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尼克松的实际政策与他的政治手腕不同，完全不符合保守主义运动分子的期待。在国内事务的治理上，他是一位温和派，甚至可谓是自由派。他增税、扩大环境管制，甚至准备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在对外事务上他展现出同样的务实作风，既与中国开启对话，同时又继续打击越南。后来证明，尼克松讨厌很多东西，但他并不和保守主义运动一样讨厌政府干预与福利国家。无论如何，在那时，保守主义运动的时机尚未成熟。
某种意义上，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保守主义的处境类似于“新政”运动前身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处境。理念、组织与知识骨干均已完备。但要取得权力，该运动需要一场危机。
它得到的是一场内外交攻的双重危机。
在外交事务上，继越南战争之后，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以及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与人质危机的耻辱，滋长了焦虑情绪。在国内战线上，政策失误与能源危机两面夹攻，带来了滞胀的噩梦，失业率高涨，通货膨胀率达两位数。
现在回头来看，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担心似乎是杞人忧天；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对美国而言的确是挫折，但很难说如果采取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会有什么效果，或许只会让形势恶化。至于经济危机，其原因一是运气不佳，二是货币政策不当，与自由主义毫无关系。
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阴郁情绪为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提供了机会，使其得以宣称自由主义政策已不足为信。而这一新崛起的运动很快就取得战果，大大逆转了“新政”的成就。
07 收入不平等的根源
富人收入高得离谱了
科技进步会加大收入不平等吗
制度：美国不平等加剧的源头
规范与不平等：CEO的离谱高薪
工会衰败的根源
中世纪神学家争论针尖上能站多少位天使，现代经济学家争论美国的中值收入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究竟是升是降。而我们甚至还要进行这样的争论，这就真正说明了问题。美国当今的生产效率远高于一代人之前，因而也更为富裕。普通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产值，即使在经过通货膨胀率调整之后，也比1973年提高了将近50%。但收入日益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其速度之快使我们怀疑，或许普通美国人从未从生产率的提高中获得一丝一毫的好处。
战后大繁荣曾惠及几乎所有的美国人，但这场繁荣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结束了。发生危机的起因是油价上涨、通货膨胀失控、生产率下滑。危机于20世纪80年代退潮，但那种大众共享经济成果的时代却一去不复返了。尽管的确有几段令人乐观的时期，如在里根执政时期的“美国清晨”，经济从80年代早期的严重滑坡中恢复；然后是90年代后期人们狂想一夜致富的时代。但自战后繁荣结束之后，经济改善总给人以暂时的、难以持久的感觉。
不过，国家总收入除以人数后的平均收入自大繁荣的最后一年，即1973年以来，有大幅提高。无论如何，美国当前的生产效率要比那场繁荣结束时高得多，国家也要富裕得多。想想自1973年以来我们生活中出现的种种科技进步：个人电脑与传真机，手机与条形码扫描器；还有一些提高生产率的主要科技在1973年也已经出现，但尚未广泛应用，如可直接从船甲板搬运到卡车和火车上的货物集装箱。这一切变化都大大提高了普通工人在一个正常工作日里的产量，因而也大幅增加了美国的平均收入。
但平均收入不一定说明大多数人的情况。如果比尔·盖茨走进一家酒吧，该酒吧顾客的平均财富会剧增，但他们并没有变得更有钱。正因如此，经济学家如果打算描述一个群体的普通成员而非少数极佳者或极差者的境况，通常不会谈论平均收入，而会谈论中值收入，也就是比一半人富有，同时比另一半人贫穷的那个人的收入。与平均收入不同，酒吧里的中值收入不会因比尔·盖茨走进而剧增。
事实说明，要形容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美国的真实情况，比尔·盖茨走进酒吧是个很好的比喻：平均收入大幅增加，其主要原因是有一小群人暴富。但中值收入究竟是轻微上升，或是事实上下滑，这取决于对之采取什么样的定义。
读者也许觉得计算中值收入是个直截了当的事情：找到那个比一半人富又比另一半人穷的美国人，计算他的收入。但实际上，有两个领域的争议都不易解决：如何界定适当的人口，以及如何衡量生活成本的变化。不过，在探讨这些复杂性之前，先让我重复一下那句点睛之笔：我们甚至于在争论普通美国人有没有获得改善，这件事本身就足以告诉读者大部分真相了。在1973年，根本没有人争论普通美国人的境况是否好于20世纪40年代。一切指标都显示，生活水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体翻倍。没人怀念一代人之前的工作与薪酬。今天，美国经济总体上显然要远远富于标志战后繁荣终结的1973年，但经济学家在争论，普通美国人有没有从整个国家的成果里获得些许好处。
