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不到的啦。”他气喘吁吁地说。
“好，你回去吧。”
我想不停地游，游到没力气回岸上。我游啊游，心脏怦怦跳，听在耳里像是沉重的马达声。
我存在，我存在，我存在。
那天早上，我企图吊死自己。
我妈一出门上班，我就拿了她那件黄色浴袍上的丝质腰带，在房内的琥珀光影下，把丝带打了一个可以上下活动的结。我花了很久才搞定，因为我不擅长打结，不确定该怎么打才最恰当。
接着，我到处找可以挂绳子的地方。
伤脑筋的是，我家的天花板不对。白色天花板低矮又平滑，放眼不见任何灯座或木梁。真怀念外婆以前的房子。可惜她把老家卖了，搬来和我们住，后来改跟丽碧姨妈同住。
外婆那间房子是19世纪的精致风格，房间挑高，水晶吊灯的灯座坚固，高耸的壁橱上方是结实的横木，而且有一座阁楼，但没人上去过，里面塞满了皮箱、鹦鹉笼、裁缝用的穿衣假人。屋顶的横梁就跟船上的勒材一样厚重。
不过，那是栋老房子，被外婆卖掉后，我就不晓得谁还有这样的房子。
我在屋里走来走去，套在脖子上的丝绳就像黄色的猫尾巴荡来荡去。怎么找都没有地方可以挂绳子，万分沮丧的我坐在母亲的床沿，把脖子上的丝绳束紧。
每次一束，就觉得耳朵发热，脸充血，手发软，然后会很自然地松开手，于是整个人没事。
我发现身体真是诡计多端，每次都在关键时刻让手松软，无法置它于死地。要是我能做主，一眨眼就能了结自己。
看来，我非得用仅存的理智来突袭身体不可，否则，它一定会把我关在这副蠢皮囊五十年，让我行尸走肉地活着。尽管我妈谨言慎行，但别人迟早会发现我早已精神错乱，届时他们一定会力劝她把我送到精神病院治疗。
然而，我这种病是无药可医的。
我在药房超市里买了几本讨论变态心理学的书，然后把我的症状跟书中提到的情况做比较，果不其然，我的症状完全吻合最无望的病例。
现在我读得下的东西除了小道报纸，就只有变态心理学的书籍。上天仿佛给我留了一线生机，让我可以充分了解自己的病症，以找出最合适的终结方式。
上吊一事惨遭滑铁卢后，我怀疑是不是该打消轻生的念头，向医生俯首称臣，但这么一想，戈登大夫和他那间私人诊所的电击设备就浮现于我的脑海。一旦被关进去，他们就可以随时用那机器对付我。
我想，若真的去了那里，我妈、我弟和朋友们会每天来看我，希望我一天比一天有起色。但慢慢地，他们的探访次数愈来愈少，最后对我彻底绝望。随着年岁增长，他们一定会逐渐将我淡忘。
再说，他们的经济也会日趋拮据。
一开始他们会给我最好的医疗照顾，把钱投入戈登大夫之类的私人诊所，最后，钱财散尽，我被转到公立医院，跟几百个像我一样的人关在地下室的大笼子里。
越没康复的希望，就会被藏得愈远。
加亚掉头往岸上游。
我看着他在深度及颈的海水中慢慢地费力载浮。在卡其色沙滩和沿岸小绿波的衬托下，他那载浮载沉，时不时被海水切成两半的身躯，白皙得像条蠕虫。没多久，这只白色蠕虫完全离开绿波，爬上卡其色沙滩，隐没在其他数十只蠕虫当中，在海天之间游晃蠕动。
我的手划水，脚踢水，但我和蛋型礁岩的距离，并没比刚刚跟加亚在岸上观看时更近。
不久后我就发现，其实无须游到那么远的礁岩，因为到头来我的身体还是会找借口爬出水面，躺在阳光下休息，恢复体力后就游回去。
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当下溺死自己。
于是，我停下来。
我把双手搁在胸前，头埋入水中，双手拨水，往下潜。水压迫我的耳膜，也压迫我的心脏。我努力振臂往下潜，但不知不觉又被海水喷上水面，抛在阳光底下。周遭的世界闪闪发亮，仿佛布满了蓝、绿、黄的次等宝石。
我抹掉眼睛上的水。
我喘得像力气耗尽。一点儿力都没出，任自己漂浮在水面上。
然后，再次下潜，一次又一次，但每次都像软木塞浮出水面。
灰色礁岩嘲笑我这模样简直像套了救生圈，在水面上载浮载沉。
我知道我被击败了。
只能打消死意，回头返岸。
我用手推车将花推过走廊，那些花儿点点头，像一群知书达理、聪明伶俐的好孩子。
