿主席处获取必要援助，以确保我方摇摆不定、犹疑不决之选民……将摇摆者分为五人一组，每组置一可信人士为其统领，辅以必需之资金，务必令其确保人人上阵，并投我方之选票。正如《纽约时报》社论所写的，这封信是“直言不讳地怂恿犯罪……是指导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贿选者与贿赂团伙的正式手册”。这并不稀奇。其实有理由相信，“镀金年代”的高选民投票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上的诱惑。很明显，贿选现象在摇摆州最普遍：一项广为传述的估算认为，在“镀金年代”和“进步时代”，多达1/3的新泽西州选民（当时该州经常摇摆不定）常能一手投票、一手拿现金。
多报选票的情况也很普遍，而且不限于城市政治操控集团主宰的地区。不过多报选票者大都有羞耻心，不敢像威廉·马西·特威德（William Marcy Tweed）那样直言不讳地宣称“选票不创造结果，计票员创造结果”。还有广泛的恐吓行为，以阻止对方党派选民投票。若用尽了所有办法还不行，根基深厚的政治团体有时还采取最后一招，就是将选民的意愿否决了事。例如，1897年印第安纳州立法机构就直截了当地将几位人民党人扫地出门，虽说它也承认，他们在各自的选区赢得了多数票。
和以往一样，两党都在搞这些勾当，不过共和党人的财力优势也许意味着，在当年两党你争我夺地投入政治腐败之时，他们往往能胜出。更宽泛地看，金钱与组织带来的优势可以通过选举造假得到强化：决定选举结果的因素往往并非谁的纲领更受欢迎，而是谁用来操纵选举结果的准备更充分。与此同时，真正反映多数人利益的纲领赢得选举的概率，因选举造假而大大降低了。
然而，如果认为“长镀金年代”是个冲突激烈、平民追求平等的冲动遭遇精英武力强行镇压的时代，那将是错误的。真实情况是，在该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整个体系与生俱来地拒斥任何形式的平民主义，这一倾向十分强烈而明显，以至于政治家对经济秩序的种种不平等只能听之任之，连质疑一下都不会做。
讽刺的是，由于平民主义在“镀金年代”的美国极不盛行，反而使耍政治权术在一些方面变得轻松，不似今天那么复杂。在“长镀金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保守主义势力要取得胜利，并不需要像今日的保守主义运动那般纪律严明。在那时，要传播保守派的思想、奖励信徒、恐吓新闻界及任何反对者，根本不需要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如黑手党一般强调忠诚的特殊机构，也根本不需要与宗教主义者结盟，不需要拿道德与生活作风问题做文章，更不用扭曲对外政策，或看准时机投入海外战争来转移公众的视线。
轻松的寡头政治成为一种长久的模式，但1896年的大选却打破了这种模式。一时间，平民主义似乎确实对财阀统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平民主义失败了，其原因不单是当时的政治体制青睐那些资金雄厚、组织完备的人,也是因为平民主义的领导层缺乏一种将那些可从改变中获益的不同群体连接起来、弥合其分歧的能力。在种族与地域千差万别的浅水区航行时，平民主义这艘船搁浅了。
美国的政治裂痕
商业利益阶层与富人在1896年的恐惧并非反映过激：许多美国人对自身处境深感愤慨。农民受粮价下跌、债务缠身之苦，怨声载道，躁动不安。许多产业工人也是如此，他们或是丢失了工作，或是在1893年市场恐慌之后的经济衰退中被削减了薪资。虽说在那个年代，用武力对付工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尽管如此，霍姆斯特德钢厂罢工与普尔曼罢工遭遇的镇压之残暴也是骇人听闻的。
但最终，身为民主党人并获人民党提名的布赖恩依然失败。财力的缺乏与选举造假的泛滥是他失败的重要因素，但同样明显的是，布赖恩也未能将美国怨言满腹的各个群体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有影响力的联盟。
这不足为怪。“镀金年代”经济秩序中的输家，也就是最终从“新政”中获益巨大的那些群体，是沿着三条断层分裂开来的。在1896年，这三条断层或许是无法弥合的，而且布赖恩这样的人肯定也不是能够弥合这三条断层的合适人选。
首要的一条便是城乡分割。虽然1896年的美国已是一个工业强国，但人们大多依然以土地为生。1890年，64%的美国人住在乡下，还有14%的人住在2.5万人以下的城镇。城市居民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即便晚至1930年，美国的大多数选民依然来自农村与小城镇。
然而，要组织一个有影响的革新联盟，就需要城市工人，因为单一的农村运动无力赢得白宫。但人民党人来自美国农村与小城镇，几乎无人知道如何去争取城市里的潜在盟友。布赖恩决定，几乎全盘以银币的自由铸造问题作为竞选主题，实际上是要求采取刺激通货膨胀的政策，以降低农民的债务负担，但此事与城市工人完全无关。