现在来谈一谈那些复杂之处。事实是，我们无法简单地把3亿美国人按收入顺序排成一行，然后计算排在第1.5亿位的美国人的收入。毕竟不能把儿童列进来，因为他们的收入不过是其所属家庭的收入。那么我们也许应考察家庭，而非个人。如此考察就会发现，依据通货膨胀调整之后，家庭中值收入从1973~2005年有轻度增长；2005年是目前有数据可查的最后一年，总增幅约为16%。
但就算如此轻微的增幅，可能也夸大了美国家庭境况改善的程度，因为这一增长部分是因工作时间延长而取得的。在1973年，许多妻子仍只在家中劳作，即使出门工作，许多也只是兼职。我无意暗示说，有更多的妇女工作有什么不好，但因配偶从事工作而使家庭收入增多与工资的提高不是一回事。更有甚者，这也许会带来隐藏成本，抵消一部分金钱收入的增加，例如做家务的时间减少、更为依赖预制食品、托儿开支等。
如果我们问一下，今天的美国家庭如果像一代人之前的许多家庭那样，只靠一名男子来养家糊口，其可行性如何，就会从上述数据中得出更为悲观的情况。现有资料显示，单靠一名男子来养家糊口变得更难了，因为经通货膨胀调整后，全职工作男性的中值收入在2005年要略低于1973年。但就算在这样的统计结果之下，也隐藏着更深的问题。由于“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今天的劳动力队伍比1973年年老、经验丰富，而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更熟练的工人应当取得更高的工资。考察35~44岁男性的收入（在一代人之前，这样的男子往往已在养活守在家里的妻子了），我们会发现，他们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在1973年要比在今天高12%。
经济学家之所以连“普通美国人自1973年以来有无改善”都无法断定，在界定相关人口方面的争议只是原因之一。还有另一类问题与物价的度量有关。我一直在说“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收入，其意思是，要考虑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变化，把一代人之前的收入转换成今天的美元。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辩称，CPI高估了真正的通货膨胀，因为CPI没有完全考虑改善我们生活的新产品与新服务。故而在他们看来，生活水准的提升幅度要大于官方数据显示的情况。这一论据就像是说：“可他们那时没Netflix呀！”严肃地说，今天的许多产品与服务在1973年尚未发明或尚未上市，如手机、互联网等。当然最重要的是药品与医疗技术，它们不仅拯救生命，而且提高亿万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但是，劳工家庭的生活在另一些方面变得更艰难了，那是官方数据所无法展示的：为了在好的社区生活，人们的争夺更为激烈，交通更为拥挤，如此等等。
也许压场词应让大众来说。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06年的一份民意调查，美国劳工阶层大都认为，与二三十年前相比，普通工人“必须更辛勤地工作才能过上体面生活”。这仅仅是怀念一段难忘的黄金时代吗？也许是，但在一代人之前，人们对于更上一辈的美国境况，却没有这样的眷恋。总之问题是，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普通美国家庭并无明显的改善，而这不是正常现象。
富人收入高得离谱了
正如我用“比尔·盖茨在酒吧”这个比喻暗示的，由于贫富不均的加剧，普通美国工人未能收获生产率提高的果实。但在这段朝向上层的收入再分配中，赢家和输家是谁？赢家不是比尔·盖茨一个人，但这个群体人数之少的确令人吃惊。
假设所有劳动力平均分享了生产率的提高，普通工人现在的收入将比20世纪70年代初高35%左右。但朝向上层的收入再分配意味着，普通工人所获的利益要小得多。其实，身处收入分配中大约第90个百分位以下的人，即除收入最高的10%之外的人，其收入的增长速度都低于平均水平，而只有在第90个百分位以上的人才享有高于平均水平的增幅。也就是说，普通美国工人的有限收益与10%最富者超出一般的收益恰为一枚硬币的两面。
最大的好处则落入了极富者的囊中。在奥利弗·斯通1987年执导的影片《华尔街》中，迈克尔·道格拉斯饰演的隐约以伊凡·布斯基（Ivan Boesky）为原型的敌意收购大鳄戈登·科克，嘲笑由他荫庇的一个人胸无大志，后者由查利·希恩饰演。“你想不想成为另一个在华尔街上班的家伙，每年挣40万美元，坐头等舱，舒舒服服的？”
当时年收入达到40万美元，就能位列薪酬分配中的大约第99.9个百分位。这看上去已很不错了。但正如斯通所意识到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高收入者内部发生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富人与仅仅衣食无忧者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超级富豪与普通富人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10%最富者中处在下方的一半人大体为年收入10万~15万美元的人，虽然要比在他们下面的美国人过得好，但仍有缺憾：事实上，在1973年之后他们收入的增幅远不及战后繁荣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过得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代人好的人，就只有最富的1%了。而再往上走，收入增长率就高得离谱—0.1%最富者的收入增长了4倍，而0.01%的最富美国人要比1973年时富裕7倍。
