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了50年代，尽管仍有一些美国乡下人依赖户外茅厕，也有一些城市家庭住在盥洗室外置的廉价公寓里，但这明显是少数。到1955年，大多数美国家庭拥有一辆汽车，而70%的住宅都安装了电话。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作家菲茨杰拉德说的富人“与你我不同”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虚言，而这可谓是空前绝后的。在50年代，美国很少有人过得起一种奢华的、足以与中产阶级形成强烈反差的生活方式。富人的房子也许比大多数人的大，但他们再也没有能力住在豪宅里，尤其是因为他们养不起打理这些深宅大院所必需的仆人。富人与其他人在服饰上的传统差异基本消失了，究其原因，一是普通工人已有钱购买（并清洗）好衣服；二是富人再也无法维持旧日的穿衣方式，那需要大群仆役来服侍他们上装与卸装。富人传统上在出行快捷方面享有优势，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高档店铺是开给“马车顾主”的，而在汽车普及之后，连这个优势也消失了。
如果说上述的一切都给美国人带来一种新的尊严感，我想这不是一种浪漫的想象。我们对“长镀金年代”的美国所知的一切都说明，尽管这个国家有民主的意识形态，但那是一个阶层观念很强的社会，当时富人自认为是高于工人的“上等人”，而工人整日害怕（并愤恨）那些“老板”。但在战后的美国，上述阶层观念已大体无存。在这里，我可以根据我个人的记忆来发言，因为我是在这个社会里长大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人们的言辞与记述中了解情况。战后的美国社会有穷人，但真正的富人很少，对社会的影响也很小。当时许多工人得到运作良好的工会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其工作之稳定可与技能高超的专业人员相比，甚至在收入上也往往与之接近。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别不过就像凯迪拉克车与雪佛兰车的区别：一个人或许比另一个人过得奢侈，但人们在可以去哪里、做什么这些事上并没有大的差异。
那么这个民主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税收把富人压垮了
西蒙·库兹涅茨是移民到美国的俄国人，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代经济统计学大体上是由他创立的，他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美国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借助这一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在内的数字体系，我们可以探究美国的收入状况。到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已将关注点从国民收入的总体规模转到国民收入的分配方面。虽有资料方面的限制，他仍能表明，战后美国的收入分配要比“大萧条”之前公平得多。但这一变化究竟是政治带来的，还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带来的呢？
一般说来，经济学家受所谓“看不见的手”如何重要的学说熏陶已久，对政府塑造经济的能力倾向于怀疑。因此，在收入分配发生巨大变化时，经济学家会先从市场力量方面找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不平等状况会发生自然的周期变化，而人们常常将库兹涅茨的名字与这一观点联系起来（这是很不公平的），现已将这一自然周期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据认为，“库兹涅茨曲线”的原理如下：在发展的初期，有钱人的投资机会倍增，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工资压低，结果是在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一个由富有的工业家组成的精英阶层，而普通工人仍深陷贫穷之中。换言之，像美国的“长镀金年代”这样贫富剧烈分化的时期是发展的自然产物。
但最终资本变得更为充裕，来自农村的劳工流逐渐减少，工资开始上升，利润趋向平稳，或者下降。普遍的繁荣将会出现，经济大体上也将中产化。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但凡思考过这个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大都相信，这就是美国在19~20世纪经历的故事。他们觉得“长镀金年代”是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他们相信后来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经济发展进程自然的、必不可少的愉快结局。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事情变化得很明显，这个故事并未结束，不平等再度加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也是市场力量的无情后果，例如科技革新使技术因素有了越来越大的额外优势。人们再次关注起贫富不均的情况，并进而回顾前一代人经历的平等化进程。结果令人吃惊：人们越仔细地审视这段平等化过程，就越会发现它不像是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产生的渐进反应，而更像是一起突变，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场政治均势的变化带来的。
