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工会运动还有一个较为微妙但也许同样重要的后果，即对美国中低收入者的政治觉悟与投票参与率的影响。那些密切关注政治的人对于大多数美国人的政治淡漠态度常常感到难以理解，当然这种淡漠是有原因的，虽说选举结果会大大影响人们的生活，但单个选民的决定却几乎无关大局。因此，忙着工作、养育子女的人基本没有什么动力紧密关注政界的角逐。这一理性的冷漠态度使政治进程产生了上行的阶层偏向：与中低收入的美国人相比，收入较高者关注政治的概率更高，投票概率更高。结果是，选民的收入一般比普通人高一些，也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政治家在设计政策时倾向于考虑较富人群的态度。
但工会有着削弱这一阶层偏向的效果，工会明确呼吁其成员投票。也许更重要的是，工会会议上的政治讨论、工会成员通信中的政治信息等都会提高工会成员的政治觉悟；当他们与配偶、朋友、家人等谈论时，还会提高后者的觉悟。由于人们喜欢与收入相当者交往，这就意味着低收入美国人政治参与度的提高。据近期的一项统计数字分析估算，假如2000年劳动力中的工会成员比例与1964年一样高，在收入较低的2/3成年人中，投票的人将会多出10%，而收入较高的1/3只会多出3%。所以，工会运动的力量让美国政治的经济重心下移，这让民主党人获益良多。
总之，与之前的“长镀金年代”相比，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初的美国政治经济态势大大有利于实施促进收入均等的经济政策。福利国家不再被视为激进举措，相反，那些想取消福利国家的人反而被当成怪物。无选举权的移民劳工再也不是一个大的阶层；南方有条件地暂时支持经济平等，只要这不转化为种族平等；强大的工会运动也将低收入选民动员了起来。
平等年代的两党政治
佐治亚州前州长埃利斯·G·阿诺（Ellis G. Arnal）在1948年10月的《大西洋月刊》上撰文《民主党人能赢》，此文虽是唱反调，但结果证明其预言极其准确。他在文中强调了民主党联盟的潜力，该联盟“被其批评者描述为南方、工会、城市政治操控组织与左派知识分子的结合体。这一描述并非分毫不差，该联盟将发挥作用”。我已谈及南方与工会，现在让我们简短地探讨一下他列出的另外两个因素。
主要依靠移民支撑的城市政治操控组织早在罗斯福时代之前就有了。事实上，这些组织自19世纪以来曾一直是民主党重要的支持来源，而“新政”其实削弱了它们的势力。政治操控组织吸引城市选民的要诀在于，它们能为窘迫的家庭提供帮助，并能赐予人们工作。“新政”扩大了政府的社会保障网，“大压缩”带来工资的提升，都使上述服务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些城市政治操控组织依然很有势力，它们的持续存在也帮助民主党人赢得选举。
“左派知识分子”又是什么？当然，知识分子的人数有限，他们对于任何政党而言，都从未构成一个重要的选民团体。但如果只是机械地看问题，就严重低估了信息与理念的重要性。在20世纪30年代，左派有一套行事方略，而右派除了宣讲“经济终将自愈”的论调之外，别无良方。罗斯福的成功令自由派知识分子声威大震，甚至在“新政”的力量已大体耗尽之后，这种声威还延续了很长时间，恰似在我们的时代，当右派的创新力早已彻底枯竭之时，一度还有人断言说，所有的新理念都是右派提出来的。1958年加尔布雷思揶揄地说，在自由派中，“宣布对新理念的需要，多少已替代了新理念本身”。但当时人们觉得左派能提出新主意，这仍是民主党的优势所在。
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在许多方面仍具有旧日的优势。在“大萧条”和“大压缩”之前，共和党有两个重大的政治优势，一是金钱，二是它给人留下了本领高强的印象。富裕精英的捐款常令共和党人在财力上大占上风，而民众也倾向于认定共和党代表商界，又拥有像胡佛这样“管事”的人，想必深通治国之道。
但“大压缩”使精英的财力大减；所谓商人最懂治国的信念，也因“大萧条”而完全破灭；胡佛亦成为无能之辈的典型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辉煌胜利与战后的大繁荣之后，谁还能理直气壮地宣称，民主党人不懂为政之道呢？
然而，共和党仍然活了下来，这正是因为它改变了立场，迎合了新的政治中心。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当选总统，一部分是由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声望，另一部分也是由于公众厌倦了朝鲜战争。但也正因他倡导“温和”，将那些想逆转“新政”的人视为“愚蠢”，人们才觉得他可以接受。在数十年时间里，共和党真成了三教九流的汇聚之所，既有一些主张“小政府”的死硬保守派，也有诸如纽约的纳尔逊·洛克菲勒这样的人支持大笔开支、“大政府”。要了解共和党人的意识形态色彩已何等苍白，或许可以看看对国会投票行为所进行的一些定量研究。