穿着这一身鼠尾草绿的志工制服，我觉得自己既蠢又多余，非但比不上穿白制服的医护人员，连穿褐色制服的清洁妇都比不上。当她们拿着拖把、提着盛装污水的桶子走过去，甚至瞧都不瞧我一眼。
如果有薪水，无论多微薄，起码都能算是一份工作，但我一整个早上推着推车分送杂志、糖果和花朵，最后换得的只有一顿免费午餐。
我妈说，对于那些成天自艾自怜的人来说，最好的药方就是去帮助比自己更可怜的人，所以我们的家庭医生泰瑞莎安排我到当地医院当志工。要在这医院当志工可没那么容易，因为女青年服务联盟的人都抢做这差事，不过我很幸运，这阵子她们很多人都度假去。
我希望被指派到重症病房，因为我觉得那儿的病人会看出我麻木呆滞的表情底下其实藏着一颗好心肠，并对我做的一切深表感激。可是志工的头头──她是我们教会里的社交名媛──瞟了我一眼后，说：“你去产科。”
于是，我搭电梯上三楼，到产科病房，跟护理长报到。她给了我一推车的花，要我把正确的花送到正确病房的正确床位上。
还没走到第一间病房，我就发现很多花垂头丧气，花瓣边缘枯竭，我心想，把一大束奄奄一息的花扔在刚生产完的女人面前，肯定会让她们很不舒服，所以，我把推车转个方向，推到走廊凹处的水槽边，将那些已枯死的花一一挑出来。
接着，也挑出奄奄一息的花。
放眼见不到垃圾桶，于是我把挑出来的花揉成一团，丢在白色深水槽的底部。这水槽感觉起来冷得像坟墓。我泛起微笑。医院的太平间一定像我这样，把尸体随手一扔。我这个弃花的小动作无啻呼应了医护人员较大的弃尸动作。
我打开第一个病房的门，拉着推车进去，几个护士吓得跳起来。若我记得没错，这个房间内有一些架子和药柜。我一头雾水。
“你要干吗？”其中一个护士凶巴巴地问我。她们几个看起来都一个样，我实在分不清谁是谁。
“我在分送花。”
刚刚说话的那个护士把手搭在我的肩膀，引导我走出病房，另一手熟练地拉着我的推车，然后猛地推开隔壁病房的门，欠身送我进去，然后径自走掉。
外头传来咯咯笑声，门关上后才没听见。
房里有六张床，每张床上都坐了一个女人，有的打毛线，有的翻阅杂志，有的上发卷，叽叽喳喳，就像鸟舍里的鹦鹉。
我以为她们会在睡觉，或者脸色苍白地静静躺着，这样一来我就能放轻步伐，自在地核对花瓶上的号码跟床铺编号。可是我还来不及辨明方位，就见一个活泼亮眼、三角尖脸的金发女人对我招手。
我走过去，把推车留在房间中央，但她比画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我这才知道她要我把推车带过去。
我将一整车花束推到她旁边，露出很乐意为她效劳的笑容。
“喂，我的飞燕草呢？”病房另一头有个肌肉松垮的高大女人恶狠狠地质问我。
三角尖脸的金发女人俯身凑到推车上方。“我的黄玫瑰在这里，”她说，“可是跟一些烂鸢尾混在一起。”
其他女人也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跟着口吐怒言，满嘴抱怨。
我开口解释，那束飞燕草枯死了，所以被我扔进水槽了。另外有些花奄奄一息，我剔除后花瓶显得太稀疏，所以就把其他花凑成一把。说着，房门被推开，有个护士阔步进来查看这骚动是怎么一回事。
“护士小姐，听我说，那一大束飞燕草是昨晚我家赖瑞带来的。”
“她把我的黄玫瑰弄得乱七八糟。”
我边跑边解开绿制服的扣子，经过水槽时，将制服扔进去，让它跟那些死花做伴，然后从偏僻无人的侧梯下楼，两阶做一步，奔向街道，沿途没碰上任何人。
“请问墓园要往哪边走？”
那个穿着黑色皮衣的意大利人停步，指着白色卫理堂后方的小径。我记得这间卫理公会的教堂。九岁丧父之前我是卫理派教徒，但父亲死了之后我们搬家，改信一神教派。
我妈还没成为卫理派的教徒之前，是天主教徒。到现在，外婆、外公和丽碧姨妈仍信天主教。其实丽碧姨妈曾跟我妈同时离开天主教会，不过后来她爱上一个意大利天主教徒，又重回天主教的怀抱。
最近我在考虑信天主教。我知道这个宗教认为自杀罪孽深重，所以或许有办法劝阻我别再起这个念头。
当然，我不相信死后永生、处女生子、宗教裁判所这些事，也不相信教宗那个猴脸矮冬瓜永远不会犯错，但这些不必让神父知道，我只要专心认罪，他就会帮助我忏悔，打消死意。
