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附近一家咖啡馆，窝在隐秘的雅座，高耸的木墙上刻了好几百个人名，我们喝了一杯又一杯的黑咖啡，坦然畅谈性事。
这个叫艾瑞克的男孩告诉我，他认为我们学校那些女生很恶心。深夜一点宵禁前，她们常站在门廊的灯光下，或者在毫无遮拦的矮树丛里，跟男生激情地耳鬓厮磨，路过行人想视而不见都办不到。他刻薄地说，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结果成了什么？还是禽兽。
接着，他谈起第一次和女人上床的事。
那时他在南方的一所大学预备私校念书，该校的特色是培养全方位的绅士。所以，他们有个不成文规定，每个人毕业前必须认识一个女人。艾瑞克说，所谓的“认识”，是《圣经》所说的那种“认识”。
因此，有个周六，艾瑞克就和几位同学搭公车到最近的城市，走进一家“声名远播”的妓院。艾瑞克召的那个妓女是个中年胖妇，染了一头红发，嘴唇丰满得让人起疑，皮肤呈鼠灰色。她不愿意关灯，连衣服都懒得脱，所以艾瑞克只好在沾满蝇粪的二十五瓦灯泡底下跟她打炮。他说，上床的感觉根本不像大家说的那样，反而无聊得要死。
我说，如果跟你喜欢的女人做，或许不会那么无聊，但艾瑞克说，如果想到自己所爱的女人跟其他人一样，也会做出这种禽兽之事，感觉一定很糟，所以，如果他爱某个人，绝不会跟她上床。若有生理需求，他会去找妓女，不让自己爱的女人沾上这种龌龊事。
这时，我忽然起了个念头，或许艾瑞克是个可以打炮的好对象，因为他有经验，而且说起这种事不像一般男孩，态度猥亵或愚蠢。不过，后来他写了封信给我，说他很有可能爱上我，因为我一方面聪明愤世，另一方面却亲切和蔼，而且跟他姐姐像得出奇。就这样，我知道我们之间没戏唱。他永远不可能跟我这种女孩发生关系。于是，我回信说，真可惜，我就快跟青梅竹马的恋人结婚了。
我愈想愈觉得，在纽约这个城市接受同步口译员的诱惑是个好主意。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君士坦丁似乎是个成熟体贴的男人。而且，这里没有我认识的人，所以不用怕他跟学校里那些大学生一样，到处吹嘘跟我有一腿──那些臭男生，总喜欢对室友、哥儿们或篮球队友吹嘘他们跟女孩在车子后座打炮。此外，跟魏勒太太介绍我认识的男人上床，简直是一大讽刺，还能间接把这事怪到她头上，想来就令人开心。
所以，当君士坦丁开口邀请我去他家，欣赏俄国特有的巴拉莱卡三弦琴的音乐时，我开心地暗笑。我妈经常提醒我，晚上跟男生出去时，不管发生什么事，绝不能跟他回他的住处，因为这种举动只有一种含义。
“我非常喜欢巴拉莱卡三弦琴的音乐。”我说。
君士坦丁的房间有个能俯瞰河流的阳台，拖船的噗噗声在黑暗中传来。这情景让我动心，涌出似水般的柔情，我非常确定自己想怎么做。
我知道可能会怀孕，但这个念头悬在遥远的阴暗处，丝毫不影响我的决定。就像我妈从《读者文摘》剪下来、寄到学校给我看的那篇文章所言，避孕方法没有百分之百安全。这篇名为“捍卫守贞之必要”的文章出自一个已婚育子的女律师。
文章里陈述各种理由，力陈女孩不该跟丈夫以外的男子上床，而且必须结婚之后才能跟丈夫发生关系。
它的主要论点是，男人的世界跟女人不同，男人的七情六欲也迥异于女人，唯有透过婚姻，两种世界和两种情欲才能妥善融合。我妈说，通常年轻女孩要等到为时已晚才会懂得这道理，所以最好及早听取专家的意见。而已婚的女人就是专家。
这位女律师说，上等的男人要的是纯洁的女人，即便他们自己并非处男之身。他们希望自己是妻子的性爱启蒙者。当然，他们会哄诱女孩上床，还答应日后会娶她，不过一旦她献出肉体，他们就会看轻她，并认为她既然能跟他们上床，也能跟别的男人做同样的事。于是，一个女孩子的人生就这样被毁掉。
这位女士的结论是，防患于未然，守贞至上。况且，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不怀孕，而未婚女子一旦怀孕，人生就彻底完蛋。
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根本没有站在女孩的立场上。