这些人是谁，他们为何胜过别人那么多？在最早的“镀金年代”，高收入者的收入一般来自他们拥有的资产：经济精英拥有宝贵的土地、矿产及获利丰厚的公司。直到今天，与薪酬收入相比，资本收益（即来自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资产的收益）仍高度集中在一小群人手中。“业主收入”（即公司所有权产生的收入）也是如此。但精英地位已不再主要构建于所有权之上。现如今，就算是千万富豪，其收入的主要形式也是劳动报酬。
不用说，这里的“劳动”当然不是指为挣一点儿计时工资而艰辛劳作。如果说在1905年左右，典型的高收入美国人是那些拥有工厂的产业贵族，那么其100年后的翻版便是高级管理人员，他们获得高昂的奖金、股票期权等劳动报酬。就算在最顶端，即收入最高的0.01%、十万人里挑一的富人，其收入也有将近一半是薪酬。
粗略的估计是，这群超级精英的工资收入约一半来自于做大公司高管的所得—不仅是CEO，还包括其下的一些职位。最顶端0.01%人口除了高管外，似乎主要是体育与娱乐明星。
所以，从直觉来看，收入不平等总体上的加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最杰出、最聪明的人获得社会报偿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报酬一直很丰厚，但现在却丰厚得离谱。
问题显然是，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一般而言，对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收入的大分化，有两种相互抵触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其根源是技术需求的提高，而技术需求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在全球化推动之下的科技变化—那些想让人觉得自己理性明智的人喜欢这么说；另一种解释则强调制度、规范与政治权力的变化。
科技进步会加大收入不平等吗
对不平等加剧的一般解释（姑且称之为安全解释，因为那些不想招惹是非的人喜欢这一解释）是说，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是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提升，而后者主要是科技变化推动的。例如，2006年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拉齐尔就这样说道：
收入不均大体反映了“技能投资”收益的增多，“技能投资”是指工作者完成更多的学业、获得更多的培训、获取新的本领……技能高超者与技能不善者的收入相差如此悬殊，原因何在？经济学家大多认为，这从根本上可以归因于近二三十年来的科技变化。在我们这个科技先进的社会，与科技相对落后的社会相比，技能的价值更高……随着电脑重要性的日增，一个工作者要有效地生产，学校所要求的技能、通过在职学习而获取的技能都近乎是不可或缺的。人们今天所做的普通工作与1900年或1970年的普通工作相比，对技能水平的需求要高得多。引申一下拉齐尔的话：以个人电脑、手机、局域网、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科技，需要更多有完备正式训练的人以制造、规划、运行和修理这些新玩意儿。与此同时，对重复性工作者的需求减少。例如，与1970年相比，现代办公室里的秘书大大减少，因为有了文字处理程序，打字员已经基本不需要了，有了网络，对文件归档与修订的需求也大大减少了，但经理人数仍与以往相同。与局域网连接的条形码扫描器减少了必需的收银员与存货监管员人数，但营销顾问之多却是前所未有的。在整个经济体中，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枚举。
科技变化提高了技术需求，从而导致收入不均的加剧，这一假说流传甚广，以至于在各种大会上，经济学家常常不加解释地使用SBTC这一缩写，其意思是“技能偏向型的技术变化”，仿佛听众都明白其含义一样。这一假说之所以吸引人，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时间上说得过去：收入不均的加剧，几乎与计算能力及其实践应用的大爆炸同时发生。虽说大型计算机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广泛应用（那是一种庞大的机器，占据一屋的空间，吱呀作响地处理工资单与其他商业数据），但大型计算机对于大多数工人的工作方式影响甚微。直到英特尔公司在1971年制造出首个集成电路，即首个电脑芯片，现代信息科技方才大显神威。科技大流行也只是在那时才成为可能。第二，SBTC是一种让经济学家觉得舒服的假说：只与供需有关，不需要论及制度、规范、政治权力之类的事情，那都是社会学家探讨的对象，经济学家很难将其融入经济分析模式。第三，SBTC不把收入不均的加剧归咎于任何人：只是科技通过“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尽管如此，足以证明“科技变化造成了收入不均加剧”的直接证据是少得可怜的。事实是，根本没有能用来衡量科技对市场影响的简单方法。其实，在这个问题与其他问题上，经济学家基本上是用科技来解释他们无法用其他可度量因素来解释的事，其程序大致如下：首先，假定不平等加剧的原因是科技、国际贸易的发展与移民；其次，估算贸易与移民的影响—这本身是个带有先入为主色彩的过程，但至少我们有贸易量与移民人数的相关数据；最后，这些可度量因素所无法解释的部分则统统归因于科技。也就是说，断言“科技变化是收入不均加剧主因”的经济学家，是以排除法得出了这一结论：他们推论出贸易与移民不足以完全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因此科技必然是罪魁祸首。