问题是宗教并非生活的全部，就算是天主教也一样。不管你跪多久，祷告的时间多长，一天还是得吃三餐，得工作，得活在现实世界里。
我在想，不然就看看信奉天主教多久之后可以当修女，所以我跑去问我妈。我想，她应该很清楚。
我妈笑我；“你以为她们会二话不说，立刻同意你当修女？告诉你，你得先熟知所有的教义、信条，而且照单全收，毫不怀疑。你这丫头，清醒点吧！”
不过，我还是开始幻想我跑到波士顿找神父──非得去波士顿不可，因为我不想让家乡的神父知道我有轻生的念头。神父最会散播流言。
我要穿着一身黑，惨白着一张脸，扑向神父的脚边，说：“喔，神父，救救我。”
不过，这个计划必须在大家开始以怪异的表情看我之前执行──就像医院里那些护士看我时的表情。
我很确定天主教不会接纳发疯的修女。丽碧姨妈的丈夫曾提过一件趣事，他说修女院曾把院内的修女送到他那当医生的妹妹泰瑞莎那里做检查。这位修女老是觉得耳边有竖琴声音，还有个声音不停地说：“阿利路那！”医生详细询问，她始终无法确定自己听到的是哈利路亚，或者亚利桑那。据说该修女是在亚利桑那州出生的。我想，最后她被送到疯人院。
我把黑色面纱拉到下颏，阔步穿越铁栅门。真怪，父亲一直埋在这墓园，我们却不曾来探望过。当年我妈没让我们姐弟参加他的葬礼，因为那时我们还小，加上他是在医院过世的，所以我总觉得墓园，甚至他的死，感觉起来都很不真实。
最近我好想弥补这么多年来对他的疏忽，想开始照料他的坟墓。父亲向来最疼我，由我来填补母亲未能好好服的丧，也算恰当。
我想，如果父亲没死，他一定会把昆虫的所有知识传授给我，他在大学里教的就是昆虫学。会多种语言的他，一定也会教我他擅长的德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另外，我或许会受他影响，成为路德派信徒。爸爸在威斯康星州时加入路德教派，但这教派在新英格兰地区不盛行，所以他远离了该教派。我妈说，后来我爸变成一个满腹怨恨的无神论者。
见到了墓园，我好失望。它位于镇郊的低地处，像个垃圾场。走在墓园小径时，我甚至能闻到远处沼泽地的腐臭味。
墓园旧区感觉还不错，扁平墓石饱经风霜，纪念碑上苔藓遍蚀。不过我随即发现，父亲应该是埋在20世纪40年代的新墓区。
新区的墓石看起来廉价粗糙，有些墓穴的四周还镶着大理石边，活像盛满污土的矩形浴缸。死者肚脐处的位置立着生锈的金属花器，里头插满塑胶花。
灰霾天空开始下起毛毛雨，我的心情荡到谷底。
怎样都找不到父亲的坟。
一大团低沉的乌云飘过沼泽和海滨小屋区，笼罩着海洋所在的地平线。雨滴让我今早买的雨衣更显黑。一阵冰冷湿气渗进我的肌肤。
那时我问女店员：“这雨衣防水吗？”
她说：“没有雨衣能百分之百防水，它只是防泼水。”
我问她，什么是防泼水，她没回答，只说我干脆买雨伞算了。
可是我的钱不够买伞。往返波士顿的车资、花生米、报纸、变态心理学的书籍，以及回海边老家几乎花光了我在纽约见习时存下的钱。
我决定在花光银行存款时动手。而今天早上，最后一笔钱就是花在这件黑色雨衣上。
就在这时，我见到了父亲的墓碑。
它跟另一块墓碑挤在一起，碑头顶着碑头，仿佛救济院里空间不够，只好人挤人。父亲的墓碑是一块斑驳的粉红色大理石，颜色看起来像罐头鲑鱼，上面没多余的文字，只有父亲的名字，名字底下是两个日期，中间隔着一条小小的破折号。
我把一束带雨的杜鹃花摆在墓碑底部，这是我从墓园入口的花丛里摘的。然后，盘腿坐在湿答答的草地上，思忖自己怎么会哭得肝肠寸断。
随后，我想起之前不曾为父亲的死垂过一滴泪。
我妈也没哭过，只笑着说，他能解脱算有福气，否则活着肯定终生残废，而他那种人可受不了这样活着，宁愿一死百了。
我把脸贴在光滑的大理石上，号啕痛哭，在咸泪冷雨中哭出我的丧父之恸。
我知道该怎么做。
确定妈妈的车子咔啦碾过车道，引擎声逐渐远去，我立刻跳下床，匆匆穿好白上衣和绿花裙，再套上黑雨衣。雨衣仍带着昨天的湿漉，不过很快就无所谓了。
我下楼，从餐桌上拿起一个浅蓝色信封，费力地在背面写上几个潦草的大字：我要去散个长长的步。
然后把留言放在我妈一进门就见得着的地方。
这时，我笑了出来。
竟然忘掉最重要的事。