农民与城市工人无法协力并进的一个原因就是，移民与土生土长者之间的文化与社会鸿沟。移民占人口的比例在1910年达到14.7%的高峰，他们大都住在城市地区，尤其集中在最大的城市里。那一年，41%的纽约居民是在外国出生的。本土的美国人的确将这些移民视为外国人。直到20世纪爱尔兰人还被看成寓居的外人：1928年爱尔兰裔美国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Al Smith）竞选时，就遭“三K党”人以燃烧的十字架对待。那时，爱尔兰人已经是美国种族混合体里年代久远、根基深厚的一部分，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主要移民人群，即意大利人、波兰人、犹太人等族裔还不如爱尔兰人的境遇。当时人们以同样的敌意对待这些移民，声称他们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眼下墨西哥移民所遭遇的最偏激的对待也具有相同的特点。
20世纪20年代，美国农民与移民的互不理解因为禁酒令而变得更加严重。现在很难理解那时的人们为何要将酒视为洪水猛兽，极度的恐惧甚至促发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我们需要时刻谨记，我们所认定的本应主宰昔日美国政治的重大议题，常常被一些事后看起来很荒诞的争议挤出公共视野）。而且农村抵制酿酒的地方往往也是禁酒运动如火如荼的地方：堪萨斯州既是平民主义的诞生地，也是禁酒令的故乡。有人也许会说，禁酒令就是最初拿“价值观”做文章的例子，它经过了天衣无缝的策划，目的是要在贫穷的新教农民与贫穷的城市工人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后者有许多来自天主教文化圈，将饮酒视为一种正常的、毫不奇怪的生活方式。但公允地说，当时的两党都因禁酒令而分裂。
贫穷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裂痕是最难以弥合的。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这只受到南方人民党人的关注，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黑人在南方之外的比例很小。但在南方，黑人占人口的1/3，绝大多数是穷困的农民。白人农民与另一肤色的农民有许多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会否与后者协力并进呢？
长远地看，答案是否定的。本书的主题之一将是，种族敌对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政治产生了广泛、深入而且恶劣的影响，基本上是让保守派获益。但也可看看当初有可能走的另一条道路。南方人民党人的领袖、佐治亚州的汤姆·沃森（Tom Watson）在1892年不同凡响的《南方黑人问题》一文中呼吁两个种族结盟。
为何黑人受到的宣教总是：他的白人邻居恨他，而敲骨吸髓地对他征税的北方人爱他？我的佃户为何不能将我当成朋友，反而要把那剥削我们两人的制造商视为朋友？为什么我们要长期实施将黑人推向北方政治家怀抱的政策……20年来，南方原本每时每刻都可以将金钱势力弃如敝屣，耐心地教导黑人，倘若我们的体制不伤害他们，我们在其中也不会境遇悲凉；倘若我们的法律不能给他们带来福祉，那么在这样的法律之下，我们也不会繁盛兴隆……因此在我看来，结论似乎是：南方的两个种族努力挣脱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他们会意识到，导致各自处境的原因相同，解救之道也相同；在废弃恶法、订立良法的努力中，他们应彼此互助，他们应结成政治盟友，一损俱损。伸张正义，对彼此都有利。而基于互利、互谅与互助的一般性准则采取行动，将使今日变为未来和平与繁荣的基石。但沃森提议的联盟从未成形。在1896年赢得人民党与民主党的共同提名，使他可以同时代表两党参选，而当时沃森只在布赖恩的人民党候选名单上是副总统提名人。在民主党候选名单上，布赖恩选择了一位保守的南方人做竞选搭档。于是，组建一个跨越种族鸿沟的平民主义联盟的机会就失去了，这个机会直到几十年后才重现。沃森本人在晚年变成了一个粗暴的种族主义者，也是反天主教、反犹分子。
19世纪90年代重创平民主义的裂痕，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在重创改革者，只需看看1924年和1928年的总统大选就一目了然。1924年，由于城乡之间的水火不容，民主党大会至少需投票103次才能选定一名候选人。纽约州州长、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代表了民主党的未来。但在大会上，他遭到了伍德罗·威尔逊之婿威廉·麦卡杜的反对。麦卡杜本是个公司法方面的律师，却改头换面成为一名文化平民主义分子—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很常见。正如阿瑟·施莱辛格所说的，他“照着布赖恩的形象打扮自己……他迎合‘圣经地带’（指美国南部与中西部新教正统派流行的一些州。—译者注）的宗教狂热。他甚至小心地对‘三K党’不置可否”。在大会上曾有人提议将谴责“三K党”的内容写入会议纲领，却以一票之差遭到了否决。最后史密斯和麦卡杜均未获提名，胜出者是位折中派候选人、西弗吉尼亚州的约翰·戴维斯。副总统提名人是布赖恩的弟弟。不用说，这个竞选组合最后一败涂地。
