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完话，戈登大夫抬起头。
“你说，你上哪所大学？”
虽然被他问得一头雾水，我还是告诉了他。真不知我的病状跟我念哪所大学有何关系。
“啊！”戈登大夫往椅背一靠，望着我肩膀上方的半空，露出的笑容好似在怀念过往。
我心想，先前我对他的评价可能太过武断，也苛刻了些，或许接下来他就要跟我解释诊断结果。没想到，他只说：“我记得你们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就在那儿。那里有个妇女军团（WAC），或者妇女辅援队（WAVES）之类的单位，是吧？”
我说我不晓得。
“对，是妇女军团，我想起来了。我在那儿当医生，后来才被派到海外。哇，那里好多女孩子啊。”
戈登大夫呵呵笑。
接着，他动作流畅地站起来，绕过桌角走向我。我不晓得他要干吗，所以也跟着起身。
他伸出手，抓起我垂在右侧身的那只手，跟我握一握。
“那就下周见。”
枝茂叶密的榆树构成一条林荫隧道，遮覆了联邦大道上的黄砖与红砖房。电车沿着细长的银色铁轨驶向波士顿。我等电车通过，跨越马路，走向停在人行道边的灰色雪佛兰。
我看见驾驶座上的母亲一脸忧虑，面色惨黄──活像黄柠檬──透过挡风玻璃打量我。
“如何？医生怎么说？”
我拉上车门，没关好。推开车门，再拉一次，砰的一声。
“他说下周见。”
我妈叹了一口气。
找戈登大夫诊疗，一小时要二十五美元。
“嗨，你叫什么名字？”
“爱莉·希金巴腾。”
水兵走在我身边，我面带笑容。
我就知道，波士顿中央公园里的水兵就跟鸽子一样多。他们似乎是从远端那栋暗褐色的征兵处走出来的。屋外的布告栏和屋内的墙面都贴满了“欢迎加入海军”的蓝白色海报。
“爱莉，你打哪儿来？”
“芝加哥。”
其实我没去过芝加哥，不过认识一两个芝加哥的男大学生。我总觉得，芝加哥的人都自由开放，但也迷惘彷徨。
“离家真远喔。”
水兵伸手搂住我的腰，我们就这样在公园里逛了大半晌。他隔着我的绿色宽褶裙抚摸我的臀部。我露出神秘的笑容，提醒自己别说出任何会泄漏出我是波士顿人的话，也别让他发现我随时有可能遇见熟人，比如魏勒太太，或者我妈的朋友。她们在碧肯丘喝完下午茶，或者逛完怀林百货公司的地下街，很可能穿越中央公园。
我心想，要是能到芝加哥，或许就可以把名字永远改成爱莉·希金巴腾，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我放弃了东部名女校的奖学金，在纽约堕落一个月，还拒绝嫁给一个未来光明、“钱程”似锦、终将成为美国医学会会员的医学院学生。
在芝加哥，别人会接受我的真面貌。
孤儿爱莉·希金巴腾。大家喜欢我甜美文静的个性，不会要求我念书，并针对大文豪詹姆斯·乔伊斯作品里的孪生儿写出长长的报告。或许有一天，我会嫁给一个外刚内柔的修车技工，生一窝孩子，就像朵朵·康威那样。
如果我真的想这么做。
“你退伍后打算做什么？”我冷不防地问水兵。
在我跟他的交谈中，就属这句话最长，所以他吓了一跳，伸手推推头上那顶蛋糕状的帽子，搔搔头。
“嗯，不知道唉，爱莉。”他说，“可能拿退伍军人的学费补助去读大学吧。”
我沉吟片刻，然后提供建议：“没有想过开间汽车修理厂吗？”
“没有，”水兵说，“从没想过。”
我以眼角余光瞟他一眼，这小伙子肯定还不到十六岁。
“你知道我几岁吗？”我以指责的口吻说。
水兵咧嘴笑道：“不知道，也不在乎。”
我忽然发现，这水兵长得真是好看，模样像北欧人，在室男一个。看来，我的心思变单纯后，很自然地吸引了清纯俊秀的男人。
“那好，我三十岁了。”我说，等待他的反应。
“哇，真看不出来。”水兵捏捏我的臀部，接着迅速四下张望。“爱莉，这样吧，我们去阶梯那儿，我想在纪念碑底下吻你。”
就在这时，我发现有个穿着褐色平底便鞋的褐色身影正大步越过公园，朝我的方向走来。对方离我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看不清那硬币大小的五官模样，但我知道那肯定是魏勒太太。
