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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作者：[匈牙利]道洛什 · 久尔吉
余泽民 译
《1985》内容简介：老大哥死了，世界会怎样？反乌托邦经典《1984》续作，奥威尔精神最佳继承！如果说，多一个人读《1984》，自由就多了一份保障；那么《1985》则是在说：自由的脆弱。1985年1月，老大哥不治身亡。《1984》的世界松动了。上层最先酝酿变革，秘密警察奥勃良创办《时代》文艺副刊，邀请被他折磨拷打过的温斯顿•史密斯担任主编，一切在朝着看似乐观的方向发展，然而意想不到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这就是《1985》，我们的时代，有我们自己的影子。
《1985》是匈牙利著名作家、历史学家道洛什•久尔吉的代表作，写于1981年，但直到1990年匈牙利体制改革之后才在国内出版，1982年西德出版时非常轰动，随后在日本、丹麦、瑞典、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等国出版，反响巨大，可说是东欧剧变最早最准确的预言之声。因为先有《1985》的存在，村上春树将向奥威尔致敬的小说命名为《1Q84》。
目录
扉页
中文版序 献给利玛
1985 历史纪事
历史家自序：
1 关于老大哥死亡的官方医学报告
2 两份驳斥“大洋国空战失利”的公告[1]
春天[1] 3 温斯顿·史密斯(下面称史密斯)谈关于《时代》文学副刊(TIM)的创刊
4 裘莉亚·米勒(下面称裘莉亚)谈同一件事
5 詹姆斯·奥勃良(下面称奥勃良)谈同一件事
6 大卫·安普尔福思
7 奥勃良谈安普尔福思诗歌引发的公开争议
8 裘莉亚谈同一件事
9 史密斯谈同一件事
10 奥勃良谈老大姐之死
11 裘莉亚谈同一件事
12 两份公告
13 当时反映这一事件的文学作品
14 奥勃良谈老大姐死后的政治局势
15 裘莉亚谈星期一俱乐部
16 史密斯谈同一件事
17 当时反映道德问题的文学作品
18 奥勃良谈离婚法的筹备工作
19 当时反映道德问题的文学作品
20 关于私生活新原则的官方公告
21 凯瑟琳·史密斯写给温斯顿·史密斯的信
22 史密斯谈《时代》文学副刊的运作
23 摘自铁洛逊撰写的发表在1985年4月20日《时代》
24 裘莉亚谈《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成员
25 关于《哈姆雷特》公演的官方公告
26 裘莉亚谈《哈姆雷特》的公演
27 史密斯谈同一件事
28 奧勃良谈“剧院广场冲突”的内幕
29 官方驳斥有关“大洋国与欧亚国进行前期谈判”的传闻
夏天 30 关于老大哥政治评价的官方公告
31 奥勃良谈掲露老大哥的后果
32 裘莉亚谈派逊斯之死
33 派逊斯致《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的遗书
34 史密斯谈派逊斯葬礼
35 奧勃良谈欧亚国和平代表团的来访
36 史密斯谈欧亚国女记者玛丽奧·科恩的来访
37 裘莉亚谈同一件事
38 摘自玛丽奥·科恩关于大洋国的系列报道，1985年6月
39 奥勃良谈签订和平协议的后果
40 官方对“大洋国经济危机论”的驳斥
41 维特斯发表在1985年8月15目《时代》文学副刊头条的文章
42 奥勃良谈解决肉食品危机的尝试
43 裘莉亚谈大卫 · 安普尔福思的歌唱之夜
44 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的十条提案[1]
45 史密斯的私人回忆
46 奥勃良谈绑架案
47 关于绑架事件的官方公告
48 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8月18日会议的记录
49 裘莉亚谈自己与知改委决裂
50 奥勃良谈与史密斯的决裂
51 史密斯谈与穆罕默德·斯坦雷的历史性会面
52 驳斥与招标
53 奥勃良谈大洋国体制崩演
54 史密斯谈大洋国体制崩溃
55 穆罕默德·斯坦雷于1985年9月2日向伦敦人民发表的广播讲话
56 史密斯谈革命的日子
57 墙上的革命标语摘抄
58 大洋国临时政府声明
59 史密斯谈革命失败
60 奥勃良谈革命失败
61 裘莉亚谈她在新体制中扮演的角色
62 奥勃良谈新体制的第一个月
63 史密斯谈穆罕默德·斯坦雷之死
历史学家撰写的后记
译后记
中文版序
亲爱的中国读者：
