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衰败的根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规范与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其变化方式容许甚至刺激不平等的加剧。但是规范与制度的变化源自何处呢？答案似乎是政治。
以工会的命运为例。工会曾是平抑收入不均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能直接提高其成员的工资，并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模式的工资安排反映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这种安排一直使低薪工人的工资增长更多。工会的衰落结束了这种平抑效果，而工会为何衰落？
常见的回答是，工会衰落是劳动力结构变化的结果。这一观点认为，制造业曾是美国经济的主宰，而最强大的工会也出现在制造业，比如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与钢铁工人工会。现在的美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一是因为科技变化，二是因为我们在进口大量的制造品。所以，工会衰落的原因一定是去工业化。
但事实证明，原因并非如此。制造业的重要性是下降了，但工会成员减少的主因是制造业内部工人参与率的剧降，从1973年的39%下降到2005年的13%，而且并没有什么经济法则规定缔结工会仅局限于制造业。相反，与制造业公司相比，像沃尔玛这样不受外来竞争影响的公司会成为缔结工会的更好对象。想想看，这将如何改变美国经济的面貌：如果沃尔玛的雇员组成工会，可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福利，零售价会有轻微上升，但这个零售业巨头不会破产，而且会有几十万人步入美国中产阶级之列。如果能设想一下这样的事情扩展到其他零售业大公司，最好是整个零售业之中，那么你就能多少理解罗斯福任内的“大压缩”是如何发生的了。
那么沃尔玛为何未建工会呢？宽泛地说，工会运动为何在制造业中失利，而又未能在兴起的服务业中赢得会员呢？答案简单却残酷：20世纪60年代似乎与工会运动达成了和解的商业利益集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工会发动反击。我们并不是在谈论温文尔雅的劝服，而是真刀真枪的手段，例如，试图组织或支持工会活动的工人就常常遭到非法解雇。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投票支持工会的工人中，至少有1/20遭到非法解雇，一些估计甚至认为是1/8。
美国工会运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崩溃，并不见于任何别的西方国家。表7–1展示了美国与加拿大的鲜明反差。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劳动力的工会参与率仅比加拿大高一点儿，甚至相当。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工会几乎被踢出了私人领域，而加拿大的工会运动仍基本毫发无伤。差别显然在于政治：美国的政治气氛变得不利于工会，而加拿大则没有。
我在第6章叙述过，反工会主义是戈德华特得势的核心原因，对工会的抵制则是保守主义运动的商业根基得以巩固的关键。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拥有了足够的政治势力，遂使商业界有了与工会对决的勇气。
表7–1薪资工人参加工会的百分比 （%）
美国
加拿大
1960年
30.4
32.3
1999年
13.5
32.6
资料来源：David Card, Thomas Lemieux与W. Craig Riddell,Unionization and Wage Inequality: A Comparitive Study of the U.S., the U.K., and Canada(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9473, Jan. 2003).
里根当政后，反工会运动有了最高层的政治支持，得到了援助与鼓动。里根对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的镇压是对各行各业的工会发出全面进攻的信号。工会曾是抑制贫富不均的强大力量，从最宽泛的意义而言，工会的败退是政治性的。那是一场在政府内部以及整个美国社会动用权力的演习。
因此，要了解“大分化”，我们就需要了解，保守主义运动何以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如此强大的因素。
[4]1965年对移民法的修订使家庭重聚成为移民政策的核心目标，其工作重点不再是限制移民，而主要是涉及西欧。但研究墨西哥移民的经济学家发现，即便在1965年之前，壁垒也是比较少的。
08 政治大阴谋
党派分裂
共和党的激进化
大阴谋
金钱收买了政党