正如我刚才指出的，移民与国际贸易被经济学家视为收入不均加剧的另外两个主要原因，原则上二者也均应促进了高技能美国人工资的提升，并且同时降低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资。
当然，移民本身就是个十分热门的政治议题。1924年《移民法案》禁止了来自低工资国家的大举移民，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1970年，不到5%的美国成年人是在外国出生的。移民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回升，在1980年之后剧增，其原因仍不太清楚。[4]现在移民占劳动力队伍的15%左右，移民本身应当对总工资产生了一定的压低作用：假如没有移民，竞争美国工作岗位的工人会少得多。
而且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移民大多数来自拉美，除此之外的移民也有许多来自别的“第三世界”国家；这意味着不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移民，平均而言要比本土出生的工人少受很多教育。1/3的移民拥有相当于高中以下的文凭。结果是，大量移民的涌入增加了美国教育程度不高的劳动力，而使教育水平高的工人相对更为稀缺。那么根据供需关系，移民应当压低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提升了高技能工人的工资。
但其影响至多只能说是中等程度的。就算根据哈佛大学的乔治·鲍哈斯（George Borjas）与拉里·卡茨（Larry Katz）所做的最悲观的主流估算，移民对高中辍学者工资的压低幅度大约只有5%，对高中毕业工人的影响更要小得多，对于教育水平高的工人则有小幅的向上影响。别的经济学家甚至还觉得鲍哈斯与卡茨得出的数字过高。
我将在第8章中论述，移民也许以一种较曲折的方式加剧了不平等，即通过使政治权力向富人倾斜。但是，其直接的经济影响并不大。
国际贸易又如何呢？许多国际贸易也许对收入分配影响甚微，甚至毫无影响，例如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汽车及零配件贸易。两国都是高工资国家，占据同一产业上的不同位置，它们彼此输送的产品是以大致相同的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比例生产的，该贸易对两国的工资不均状况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但美国与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进行贸易就不同了。孟加拉国主要出口衣服，那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制衣工人几乎不需要什么正式教育，所需的资本设备不过是一台缝纫机，而孟加拉国进口的则是飞机、化学制品、电脑等精密产品。
毫无疑问，美国同孟加拉国的贸易，以及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会加剧不平等。设想你买了一条孟加拉国制造的裤子，这条裤子也可在国内制造。在买外国裤子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逼迫那些原可以生产美国制造的裤子为业的工人另觅工作。当然在美国出口时这也成立：当孟加拉国购买一架波音飞机时，制造这架飞机的美国工人就没有必要寻找其他工作。但美国出口所代表的劳动力，与那些在和进口产品竞争的美国产业中工作的劳动力大不一样。我们倾向于出口飞机、超级计算机、好莱坞电影等“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裤子、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减少了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机会，增加了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毫无疑问，这会拉大低技能者与高技能者之间的工资差距，促进不平等的加剧。美国与低工资国家，尤其是墨西哥与中国的贸易迅速增长，这意味着在过去十五年里，这一效果在增大。
但真正需要了解的重点是，技术偏向型的科技变化、移民以及国际贸易的增长，至多不过是教育水平不同的工人之间差距拉大的解释因素而已。虽然拉齐尔及许多人声称这就是原因，但技能需求不足以完全解释收入不均的拉大。教育回报确实提高了，但就算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工资的增长也大多落后于生产率的提高。例如，自1973年以来，受过大学教育男性的实际中值收入仅上升了17%。