“请问到地铁的路怎么走？”我故意提高嗓门，询问水兵。
“什么？”
“往鹿岛监狱的地铁啊。”
魏勒太太快走近了，我得假装跟水兵素昧平生，只是在跟他问路。
“把手拿开。”我压低声音说。
“喂，爱莉，怎么一回事啊？”
那女人从旁走过去，看都没看我一眼，也没跟我点个头，当然，这不是魏勒太太。此刻，魏勒太太正待在阿迪伦德克的小木屋吧。
我狠狠地瞪了女人远去的身影一眼。
“喂，爱莉……”
“我以为是在芝加哥认识的人。”我说，“我那间孤儿院里的恶毒女人。”
水兵又伸手搂我。
“你是说，你无父无母？”
“对。”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落下泪，脸颊被烙出两道灼热泪痕。
“爱莉，别哭，那女人，是不是对你很坏？”
“她……她坏透了！”
说着说着，我泪如泉涌。我们走到美国榆树的树荫底下，水兵搂着我，拿出亚麻质料的净白大手帕替我拭泪，而我，则暗自数落那褐衣身影的恶行，就算她不自知，也要为我这条人生偏路负起责任，为我所有的不幸负责到底。
“嗯，爱瑟，这个礼拜感觉如何？”
戈登大夫拿铅笔的模样真像抓着一颗细长的银色子弹。
“老样子。”
“老样子？”他抽动一道眉，好像难以置信。
于是，我以同样平板单调的口吻再回答他一次，但这次多了些愤怒语气。这家伙实在太驽钝，不会了解十四天不能睡、不能读写，连吞咽都有困难的感觉。
戈登大夫对我的状况根本漠然以对。
我把手伸入皮包，拿出被我撕碎的信──就是原本要寄给朵琳的那一封──松开手，让碎片飘落在戈登大夫那本一尘不染的绿色记事本上，呆呆地躺在那儿，犹如夏日草原上的雏菊花瓣。
“你对这些，”我问他，“有何看法？”
我以为他会立刻细瞧我的字迹有多可怕，没想到他只是说：“我想和你母亲谈一谈，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但也不喜欢这个提议。我猜，他大概想告诉她，应该把我关起来。我把碎信纸一一捡起来，免得戈登大夫将它们拼凑起来，发现我打算逃离这里。然后，我不发一语，走出他的办公室。
我看着母亲的身影愈来愈小，最后消失在戈登大夫的诊疗室里。接着，我又看着她的身影愈来愈大，回到车内。
“怎样？”我看得出来她哭过。
我妈看都没看我一眼，径自发动引擎。
车子驶过冷冽如深海的榆树荫下时，她终于开口：“戈登大夫认为你一点进展都没有，他觉得，你应该去他位于华顿的私人诊所接受电击治疗。”
我升起一股强烈的好奇心，仿佛刚刚听到的是报纸上一则可怖的头条新闻，而当事人跟我毫无关系。
“他的意思是，要我住在那里？”
“不是。”我妈这么说，但下巴簌簌颤抖。
我看她一定在说谎。
“说实话，”我告诉母亲，“要不然我一辈子不理你。”
“我什么时候没跟你说实话？”我妈说，眼泪夺眶而出。
男子从七楼跳窗，自杀获救！
男子乔治·博鲁奇登上七楼的窄小窗台，不理会底下的围观群众，也无惧停车场是水泥地面，足足僵持两小时，最后接受警长威尔·克马丁从临窗伸出的援手，安然脱险。
我打开花了一毛钱买的那袋花生，一边喂鸽子，一边自己吃。索然无味，像在啃老树的树皮。
我把报纸凑到眼前，想看清楚乔治·博鲁奇的长相。在聚光灯的镜头下，他那张脸就像四分之三个月亮，挂在模糊砖墙和黑色天空之上。我总觉得他有重要的信息要告诉我，而且信息就写在他的脸上。
可是，当我仔细端详他的脸，他那肮脏却立体的五官竟逐渐交融成深浅不一的灰点所组成的规则图案。
报纸上的墨黑文字并没解释博鲁奇先生爬上窗台的原因，也没交代警长克马丁把他拉进窗内时，对他做了什么事。
跳楼的麻烦在于若没选对楼层，很可能坠地后仍死不了。我想，七楼这样的高度一定很安全。
我把报纸折好，塞进公园长椅的板缝间。这是我妈所说的八卦报，内容尽是地方上的凶杀、自杀、殴打及抢劫事件，而且每一页都有半裸的女人高挺着呼之欲出的酥胸，腿部摆成撩人姿势，露出丝袜上缘。