从1994年到克林顿卸任，整整六年时间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与身为民主党的总统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权力斗争。现在人们大多记得1998年上演的弹劾事件，但1995年的政府瘫痪事件关系国家大事而非个人举止，其意义更深。那是不同的政府观念与社会理想之间的一场公开较量。
此事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试图强行通过一项方案，该方案将大大削减联邦医疗保险的资金，并且同样重要的是，它将对健康老人采取一项激励措施，鼓动其退出联邦医疗保险，这不仅将破坏该制度的普遍性，还会动摇其资金基础。其实金里奇是想要将联邦医疗保险缓缓扼杀。
金里奇掌握的票数足以使国会通过他的方案，但他没有足够的票数来推翻总统的否决权。于是他拒绝给予联邦政府所赖以运转的资金，希望以此迫使克林顿就范。
当然，联邦政府的瘫痪并不是指所有联邦政府的办公室都真的关门上锁了。约一半的联邦职员仍留在岗位上，最重要的服务运转如常。但此事的粗鲁仍令人吃惊：为了推倒美国福利国家的一根支柱，共和党人不惜冒使政府失灵、脱轨的风险，与之拼死相抗。
结果是，金里奇不仅误判了克林顿，而且误判了选民。克林顿寸步不让。公众把僵局归咎于金里奇，而非克林顿政府，于是共和党人最终退却。所以，将三年后克林顿的弹劾案理解为金里奇的报复举动是最为妥当的，否则就会显得很怪异。1995年的瘫痪事件证明美国政治的党派对立已是何等严重，而且与克林顿的弹劾案不同，从1995年的对抗中可以看出，两党争夺的到底是什么。
许多政界与媒体界人物都染上了一种病，一些自由派称之为“布劳德主义”（Broderism），这种病使他们哀叹两党合作时代的逝去，但其口气又像是说，当前的政治家之所以不能和睦相处，乃是因为某些神秘的性格缺陷。毫无疑问，美国政界的一些头面人物有严重的性格缺陷：克林顿有他的问题，但金里奇一面谴责克林顿的背德行为，一面继续维持与一位下属的暧昧关系，像这样既夸夸其谈又惺惺作态的人在政客中也属罕见。政治变得这般刀枪相见、倾轧不绝，原因不在个性，而在政策。
两党共治的融洽时代并不反映上一代政治家谦恭温良的性格，相反，它反映了在一个两党对基本问题分歧不大的时代，政治冲突所具有的柔和性质。1948年选举后，共和党认定“新政”的成就不可逆转，也就放弃了逆转的打算，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实现了一场革命的民主党则安心地推行一场渐进式的改革。其结果是党派纷争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沉寂。那个时代结束后，针锋相对的党派倾轧重新抬头，当时共和党也再度转变思路。现在两党间的恨意之所以如此深重，其原因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共和党恢复了原形。反对向富人征税，反对给予穷人与中产阶级福利，并甘愿付出一切代价推进这项计划，再度成为共和党的核心特征。
理解了党派分裂的性质，并不等于理解了党派分裂的原因。事实上，共和党的大步右转，令人产生两个深深的困惑：第一，在那个时代，贫富不均在快速加剧，而对富人征税以便为中下阶层提供福利的做法本应更得人心，而不是失人心，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两大政党之一何以能发动一场意在瓦解福利国家的讨伐运动呢？第二，共和党的经济方案是反平民主义的，它为何反而能赢得如此之多的选举？
在本章中，我将努力解答第一个困惑，第二个困惑留待下章探讨。但在此之前，先让我谈谈人们通常会提的一个反对意见。那种说法就是，不管两党嘴上说什么，其行事总是大同小异。
党派分裂
2000年竞选期间，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嘲笑说，两大党的政客都是“民主共和党人”，不分彼此，都是金钱利益集团的代表。但即便在那次选举中，当小布什设法让媒体把他描述成一位温和人物时，美国人大都不予认同，从这一点来看，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两党的确是差别很大的。不过，公众对两党的印象，不一定就很好地反映了他们实际的做法。两党果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
纳德最早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两党的确如他所言，区别不大。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两党也在许多方面界线模糊：肯尼迪减税，尼克松增税，在重大立法的表决中，常常有来自双方的、明显跨越党派界线的投票。例如，建立联邦医疗保险与公共医疗补助制度的“1965年法案”就得到了共和党的重要支持，而有相当大的抵制来自民主党。在参议院的终局投票中，70名共和党人投“是”，而47名民主党人投“否”。但那是个不同的政治时代。
要明白变化有多大，且看党派差异的一个易于衡量的表征：税收政策，尤其是对富人的税收政策。里根、克林顿与小布什均以税收政策的重大调整开始各自的任期。里根与布什给富人减税，克林顿则对其增税。