四年后，史密斯在第一轮投票中即轻松获得提名，但旧日冤仇很快再度露头。一位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致信麦卡杜说，史密斯打算取悦以下人：“外国人，他们觉得‘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旧日美国令人憎恨，必须将其打倒在地、加以羞辱；北方黑人，他们渴望在社会上平起平坐，赢得种族优势；天主教徒，有人让他们相信，他们有资格入主白宫；犹太人，也将有人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感觉，即上帝的选民严惩旧日美国的时机已到。”在选战中，“三K党”一直在煽动反天主教情绪—在史密斯的车队驶过俄克拉何马州时，他能看到熊熊燃烧的十字架。那个年代南方一般是民主党的坚实地盘，但史密斯还是输掉了所有的边界州，以及旧邦联的五个州。
简言之，和今天的美国一样，在整个“长镀金年代”，经济利益相同的人群由于内部的文化与种族裂痕，无法对极端的贫富分化构成有影响力的政治挑战。今昔的区别在于，“长镀金年代”的裂痕比今天要大很多。在那时，即便在政界领袖里，眼界能超越这些裂痕的人也比较少。这就让我们看到“长镀金年代”的另一个特征：保守的反政府意识形态在思想上的统治。
保守派的思想统治
1923年1月7日的《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名为《国家税负日增，威胁国民福利》的专论。该文用了头号大标题，还有如下的大吹大擂：“世界各国增长率公布：美国人均联邦税为战前之6倍，公共开支剧增。”该文认为，之前10年的支出增长大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并给出不祥的警告：“在轰鸣的枪炮声停息时，公共开支规模依旧维持高位。其结果是，沉重的税负继续导致各国资源的大量流失。”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是作为新闻而非评论刊发的。它介绍了“全美工业会议”的一份研究成果，展示了过度征税的恶劣影响，但绝口不提该研究结论是否会遭人质疑。
而大标题掩盖的实际情况是，联邦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从战前的2%上升到战后的4.7%。这一增长基本与战争有关，即便在“轰鸣的枪炮声停息”后，仍有战时债务要还，有退伍军人津贴要付。与战争无关的开支的确上升了，但只是从战前占GNP的0.6%上升到战后的0.9%。而且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共和党重新主宰政坛10年之后，与战争无关的开支占GNP的比例又降回战前水平。
今天的自由派经常抱怨，保守主义运动已经成功地将反政府的意识形态植入了人们的潜意识，本书后面的几章将进一步讨论这种观点。但在“长镀金年代”，反政府意识形态要比现在严重得多，估计今天的保守派也要为之羡慕。在那个时代，正式的评论也都持以下的观点：征税会产生破坏性经济影响；缓解贫困与不平等的任何努力都是很不负责任的；如有人主张放任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应加以改善，那么他一定是个沾染了欧洲理念的危险激进分子。
我们不应忽视一点，当时确有不少真正危险的激进分子。具体来说，在“长镀金年代”，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后，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肯定比今天多得多。他们的人数尽管并不足以发动一场革命，但却为保守派多提供了一个阻碍改革的理由。1919年，一枚炸弹在首席检察官米切尔·帕尔默的家门口爆炸，美国政府随即开始了臭名昭著的“帕尔默搜捕”，逮捕了数千名疑似从事激进活动的人。和“9·11”事件后一度笼罩美国的谈虎色变的情绪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红色恐慌”也导致普通的自由主义者遭到怀疑和恐吓。普通自由派认为，可以使资本主义更为公正，而不至于将其废除。无论如何，当时这派的人数很少。
当时，这只是美国人的视觉盲点。早在1881年，俾斯麦便描述了一套我们今天称之为福利国家体制的基本原理。在他看来，可用这套体制来安抚社会下层，巩固德皇的统治。他说，政府“也应在国民中为数最多、教育程度最低的无产阶层里培育这一理念，即国家不只是个不得已而建的机构，还是个福利机构。必须通过明显而直接的利益来引导他们对国家的看法，即国家不是一个单为保护社会上层而构建的机构，也是一个为他们的需求与利益服务的机构”。以俾斯麦的德国为先驱，欧洲人早就开始实施类似“新政”的政策，而美国政界当时对此还毫无准备、毫无概念。具体而言，英国于1908年建立了一个有限的养老保险体系，1911年又建立了一个医疗保险体系。法国初步实施了独具特色的国家福利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德法三国社会计划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便高于美国，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才改变。