如果男女都保持纯贞，直到洞房花烛夜那天，当然很棒，可是，万一结婚后，对方才像巴帝·魏勒那样，忽然坦承他早非处男，那该怎么办？我无法忍受这样的观念：女人得守身如玉，但男人却可以做双面人，允许自己乱来，且要求女人守住贞操。
最后，我拿定了主意，如果要找到聪明强壮、二十一岁前仍是处子的男人实非易事，那我干脆抛开贞操观念，找个也同样有过性经验的人结婚，这还容易些。假使对方因为我非处女而糟蹋我，那我也可以让他不好过。
我十九岁时，贞操是个热门话题。
在我看来，世界并非二分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共和党和民主党、白人和黑人、男人和女人，而是跟人上过床以及没跟人上过床的。好像人与人之间就这么一个显著差异。
我想，跨过那条界限后，我一定会判若两人。
就像终于造访欧洲的感觉吧：返国后，回家仔细照镜子，会看到我的眼眸深处有一座小小的白色阿尔卑斯山。同样的，明天我照镜子时，应该会看到如同娃娃大的君士坦丁坐在我的眼眸里，对着我微笑。
我们在君士坦丁家的阳台待了一小时左右，慵懒地坐在两张帆布躺椅里，聆听留声机源源不绝播放的音乐，两人之间堆放着巴拉莱卡三弦琴的唱片。我们笼罩在一片朦胧的乳白氤氲中，但我分不清这样的光线是来自街灯、半圆月、星光还是车灯。君士坦丁就只握着我的手，看起来毫无意图诱惑我。
我问他，他是否跟人家定了亲，或者有交往对象，但他说没有，还清楚表明他不想有这种羁绊。
终于，松树皮酿的酒让浓浓困意在我的血管里奔流。
“我要进屋躺一下。”我说。
我若无其事地晃进卧房，弯腰脱掉鞋子。干净的床铺就像一张安稳的小舟，在我面前轻轻摇荡着。我手脚大张，整个人躺平，闭上眼睛。然后，我听见君士坦丁叹了一口气，从阳台进来。他的鞋子一只接一只咚的掉到地板上。他在我旁边躺下来。
我从一撮垂散的头发后方偷看他。
他仰躺着，双手搁在脑后，凝视天花板。浆挺白衬衫的袖子往上卷到手肘，在昏暗的光线中，袖子白得闪闪发亮，感觉好诡异。而饱受日晒的古铜色皮肤现在几乎是黑色。我心想，我生平见过的男人当中，他肯定是最好看的一个。
如果我的五官脸型更立体一点，或者能把政治谈得头头是道，或者是个出名的作家，或许君士坦丁会有兴趣跟我上床。
但随后我又想，说不定他喜欢我之后，就会成为我眼中庸俗平凡的男人。当他爱上我，我会不停地挑剔他的毛病，毕竟我就是这样对待巴帝·魏勒和在他之前那些对我有意思的男孩的。
重蹈覆辙。
我经常远远地看着一个男人，觉得他无懈可击，然而，一旦他靠近，我立刻觉得跟他不可行。
这正是我不想结婚的原因之一。我完全不想过安定的生活，乖乖当一只让箭得以高高射出去的弓。我想追求变化与刺激，想自己射向四面八方，就像国庆日的璀璨烟火。
雨声吵醒我。
眼前漆黑一片，半晌后我才辨识出陌生窗户的模糊轮廓。偶尔会有光线冒出来，在墙壁上游移──宛如一根鬼魅手指在探索些什么──然后遁入空无中。
接着，我听见有人在呼吸。
起初，我以为是我食物中毒后躺在旅馆房间所发出的呼吸声，于是我屏住气，却仍听见呼吸的声音。
就在我眼前，我看见床上有一只绿色的眼睛闪闪发亮，那只眼睛像罗盘，划分成数等份。我缓缓伸出手，握住它，然后举起来，没想到连带抓起一只手臂。这只手臂沉重如死人，却暖烘烘，因为手臂的主人正熟睡着。是江诗丹顿的手表，指针显示三点钟。
他和衣入睡，身上的衬衫、裤子和袜子仍是我抛下他兀自进屋上床时的那一套。眼睛适应黑暗后，我辨识出了他的苍白眼皮、挺直鼻梁，以及那张形状美丽、说话厚道的嘴。然而，它们看起来又如此缥缈虚无，仿佛雾中的一幅图。我偎过去，瞅着他细细端详好几分钟。这是我第一次睡在男人旁边。
我试着想象成为他妻子的感觉。
早上七点起床，替他准备蛋、培根、土司和咖啡。他出门上班后，我穿着睡袍，上着发卷子，在屋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洗盘子，一会儿整理床铺。他在外面度过多彩多姿的一天，晚上回来后，会期待丰盛的晚餐，于是，我整个晚上忙着煮菜，洗更多脏碗盘，倒在床上时已筋疲力尽。
