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数据显示，选民唯一的变化就是向左转了。也许与贫富不均加剧令人产生的期望相比，左转的幅度不大，但至少舆论并未跟随共和党剧烈右转。然而事实却是，共和党人连连赢得选举—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后这一势头虽有所减弱，但远未消退。那么共和党选战大胜的原因何在？
虚伪的政治
一股意欲减税并取消福利国家的运动要赢取群众的支持势必问题重重。减税，尤其是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想要的减税，会把公众的主要福利拱手送与一小群人，而社会保障网络的弱化，还会给更多的人带来伤痛。保守主义政策与生俱来的不得人心，可以通过其组织力与财力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但通常情况下，要赢得选举，保守主义运动分子还需找到一些办法来转移话题。
在2004年的名作《堪萨斯州怎么了》一书中，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描述了一幅黯淡的图景—劳工阶层的选民一次次地被各种烟幕弹轻松欺骗。
诡计一成不变，幻想也始终如故。为制止堕胎而投票，得到的是资本增值税的逆转；为使国家再度强盛而投票，得到的是去工业化；为反对那些“政治正确”的大学教授而投票，得到的是供电业管制的解除；为摆脱骑在背上的政府而投票，得到的是从媒体到肉类加工所有行业的集中与垄断；为挺身迎战恐怖分子而投票，得到的是将社会保障私有化的企图；为打击精英主义而投票，得到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秩序—财富的集中度达到我们有生以来的最高点，工人无权无势，CEO的薪水升上了天。这幅图景有多少真实度？弗兰克的书面世时曾令我大吃一惊，但我现在仍认为，该书精辟地描述了保守主义运动拿情绪化议题做文章的出色本领，以及其在治国大计选择上的虚伪。劳工阶层选民所受的愚弄究竟有多深？针对这一点，政治学家已提出了质疑，其代表就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他写了一篇回应的学术文章，题为“《堪萨斯州怎么了》怎么了”。
实情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投票变得更以阶层为基础，而非脱离阶层。鉴于共和党性质的变化，这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和党的执掌者遵循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准则，接受“新政”的遗产。在那段时期，自视为共和党人或为共和党人投票的倾向，在高收入与低收入白人中并无多大的差别。但自保守主义运动接管共和党以来，一种剧烈的阶层分裂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富人为共和党投票，而低收入白人，尤其是南方之外的人，其实要比半个世纪之前更倾向于为民主党投票。
问题依然是，保守主义运动的政策本会得罪多数选民，但他们却仍能赢得选举，这必定有什么原因。那么让我们探讨一下保守派所利用的那些非经济议题吧，首先谈谈在弗兰克慷慨激昂的辉煌著作中奇怪地遗漏掉的一个议题—种族。
共和党胜利的秘密
在街上拉一个人，请其对罗纳德·里根这个名字进行自由联想，回答可能是“减税”或“赢得冷战”，但里根并不是以探讨经济或外交政策的集会开始其竞选总统之旅的。在1976年争取共和党提名的竞选中，他赖以出名的办法就是对芝加哥的一起福利欺诈事件大肆夸张，并创造了“福利女王”一词。他没有提那个女人的种族—根本不需要，他以一篇有关州权的演讲开始1980年的选战，地点是密西西比州费城镇的市集，1964年三名民权工作者正是在该镇遇害的，里根的意思路人皆知。
已有连篇累牍的文字探讨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政治的变化。民主党因何衰落、共和党因何兴起，这个问题也令人绞尽脑汁。但令人惊奇的是，可以用一句话贴切地概括整个现象：南方白人开始为共和党投票。
在探讨这一政治变化之前，先来补充一些历史视角。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政治上右于其他发达国家。自19世纪以来，用于补贴与财政转移的开支（基本上就是福利国家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美国一直低于欧洲。按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计算，1937年欧洲国家花在福利国家计划上的资金，就已超过了1970年有了联邦医疗保险与公共医疗补助之后的美国。