要了解这起变化的突然性以及政治因素在其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考察富人的收入，即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1%人口的收入。
我们对富人历史收入状况的了解，要多于对其他人的了解，因为自1913年以来，富人一直在支付所得税，从而向联邦政府提供了有关自身经济状况的信息。税收资料显示，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甚至更晚的时间，贫富不均毫无下滑之势：当罗斯福在1937年的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到1/3的国民仍然贫困时，几乎毫无迹象表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富人的经济统治地位有些许下降。但短短10年之后，富人明显沦落了：我们已描述过20世纪50年代顶端人群收入的骤降，这早在1946年或1947年便发生了。经济精英的相对贫穷化并不是逐渐发生的，而是突然发生的。
富人财富的突然下滑，大体上可用一个字来解释：税。
我们可以对当时的情形做如下的思考。在战前的美国，高收入的源头与现今不同。今天富人的收入大体是薪酬收入（想想CEO和他们获赠的股票期权），而在20年代事情要简单得多：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是因为他们拥有的资本能带来收益。由于资本收益大多流入一小群人手中，比如1929年1%的美国人得到了多达70%的股票红利，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划分大体上取决于国民收入在工资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划分。
既然如此，读者或许会想，富人占美国国民收入份额的剧降，必定反映了收入分配从资本向劳工的巨大转变。但事实并非如此，1955年公司部门获得的税前收入有69%流入劳工手中，31%为资方赚得，1929年这两项则分别是67%和33%，两个年份的差别不大。
虽然在20年代与50年代，资本与劳工之间税前收入的分配几乎未变，但在收入主要来自资本的人与主要依靠工资的人之间，税后收入的分配发生了剧变。
在20年代，税收对富人而言是小事一桩。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24%，同时由于对最大的地产所征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王朝轻易便可维系下去。但随着“新政”的来临，富人所面对的税收不仅开始远高于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税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当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达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这一税率升到了91%。
在个人税提高的同时，作为其税基之一的资本收益却显著降低。这不是由于公司利润的下滑，而是由于公司可保留的利润变少了—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还多。
还有一点，即依赖资本收益的人不仅发现这笔收益大多缴了税，他们还发现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其结果之一便是，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1929年美国最富的0.1%人口拥有本国财富的20%还多，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只有10%左右。
那么富人怎么了？一句话，“新政”把他们的许多收入都征了税—也许是大部分收入。这就难怪罗斯福会被视为一个背叛了自身阶层的人。
最大的受益者是工人
富人是“大压缩”最大的受害者，而蓝领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是最大的受益者。“大压缩”之后的30年，即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体力劳工的黄金年代。
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末，只拥有高中学历的美国男性的收入依据通货膨胀因素折算后，与今日有相同资历的工人大体相当。但是，他们的相对地位显然要高得多：拥有极好工作的蓝领工人的收入常常与许多大学毕业的专业人员相当，甚至还要高于后者。
蓝领工人为何有了如此的好时光？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受惠于当时世界经济的状况：美国制造业公司之所以能支付高额工资，原因之一就是其遇到的国外竞争微乎其微。令他们受惠的另一个因素是劳工的短缺，这是因1924年《移民法案》设置的严格移民限制所造成的。
不过，50年代的蓝领工人的境况较20年代要好得多，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工会的崛起。