这本书和它的作者有着特殊的中国缘分。1962年至1967年，我曾在莫斯科大学攻读历史专业，我的第一篇俄语论文，写的就是赤眉军起义。官方的苏联宣传与事实之间存在的巨大沟壑，对我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我和过去的中学同学一起成立了非法的“中国之友”团体。1968年，我们在布达佩斯遭到指控，当时被称为"毛派分子案"。虽然最终的判决相对较轻--最重的两人被判处两年半有期徒刑--然而后果却很严重：以我为例，我的书被禁了将近二十年。奥威尔的作品《1984》，我是通过一位德国朋友搞到的。我续写的《1985》，当时交给了一个手抄本出版商，并在国外得以出版。它第一次在匈牙利正式出版是在1990年(不久前，它的俄文版和越文版刚刚问世)。
更重要的是，中国从那时开始始终没从我的视野里消失，我关注中国发生的一切，我阅读与之有关的新闻及其伟大的文学作品，我始终未曾放弃过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亲眼看看这个巨人的国度。我对中国读者所抱的愿望，跟所有作者对其读者所抱的愿望没什么两样：请你怀着好奇之心读这本书，如果可以的话，试着植入自己的历史。想来，世界历史之所以有趣，正因为有我们所有人都在——都可能在——其中扮演角色。
柏林—布达佩斯，2011年6月
道洛什 · 久尔吉
献给利玛
1985
历史纪事
(香港，2036年)
历史家自序：
我在这本书里将要努力记述的这些事件，全都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当时，世界上有三大帝国鼎足而立:我们的欧亚国、大洋国和东亚国，它们之间总是烽烟不断。1985年初，大洋国遭到欧亚国沉重的军事打击，从而丧失了大国地位。从那之后，大洋国的主权只能朝昔日的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地区扩张。这样一来，世界上只剩下了两大帝国:我们的欧亚国与东亚国。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已经度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所谓的“全副武装式的和平时期”。
因此，现在终于到了可以不带责怨、不怀偏见地回顾那些在今天我们有权称之为“决定生死命运”的诸多事件。大洋国的军队土崩瓦解，及其接踵而至的革命与胜利，是一个并非只有小圈子里的专业人士才会感兴趣的历史进程。遗憾的是，新一代人并不善于借鉴历史和吸取教训。这部书的目的正是在于唤起年轻人的好奇心，并让他们明白，对21世纪的现代人来说，详细了解过去是其完整性的一部分。
这本史料汇编主要由三部过去虽曾出版，但至今仍然很难査阅的回忆录组成，并补充以当时大洋国媒体中公布过的、在广播电视中宣读过的官方公告、报刊文章、诗歌和私人手记。对于以大事记形式编纂的文献资料，用小题注将它们串为一体，当然，我并不想对读者的观点施加影响。我只是试图纠正几处回忆者的客观错误和由于偏见导致的歪曲。
作者及其作品的命运，彼此之间可以有天壤之别。在1985年大洋国革命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温斯顿·史密斯，在世纪末撰写了一部回忆录;但在当时，它只能以手抄本形式，通过伦敦非法的“版本禁忌”组织进行地下传播。革命遭到镇压后，该书的作者曾作为政治犯被关押过一段时间，之后彻底与世隔绝地住在他的祖国，2000年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因此，尽管他的著作后来由设在布拉扎维列的流亡者出版社印刷发行，但他已经无法为之感到喜悦了。[1]
詹姆斯·奥勃良，曾经担任大洋国秘密警察组织的高层警官，被追退休之后，他也将自己的记忆付诸笔端，他的手稿被扎成一捆，经人偷偷带到国外，直到他去世之后才正式出版。[2]奥勃良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捕，直到2008年去世，一直关在伦敦的一座精神病院。
裘莉亚·米勒女士，是1985年革命前的精神领袖之一，她的回忆录是在相当幸运的环境下完成的。她在革命失败后，揺身变成了新政权的亲信，后来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
她的著作[3]是大洋国(英国)读者了解当时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惟一合法渠道。