当时的美国仍是自由企业信条一统天下，其优势地位甚为明显，这成为不利于民主党的另一因素。固然，史密斯在1928年的失败与他的顽固关系甚大，但民主党内的民粹分子对他感到灰心失望还有另一个重大理由：史密斯获提名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对主流的经济意识形态表忠心。他选择约翰·拉斯科布做竞选主管。此人是一位共和党人、工业家，与自由派唯一明显的共同立场就是都反对禁酒令。史密斯还任命另外4位百万富翁出任竞选班子的领导。事实上，史密斯在选战中将胡佛描绘成一个准备向商界强加政府管制的危险人物，希望以此博得商界的支持。本质上史密斯是作为一个“波旁民主党人”竞选的。同之前的“波旁派”一样，他有可堪匹敌的财力：民主党人花费了530万美元，共和党是630万美元。但史密斯的政纲毫无独特之处，终遭惨败。
随着时光的流逝，史密斯日益沉溺于保守主义的教条。在1932年的民主党提名战中，他为商界代言，反对变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自己的失败。门肯的评述最为一针见血：“结交富人明显动摇、改变了他。他已成为一个高尔夫球手。”
罗斯福“新政”的根源
1928年美国大选之后，似乎保守派已打遍天下无敌手，自由主义已无力回天，在一位现代的观察家看来，这样的政治气氛与不久前的记忆相仿：2004年大选之后，评论家迫不及待地宣布自由主义的死亡与共和党永掌多数局面的诞生。事实上，1928年的评论家似乎有更充足的理由：胡佛在普选中以58%对41%的优势打败史密斯。连纽约州都被胡佛夺走，仅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勉强赢得得克萨斯州州长选举，在220万张选票中以2.5万张的微弱优势险胜。似乎“长镀金年代”要千秋万代延续下去了。
扭转乾坤的当然是“大萧条”，否则“新政”绝无可能。但回首过往，我们也可看到，早在萧条爆发之前，就已有了一些促进社会平等化的温和举动，不过这些举动不是在联邦层面，而是在州层面。早在1901年，马里兰州就通过了一项劳工补偿法，规定雇主应交出一些资金，负工伤的工人有权从中获得补偿，但该法被宣布违宪。纽约州1910年的立法也被法院以同样的方式扫地出门。但1911~1913年，有13个州成功地建立了基本的劳工补偿体系，同期还有几个州为寡妇及其子女设立了基本的救助计划。
接着是养老福利。1923年蒙大拿、宾夕法尼亚和内华达三州通过了《养老金法》。但在后面两个州，该法很快便被法院扼杀。不过，到1928年已有11个州建立了一定形式的退休金计划，这可谓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某种先声。20世纪20年代末，当萧条的冲击来临时，失业保险得到推动，威斯康星州于1932年创立了最早的失业保险计划。这些计划资金不多，覆盖人数很少，但尽管如此，它们的确树立了社会保险的准则，也为“新政”积累了经验。
有些令人奇怪的是，联邦政府到“大萧条”爆发后许多年才着手采取类似的行动。胡佛以在欧洲的战后救济工作得享盛名，但面临举国性的危机，他却坚持不采取任何重大举动来提供国内救助。
最终，推动真正自由主义计划的政治意愿与领导力都具备了。布赖恩政治生涯中最后一件大事就是在斯科普斯审判中痛斥进化论。要挑战“镀金年代”的美国，布赖恩是个错误的人选，而恰在他失败的地方，罗斯福成为生逢其时的正确人选。在他领导下，美国社会的性质大大改观。
[2] 比较一下纽约市下东区的移民公寓博物馆（Lower East Side Tenement Museum）里陈设的不同时期的公寓房间复原件，便可看出，纵使在贫民区，生活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03 平等的社会是如何打造的
中产阶级的画像
税收把富人压垮了
最大的受益者是工人
让人匪夷所思的战时工资
谁在篡改历史
在1953年，《时代》杂志称：“唯有从鲜与记者谋面的民众那里，才能获得有关本国政治未来与经济方向的真实资讯。”在这样的口号下，《时代》派出一位特约编辑阿尔文·约瑟夫（Alvin Josephy）进行一次全国旅行，他的使命就是感受美国。
他描绘的画面与1929年的美国大相径庭。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是个两极分化的国家，少数人极为富有，而大众生活困苦；50年代的美国则焕然一新。《时代》报道的开头如下：“就算在最小的城镇、最偏远的地域，美国都穿着一套非常繁荣的、中产阶级的衣饰……人们并没有变得富裕，但能维持生计的人从未有如此之多。”2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政治两极对立的国家，占优势的右翼与做困兽之斗的左翼剧烈分化；50年代的美国是个政治中庸的国家，“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的见解与政治思维惊人一致”。工会已成为上层建筑中的稳定机构。农民快活地告诉这位从《时代》杂志来的人，如果农业补贴是社会主义的话，他们就是社会主义者。
