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巴帝，”我笑着说，“我没事的啦。”
巴帝连忙说：“我知道，我知道，爱瑟。”
“巴帝，该出力气铲雪的人是你，不是我。”
结果巴帝把大部分的铲雪工作都丢给我。
他开车上疗养院时，车子在光溜的山路上打滑，一个轮子冲出车道，整辆车往后栽入很高的雪堆中。
太阳从灰蒙的云层探出头，照耀着无人履及的山坡，灿亮如夏日艳阳。铲到一半，我停下来眺望这片纯净的辽阔大地，油然而生的悸动，就像看到深达腰际的洪水淹没了树林和草地。世界的例常秩序似乎有了些微的改变，并进入一种新阶段。
我很高兴车子陷入雪堆里，这样一来巴帝就没时间问我一些问题。我知道他想问什么。不过，在贝尔赛斯楼享用午茶时，他还是压低声音，紧张地问了。蒂蒂像一只嫉妒的猫咪，从茶杯上缘偷偷观察我们。琼恩死后，蒂蒂被移到威玛克楼好一阵子，现在又回到贝尔赛斯楼来。
“我一直在想……”巴帝把杯子放到碟子上，笨拙地撞出铿啷声响。
“你一直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的意思是，或许，你可以告诉我一些事情。”巴帝迎视我的目光。我第一次发现他变了不少。原本时不时就泛起的自信笑容──频繁到宛如摄影师的闪光灯──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凝重，甚至踌躇的脸。男人若经常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会有这种表情。
“我会对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巴帝。”
“你觉得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会把女人逼疯？”
我忍俊不禁，爆笑出来。可能是因为他的表情过于严肃，以及“逼疯”这字眼所代表的含意。
“我的意思是，”巴帝继续解释，“我先跟琼恩交往，然后是你。后来，你先……接着，琼恩也……”
我伸出一根手指把茶几上的蛋糕屑推入一滴褐色的茶水里。
“当然跟你没关系！”我听见诺兰医生这么说。我去找她谈琼恩的事，结果她说话时像动了怒气。我以前从没见过她这样。“跟任何人都没关系！是她自己做的决定！”后来诺兰医生还告诉我，就算是最厉害的精神科医生，也没办法阻止病人自杀。若真要追究责任，他们或许难辞其咎，但他们都认为自己不需负责任……
“跟你没关系，巴帝。”
“你确定？”
“确定。”
“好，”巴帝松了一口气，“那我就放心了。”
他把茶一口饮尽，像在喝什么提神草药。
“听说你要离开了？”
我和寥寥数人由护士陪同，在户外散步，费乐莉走在我旁边。“医生同意了才算数。他们明天要跟我面谈。”
脚底下的紧实雪地嘎吱作响，水流水滴的声音处处可闻，因为正午的太阳融化了冰柱与雪地。然而，夜幕降临之前，融雪又会变得光滑坚硬。
黑松林的树荫在灿阳下呈现淡紫色，我和费乐莉走在铲过雪的疗养院小径。这蜿蜒曲折的小径是我们熟悉的迷宫。积雪遮挡了毗邻小径，所以从我们的角度看，打那儿经过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像脚上装了轮子似的移动。
“面谈！”费乐莉嗤之以鼻，“根本就是做做样子！如果他们真想让你出去，你就能出去。”
“希望如此。”
走到卡普兰楼前，我和费乐莉道别。她一脸淡定，表情就像俄国童话故事里的“雪娘”，仿佛情绪无波无澜，好事坏事都跟她无关。我独自往前走，即使阳光普照，气息仍化成缕缕白烟。费乐莉最后开心地抛给我这句话：“再会喽，很快会相见的。”
“可以的话，别在这里相见。”我心想。
可是我不确定，根本没把握。我怎么知道会不会哪一天──在学校、在欧洲、在某处，任何地方──那个让人窒息，让事物扭曲的钟形瓶又会当头罩下？
巴帝不也说了：“爱瑟，你现在这样，能跟谁结婚呢？”他说这话，好像是为了报复我径自将他的车子从雪堆挖出来，把他晾在一旁观看。
“什么？”我说，把雪铲到旁边那一堆上，眨眼躲掉弹回来的刺眼雪花。
“我说，爱瑟，你现在这样，能跟谁结婚呢？你来到了这样的地方。”巴帝双手一挥，环扫了山峦、松树和那一栋栋朴实无华，尖顶被白雪覆盖，将绵延地貌阻隔中断的屋舍。
当然，我不知道走到了这一步，还能跟谁结婚。我完全不晓得。
“鄂文，我这里有张账单。”