那是由于收入增长而产生的大部分利益没有为大批薪酬丰厚的工人获得，而是落入了一小群薪酬极其丰厚者的腰包。一般而言，得到高额收入的人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的收益并不代表教育较好的工人整体的收益。CEO与教师一般都有硕士学位，但教师收入自1973年来仅有轻度的增长，而CEO的收入却大涨，在1970年只相当于一般工人的30倍左右，现在已经超过了300倍。
可以发现，就连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其收入也大都落到了平均水平之下，而一小群人的境况却好得离谱。这一现象大大削弱了技能偏向型科技变化在解释收入不均时的说服力。相反，这一现象支持了另一个论断，即收入不均拉大的主因是制度与规范的变化。制度变化的例子是工会力量的变化，规范变化的例子是，“老板收入大大超过普通工人则不利于士气”这一想法一度曾很流行，现在却已不合时宜。
制度：美国不平等加剧的源头
制度与规范的变化而非晦涩难懂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是收入不均拉大的原因，这一观点在经济学家中日渐得到支持，其原因有二。第一，以制度与规范来解释当今收入不均的加剧，将当前的状况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压缩”联系起来，当时不平等状况大大下降。第二，“制度与规范说”有助于解释“美国例外”的情形：美国不平等加剧的幅度之大，在发达国家中独一无二。
“大压缩”本身，或更准确地说，“大压缩”的持续，很好地说明了，决定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是社会力量，而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如第3章中所探讨的，“婴儿潮”一代中产阶级美国人的成长环境并不是逐渐自发形成的，而是由“新政”的立法、工会活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资管制在很短的时间里构建的。但战争期间强加的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在战时经济管制结束后仍延续了数十年，这就持续有力地说明了，隐秘的市场力量对收入分配的决定性作用并不像经济学基本理论所教导的那么强。正如皮凯蒂与赛斯所说的：
战争期间工资差距的缩小可以用战时经济的工资管制来解释，但在工资管制废止之后，高薪人士的工资并未恢复以前的水平，这又如何解释呢？完全以技术变化来解释收入的平均化，与这条证据是存在矛盾的……我们认为，收入不均的这一模式或演化状况提供了进一步的间接证据，证明与收入不均有关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规范等非市场机制，也许影响了薪酬的确定。在解释这些“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规范”如何发挥影响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列维与彼得·特明是两位领头人。他们指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称之为《底特律条约》—这个名字是《福布斯》杂志起的，用以称呼1949年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与通用汽车达成的里程碑式的协议。根据该协议，通用汽车保证UAW成员的工资、医疗和退休福利与生产率同步增长，以此来换取工人的踏实工作。
列维与特明不仅用这个术语来指代汽车公司及其雇员之间的那项正式协议，而且借用它指代美国各行各业对该协议的效仿。其他工会以UAW设定的标准为基础提出其谈判要求，从而使包含工资与福利的一揽子协议流行开来，这些协议虽说一般没有华尔特·鲁瑟所赢得的协议那样优厚，但毕竟保证了工人分享改善的果实，甚至工会之外的工人也受到了强烈的影响，为了对抗工会活动带来的威胁，未建立工会的企业主会向其工人提供与工会成员大体相同的待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的特征是“模式工资”（pattern wages）—大工会与公司达成的工资安排为各行各业提供规范。
与此同时，强大的工会对管理层与股东的收入发挥了抑制作用。高管明白，为自己支付高昂的薪水就相当于在招惹工人的麻烦，利润丰厚却不涨薪资的公司则会将劳资关系带入险境。
联邦政府也是《底特律条约》的非正式一方：它以多种方式实施干预，支持工人的谈判立场，发现公司高层收获过度就加以抑制。20世纪60年代工人的生产效率比现在低很多，但依据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最低工资却要高得多。当局对劳工法给出有利于工会的解释，被视为有违规行为的大公司及高管还常常受到直接的政治压力。肯尼迪就曾要求一家钢铁公司取消一次提价举动，而该公司刚刚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温和的工资安排。
比较一下今昔的两个标志性公司，就知道《底特律条约》规范的劳工关系与当今有多大的差异。