这里介绍的这一开创性的工作在第1章中已有提及，其作者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基思·普尔与拉塞尔·塞奇（Russell Sage）基金会的霍华德·罗森塔尔。他们研究出了一种系统性的方法，在一条左右向的谱系上定位国会议员（他们还界定了对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至关重要的另一政治维度—种族，但让我们先将此搁置一旁）。这一方法的原理大致如下。先从一些涉及经济议题的议案的唱名表决开始，首先，将这些议案预先沿一条左右向的政治谱系列好；其次，根据国会议员对这些议案的投票情况，将他们从左到右排列；再次，利用议员的排列次序进一步调整法案的左右排列，然后再从头重复这一过程。几轮之后，就能沿着那条左右向的谱系得出一个既包括议案又包括政治家的连贯排列顺序。普尔、罗森塔尔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诺兰·麦克卡蒂已用这一方法来考察19世纪以来的历届国会。他们的研究结论中最突出的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的差别非常小，但“新政”之前二者的差距却很大，今天则更大。
普尔与罗森塔尔用一个政治两极化指数来衡量两党间的鸿沟。这一指数内涵丰富，但很难以一种直观的方式来概括。为了我的目的，只用考察两个形象的指标就行了，其最终的效果与他们用的指数很相似。我把第一个指标称为“少数派重叠”，即共和党人控制国会时，在最左的共和党人右方的民主党人数目，或者民主党人控制国会时，在最右的民主党人左方的共和党人数目；把第二个指标称为“少数派交叉”，即少数派议员中其实站在本党政治界线对岸的人员数目—中间议员右方的民主党人，或在其左方的共和党人。在两个指标上，都是较多的重叠代表政治体系两极化较弱，如果没有重叠，则意味着不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间派。
表4–1列出了三届国会里的这两项数字：1927~1929年的第70届国会，1957~1958年的第85届国会，2003~2004年的第108届国会。该表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国会中的党派对立远不如“新政”之前或今天激烈。在共和党人控制众议院的第70届国会中，几乎没有“少数派重叠”，只有2名民主党人在最左的共和党人右方；完全没有“少数派交叉”，所有的民主党人都在政治谱系正中间的左方。这一情况在同为共和党人控制众议院的第108届国会中更为极端，所有的民主党人都在最左的共和党人左方，而且不用说，也没有任何“交叉”。但在民主党掌控的第85届国会中，有许多共和党人在最右的民主党人左方（主要因为当时有一些非常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更惊人的是，的确有9名共和党众议员在政治谱系正中间的左方，也就是说，其投票态度比政治谱系正中间的议员左。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首先，假设一位21世纪的共和党人真诚地持左翼立场，他肯定过不了初选，因为保守主义运动必然会慷慨资助另一人做他的挑战者，而共和党的初选投票者大都强烈偏右，他们绝对会支持那位挑战者。但在50年代，要想赢得选举，共和党人就无法实施意识形态上的净化。因而，诸如纳尔逊·洛克菲勒与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这样的自由派分子，放在今天会被草草地逐出教门，而在当年他们却是地位尊崇的党员。
表4–1衡量两党共性的指标
少数派重叠
少数派交叉
1927~1929年的第70届国会
2
1957~1958年的第85届国会
112
9
2003~2004年的第108届国会
两党在经济政策上的立场差异微乎其微，这意味着公众的投票行为与今天迥然不同。在近年的选举中，党派色彩强烈的投票与收入有很大关系：选民收入越高，就越可能投共和党的票。这大概反映了选民的如下认识，即投票支持一位共和党人就相当于投票支持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与劳工阶层的经济政策。但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投票方式所反映的该党意识形态特性比较淡漠这一点，也反映在了公众的印象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时期，至少在总统大选中，选民从两党的经济政策中明显看不到多大的差别。表4–2在两栏里分别列出了收入水平不同的白人选民群体在1952~1972年大选中与1976~2004年大选中的平均投票模式。在后一段时间，较高的收入水平与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但在两党均接受福利国家的1952~1972年，收入水平与投票偏好之间几乎毫无联系。唯有在1964年的一次大选中，不同收入水平者出现了重大的投票差异。那一年是巴里·戈德华特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此人是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也代表着山雨欲来的前奏。其他调查显示，在五六十年代，选民收入与其从属的党派关系很小：收入最高的1/3人口的亲共和党色彩与处于中下层的两个群体相比，只是稍微强一点儿。
表4–2总统竞选中投民主党票的白人百分比，依收入群体划分
1952~1972年
投民主党票的比例
1976~2004年
投民主党票的比例
最穷的1/3
46
51
中间的1/3
47
44
最富的1/3
42
37
资料来源： Larry Bartels, “What’s the Matter with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p. 13 （photocopy,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5).