这种生活对一个十五年来功课全拿A的女孩来说未免太枯燥，也太大材小用了点，但我知道婚姻就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巴帝·魏勒的母亲就是从早到晚忙着煮饭、打扫、刷洗，即便她丈夫是大学教授，而她自己也在私立学校教书。
有一次我去找巴帝，魏勒太太正用魏勒先生的旧西装所裁出的布条来编织地毯。这条地毯已经花了她好几个礼拜，我很喜欢她把褐色、绿色和蓝色花格呢布混织所编成的穗辫。我心想，如果是我，地毯完成后，我一定要挂在墙面当壁毯来欣赏，没想到魏勒太太竟把它放在厨房地垫原来的位置，几天后，它变得肮脏又难看，跟便宜商店里一美元的廉价地垫没两样。
我知道，即使男人在婚前献上大量的玫瑰、热吻和烛光晚餐来掳获女孩芳心，其实他私下期待婚礼结束，她就臣服在他的脚下，甘愿成为厨房里的地垫。
我妈也提过，她和我爸才离开雷诺──爸之前结过婚，所以得去雷诺办离婚手续──我爸就对她说：“哇，太好了，现在开始咱们都可以不用装模作样了。终于可以尽情当自己。”从那天起，我妈就一刻不得清闲。
我还记得，有一次巴帝·魏勒以自以为是的阴险口吻说，等我有了孩子，感觉就会不同，到时就不会再想写诗。所以，我开始觉得，或许结婚生子的过程真的就像洗脑，婚后你会像奴隶般麻木呆滞地走来走去，活在独裁的私密国度里。
我低头凝视熟睡中的君士坦丁，犹如俯视深井底部一颗遥不可及的闪亮石头。忽然，他睁开眼，眼底满是爱意地望着我。我愣愣地看着他，他眨眨眼，就像快门按下的声音划破了温柔的氛围，一双扩大的瞳孔顿时迷蒙，那眼神如漆皮，只有表层，毫无情感深度。他认出我来了。
君士坦丁坐起身，打了个呵欠：“几点了？”
“三点。”我冷冷地说，“我该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上班呢。”
“我开车送你。”
我们背对着，各自在床的两侧穿鞋，动作慌乱笨拙。床头那盏白灯张狂刺眼，真是讨厌。忽然，我感觉到君士坦丁转身面向我：“你的头发一直都这样吗？”
“都怎样？”
他没回答，而是倾身过来，将手放在我的发根，然后像梳子般慢慢梳向发梢。我的体内爆起一阵轻微的电击，继续坐着一动也不动。从小我就喜欢有人用手指梳我的头发，被这样一梳，我总会变得慵懒平静，昏昏欲睡。
“啊，我知道了。”君士坦丁说，“你刚刚洗过头。”
然后，他弯腰去系他的网球鞋。
一小时后，我躺在我的旅馆房间，倾听雨声。听起来不像雨，反倒像水龙头大开。左胫骨中央的旧伤开始作痛，所以我不再奢望七点以前能睡着。反正七点一到，收音机闹钟就会以名作曲家苏沙（John Philip Sousa）的雄壮进行曲来唤我起床。
每逢雨天，这只曾断过的腿似乎就想起自己的存在，记起那种闷闷的痛楚。
我心想：“是巴帝·魏勒害我断的这条腿。”
接着我又想：“不，是我自己弄断的，我弄断它，来弥补自己的卑鄙行径。”
8
魏勒先生开车载我去阿迪伦德克的疗养院。
这是圣诞节的隔天，饱含雪气、灰霾厚重的天空压在我们上方。我觉得肚子好撑，整个人迟钝消沉。每年圣诞节隔天，我就有这种感觉：松枝、蜡烛、绑着金银缎带的礼物、烧着桦木的壁炉、圣诞节火鸡大餐，以及钢琴边的家人合唱或许带给人希望，然而，不管那希望是什么，终究会落空。
一到圣诞节，我就希望自己是天主教徒。
这趟车程，先由魏勒先生开车，然后换我开。我不知道我们聊了什么，但我知道我的情绪愈来愈低落。可能是积雪厚盖的乡村一片深冬寂静，给人凄凉悲苦的感觉，加上茂密冷杉从灰色山丘蔓延到路边，放眼望去，黝绿成黑，叫人心头跟着沉重起来。
我好想叫魏勒先生自己去，我要搭便车打道回府。
但一瞥见魏勒先生的脸，就知道我开不了口。他一头银发剪成男孩似的小平头，眼神澄澈，脸颊粉红，毛发霜白，宛如结婚蛋糕上的糖霜，无邪的表情似乎对人信任不疑。我必须陪他完成这场探访。
到了中午，灰霾略退，我们将车停在结冰的岔道，共享魏勒太太帮我们打包当午餐的鲔鱼三明治、燕麦饼干、苹果，以及装在热水瓶里的黑咖啡。
魏勒先生慈祥地看着我，然后清清喉咙，拂掉大腿上的食物残屑。我看得出来，他有正事要说。他这个人很害羞，有一次我去听他发表经济主题的重要演说，他开口前就像现在这样清清喉咙。
“娜莉和我一直希望有个女儿。”
那一刻，我忽然有个疯狂的想法，以为魏勒先生要宣布魏勒太太怀了个女婴。他继续说道：“可是，有哪个女儿比得上你呢？”
