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如里根的例子所显示的，一些人对青年的反叛感到极度失望，而其中的原因他们不愿公开承认，甚至可能在内心中也不敢直面。偏执地关注他人的性生活已成为保守主义运动的一项长久特征。
越南战争，谁是赢家
林登·约翰逊本不愿卷入战争。他在1967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的语气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哀婉，没有什么大吹大擂。他宣称：“要形容我们目前的道路，最好的词句无过于伟大的托马斯·杰斐逊当年的话：‘有时不得不选择一个大恶，以防止一个更大罪恶的发生，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可悲法则。’我企盼能向诸位报告，战事已近结束。但我无法这么做。我们面临着更大的耗费、损失与创伤。因为战争尚未结束。”
美国当时深陷战争泥潭，约翰逊无暇他顾。那场战争令国民严重分裂、彼此敌对，这一情况近年来似乎再次上演。当时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有时遭遇暴力回应。一些美国青年变得非常偏激，甚至重新做起了暴力革命的迷梦。而尼克松则利用越南战争赢得了总统宝座，若不是受困于战争的约翰逊决定不竞选连任，尼克松本没有机会胜选。四年之后尼克松又完成了一件政治壮举，将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转为自己的优势，小布什在2004年的胜利与之遥相呼应。尽管绝大多数公众已转向反战，但尼克松成功地使麦高文从越南撤军的呼吁听起来仍然像是不负责任和软弱的。
但越南战争绝对改变了美国政治，读者想必会这么认为。不过，如果细致地考察有关证据，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所谓越战构成一个转折点的说法很难成立。如果反战运动、抵制反战的势力或者两者都崛起为美国政治中长盛不衰的力量，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仍继续主导国策与选举，才可以说越战是决定性的。然而，事实上这些都没有发生。
在征兵制于1973年废止、大部分美军撤出越南之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就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反战活动人士转向其他主题，极左派也从未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
另外，尼克松也从未能成功利用抵制反战运动的势力，在国会取得重大胜利。有一个流传已久的神话是，越战“毁灭了民主党人”。但表5–1展示的战争期间的国会控制状况与这一神话截然相反，就算在尼克松打败麦高文的1972年，民主党人也轻松地维持了其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事实上还扩大了在参议院的领先优势。尼克松在1972年使用了一些下流手段来确保胜利，而这些手段最终造成了“水门”丑闻的爆发，使形势急转直下，一发不可收拾，也使民主党在选举中大发鸿运。
而且，从现有的证据根本看不出来，在越战结束后的几年里，公众普遍觉得民主党在国家安全方面软弱无能。在西贡陷落之后、伊朗人质危机之前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两党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形象大体相当，而不是传说中共和党有压倒性优势。例如，在洛普中心的iPOLL网上搜索1975~1979年的“共和党与军事”，可以找到1978年两份“哈里斯民意调查”和一份1979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调查”。在“哪个党在军事安全方面值得信赖”这个问题上，三份调查均未显示共和党有明显的优势。
表5–1民主党的持续多数
国会
年份
民主党参议院席位
民主党众议院席位
第90届
1967~1968
64
248
第91届
1969~1970
58
243
第92届
1971~1972
54
255
第93届
1973~1974
56
242
第94届
1975~1976
61
291
民主党人最终的确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而在一段时间之后，共和党也将有效地利用“驻越美军被人背后插刀”这种说法，将民主党人描绘为国家安全方面的无能之辈。但这一切与越战的事实都没有多大关系。
60年代发生了什么
20世纪60年代是嬉皮士与激进学生的年代，是极右工人殴打长发青年的年代，也是战争与抗议的年代。要说这一切都无关紧要，那是非常愚蠢的。但是，对于其后30年美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的变化，这一切至多只发挥了微小的奠基作用。而它们的间接影响或许还要大一些：共和党人学会了如何利用文化反应大做文章，这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对保守主义运动帮助甚大，虽说引起反应的源头已逐渐不再是嬉皮士和犯罪，而是堕胎与同性恋。