这一差异如何解释？这是个老问题，至少可追溯到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年的书《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人们把差异归咎于各种因素，例如高工资（桑巴特写道“一切社会主义乌托邦都会栽在烤牛肉和苹果派上”）以及深层次的文化观念。但哈佛大学的三位经济学家埃尔博特·艾莱斯那（Alberto Alesina）、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与布鲁斯·萨塞尔多特（Bruce Sacerdote）近来进行了最为系统性的分析，其结论是，美国之所以一直与众不同，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种族。
种族不和是个关键的因素，决定人们对穷人的看法。由于在最贫穷的美国人中，少数族裔的集中度过高，任何基于收入的再分配措施都会是偏向少数族裔的再分配。反对再分配的人不断拿种族性的言辞来对抗左翼政策。种族分裂程度是预估各国再分配状况的有效指标。在美国国内，种族是预估福利受支持度最重要的指标。很明显，问题重重的种族关系是美国没有成为福利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论是围绕福利国家关键项目的政治争斗史，还是当今的地区性政治版图，都证实了这一结论。
先从全民医疗保险这项胎死腹中的“新政”改革来说吧。发达国家都有全民医疗体系，唯独美国没有。我们何以错过了呢？也许20世纪40年代晚期是建立这一体系的最佳时机，当时哈里·杜鲁门试图创建一套体系，如果建成，基本上相当于面向全民的联邦医疗保险。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全民医疗有压倒性的支持（今天亦然）。但正如第4章所述的，杜鲁门的提议因遭遇两个重要群体—美国医学会与南方白人的反对而失败。由于收入低，南方白人本可从该计划中得益，但他们担心这会导致医院向各种族平等开放，于是加以抵制。
在美国各州之间进行一番比较，也能看到种族对福利国家支持度的影响。艾莱斯那、格莱泽、萨塞尔多特证明，一州的种族构成与其政策关系密切：一般而言，一州人口中的黑人比例越高，其人均社会开支就越低。这一状况也许部分是因为，虽说有大批黑人北移，地区收入差距也在缩小，但与美国其他地方相比，南方各州的黑人仍然较多，也较贫穷。但这并不是全部，就算把收入水平差距考虑进来，上述关联依然存在。
为更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比较一下马萨诸塞州与弗吉尼亚州的政治与政策。两州的人均收入与中值收入大体相同，也就是说，两州的收入水平类似，收入集中在富人手中的程度也差别不大，但两州的政治迥异：马萨诸塞州以自由主义闻名，弗吉尼亚州长期以来都十分保守（现在情况也许有变，但弗吉尼亚州的“蓝化”是很晚近的现象）。在别的旧邦联州与其在经济上相仿的北方州之间，也可进行类似的一一比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较南的、黑人较多的州较保守。差异在于种族，似乎是合情合理的推论。
但“新政”联盟包括了南方，其原因已在第4章中论及。这关乎简单的私利：南方一向贫穷，能从福利国家中获得超额好处。这也关乎历史：在南方人的心目中，共和党仍是林肯的党。还有一点是，北方自由派最初愿意与魔鬼立约，以接受“吉姆·克劳法”为权宜之计，换取南方支持总的福利国家方案。
但最终，南方白人与民主党自由派之间的联盟，却因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破裂了。这一过程始自戈德华特，他奉行强烈维护州权的立场，反对1964年《民权法》。戈德华特在1964年选举中赢得的州，除亚利桑那州外，都位于南方。1968年，大多数南方州支持乔治·华莱士，但尼克松在几个“边界州”折桂。到了1980年，里根可以几乎不加掩饰地迎合支持种族隔离主义的情绪，赢得南方州，而民主党人的形象与民权及纠正族群歧视的举措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南方的国会代表为何过了那么久才转向共和党，才是真正令人迷惑的事。
保守主义运动在政界的兴起，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南方的转向？数据显示，保守派当今的胜利完全是这一转向的功劳—在当时也部分如此。
比较一下在相隔半世纪的两个时点上众议院的构成。1954年选举后，民主党获得众议院435席中的232席，并从此控制众议院长达40年。2004年选举后，共和党占据的席位恰好与1954年的民主党相同，在其连续12年对国会的掌控中，优势也从未达到如此之大。共和党人所获得的优势从何而来？答案是，其实在南方以外的地区，民主党人的席位增多了。而由于南方的转向，民主党损失巨大，最终席位少于共和党人。
南方的转向反映了南方白人投票行为的变化。1954年，与北方白人相比，南方白人不论收入高低，投票支持民主党的概率都要高得多。但到了2004年，低收入的南方白人并不比其他地区的低收入白人更支持民主党，而中高收入的南方白人大大偏向共和党。在2000年与2004年大选中，南方之外的白人仅以微弱的多数支持小布什。但投票支持小布什的南方白人要多出35个以上的百分点，南方黑人虽压倒性地为民主党投票，却根本不足以与白人相抗衡。要是没有这些南方白人选票，小布什应该早就落败，根本不可能靠“悬空票”与“蝴蝶票”入主白宫。