具体而言，里根上任之初即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税率，以及公司所得税的实际税率。这两项措施均带给高收入家庭超乎寻常的巨大好处，因为他们的所得税起始税率要高得多，也是股票的主要拥有者，而公司税的下调有利于股价上涨。克林顿则提高了最富人群的所得税税率，又取消了联邦医疗保险工薪税的上限。这一举措主要打击的是精英群体，他们正是里根减税的首要受益者。小布什于2001年和2003年两度减税。2003年伊拉克战争出现了短暂的胜利幻象，小布什便加以利用，使减税方案获得通过。第一次减税大大降低了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并逐步取消了仅由富人承担的房地产遗产税，第二次则削减了股息税与资本增值税，也主要让收入最高的美国人获益。
表8–1显示了特定年份里最富的1%人口（目前相当于年收入约42.5万美元以上的人）支付的实际税率，即其纳税占其收入的百分比。不出所料，富人在里根与小布什任期内获利巨大，而在克林顿任期内损失惨重（在里根与克林顿执政期间，税收政策最初的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有所逆转，因为这两位总统都被迫应付反对党控制的国会，但基本论点依然成立）。
表8–1对1%最富者征收的平均联邦税税率 （%）
1980年
34.6
1982年
27.7
1992年
30.6
1994年
35.8
2000年
33.0
2004年
31.1
资料来源：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Historical Federal Effective Tax Rates”,
这些税收政策变化的投票表决大都反映了大致的党派界线。1993年克林顿与戈尔的增税方案获众议院通过时，共和党无人支持；2003年布什的减税方案获参议院通过时，只有1名共和党人投票反对、7名民主党人支持。2005年的《维护美国安全的汽油法案》基本上是对石油公司的一系列税收优惠，该法案仅以一票多数获得通过，而只有13名共和党人投否决票，民主党无人支持。
开支问题上的投票记录也许没有如此一目了然，但其原因不过是两党推行各自开支方案的能力较弱。
里根起先试图大大削减社会保障开支，但因议员与公众群起反对而作罢。不过，里根的确设法通过了一些新法规，削减了救济食品券福利、“残障儿童家庭补助”与失业保险。克林顿曾试图推行某种形式的全民医疗保险，虽引起很大关注，最终却彻底失败。不过在他主持下，工作所得税抵免有大幅的增加，这提高了低薪工人的收入。
共和党人在1994年的选举中夺得国会控制权，然后他们就试图破坏联邦医疗保险的资金基础—此事前文有述。他们失败了，而小布什反而促成了联邦医疗保险的大幅扩张，将其覆盖面拓展到了处方药。但这明显是种政治烟幕弹，并且新方案的设计有利于医药公司利益集团。布什的《联邦医疗保险法案》给予“联邦医疗保险报销”方案高额补贴，而该方案的实施是靠私营的中间人来代缴税款，这样，小布什的法案就朝金里奇将联邦医疗保险私有化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2005年，小布什试图将社会保障部分私有化，并削减已承诺的未来福利。他的计划一旦实施，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在几十年内消亡。但与里根缩减社会保障的计划一样，小布什的企图也很快失败了。
所以，两党的区别并非幻象。共和党人对富人减税，并试图削减政府福利、破坏福利国家；民主党人对富人征税，并试图扩大政府福利、强化福利国家。
而公众也已察觉到这一变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认为两党有明显差别的选民与否认的选民大体相当。但到2004年，76%的美国人觉得两党有明显差别，而1972年仅有46%。
共和党的激进化
总统宣布：“美国实施全面医疗保险的时机已到。让我们马上行动起来，保障所有美国人都有财力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是比尔·克林顿在说话吗？不，是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1974年提议的“全面医疗保险方案”，与今天约翰·爱德华兹等自由派民主党人提出的方案十分相似。但这个法案寿命不长，因为尼克松很快就受困于“水门”事件。
现代的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有时说，尼克松的治国风格犹如自由派，语气中充满不屑。不错，就经济与环境政策而言，至少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的确如此。除提议全民医疗保险之外，尼克松还力促建立有保障的最低收入制。在税收方面，尼克松于1969年促成了一次增税，包括建立矫正性最低税制，以打击那些借财务手段避税的美国富人。同时，他又通过了《清洁空气法》，并向国会提议了数十项环保措施。环保署的一些资深人士对我说，尼克松时期是个黄金时代。