20年代末美国工会运动在退潮。劳工组织的重大努力都失败了，究其原因，一是雇主成功地破坏了罢工，二是政府始终站在雇主一边出手干预，逮捕工会组织者，若他们生于外国（当时这很常见）便将其驱逐出境。工会参与率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涨，但之后剧降。到1930年，只有10%多一点儿的非农业工人参加了工会，与今天私人企业工人的工会参与率大致相当。在“大萧条”最初的数年间，工会参与率继续下滑，在1933年达到最低点。
但在“新政”之下，工会的成员大增，力量也持续上升。工会参与率从1933~1938年增长了２倍，到1947年又将近翻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3以上的非农业工人加入了工会，而雇主也或明或暗地向许多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发放一定的工资，以与工会工资相匹敌，或者是为了让工人不受工会组织者的诱惑。
工会参与率为何大涨？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就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一种说法将工会参与率的大涨大体归功于（或归罪于，这取决于你的视角）“新政”。在“新政”之前，当雇主想要压制工会组织者或破坏已建立的工会时，联邦政府是他们的可靠盟友。但在罗斯福执政期间，联邦政府却成为工人结社权的保护神。依据1935年的《公平劳工关系法》，美国建立了“全美劳工关系委员会”，罗斯福在签署该法案时的声明至为明白：“本法规定了产业雇员为集体谈判目的而享有自主结社权，该权利为本国实体法的一部分。本法也设定多种方式，以供政府保障该项合法权利。”毫不奇怪的是，许多史家认为，针对工会的公共政策的这一逆转，导致了工会的蓬勃兴起。
另一种说法则更强调工会运动的内部变化，而非政府政策的影响。哈佛大学杰出的劳工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指出，20世纪30年代工会缔结的增多与之前（即1910~1920年）的一段增长相映成趣，而且30年代其他西方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上升情况，这表明罗斯福和“新政”也许并未发挥关键作用。弗里曼认为，30年代真正发生的事情是分为两个阶段的一个过程，大体上与政府的举动无关。首先是“大萧条”导致许多雇主降薪，由于愤怒的工人组织起来抵制减薪，使工会运动如虎添翼。然后，工会运动力量的渐增产生了自我强化作用，因为已加入工会的工人开始为想要组建工会的其他工人提供关键性的支持，如资金援助、提供纠察员。
我们不一定非要对这两种说法做出取舍。将工人动员起来的因素，也促成了一个政权的上台，而“新政”正需要这一政权来改变联邦政策。就算罗斯福并非单枪匹马地为强大的工会运动创造了条件，单就政府从老板代理人转变为工人保护神这一点，也无疑促进了工会的蓬勃发展。
不论政治、“大萧条”与组织状况各自在工会的兴起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所知的工会的一切都说明，在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工会的新力量居功甚伟。许多学术研究表明，与“大压缩”有关的工会影响主要有两个。第一，工会提高了会员的平均工资，同时间接地、幅度较低地提高了非工会成员工人的工资，因为在未建立工会的公司里，雇主为了减少工会运动对其工人的吸引力，会主动加薪。所以，工会有助于缩小蓝领工人与薪资较高的经理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工会有助于缩小蓝领工人内部的收入差距，因为工会可以为收入最低的会员谈判争取较高的工资增长，助其追赶收入最高的会员。反工会的雇主在努力抵挡工会组织者的影响时，也会带来类似的效果。换言之，工会对工资的上述影响恰好就是我们在“大压缩”期间看到的情形：与经理、专业人员相比，蓝领工人的工资上升，同时蓝领工人内部的工资差距缩小。
不过，单凭成立工会并不足以带来完全的“压缩”效果。彻底的转变还有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情形。
让人匪夷所思的战时工资
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情况下，政府至多只能影响工资，而不会直接设定工资。但在20世纪40年代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因战争之需，美国经济的命脉多少是由政府直接掌控的，政府运用其力量实现了重大的收入均衡化。
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NWLB）其实是在1918年由伍德罗·威尔逊建立的，其职权是仲裁劳资争议，以避免爆发罢工，破坏战时工作。该委员会在行事时偏向劳工利益，保护工人结社权与集体谈判权，推动制定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工会参与率在短期内近乎翻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争劳工委员会遭撤销，联邦政府回归传统的亲雇主立场。如前所述，劳工被迫步步退让，战时的收获也付诸东流。
但珍珠港事件后一个多月，罗斯福便重设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而且这次职权更大。战争带来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促使政府对许多关键日用品采取价格管制。倘若战争需求引发的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大涨，这些管制措施将难以维持，于是联邦政府也将许多关键性国民产业的工资置于控制之下。这些工资的任何增长均要经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批准。实际结果是，政府不仅开始仲裁纠纷，而且开始为私人部门指定工资率。