在战后繁荣期的最后几年，除了受管制的电话垄断公司外，通用汽车是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其CEO也相应跻身美国薪酬最高的管理者之列：查尔斯·约翰逊在1969年的工资为79.5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30万美元，而这个薪水激起了相当多的议论。通用汽车的普通员工也收入颇丰，1969年汽车行业生产工人的平均年收入约为9 0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万多美元。通用汽车的工人也有极佳的医疗与退休福利，在世人心目中安居中产阶级之列。
沃尔玛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公司，拥有80万雇员。2005年其董事长李·斯科特的薪水接近2 300万美元。约翰逊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薪水不到斯科特的1/5，但斯科特先生的报酬只激发了很少的议论，因为这对于当今的大公司CEO而言稀松平常。但沃尔玛工人得到的工资却引起了关注，因为即便依照现今的标准那也算是低工资。沃尔玛非管理员工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8万美元。35年前通用汽车工人的工资，依照通货膨胀调整后，尚是这一数字的2倍多。沃尔玛还有两个声名狼藉的地方：一是其员工中有医疗福利者的比例很低；二是对于如此稀缺的福利，沃尔玛还很吝啬。
皮凯蒂与赛斯、列维与特明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经济学家认为，当年的通用汽车与现在的沃尔玛之间的区别代表了美国经济的一般性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及其后，《底特律条约》被废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抑制不平等的制度与规范消失，不平等恢复到“镀金年代”的高水平。换言之，70年代以来收入的大分化基本上是反向的“大压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限制不平等的制度和规范得到建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制度与规范遭到破坏，导致不平等的加剧。“制度与规范说”可以连贯地解释中产阶级美国的兴起与衰落。
“制度与规范说”还可以正确预测各国不平等状况变化趋势的差异。不要忘记，科技变化与全球化的力量影响了所有发达国家：欧洲应用信息科技的速度几乎与我们相同，欧洲的廉价服装产自中国的比例与美国不相上下。如果科技与全球化是不平等加剧的驱动力，欧洲就应该经历与美国一般无二的不平等加剧。但从制度与规范的角度看，各发达国家大相径庭。例如，在欧洲，工会依然强劲，谴责过高薪酬、强调工人权利的旧规范并未消失。所以，如果问题的关键是制度，美国不平等的加剧就应是独特的，不同于欧洲的。
根据这样的比较，“制度与规范说”胜出：美国是独一无二的。最清晰的证据是所得税资料，通过它可以比较各国经济精英所占收入比例的增长速度。这些资料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一场“大压缩”，贫富不均大大缓解。在美国，这一均衡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逆转，而“大压缩”的效果现在已被彻底清除。加拿大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也有一段保守派主宰的时期，这两国都有贫富不均回潮的趋势，但其规模更为有限；而日本和法国自1980年以来，收入不均状况几乎毫无变化。
家庭收入调查也提供了一些信息，不过其清晰性与连贯性较差。虽说由此得来的图景模糊一些，但美国与英国仍是仅有的两个不平等急速加剧的国家，英国的程度相对较轻，而其余发达国家或是有轻微的加剧，或是根本没有变化。
简言之，根据间接证据判断，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美国不平等加剧的主要源头是制度与规范，而非科技或全球化。制度变化的明显例子是美国工会运动的倾覆，但我所谈论的规范变化指的是什么呢？
规范与不平等：CEO的离谱高薪
当经济学家谈论规范的变化如何导致不平等加剧时，他们脑中浮现的往往是个具体的范例：管理层收入的离谱增长。虽说大公司高管并非不平等加剧唯一的大受益者，但他们常在公众视野中出现，因而成为反映美国经济整体状况的清晰例证。
根据美联储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102家大公司（1940~1990年销售量曾列入前50名的公司）高管的平均收入以今天的美元价值折算，相当于120万美元。这当然不是一笔只够打发穷人的钱，但它只比20世纪30年代CEO的收入高一点儿，而且仅仅是当时整个美国经济体中普通全职工人工资的40倍。在21世纪初，CEO的年薪平均超过900万美元，是普通工人工资的367倍。其他高管的薪酬也大增，只是幅度不如CEO而已：大公司中位列CEO之下的两位高管，在70年代的薪水是普通工人的31倍，而在21世纪初则为169倍。
为理解这种异常的变化，让我们从高管收入决定因素的理想化模型入手。假设每家公司的盈利状况取决于其CEO的素质，而且公司越大，CEO对利润的影响就越大。同时假设CEO候选人的素质是一望可知的：每个人都知道谁是美国排名第100位的管理者、谁是第99位，如此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争夺管理者的竞争，最终使最好的管理者入主最大的公司，使之才尽其用。这一竞争的结果就是，每个管理者的薪酬都将反映其素质。