简而言之，尼克松是个过渡性人物。虽然他也使用了很多保守主义运动惯用的政治手段，但他是个务实派，不像许多共和党人是意识形态理论家。尼克松下台之后，共和党的特征迅速变化。1984年，《华盛顿邮报》的托马斯·埃德萨尔（Thomas Edsall）发表《新不平等政治》一文，对美国政界已在发生的变化进行了十分深刻、有先见之明的分析。他分析的核心问题便是共和党的蜕变与激进化，在他看来这一变化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公司游说团体；尊奉一系列保守派社会与文化价值观的右翼意识形态组织；“阳光地带”的企业利益集团，尤其是独立的石油公司；一些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或“冷战”知识分子，在防务与对外政策上立场强硬，有的虽名义上属于民主党，其实却为共和党的政治与政策提供支持；鼓吹激烈变革税制、将税收优惠向公司与富人倾斜的经济学家—上述旧日里相互敌视、猜忌的群体一致发现可以将共和党视为共同阵地来组建一个联盟。换言之，保守主义运动已接管了共和党。
里根是第一个当上总统的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在里根的心腹幕僚中，曾经被艾森豪威尔所说的“一小撮人”持有的观点成为主流意识。里根的预算主管戴维·斯托克曼认为，社会保障是一种“密室社会主义”（closet socialism）；一些相信减税能增加财政收入的供应学派信徒，在财政部与其他政府部门中占据要职。里根还竭尽所能地逆转尼克松的环保成就，大幅削减环保署的预算，破坏其执行活动。他的首任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是个狂热的反环保分子，与宗教右派过从甚密，正是那些人把用于采煤业的公用地面积增加了4倍。瓦特曾得意地说，他手下有“一个黑人、一个女人、两个犹太人和一个瘸子”，并为此声名狼藉，被迫辞职。
不过，里根在强行实施保守主义运动的方案时，还是受到政治现实的牵制。在他的整个任期内，众议院均为民主党人控制。尽管在他任期的最后两年，共和党人占据着参议院的多数，但许多共和党参议员仍是艾森豪威尔式的温和派。这样的政治现实迫使里根收敛他的政策。例如，虽然他的心腹幕僚想大幅削减社会保障福利，但他最终不得不以一次增税来维持社会保障计划的资金。
但在里根之后，共和党就彻底激进化了。看看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的2004年纲领，那才真的是揭示了这些人士的真实想法。全国性纲领至少还要保持一副温和的外表，但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才算实打实的共和党人。该纲领呼吁撤除一系列联邦机构：“包括（并不限于）烟酒枪械管理局、卫生总署、环保署、能源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教育部、商务部、劳工部。”该纲领还呼吁将社会保障体制私有化，取消最低工资。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其实是想将“新政”全盘撤销。
事实上，保守主义运动分子还有更大的图谋。他们发起一场取消遗产税的运动，就反映了这样的心思。房地产遗产税是种古老的制度，其现代形式始于1916年。它是累进性最高的联邦税，也就是说，是最让富人承担过度税负的税种。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小布什减税之前，在死去的人中，只有2%拥有大到需要缴税的地产。从收入的角度看，房地产遗产税的将近2/3是由1%最富的人支付的，而其96%是由最富的10%支付的。
由于只有一小群选民支付房地产遗产税，而该税帮助维持的政府项目却使许多选民受益，读者想必认为，任何想要取悦中间选民或代表性选民的政党，都会倾向于对房地产遗产税维持原状。事实上这也是共和党延续70年的做法：在近年来的举动之前，共和党上一次严肃地试图取消房地产遗产税，还是1925~1926年的事情，不过那次努力失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连一些共和党人也反对取消。在20世纪90年代，共和党再次把取消房地产遗产税树立为要务之一。在2001年小布什的减税措施中，也有一项逐步废除房地产遗产税的计划，即逐步降低税率、减免税收的做法，最终在2010年完全取消该税。换言之，在对富人减税一事上，今天的共和党甘愿比20世纪20年代“长镀金年代”晚期的共和党走得更远。
一些保守主义运动分子直言不讳：他们就是要让时光倒流。人称减税运动“陆军元帅”的反税鼓动家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就有如下的名言：“我的目标就是在25年里把政府切掉一半，使它变小，这样我们就能把它淹死在浴缸里。”不过，与这句最有名的话相比，他的另一句话揭示了更多的东西：他想把美国带回到“麦金利时代—保护主义除外”，回到“社会主义者夺权，即西奥多·罗斯福上台前的美国，所得税、遗产税、管制，这一切统统取消”。
所以说，现代共和党已经落入激进分子的手中，这些人想回到20世纪之前。民主党并未发生如此严重的激进化，因而右翼接管共和党是当前党派严峻对立的主因。但仍有一个疑问：保守主义运动分子究竟如何夺取并巩固了美国两大政党之一的控制权？
大阴谋
保守主义运动牢牢把持共和党的本质，可以一言蔽之：弗吉尼亚有个右翼的大阴谋。也就是说，有一组环环相扣的机构，其最高指挥者是一小群人，他们奖赏忠诚人士，惩罚异议分子。这些机构向顺服的政客提供胜选所需的资源。他们若是失败，还可得到避风港，而在离职之后，还有收入丰厚的工作机会。他们确保遵行党派路线的政客得到正面的新闻报道，并骚扰、毁谤反对者。他们还维持一支党派知识分子与活动者的大军，随时可以投入使用。