有鉴于罗斯福政府的价值观，毫不意外的是，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制定的规则倾向于使低薪工人工资的提高幅度大于高薪工人工资的提高。罗斯福颁发一道指令，规定低于正常标准的工资应加以提高，根据该指令，雇主可不经批准自行将任何人的工资提高到每小时40美分（相当于今天的每小时5美元），或在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地方办公室的批准下将其提高到每小时50美分，而继续提升就要经华盛顿批准。因此，这一体系本身就会使低薪工人的工资增长快于高薪工人。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还规定了每个职业的薪资上下限，而雇主可自行将任何工人的工资提高到其所处职业的薪资下限。这一规定同样有利于低薪者的工资增长，而不利于高薪者的工资增长。最后，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规定，如加薪能消除不同工厂间的工资差距，则不加限制，这也促进了收入最低者工资的提升。
诚如戈尔丁与马戈所言：“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采用的加薪标准大都有助于缩小行业间及行业内部的工资差距。”因此，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时势允许美国政府或多或少地直接决定许多工人的工资，而它也恰恰利用了这个机会来让美国社会更趋平等。奇妙的是，变化的确出现了。
谁在篡改历史
设想一下，假如现在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提议重拾当年带来“大压缩”的各项政策：对富人大幅度增税、支持工会势力的大举扩张、实施一段时间的工资管制以大幅度缩减薪资差异，如此等等。从惯常的思维看，这样的计划会带来哪些影响？
首先，人们会普遍怀疑，这些政策对贫富差距将收效甚微，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通常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挑战供需规律的做法一般行不通；就算政府果真利用战时权力强行建立了更平等的工资结构，一旦取消这些管制，工资差异也会自发回归旧时的水平。
其次，不只是极右派，许多人都断言，如此激进的平等化政策将破坏激励机制，令经济一蹶不振。高利润税将导致商业投资崩溃；对高收入者征收高所得税将导致创业精神委靡，个体创造力匮乏；强大的工会将提出过度的涨薪要求，导致大规模失业，抑制生产力的提高。上述观点可概括为：“大压缩”期间的美国政策变化就像是导致“欧洲硬化症”的政策的极端化。“欧洲硬化症”是指许多西欧国家就业率较低，经济增长较慢（后者不如前者严重）的情况，现在有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一些政策导致的。
假设我们今天想复制“大压缩”，或许这些可怕的预言将会成真。但事实是，激进的收入平等化让人联想到的种种恶劣后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实一个也没有发生。相反，“大压缩”使收入均衡保持了30多年之久。而平等的时代也是空前的繁荣时代，一个我们无法重现的时代。
为理解“大压缩”之后美国的境况是何等顺利，我提议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经济史分为三个时期：1947~1973年的战后繁荣；1973~1980年的纷扰年代，当时石油危机与滞胀极大地破坏了美国经济；1980年至今，增长适度、贫富分化加剧的现代时期（为何从1947年开始？两个原因：一是“大压缩”到那时大体完成，二是精准的资料大都在当年才出现）。
在战后繁荣时期，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大致翻了一番，按今天的物价折算，是从约2.2万美元上升到4.4万美元，这相当于2.7%的年增长率。各收入群体大体也保持了相同的收入增长速度，从而延续了“大压缩”带来的分配相对平等的状态。
纷扰年代一度令平均收入的增长停止。在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后，增长开始恢复，但对于一般家庭而言，就算是最好的时光，也始终难望战后繁荣时期的项背。1980年至今，家庭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仅为每年0.7%左右。1982~1989年里根执政时期的“美国清晨”与1993~2000年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经济繁荣，可谓是最好的时光，但就算在这两个较短的时期，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无法与“大压缩”之后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相比。
和往常一样，这些不过是数字，至多是人们真实生活的一种表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人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感受到生活水准的飞升，普通美国劳工的境遇之优越也远不是其父辈所能想象的，对此，还有谁会质疑吗？我们对当前经济的感受却至多能用“不可妄断”来形容，当前美国人大都觉得生活与几十年前相比，在一些方面变好，但在另一些方面变差，这不是也很明显吗？