我跑上楼，拖了一把椅子到妈妈的壁橱里，爬上椅子，伸手去够顶层架子上那个小小的绿色保险盒。盒子的锁很脆弱，徒手就可以把盒盖扯下来，但我想冷静循序地完成这些事。
所以，我打开母亲五斗柜上层的右侧抽屉，从喷了香水的蕾丝亚麻手绢底下，抽出一只蓝色珠宝盒，将别在盒里黑丝绒布上的小钥匙取下，拿它去开保险盒的锁，取出那瓶刚放入没多久的药。数量比我预期的还多。
起码有五十颗。
如果要等母亲每晚发放一颗给我，得等上五十个夜晚才能存到足够的量。而五十个夜晚过后，学校就会开学，弟弟会从德国返家，到时就会来不及。
我把钥匙放回珠宝盒，跟一堆廉价的项链和戒指放在一起，然后把珠宝盒放回抽屉，藏在手绢底下。接着，把保险盒放回壁橱的架子上，椅子拖回原位。
我下楼，走进厨房，打开水龙头，倒了一大杯水，然后带着那杯水和那瓶药，走到地下室。
地下室的细窄窗缝透入黯淡光线，犹如海底微光。燃油暖气炉后方的墙壁上，约莫肩膀高的地方，有个黑漆漆的裂口，通往目不可见的通道底下。车库与主屋之间的通道是在地下室开挖后才增建起来的，所以它就盖在这隐秘泥地穴的上方。
几根壁炉用的腐朽老木挡住了裂口，我将它们往旁边推开，然后把水杯和药瓶放在其中一根木头的扁平横面上，开始把自己往上撑到裂口处。
花了大半晌，试了好几次，身体才终于挤入裂口里。我像个侏儒，蜷缩在通往漆黑的入口。
我赤足底下的泥土冰凉却舒适。不晓得这一方泥土有多久没见到太阳。
接着，我用力拖动一根布满灰尘的沉重木头，让它挡住洞口。洞内的漆黑浓得像丝绒。我伸手拿水杯和药瓶，小心翼翼低头爬行，往最深处爬去。
蜘蛛网碰到我的脸，感觉像被柔软的蛾拂过。我把身上的黑雨衣裹得更紧，将它当成我的亲密影子，打开药瓶，迅速吞下一颗又一颗，间或灌上一口水。
一开始无异状，但药瓶快见底时，眼前开始闪现红色和蓝色的光。瓶子从我的指尖下滑，我也跟着躺下。
阒寂退去，小石子、贝壳，以及我生命中那些粗糙破落的残骸一一裸现。接着，在视界的边缘地带，阒寂又重新汇聚，以汹涌波涛席卷而来，将我冲入昏寐睡乡。
14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除了黑暗，别无感觉。我挺胸昂首，像一条蠕虫抬起头，感受四周的黑暗。有人在呜咽，接着，一个如石墙的坚硬重物击中我的脸。呜咽声停歇。
阒寂再度扑涌而来。然而，当黑水恢复平静，安详地覆盖落石，阒寂跟着退涌而去。
一阵冷风咻咻袭来，我在隧道里以高速坠往地底。强风乍止，远处传来骚动，像是杂沓人声，抗议或不满。接着，安静下来。
一把凿子撬开我的眼，眼敞如嘴或伤口，透入一缝光线，但旋即又被黑暗紧钳。我想翻身，避开有光那一方，双手却被人抓住，牢牢固定，像木乃伊被绷带缠捆。动弹不得。
我想，我一定身处地下密室中。密室里光线刺眼，满满都是人，不知为何他们要压着我。
凿子又砸下来，光线射入我的脑袋，在绒毛触感的厚暖黑暗中，迸出一个声音：“妈！”
气流飘移，在我的脸上嬉戏。
我辨识出这是一个房间，窗子敞开的大房间。我的头下方有个服帖的枕头，身体飘浮在两张薄被单之间，轻飘没压力。
我感觉到一股暖意，像有人把温热的手贴在我的脸上。我一定沐浴在阳光底下。睁开眼，应该会见到这世界的色彩和形状弯身俯视我，就像护士倾身查看病人。
我睁开眼。
一片漆黑。
旁边有呼吸声。
“我看不见。”我说。
黑暗中有个声音兴高采烈说：“世界上看不见的人多的是，你有机会嫁给瞎眼的好男人。”
拿着凿子的男人又来了。
“何必费事呢？”我说，“没有用的。”
“你不该说这种话。”他的手指戳戳我左眼洞里那个又大又痛的突出物，然后松开上面的某个东西，我看见一圈凹凸不整的光线，就像墙壁破了个洞。洞的边缘似乎有个男人的头。
“看得见我吗？”
“可以。”
“其他东西呢？”
这时，我想起来了。“我什么都看不见，”光洞缩小，完全变黑，“我失明了。”
“胡扯！谁说的？”
“护士说的。”
男人嗤之以鼻，把胶带贴回我的眼睛：“你运气好，视力完全没受损。”
“有人来看你。”
护士咧嘴笑道，然后离去。
我妈笑脸盈盈地绕过床尾。她穿的衣服有紫色的车轮图案，看起来丑毙了。