其实，最具长远影响的事件是“新政”联盟因种族因素而分裂。在《民权法》通过后，约翰逊对时任总统助理的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说：“我觉得，在你我的有生之年，我们已将南方拱手送给共和党。”他说对了，民主党人在2006年国会选举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时，他们在东北部的领先优势是28个百分点，在西部是11个百分点，在中西部是5个百分点，但在南方却落后于共和党人6个百分点。
这一分裂为一种新型政治打开了大门。与种族有关的政治变化为保守主义运动的复苏提供了前提，这一运动的最终目标是逆转“新政”的成就，并赢得全国性的选举，虽说它支持的政策有利于一小群精英，不利于中低收入的美国人。
不过，在保守主义运动赢得选举之前，它得先建立一个制度根基，并取得共和党的控制权。那又是如何做到的？这便是下一章的主题。
06 保守主义的根基在哪里
从群众基础下手
打造商业基础
把知识阶层纳入麾下
如何评价尼克松
恰恰就在艾森豪威尔为放低调门的“现代”共和党主义宣扬美德的时候，一种新型的保守派正在崭露头角。麦金利式的保守派先后与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作战，他们传统、故步自封，而且最主要是年纪老迈。与老一辈不同，这些逐渐被称为“新保守派”的人年轻、咄咄逼人，而且深谙传媒之道。他们自认为是挑战传统社会的局外人，但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有雄厚的资金支持。
巴克利开其先河，他在1951年出的书《上帝和耶鲁人》（God and Man at Yale）中谴责耶鲁大学容留那些敌视或至少是怀疑基督教的教员，更不用说传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教员了，这使他成为举国知名的人物。1955年他创办了《国家评论》杂志。
想要了解一下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在学会规矩地讲话之前是什么腔调，早年的《国家评论》绝对值得一读。今天，美国右翼的头面人物都深通英国人所说的“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他们以某种方式说一些取悦特定群体的话，使之仅仅传入目标群体的耳中，从而使他们的极端立场在公众看来不是那么明显。我们将在本章稍后看到，里根有本事不发出任何公然的种族主义论调，便向人展示他对种族主义的同情；我们还将在本书稍后看到，小布什惯于发出一些言语，在大多数美国人听起来至多不过稍显矫揉造作，但对于最极端的、虔诚的宗教激进分子而言则是饱含深意。但在早年的《国家评论》里，其立场要明确得多。
1957年，该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公开颂扬参议院的一次表决。他们相信，该表决有助于南方继续否定黑人选举权。
浮出水面的核心问题不是一个依议会规则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简单地查询生而“平等”的美国公民所享权利的总目便能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于，南方的白人是否有权在其不占人数优势的地区采取一定的必要措施，以保持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清醒的回答是“有权”，换言之，白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权利，是因为就目前而言他们是先进的种族……《国家评论》相信，南方的假定是正确的。如果多数人的意愿是一种社会学上的返祖，那么阻挠多数人虽是不民主的，但也许是文明的。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社会而言，宣示并遵守文明的准则，要比屈从于多数派的要求更为重要。有时，坚持少数派的意愿会变得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让步，而社会将退步；有时少数派只有依靠暴力才能维持支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派必须进行抉择：维持其意志的支配地位，是否值得付出可怕的暴力代价。该社论不屑一顾的“生而‘平等’的美国公民所享权利的总目”，按理应该就是人称《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那份文件。而该社论所提到的，有时为免使社会退步而值得付出的“可怕的暴力代价”指的是什么？在1957年年末，巴克利在其《西班牙来信》（Letter from Spain）一文中对此给予了说明：
佛朗哥将军是位真正的民族英雄。人们普遍承认他有过人之处，天赋、毅力以及对自身事业的坚持不懈集于一身。一些幻想家、空谈家与虚无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要把一个极为怪诞的政权强加给西班牙，那个政权玷污了西班牙的灵魂，甚至磨灭了西班牙的历史特性。将西班牙从他们手中夺回来，需要佛朗哥的这些禀赋。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在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关键支援之下推翻的那个“极为怪诞的政权”，其实是西班牙的民选政府。佛朗哥用以保护西班牙“灵魂”的方法包括滥杀无辜，以及把政治反对者与任何疑为政治反对者的人投入集中营。而且，在巴克利赞颂那位独裁者时，这些都不是陈年旧事：正如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所说的，晚至20世纪70年代，反对佛朗哥的人“依然遭受警方的恐怖对待与处决”。