右翼智库虽远非“大阴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它们也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窗口，使我们得以窥视这一阴谋的运作。以下便是现代智库生活的一些场景。
例一，保守派经济学家、里根政府老臣布鲁斯·巴特利特（Bruce Bartlett）在全国计划分析中心（NCPA）工作。该智库的特长是鼓吹私有化，为其提供资金支持的有12家基金会，包括城堡石（Castle Rock）、埃尔哈特（Earhart）、JM、科克、布拉德利（Bradley）、斯凯夫与奥林（Olin）等。巴特利特对小布什的政策感到心灰意冷，遂写了《冒牌者》（Impostor）一书，指责小布什是个冒牌的保守派。他很快就被解雇，失去了在该智库中的职位。
例二，强硬的保守派、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里克·桑托伦（Rick Santorum）。在宾夕法尼亚州这个相对温和的州，他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被扫地出门，不过很快就有了新工作，出任道德与公共政策中心（EPPC）“美国之敌”项目的主任。该组织自称其使命是“阐明并强化犹太教与基督教道德传统之间的纽带，以及有关内外政策议题的公共辩论”。EPPC得到八家基金会的捐款支持：城堡石、埃尔哈特、科克、布拉德利、史密斯·理查森、奥林以及斯凯夫旗下的基金会。
例三，美国公共政策研究中心（NCPPR）是个致力于“为当今的公共政策问题提供自由市场解决方案”的智库—近年来这一活动主要是质疑全球变暖。NCPPR在2004年上了新闻，当时有人发现它帮助共和党说客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洗钱：NCPPR向一个虚假的直邮公司汇了100万美元，该公司和阿布拉莫夫是同一个地址。为什么是NCPPR呢？从1982年成立时起，NCPPR的主任一直是艾米·莫里茨·赖德诺尔（Amy Moritz Ridenour）。1981年阿布拉莫夫当选“大学共和党人”主席时，赖德诺尔是他的伙伴。赖德诺尔的丈夫也领取薪水，两人都拿六位数的工资。NCPPR得到城堡石、埃尔哈特、斯凯夫、布拉德利与奥林的资助。
像右翼智库这样的光景，在左派中是绝对没有的。《华盛顿邮报》有个固定栏目“智库城”，该栏目“发表十一家杰出智库提交的专栏文章”。有幸入选的十一家智库中，有五家是保守主义运动组织：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卡托研究所、遗产基金会、曼哈顿研究所、哈德逊研究所。只有美国发展中心（CAP）一家可视为真正的进步组织，而且是在2003年才创建的。其他一些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虽常被称为“自由派”，其实大体是中间派组织，没有固定的政策路线。除美国发展中心外，还有一些进步主义智库是政策辩论中的重要角色，如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经济政策研究所等。但按财力与人力比较，这些组织是小鱼，保守主义运动的智库是巨鲸。
20世纪7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运动智库的勃兴意味着，从属于该运动的知识分子现在只需奉扬一定的观点，就可以过得很不错了。这是有代价的，正如巴特利特发现的，他们想要的是忠心的僚属，而不是独立的思想家，但许多人觉得这是笔划算的买卖。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智库是由富裕家族组建的一小群基金会凭空召唤出来的。较大的基金会，尤其是遗产基金会与美国企业研究所，也得到了公司的大笔资助。
新闻界也有类似于保守主义智库网络的东西。和保守主义运动的智库一样，《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公共利益》、《美国旁观者》等刊物也是在右翼基金会的大力扶助下创办的—基本上就是那些扶植智库的基金会。还有一些支持保守主义运动的报纸：《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长期以来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被文鲜明（Sun Myung Moon）的“统一教”所控制的《华盛顿时报》，事实上已成为小布什政府的传声筒。当然还有《福克斯新闻》，其口号“公允平衡”颇有一丝奥威尔小说的意味。
最后，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有游说者与政客结成的纽带。表面上多种多样的公司游说团体，就像表面上多种多样的保守主义智库一样，掩盖了该运动的集权本质。在里克·桑托伦参议员于2006年竞选失败、被迫另谋一份迎战“美国之敌”的新职位之前，每周二都会和20多名顶级游说者开会。尼古拉斯·孔费索雷（Nicholas Confessore）在2003年如此描述这些会议：