她的后面跟了一个高瘦的男孩，起初我没认出他，因为我的眼睛只能张开一点点。不过，我随即看出是我弟弟。
“他们说你想见我。”
我妈坐在床边，一手搁在我的腿上，满脸心疼，但又想责备我。我好希望她走开。
“我没这么说。”
“他们说，你喊着要我。”她一副泫然欲泣的模样，皱起整张脸，簌簌抖得像一只苍白的水母。
“你好不好？”我妈说。
我看着我妈的眼睛。
对她说：“老样子。”
“有访客喔。”
“我不想见任何人。”
护士匆忙跑出去，跟走廊的某人窃窃私语，然后又跑回来：“他非常想见你。”
我低头看着身上那件陌生的白色丝质睡衣──这是医院里的人给我穿上的──底下露出两条泛黄的腿。我一动，肌肤就松垮晃抖，仿佛里面没有肌肉支撑，只覆盖了一层浓密的黑色毛须。
“是谁？”
“你认识的人。”
“叫什么名字？”
“乔治·贝克维。”
“我不认识名叫乔治·贝克维的人。”
“他说他认识你。”
护士说完后走出去，一个面熟的男人走进来，说：“我可以坐在床沿吗？”
他穿着白袍，口袋里伸出一截听诊器。我想，一定是我认识的某人冒充成医生。
我原本打算有人进来，就立刻盖住我那恶心丑陋的腿，但眼见来不及，干脆让它们大剌剌地晾在外面。
“这是我，”我心想，“反正我就是这么恶心丑陋。”
“爱瑟，记得我吗？”
我眯起那只完好的眼睛，看着此人。另一只眼还睁不开，不过眼科医生说几天内就会恢复正常。
男孩瞅着我看，快要扑哧一笑的表情简直把我当动物园里新来的动物，充满新鲜感。
“爱瑟，你不记得我啊？”他放慢说话速度，好似在跟一个发展迟缓的孩子说话，“我是乔治·贝克维啊，跟你上同一间教会。你还跟我室友在阿默斯特市约会过一次。”
终于，我认得这张脸。它在我的记忆边缘若隐若现──像他这种长相的人，我通常连名字都懒得记。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是这间医院的实习医生。”
我纳闷，这个乔治·贝克维怎么忽然当起医生来了？其实他对我也不熟，一定只是想来看看疯到企图自杀的女孩长什么样。
我把脸转向墙壁。
“出去，”我说，“滚出去，别再来这里。”
“我要照镜子。”
护士一边哼着歌，一边忙着打开一个又一个抽屉，把我妈买来的新内衣、上衣、裙子和睡衣拿出来，装进黑色漆皮的轻便皮箱中。
“为什么不让我照镜子？”
她们给我穿上灰白条纹、被单布料的紧身洋装，腰间系上艳红色的宽皮带，然后扶我坐到扶手椅上。
“为什么我不能照镜子？”
“因为照了没什么好处。”咔嗒一声，护士轻轻关上轻便皮箱。
“为什么？”
“因为你的模样不怎么好看。”
“不管，我还是要看。”
护士叹了一口气，打开柜子的上层抽屉，拿出一面大镜子──镶着镜面的木框跟柜子显然是同一组──然后递给我。
一开始，我看不出问题在哪里，只觉得这分明不是镜子，而是一幅画。
画里的人难辨男女，因为剃光的头上直竖着如鸡毛的残发，半边脸肿胀变形，一大片淤青，往外逐渐呈绿色，而后灰黄。至于嘴巴，则是浅褐色，两侧嘴角都有玫瑰色的溃疡。
一张脸能汇聚这么多鲜艳的色彩，简直不可思议，看得我啧啧称奇。
忍不住笑了出来。
镜中人竟也跟着笑。
镜子坠地后，另一个护士立刻跑进来。她看看破镜子，再看看置身于刺眼白碎物当中的我，然后催促年轻护士跟着她离开房间。
“我不是告诉过你？”我听见她对年轻护士说。
“可是，我只是……”
“我交代过的！”
我意兴阑珊地听着。谁都会打破镜子啊，真不晓得她们何必那么紧张。
一会儿后，年纪较长的护士回房来，双臂交叉，站在那儿，狠狠地瞪着我。
“打破镜子，倒霉七年。”
“什么？”
“我说，”她扯开嗓门，像在对聋子说话，“会倒霉七年。”
年轻的护士带着畚箕和扫帚回病房，把闪闪发亮的碎片扫起来。
“那是迷信。”我说。
“哼！”年长护士对趴在地上的小护士说，“她就等着被‘那个’地方好好照顾吧！”那语气根本是当我不在场。
从救护车的后窗望出去，一条条熟悉的街道渐渐汇入远方的夏日绿意中。我妈和我弟各坐在我的两侧。
我假装不知道为何他们要把我从本地医院转送到市立医院，想看看他们怎么说。
“医生说你得住特殊病房，”我妈说，“可是这里没有那种病房。”
“我喜欢这里。”