如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党不代表经济保守主义，那么他们代表什么？或许换种提问方式好一点儿：在当年投票支持共和党的选民看来，他们的投票是为了什么？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为了传统的族群秩序而投票。20世纪50年代的共和党首先是个代表南方之外的新教徒WASP的政党，不过“盎格鲁—撒克逊”有时并非必要选项（艾森豪威尔属日耳曼血统，这似乎无关紧要）。在20世纪50年代，在自认为是共和党人的人群中，有51%是WASP，而WASP仅占选民总数的30%。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白人新教徒曾是占统治地位的族群，但“新政”的兴起削弱了这一统治地位。“新政”得到许多天主教工会会员的支持，犹太知识分子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当时美国不属于WASP的人仍对这一变化半信半疑。现在很难理解时人的那种心境，一直到1960年的大选，仍有不少美国人只因肯尼迪是天主教徒，便不投他的票。
还有许多美国人出于一个较高尚的理由投票支持共和党，这个理由就是制衡占优势的民主党联盟。20世纪30~70年代，民主党人掌控的登记选民比例远高于共和党人。虽说这并未转化为民主党人夺取白宫的优势（从1948年大选到里根当选，共和党人担任了四届总统，民主党人担任了三届），但这的确转化为1952年之后民主党对国会的持续控制。这一持续控制导致了权力的滥用（不是猖獗的腐败，基本上只是小规模的腐败），也许更严重的是志得意满，以及对公众关切的问题漠然置之。对于那些比较看重政府责任的人而言，共和党人成为另一个选项。具体而言，东北部的共和党人常常自我标榜为改革者，承诺要把现行体制打扫干净，而不是对其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总之，从1948年到20世纪70年代，两党都接受了“大压缩”期间发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新政”创造的政治环境维持了这一共识。高度的累进税制限制了上层的财富，而富人在政治上又过于弱势，无法抗议。社会保障与失业保险被奉为神明，最终联邦医疗保险也跻身其中。强大的工会也成为美国的常态景象。
这一平稳状态将在20世纪70年代坍塌。但早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因素就已经在酝酿，它们将最终摧毁促进平等的政治环境。在那十年里，经济一片大好，但美国的民主却似乎诸事不顺。
05 大繁荣的背后
民权与南方的变节
混乱的城市
福利大爆炸
性、毒品与摇滚乐
越南战争，谁是赢家
60年代发生了什么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就经济而言，20世纪60年代是实至名归的。在1968年出版的《泵房帮》（The Pump House Gang）一书中，汤姆·沃尔夫（Thom Wolfe）提到了一种可令所有事情不费气力的“魔幻经济”（magic economy）。不论以什么尺度衡量，60年代的美国经济就是这样的经济，尽管纷扰动荡，但却是美国史上最美好的经济时期。
当年的经济似乎令所有人都有事可做。不仅工作机会充裕，工资也达到空前水平，并且年年上涨。最底层工人的境况之好空前绝后：1966年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25美元，按价值计算相当于今天的8美元多，比当前5.15美元的最低工资高得多。到1966年，30多岁中年男性通常的收入已与今天的同辈人相当；到70年代初“大繁荣”结束时，男性的收入比现在高14%左右。家庭收入要比今天低些，因为当时工作的女性较少，且男女间的工资差距较大。由于收入比今天稍低，中产阶级家庭的房子较小，有两辆汽车的家庭较少，与今天的中产阶级相比，物质生活水平通常有所不及。但大多数美国人感觉到的生活水平是很高的，究其原因，一是生活比上一代人提高了很多，二是社会更加平等，不同阶层的差距感减少了。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弗兰克·列维（Frank Levy）与彼得·特明（Peter Temin）所指出的，收入广泛上升的后果是，蓝领机床工人的实际收入超过了一代人之前的大多数经理。结果是，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美国人的数量达到历史最高峰。
经济保障也是史无前例的。到1966年，80%的美国人拥有医疗保险，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只有30%。到1970年，拥有医疗保险的人口比例超过了85%，等同于今天的水平。失业率很低，即便真的失业，工人获得失业保险金的概率也要大大超过今天的失业工人，并且保险金所覆盖的工资损失比例也要超过今天。而正如列维与特明指出的，工资全面上涨意味着，就算失业工人找到了薪水不及以往的工作，几年之后他们仍能在不经意间恢复之前的生活水平。