这一理论的直接蕴意是，在最高层，对管理者素质认定的微小差异，也会转化为薪水的巨大区别。其原因是竞争：对一家巨型公司而言，拥有排名第10位的管理者与第11位的管理者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就是每年数千万美元的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一理想化的模式暗示，高管的收入是符合其贡献的。而这一理想化的模式还认为，如果今天高管的薪酬远高于一代人时间之前的水平，那一定是出于特定的原因，诸如更激烈的竞争、更高的股价等，用最佳人选来管理公司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了。
但是，我们一旦不再拘泥于这一理论的理想化前提，便能轻易地明白与上述理论所隐含的情况不同，管理者的薪酬与基本的供需力量的联系远没有那么紧密，而是大大受制于社会规范与政治权力的变化。
首先，管理者的素质与这种素质的重要程度都无法明确计量。评估公司领导人的生产效率和计算一个工人一小时垒多少块砖不是一回事，就算考察一家公司的盈利状况，也不足以对该公司高管进行可靠的评估，因为决定利润的许多因素是高管无法控制的。而且长期以来，盈利也许只是旁观者眼中的印象：世人曾大多视安然为一个功业非凡的公司；在房地产泡沫持续膨胀期间，豪宅领域的王牌建筑商Toll Brothers似乎也是个非常成功的公司。因此，确定高管薪水的问题带有强烈的主观性，甚至从众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公司没觉得拥有一位著名的、有魅力的领导人有多重要：CEO很少登上商业杂志的封面，而公司喜欢从内部拔擢人才，并强调其注重团队合作的品质。相反，在80年代及其后，CEO变成了摇滚明星，与其公司互为表里。公司董事会不像过去那样拣选可靠的内部人士来管理公司，这样做真的更明智吗？抑或是说董事会不过是受惑于名人文化而已？
其次，就算公司董事会对管理者的素质以及这一素质对盈利状况的重要性有正确的判断，他们最终支付给高管的实际薪酬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公司的做法。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公司界，那些被视为超级管理明星的人很少得到令人咋舌的薪酬。事实上，当时的公司倾向于认为，高管薪酬过高可能会影响团队的士气或是引发劳资纠纷。在这样的氛围中，就算公司董事会确实认定雇用明星经理人是正确的做法，它也无须以畸高的薪水来吸引那些名人。但今天，管理层薪酬动辄高达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美元，而且现在就算公司董事会并不痴迷于明星管理层的想法，他们最终也会支付高额的薪酬，一是要以此来吸引他们觉得合适的管理者，二是因为公司若不对其CEO慷慨酬劳，就会引发金融市场的疑虑。
最后，就算存在一个对公司管理人才的需求市场，买家到底又是谁呢？谁来决定一位CEO的优劣？为了防止另一家公司猎取自家CEO的企业管理技能，又应该由谁来决定支付这位CEO多少薪水呢？回答显然是，公司董事会聘用薪酬专家来评定CEO的身价，可董事大体是CEO挑选的，薪酬专家几乎总是CEO选定的。也许可以说，这样的情况倾向于高估高管的个人素质，并高估这种个人素质对公司盈亏状况的影响。
这一切都说明，高层收入（包括高管以及类似的其他超高收入者的工资）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态度、政治背景等“软”因素。2004年《不看业绩付薪水》（Pay Without Performance）一书的作者卢西恩·别布丘克（Lucian Bebchuk）和杰西·弗里德（Jesse Fried），也许是最强烈地表达了这一见解的两个人。别布丘克与弗里德认为，高管其实是在为自己制定工资，其工资和管理者的素质与人才市场均毫无实际关系。他们指出，限制高管收入的唯一因素是“愤慨约束”，即人们会担心，过高的高管薪酬将在一向沉默的股东、工人、政治家或公众中造成反弹。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就可将高层收入的飙升视为一种社会与经济现象，而不是只局限于经济：高层收入飞升不是因为对人才的需求增加，而是因为各种因素使愤慨之声沉寂。新闻机构不再谴责收入过高的管理者，而是赞颂其商业天分；政治家不再引导公众对公司界的肥佬做平民主义的痛斥，而是曲意逢迎提供竞选捐款的人；工会曾走上街头抗议高额的管理层奖金，但其势力已在工会残破的年月里一蹶不振。
此外，由于最高边际税率已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70%降到了现在的35%，高管就有了更大的动力来利用其职位谋利：他已能将多得多的超额薪水保留下来。这就造成在收入最高的人中间，收入不均也激烈加剧。
上层收入的上升主要反映了社会与政治变化，而非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一看法让一些人惊呼难以置信，它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相差实在太大了。但这一观点却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支持者：在现代主管薪酬模式最坚定的辩护者中，就有一些人表达了几乎相同的看法。