魏勒先生一定以为我听他说愿意当我父亲，开心得快哭出来。“好啦，好啦，”他拍拍我的肩膀，又清了一两次喉咙，“我们相互了解的嘛。”
然后，他打开他那侧的车门，绕过车子，走到我这一侧，呼出的气息在灰霾天色中形成蜿蜒绕指的缕缕白烟。我挪到他刚离开的副驾驶座，他发动车子，我们继续前进。
我不确定自己期望见到的疗养院是什么样子。
或许一栋木造屋舍，矗立在小山丘顶端，住在那儿的男女面颊绯红，年轻貌美，但因生病而眼睛红热，裹着厚毯子躺在露天阳台上。
“肺结核就像一颗藏在肺部的炸弹。”巴帝捎信到学校给我，信中写道，“你只能静静躺着，祈祷它不会爆炸。”
我很难想象巴帝静静躺着的模样，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就是把握每分每秒，尽情活出精彩人生。就连夏天我们去海边，他也不像我会躺下来打个盹。他总是跑来跑去，一会儿打球，一会儿快速做个伏地挺身，充分利用时间。
魏勒先生和我在会客室等下午静休治疗的时间告一段落。
整间疗养院似乎以肝脏色为基调。木工部分是强烈的深黝色，皮椅是焦褐色，墙壁可能洁白过，但现在惨遭霉菌或湿气摧残，面目全非。地板则铺满了斑驳的棕色亚麻油地毡。
一张矮茶几，圆形和半圆形的污渍已蚀入深色的胶合板桌面，上面放了几本破烂的《时代》和《生活》杂志。我拿起最靠近我的那一本，翻阅到杂志中间，看见秃头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咧着大笑脸，但神情茫然，活像罐子里的胚胎标本。
一会儿后，我察觉到水声幽幽，起初我以为是墙壁裂到开始渗出水，不过随即看见水声来自角落的小喷泉。
喷泉上一截看起来粗糙的管子喷出几英尺高的水花，犹如一只只甩出的手，五指齐张的水花哗啦落下，欲振乏力的涓滴淹溺在一摊水色浊黄的石槽中。水槽是用公共厕所常见的白色六角形瓷砖所铺制而成。
叮咚声响起，远处一扇门开启又关上。巴帝走进会客室。
“嗨，爸。”
巴帝拥抱父亲，随即走向我，朝我伸出手，那兴高采烈的模样真惹人嫌。他跟我握手。他的手摸起来肥嘟嘟又湿答答的。
魏勒先生和我坐在同一张皮沙发上，巴帝坐在我们对面那张看起来椅面溜滑的扶手椅的边缘。他一直在笑，仿佛被一根看不见的铁丝吊住嘴角。
我万万没想到巴帝会变胖。每次想到他在疗养院，眼前浮现的他总是瘦骨嶙峋，颧骨下方陷成阴影，灼红的双眼镶在几乎无肉的凹陷眼窝中。
然而，眼前的巴帝，身上原本凹陷的地方忽然全凸起。白色尼龙衬衫被大凸腹绷得好紧，脸颊丰满红润，像极了糖葫芦，就连笑声听起来都饱满丰盈。
巴帝跟我四目相接。他说：“吃太多了。天天被喂得饱饱的，然后就躺下休息。不过现在散步时间我可以出去，所以别担心，几个礼拜内我就会瘦下来。”他倏地起身，满脸笑容，像个开心的东道主，“要不要看看我的房间？”
我跟着巴帝，他父亲跟在我身后，我们穿越一道镶着毛玻璃的双推门，走进一条同样是肝脏色调的阴暗甬道。这里弥漫着地板蜡、来舒清洁剂和一种隐约像栀子花被踩烂的气味。
巴帝用力推开一扇褐色的门，我们鱼贯走入局促的小房间。
一张凹凸不平，铺着白底蓝纹薄床单的床占据了大半个房间。床头桌上有一个水罐、一个水杯，还有一支银色的体温计插在粉红色的消毒水中。床尾和衣橱门之间塞进了另一张桌子，上面堆满书籍、纸张和看起来破烂的陶罐──入窑烧过，也上了色，但没上釉。
“哇，”魏勒先生喘了口气，说，“看起来挺舒适的。”
巴帝笑笑。
“这是什么？”我拿起一个莲叶状的陶制烟灰缸，细腻的黄色叶脉绘在绿底上。巴帝没抽烟啊。
“这是烟灰缸。”巴帝说，“送你。”
我放下它：“我不抽烟。”
“我知道啊，”巴帝说，“不过我想你会喜欢。”
“嗯，”魏勒先生抿了抿薄如纸片的嘴唇，“我想，我该上路了，就让你们两个孩子……”
“好，爸，那你慢走。”
我好惊讶。我以为魏勒先生会留下来过夜，明天开车载我回去。
“那我也一起走。”
“不，不，”魏勒先生从皮夹抽出几张纸钞，塞给巴帝，“给爱瑟弄个舒服的火车座位。她待个一两天再走。”
巴帝送他父亲到门口。