我不明白我以前怎么没买过这样的报纸。现在，我只读得下这种东西。整个版面以照片为主，穿插在照片之间的文字寥寥可数，没机会趾高气扬，大展语文威力，该篇报道就结束。我家只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可以读，周一到周六，每天早上五点钟，它就会出现在我家门前的阶梯上。光看这种报纸，你会以为这世上没有自杀、性犯罪和坠机之类的事发生。
一只孕育着小宝宝的白色大天鹅朝着我的长椅走来，绕过林木扶疏、鸭群遍布的小岛，走入水里，游回拱桥下的阴暗处。我放目所及的一切，都变得亮晃微小。
那感觉就像将眼睛贴在一扇打不开的门的钥匙孔上，我从钥匙孔看见我和身高只及我膝盖的弟弟，我们两个拿着兔耳形状的气球，爬上天鹅船，争相抢坐靠边的位置。水底布满花生壳。我的嘴里有清新的薄荷味。如果在牙医诊所表现良好，我妈就会让我们搭天鹅船。
我在大众里闲晃。上桥下桥、走过蓝绿色的纪念碑底下、走过排列成美国国旗的花圃、看看树木的名字，走过入口处──那儿有个橙白条纹的帆布照相亭，花两毛五就可以拍一组照片。
我最喜欢的树名是“哭泣的学者”，我想这种树一定原产于日本。日本人才懂灵性的东西。
如果搞砸事情，他们还会切腹谢罪。
我试着想象切腹的过程。一定要有一把锐利无比的刀子，不，很可能要用上两把。盘腿而坐，双手各执一刀，然后交叉双手，刀子对准肚子的两侧。必须裸体，否则刀子会被衣服卡住。
一转眼，反悔来不及，刀子就刺进去，并以上弦月和下弦月的形状划半圈，合成一个完整的圆，然后，肚皮呈盘状脱落，内脏掉出来，人就死去。
敢以这种方式自杀，势必勇气过人。
而我的问题就在于我怕见到血。
我看，干脆在公园待一整晚。
明天早上，朵朵·康威就要开车载我妈和我去华顿，到戈登大夫的私人诊所做电击治疗，如果我想逃，现在正是时候。我检查钱包，里头只有一张一美元的纸钞，其他一角、五分、一分的硬币加起来，也不过七毛九。
不知道到芝加哥的车资要多少钱。可是，我不敢到银行领出所有的钱，因为我怕戈登大夫早通知了银行行员，若我有异常举动，就把我拦下来。
我想到或许可以搭便车，但我连哪几条路可以从波士顿到芝加哥都不晓得。要在地图上找方向并不难，问题是一旦把我丢在某地，我就会失去方向感。倒霉的是，每次我要靠太阳来辨别方位，不是遇到正午，就是阴天，或者是晚上。而我对星座又毫无概念，只认得北斗七星和仙后座，巴帝·魏勒就常为此感到泄气。
我决定走到巴士总站，问问到芝加哥的车资，然后去银行，只领出车资的金额，这样一来就不会让人起疑心。
我走入车站的玻璃门，浏览架子上的彩色旅游传单和时刻表，忽然想到下午已过了大半，镇上的银行就快关门，看来得明天才领得到钱。
华顿的诊所跟我约的时间是明天上午十点钟。
就在这时，扩音器爆出声音，宣布外头停车场某辆巴士即将开车，并一一唱出停靠的站名。扩音器里的声音照例啪啦啪啦，含糊不清，但就在静电干扰声中，我听见一个熟悉的站名，清晰无疑，就像交响乐团里的乐器同时调音时，钢琴弹出的A音。
那一站，离我家两个街廓。
我疾步走出车站，步入七月末的午后户外。尘土飞扬，酷热难当，我汗流浃背，口干舌燥，像赶赴一场困难的面试，仓皇狼狈地上了那辆引擎已发动的红色巴士。
我将车资交给司机，车门的铰链开始转动，我身后的车门悄悄地关上。
12
铺着圆蛤碎壳的白色车道绵长幽静，车道尾端的绿茵小丘上矗立着戈登大夫的私人诊所。偌大房子的黄色护墙板和四面回廊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但草坪绿丘不见人影漫步。
母亲和我走向房子，溽暑逼人，蝉声乍起。听来像空中除草机发出的唧唧蝉声，其实源自屋后某棵铜红山毛榉。在一片静谧中，蝉声反倒凸显了阒寂的无垠。
门口站了一位护士，等着迎接我们。
“请在客厅稍待一下，戈登大夫马上过来。”
这房子乍看之下好正常，反而让我心生忐忑，因为我知道屋内一定关满了疯子。放眼所及的窗户都没装铁窗，也听不到狂躁或令人不安的声音。阳光把自己均分成等大的椭圆形，投映在破旧但柔软的地毯上，一阵阵新刈草地的芳香弥漫在空气中。