南方改弦易辙具有扭转乾坤的力量，这揭示了保守主义运动政治胜利的秘密。这个秘密简单得几乎令人难堪，大致如下：保守主义运动分子组织完备，那套环环相扣的机制就是右翼大阴谋的现实，由于这两点，他们得以接管共和党，并使其政策剧烈右转。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右转令选民不满，他们逐渐倒向民主党人。但由于共和党人能利用种族问题赢得南方的政治主宰权，他们反而能赢得大选，并最终夺取国会控制权。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或许故事尚未结束，甚至在2006年选举之前，以马里兰大学政治学家汤姆·沙勒（Tom Schaller）为代表的一些分析家就指出，共和党也许做过头了，就像当年的地域性转向导致民主党人失势一样，他们也可能遭遇类似的变故。在“新政”成员与“南方民主党人”的历史性联姻破裂之后，民主党人仍长期占据南方的许多国会议席。与此类似，在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稳定的右翼投票集团之后，在南方以外的地区，较为温和的选区仍长期选择共和党人进入国会，而这批共和党人有一些在2006年最终丧失了议席。2006年选举后，在共和党人保留下来的议席中有42%是南方席位，而1954年民主党南方席位的比例是47%，二者相差不远。
除此之外还有个难解的事：南方白人觉得他们能从共和党那里得到什么？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并未重建那个可任由种族隔离分子胡作非为的世界，而且公允地说，就算联邦执法官予以许可，也未必真有许多南方人想恢复“吉姆·克劳法”。里根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镇所提议的主要是一种旗号，是要让警戒心强的“北方佬”看在眼里，烦在心头，而不是真要逆转民权运动的成就。也许弗兰克的书应取名为《南方怎么了》，他也许本应如此慷慨陈词：“为恢复昔日南方的荣耀而投票，得到的是社会保障的私有化。”而当小布什真正着手利用他在2004年获得的“授权”来将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的时候，他的提议在南方遭遇的反对几乎并不比其他地方低。
如此说来，保守派之所以虽有偏袒少数人的经济政策却仍能赢得选举，种族因素是关键。但其他转移视线的方式又如何呢？
邪恶帝国
“保守派看到了‘9·11’事件的野蛮本质，准备作战；自由派看到了‘9·11’事件的野蛮面，准备提出起诉，并为那些袭击我们的人提供治疗，理解他们。”乔治·布什的首席政治谋臣卡尔·罗夫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如此宣称。
我们现在知道，罗夫打的是最后一场战争：到了2005年，由于在伊拉克的惨败，“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擅长保卫国家”这一公众印象在迅速破灭。但这一印象从何而来，又为共和党人赢得选举立下了多少汗马功劳呢？
常有人断言，共和党在国家安全议题上的优势可追溯到越南战争，尤其是尼克松1972年对麦高文的大胜。但通常，当我们仔细地考察本国的真实政治史时，所谓尽人皆知的事实就远不是那么明晰了。波斯坦因曾认为，就算1972年的大选，也更多是麦高文个人的失败，而不是民众对民主党人的拒斥，其实民主党人在参议院中席位增多，在众议院中仅有轻微的损失。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现有的民意调查证据并不显示，在越南战争后的几年里，公众认为民主党人大都在国家安全上软弱无能。直到1979年10月，当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托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问及哪个党更擅长“维护军事安全”时，尚有29%的选民说是共和党，28%的人选民主党，21%的人说两党都擅长。直到20世纪80年代，“民主党人在国家安全方面软弱无能”的印象才真正刻在人们的脑海里。正是依靠这一印象，共和党才能拿“9·11”事件来谋取私利。但这一印象基本脱离了防务或对外政策的现实，其实是编造出来的故事，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是对历史的“兰博化”。
承认失败总是很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德国人都认为，德军被软弱的平民领导人“背后插刀”。而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些德国人一样，自越南战争后，有美国人开始接受“背后插刀”理论，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被文官束缚了手脚，军方原本可以赢得战争。不过，当人们对越南战争的种种恐怖与徒劳无益记忆犹新时，这群人为数很少，只不过嗓门较高罢了。
如果说这些理论在什么时候成为主流说法，那就是在第一部兰博电影、1982年的《第一滴血》大获成功的时候。在影片中兰博宣称：“我拼尽全力去赢，但有人不想让我们赢。”他还痛斥：“机场的那些蛆虫，他们抗议、吐口水、叫我婴儿杀手。”从此，抗议者向归国军人吐口水的画面便在大众文化中根深蒂固。这些事情完全没有根据，归国退伍军人遭人吐口水、被骂做婴儿杀手之类的事根本就没有可信的记录，但“自由派侮辱军人”的神话已深深烙在公众的头脑里。