这位《时代》编辑的印象（美国已成为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奉行中庸之道的国家）并没有坚实的证据来支撑，但尽管如此，许多人都有这种类似的印象。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为其批判战后美国价值观的著作取名为《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固然是讥讽之言，但其出发点仍然是肯定美国人大都能维持生计。几年之后迈克尔·哈林顿创作了《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一书，以提醒人们，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是中产阶级。但他之所以觉得有必要写这么一本书，很大的原因就是，贫困已不再是多数人的处境，并有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之势。
我们将要看到，有数据可以支撑这些观察家的观感。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个中产阶级社会，这一色彩比20年代的美国强烈得多，也比今天强烈得多。尽管社会不公正仍无处不在（南方仍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天下，而且在全国，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与歧视妇女是普遍现象），但普通工人及其家庭有很好的理由认为，他们正在分享这个国家的繁荣成果，而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外，与前一代人相比，富人的富裕程度大大降低了。
经济史学家戈尔丁与马戈将20~50年代美国收入差距的缩小称为“大压缩”，这表现为富人与劳工阶层差距的急剧缩小，以及工人工资差别的缩小。他们故意用这个提法，以与“大萧条”相呼应，这也是很合适的：与“大萧条”类似，这场收入差距的缩小是美国史上的决定性事件，使我们的社会与政治发生质变。然而，“大萧条”虽至今仍被我们铭记，“大压缩”却已基本被遗忘。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曾像是虚无缥缈的幻梦，但随后就被视为理所应当、不足为奇。
现在我们生活在第二个“镀金年代”，战后时代的中产阶级社会在快速消亡。传统观点认为，这虽不是好事，但却是由我们无法掌控的力量带来的。然而，“大压缩”的经历却有力地反驳了这种宿命论的看法，它证明了政治改革能带来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并在此过程中为民主创造更健康的氛围。
让我就此再多言几句。在30年代，与今天一样，针对采取措施缓解不平等的呼声，保守派一条主要的反对论据是，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政策可以明显提高劳工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或者即便可以这么做，也势必会破坏经济。然而，罗斯福与杜鲁门却以一定的方式成功地促使收入与财富急速被再分配到社会下层，从而使美国社会比之前要平等得多。并且经济不但没有因为这场再分配而遭到破坏，“大压缩”还奠定了一场延续一代人的经济大繁荣的基础。如果他们当时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今天也应该可以再现他们的成就。
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稍后我将探讨几种可能的解释。现在，先让我们对“大压缩”之后，即1955年左右的美国景象进行一番更细致的审视。
中产阶级的画像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纽约长岛的“黄金海岸”—曾是“长镀金年代”的“北岸”富人区、共和党的金融枢纽，已然胜景不再。一些大厦或是早已被贱卖，或已被推平，为中产阶级的标准化住宅区腾出地盘，或已被改造，供各种机构使用（乡间俱乐部、疗养院、宗教静修所至今仍占据那里的很多大地产）。其他大厦已被送给非营利机构或政府，以免于缴纳房地产遗产税。
“那些传奇地产死于谁手？”长岛的报纸《纽约日报》在剩余建筑的指南手册中问道。该报的回答大体正确：“三个沉重打击：联邦所得税的出现；‘大萧条’的经济损失；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家仆工作的吸引力降低，而维持舒适的生活方式原本需要大量佣人。”
如果“黄金海岸”的大厦代表了“长镀金年代”的长岛，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代表长岛的，无疑是1947年动工的莱维特城（Levittown）这一典型的战后郊区。