我妈抿紧嘴唇：“那你应该乖一点。”
“什么意思？”
“你不该摔破镜子的。如果没摔镜子，或许他们会让你待在这里。”
当然，我早知道转院根本和镜子无关。
我坐在床上，颈部以下全躲在被子里。
“为什么不能下床？我又没生病。”
“要等医生巡房。”护士说，“巡房完毕就可以下床。”她拉开各床之间的帘幕，我看见隔壁床上是个意大利胖小姐。
这位意大利小姐有一头密实的黑鬈发，从额前就开始蓬松高耸，往后更梳得像山一样高，最后披散在背上。每次她一动，庞然夸张的发型就跟着动，仿佛那是一头用硬邦邦的黑纸做成的头发。
她看着我，咯咯笑，问我：“你怎么会来这里？”但没等我回答，就径自谈起自己的事，“我来这里，全是被我那法裔加拿大籍的婆婆害的。”她又咯咯笑，“我老公明知我受不了她，还让她来我家，她来了之后，我就不由自主地吐出舌头，怎样都缩不回去，所以他们就把我送到急诊室，接下来就被送到这里来，”她压低声音，“跟一群疯子关在一起。”终于，她又问起我，“那你呢？”
我转身，正面看着她，让她看见我淤青肿胀的眼睛：“我试图自杀。”
她直盯着我，然后仓皇地从床边桌抓起一本电影杂志，假装阅读。
我床铺对面的房门被一把推开，一群穿着白袍的年轻男女成群走进来，旁边有个年长的银发男子。他们的脸上都挂着虚假的开朗笑容，聚集在我的床尾。
“葛林伍德小姐，今早感觉如何啊？”
我努力搞清楚这话是哪个人说的。我最讨厌跟一群人讲话，如果非这么做不可，我会挑出其中一人，将他当成说话对象，但即使这样，我还是会感觉到其他人盯着我，借机占我的便宜。我也讨厌别人以兴高采烈的口气问我好不好，他们明明知道我不好，却还这么问，甚至期待我回答“很好”。
“糟透了。”
“嗯，糟透了。”有人搭腔。这时一个小伙子略带微笑地低下头，其他人开始在笔记夹上迅速写了一些东西。有个人板起严肃的脸，说：“你觉得哪里糟透了？”
我猜想，这群朝气勃勃的年轻男女当中，搞不好有人是巴帝·魏勒的朋友。他们很可能知道我认识他，所以基于好奇，想来看看我，待会儿他们就会聚在一起拿我当话题，开始对我说三道四。好想躲到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去啊。
“我睡不着……”
他们打断我：“可是护士说你昨晚有睡。”我环视那一张张排成弧状的陌生脸孔。
“读不下。”我提高音量，“没办法吃。”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其实清醒之后我就狼吞虎咽，吃个不停。
那群人不再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转而回头窃窃私语。最后，银发长者站了出来。
“谢谢你，葛林伍德小姐，马上会有医生过来看你。”
接着，他们一群人移动到隔壁意大利女人那一床。
“今天早上感觉如何啊，××太太？”某人说道。这意大利女人的名字好长，听起来一堆l的音，好像是陀莫利罗太太。
陀莫利罗太太咯咯笑道：“喔，我很好，医生，我好得很。”然后，她放低音量，悄悄跟他们说了些什么，但我没听见。那群人中有一两个往我这里瞥一眼，有人开口说：“好吧，陀莫利罗太太。”接着，有人往前一步，将我们两张床之间的帘幕拉上，像筑起一道白墙。
我坐在方形草坪上木长椅的一端，而我妈又穿着紫色车轮图案的衣服，坐在木长椅的另一端，四面是医院的高耸砖墙。她托着腮，食指贴在脸颊上，拇指顶着下巴。
陀莫利罗太太跟几位黑发的意大利人坐在隔壁的长椅上，说说笑笑，但我发现每次我妈改变姿势，陀莫利罗太太就依样画葫芦。这会儿，她的食指也贴着脸颊，拇指顶着下巴，若有所思地侧着头。
“别动。”我压低声音告诉我妈，“那女人在模仿你。”
我妈转头张望，但才一眨眼工夫，陀莫利罗太太就放下了白皙肥嘟的手，改置于大腿上，跟朋友热络地聊起天来。
“没有啊，她没在模仿我，”我妈说，“人家根本没注意我们呢。”
可是我妈一转向我，陀莫利罗太太就开始学我妈刚刚的姿势，把指尖凑在一起，还对我投以嘲讽恶狠的目光。
医生络绎走来，绿色的草坪瞬间煞白。