继“背后插刀”说之后，又出现了复仇的幻想。有人期待在幻想中看到拒不从命的军人重打了战争，获得了胜利，而《长驱直入》（Uncommon Valor，1983年）、《越战先锋》（Missing in Action，1984年）和《第一滴血2》（1985年）三部电影迎合了这一市场。《第一滴血2》转而把第一部中那个癫狂错乱的退伍军人包装为一名动作英雄。
当时在美国兴起的好战情绪显然助了保守派一臂之力。自由派反对越战的真实历史也许并非那么重要：到了20世纪80年代，公众已基本忘记了当年的实情。而真正重要的是，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与憎恶，与这个刚从“越战后综合征”中复苏的国家多么志趣相投。里根称苏联为“邪恶帝国”时，自由派与温和派嗤之以鼻—不是因为他们在国家安全方面无能，而是因为他们对获取安全的代价持务实的态度。然而，许多美国人喜欢里根的说法。
保守主义运动努力将自身定位为国家的保卫者。有件事对此很有帮助，即一直属于保守派的军方本身，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变得更加保守。1976年，多数军方领袖自认为是独立分子，1/3自认为是共和党人。到了1996年，有2/3自认为是共和党人。政治认同的这一变化也许有几个原因。军方领袖无法像文官那样轻易忘掉越战的失败，因而或许极易相信“背后插刀”神话。这可能也与预算有关：卡特主持了越战后的军力缩减，里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后来克林顿主持了另一次削减—这一次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地域政治也是个因素。正如一份记述所言的：
（军方倒向共和党人）也是由于征兵政策与基地关闭政策的变化，以及美国南方的持续“共和党化”。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东北部的许多后备军官训练项目被关闭，而这些项目在南方增多。到90年代末，40%以上的后备军官训练项目都在南方—主要是在州立大学，而在南方读书的美国大学生仅占30%不到。在基地关闭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也就是说，现在驻扎在南部与西南部基地的军人超过了其应有的比例。同样重要的是，或许“价值观”因素也起了作用：随着美国变得开放，军方日益与社会格格不入—时至今日军队中仍有一定情形下的通奸罪。一般认为性解放与20世纪60年代有关，但其实到70年代才波及大众。例如，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就通奸与人类的境况写过多部小说，其中一部就题为《福特政府传》（Memories of the Ford Administration），这很能说明问题。
因此，保守主义运动在得势后就越来越能拉大旗作虎皮，自称在国家安全方面强过民主党，并声言得到绝大多数军方领袖的支持。
但是，很难说在“9·11”事件之前的任何一次全国选举中，“共和党在国家安全方面强”的印象曾起过关键的作用。有几次，这一印象确让民主党受损：迈克·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坐在坦克里的画面是1988年选举失败的原因之一，有关军人同性恋问题的吵闹促成共和党于1994年入主国会。军人投票在2000年起到了作用，但那只是众多因素之一：在那次选举中，几乎任何能带给共和党几千张选票的东西就可称为决定性因素。
只有在2002年和2004年的两次选举中，国家安全问题真正决定了胜负。2002年，商业丑闻频发，经济不振，而且总统所属的政党历来易在中期选举中丧失席位，按常理推测，共和党人会遭遇挫折，最终民主党会控制参议院，而且很可能也拿下众议院。但全国都团结在小布什周围，因为他许诺要惩罚制造“9·11”事件的“为恶者”，还一定要抓到本·拉登，不论死活。共和党毫不遮掩地利用那起惨剧捞取政治利益，在其竞选广告中，民主党人慢慢变脸成萨达姆·侯赛因，结果是共和党大获全胜。
到了2004年的选举，对伊拉克战争的疑虑日深，但选民大多仍不肯面对现实。在选举前夕，相信美国入侵伊拉克“做得对”或美国正在走向胜利的选民，以及两点都信的选民，仍占大多数。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国家安全给了小布什胜选的优势。
2004年大选后不久，有不少人宣称，“共和党擅长国家安全”的印象将令共和党的多数地位固若金汤，长久维系。于是埃兹尔［我在前文曾因他1984年的预见性著作《不平等的新政治学〉（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而予以赞誉］就在2006年的书《建设红色美国》（Building Red America）中论称，国家安全将会是共和党优势的长久源头：“民主党在国家防务上稍有疏虞，其软弱形象都会被置于‘长久战争’的背景之下严重放大。”
但也可以很有理由地说，在2002年和2004年成功地利用安全问题，也是一种作茧自缚，甚至也许是自取灭亡的做法。美国若不主动投入重大战事，国家安全就会被淡忘。老布什在1992年对此深有体会：1991年的海湾战争一度令他的支持率达到80%，但一年之后公众就转而关注经济问题，虽说公众认为民主党人不善处理防务，民主党人还是夺回了白宫。