参会的游说者每周传阅一份空缺的职位表，然后讨论支持哪些人。桑托伦的职责是确保每份工作都给忠诚的共和党人，例如一位参议员的幕僚长、一位白宫高级顾问，或已证明忠实可靠的另一位游说者。桑托伦选定一名候选人后，参会的游说者会确保别人知道谁是共和党领导层青睐的人。桑托伦的每周例会，以及众议院多数党党督罗伊·布伦特（Roy Blunt）主持的类似会议，都是“K街战略”登峰造极的形式。“K街战略”是诺奎斯特与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Tom DeLay）制订的一项计划，即将民主党人逐出游说团体，把这些职位授予忠诚的共和党人。这一战略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共和党得到公司捐款的大头，扼杀民主党的财源。他们还通过直接施压来促成这一目标。1995年迪莱汇编了一个单子，列出了400家最大的政治筹款委员会，以及其给予两党的资金数额与分配比例。然后迪莱把“不友好”的游说者叫到办公室，加以斥责。“你要想参与我们的革命，就得遵守我们的规则。”他对《华盛顿邮报》说。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夺取游说团体的控制权也有利于维持共和党的内部忠诚，因为这样就有了大量可施恩赏赐的职位，用以酬劳那些遵行党派路线的人，而这些职位可真是大肥缺。
保守主义运动的各种机制为共和党政治家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促使其采取严重偏右的立场。这不仅关系到竞选捐款，而且关系到个人的经济前景。公众强烈认为，联邦医疗保险机构应当利用其谈判力来压低药价，但2001~2004年的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主席、脱离民主党转投共和党的众议员比利·陶津（Billy Tauzin）却推动通过了一项联邦医疗保险法案，其中明文规定禁止协商价格。随后陶津就出任制药业最大游说团体的首脑，据传有七位数的薪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民看来，桑托伦明显右得太过火了，但在竞选失败后，他毫不费力地谋到了一份智库的亮丽职位，而罗德岛的温和派共和党人林肯·查菲虽在同一年失去参议院席位，却只能将就着在布朗大学教一年书。
林肯·查菲的败选让我想到保守主义运动机构对共和党的另一种控制术：他们不光支持听话的共和党政客，还惩罚那些不听话的。查菲在初选中遭遇了来自右翼的卑劣阻击。他的对手史蒂夫·拉菲（Steve Laffey）从“增长俱乐部”得到了1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支持，该组织的专长就是教训那些对减税不够热心的共和党人。2001年，时任该俱乐部主席的斯蒂文·穆尔（Stephen Moore）宣称：“我们希望被视为减税的执行员。”该俱乐部对于逼走查菲寄予厚望：两年之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初选中，“增长俱乐部”资助的一名候选人几乎击败了另一位相对温和的共和党人阿伦·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参议员。而这些阻击是有威慑力的，正如一位共和党议员在2001年说的：“看看共和党人统统投票支持布什的减税方案，你就会明白，他们是很小心谨慎的，他们可不想让史蒂夫·穆尔在自己的选区招募候选人。”
斯佩克特首次当选参议员是在1980年，这使他成为旧时代的遗物—那时共和党还是能给温和派留一席之地的。
但较年轻的共和党政治家基本上是在一个为保守主义运动所决定的政党中长大的。极右派早在1972年就接管了“大学共和党人”，而那年当选该组织主席的不是旁人，正是卡尔·罗夫。桑托伦、诺奎斯特、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与阿布拉莫夫也均是“大学共和党人”校友中的名人。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主宰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这意味着议员候选人是由他们招募的；势所必然的是，他们选的人都与自己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国会中仅存的一些共和党温和派，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在里根上台之前进入国会的，或者至少是在1994年的选举之前，那次选举锁定了金里奇这派共和党人的主宰地位。
最后一点，保守主义运动的机制确保共和党一以贯之地追求不变的目标，而民主党则绝无这样的连续性。吉米·卡特想制定一套国家能源政策，以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但最终只是想想而已；没有人觉得比尔·克林顿会捡起吉米·卡特撂下的挑子。罗纳德·里根想大幅削减社会保障福利却没有成功，保守主义运动仅视之为一场战术性挫折。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此文现在已很有名，卡托研究所与遗产基金会的分析员呼吁采取“列宁式战略”来破坏民众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主张“在政治上准备阵地，以使过去18个月里的惨败不再重演”。小布什将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的图谋依据的就是这项战略，而且除非保守主义运动最终像“新政”之前的保守主义那样被彻底击败，将来还会有更多这样的图谋。