我驻足在客厅的入口。
一时半晌，我以为这是我曾造访过、位于缅因州外海小岛上一间小宾馆的休憩厅。法式的格状玻璃门透入灿亮白光，客厅远端有一架大钢琴，里头的人都穿着夏装，或坐在牌桌边，或坐在脚椅高低不一的藤制扶手椅上，俨然一副破落滨海度假区的景象。
片刻后，我才察觉这些人都纹风不动。
我更仔细观察，试图从他们僵硬的姿势寻找线索，渐渐地，我分辨出男女，也看出有些男孩或女孩跟我一样年轻，但即使年纪性别各异，但他们的表情却相同，像是在棚架上躺了很久，经年不见天日，脸上蒙了灰白细尘。
接着，我发现有些人确实在动，但动作幅度细微如小鸟，乍看之下难以察觉。
一个面色灰白的男人数着手中的一叠扑克牌，一、二、三、四……我以为他在检查这叠纸牌是否完整，没想到他数完后，又重新数一次。他旁边的胖女人在玩一串木珠子，她把所有的珠子拉到一端，然后又让它们回到另一端，一颗颗撞得咔咔响。
钢琴前的年轻女子翻阅数张乐谱，但一发现我在看她，竟愤愤地低下头，把乐谱撕成两半。
我妈碰了碰我的胳膊，要我跟她进客厅。
我们不发一语，坐在凹凸不平的沙发上，稍动一下，沙发还会嘎吱响。
我的视线越过客厅里的其他人，游移到半透明窗帘后方那片灿烂绿意，感觉像坐在大百货公司的窗户里，而周遭那些人并非真人，而是上了颜色，看起来像真人，姿态也摆得栩栩如生的模型假人。
穿着黑外套的戈登大夫上楼，我跟着上去。
在楼下门厅时，我想问他电击治疗是怎么一回事，但我张开嘴巴，却说不出半个字，只能睁大眼，看着他那张带着笑容、信心满满的熟悉脸庞，像一只盘子飘浮在我的眼前。
楼梯尽头的地面，不再铺着石榴色的地毯，整个走道换成了素面的褐色油毡，两旁是一扇扇紧闭的白色门扉。我跟着戈登大夫往前走，远处某扇白门开启，传出女人的哀叫声。
忽然，有个护士从我们前方的转角冒出来，还拖了一个穿着蓝浴袍、及腰长发蓬松凌乱的女人。戈登大夫赶紧往后退，而我贴在墙上，让路给她们。
女人被拖着走，一路挥舞手臂，试图挣开护士的手，嘴里还念念有词：“我要跳窗，我要跳窗，我要跳窗。”
矮胖结实的护士穿着正面脏兮兮的制服，斜视的眼睛戴着厚重眼镜，两只圆镜片后方出现的四只眼睛直盯着我。我试图分辨她的眼睛哪只真，哪只假，哪只真眼是斜视，哪只直视，却见她忽然凑近我的脸，咧出心怀诡计的大笑容，还发出嘶嘶声音，仿佛在跟我保证：“她以为可以跳窗，其实跳不出去的，因为都装了铁窗！”
戈登大夫领我走进位于后方的房间，我发现这个空荡的房间果然装了铁窗，而房门、橱门、柜子的抽屉，以及一切能打开关上的东西都配了锁孔，以便上锁。
我躺到床上。
斜眼护士回来，解开我的手表，放到她的口袋，又拿下我头发上的发夹。
戈登大夫用钥匙打开橱柜，拉出一张桌脚附轮子、桌面上有一台机器的桌子，并将它推到床头后方。护士开始把一种臭臭的油脂涂在我的太阳穴上。
她俯身碰触我靠墙那侧的脸时，肥硕的胸脯像云朵或枕头，蒙住我的脸，肌肤还隐约散发一种恶臭的药味。
“别担心，”护士低头，咧嘴笑道，“第一次时每个人都怕得要死。”
我想对她微笑，但皮肤僵得像羊皮纸。
戈登大夫把两片金属板分别贴在我的头部两侧，然后用一条皮带固定住金属板，并在前额扣上皮带环，接着又叫我咬住一条电线。
我闭上眼睛。
有个东西靠向我，抓住我，用力摇晃我。吱——它发出尖锐的声音，空中出现爆裂声，还有蓝光闪现，每一闪，就让我一阵剧痛，痛到我觉得骨头快裂开，像树木被闪电劈裂，而骨髓就要像树汁一样喷出来。
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吗？
我坐在藤椅里，手上有一杯用小鸡尾酒杯盛装的番茄汁。表又回到我的手腕，但怎么看怎么怪。后来才发现是戴反了，而头上的发夹也夹在陌生的位置。
“感觉如何？”
我想起一具很有历史的金属立灯。这是我爸书房里少数遗物的其中一件。钟形的灯泡罩是铜制的，虎皮色的电线沿着金属立座往下垂，接到墙面的插座上。
有一天，我决定把这具立灯从我妈的床边挪到房间另一头，我摆书桌的地方。电线够长，所以我没拔插头。我的双手牢牢抓住立灯和破损的电线。