阳光从高耸砖墙之间迤逦洒落，形成窄小的锥状光柱，我妈和我在光柱中坐了好一会儿。这期间，医生一一上前，自我介绍：“我是某某医生，我是某某大夫。”
有几位看起来太年轻，我知道不会是够格的医生，其中一个的名字很怪，听起来像“梅毒医生”，所以我开始留意那些启人疑窦的假名字。果然，有个黑发家伙上前来，跟我握手，说：“我是胰脏大夫。”他长得跟戈登大夫像极了，只差戈登大夫的肤色是白色，而这人比较黑。
那些医生对我们自我介绍完后，全都站在附近，那距离绝对听得见我们母女说话。我很想跟母亲说，他们会逐字记下我们的谈话内容，可是我不能说，因为他们会听见，所以我只好倾身靠向我妈，附在她的耳边说话。
我妈的身子猛然往后缩。
“唉，爱瑟，你可不可以合作一点？他们说你不配合，不愿意跟任何医生说话，职能治疗时什么都不做……”
“我要离开这里。”我故意告诉我妈，“出了这地方，我就会没事。你把我弄进来，就得把我弄出去。”
我心想，如果我能说服我妈让我离开医院，就能利用她的同情心，说服她接受我认为最妥善的办法，就像戏里那个得脑疾的男孩所使出的手段。
出乎我意料，我妈竟然说：“好吧，我会想办法让你离开这里，就算只是换到稍微好一点的地方也好。如果我把你弄出去，”她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你要答应我，会乖乖听话。”
我转身，狠狠地直瞪着梅毒医生。他就站在我的肘边，在一本小到几乎看不见的便条簿上做笔记。“我答应你。”我大声说，唯恐别人没听见。
有个黑人推着餐车来到病人的用膳区。这医院的精神科病房很小──范围就只有L型的两条走廊。走廊两侧是病房，另外职能治疗室后方凹进去的小房间里也有病床，我就住在那里。此外，L型走廊的转角处有个小区域，该区的窗边摆了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充当我们的休憩室和用膳区。
平常负责送饭的是个佝偻的老白人，但今天是黑人，还有穿着蓝色细高跟鞋的女人在一旁吩咐黑人该做哪些事。黑人从头到尾都咧着嘴，吃吃傻笑。
他端着托盘来我们这桌，将托盘上三个加盖的锡盅用力放在桌上，发出砰砰砰的声音。随他来的女人离开，出去后还把用膳区的门锁上。黑人乒乒乓乓放下锡盅、有凹痕的银餐具，以及白色厚瓷盘，一双大眼骨碌骨碌地打量我们。
我看得出来，他从没见过疯子，这是第一次。
这桌的人都没有意思要掀开锡盅盖，连护士也往后站，等着看谁比她先一步打开盖子。通常这事都是陀莫利罗太太效劳，她还会像个小妈妈替大家分菜，可是她已出院回家，而其他人似乎都没意愿取代她的角色。
我饿死了，所以动手掀了第一个锡盅的盖子。
“你人真好，爱瑟。”护士开心地说，“你先给自己装一些豆子，然后将食物传给别人，好吗？”
我给自己盛了一份四季豆，然后把锡盅传给右边那个魁梧的红发女人。这女人是首次获准上餐桌。我见过她一次，在L型走廊的最末端，她站在一道敞开的门前，这道门嵌着一扇装了铁窗的正方形窗户。
那时她粗野地吼叫狂笑，还对着经过的医生拍打自己的大腿。有个穿着白袍、负责照料这区病房的医护助理斜倚在走廊的暖气管上，笑得前俯后仰。
红发女人从我手中一把抢去锡盅，反扣在自己的盘子上。她面前的四季豆堆积如山，甚至溢到大腿上和地上，像一根根绿色的硬稻草。
“唉，莫尔太太！”护士以难过的口吻说，“我看你今天只能在房间吃饭了。”
说完后，护士把大部分的四季豆倒回锡盅里，递给莫尔太太邻座的人，然后将她带离。沿着走廊回房的路上，莫尔太太一直回头，对我们做鬼脸，还发出难听的猪叫声。
黑人回来，开始把还没盛食物的空盘子收走。
“我们还没吃完欸，”我告诉他，“你等一下再收。”
“哎呀呀，哎呀呀！”黑人睁大眼睛，故作惊讶，然后左右张望了一下。护士把莫尔太太锁在房间里，还没回来。黑人对我随便鞠了个躬，那态度没礼貌透了，没好气地说：“遵命──小姐。”
我把第二个锡盅的盖子打开，发现里面是一大团糊状的通心粉，硬得跟石头没两样。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锡盅里则装满了焗菜豆。