在这些文章发表以来的半个世纪里，保守主义运动已学会了更加婉转地表达意思。现如今他们自称是奉扬自由与个人选择的标兵。但从一开始，这一运动就是极为不民主的，将保卫宗教与财产视为第一要务。《上帝和耶鲁人》的第1章谴责学校不“亲近基督教”，第2章的标题虽然是“耶鲁的个人主义”，但其内容却主要是攻击那些讲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累进税制与福利国家有所赞许的教授。在他们看来，如果民主不能创造一种环境，充分地保护宗教与财产，那还不如没有民主。
但实情是，美国从未出现过佛朗哥，指望将来涌现一位佛朗哥这样的人物也不切实际。要在这个国家获取权力，新的保守派必须控制一个政党，并赢得选举。
从群众基础下手
1964年，保守派活动分子组成的一个联盟主宰了共和党全国大会，并提名巴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不过，对于右派而言，这不过是个虚幻的黎明。羽翼未丰的保守主义运动之所以能提名戈德华特，唯一的原因是当时突生变故，共和党上层猝不及防。要赢得全国性选举，该运动仍然毫无良方，戈德华特终遭惨败。要实现既定目标，保守主义运动需要更宽广的根基。而为此指明出路的人，便是罗纳德·里根。
1964年10月27日，里根代表戈德华特后来失败的竞选班子做了一次电视演讲。嗣后两位记者戴维·布劳德（David Broder）与斯蒂芬·汉斯（Stephen Hess）评论其为：“自1896年威廉·布赖恩在民主党大会上以名为《黄金十字架》（Cross of Gold）的演说振奋全场以来，最为成功的全国性政治亮相。”里根演讲的正式题目是《抉择的时机》（A Time for Choosing），但后来它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里根的演讲”。
这不是林肯在库伯学院的那种演讲，用“痛骂”来形容里根的演讲已算是恭维了。里根痛骂大政府的邪恶，但论据却不合逻辑，都是些含混不清的统计数字与奇闻逸事。
我们把那些统计数字称为“误导”，把奇闻逸事当成“可疑”，已算是给里根面子了。里根宣称“联邦雇员有250万之众，本国1/6的劳动力受雇于联邦、州与地方政府”，这让人觉得存在着一个庞大而无用的官僚机构。如果人们事先知道那些所谓的无用官僚其实是在做什么，他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1964年将近2/3的联邦雇员在国防部与邮政部门工作，而州与地方的雇员大多是教师、警察或消防员。他讲了一个故事来抨击“障残儿童家庭补助”，说一位有七个孩子的妇女想离婚，因为她的福利收入将超过丈夫的工资，他称这故事是从洛杉矶一位不知姓名的法官那里听来的。
里根还表现得异常冷漠无情，他说：“四年前有人告诉我们，每晚有1 700万人饿着肚子上床睡觉。”这指的是约翰·肯尼迪在竞选中的一个说法。“说不定确有此事，他们都在节食。”
演讲的结尾又甚为突兀地转向另一个话题，听起来似乎是呼吁在军事上对抗共产主义：
那些想用我们的自由来交换福利国家的饥民赈济处的人已告诉我们，他们有一项不战胜敌人便能实现和平的空想方案。他们把这称为“包容政策”。他们说，只要我们不与敌人做任何直接对抗，敌人就会忘记其邪恶之道，学会喜爱我们。所有反对他们的人都被指控为好战分子。以任何正常的标准看，这都算不上一篇伟大的演讲。但布劳德与汉斯说对了：演讲影响巨大。《国家评论》那种居高临下的、坚定的托利党式的语调，只有一群持精英治国论的少数派能理解，他们数量极少又富裕、自恋。里根找到了一种方法，虽然倡导的政策大体相同，但在语言上却迎合普通人的认识和偏见。人们会被巴克利的冗长句法绕得晕头转向，不想了解、也不关心佛朗哥大元帅到底如何拯救了西班牙的灵魂，但他们却会对里根的演讲产生共鸣。里根找到了一条能为保守主义运动提供真正的群众基础的道路。
里根的方法之一就是大谈小政府的好处，从而不必发表公开的种族主义言论，便能善加利用抵制“新政”的白人。就算他并没有痛斥福利骗局，大家也都明白他指的是谁；他严厉抨击浪费纳税人金钱的官僚大军，显然也是说给一些选民听的，那些人觉得他们的钱正在被人夺走，花在一些不知姓名的张三李四身上。
不过，里根还利用了社会底层对共产主义的焦虑，那是一种真实的情绪。
乔治·克鲁尼在2005年拍摄了《晚安，好运》，把爱德华·莫罗对抗麦卡锡的行动搬上银幕，这绝非偶然。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来说，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但敌人的实情是迥然不同的：拥有核武器的苏联确实威胁到了美国的存在，而伊斯兰恐怖分子却没有，并且与“邪恶轴心”不同，“华约”是真实存在的。但在心理上，对20世纪50年代共产主义威胁的反应，却与今天对恐怖主义的态度颇为相似，而且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讽刺的是，身为超级大国也有一个固有的问题，就是很难向本国公民解释这种力量是有限度的。加拿大人就不会费心去想本国政府为何无力将其意志强加给世界，但美国人很容易就会相信，单凭武力就能消灭那些威胁美国的人，至于任何呼吁克制的人，说好听了是软弱，说不好听的话就是里通外国。
其实克制姿态是唯一理智的选择。和现代恐怖主义一样，五六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可以遏制但无法消灭的威胁。而且遏制战略（避免直接以武力来推翻共产主义政权、只打防御性的战争、以援助和外交制衡苏联的影响力）最终大获全胜：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而美国确定无疑地赢得了“冷战”。但在那些认为克制就是软弱、堕落的人看来，这一战略是怯懦的，呼吁理性应对恐怖主义的主张也是如此。里根把遏制战略讽刺为如下信念：“只要我们不与敌人做任何直接对抗，敌人就会忘记其邪恶之道，学会喜爱我们。”40年后的迪克·切尼与他遥相呼应：当约翰·克里说，最好把“反恐战争”看成一个打击犯罪的问题时，就遭到切尼的嘲讽。