我觉得魏勒先生抛弃了我。这一切肯定是他安排的，不过巴帝否认了。他说他爸只是无法忍受生病这种事，尤其是自己的儿子生病，因为他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源自生病的意念。魏勒先生这辈子一天都没病过。
我坐在巴帝的床沿，因为没其他地方可坐。
巴帝以认真的表情翻阅桌上那叠纸张，最后拿出一本薄薄的灰皮杂志，递给我：“翻到第十一页。”
这本杂志是在缅因州的某地印刷的，里头全是诗和叙述文，各篇之间以星号做区隔。我看见第十一页有一首诗，诗名是《佛州破晓》。快速浏览时，画面源源浮现我的眼前：西瓜色的晨曦、玳瑁绿的棕榈树，以及海螺吹出的声音如希腊建筑般壮观。
“这首诗还不错。”其实我觉得烂透了。
“知道是谁写的吗？”巴帝问，露出奇怪的傻笑。
我的视线往下移到这页的右下角。巴·魏。
“不晓得欸。”但我随即改口，“我知道了，巴帝，是你写的。”
巴帝挪到我身边。
我往后挪。我对结核病所知甚少，但总觉得这种病很可怕，会不着痕迹地四处散布。我心想，现在的巴帝很可能就笼罩在致命的肺结核菌当中。
“别担心，”巴帝笑着说，“我不是阳性。”
“阳性？”
“就是不会传染给你。”
巴帝停下来喘气，仿佛爬了一段陡坡，中间停下来喘息。
“我有个问题问你。”他最近有个让人坐立难安的坏习惯，就是老爱用目光刺穿我的眼睛，好似一心要看穿我的脑袋，分析里头的思绪。
“我本来想写信问你。”
我的脑海闪过一个浅蓝色信封，背面的盖口印着耶鲁大学的校徽。
“不过后来决定等你来。我想，当面问你会比较妥当。”他停顿，“嗯，难道你不想知道我要问什么？”
“什么？”我低声问，心想大事不妙。
巴帝偎近我，一手揽住我的腰，另一手把我的头发从耳边拂开。我一动也不动。他低喃问我：“你愿意做巴帝·魏勒的太太吗？”
我险些爆笑出来。
我心想，我远远暗恋巴帝·魏勒那五六年间，如果他这么问我，我一定会惊喜若狂。
巴帝发现我面有难色。
“喔，我知道我现在的状况不太好，”他赶紧说，“我还在服用对氨基水杨酸（PAS），而且可能要拿掉一两根肋骨，但明年秋天我应该就能回医学院念书，最迟不会超过后年春天……”
“巴帝，我想，有件事我必须让你知道。”
“我知道了，”他费力挤出这句话，“你已经跟别人在一起。”
“没有，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样？”
“我这辈子都不结婚。”
“你疯了啊。”巴帝的精神为之一振，“你迟早会改变想法的。”
“不会，我心意已决。”
巴帝不理会，仍一脸开心。
“还记得吗？”我说，“有一晚观赏完小喜剧，我们一起搭便车回学校？”
“我记得。”
“当时你问我，我喜欢住在城市或乡村？”
“你说……”
“我说，我又想住城市，又想住乡村。”
巴帝点点头。
“然后，”我的声音忽然充满力道，“你就笑了，说我完全符合精神官能症的症状。你说那个礼拜你上心理学时，有份关于精神官能症的问卷就有这一道问题。”
巴帝的笑容退去。
“嗯，你说得对，我确实有精神官能症，我永远没办法决定要住在乡村或者城市。”
“你可以住在城乡之间啊。”巴帝提议，试图帮我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有时进城，有时下乡。”
“那，精神官能症到底跟住哪里有何关系？”
巴帝没答话。
“说啊？”我厉声追问，心想，不能太宠病人，这样对他们不好，会把他们惯坏。
“没有关系。”巴帝静静地说，声音有气无力。
“还精神官能症咧，哼！”我不屑地冷笑道，“如果想同时获得两种不相容的东西，这样的心态就是精神官能症，那好，我承认我有这种毛病。我这辈子就是要在两种不相容的东西之间飞来飞去。”
巴帝将他的手盖在我的手上。
“让我跟你一起飞。”
我站在匹斯贾山的滑雪坡顶往下望。其实我不该上来，毕竟这辈子我还没滑过雪，不过，美景当前，有机会我当然要好好享受一下。
我的左手边，缆绳将滑雪客一一拖上山，放在积雪的山顶上。正午阳光一晒，山顶上的雪地稍融了一些，加上游客来来回回踩踏，地面变得坚硬光滑如玻璃。我的肺和鼻腔被冷空气侵袭，清爽得难以置信。
四面八方都有滑雪客腾空冲下令人目眩的陡坡，他们一身红、蓝或白夹克，宛如美国国旗，飘闪而过。
滑雪道的底部，仿原木的小屋传出流行歌曲，划破逼近的阒寂。