假如克林顿的竞选口号“笨蛋，问题是经济”说得对，美国就应该是个政治一派祥和的国家。但是，1966年8月美联社与益普索的一次联合民意调查提出如下问题：“一般而言，你觉得本国的情况在朝正确的方向走，还是跌入了错误的轨道？”只有26%的人回答“正确的方向”，而71%的人则回答“错误的轨道”。
原因并不神秘。对于许多（甚至大多数）美国人而言，纵然物质生活的日新月异或许令人满意，但一想到美国社会正在走向瓦解，那点儿满足感就荡然无存了。犯罪行为猛增，暴动令城市混乱不堪，特立独行的年轻人留长发、吸毒、婚前性行为，抗议者走上街头抨击越南战争。今天的史学家也许会回顾60年代的动荡，并发现它反映了一些互不相关的趋势：劫匪、激进的学生、嬉皮士、反战的中年人，都有各不相同的驱动力。但公众有真凭实据认定，社会爆发了混乱。
上述民意调查中出现的选民的沮丧情绪，在1966年的选举中得以展露，并使共和党人在国会收获颇丰。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位演员出身的政治家罗纳德·里根当选州长。他的取胜之道就是在竞选中抨击福利骗子、城市暴乱分子、长发大学生以及该州的公平住房法。
不过，与我们今天熟悉的共和党相比，1966年的共和党要温和得多。保守主义运动已经出现，并在1964年使巴里·戈德华特成功获取提名，但尚未把共和党收入囊中。罗纳德·里根还没有开始狂热地主张减税，理查德·尼克松的许多施政其实是自由派的作风：他将社会保障金与通货膨胀挂钩，建立了“收入安全补助”机制（为残疾老人推出的重大举措），扩大了政府在工作场所安全与环境上的监管范围，甚至还试图实施全民医疗保险。
保守主义运动最终主宰政坛的结果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播下了种因，或者准确地说，是在1964~1972年。1964年，林登·约翰逊打败巴里·戈德华特，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以更大的优势战胜乔治·麦高文。
当然，那也正是越南战争升级、死伤惨重的年份，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撕裂美国的时代。越战自然是当时的主要议题，若没有越战，林登·约翰逊几乎必定会连任，抗议者与警察将不会在芝加哥民主党大会的门外激战，而尼克松也绝不可能赢得白宫。
不过，越战对美国政治的长远影响未必有人们印象中那么重大。普遍说法是，越南问题上的争斗使民主党伤筋动骨，永远留下了在国家安全方面软弱的形象。我们将在本章与后面几章中看到，这一俗见显然是夸大其词，越战几乎未损及民主党对国会的掌控。至于民主党人在国家安全方面软弱的形象，尼克松非常成功地让人认为，乔治·麦高文是个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无能之辈，但民主党整体似乎还要到很久之后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民主党软弱的形象才真正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并由篡改的历史加以强化。
20世纪60年代的真相是，共和党人学会了如何利用族群怨恨与恐惧的上升来赢得选举。最重要的是，共和党人学会了如何利用白人对民权运动的不满反应，以及这种反应的后果。这个秘诀最终将为保守主义运动入主白宫、夺取国会铺设道路。
那么让我们从长远影响最大的事件入手—林登·约翰逊决定倡导民权。
民权与南方的变节
作为一个深深扎根于南方土壤之中的人，我明白种族感是多么的痛苦难耐。我知道重塑我们的社会观念与结构是何等的困难。自黑人获得自由以来，已过去一个多世纪了。但今晚，黑人仍不是完全自由的。远在100多年以前，来自另一个政党的伟大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签署了《解放宣言》。但解放是宣言，不是事实。自平等被许诺以来，已过去一个多世纪了，但黑人仍不平等。自许诺的那天起，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了，但许诺没有得到遵行。现在是实现正义的时候了。林登·约翰逊在1965年3月如是说，他同时宣布推动一项法案，即后来的《选举权法》。而在一周之前，警察还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与一些要求选举权的示威者发生了激烈对抗。
约翰逊决定结束非洲裔美国人事实上无选举权的状态，这标志着民主党内部一场将近20年的演变修成正果。这个过程始于1947年，当时杜鲁门成立了一个民权委员会，指导如何提出保护黑人免遭歧视的立法建议。政治上的善举往往别有用心，杜鲁门也不例外，他的举动也暗含了一定的小算盘：他相信，通过赢得南方城市的黑人选票，便能在1948年大选中获胜。结果正是如此，虽说民主党竞选纲领中加入了有关民权的内容，导致一些民主党代表愤而辞职，也催生了一个两党之外的总统候选人，即南卡罗来纳州主张种族隔离的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