在一些人看来，“大压缩”之后美国经济兴旺发达这一事实非常令人困惑，与他们心目中的世界运行方式完全背离，结果他们竟然篡改历史，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一笔抹杀。每周一到周五晚在CNBC上宣扬供应学派信条的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就告诉我们，拜罗纳德·里根减税之赐，“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20世纪20年代短暂的柯立芝—梅隆时期除外），美国经济制度首度赢得举世羡慕”。我猜，那位《时代》编辑讲述的繁荣景象，甚至那么多现成的经济资料，都不过是幻象吧！
但那不是幻象，那兴旺的场面是真实的。“大压缩”不仅没有破坏美国的繁荣，而且首要的效果就是给经济注入活力。如果此事与教科书式的经济学推论相悖，那是教科书式经济学出了错。这将是后面一章的主题。
现在，且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认定，自由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功地使收入差距大大缩小，而且对整体经济几乎毫无负面影响。实现这一成就的男男女女为当今的自由派上了一堂示范课，说明了领导力会带来多大的改变。
但这些男男女女是何许人也？他们为何能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如此大的变化，又让这些变化屹立不倒？
[3] 约合69.7平方米。—编者注
04 那个年代美国很平等
罗斯福新政给美国带来了什么
选举权越来越普遍
南方是国中之国
强大的工会是如何形成的
平等年代的两党政治
上了年纪的美国人几乎无不熟悉一张照片：哈里·杜鲁门手举一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初版，笑容满面，报上的头版头条是《杜威击败杜鲁门》。不，杜威没有。1948年大选前的民意调查表明杜威几乎必获大胜，但最后却是杜鲁门获选，这实属美国史上首屈一指的政治大逆转。
杜鲁门一鸣惊人式的胜利已成为永载美国政治史册的时刻，也应铭记的还有在竞选中杜鲁门的支持者如何高呼：“给他们地狱，哈里！”但我可以断言，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他们要杜鲁门把地狱给谁，地狱又是什么意思。如今，在人们的心目中杜鲁门大体是一个外交家：他主持制订了“马歇尔计划”与遏制战略，在柏林和朝鲜与斯大林对峙，并将美国带上了最终赢得“冷战”的轨道。
但在1948年，外交政策并非总统竞选的关键议题，一是由于“冷战”尚未真正开始，二是由于共和党人在强烈的反共主义与传统的孤立主义之间首鼠两端，未能决定外交政策的立场。1948年选民最担心的事情是，共和党人或许会把罗斯福取得的国内成绩全盘推倒。
托马斯·杜威想在选战中用一些美国当时的著名棒球手约吉·贝拉（Yogi Berra）式的庸俗话来安抚选民，例如“诸君之未来仍在诸君之前方”。但杜鲁门集中火力攻击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从而将大选变成一场针对“新政”的全民公决。
1948年的国会在努力逆转罗斯福的“新政”。国会中共和党人事实上的领袖是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被时人称为“共和党先生”的塔夫脱强烈反对被他视为“社会主义”的“新政”，这不单是在意识形态上表表姿态而已：1946年共和党人夺取国会之后，塔夫脱就促成了《塔夫脱—哈特利法》（Taft-Hartley Act），大大逆转了1935年的《全国劳工关系法》，而该法是“新政”之下工会成员增多、力量大涨的关键因素之一。故而，在1948年，选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共和党获胜并控制白宫与国会两院，将导致之前促成“大压缩”的政策发生巨大逆转。
到1952年共和党人最终重夺白宫时，选民已经没有那么担忧了。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共和党领袖已经承认，“新政”建立的制度将成为美国社会的永久性特征。艾森豪威尔1954年写信给兄弟埃德加说：“若有任何政党试图取消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废止劳工法与农业计划，该党必从美国政治史上消失。固然有一小撮人认为能够如此行动，例如亨特、其他一些得克萨斯州石油富豪，以及其余领域偶见的政客或商人，但其数目微不足道，其人亦蠢笨可笑。”
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危险、激进的理念与计划，为什么会在50年代成为人们尊崇的精髓，只有“一小撮人”要求将其废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既要考察美国社会的变化如何改变了政治环境，也要探究各政党如何回应新的环境。
罗斯福新政给美国带来了什么
“新政”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极端激进的，而“新政派”自己也愿意使用阶级战争式的言辞。读一下（或听一下更好，网上有录音）罗斯福在1936年大选前夕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你就会发现后世的自由主义已变得何等谨慎、羞怯与温良。今天那些想提高最低工资或对富人增税的人会不厌其烦地向公众保证，他们心中对财富毫无芥蒂，他们并不是在主张阶级斗争，而罗斯福抨击那些有钱有势的罪人丝毫不留情面。