我平静地对着话筒说。这具公共电话位于疗养院行政大楼的大厅里。一开始，我担心坐在总机台前面的接线员会偷听，后来发现她忙着把小管子在总机台上插插拔拔，连眼睛都没时间眨。
“好。”鄂文说。
“共二十美元，包括十二月那天的急诊费和一星期后的检查追踪费。”
“好。”鄂文说。
“医院说，他们把账单寄给我，因为之前寄给你，但你没回应。”
“好啦，好啦，我这就开支票。我干脆开一张空白支票给他们，金额随他们填。”接着，他的语气略变，“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
“你真想知道？”
“非常想。”
“永远都甭想。”我说完后断然地挂掉电话。
顿时，我担心鄂文被我挂电话后，不寄支票给医院付清这笔钱，但随后一想：“他当然会付，他是数学教授，不会留人话柄的。”
我无来由地膝盖瘫软，同时如释重负。
鄂文的声音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自从跟他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碰面，我就没跟他说过话，直到这一通电话。我相当确定，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鄂文绝对不可能找得到我，除非去甘乃笛护士之前租的公寓，可是琼恩死后，她就搬走了，没留下任何足以交代去向的线索。
我完全自由了。
琼恩的父母邀请我参加琼恩的葬礼。
吉林太太说，我是琼恩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你不一定要去，知道吧。”诺兰医生告诉我，“你可以写信给他们，说我建议你别去。”
“我要去。”我说，而且真的去了。参与这简单仪式的过程中，我一直想着，我知道自己在埋葬什么吗？
祭坛前，白花掩映，棺材隐隐可见。这棺材，是某个不在现场的事物的黑影。四周长椅上的人脸被烛光熏得蜡黄，圣诞节残留的松枝在冷冽空气中散发着阴森香气。
乔蒂在我身边，脸蛋嫣红如新鲜苹果。在这一小群观礼的会众当中，我认得一些面孔。琼恩的这些朋友，有的跟我同校，有的同乡。蒂蒂和护士甘乃笛包着头巾，坐在前排长椅上，低垂着头。
棺材、鲜花、牧师和吊唁者的后方，原本绵延起伏的墓园草坪，如今雪深及膝，突出于雪面的墓碑宛如无烟的烟囱。
坚硬的土地上将掘出一方六英尺深的黑洞。那个黑影将跟这个黑洞合而为一，然后用当地的特殊黄土来填补雪白大地的伤口。另日再下场雪，就会抹去琼恩刚下葬的痕迹。
我深吸一口气，聆听心中惯有的豪语。
我存在，我存在，我存在。
医生正在开每周例行的小组会议，讨论旧的事务、新的事务、入院、出院、面谈等事宜。我在疗养院的图书馆，心不在焉地翻阅一本破烂的《国家地理杂志》，等着他们叫我进去。
一群病人由护士陪同，在藏书丰富的书架间走动，他们压低声音，跟图书馆员交谈。这位图书馆员本身也是疗养院的“校友”。我瞥向她──近视眼，看起来像老处女，外貌毫不起眼──心想，她怎么知道自己已经从疗养院“毕业”，而且身心健康，跟她所服务的客人不一样？
“别怕。”诺兰医生说，“我会在场，其他医生你都认识，还有几位来宾。主任医生维宁大夫会问你一些问题，问完后你就可以离开。”
尽管诺兰医生再三保证，我还是吓得要死。
我曾经期盼，走出疗养院的大门时信心十足，清楚未来要面对的一切──毕竟，我在这里被彻底“分析”过了。然而，现在，放眼望去，只有一连串的问号。
我焦急地看着紧掩的会议室大门。我的丝袜缝很笔直，黑鞋虽然有裂痕，但擦得亮晶晶，红色的羊毛套装就跟我的计划一样亮丽。我一身衣物如新娘穿戴的衣服，有些旧，有些新……
但这并非婚礼。我在想，应该有套仪式给那些受尽煎熬，全面翻新，再次上路的重生者。我正在想什么样的仪式才恰当，诺兰医生忽然冒出来，拍拍我的肩。
“来吧，爱瑟。”
我站起来，跟着她走向敞开的会议室门。
跨越门槛时，我停下来，迅速吸了一口气。我看见入院第一天跟我讲述河流和五月花号移民的银发医生，还有满脸痘疤、气色灰白的胡依小姐，以及几双熟悉的眼睛──之前他们眼睛以下全藏在白色口罩里。
那些眼睛和脸孔全都面向我。他们的眼神就像魔绳，指引我，将我慢慢引入会议室内。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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