抛开政治算计不论，树立“新政”的政党最终成为主张民权的政党，这是必然的事情。“新政”是一场平民主义运动，就像19世纪的平民主义运动一样，最终会向黑人伸出援助之手，而黑人是最能从更平等的收入分配中获益的人。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快了这个过程：不仅黑人为美国而战，而且纳粹的劣迹也使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招人厌恶。在1948年的民主党大会之后，杜鲁门下令在军队中实施种族融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冷战”，在“冷战”中，杜鲁门和许多人都认为，要重夺道德制高点，美国就应结束长期的种族隔离与歧视。
今天，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政治家，很少有人敢公开质疑约翰逊在推行《选举权法》时表达的情感。不过，当然还有一些人在内心里别有意见，例如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在2002年赞颂斯特罗姆·瑟蒙德时就脱口而出说道，假如那位坚定的种族隔离论者在1948年当选，我们就不会有“所有这些麻烦”。40年后的今天，当年的自由骑士被奉为英雄，马丁·路德·金也成了一位民族偶像。但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美国白人对民权运动感到忧心忡忡，将其视为巨大的威胁。
原因之一是，当时仍有相当大比例的美国人是观念陈旧的种族隔离论者。1964~1978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所（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的一项调查曾要求民众在“结束种族隔离、严格种族隔离、折中”中选择其支持的一项，结果在1964年，整整23%的受访者选择“严格种族隔离”，而希望结束种族隔离的人是32%。
直言不讳的种族隔离论者大多是南方人，但即便在不怎么支持严格种族隔离的北方，对于当时民权运动所带来的变化，人们的担忧也是溢于言表的。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超过60%的选民认为“民权分子太急躁冒进了”。这一情绪部分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权运动得陇望蜀，目标越来越多。最开始只不过是废止“吉姆·克劳法”的问题，该法明目张胆地否定南方黑人的选举权，有时还以武力迫使他们安于低贱的地位。最终，“吉姆·克劳法”的粗暴野蛮使之成为一个相对轻松的改革目标：民权游行者赢得了美国人的同情，南方种族主义者负隅顽抗让整个国家义愤填膺。况且，废止“吉姆·克劳法”只要把官方的、政府维持的南方种族隔离制度宣布为非法即可。
但是，在南方的官方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后，在现实中，那里仍有官方色彩较淡的、事实上的种族歧视与隔离，与正式的种族隔离不同，这种非正式的种族隔离遍及全国。而当民权活动者准备对这一现实发起冲击时，这场对抗就发生了质变。在许多北方的白人看来，告诉校区不要公然为白人与黑人儿童设置单独的学校，这是一回事，但为结束事实上的种族隔离而重新划定校区边界、故意把黑人儿童塞入公交车，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类似的是，在许多北方白人看来，告诫州政府不得拒绝向黑人提供服务的法律是合理的，但如把私人地主或房主出售房屋时的种族歧视列为非法，这样的法律就是不合理的。民权倡导者的见解是对的，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与歧视对进步的阻碍，丝毫不低于“吉姆·克劳法”。尽管有人称这代表了自愿原则，但在现实中，这往往是凭借暴力胁迫来维持的。民权运动在试图补救这些不当行为时，不可避免地给自己招来了更多的敌人。
雄心勃勃的政客看到了时机。里根曾反对《民权法》与《选举权法》，并称后者是“对南方的侮辱”。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他的承诺之一就是要废除该州的公平住房法。里根说：“如果一个人想在卖房或出租房屋时对黑人或其他人区别对待，他有权那么做。”
最重要的是，公众对民权运动的印象与不断加剧的城市混乱风潮纠结在了一起。抵制民权运动继续推进的势力，因公众的这一观感而变得更加理直气壮，更加强硬。
混乱的城市
1967年10月理查德·尼克松在《读者文摘》上发表了《美国发生了什么》一文。这篇现在已经非常有名的文章，实际是由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代笔的，尼克松与布坎南把美国的乱局归为一点，他们在文中宣称，自由主义的纵容放任是罪恶之源。
该文的开头说，“仅仅三年之前，本国种族共荣最伟大的十年似已接近圆满”，但现在的美国却是“各自由民族历史上最为法纪废弛、纷扰狂乱的国家之一”，城市暴乱是“迄今为止最恶性的病症，这反映了另一种更为严重的全国性混乱，那就是美国的政令与法治渐遭蔑视”。而这都是自由派的错。