在此，我谨向我的工作单位——伊尔库茨克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表示感谢，在那里我得以査阅当时最可靠的文字记录、欧亚国军事情报局的报告以及在占领大洋国期间掠走的极具价值的档案资料。假若没有这些帮助，我不可能完成研究所交给我的这项重要任务。我还要特别感谢研究所所长，他既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我的单位领导。他博大精深的专业本领和理论能力，是我在工作中解决一切问题时都时刻遵循的指南针。至于我究竟取得了多少成绩，敬请读者予以评判。
伊尔库茨克，欧亚国，2035年5月
[1]《痛苦的真理》，自由大洋出版社，布拉扎维列，2010年。
[2]《一切都不再保密:一位秘密警察的自白》，企鹅丛书，香港，2010年。
[3]《一个为英国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的一生:国忆录》，伦敦，中央国家出版社，2010年。
1 关于老大哥死亡的官方医学报告
伦敦，1985年1月3日。负责老大疾病抢救工作的国家医疗特别委员会报告:去年12月2日，老大哥的身体突感不适，经过检査发现，是由几个重要脏器的功能紊乱造成的。为了改善病情，国家医疗特别委员会临时对患者的右手和左脚进行了截肢。同时采取措施，摘除了左肾。
老大哥术后的健康状况趋于稳定，他还自己阅读了《时代》当天的头条文章。没过多久，老大哥再度感觉不适，因此，由250位成员——包括社会上的知名专家在内——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出决定，暂时截去我们敬爱领袖的右脚。手术和术后输血都很成功。我们的领袖哼着青少年时代唱过的战歌坠入梦乡。
在接受了左手的紧急截肢之后，老大哥作了为时三分钟的广播讲话，他要求大洋国的人民: 要因为自己的突然病倒而影响大家庆祝大洋国空军反击野蛮的欧亚国空中强盗而取得的最新的举世无双的伟大胜利。由于右侧肺脏的临时闭合，患者一度呼吸骤停。12月5日，老大哥的病情发生转变，12月6日病危，12月7日仍处于病危状态，未见好转。12月9日国家医疗特别委员会经过一致投票表决，决定为老大哥的左手做截肢手术。[1]
12月10日零时32分，老大哥的病情突然恶化，由于伤风流涕，不幸病逝。
[1]由此看来，老大哥有两只左手。（我们至今未能找到可靠资料证实这一推断。）——历史学家批注
2 两份驳斥“大洋国空战失利”的公告[1]
《时代》，1985年1月
第一份
大洋国通讯社经授权宣布以下公告:
关于大洋国空军在加那利群岛上空遭到所谓的“毁灭性打击”的消息，显然是欧亚国宣传机构炮制出来的颠倒黑白、别有用心的谣言。大洋国通讯社对此表示: 欧亚国编造的这些“新闻”纯属凭空杜撰，信口雌黄。这所有的谎言都无益于两国之间本来就已然处于战争状态下的良好关系，无助于尽快和平解决——鉴于严重的战争局势——早就迫在眉睫的纠纷问题。
第二份
大洋国通讯社经授权于总部宣布以下公告:
东亚国的某家媒体机构采取歪曲与谎言的手段，试图将大洋国空军就所谓的 “全军覆没” 所做出的驳斥曲解成像是在“全军覆没”(实际上这是卑鄙的杜撰与诽谤)后的“认输”。同时他们还散布谣言 (当然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不实之词)，说大洋国政府 “正在寻找路径，试图与欧亚国和解”，“其背后的意图是想解除与东亚国签订的盟约”。这是彻头彻尾、厚颜无耻的凭空捏造，是空前绝后、用心险恶的卑鄙谎言，无益于东亚国与大洋国之间的友好事务，这只能是让欧亚国人——让我们的敌人们相信:我们的政府已经做好了和谈的准备。[2]
[1]正是这两份公告历史性地开创了后来称之为“驳斥外交”的国际较量之先河，最终也导致了大洋国与欧亚国之间的真正停火以及同第三个世界大国一东亚国之间冲突的尖锐化。当时流传着一则笑话:如果有两位大洋国公民在街上相遇，他们不会以“有什么新闻?”开始寒日宣，而是开口就问:“又驳斥了什么?”——历史学家批注
[2]强调部分摘自《时代》。——历史学家批注
春天[1]
[1]大洋国的改革运动被称为 “伦敦的春天”，这使不少后来的历史书作者产生了误解。许多人因此望文生义，以为那个著名的事件是从1985年5月爆发的。事实上，“春天”这词只是在事件发生后，在1985年冬天才出现在公共意识之中。这里所写的“春天”并没有什么象征意义，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气象学名词使用它。——历史学家批注
3 温斯顿·史密斯(下面称史密斯)谈关于《时代》文学副刊(TIM)的创刊