忽然，立灯里跳出一个东西，还带着一阵蓝光，把我震得牙齿咯咯打战，我想放开手，但手被黏住，我放声尖叫，或者该说某种尖叫声跳出我的喉咙，因为我认不得那声音，只听见它颤抖着升空，就像被残暴地驱离肉体的灵魂。
终于，我的手松开了立灯，我往后倒在母亲的床上，右掌正中央出现了一个像被铅笔芯刺中的小黑点。
“感觉如何？”
“还好。”
才不，我难受死了。
“你说，你念哪所大学？”
我说出名字。
“啊！”戈登大夫的脸缓缓绽放出堪称热情的笑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里有个妇女军团，对吧？”
我妈的指关节白得像见了骨，仿佛在等我的这段时间，关节上的皮肤脱落了。她望向我身后的戈登大夫，神色轻松了一些，看来他必定跟她点了点头，或者笑了笑。
“葛林伍德太太，我想，再多做几次电击治疗，”我听见戈登大夫说话，“你就会发现她有显著的进步。”
客厅那女孩仍坐在钢琴椅上，撕破的琴谱摊在她的脚边，像一只死鸟。她瞪着我，我回瞪她，她眯起眼，对我吐舌头。
我妈跟着戈登大夫走向大门，我慢慢跟在后头，一等他们转身，我就对那女孩还以颜色，将拇指压在两只耳朵，对她做鬼脸。她缩回舌头，瞬间面无表情。
我走到外头的阳光底下。
朵朵·康威的黑色旅行车像一只黑豹，躲在光影斑驳的树荫中。
这辆旅行车原本是上流社会的某位名媛定制的，她要全黑，连一点铬黄色都不想有，连皮革内装也要黑色，结果一看到货，她失望极了，还说这根本是灵车，其他人也这么觉得，所以没人想买。于是康威家就以很低的价钱买下，把它开回家，等于赚了好几百美元。
我坐在前座，挤在朵朵和我妈之间，感觉整个人麻木无力。每次想集中精神，心思就像溜冰鞋，滑入袤广虚无之地，在那儿心不在焉地踮脚旋转。
“我受够了戈登大夫。”我们母女下车，看着朵朵和她那辆黑色旅行车消失在她家的成排松树后方，我告诉我妈，“你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下周不去了。”
我妈微笑道：“我就知道我的宝贝不会这样。”
我看着她，问：“不会怎样？”
“不会像那些可怕的人，医院里那些行尸走肉。”她停顿一下，继续说，“我知道你决定恢复正常了。”
正要崛起的女星昏迷六十八小时后，终告不治。
我把手伸入皮包，在纸张、小化妆盒、花生壳、一毛及五分硬币，以及装着十九片吉列牌刮胡刀片的蓝色硬盒之间摸索，终于找出我那天下午在公园的橙白条纹照相亭里拍的快照。
我把这照片并排在报上那张已逝女星的脏污照片旁。看起来好像啊，嘴巴像、鼻子像，唯一不同的是眼睛。快照里的眼睛是睁着的，而报上照片的眼睛是闭着。但我知道如果把死去女星的眼睛用大拇指翻开，就会有一双跟快照同样墨黑、同样空洞、同样死气沉沉的眼睛望着我。
我把快照塞回皮包里。
“干脆就坐在阳光底下的公园长椅，看着那座钟楼上的时钟，多待个五分钟吧。”我告诉自己，“然后，找地方动手。”
我内心的小声音聚集起来合唱。
爱瑟，你对工作没兴趣吗？
你知道的，爱瑟，你有精神官能症的典型症状。
这样下去，你绝对一事无成，这样下去，你绝对一事无成，这样下去，你绝对一事无成。
有一次，在炎热的夏夜里，我花了一个小时亲吻一个全身毛茸茸、长得像猿猴的耶鲁法律系学生，因为我同情他长得很丑。结束后，他竟告诉我：“姑娘，我知道你是哪种女人了。四十岁的你会是老古板。”
大学里教创意写作的教授在我那篇题为《大周末》的小说上，挥笔写下这样的评语：“矫揉！”
我不懂矫揉的意思，所以去查了字典。
矫揉：虚假、造作。
这样下去，你绝对一事无成。
我已经二十一天没睡。
我想，这世上最美的东西就是阴影。上百万个移动的身影，无出路的阴影。柜子抽屉、衣橱、皮箱里的阴影。屋子、树木与石头底下的阴影。眼眸深处和微笑背后的阴影，以及地球上处于黑夜那一面，数英里绵延的阴影。
我低头看着右小腿，两片肉色的绷带在上面交叉成十字。
那天早上，我起了头，终于动手。
我把自己锁在浴室，放了一整浴缸的温水，拿出刮胡刀片。