今日美国生活中令人震惊的犯罪与纲纪废弛，其源头主要在于很多美国人的观念已发生了两个根本变化。第一，那些认同这一可疑事业的人，对违反法律与公共秩序的行为听之任之。第二，纵容犯罪的原因是同情那些人过去的冤情，但他们现已变成犯罪分子。我们的法官走得过头了，削弱了和平力量，强化了犯罪势力。我国引领风气之先的人把如下的准则过度拔高：在法律遭到违反时，应当指责的不是犯罪分子，而是社会。尼克松与布坎南是有意这么说的。在20世纪60年代流行开来的一句话是，一名保守派就是一名遭人“劫持”的自由派。现如今，犯罪早已不是什么政治议题：犯罪率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下降，尤以纽约城的下降幅度最大—该城一度被视为美国社会弊病的集中地。但在20世纪60年代，“法律和秩序”是保守派最有效的动员口号。
美国人感到法纪废弛也确是实情。1957~1970年，犯罪率翻了3倍多，抢劫率翻了4倍多。“美国历史统计”定义的抢劫是“以强力、暴力或胁迫的方式，从一人的看管、保管或控制之下偷夺任何有价值的物品”，换言之，就是“行凶抢劫”。
犯罪率为何剧增？简单的回答是，对于导致犯罪增减的原因，我们真的所知不多，例如专家也无法预测犯罪率的变化趋势。20世纪60年代犯罪率的上升令人大吃一惊，自由派原本期待人们会以更好的行为来回报社会公正的提升，可事实让他们迷惑不解。90年代犯罪率的急剧下降也是这样，保守派原本认定，不重拾传统的社会价值观，犯罪状况就绝不会好转，但事实也让他们深感困惑。正如芝加哥大学的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Levitt）所指出的，90年代“犯罪的减少是非常出人意料的，甚至在这一趋势开始之后很久，大家还认为这不过是暂时现象，或是假象”。
或许从人口学角度解释犯罪的大升大降是最令人信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数以百万计的黑人从南方乡村迁往北方城市，随行的还有一些美国白人，二者都儿女成群。当“婴儿潮”一代步入青春期时，年轻男性的人数大增，尤其是年轻的城市黑人男性。有犯罪倾向群体的人数增长的确远低于犯罪次数的实际增长，但也许由于人口结构的巨变令当时的社会控制力量猝不及防，发生了一种“乘数效应”。有犯罪倾向的年轻男性激增，带来了新的、危险的行为范式。但虽然易于犯罪的人变多了，逮捕他们的警官人数、关押他们的狱室数量却未相应增加。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虽然犯罪率大幅上升，但狱中囚犯的人数却大体保持平稳；这与90年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时犯罪率大降，但狱中囚犯的人数却仍在上升。
其他因素也有促进作用，内城工作机会的欠缺就是一个。数以百万计的南方黑人为寻找制造业工作而迁到了北方城市。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战时繁荣与战后和平时期的消费热潮，这样的工作机会很多。但到了60年代，北方城市开始变成经济陷阱。由于生产与运输科技的日新月异，制造业开始迁出拥挤的城市工业区，转向散布市郊的工厂。结果在黑人居住的内城区，工作开始稀缺。但由于种族隔离以及无钱买车，黑人被困在了内城里。结果是，在经济繁荣兴旺的同时，城市黑人大规模失业。
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有个著名的论断，即内城工作的缺乏也许催生了一种破坏性的文化。威尔逊还称，种族隔离的终结反而恶化了这个问题，因为黑人中产阶级抓住住房种族歧视缓解的时机逃离了贫民窟，而留下来的人则遭受阶层与种族的双重隔离。
不论20世纪60年代犯罪的增多是由于什么原因，人们看到的就是法治的日渐解体。许多人心甘情愿地效法尼克松，把罪责归咎于传说中的自由主义放任。没有证据表明，自由宽容是犯罪潮的重大因素，相反，监狱容量欠缺、黑人就业机会不够等问题都是有真凭实据的。但恰好在美国试图纠正过去的不公正时，公众遭遇了犯罪的日增，于是他们想当然地进行这样的联系。更何况，在公众的头脑中，对犯罪的担心与对大规模城市暴乱的恐惧纠结在一起无法拆解。
自1964年纽约市曼哈顿的哈勒姆暴乱开始的城市暴乱时代持续了4年。也就是说，虽然在1968年之后也有暴乱，如1992年警察殴打罗德尼·金（Rodney King）之后的洛杉矶暴乱，但感觉上再也不是全国性的浪潮。而在暴乱年代，美国的所有城市仿佛都烈焰腾腾。
城市暴乱潮涨潮落的原因，与犯罪涨落的原因同样模糊不清。也许大多数暴乱的起因是警察的暴行，例如，1964年哈勒姆暴乱的起因就是一名警官射杀了一名15岁的黑人少年。在暴乱中，警察经常滥开杀戒。但警方对黑人的暴行早已有之，为什么单在20世纪60年代的4年里激发了大规模的暴乱呢？
社会科学家已发现，最易于发生暴乱的城市是居住着大量黑人的北方城市。南方没有暴乱，也许反映了社会控制的严厉。或者说得直白一些，南方的黑人被吓得战战兢兢，不敢掀起暴乱。在北方城市，镇压没有那么猛烈，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迁移，到了60年代，许多北方城市都有庞大的黑人人口，其中从未在南方生活过的年轻黑人日渐增多。人口结构上的这些趋势（大体上与诱发犯罪率上升的人口趋势相同）加上城市贫民窟可怕的生活环境，可能为以暴力对抗警方暴行的做法创造了条件，若非这两个因素，人们也许会选择忍气吞声。