少女峰上往下眺
我俩从农舍……
轻快活泼又响亮的音乐声悠悠流过我的四周，宛如一条看不见的潺潺溪水，流过冰雪荒漠。不经意甩出手，我就会被抛下山坡，滚向滑雪场外的一个米色小点。这个小点，就是置身于观众群的巴帝·魏勒。
整个早上，巴帝都在教我滑雪。
首先，巴帝跟村里的一个朋友借来雪屐和雪杖，又跟疗养院里某医生的太太借雪靴──她的脚只比我大一号。再跟实习护士借红色的滑雪外套。尽管众人极力劝阻，他仍顽固地坚持成行。
见巴帝这样，我想起他在医学院时曾因鼓励最多家属捐出亲人遗体而获奖。他们解剖这些人体主要是为了医学，无关乎遗体本身有无解剖的需求。我忘了这个奖项名称，不过我可以想象巴帝穿着白袍──听诊器从侧边口袋突出来，活像他身体上的器官──略带微笑，对那些仍因亲人死去而震惊无言的家属深深一鞠躬，说服他们签下解剖同意书。
接下来，他向医生借车。这位医生自己也得过结核病，所以对病人的需求感同身受。就这样，当不见天日的疗养院走廊响起铃声，宣布散步时间结束，我们也正好驾车离开。
巴帝跟我一样没滑过雪，但他说基本原则很简单，而且他常在一旁看教练教学生，所以有把握传授我必要的诀窍。
前半个小时，我乖乖听从他的教导，以人字的方向爬上一个小坡，然后雪杖撑地，用力一推，笔直滑下坡。巴帝似乎颇满意我的进展。
“很好，爱瑟，”我第二十次爬上同一道小坡时，他终于告诉我，“现在，去抓缆绳，上到更高的地方试试看。”
听他这么一说，我停下来。脸红气喘。
“巴帝，可是我还不会之字滑行。从山顶往下滑的人都知道怎么滑之字。”
“喔，那你到半山坡就好了，这样下滑的冲力就不会那么大。”
巴帝陪我走到缆绳，教我怎么抓绳索，然后要我抓紧，让缆绳带我上山。
今天，我完全没有跟他唱反调的念头。
一条粗糙扎人的蛇绳缠绕在我的手指之间，我紧紧抓住它，整个人被它带上山。
我摇摇晃晃，被它拖着快速移动，只能力求平衡，不敢奢望能在半山腰松手脱绳。我的前后都有滑雪客，一旦松手，很可能会被撞翻，让一堆雪屐和雪杖打中我。为了不惹麻烦，我只好默默抓住缆绳，继续上升。
然而，到了山顶，我开始后悔。
巴帝认出我来，看见裹着红夹克的我在山顶畏怯踌躇。他的双臂在空中剧烈挥动，像卡其色的风车。接着，我看见他向我示意，试图告诉我，络绎不绝往下滑的滑雪客当中有一条空隙，要我从那里下去。但我迟疑不安，喉咙发干，从我脚边到他脚边那条平顺的白色路径渐渐模糊。
一个人从左边滑过这条路径，另一个从右边穿越，而巴帝的手臂继续若有似无地挥舞，宛如滑雪场彼端升起的天线。放眼望去，挤满整个滑雪场的人群宛如蠢动的微生物，如细菌之流，或者像是明亮歪斜的惊叹号。
我的视线离开人潮汹涌的雪坡底部，往上移动。
天空睁着巨大灰眼回望我。蒙雾的太阳从四面八方发散出阒寂苍白的日光，光芒越过一个又一个山头，汇聚在我的脚边。
我内心有个声音喋喋不休，要我别做傻事，应该保护身体发肤，以雪坡两侧的松树丛为掩护，脱下雪屐，走下山，像只令人厌恶的蚊子，有自知之明地默默离开这个地方。滑下去很可能没命，这念头在我的心里冷冷地滋长绽放，如同一棵树，一朵花。
我目测我和巴帝之间的距离。
现在，他双臂交抱，跟身后的横条篱笆融为一体，同样是褐色，同样地无关紧要、木然无感。
我移动到山顶边缘，把雪杖的尖头戳入雪里，用力一推，将自己抛出去。我知道，这一抛，无论靠技术或者迟来的理智，都为时已晚，想停也停不下来了。
我笔直往下冲。
先前躲藏起来的劲风以全速力道扑进我的嘴里，还耙起我的头发，让它们与地面呈平行。我往下坠，但白色太阳并没相对地往上升。它悬在一波波凌空峰峦之上，是无知觉的万物枢纽，没有了它，世界难以继存。
我的体内有个呼应的小点，那一点跟着我的肉身朝向太阳飞去。迎面乍然涌来的风景──空气、山峦、树木、人群──让我的胸臆激昂鼓胀。我想着：“原来快乐的感觉就是这样。”
我俯冲而下，把蛇行的滑雪客、新手和高手全抛在脑后，穿越日积月累的伪装、笑容和妥协，冲入我的过往。
两侧的人和树不停往后退，就像隧道两旁的黑墙，我冲向尽头那静止的亮点──深井底下的石子、蜷缩在母亲肚腹里，白皙可爱的小宝宝。
满嘴的沙粒让我的牙齿嘎吱响，沁凉的雪水渗入我的喉底。