里根认为那些主张遏制的人是软弱的愚人，鼓吹“一项不战胜敌人便能实现和平的空想方案”。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其他右翼人士认为那些人是叛徒，甚至在麦卡锡失势后还有许多人坚持这一看法：
如果不是这个政府里的高官合谋把我们带入灾祸，我们怎么能解释当前的处境？这一定是由一起大阴谋导致的，其规模之大足以让人类史上所有的类似冒险相形见绌。这个可耻的阴谋极其黑暗，当真相最终大白之时，其元凶将值得所有正直人士永远诅咒。当时形势的另一个绝大的讽刺之处在于，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共产主义者，而在苏联解体之前，共产党一直是西欧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但美国的反共情绪却要比西欧更胜，也更极端。当然，这不是说西欧的反共势力不强：在许多情况下，欧洲的右翼政党是以反共来界定自身的。欧洲的反共势力还得到一些美国人的崇拜，即便（或许可以说尤其）是在以牺牲民主为代价的时候。如前所述，保守主义运动最早的机关刊物《国家评论》就热烈地崇拜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不过，除西班牙外，欧洲的反共分子多是传统的保守派、现有民主秩序的捍卫者。但在美国，反共成了一股激进的甚至革命性的运动，其目标是一些据说左右了美国政策的虚无缥缈的敌人。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他1964年的名文《美国政治中的偏执》（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中说的，现代美国右翼“有丧失家业之感：美国已大体被别人从他们及其同侪手中夺走，不过他们仍决意要将其取回，并防止最终发生颠覆事件，而使之灰飞烟灭。国际人士与知识分子已侵蚀了美国的古老美德；叛国的阴谋已摧毁了旧式的国家安全与独立，而这些阴谋最有力的执行人，与其说只是局外人和外国人，不如说正是身居美国权力中心的老奸巨猾的大政客”。
奇怪的是，这种丧失家业、受到伤害的感觉，却在美国迅速扩大的城市郊区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共鸣。最好的例子就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那里有迪士尼乐园，当年也是新美国梦的化身。当时一些人为彻底摆脱旧日的生活而从中西部向西迁往沿海地区，或从城市迁往城外的郊区，并买房安顿下来。似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特别担心有什么威胁把他们的新生活毁于一旦，一旦有人说存在什么针对其生活方式的黑暗阴谋，他们也很容易信以为真（奥兰治县是军工集团的核心要地，这也不影响阴谋论的效果：当地有许多防务承包商，对很多人而言，西方与苏联之间高度紧张的关系意味着切实的经济利益）。近年来小布什政府精心煽起了“安全妈妈”的焦虑情绪，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郊区武士”的反叛是一场真正的草根运动，只要看到有政客似乎与自己有相同的担忧，便会投奔到其麾下。
不论保守主义运动创立者的论调是多么冠冕堂皇，在能趁着民众的恐慌而从中渔利时，他们几乎从不犹豫。在“新保守派”逐渐演变为保守主义运动的主体时，一些成员从中脱离出去，政治哲学家彼得·维里克（Peter Viereck）便是其中之一。在1962年《新共和》杂志的《新保守主义：其创立者之一询问出了什么差错》一文中，他指出新保守派的许多头面人物“未能通过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诱惑的严峻考验，就像亲共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未能通过共产主义诱惑的严峻考验一样”。其实正如维里克所指出的，戈德华特“至死都是麦卡锡暴政的热情捍卫者”。与里根一样，戈德华特本是个偏激而凶险的人物，后来却被世俗的历史描绘得大为平和温良。尽管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最终与约翰·伯奇（John Birch）协会创始人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ch）分道扬镳，但他们仍小心地不去谴责该协会及其信奉的阴谋论。
所以说，保守主义运动找到了办法来迎合两股民间情绪，即白人的逆反心理与对共产主义的焦虑，并以此建立了一个群众基础。有了这个群众基础，还尚不足以将20世纪50年代处在政治边缘的“新保守派”转变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与这个群众基础的兴起相配合，另一种基础也被建立起来了。这一基础无法带来选票，却能带来现金，即商界的热烈资助。
打造商业基础
现如今，对于商界大都坚定支持极右派这一点，我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制药业希望其垄断权不受干扰，继续维持下去；保险业希望把全民医疗福利拒之门外；电力公司希望不受环保法规的干涉；所有产业都想要减免税收。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人们对“新政”的辉煌成果依然记忆犹新，大公司在政治上可谓小心谨慎。保守主义运动最初的商业根基主要在于较小的、往往是私人拥有的企业，工会是其首当其冲的对象。