有人问某位罗马的老哲学家之类的，希望怎么死去，他说，要泡在温水里，切开自己的血管。我想，这种死法蛮轻松的，躺在浴缸中，看着手腕冒出的红色血花汩汩流过澄澈的水，最后沉入艳俗如罂粟的红色水底，永远睡去。
但真正要动手时，我发现手腕的肌肤白皙脆弱到我下不了手。我要杀的东西仿佛不在这块肌肤底下，也不是我拇指底下跳动的细蓝脉搏，而是更深处、更隐秘、更难触及的东西。
其实只需要两个动作。先割一腕，然后换另一腕。或者，把剃刀换手的动作加进去，就是三个动作。然后，踏进浴缸，整个人躺下。
我走到浴柜前，如果割腕时看着镜子，应该就像看着书中或戏里的人自杀吧。
可是，镜中人呆滞无力，笨得什么事情都做不出来。
接着，我在想，或许该先弄出一点血来练习练习，于是我坐在浴缸边缘，把右脚踝跨在左脚踝上，然后举起拿着剃刀的右手，不使力也不抗拒，让刀子靠着自身的重量往下落，就像断头铡，落在我的小腿上。
起先毫无感觉，随后有一股来自深处的小刺痛，接着，伤口涌出鲜红物。血渐聚渐暗，像一颗水果，往下滚到我的脚踝，流进我的黑色漆皮鞋中。
我心想，现在该进浴缸，可是刚刚那番蹉跎耗尽了早上的大好光阴，眼看妈妈就快回家了。看样子，我来不及把事情做完，就会被她发现。
于是，我把伤口贴上绷带，将刮胡刀片装好，带在身上，搭乘十一点半的巴士往波士顿去。
“抱歉，姑娘，鹿岛监狱在岛上，地铁到不了。”
“不对，它不在岛上。以前那儿是岛，但用土填平后就和内陆相连了。”
“总之没有地铁去那里。”
“我非去不可。”
“喂，”票亭里的胖男人从铁栅窗口打量我，“别哭啊，姑娘，那里有你什么人，亲戚吗？”
黑暗夜色被人工光源给照得通亮，熙来攘往的人群在我四周推挤碰撞，赶着搭火车。一列列火车隆隆进出史寇雷广场底下的肠状隧道。我可以感觉到，泪水就要从我紧闭的眼管喷涌出来。
“我父亲在那里。”
胖男人看了一下票亭内墙的图表，说：“你就这么做吧，先到那边的月台搭电车，在东高地那一站下车，然后转乘往海角的公车。”他笑着对我说，“这样就能到监狱门口。”
“喂！”小屋里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年轻人朝我挥手。
我也对他挥手，然后继续往前走。
“喂，站住！”
我停步，慢慢走向小屋。它就坐落在废弃的沙堆上，看起来像圆形的客厅。
“喂，你不能再往前走喽，那里是监狱区，不准闯入。”
“我以为沙滩沿岸都可以走，”我说，“只要不超过潮水线。”
小伙子想了一下。
然后说：“这个沙滩不行。”
他长得很讨喜，看起来清新有活力。
“你这地方很不错，”我说，“像间小房子。”
他回头瞥了屋内一眼──里头有辫状图案的地毯和印花棉布的窗帘──接着咧出笑脸。
“我们还有咖啡壶呢。”
“我以前住在附近。”
“真的吗？我也是在这个镇出生长大的呢。”
我的视线越过沙堆，望向停车场和铁栅门。栅门后有一条通往昔日离岛的小路，路的两侧有海水拍击。
监狱的红砖外貌看起来挺友善，感觉就像海边的大学校舍。左边的草坪山坡上有小白点和稍大一些的粉红点状物四处移动。我问警卫，那是什么，他说：“猪和鸡啊。”
我在想，如果当初我知好歹一点，留在这个老镇，说不定念书时会认识这个狱警，跟他结婚，现在已生养好几个孩子。这样也不错，住在海边，守着一堆小孩和猪鸡，穿着祖母口中的耐洗衣，悠闲坐在铺着鲜亮油毡布的厨房里，四周还有一堆肥臂膀的女人，喝着一壶又一壶的咖啡。
“要怎样才能进监狱？”
“要申请通行证。”
“不是，我是说，怎样才能被关进去？”
“喔，”警卫笑着说，“偷车啊，抢劫商店之类的。”
“里头有杀人犯吗？”
“没有。杀人犯关在较大的州立监狱。”
“除了偷车和抢劫，里面还有哪些人？”
“喔，冬天一到，波士顿的老游民就会来。他们会故意朝人家的窗户丢砖头，等着被逮，这样就能来这里过冬，不用在外头挨饿受冻。监狱里有电视可看，三餐不愁吃，周末还有篮球比赛。”
“不错嘛。”
“如果喜欢这种生活，的确很不错。”警卫说。
我跟他道别，动身离开，只回头望了他一眼。他仍站在岗哨亭口，我回头时，他举手向我敬礼。