小布什起初似乎在重蹈覆辙：到2002年夏，他的支持率已从高点滑落，公众转而关注公司丑闻与经济不振。攻打伊拉克的准备工作随即开始。小布什政府为何对这场战争如盼甘霖？准确的原因也许永远成谜，但军事冒险的确会使国家安全不断得到关注，而共和党自认为打仗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由此可见，十分明显的问题是，要让公众始终以国家安全为首要关注点，就得挑那些会还手的人来打。而真实世界里“坏人”的枪法可没兰博电影里的那么差。在伊拉克深陷泥潭并非偶然：就算伊拉克人曾经真的拿着鲜花、糖果欢迎过我们，美国接下来还是会陷入一个更大更深的泥潭。“人人想去巴格达，真汉子想去德黑兰。”2002年一位英国官员对《新闻周刊》如是说。
还有一点，保守主义运动与重大战争行动互不相容。一旦有重大的军事动员，势必会有人呼吁所有人做相同的牺牲，这意味着税收会增加，发国难财的举动会遭到打击，如此等等。两次世界大战都导致工会成员增多，税收累进度提高，收入不均缓解，这些全是保守派的眼中钉。已有很多文章揭露了伊拉克战争的善后工作准备得如何草率仓促。但论者似乎对一点着墨不够，那就是小布什政府在战前强迫自己相信可以用低廉的代价发动这场战争，因为一旦对战争成本与需求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小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马上就会遭到质疑。除此之外，生活在虚幻世界的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刚愎自用、冥顽不化，保守主义运动天生就任人唯亲、腐败横行。有鉴于此，伊拉克战争从一开始就必败无疑。
国家安全问题似乎已让保守主义运动在2002年与2004年两度胜选，而且是决定命运的关键。这样，共和党对国会与白宫的控制就又在其自然寿命之上延长了四年。这一变化的影响，尤其是对最高法院的影响，将会持续数十年，我无意淡化此事。但目前而言，国防问题不像是共和党优势常在的源泉。
宗教与道德对政治的影响
我们认为，鸡奸行为使社会涣散，助长家庭的破裂，导致危险传染病的流行。同性恋行为有悖于上帝宣示的、美国立国者们确认的、多数得克萨斯州人遵从的永恒的基本真理。得克萨斯州共和党2006年纲领如此宣称，该纲领还许诺要“打碎政教分离的神话”。
在与贫富不均有关的政治问题上，宗教与道德价值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一点，有两个不同的问题。其一是不接受政教分离的教徒对共和党的控制度有多大。米歇尔·戈德堡（Michelle Goldberg）在她的《王者归来》（Kingdom Coming）一书中称这些教徒为“基督教国家主义者”，那是本令人毛骨悚然的书。其二是托马斯·弗兰克问题。共和党之所以能推行一套反平民主义的经济方案，把“价值观选民”动员起来，利用价值观议题来转移人们对基本生活问题的关注，这两种做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很明白：基督教右派对共和党的影响的确很强。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的那份纲领反映的并非共和党内的边缘观点，而是其最积极阵营的真实想法，只不过通常在公开场合有所收敛而已。事实上，政治分析家过了很久才意识到基督教右派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才是令人惊奇的。这部分是由于，事实证明，政府很会说一些只有有心人才听得懂的话。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小布什自称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保守派”，这话在普通人听起来不过是表示他不打算破坏社会保障网络而已，但他其实是暗指基督教右派作家马文·奥拉斯基（Marvin Olasky）的著作。在1992年的《美国同情心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一书中，奥拉斯基标榜美国19世纪的福利体系，那时是私人宗教团体一手传教，一手分发援助。奥拉斯基还赞许地引用了一些“镀金年代”作家的话，谴责“那些文雅、善意、慈悲的罪犯，他们顽固地沉溺于不分对象的慈善活动”。
2007年春，小布什政府对司法部的管理终于遭遇了严厉的质问，很明显的是，基督教右派已在一些重要方面掌控该部。一些要职已落入瑞金大学的毕业生手中，该校是由福音派人士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创立、运营的。民权部的工作重点已基本从保护少数族群的权利，转为保护宗教团体的福音宣讲活动。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小布什任命W·戴维·黑格（W. David Hager）为“生殖健康顾问委员会”委员。此君与人合著有《耶稣保佑妇女》（As Jesus Cared for Women）一书，该书建议以特殊的读经方式来治疗经前综合征。FDA之所以会推迟批准紧急避孕药丸，黑格在中间起了关键作用。小布什2006年选定埃里克·克罗克（Eric Keroack）博士出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生育控制主管。