现在很难理解工会在当时是何等的重要。1998年《时代》杂志将华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评为20世纪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也许令其读者微感诧异。鲁瑟从1946年开始担任“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直到1970年去世。到20世纪末，美国的工会主义早已大不如前，而鲁瑟已几乎被人遗忘。但鲁瑟曾是一位伟大的人物，而且还令一些人心惊胆战。1958年，戈德华特宣称“鲁瑟威胁比‘斯普特尼克’卫星还要危险，也超过了苏联可能对美国采取的任何行动”。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有组织的劳工发挥了强大而明显的作用。超过30%的非农业工人是工会成员，而今天只有不到12%。美国当时的工会参与率高于加拿大、意大利和法国，与西德的差距也不是很大。除了经济影响外，工会还扮演着核心的政治角色，成为民主党在南方之外的中流砥柱与力量源泉，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把工会认定为不可改变的现实。
当时的情况也许让人觉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劳工运动的非凡胜利之后，工会已确定无疑地取得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合法地位。但在两个重要的方面，这些胜利是有缺憾的。第一，“新政”创造了一个福利国家，但与其他富裕国家取得的福利成就相比尚有差距，尤其在医疗福利方面。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工会被迫奋力争取私人部门提供福利。而当工会这么做时，回潮的抵制就扑面而来。第二，虽然工会参与率较高，但在地区间很不均衡：许多地方仍对工会抱有敌意，从而为反工会的政客提供了大展拳脚的场所。
先谈有缺憾的福利国家。经历了“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辛之后，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出现了一定形式的福利国家，但这些福利国家的程度各异。在社会保障方面，美国对退休收入建立了相当慷慨的公共保障，与其他富裕国家不相上下，甚至更好；但在其他方面，美国的福利国家就远不如其他国家完整，尤其是有保障的医疗保险从未建立起来。
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确实有医疗保险，许多工人有残疾保险，相当数量的人享受慷慨的失业与退休津贴，不过这些都不是政府提供的，而是私人雇主提供的。正如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所指出的，美国战后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体制，如从社会福利开支占经济总量的比例来衡量，几乎与西欧的福利国家体制有相同的规模。但在美国，福利开支大多来自于私人雇主，而不是国家。
私人雇主为何提供所有上述福利？原因之一是，那时提供保险是吸引雇员的好方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由于有工资管制，公司无法以提高工资来争夺稀缺的劳动力。另外，福利形式的报酬有不用交所得税的优点，所以对于领取者而言，以医疗福利形式发给雇员的一美元，要比直接作为薪水支付的一美元价值更大。但在战后，福利成为工会谈判的主要目标之一。在解释鲁瑟为何位列百人之中时，《时代》写道：
鲁瑟坚持不懈地争取新的、更好的福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会就赢得了在今天的雇员看来理所应当的东西。年复一年，工人获得了全面的医疗计划、学费返还计划、人寿保险、利润分成、解雇费、预付费法律服务计划、近亲属亡故休假、履行陪审义务补助，如此等等，同时其休假、节日与休息时间也有所改善。汽车公司等雇员众多的公司并未因这些要求而不堪重负：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海外企业的大举竞争，因而公司可以将较高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毕竟每家汽车制造商、每家钢铁公司都明白，其国内的竞争对手在谈判相同的劳资合同条款。但在百货公司等中型企业的所有者看来，工会的要求就不是这么易于接受了。这样的企业也许不必应对国际竞争，但它面临着或许未建立工会的其他企业的竞争，包括极小的企业、夫妻零售店等，这些企业因为太小而不会成为工会的目标。中型企业的所有者对工会得陇望蜀的要求感到愤怒，甚至视之为威胁。
戈德华特的家族在凤凰城拥有一家百货公司。正如里克·波斯坦因（Rick Perlstein）在他的名著《风暴来临之前：巴里·戈德华特与美国共识的破灭》（Before the Storm: Barry Goldwater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中所说的，戈德华特是位“商贩王子”—他所属的阶层最倾向于抵制工会运动提出的越来越多的要求。波斯坦因指出，中型家族经营企业的所有者是“马尼恩派”运动的中流砥柱，该派是保守主义运动的奠基力量之一—圣母大学法学院院长克莱伦斯·马尼恩（Clarence Manion）以直邮的方式声讨他认定盘踞在政府中的“国际主义者、全球一统论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马尼恩派”的先驱。