我们必须与和平的夙敌作战—商业与金融垄断、投机、莽撞的银行行为、阶级敌视、地方主义、发战争财。他们已开始将合众国政府仅仅视为其自身事务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有组织的财阀把持的政府与有组织的暴民团伙把持的政府同样危险。在我国的历史上，这些势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联合起来对付一名候选人。恨我，这是他们的一致之处，而我欢迎他们的仇恨。罗斯福说财阀恨他，这并非夸大其词，并且这种仇恨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正如我在第3章中所说的，“新政”使公司与富人负担起沉重的税负，促进了工会的壮大，并一举缩小了收入差距，使最富者的税后收入大大下降。
在麦迪逊花园广场演讲之后的20年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主要由于杜鲁门在1948年赢得了竞选，“新政”政策得以延续下来：工会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依然强大，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公司与富人的税负甚至高于罗斯福时代。这些政策曾为“有组织的财阀”所痛恨—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中指出，社会保障与失业保险是尤其遭财阀非议的项目，但到了50年代中期，支持延续这些政策竟然成为反映政治温和的主要表征。
这一转变部分反映出，人口结构及其他因素发生了一些有利于福利国家延续的变化。我稍后将论及那些变化。但首先让我来简单谈谈美国政治经济状况的一个长久特征，该特征使“新政”极难树立，但保卫起来却比较容易，那就是选民天生是且通常是理性的保守主义。这里的保守主义不是指右翼观点，而是说，除非政府的现行政策明显濒于失败，否则选民不愿支持巨大的政策变化。在现代，我们看到过，这种守成主义既曾使民主党的计划搁浅，也曾让共和党的图谋落空：克林顿试图改革医疗福利，小布什企图将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他们都失败了，主要原因是选民对不可知的前景感到恐惧。
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改革之所以无法推行，也有守成主义的原因。只要有人建议对富人增税、改善工人与穷人的福利、修改劳工法以便利工会的缔结，就会遭到攻击，指责这些试图改革的人不负责任、不明事理，如果他们的建议被采纳，经济将会遭遇灭顶之灾。就连罗斯福也有些受惑于这种流俗，当时有一本书先于凯恩斯提议实施赤字开支，以便在衰退时期支撑经济，罗斯福在该书上批注说：“哪有此等好事—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
不过一旦上台，罗斯福不仅开始认真对待一些激进的观点，而且亲身担负重任，劝说公众放弃传统见解、接受大刀阔斧的新政策。他之所以能战胜选民天生的守成主义，主要是拜历史的偶然事件之赐。首先，1929~1933年的经济浩劫使旧精英及其意识形态声名扫地，而1933年开始的复苏虽然限于局部，但仍然为“新政”的改革赢得了信誉。罗斯福在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宣布：“我们一直都知道，随心所欲的利己主义是不良的品行。现在我们知道，这还是不良的经济学。”其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势之下，政府明显有必要大举干预经济，对激进措施的疑虑也被弃置一旁。因此，到艾森豪威尔给他兄弟写那封信时，“新政”体制已不再被视为激进的革新，而成为美国生活的常态。
无疑，如果“新政”之前的流俗是对的，如果对富人征税、提供社会保障与失业补贴、强化工人谈判权会破坏经济，事情的发展绝不会是这样的。事实上，在“大压缩”之后，发生了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持续性经济繁荣。罗斯福的政绩也证明，反对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常见理由之一，即这势必导致同样大规模的腐败，与事实并不相符。回头来看，“新政”施行之清正廉明令人惊叹。在罗斯福主持下联邦开支大增，包括“公共事业振兴署”（WPA）的开支，该署对这笔钱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新政”前被民众广泛视为腐败的公共救济活动，其形象在后来确实大大改观。
“新政”的清廉并非偶然。“新政”官员近乎偏执地检查自己的项目，使之免受腐败的沾染。罗斯福特地设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进展调查部”，调查公共事业振兴署中被举报的不法行为。结果证明这个单位的工作确实高效，后来国会的一项调查也未发现任何被遗漏的严重违规行为。
如此尽心竭力地保持政府的诚信，与其说反映了罗斯福的个人品德，不如说反映了一种政治上的需要。罗斯福的执政使命就是要展示，政府积极行动会收到成效。为使人信服这一使命，他需要保持政绩的廉明，他也的确做到了。
还有一件事。虽说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为展示政府的效率而事先策划好的，但战时经历确实绝好地证明了政府的高效。美国政府证明自己既能打一场全球性战争，又能主持大局，大规模地动员国家资源。从此，保守派人士就很难再宣称政府什么事都办不好了。