此人曾在一家基督教孕期咨询中心工作，该中心认为分发避孕用具是“对妇女的侮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我们在此谈论的基督教右派不仅是一群既信教又有保守政治倾向的人。正如戈德堡在《王者归来》一书中所言的，基督教国家主义想取得“统治权”。这是一种“极权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主张基督徒的统治权”。如今，这一意识形态对现代共和党的影响已十分强大，以至于不清楚究竟是谁在利用谁。是正如托马斯·弗兰克所说，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正在利用宗教转移大众的视线？还是说宗教团体正在入主公司利益集团，朝着获取“统治权”的方向前进？
此处讨论的要点是，要对宗教右派对选举的影响有个概念。宗教右派组织完善，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能起到关键作用，但其规模并不足以让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放手实施极不受欢迎的经济政策。自1992年以来，常做礼拜的白人在投票中大大偏向共和党，过去可不是这样。但要对这一变化做两个限定。第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南方转向共和党，而南方的宗教倾向在美国极强。第二，笃信者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反映了一种分叉运动：不信神的人与信仰浅的人已偏向民主党人。一直以来，动员起来的宗教选民再多，也不足以阻止南方之外的白人选民倾向民主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如前所述，动员起来的福音派选民能在短兵相接的竞选中影响均势。要不是教会的影响，2004年克里也许本可拿下俄亥俄州，进而当选总统。但作为保守派政治成功的原因，宗教因素远没有种族因素重要。
工人和移民对选举的影响
要分析保守派政治成功的原因，还需考虑另一个因素：一般的选民要比一般的家庭富裕得多。究其原因，一是贫穷公民的投票率低于富人，二是美国的许多低收入居民不是公民。这说明，从选举的角度看，让少数富人得益、损害多数人的经济政策未必是政治失策。例如，就小布什减税对不同收入阶层的最终影响，无党派倾向的“税收政策中心”已进行了几项估算。这些估算假定损失的税收会以一些方式得到弥补，例如削减社会项目开支。一项估算假定会“全盘性”弥补，也就是说，不论收入高低，每个美国人损失的政府福利相同。基于这一假设，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人都净遭受损失，这一群体相当于总人口的75%。对于收入在5万~7.5万美元之间的人而言，损失比较轻微。不过，就算是这样，减税也是很失人心的。因为60%的人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但人口调查局的资料告诉我们，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选民不到40%，所以减税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政治失策。
麦克卡蒂、普尔与罗森塔尔提供的数据显示，选民收入高于美国全体居民平均收入的幅度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大大增高。工会衰落也许是原因之一：过去工会做了很多工作来动员劳工阶层的选民。另一个原因是移民的迅速增多，尤其是在1980年之后。
长期来看，移民将有助于破坏保守主义运动的政治战略，其原因我将在第10章中详述。简言之，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如欲心照不宣地在种族问题上迎合白人选民，就不可能同时取悦在选民中比重日增的西班牙裔与亚裔人口。其实，移民与种族问题纠结在一起带给共和党的问题在2006年选举中已一览无余，但是过去25年里，移民使低薪劳工中的选民比例降低，从而助长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势力。
正如我在第2章中指出的，大规模移民确保了相当多的低薪劳动力无权选举，从而维持了保守派在整个“长镀金年代”的主宰地位。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移民的结束在无意间提高了人口中的选民比例，促进了左派的得势。但20世纪60年代后移民潮复兴，主要流入的是低技能、低工资的工人，尤其是墨西哥人，使选民比例又基本退回到“镀金年代”的水平。麦克卡蒂、普尔与罗森塔尔的表格显示：在低收入者投票概率低的问题上，移民是个重要原因，却并非最大的原因；移民是保守派成功的因素之一，但并非核心因素。不过，在遇到政策移民改革问题时，选民比例降低造成的影响是值得自由派仔细思考应对之道的。
造假：黑暗的选举政治