戈德华特来自亚利桑那州。该州宪法有关于“工作权”的规定，即禁止订立要求一个公司的工人必须是工会成员的合同。由此可见，“新政”时代的劳工胜利之所以未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牢靠地树立起工会的地位，还有另一个原因：虽然缔结工会的做法在美国的工业心脏地带已稳固地扎下根基，但在后来人称“阳光地带”的地区，工会远没有那么普遍、强大。在20世纪50年代，南方制造业工人参与工会的比例只有中西部工人的一半左右。当国家的工业基地与人口向南、向西迁移时，许多有权有势的人，尤其是“阳光地带”既有权力结构中的大多数人，希望能把劳工运动甩在身后。
戈德华特尖锐的反工会主张令他举国闻名。在参议院调查被人指控的工会腐败案件时，他发表了所谓鲁瑟是莫大威胁的言论。但调查者用尽全力也未能发现鲁瑟有一丁点儿的不当行为：他很廉洁自律，就连在为工会事务出差时，衣物干洗的费用也是自己出的。要找真正的腐败，应该去看看吉米·霍法（Jimmy Hoffa）领导的“卡车司机工会”，那也是为数极少的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工会之一。尽管如此，戈德华特在调查中扮演的角色仍巩固了他的地位，使他更被视为共和党中崛起的右翼领导人。
反工会主义使保守主义运动在商界获得了第一块稳固阵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仇恨工会的企业主对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而这一支持是有回报的。正如我将在第8章阐述的，在七八十年代，美国政治的右转强化了商界的势力，使之可以对抗，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摧毁工会运动，而这给工资不均状况与政治力量的平衡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把知识阶层纳入麾下
在保守主义运动取得群众基础并在商界扎下牢固根基的同时，它也在赢得一个可谓“党派知识分子”的阶层。当然，以巴克利与《国家评论》为代表的最早的“新保守派”就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并不像今天的一些人那样，在任何公共政策讨论中都不停地通过各种研究与文章敲锣打鼓，表面上似乎是严肃治学，其实却是始终不渝地拥护右派立场。直到“新保守派”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群体新保守主义者联手时，保守主义运动的知识阶层才真正成形，而这两派人士都不断地从一个强大的基础制度架构中谋到职位。
新保守主义的源头大体可追溯到两个群体：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以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为首、与《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杂志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家。前者主导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击，后者则奋起反叛“伟大社会”。
在二者中，保守主义经济学知识阶层的兴起在先。其原因是，由于经济学的本质使然，经济学家有滑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天然倾向。正如由亚当·斯密发现并经许多代经济学家阐发的，市场往往有办法令私利服务于公益。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单纯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会在他人需要一些商品时，生产出他们需要的商品。这是一个有力而正确的发现。就算是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对于市场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的有效性，也保持着清醒的敬意。
但市场有时会失灵，使经济学家以及所有人明白这一点的是“大萧条”的惨痛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由于人们对“大萧条”依然记忆犹新，经济学家大多认为，只有政府大范围地介入，经济才能维持正轨。主流经济学拒斥实施计划经济的主张，但它确实认可，为了对抗衰退，政府有干预的必要，而且对于“政府在总体经济中的作用应逐渐增强”这一点，也予以认同。