以今天豪宅的标准看，威廉·莱维特当年修的房子都很小：最早的双卧室户型只有750平方英尺[3]的使用面积，没有地下室。但这些都是私人的、单栋的住房，配好了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对美国的劳工阶层而言，这些住房所提供的生活水准在过去是遥不可及的。而且这些房子建在郊区，说明普通家庭必定拥有私家车，虽然1929年未必如此，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莱维特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将战争期间用于修造兵营的建筑技术应用到民房上。但莱维特之所以认定他修的房子会有大众市场，就是因为美国经济的重心急剧下移，而事实上，他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富人在1929年拥有的购买力一去不返，普通工人的购买力却远胜于以往任何时期。
比较20世纪20年代与50年代的统计数字是有些靠不住的，因为在福利国家出现之前，美国政府觉得没有必要收集多少有关人们收入与开支状况的数据。当罗斯福在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到“1/3的国民住房条件恶劣、衣衫褴褛、营养不良”时，他是在猜测，而不是宣读官方的统计数字。实际上，美国一直没有对贫困给出正式的官方定义，更不用说对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数目进行官方估算了。直到1964年，美国才给出了一个定义，以帮助约翰逊总统确定“伟大社会”的目标。不过，尽管存在数据方面的局限，20~50年代，美国前所未有地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国家，这确是显而易见的。
20世纪20~50年代，收入差异的剧烈缩小部分是由于平均化的缘故：50年代的富人要比20年代的富人穷得多。我的意思就是真正的变穷：我们不是在谈论相对贫穷，即越来越跟不上收入增长的步伐，而是在谈论购买力的大幅绝对下滑。50年代中期，美国1%的最富者的实际税后收入可能要比一代人之前的水平低20%~30%，而占总人口0.1%的极富者的实际收入要比20年代的水平低一半多。50年代中期1%最富者的实际税前收入约与1929年相同，而0.1%极富者的税前收入下降了约40%，对富人征收的所得税税率剧增。
与此同时，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自1929年以来大体上翻了一番，大多数家庭不仅提高了收入，生活也更有保障。雇主提供各种新型的福利，如医疗保险和退休金计划：战前只有极少数美国人享有医疗保险，但到1955年，60%以上的人至少享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即偿付住院费用的保险。并且由于联邦政府为失业工人提供失业保险、为退休者提供社会保障等关键的福利措施，私人就业新获得的保障也增强了。
所以相比于20年代，50年代的美国劳动者的境况要好得多，但经济精英的境况却变差了，并且美国劳动者内部的经济差距也缩小了。现有的数据表明，到20世纪50年代，不熟练及半熟练工人（例如装配线上的工人）与机械师等较熟练工人的薪酬差距大大缩小。律师、工程师等受过正式教育的雇员相对于体力劳工的薪酬优势与20年代相比也大大降低了，比今天的情况也要低。
只有在解释人的生存状态时，经济统计数字才是有用的。这些统计数字也的确讲述了一个人性化的故事，即美国社会巨大的经济民主化。
一方面，大多数美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钱享受体面的生活。我知道“体面”这个词有些模棱两可，但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在2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些科技，这些科技创造出了现代生活所需要的主要的舒适与便利。若把一位现代美国人带回到林肯的年代，他必定会对生活品质的粗劣感到惊骇，而且钱再多也无济于事。但若把一位现代美国人带回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如有足够高的收入，他会发现生活大体上是不错的。问题是，20年代的美国人大都过不上这种不错的生活。拿最基本的舒适条件来说：美国大多数的乡下人仍然没有室内卫生管道，而许多城市人不得不与别的家庭合用各种设施。洗衣机有了，但并非家家配备；私人汽车与私人电话也有了，但只有少数家庭拥有。1936年盖洛普机构预言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将大获全胜。盖洛普何以会犯下如此大错？它根据的是电话调查，而当时只有约1/3的美国住宅装有家庭电话，而没有电话的人倾向于支持罗斯福。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