最后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造假。保守主义运动的政治战略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欺骗方式胜选？有人会抗议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这不值一驳。正如我在讲述“镀金年代”的政治状况时阐释的，竞选造假是美国的悠久传统。保守主义运动一直是很不民主的。佛朗哥推翻了西班牙的民选政府，建立了恐怖统治，而1957年的《国家评论》赞颂他为“民族英雄”。2007年，除约翰·麦凯恩外的共和党各大总统候选人均对“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讲话，而马萨诸塞州前州长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会上讲话后，对下一位发言人、专栏作家安·库尔特（Ann Coulter）致以热烈欢迎，但这位库尔特曾经宣称，需要“对自由派施以肢体恐吓”。根据这样一段历史，可以合理地推断，凡有选举造假的机会，保守主义运动的领头人物一般是不会犹豫的。
其实确定无疑的是，自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接管共和党以来，该党一贯实施“投票压制”策略，即采用一切手段阻止民主党的潜在选民（一般是非洲裔美国人）进行合法投票。2000年，佛罗里达州州务卿凯瑟琳·哈里斯（Katherine Harris）将许多选民误定为重罪犯，尤以黑人为多。《纽约时报》称此为“大举清洗合格选民”。若无这场清洗，小布什不会当上总统。2005年，共和党控制的佐治亚州议会通过一项选民资格法。司法部的一群律师与分析员建议予以抵制，因为该法有歧视黑人选民之嫌，一天之后，经任命上台的行政官员便将其否决。这反映了保守主义运动惯用的一种一般性策略，即经任命上台的政府官员与私人企业沆瀣一气，其资金来源可想而知。这一次是美国选举权中心，该组织由2004年小布什与切尼竞选班子的总顾问创立。2007年，当一些联邦检察官因拒绝配合编造的竞选造假指控而遭解职从而引起轩然大波时，该组织突然销声匿迹。麦克莱齐报业集团（McClatchy Newspapers）如此描述这一策略：
麦克莱齐报业集团已发现，这一选举策略至少在三方面实施。 派遣“美国中心”、律师协会等免税组织到关键州，推动通过限制性的选民资格法，监督投票过程。 司法部的民权部门通过限制而非保护少数族裔权利的司法政策，将传统的投票权实施过程搅乱。 白宫与司法部怂恿一些特选的联邦检察官提起选民造假指控，尽管研究表明选举造假问题并不猖獗。所以说，投票压制是保守主义运动政治策略的一部分，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有时会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说，从重要性的大小而言，投票压制与动员宗教右派属同一级别。利用白人的种族反应则要高一个级别，那是保守主义运动能获取选举胜利的核心原因。
真正惊人的问题是，选举造假是否已经或即将不再限于投票压制，而是演变为计票本身的腐败。最让人担忧的是触屏式电子投票机。2007年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大大限制了触屏式投票机的应用，其原因是加州大学研究者的一项核查证实了选举权活动者最大的恐惧：来自迪堡、Sequoia等主要供货商的投票机确实很容易遭到非法访问，使选举结果被更改。这便引人质疑：在2002年、2004年甚至也许是2006年的选举中，是否确实发生过电子造假。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无须回答。另一件事更让人忧心：我将在下一章探讨一些积极的政治趋向，而造假的升级很可能抵消这些积极趋向。有鉴于保守主义运动历来的作为，我们不可以将这样的担忧视为偏执的阴谋论不屑一顾。若真发生大规模的选举造假，一切就都完了：连悲观人士都很难想象，美国的境况会恶化到何种程度。
美国走错了方向
那么美国怎么了？为什么鼓吹伤害大众政策的政治家反而能连连胜选？如果说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找到了万无一失的方法转移公众的注意力，让人们的投票违背自身的利益，这说对了一部分，但远不是全部。其实，实施反平民主义政策的保守派之所以能胜选，主要是利用了种族裂痕。宗教、援引道德观的言辞也起了一些作用，但重要性远居次位；国家安全在2002年和2004年是决定因素，但之前并不是。有迹象表明，保守主义运动所发现的转移选民注意力的方法大都正在失去作用。种族主义在退潮，社会宽容在提升，伊拉克的溃败令共和党人在国家安全上的声威大损。与此同时，民众越来越担心贫富不均以及经济保障的欠缺。简言之，对于那些认为美国在走错方向的人而言，现在是个政治良机。本书以下的章节将阐述这个机会的诸多方面，以及我们应如何利用它。
10 美国政治的新篇章
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愚蠢的战争与搞笑的政府
种族问题新态势
美国变得更加宽容？
保守派的失败
虽说民意调查早就显示民主党会在2006年中期选举中获胜，但当胜利到来时，许多人仍大吃一惊。许多分析家已把赌注压在共和党的压倒性政治优势上—既倾注了感情又有专业的作风。我这里有满满一架子的书都写于2005~2006年，这些书以或者忧伤、或者趾高气扬、或者敬畏的语气解释说，共和党是如何不可战胜，原因包括其一流的组织、支持者的热情、财力优势、擅长保卫国家安全的名声，还有一些书提到其操纵选举的本领。一些人深信共和党人已牢牢把持政权，根本无法相信民意调查反映的情况，那就是美国人已经受够了。