金钱收买了政党
党派裂痕不断深化的机理很明显。针锋相对的党派对立之所以成为通常现象，是因为共和党人右转了。而共和党之所以右转，是因为它被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接管了。但终极的原因在哪里，这个问题仍未解决。讨厌税收的富裕家庭、痛恨监管的公司利益集团、认为福利国家非法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存在，不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群体处于边缘状态，被两党当成怪人对待。是什么把他们变成了足以改造美国政治的强大力量呢？
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如果他们还会费心去想自己为什么得势的话）视此为一个好理念战胜坏理念的故事。这个故事大致如下。“大萧条”和左派的宣传误使人们相信，需要有个大政府来保护自己，而大政府的机制后来就凭借自身的力量越来越巩固了。但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罗纳德·里根等勇士的教导之下，共和党人逐渐明白了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党派分歧之所以还存在，不过是因为一些人依然执迷不悟。
这样来叙述政治的变化，就像是一部英雄史诗，另一个极端的说法是，贫富不均的加剧是保守主义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有些机械论的味道，正如我在第1章中说明的，我是带着这样的观点动笔写本书的。这一观点的大意是：金钱能买到势力，而由于科技变化等加剧贫富不均的因素，最富的一小群美国人越来越富，最后甚至有了充足的金钱来收买一个政党。根据这一观点，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是贫富不均加剧的副产品。
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贫富不均的急速加剧改造了美国政治，显然要比将一切归因于几个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更说得过去。但所谓收入的日趋集中强化了经济精英的力量，并推动共和党的右转，这个假说会遭遇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时间。共和党开始剧烈右转的时候，还根本没有收入不平等拉大的迹象，那是后来的事情。里根获提名是在1980年，而在那一年，富人与普通美国人之间的差距根本没有超过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水平。国会中的政治变化始自1976年和1978年的选举。正如埃兹尔指出的，“年轻的、以意识形态为念的共和党参议员中的中坚分子”从1975年的4人增加到1979年的11人，众议院中也有相应的变化。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对“大学共和党人”的接管还要更早—卡尔·罗夫1972年就当选主席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关键机构也大体创立在同一时间。例如，遗产基金会成立于1971年。“商业圆桌会”组成于1972年—该机构将几个组织涣散的团体合并为一个强大的、奉行亲公司政见的游说集团，最终成为桑托伦“K街战略”的基础。之后不久，美国商会也再度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游说势力。
除此之外，还有我在第7章中列出的证据，即制度与规范的变化是不平等拉大的主要原因，而制度与规范的这些变化是因政治变化导致的。如此一来，认为贫富不均推动共和党右转的机械论观点就基本上说不过去了。也许随着收入的日益集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捐款者有能力为其看中的政客大把撒钱，随着这些人财力的日增，共和党的右转趋势得到了强化，但这一过程的推进必定还有别的原因。
在我看来，这些“别的原因”就是第6章和第7章所述的各种力量的集聚。简单复述一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者”，即聚集在《国家评论》杂志周围的一小群持精英统治论的人，通过与其他派别合并，发展成了一股实力不俗的运动。这些派别的人都对战后温和的、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美国感到不满。狂热的反共分子在保守主义运动中发现了志趣相投的盟友，他们抱有同样的担忧；一想到别人拿福利就愤愤不平的人发现，这个运动可以用体面的政治方式表达他们的怨恨；要应付工会而怒火腾腾的商人发现，这个运动可以把他们的愤怒转化为有影响力的政治行动。