然而，一旦危机过去，一些经济学家就不可避免地回归旧日的信仰。到20世纪40年代末，弗里德曼及其同事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就已经在痛斥租金管制的罪恶了（不过是有一定道理的）。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潮流声势增大，开始对一般性的政府干预与管制大加挞伐。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弗里德曼几乎完全转回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就连“大萧条”的原因也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他的论证左支右绌，而且在我看来有违背学术诚实之嫌。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由自主地变起知识戏法，这件事本身就显示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强大诱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不仅开始反对“新政”，而且还反对“进步时代”的改革，暗示说，连监督食品与药品安全一类的政府行为也是于理无据的。弗里德曼也主动与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走在一起。
社会学家的反叛是在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回归之后，但其色调更为灰暗。在一些事上，连弗里德曼一派都洋溢着盲目乐观的情绪，而聚拢在克里斯托和创刊于1965年的《公共利益》周围的一群人，却持难以置信甚至疑神疑鬼的态度。他们对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方案牢骚满腹，视之为一项愚蠢的、必败的社会改造实验—虽说也有点儿道理。克里斯托后来写道：“‘对贫困开战’方案中蕴涵的左翼社会学理念得到了普遍的接受，这是尤其令我们愤怒的一点。”
于是就有了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批驳自由主义信仰，称黑人贫困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种族歧视，而是在于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增多。又有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批判“城市暴乱与种族主义有关”的说法，称暴乱者大都不是在抗议社会不公，而只是在劫掠财物。
在弗里德曼派与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他们是不为自由派团体所接纳的局外人。在很大程度上，这两股运动的后继者仍成功地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的知识阶层已有了自己的团体，得到了其自由派对手想都不敢想的资金支持。说得直接一点儿，跻身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之列已成为一种晋身之道。
非政府组织“美国人行为方式基金会”（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1996年的一篇报道《收买一场运动》（Buying a Movement）讲述了迪内希·德索萨（Dinesh d’Souza）的经历。此君因其1991年的畅销书《非自由的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而声名大噪，该书攻击校园里提升弱势族群地位、禁止种族歧视言论的措施。本书的品性暂且不论，值得玩味的是德索萨的职业生涯与前一代保守派的不同之处。
现代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先驱都是自然的或后天转型的保守派学者。拿其中最出众的一位米尔顿·弗里德曼来说，他首先是一位职业经济学家。他在消费者行为、货币因素、通货膨胀方面的研究，不论在政界的说服力如何，都得到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可与尊重。不论持有何种政见，他都会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他相似，克里斯托所说的构成《公共利益》“内核”的“十几位学者与知识分子”也大都是学院派的社会学家，其赖以立业的研究大体无关政治，只是在后来才投身保守派阵营。
但德索萨的职业生涯却大不一样。他先是编辑一本保守派大学刊物《达特茅斯评论》（Dartmouth Review），后来又编辑一本保守派校友刊物《前瞻》（Prospect）。在为福音派牧师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写了一部大唱赞歌的传记后，他成了里根政府里的高级国内政策分析员。然后他前往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任职，在那里写了《非自由的教育》一书，后又写了《种族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Racism），他在该书中宣称：“对于许多白人而言，犯罪的、无责任感的低等黑人阶层意味着野蛮在西方文明中心地带的复活。”保守派的“奥林基金会”对这两本书给予赞助。保守派刊物，尤其是《国家评论》也出力宣传他的著作。
换言之，德索萨是40年前并不存在的一种人：一名专职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在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机构中度过整个职业生涯，而这些机构本质上都是忠于特定党派的。