到了1948年，政府应积极介入经济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而在实践中，政府介入的一个结果是贫富差距大大缩小。传统观念认为，政府应当袖手旁观，罗斯福在1936年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中将此讥讽为“‘最冷漠的政府最好’原则”，在1948年，这种观点已沦落为奇谈怪论。
不过，若没有一个有效的政治联盟做支撑，单单赢得理念斗争的胜利是不够的。事实上，美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变化，政治重心向社会下层移动，那些受惠于“大压缩”、与延续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有利害关系的人获得了更大的力量。
选举权越来越普遍
在“长镀金年代”，代表美国劳工的有效政治联盟之所以难以形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工人，尤其是低薪工人在法律上或实践上没有选举权。
在无选举权的劳工中，最大的群体是南方的非洲裔美国人，在“大压缩”之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仍然没有选举权，甚至今天他们中还有部分人没有选举权。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虽说是个不好相处的成员，南方也一直位列支持经济平等的联盟之中，这一状况的原因我们稍后叙述。
还有一个群体在“长镀金年代”也没有选举权，不过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个群体便大体消失了，那就是未归化的移民。在1920年有20%的美国成年人生于国外，其中的一半没有公民身份。也就是说，当时只有约90%的美国成年居民是有法定选举权的公民。再算上南方无选举权的非洲裔美国人，在1920年只有约80%的美国成年居民有事实上的选举权。无选举权在政治上并不是中立的，没有选举权的人一般比普通人穷。我们稍后将看到，今天较穷的选民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尤其是支持将美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福利国家。由此推测，20世纪20年代也应大抵如此。因此，一些人无选举权的状况削弱了政治谱系上的左翼，其结果是，与所有成年居民都有选举权的情形相比，美国政治重心向右偏移。
但在1924年美国实施了严格的移民限制之后，无选举权的成年人比例就逐步下降了。到1940年移民只占成年人口的13%，而其中的60%多都已入籍，也就是说，到1940年，约95%的美国成年居民都是公民。到1950年，移民比例降到10%，其中75%已入籍，也就是说，美国非公民的成年居民降到了成年人口的3%，已微不足道。
因而，从1924年到20世纪50年代，无公民身份的移民在美国已基本消失。结果是，美国绝大多数的白人蓝领工人都有了选举权。而且到了50年代，与20年代相比，相对较穷的白人利用选举权为自身谋利益的意愿大大提高，这是由于他们加入了工会，或者有亲友是工会成员，从而提升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与动力。所以，与1920年或今天的选民相比，当时的选民支持广义上的福利国家的倾向要强烈得多。
南方是国中之国
与美国的其他地方相比，如今的美国南方仍有不少独特之处。但在20世纪50年代南方绝对是个国中之国，那里有公开的种族隔离与歧视，法律与公共政策明文规定了黑人的低贱地位，并利用暴力来维持。直到1954年，最高法院才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中判定，种族隔离的学校体制应当废弃。1955年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蒙哥马利市的一辆公交车上拒绝坐到后排，而直到1956年年末，最高法院废止公共交通中种族隔离的判决才得到推行。黑人获得选举权的时间更晚，《选举权法》制定于1964年，那一年有三位民权活动分子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镇遇害，而后来罗纳德·里根选择在该镇以一篇有关州权的演讲开始其1980年的总统竞选活动。
南方的政治充满野蛮的种族主义，社会又在整体上比较落后，于是在许多方面成为一个极其保守的地区。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南方也是“新政”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
选情地图说明了问题。在今天的选情地图上，南方属于坚定的红色阵营。除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外，2004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在南北分界线以南未能赢得其他任何州。但在1948年，虽说确有几个南方州支持种族隔离主义候选人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但没有一个南方州倒入杜威一方。
南方当时为何支持民主党人？南方白人在20世纪50年代支持民主党人，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可耻原因。虽说当年民主党已打起经济平等的旗帜，但它却心照不宣地认可了“吉姆·克劳法”。直到后来民主党也打起种族平等的旗帜时，以反对奴隶制起家、后来却成为富人保卫者的共和党才逐渐赢得南方。我将在本书的后面详述这一换位，尤其是在探讨里根何以在1980年获胜的时候。