巴帝的脸悬在我的上方，如此贴近，显得巨大，像一颗脱轨的星球。他的后方冒出其他人的脸孔。而更后方，雪白地平线上挤满了黑点。旧有的世界一点一滴蹦回原来的位置，仿佛某个乏味的神仙教母将仙女棒一挥，把刚刚的新世界变不见。
“你滑得很棒。”熟悉的声音传入我的耳里，“可惜有人闯进你的滑道。”
有人解开我雪屐上的固定扣，有人捡回我那两根歪七扭八插在两处雪堤上的雪杖。我的身后就是小屋的篱笆。
巴帝弯腰替我脱掉靴子，以及靴里的数双白色毛袜。他那只肥嘟嘟的手盖住我的左脚掌，然后一寸一寸往上游移到脚踝，停在那里细抚摩挲，好似在探测有无私藏武器。
穹苍高处的白色太阳冷冷地照耀大地，我好想以太阳为砥石来磨砺自己，直到自己磨得跟刀刃一样圣洁、纤薄和精粹。
“我要上去，”我说，“我还要滑。”
“不行，不可以。”
巴帝的脸出现怪异的满足表情。
“不行，不可以。”他重复道，然后咧出微笑，“你的腿有两个地方断掉，未来几个月都得裹上石膏。”
9
“我真高兴他们快死了。”
希尔妲打了个呵欠，弓起她那纤细如猫足的手脚，将头埋入臂弯，继续趴在会议桌上睡觉。一束胆汁绿的稻草黏在她的眉毛位置，真像一只热带鸟。
胆汁绿，这是今年冬季的促销色，但希尔妲一如往常，比流行抢先了半年。胆汁绿配黑色，胆汁绿配白色，胆汁绿配上远房近亲的尼罗绿。
吹捧时尚的文案，金玉其外，虚有其表，在我的脑袋里像鱼一样吐出泡泡，浮上水面时啪的一声，爆出空洞的原形。
我真高兴他们快死了。
我暗自咒骂自己走霉运，怎么在旅馆的自助餐厅巧遇也正抵达的希尔妲。我昨天太晚睡，脑筋迟钝，想不出回房间的好借口，比如忘了戴手套、手帕、伞或笔记本之类的，结果下场就是不得不和她走上一大段枯燥乏味的路，从旅馆的雾状玻璃大门，到位于麦迪逊大道，敝公司那片贴着草莓色大理石板的门口。
希尔妲一整路都以模特儿的姿态走路。
“这顶帽子好漂亮，是你自己做的吗？”
我预期希尔妲会反唇相讥，说：“听你这样子，你是不是生病了啊？”没想到她只是伸直了天鹅般的长颈子，骄傲地展示帽子，然后把颈子缩回去。
“是啊。”
昨晚我去看一出戏，女主角被恶灵附体，每次恶灵借她的嘴说话，她的声音就变得低沉有瓮音，让人分不出是男是女。嗯，希尔妲的声音就像那个恶灵。
她瞅着自己在闪亮橱窗里的倒影猛瞧，仿佛要分分秒秒确认自己仍存在着。我们之间的沉默如此深沉，我想我也有部分责任。
于是，我找话题：“间谍罗森柏夫妇的事很可怕，对吧？”
今天深夜，罗森柏夫妇就要被处决。
“是啊！”希尔妲说。她的一颗心，就像以绳索套在手上织打出来的图案，虚假浮幻，但这一刻，我终于触到其中一条具有人性的绳索。然而，直到我们抵达一早就阴郁如坟的会议室，等着其他人到来，她才继续详述她那句“是啊”所代表的意思。
“世界上竟有这种人，太可怕了。”
她说完后打了个呵欠，浅橘色的嘴巴张得偌大，形成一个巨大黝黯的黑洞。我出神地望着她脸庞后方的大黑洞，直到她那两片唇相碰、开合，附身的恶灵冒出声音：“我真高兴他们快死了。”
“来，笑一个。”
我坐在洁·西办公室那张粉红天鹅绒的双人座椅上，拿着一朵纸做的玫瑰，面向杂志社的摄影师。我们来此见习的十二个人当中，只剩我还没拍照。我企图躲在化妆室里，但没成功，贝琪从门下缝隙窥见我的脚。
我不想拍照，因为此刻的我很想哭。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想哭，只知道若有人跟我说话，或者近距离看着我，我的眼泪就会夺眶而出，泣声也会夺喉迸出，而且一旦开始哭，就会哭上一整个礼拜。我可以感觉到我里面的泪水就像一杯盛得太满但放得不稳的水，随时可能会溢洒出来。
这是最后一次拍照机会，接着杂志就要送厂印刷，而我们也要踏上归途，各自回陶沙市、比洛克西市、堤内可市、库思湾市，或者所来自的任何地方。照相时我们得拿着小道具，来呈现出我们想成为的人。
贝琪拿的是一根玉米，代表她想嫁给农夫。希尔妲拿着一个没有五官、头顶光秃秃的制帽用假人头，意思是她想设计帽子，而朵琳拿的是一件绣金的纱丽，代表她想去印度当社工（但私底下她告诉我，其实她只是想要摸摸纱丽）。
他们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我不晓得。
“喔，你一定知道的。”摄影师说。
“她啊，”洁·西俏皮地说，“她什么都想做。”