我坐的树干沉重如铅，还散发出沥青味。居高临下的丘顶矗立着一个粗桶状的灰色水塔，水塔下方，沙洲蜿蜒入海。潮水一涨，整片沙洲完全覆没。
我清楚记得这片沙洲。有一种奇特的贝壳只出现在这片沙洲的内凹处，其他地方都没有。
这种贝壳厚而光滑，约拇指关节大，通常是白色，但偶有粉红色或蜜桃色，长相类似某种小海螺。
“妈咪，那个女生还坐在那里。”
我懒懒地抬起头，看见一个全身是沙的幼童被一个身材纤瘦、眼神锐利的妇人拖离海边。她穿着红短裤，红白圆点的背心。
没想到这个海滩已被夏天的人潮占据。我没来的这十年，海角的平坦沙地上盖起一栋栋花哨的度假小屋，有蓝色、粉红色和浅绿色，真像一朵朵食之无味的蕈菇。银色的飞机和雪茄状的飞船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从海湾对面的机场轰隆疾飞，咻地掠过屋顶的喷射机。
整片海滩，只有我穿裙子和高跟鞋，想必很引人注目。后来，我把漆皮高跟鞋脱了，因为它们老是陷入沙子中。想到我死了之后，这双鞋子会栖居在沙滩这截银色木头上，鞋尖指向大海，仿佛某种心灵罗盘，我就备感欣慰。
我用手指碰碰皮包里的那盒刮胡刀。
随即想到自己未免太蠢，有了刮胡刀，但没温水可让我浸泡。
我想到或许可以租个房间。避暑胜地肯定有房间出租。可是我没携行李，会让人起疑。况且，客房出租的地方总是有其他房客等着用浴室，若有人砰砰敲门，我就没时间动手，更没机会踏入浴缸，等待死亡。
沙洲顶端的鸥鸟像踩着木高跷，喵喵叫得像猫。它们披着灰色的羽衣，一只一只振翅飞起，在我的头上盘旋，喵喵悲鸣。
“喂，大姐姐，别坐那么出去，快涨潮了。”
有个小男孩蹲在几英尺外，捡起一块紫色的圆石子，往海面高高一掷，扑通一声，没入海水中。他在沙滩上到处翻找，我听见干石头相击，铿当声如钱币碰撞。
他拿一块扁平的石头打水漂，石头在暗绿色的水面上跳了七次，才隐没于水中。
“你怎么不回家？”我说。
男孩又拿了一个较重的石子打水漂，这次弹两下就沉入水里。
“不想回去。”
“你妈在找你。”
“才没有。”但语气听来有点担心。
“如果你回家，我就给你糖果。”
男孩立刻靠近我：“什么样的糖？”
但我不用打开皮包看，也知道里头只有花生壳。
“我给你钱去买糖。”
“亚──瑟！”
真的有个女人出现在沙洲另一端。她滑了一跤，接下来，洪亮严厉的叫喊声传来，她的嘴唇喃喃开合，显然在啐声咒骂刚刚跌的那一跤。
“亚──瑟！”
她用一只手遮住眼睛上方，仿佛此举有助于她在渐浓的海滨暮色中辨识出我们的位置。
随着男孩母亲对他的引力逐渐加大，他对我的兴趣逐渐减少，甚至开始装作跟我毫无关系，径自踢石头，假装找东西，逐渐走远。
我打了个寒战。
一块块冰冷嶙峋的小石子躺在我的赤足底下，我开始渴切思念起我放在沙滩上的黑鞋。波浪退去，像人缩了手，接着往前伸，触摸我的脚。
这濡湿的感觉仿佛来自海床底，那儿有目盲的白鱼，以自身发出的亮光为助力，穿越严寒的极地。我还看见鲨鱼牙和鲸鱼耳骨，一个个像墓碑，散置在海床底。
我等着，等海洋替我做决定。
第二道浪在我的脚边碎开，点点白沫轻吻我的脚，寒意紧紧攫住足踝，痛得我承受不了。
我的肉体畏缩了，胆怯了，不敢面对这种死法。
于是，我拾起皮包，走过冰冷的石头，回到鞋子那儿。在暗紫的天光中，我的鞋子不懈地警戒着。
13
“一定是他妈杀死他的。”
我看着男孩的嘴说出这句话。他是乔蒂介绍我认识的，有张娃娃脸，双唇丰满粉嫩，金发细滑如丝，名叫加亚，我想这一定是什么的简称，但一时想不起来。莫非是加利福尼亚州。
“你怎么确定是她杀的？”我问他。
乔蒂在电话上说加亚很聪明，而且很可爱，我一定会喜欢。我心里纳闷，如果我还是原来的我，真的会喜欢他这种类型的男孩吗？
谁知道。
“因为一开始她说不，不，不，接着却说，要。”
“可是后来她又说了不。”
加亚和我并肩躺在橙绿条纹的浴巾上。这里是林恩市郊沼泽区对面的肮脏海滩，乔蒂和她的意中人马克跑去游泳了。加亚不想下水，想聊天，所以我们开始争论起一出戏的剧情。剧中有个年轻人发现自己得了脑疾，而他之所以得这病，是因为他父亲曾跟许多不洁的女人有染。年轻人的头颈会逐渐变软，最后支撑不住，完全断裂。他妈在挣扎，该不该杀死他，让他永远解脱。