南方为何从一开始就支持民主党？南北战争遗留的积怨是原因之一。也许可以这么说，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南方的民主党人只要在竞选中反对亚伯拉罕·林肯，便能取胜。
但是，由于南方比美国其他地方穷得多，它也从“新政”中获得了额外多的好处。现在按全国平均水平计算，南方各州要稍微穷些，但在50年代南方算是穷困潦倒。直到1959年，密西西比州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 000美元（以今天物价折算相当于5 000美元），这意味着其平均生活水平仅相当于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等富裕州的40%。而且，当时美国其他地方已城市化，南方却仍是一个乡村气息浓重的农耕地区。到1950年，除南方之外的美国各地，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数量的3倍，而南方的农村人依然多于城市人。
因此，“新政”对南方而言几乎是稳赚不赔。一方面，罗斯福对富人与公司征收的重税，对南方几乎不构成什么负担，因为那里富人极少，其公司也主要为北方人拥有。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失业保险、乡村供电等“新政”举措对于低收入劳工尤为重要，而他们是南方人口的主体。就算在今天，南方对福利国家的极度依赖仍会偶尔影响美国的政治：2005年当小布什想要将社会保障私有化时，他的幕僚们发现，在2004年支持他的各个“红色州”，尤其是南方州，其反对情绪要比在其他地方更强烈。
可以这么说，尽管南方存在种族裂痕，其当地政治又保守反动，但由于贫困，该地区能从福利国家中获益良多，于是在全国的层面上，南方愿意有限度地支持北方的自由派。但是，南方白人支持的政策只严格局限于某些类型。当杜鲁门试图完成“新政”大业，采取进一步的举措来建立类似于加拿大和西欧国家的完整的福利国家，即全民医疗保险时，这一点就至为明显了。
1946年杜鲁门提议建立一套全民医疗保险体系，采取类似今日加拿大制度的“单一支付者”模式。一开始他似乎有很好的机会推动该方案获得通过。的确，在20世纪40年代构建全民医疗保险，本应比在今天容易得多。1946年医疗方面的开支总额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而现在则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6%。况且，在40年代，由于私人医疗保险仍是一个羽翼未丰的产业，保险公司并不像现在这样构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医药业游说团体还不是一股强大的势力，1946年的舆论也强烈支持建立政府保障的医疗保险。
但杜鲁门的努力失败了，美国医学会（AMA）要为这一失败负主要责任。它花了500万美元抵制杜鲁门的方案，按经济规模折算，这相当于今天的2亿美元。美国医学会肆无忌惮地滥用医患关系，为阻挠全民保险的实现，它招募家庭医生游说其病人。美国医学会排斥那些支持杜鲁门方案的医生，甚至要求取消他们的行医资格。美国医学会指导医生如何向其病人说教，宣讲“公费医疗”的邪恶，这些说辞在今天读来也令人震惊不已。
但美国医学会并非单凭一己之力就击败了杜鲁门的方案，南方民主党人对全民医疗保险的反对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虽说穷困的、许多人无力获得足够治疗的南方原本能从其中获得免费的经济利益，但南方的政客认为，全民医疗保险体制将迫使南方将其医院对各种族平等开放。他们或许是对的，1966年为老年人建立的联邦医疗保险制度在许多方面与杜鲁门想为所有人建立的制度一样，其结果之一就是医院的种族隔离在美国各地废止。在南方政客眼里，不让黑人进白人的医院要比帮助贫穷白人获得治疗更为重要。
杜鲁门医疗政策的失败预示了“新政”联盟的最终瓦解。南方白人对经济平等的支持一向半心半意，这一犹疑的情绪越来越强。常见的说法是，当民主党开始郑重其事地看待民权问题时，南方就从“新政”联盟中拔营而去。这当然是实情，但还有另外一个事实是，随着南方整体上变得富裕，它能从福利国家政策中得到的好处变少，于是南方再无顾忌，可以放肆地发挥其反对革新的天性，正是黑人的无权状态导致了这一天性。但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切还远未发生。
强大的工会是如何形成的
1935~1945年，参与工会的美国劳工比例从12%上升到35%，直到1970年还有27%的工人是工会成员。工会一般支持民主党人，虽说也有例外。在1948年大选中，在两大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与“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员中，有约3/4投票支持杜鲁门。
仅工会成员倾向于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这一点，还远不能说明工会在使民主党成为美国主导政党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想想威尔·罗杰斯那句有名的调侃：“我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政党。我是个民主党人。”以此来形容“新政”之前与现在的民主党，可谓公允，但在当年劳工组织势力强大的时候，这句话就不那么正确了。当时的工会为民主党准备了现成的组织架构，工会不仅是竞选资金的可靠来源，而且为民主党人提供了一队助选常备军，助选员们分发草坪标牌，向车身粘贴标记、传单，逐门逐户地拉票，并在选举日动员选民出门投票。在那个年代，电视竞选尚未成为主要的竞选方式，这些帮助就显得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