在谈论那些辩护者之前，让我先来展示他们的一些话，这些话来自于某位曾听过其言谈的人。在电影《华尔街》中，戈登·科克对Teldar Paper的股东发表了一段有名的演讲，其部分内容如下：
眼下，在自由市场的时代，当我国是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时，存在一种对股东的责任。卡内基家族、梅隆家族以及那些构建这个伟大工业帝国的人，确立了这一责任，因为那关乎他们的金钱。现如今，管理层在公司中毫无利益……女士们先生们，我的主旨是说，贪婪（我找不到更好的词了）就是好的，贪婪就是对的，贪婪真是呱呱叫！今天看这部电影的人也许不会意识到，奥利弗·斯通借戈登·科克之口所说的话，几乎是直接援引当时研究高管薪酬的权威理论家的论述。1990年，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詹森与罗切斯特大学的凯文·墨菲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文章，总结了他们对高管薪酬的看法，这些看法当时已经很有影响了。他们宣称，美国商业界的麻烦在于“高管的报酬与业绩几乎毫无关系。美国公司给最重要领导者提供的待遇就像对待官僚。既然这样，如此之多的CEO像官僚一样行事，而不是成为那种追求价值最大化、能帮助公司巩固国际市场地位的企业家，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也就是说，贪婪是好的。
那么当时公司为何不将报酬与业绩挂钩呢？因为有社会与政治上的压力：
董事会为何不将收入与业绩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评论者提出了许多种解释，但我们所看到的分析几乎都忽视了一个强大的因素—高管薪酬公开所导致的成本。有了政府的披露规则，高管收入必然会一直是个充满争议的引人注目的话题。披露的好处显而易见：披露可以防止经理与“被俘获”的董事沆瀣一气，“大肆掠夺”。但对于披露的成本，人们就没有那么多了解了，而其成本也许远高于好处。管理劳动合同并不是雇主与雇员间的私事。在订约过程中，一些第三方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一些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公司内外运作，影响管理层的薪酬。而且，握有薪酬决定权的并不是股东，而通常是由外部董事组成的薪酬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股东选出来的，却并不完全遵行他们的旨意。如果外部董事别有一套为其特殊利益服务的方案，公开披露“老板挣多少”会成为他们的武器。一旦工资问题引发群情激奋，薪酬委员会通常的反应是或明或暗地限制CEO的薪酬。换言之，詹森与墨菲认为，表现为“愤慨约束”的社会规范在压低高管的收入，而在他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高管收入依当今的标准来看仍然较低。显然他们将之视为坏事，而非好事。他们给“被俘获的”、“大肆掠夺”加上引号，把对高管监守自盗的担忧视为杞人忧天。但他们默认的影响主管薪酬变化的因素，与批评高薪酬的人认为的并无二致。他们指出，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虽然公司规模大增，但高管的实际薪酬反而下降了。他们断言，其原因就是公众压力。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是社会与政治考虑而非纯粹的经济力量导致劳工与老板的收入差距在战后急剧缩小。
现在如有人认为高额薪酬是一种有益体系的组成部分，可以激励高管尽职尽责，那就相当于拿别人的痛苦开玩笑。《财富》杂志2001年的一篇文章《CEO收入大掠夺》就一针见血地嘲讽：“你也许觉得事情会是这样，股价停滞不前，所以不应奖赏CEO。但实情却刚好相反，股价停滞不前，所以我们要另找一些理由来奖赏CEO。”该文还引述了詹森的话，他多少有些悔意：“基本上我一直在担心这些家伙得到的报酬不够，但现在就连我也困惑了。”但无所谓：倡导贪婪的信条在大行其道，推动社会与政治规范的变化。在一代人之前会成为头版新闻、点燃人们怒火的高薪，现在几乎无人在意。
意料之中的是，在未经历类似规范与制度变化的欧洲国家，高管薪酬远远落在后面。英国BP公司CEO的工资不到雪佛兰CEO的一半，而雪佛兰的规模只有BP的一半，只因雪佛兰设在美国。正如一位欧洲薪酬顾问所说的：“羞耻因素在美国不起作用。在欧洲，对社会影响的担心更多。”
公允地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飙升的经济精英并不只有CEO。长期以来，有一些经济学家称，一些特定的科技变化，例如大众传媒的兴起，可能使表面上资历相同的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薪资差距。大众传媒的兴起也许的确可以解释各种各样的名人为何比过去收入大增。也可以论证说，科技或许有助于以一种模糊的方式解释，律师与其他专业人士之间的收入差距为何拉大了：也许传真机与互联网使那些“能人”承担了更多需要过人本领的工作，而才干较低的专业人士只有去做重复性的苦活。尽管如此，CEO薪资的例子还是表明，制度与规范的变化会导致不平等的加剧，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跨国比较显示，制度而非科技才是过去30年变化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