我可是内行人，很清楚一餐饭里不该有两种菜豆。菜豆配萝卜，或者菜豆配豌豆仁，还可以，但四季豆配菜豆，就是不像话。黑人分明要测试我们的忍耐底线。
护士回来，黑人趁机偷偷挪到旁边。这顿菜豆餐，我能吃多少，就尽量吞多少。吃完后，我离席，绕到另一边，在那儿，护士看不到我的腰部以下。我走到正在清理脏盘子的黑人后方，先把腿往后一缩，然后对着他的小腿狠狠踢下去。
黑人哀叫一声，往旁边跳开，睁大骨碌的眼睛瞅着我：“哎哟，小姐，小姐。”他呻吟，揉揉腿，“你不可以这样啦，不可以，真的不可以。”
“你活该。”我说，狠狠瞪着他。
“不想起床啊？”
“不想。”我更往被窝里钻，甚至将被单往上拉，盖住整个头。一会儿后，我掀开被单一角，偷偷往外看。护士正在甩刚从我嘴里拿出来的温度计。
“瞧，很正常吧。”她来收体温计之前，我就照例先自己看过温度，“你看，很正常吧。既然每次都正常，何必一直来量呢？”
我很想跟她说，如果是身体有毛病，那倒好，我宁可身体生病，也不愿头脑出问题，可是这样说太敏感，也没什么意义，所以当然我没说，只往被窝里钻得更深。
没多久，隔着床单，我感觉到腿上受到微微压力，不怎么舒服，所以拉起被单，往外望，看见护士把她放置体温计的盘子放在我的床上，背对着我，帮邻床的人量脉搏。那张床原本是陀莫利罗太太睡的。
恶作剧的强烈驱力在我的血管内奔流，就像牙齿松动时的痛，让人又爱又恨。我打了个呵欠，扭动身体，作势要翻身，然后把脚偷偷挪到盘子下方。
“啊！”护士的叫声像求救，所以另一个护士跑过来，“看你闯的祸！”
我把头钻出被窝，俯视着床边的地面。在翻覆的珐琅瓷盘的周围，遍布着闪亮如星子的体温计碎片，还有一颗颗水银球滚来滚去，宛如仙境露珠。
“对不起，”我说，“我不是故意的。”
第二个护士恶狠狠地瞪着我不放：“你分明是故意的，我看到了。”
她匆忙离开房间，两个医护助理员立刻进房，把我连人带床，整个推到莫尔太太之前住的房间。不过，离去前我还是趁机捡了一颗水银球。
我被推到新房间。房门一锁上，我就看见那个黑人的脸像焦糖色的月亮，从铁窗外升起，但我假装没看见。
我把紧握的手松开一条缝，就像藏着秘密的孩童，对着藏在掌心里的那颗小银球微笑。如果银球掉下去，就会分裂成几百万个小银球，每颗无异于母球。如果把它们聚在一起，又会融为一体，结合成一个完整无瑕的银球。
我对着这颗完整的小银球笑个不停。
真无法想象他们对莫尔太太做了什么事。
15
费萝美娜·吉尼亚夫人那辆貌似迎宾礼车的凯迪拉克缓缓驶过五点钟的拥挤车阵，接下来即将过河。横跨查尔斯河的桥梁都很短，一上桥，我就会不假思索地拉开车门，奔越绵延车阵，冲向桥栏，然后纵身一跃，让自己灭顶。
我心不在焉地将面纸捏成药丸大小的小纸球，伺机行动。我坐在凯迪拉克的后座，我妈和我弟分别坐在两侧，他们两人都微微前倾，像两条斜放的横杠，挡住两侧车门。
我看着前方，司机宽阔的后颈跟罐头火腿同一个颜色，火腿色的颈子上面有蓝色的无边帽，下面是蓝色的外套肩部，颈子旁边，是赞助我奖学金的小说家费萝美娜·吉尼亚夫人头上那顶宛如异国珍禽的翠绿羽毛帽，和她的一头银发。
我不晓得吉尼亚夫人怎么会出现。我只知道她很关注我的病况，而且据说当年事业如日中天的她，也曾进过精神病院。
我妈说，吉尼亚夫人从巴哈马群岛打了一封电报给她，说她在当地读到波士顿的报纸，所以得知我的状况。她在电报里问道：“病况是否跟男孩有关？”
当然，如果跟男孩有关，那吉尼亚夫人应该就爱莫能助了吧。
我妈回电报，说：“不是，是写作上出了问题，爱瑟认为自己永远没办法提笔写了。”
于是，吉尼亚夫人飞到波士顿，把我带离那间让我喘不过气的市立疗养院。现在，我们坐车要去她介绍的一间私人医院，那里有中庭花园和高尔夫球场，据说像乡村俱乐部。她愿意支付费用，就像之前资助我奖学金，直到她认识的医生把我医好。
我妈说，我应该好好谢谢吉尼亚夫人，若不是夫人伸出援手，她不晓得我会沦落到什么地方，因为家里的钱几乎被我花光了。其实，我知道自己会沦落到哪里。一定是乡下的州立大医院，就在我们要去的那间私人疗养院的旁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