民权运动与城市暴乱有没有关系？通称“克纳委员会”（Kerner Commission）的“社会骚乱全国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在1968年的报告中认为有一些关系。该报告称：“白人种族主义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我国城市中不断积聚的爆炸性局面负主要责任。”报告虽把白人种族主义列为罪魁祸首，但也暗示说，暴乱的直接原因在于民权运动带给人们的期待。
民权运动取得的司法与立法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追求权利平等的恢弘斗争，都激起了人们的期待。当一些期待落空后，就残留了失望和沮丧。一种默许甚至鼓励以暴力方式抗议的风气业已出现，其原因有：白人针对非暴力抗议的恐怖主义行为；拒绝废弃种族隔离的州与地方官员公然藐视法律与联邦权威；一些从事非暴力反抗的抗议组织转而放弃非暴力的方式，凌越受宪法保护的请愿权与自由集会权，诉诸暴力来强迫政府更改他们不满意的法律与政策。无能为力的挫败感导致一些黑人相信，要挽救自己的不幸遭遇、“推动体制的转变”，除了暴力之外别无良方。这样的挫败感反映为，拒斥并敌视法律制度、政府机构以及控制他们的白人社会，追求反映在“黑人力量”口号中的种族意识与种族团结。在黑人尤其是年轻黑人中兴起了一种新的情绪，自尊与强化了的种族自豪感正在取代对“体制”的冷淡与屈从。林登·约翰逊对这份“克纳委员会”报告深感沮丧，他觉得这份报告正中保守派的下怀。将城市混乱归罪于白人种族主义，就算有再确凿的证据，也绝对无助于赢得白人选民。说减轻种族主义高压的种种举动可能会刺激暴力，无助于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反而会让那些原本就反对民权运动的人如虎添翼。当然这份报告帮了尼克松的忙。
然而，在白人选民的脑海里，犯罪和暴乱还与另一个被众人认为预示着美国崩溃的迹象连在了一起，这个迹象就是对福利依赖的日增。
福利大爆炸
2004年里根去世，此后他被赞颂为一位可爱慈祥的人物，为自由事业费心尽力，而他一生最大的业绩是赢得了“冷战”，也许还有坚持不渝地减税。但1966年当上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里根却形象大异，他是对“福利懒汉”感到愤怒的白人选民的代表与工具。在自传中，里根如此描绘1966年促请他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那些群体：
民众对挥霍浪费的政府项目与刮福利油水的人感到厌倦；更让他们感到愤怒的是税收的日益繁重、政府管制的日益增多、傲慢的官僚，还有那些政府官员。他们觉得只要把纳税人的钱拿到自己手里，人类的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画面很清晰：刮福利油水的人在推高正派公民的税负。这根本就是罔顾事实，至少是绝大部分的事实，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福利”措施，不过是“障残儿童家庭补助”，而那并没有耗费多少政府开支，骗取福利从来都不是严重的问题（后来里根还一遍遍地讲到那个严重夸张的故事—一位芝加哥的“福利女王”开福利凯迪拉克）。事实是，福利领取人员的确在增多。到1966年，领取福利的美国人是10年前的2倍。这还只是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福利爆炸”时期，福利领取者再度增加1倍以上。而里根也无须指出，新增的福利领取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黑人。
福利爆炸的原因是什么？主流媒体认为是观念的转变，《时代》杂志在1970年写道：
在华盛顿，人们称此为“福利综合征”。主要由于全国福利权组织（NWRO）这类机构的工作—该组织的分部已遍及50个州，穷人不再觉得申请福利有任何名誉问题。对于“吃政府救济粮”，人们曾胆怯或者羞愧，但现在数以万计的人在敲响本地福利办公室的房门，索取他们自认为有权领取的收入。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作家兼学者米基·考斯（Mickey Kaus）在30年之后直截了当地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福利爆炸’之前，有人制止或阻拦许多贫穷的黑人领取福利。”
所以福利爆炸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权运动的副产品。与犯罪的猖獗类似，其原因之一或许是制造业从城市中心向外转移，这使城市黑人几乎无法继续维持生计。很明显，不论是什么导致了福利领取者的增多，这只是助长了许多美国人日渐强烈的一种情绪，用里根的话来说，就是“傲慢的官僚”正在夺走他们来之不易的收入，将其转给一些不配得到这笔钱的人。里根也许是以品性来界定那些所谓的不劳而获的人—他们是“刮福利油水的人”，但毫无疑问，他的许多支持者是以肤色来界定那些人的。