这些机构从何而来简言之，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保守派的知识分子说服一些富人与公司领袖向保守派的基础智识架构里输入资金。这一基础架构中的智库，有不少虽是仿照学术机构设立，但却只发布迎合预设观点的研究结论。美国企业研究所虽创建于1943年，但从1971年开始，因获得相当多的公司资助与保守派家族基金会的捐款而势力大增。遗产基金会是1973年由约瑟夫·库尔斯（Joseph Coors）与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出资建立的。信奉自由主义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严重依赖科克（Koch）家族基金会提供的资金。
传媒机构也是这一基础架构的一部分。为保守派智库出资的那些基金会也大力援助《公共利益》，并支持《美国旁观者》（The American Spectator）等刊物，在克林顿任期内，该刊物痴迷于跟踪各种丑闻传言。
在向基金会与企业界求援的过程中，新保守主义者态度殷勤，甘愿将其观点粗糙化。克里斯托于1995年写道：“我们总是说观点会产生影响，不错，但我们心中所指的是复杂、深刻、谨严的观点。我们常易忽视的是，激情充盈、党同伐异的简单观点，也会产生影响。”读者也许认为这是在叹息，但其实克里斯托是在勉励自己与战友，尽可将保守主义粗糙化，以获取政治上的成功。
这在经济学领域尤为明显。《公共利益》与《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成为倡导供应经济学的首要阵地。供应学派毫无根据地宣称，减税之利可弥补其损失。这一说法在专业经济学界从未有人响应，甚至在保守派经济学家中都没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家、2003~2005年任小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格里高利·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教科书的第一版就把供应经济学家叫做“疯人、江湖骗子”，并被传为美谈（这句话在后来的版本中消失）。既然如此，克里斯托为何坚信供应学派是对的呢？答案是，他并不确信，他不在乎那些人是对是错。克里斯托只关心一点，就是供应学派的观念在政治上有用。他在1995年的论文中陈述如下：
在聚拢于《公共利益》周围的主要社会科学家中，原本并无经济学家（他们是随着我们的“成熟”才到来的）。我自己之所以对预算赤字及其他货币或财政问题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这就是原因。在我看来，当时的任务就是形成一个新的多数派。显然这将意味着保守派的多数，后来这又意味着共和党的多数。所以说，在政治上得势才是第一要务，而非政府的账目亏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番声言的几个段落之前，克里斯托还宣称《公共利益》在其创刊之初是有影响力的，其原因是“我们大都是社会科学家，而正如帕特·莫伊尼汉（Pat Moynihan）所言，社会科学的最佳用途就是驳斥谬误的社会科学”。人们不禁要想，这也许取决于谬误的社会科学用于何处吧。
如何评价尼克松
罗纳德·里根1966年的加利福尼亚州竞选标志着保守主义运动的首场选战大胜。但与理查德·尼克松登上总统宝座以及他1972年的大获全胜相比，里根的成绩就相形见绌了。然而，不可将尼克松的胜利当成保守主义运动的凯旋，因为尼克松只是个过渡性的人物。他利用了这一运动的政治策略，其实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是他创制的，但他与该运动的目标并不一致。对尼克松而言，一切都是出于私利。
尼克松对美国政治运行方式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似乎都不为过。毕竟尼克松的做法表明，怎样利用种族分裂以及人们对社会变化的焦虑情绪、对外来威胁的谈虎色变，来将劳工阶层的白人从“新政”联盟中剥离。他还发明了操纵媒体的艺术：福克斯新闻董事长罗杰·艾利斯（Roger Ailes）是尼克松的传媒顾问，在乔·麦金尼斯（Joe McGinniss）1969年的书《出卖总统》（The Selling of the President）中也是主角之一。后来尼克松首开恫吓媒体的做法，这样的做法在小布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成功地压制了异议声音。因报道了坏消息便指责新闻媒体的手法，也是他开的先河。
正是在尼克松任内，成功施展下流手段成为共和党内的晋阶之道。1970年，年轻的卡尔·罗夫（Karl Rove）在从一位民主党候选人那里偷来的竞选信笺上印制推销免费啤酒的虚假传单，破坏了一场竞选集会；次年罗夫从大学辍学，以担任“大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执行长，那是个有薪酬的职位。两年后罗夫竞选“大学共和党人”主席时以欺骗手段获胜，赞扬他的是时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老布什。
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为这些做法鼓掌，但他们不喜欢尼克松的政策。当《风暴来临之前》一书的作者里克·波斯坦因（向一群保守派）讲述保守派在尼克松政府的下流手段中扮演的角色时，一位听众抗议说，尼克松当时并非保守派分子。他还说：“直到‘水门’事件后，我才开始喜欢尼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