我说，我想当诗人。
于是大家四处寻找能代表诗的东西给我。
洁·西建议我拿一本诗集，但摄影师反对，说这样太过明显，最好是某种能启发诗兴的东西。最后，洁·西从她的新帽子取下一朵长茎的纸玫瑰。
摄影师调整他那些白热的聚光灯：“让大家看看你写诗的时候有多快乐。”
我的视线穿透洁·西办公室里雕有大片叶子的窗楣，望向远方的蓝天。几朵夺目的云朵从右飘向左。我的目光紧紧追随着最后一朵云。仿佛当它飘出我的视线，我也能幸运地随它而去，离开这个世界。
我觉得我有必要让嘴巴的线条保持水平。
“笑一个嘛。”
终于，我乖乖地扬起嘴角，就像腹语师操弄的木偶，皮笑肉不笑。
“喂，”摄影师不满意，而且忽然有预感地这么说，“你怎么好像要哭似的。”
被他这么一说，我再也克制不住。
我把脸埋入粉红天鹅绒双人座的椅背，将整个早上潜行在我胸臆的情绪彻底发泄出来，泣声凄怜，泪水苦咸，整个人如释重负。
我抬起头时，发现摄影师不见了，也没看见洁·西的人。四肢无力的我感觉被人抛弃，仿佛自己是一只可怖动物所蜕下的皮。能摆脱主子是一种解脱，但主子离去时似乎也带走了我的灵魂，以及所有它可以操控的东西。
我在皮包里翻找那个镀金小盒子──里头有睫毛膏、睫毛刷、眼影、三支唇膏和一面小镜子。镜子里那张脸看起来像长期惨遭毒打的人，隔着囚牢的铁栅望着我。淤青肿胀，面色不堪。这张脸显然需要肥皂、清水和基督徒的宽容怜悯。
我开始怯怯地涂抹这张脸。
一会儿后，洁·西像一阵微风，步履轻盈地回来，怀里抱着一叠纸稿。她真厉害，给我独处的时间恰到好处。
“读读这些，”她说，“你会轻松愉快一点。祝阅读愉快。”
每天早上，如雪花般涌进的稿件堆在小说编辑室，让原本多到积尘沾灰的稿量雪上加霜。我相信在全美各地，每天都有人在书房、阁楼和教室里偷偷写作。假设每分钟就有人完成一篇作品，那五分钟就有五篇堆在小说编辑室的桌面上。一小时内就有六十篇叠在地板上。一整年下来……
我的嘴角泛起微笑，看见半空浮现一篇清新的作品，右上角署名爱瑟·葛林伍德。我申请了一门名作家开设的夏日写作班，希望这个月在杂志社的见习结束后就能去上课。申请时要缴交一篇自己写的短篇故事，由名作家阅读，然后他会通知你是否够资格参加他的课程。
的确，参加这种课程的人数一定不会太多，不过我还是老早前就把小说交上去，但还没收到回音。我有信心，回到家就会发现桌上躺着录取信。
我决定到时要以笔名把在课堂上写的几篇小说寄给洁·西，让她跌破眼镜。我想象有一天，小说编辑室的主编亲自到洁·西的办公室，将这几篇小说放到她的桌上，说：“这几篇是上乘之作。”洁·西看了之后，也有同感，全部采用，并邀请作者吃中饭，结果一到，发现作者是我。
“真的啦，”朵琳说，“这个不一样。”
“说说看哪里不一样。”我冷冷地说。
“他是秘鲁人。”
“喔，那一定又矮又胖，”我说，“而且跟阿兹特克人一样丑。”
“错，错，错，亲爱的，我已经见过他了。”
我们坐在我的床上，置身在一堆乱七八糟的棉衣物、勾纱脱线的尼龙丝袜和灰色的内衣裤当中。朵琳已经劝了我十分钟，要我跟蓝尼的朋友的朋友去乡村俱乐部跳舞，她还保证，这个男的跟蓝尼上次那个朋友不一样。但我明天一早八点要搭火车，我觉得今晚就该动手整理打包。
况且，我有点想独自在纽约街道上逛整晚，希望临行前夕，终于可以感染这个城市的神秘和华丽。
但我终究屈服了。
最近这几天，我愈来愈拿不定主意该做些什么。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做某事，比如装箱打包，最后却只把那些昂贵但肮脏的衣服从抽屉和衣橱拖出来，散置在椅子、床铺和地板上，然后坐在那里看着它们，茫然不知所措。它们似乎都有独特顽固的个性，拒绝被我清洗、折叠、收妥。
“都是这些衣服啦，”我告诉朵琳，“想到出去玩回来后还要面对这些，我就难受。”
“那简单。”
满脑子想着邀我出去的朵琳很有技巧地抓起一件件衬裙、长袜，以及那件细致美丽、衬满钢丝的无肩带胸罩──这是樱草花马甲公司送的礼物，但我一直没勇气穿上它──就这样一件又一件，最后是那堆让人不胜唏嘘，每件价值高达四十美元的古怪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