我怀疑是我妈打电话给乔蒂，拜托她邀我外出的，免得我成天坐在房里，百叶窗紧闭。其实，我很不想赴这趟约，因为我怕乔蒂会注意到我变得不一样。我想，不管是谁，只用半只眼就能看出我的头壳里已没有脑袋。
不过，开车往北而后往东这一路上，乔蒂只顾聒噪说笑，似乎不在意我的回应只有“哇”“天哪”“是喔”。
我们在海边的公共烤肉区烤热狗，我仔细观察乔蒂、马克和加亚怎么做，才能把热狗烤得恰到好处，没发生我担心的事，比如烤焦，或者掉到火里。不过，稍后趁着没人注意，我就把热狗埋进沙子里。
用完餐，乔蒂和马克手牵手下水，我躺下来凝视天空，加亚在一旁不停谈论那出戏。
我之所以记得这出戏，是因为里头有个疯子。我读过的东西中，只要与疯子有关，都会深植我的脑海，其他部分则缈缈飘逝，不留痕迹。
“可是，重点是她说了要。”加亚说，“这也是她最后的决定。”
我抬起头，眯眼看海。这海宛如一只边缘肮脏的蓝盘子。岬角一英里外，有块灰色的大圆石突出水面，像鸡蛋插在水里，只露出上半部。
“我忘了她是用什么方式杀死他的。”
其实我没忘，记得清清楚楚，但我想听加亚怎么说。
“吗啡粉。”
“美国有吗啡粉？”
加亚想了一下，说：“不对，应该不是，这样的杀人法太落伍。”
我翻身趴着，眯眼瞭望另一端的林恩市。烤肉架底下的火和路面热气都冉冉升腾起一股迷蒙烟雾，宛若一道清澈的水瀑，我的视线穿越烟雾，看见油槽、工厂烟囱、起重机和桥梁构成的脏污天际线。
看起来乱七八糟。
我又翻身躺着，以随性的口吻问道：“如果你要自杀，会用什么方式？”
加亚对这问题兴味盎然：“我经常想这个问题欸，我想，我会用枪轰掉脑袋。”
真失望。男人用枪理所当然，但我哪有机会碰枪。就算拿到枪，也不晓得该朝身体哪个部位发射，才能万无一失，命中要害。
我在报上读过，有人想饮弹自杀，但没能死成，只射中重要神经，造成全身瘫痪，或者，把脸轰掉后奇迹似的被外科医生救活。
举枪自戕的风险太大。
“哪种枪？”
“我爸的霰弹枪。里头随时都有子弹，哪天我只要走进他的书房，然后，”加亚以一根手指指着太阳穴，做出完蛋的滑稽表情，“砰！”他睁着浅灰的大眼看着我。
“你爸住在波士顿附近吗？”我随口问。
“没有，他住在滨海克拉克顿。他是英国人。”
乔蒂和马克手牵手跑上岸，浑身滴着水，还晃动身体，甩开水珠，活像两条坠入爱河的狗。我心想，这里很快就会挤满人，于是起身，假装打呵欠。
“我想去游泳。”
跟乔蒂、马克和加亚共处，让我神经紧绷，感觉就像一根沉重的木块压在钢琴弦上。我怕自己随时会失控，开始滔滔不绝地告诉他们，我不能阅读，无法写作，还有全世界大概只有我整整一个月没睡，却没衰竭到暴毙。
我的神经似乎开始冒烟，就像烤肉架和饱经日晒的路面冒出的冉冉热气。放目所及的一切──海滩、岬角、海洋和礁岩──都成了舞台的背景布幕，在我眼前颤颤巍巍。
真不知这愚蠢虚假的蓝天布景何时才会转黑变暗。
“你也去游吧，加亚。”
乔蒂嬉闹地轻轻推了加亚一把。
“哎呀，”加亚把脸埋入毛巾里，“水很冷啦。”
我朝海水走去。
在万里无云的正午日头底下，海水看起来友善亲切。
我心想，溺水应该是最舒服的死法，最惨的是烧死吧。巴帝·魏勒带我看的那些标本罐里的婴儿有些长了腮，他说，在某个阶段，他们就跟鱼一样。
一道小浪夹带着垃圾拍打我的脚，里头有糖果包装纸、橘子皮和海藻。
我的背后传来脚踩沙地的声音。加亚走过来了。
“我们游到那块礁岩吧。”我指着远方。
“你疯了啊，起码有一英里欸。”
“你怕了啊？”我说，“胆小鬼。”
加亚抓住我的手肘，推着我走入水里，等到水及腰，就把我压入水中。我浮上水面，双手拍水，水花溅得眼睛刺痛。水底下，一片半透明的绿，犹如厚厚一块石英。
我以改良过的狗刨式游泳，朝着那块礁岩游去。加亚以自由式慢慢游，一会儿后昂起头，开始踩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