甚至在选举结果公布后，仍明显有人不愿全盘承认事实。选举后一连几个月里，很多新闻分析或是断言民主党人仅获小胜，或是声称那些胜选的民主党人是保守派，所以才得以不败。第一个说法不值得反驳，第二个也对不到哪里去。
民主党在众议院新获的优势并非微弱。事实上，在共和党控制该院的12年时间里，其多数地位从未有如此之大。民主党在参议院新获的优势极小，但能从落后5个席位达到这样的水平，已可谓是奇迹了，因为参议员一次只改选1/3。事实上，在这次选举涉及的33席中，民主党人及与其结盟的独立派人士赢得了24席。民主党人还拿下6个州长职位以及8个州议会的控制权。
民主党人成为保守派才得以取胜的说法也正确不到哪里去。国会中的一些新面孔的确是在较为保守的选区获胜的民主党人，他们也要比一般的民主党人保守一点儿，但事实仍未改变，全体民主党人仍处在全体共和党人的左方，因而控制权的转移使政治均势大大左倾。比较民主党当前的多数地位与其上次控制国会（即1993~1994年）的情形，才真正说明问题。无论如何，现在的多数地位并不仰赖一支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支撑，因而远未偏向自由主义。新众议院议长南希·佩罗西（Nancy Pelosi）是出任此职的首位女性，因而登上了报纸头条，但媒体有所忽略的是，她还是有史以来最倾向进步主义的议长。
但民主党胜利与国会左倾意味着什么？这仅仅是因小布什政府惊人的无能造成的反常事件吗？抑或这反映了政治格局的根本性重组？
谁也无法完全料定。但在本章中，我将摆出理由让人相信，2006年选举并非反常事件，美国公众其实已准备迎接改变—一种新的平等政治。这种新政治的出现并不是必然的，只有自由派政治家抓住机会，才能带来改变。
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总体而言，你对美国当前的状况满意不满意？”盖洛普机构在2007年6月问道。只有24%的人满意，不满意者达74%。当我在2007年夏写下这段话时，美国人对国家的走向深感不悦。
这与美国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有很大关系，但颇不寻常的是，乍看上去表现极佳的经济似乎并没有让国民兴奋起来。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接近6年；失业率仅有4.5%，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水平相当；股市不断创下新高。而当盖洛普问及“你对本国经济情况如何评价”时，仅有约1/3的人回答“极好”或“良好”，90年代后期这一比例约为2/3。
保守派要找人担责，于是抱怨说，媒体现在不报道经济上的好消息—正如媒体不报道有关伊拉克的好消息一样。撇开这种论调不谈，严肃地说，对伊拉克战争的厌恶感也许影响到了公众对其他事情的看法。但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的消费者信心要比2007年夏高得多，要知道1968年爆发了“春节攻势”和声势浩大的反战抗议，并且正如我在第5章中所记述的，许多人觉得社会在崩溃。这说明，对经济之外的国家形势灰心丧气只会在一定限度内影响对经济运行状况的印象，也就是说，公众对经济的不满并不只是厌战情绪的反映。更关键的一点是，民众大都对经济状况不满，其实是很好理解的。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国内生产总值等总体指标的良好表现并没有转化为普通工人的收益。
我只能说，现下总体经济增长与普通美国人境遇之间的脱节，在美国现代史上是空前的。“长镀金年代”的贫富不均很严重，但由于贫富差距保持稳定，随着经济的增长，工人的生活水准大多逐步提高。在结束于1973年的战后大繁荣期间，经济增长也惠及大众。就算在20世纪70年代末贫富差距开始拉大之后，仍然是几乎人人都能从持续的经济增长中获益。所以，虽然贫富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拉大，但从1982年开始的经济增长仍保持了强劲的势头，足以让里根在1984年宣布“美国清晨”的到来，并让老布什在1988年当选。在20世纪90年代，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但随着经济从1990~1992年的衰退中恢复，公众情绪仍大大提升。
现在，虽有总体的经济增长，工资与中值收入却停滞不前，这一状况已十分明显，因而公众对经济形势的观感已与衡量经济表现的通常指标脱离了关系。也就是说，2001年以来是“比尔·盖茨走进酒吧”的时期：平均财富提高了，但对普通人毫无意义。或者直白点儿说，公司利润已暴增，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达到1929年来的最高点，富人的收入也飞速提升。但普通工人的工资仅勉强赶得上通货膨胀的增速。此外，尤其由于医疗保险体系的崩溃（第11章将对此详述），人们越来越觉得缺乏保障。有鉴于此，大多数人对经济形势感到悲观就不足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