虽说种族是首要的动因，但白人对民权运动的反应仅仅是因种族而起的吗？
性、毒品与摇滚乐
啊，爱的夏天！当上了年纪的美国人，即“婴儿潮”一代回首青春时，或是回首他们渴望拥有的青春时，20世纪60年代闪耀着令人追忆的美好光辉。但在当时，美国人大多对反主流文化的兴起感到震惊与愤怒，而不是向往。
反主流文化为何会兴起？也没有人知道答案，但存在一些明显的因素。奇迹般的经济绝对是原因之一：既然维持生计似乎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尝试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似乎也不高，因为总可以浪子回头，找到一份正常的工作。事实上人们应当怀疑，对于嬉皮士运动的终结，1969~1971年尼克松任期内的经济衰退所起的作用，也许大过了加利福尼亚州阿尔塔蒙特演唱会上发生的暴乱。在那次衰退中，失业率从3.5%升到了6%。
同时，当人们对繁荣已经习以为常时，厌恶与藐视的情绪就可能滋长。年长一代的白人对于能过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感到满意、喜出望外，年轻一代则衣食无忧、随心所欲。在1967年的影片《毕业生》中，达斯汀·霍夫曼扮演的本杰明在他父亲的朋友要他注意听话并告诉他“就四个字—整形外科”时，感到灰心丧气。本杰明在努力向父亲解释他的坏情绪时说，他希望自己的未来能“有所不同”。
与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许多事情类似，人口结构的变化肯定起了作用。反主流文化运动大约在1964年兴起，在那一年，“婴儿潮”一代的排头兵到了读大学的年龄。单凭庞大的人数，年轻人就能比较容易地与其长辈的文化习俗决裂。也有科技变革的因素，女用避孕药的发明使性尝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方便。另外，60年代的年轻人有了不同的价值观，其原因之一也许是他们是第一代看着电视长大的人。他们经受了大量画面（与广告）的轮番轰炸，其本意虽说在于推销产品，但也产生了削弱传统价值观的效果。
青年的叛逆令许多美国人震骇、怒气冲天，尤其是罗纳德·里根。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他承诺“就遭人指控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里的共产主义与公然的不良性行为进行调查”。他谈到了“我实在难以说出口的极其邪恶的聚众淫乱”，有一次还宣称手上有证据表明，阿拉梅达的地方检察官已调查了一起演变为“放荡聚会”的学生舞会，学生们在一块大屏幕上展示了“裸体男女的画面，他们摆出挑逗的姿势、煽动情欲、相互爱抚”。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调查，和开凯迪拉克的“福利女王”一样，这场舞会演变成的放荡聚会只是里根头脑里的臆想。
这些事今天听起来都是很可笑的。共产主义与不良性行为代表了世上所有的恐惧！我们几乎总是要进行一些空想式的心理分析：这位未来的总统为何如此痴迷于研究伯克利的大学生在做什么？但对美国中产阶级而言，20世纪60年代社会规范的变迁带来了真实的焦虑。一方面美国人害怕遭到抢劫，因为在刚刚变得危险的城市，很多人的确有这样的遭遇；另一方面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会接受反主流文化、吸毒、辍学，而那也的确发生了。
但是，鉴于本书的主旨是探讨政治经济状况，问题就在于青年的文化叛逆是否造成了重大而持久的政治影响。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改变了许多选民的投票。大多数人不赞同那些孩子们的行为，但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那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971年哈里斯民意调查问道：“你觉得嬉皮士对社会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主要是戕害自身而不是损害社会？抑或你觉得他们对所有人都没有多大的害处？”只有22%的受访者说嬉皮士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同样比例的人说他们没多大害处，53%的人说他们主要是戕害自身。也许比民意调查更有说服力的是一些政治家的行动，他们可是很想利用公众对美国事态的沮丧彷徨来大做文章的。读一下尼克松及其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的演讲，就能发现令人深感震惊的事情：虽然有那么多的渲染与造势，但他们真正谈及文化焦虑的地方却是极少的。人们常称尼克松1969年有关“沉默大多数”的演讲令普通美国人与嬉皮士、反主流文化为敌，但就算是那篇演讲，其真正主题也并非一般性的文化冲突，而是集中于针对反越南战争的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