这些力量聚合在一起足以让戈德华特获得提名，但提名之所以成功，不过是因变起突然，令共和党上层猝不及防而已，戈德华特也在竞选中遭遇惨败。但保守主义运动继续向前，并吸取教训。在里根教导下，该运动学会了如何用民粹主义的言辞来包装精英统治论的经济理念。尼克松虽不是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但他演示了如何利用美国的阴暗面—族群与社会怨恨、对国内外安全的忧虑，以及种族问题这个重中之重—来赢得选举。
最后这些因素至关重要。它们使极右的主张不再停留于无用的抗议，而是转变为制胜的战略，从而赢得了大笔的资金，并建立了保守主义运动的机制，即今天我们所知的“右翼大阴谋”。
不过，本章前文述及的第二个困惑又随之而来。收入不均的加剧本应让福利国家更受欢迎，在这个时候，那些鼓吹缩小福利国家、实施累退税制的人为何能赢得选举呢？这就是下一章的主题。
09 黑暗的选举
虚伪的政治
共和党胜利的秘密
邪恶帝国
宗教与道德对政治的影响
工人和移民对选举的影响
造假：黑暗的选举政治
美国走错了方向
选民并不只是基于自身利益投票—其实一位彻底自私的选民根本不会去投票，因为前往投票处的成本超过了单个人的投票对其自身福利可能产生的影响。一些人也许原则性地投票反对“大政府”，即便政府项目对他们来说或许利大于弊；还有一些人会支持慷慨的政府项目，虽说他们根本用不着。但我们仍会觉得，选民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自身利益。事实也的确如此：与身处收入分配顶端的1/3选民相比，底层的1/3选民明显更支持增加政府开支、政府工作计划，如此等等。因为“大政府”，即福利国家，有两种功用：第一，它是一种保障形式，保护人们免遭一些生活的风险，让他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不会在晚年忍饥挨饿，而且如果年龄超过65岁，就不用担心没钱动手术；第二，它大体上将收入向下层重新分配。
例如，可以想想联邦医疗保险的效果。联邦医疗保险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社会保险，它能让人安心—就算有些人支付到体系中的税收和保险费最后超过了自己获得的福利也会觉得安心。不少60岁左右的美国人会觉得，一定要努力坚持，活到能拿联邦医疗保险的年纪。他们勉为其难地支付高额的保险费，惶惶不安地过活，企盼不要生大病，直到最终迎来神奇的65岁生日。
但联邦医疗保险之所以广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它是一种再分配性的制度，可以拿少数富人的钱来接济大多数的穷人，虽说与让人安心的效果相比，这方面很少有人提及。医疗保险保障的福利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但支撑这一体系的税收（大体上与收入对应）却大多是由不到25%的人支付的。不要忘记，在收入方面，大多数美国人都低于平均线。所以，一项对每个人征税、又向每个人提供福利的政府举措，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肯定是划算的。
联邦医疗福利的再分配特征是福利国家的总体特点。公共医疗补助、救济食品券等要事先确证领取者财力的项目，明显将收入进行了再分配，但中产阶级福利也有这样的效果。收入底层的60%的美国人从社会保障中获得的利益，会大大超过其支付的联邦保险筹款税，而顶端20%的人的所得将不抵其支出。
似乎可以据此推测，随着收入不均的加剧，舆论会向左倾斜，也就是说，选民应当会更支持对富人征税、为普通人提供福利的项目。民意调查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就算在共和党极度右倾的时候，舆论调查反而显示公众态度稍微左倾。
反映美国舆论长期变化趋势的主要依据是美国国家选举研究的数据，该组织一直在民意调查中询问同样的问题，这项调查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三个提问，均与政府规模及福利国家的开支额度大体上直接相关。
第一个提问是医疗，要求人们将自己从1~7排列，1代表强烈支持一项由政府报销医疗开支的计划，7代表支持由私人与保险公司支付医疗费用。1972年，37%的受访者回答1、2或3，表明他们支持政府医疗保险，而回答5、6或7的人占35%。2004年，支持政府医疗保险的人升到42%，而反对者降到27%。
第二个提问是政府是否应“保障人人有工作，有良好的生活水平”。1972年，28%的人认为政府应该这么做，而40%的人认为政府“应让每个人自力更生”。2004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31%和42%—犹疑两可的人变少了，但立场的平衡点未变。
第三个提问是政府提供的服务与开支是应增多还是减少。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是从1982年才开始问的，当年有32%的人希望政府缩小，25%的人希望政府扩大。到了2004年，只有20%的人希望政府缩小，而有43%的人希望政府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