在1985年年初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上午，当詹姆斯·奥勃良，老大哥的秘密警察，令人闻风丧胆的精神保卫局，简称为“精保局”的高层官员召我去见他，我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提起过——尤其是，有没有跟那些喜欢音乐舞蹈的青少年提起过——“精神保卫局” 这个词，现在的孩子是否听说过“大部”这个词。那座建筑简直就是一个钢筋水泥的庞然怪物，如同一个巨大的问号耸立在昔日英国首都七扭八歪的房屋与街道之上。真部，和部，富部，爱部！[1]记忆混乱……我所要记述的这些事，是今天这一代人——如果幸运的话——只能从二手资料里获知的事情。但愿我能够通过这些简陋的文字，帮助他们走近历史，进一步了解那些年发生的改变命运的重大事件:老大哥体制的解体，改革运动，革命胜利，以及接腫而至的让我们至今都叹息不已、痛心疾首的无奈失败。
当奥勃良唤我去见他时，我心里暗想，我用不着担心最坏的情况——再次被捕。我在脑子里回想起去年的审讯和监狱，电刑和那只塞满老鼠的笼子，我一看到它就崩溃了——“我招供!”即便在思想上没有投降，但我不得不放弃我的行动计划。不过，从那之后我心里明白，奥勃良不会再重复他去年实施的劣行了。核心党(大洋国的统治集团)已经今非昔比。老大哥的死和空军遭受灾难性重创，已经严重打击了统治者们的自信心。随着他的傲气削减，外围党党员的傲气反而倍增，因此，在我的单位里，在真部，公务员们的勇气也随之大增。就拿经济学家维特斯来说，他不久前刚从监狱里出来，居然就敢开很危险的玩笑。午餐时间，在部里的内部食堂里，他一边做规定必须做的广播体操，一边惟妙惟肖地模仿电视上领操女教练尖利刺耳的嗓音喊道: “屈——伸' 屈——伸，再用力一些!女同志们，男同志们!”“这样我们才会更勇敢，更正直!”所有的人都抱着肚子笑成一团，这时候，维特斯使劲缩着啤酒肚，脸上做出一副惊恐万状的表情。奇怪的是，没有人担心维特斯会被带到精保局去。
奥勃良是在真部办公室里接见的我。他还是那样身材硕壮，长了一副牛头犬的面孔，目光精明而疲惫。只是现在的坐姿没以前挺拔，头上闪亮的白发多于黑发。他请我喝咖啡，但并不是大洋国普通百姓常喝的那种让人反胃的胜利牌浑汤，而是用真正的、热气腾腾、飘着香气的咖啡款待我。
他首先向我表示道歉，将我受过的那些由他造成的、无法用文字表述的痛苦折磨称为 “去年发生的小插曲”。他为自己辩解，说他只是一个走卒，不得不执行上方的命令。他要我相信，跟预计的相比，我所受的刑罚已经轻多了。甚至他还用强调的语气补充道，我应该感谢他，要不是有他，今天我根本就不可能还活着坐在这里。
我一声不吭，紧张地等待，想知道他找我的最终意图。很快他就切入正题。
“帝国处于危机之中。”他说。“我知道。”我回答，尽管我不可能从官方的渠道获得消息，但我从恐怖新闻和小道消息里已经得知我们的战败。对于我的消息灵通，奥勃良并未感到惊讶。
“大洋国，”他继续说，“要跟欧亚国签订停火协议。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敌军会在两周内攻占伦敦。我们没有人希望看到那样的结局。然而，我们要想有谈判的能力，首先我们内部要强大起来。”
“怎么，我们不够强大吗?”我问了一句傻话。“如果我们不得不防患于未然的话，那我应该承认，还不够强大。” 奥勃良回答，“只有我们是不够的。从前，在老大哥在世时期，”他说这话的语气好像我们告别那个年代并不仅仅才两个月，而已长达五十年之久，“我知道，老百姓惧怕我们，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而且不是出于胁迫，而是出于明智，自觉自愿。现在我们需要有天赋的人。”
“正因如此，” 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我们想创办一份周刊，将作为《时代》的文学副刊进行运作。您将出任这份周刊的主编。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让全国人民接受和平的想法。至于和平意味着什么，”他自问自答，“以前，和平意味着战争。从现在开始，非常遗憾，将意味着战败。当然，我们要对这个词谨慎使用，” 他补充道，“尽管这带来的安慰十分有限。我们必须适应这个想法，过去的大洋国不可能维持下去了。我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改变自己。我们必须适应新的环境。其中包括，”他警示性地扬起中指，“现在，这里必须响起几个另类的声音。要有一点点批评，一点点诗歌，以后可能还要评论一点政治。我们要修建一座通向未来的桥梁，一座伸向理性世界的独木桥。怎么样，史密斯，我是否已经让您明白了党的意图?”
我问他，他讲的这些话到底有多少可信度? 不会再重复“去年的小插曲”了吧?
“哎呀，天哪，”奥勃良难过地揺揺头说，“您怎么还在想这件事! 我并不是让您纠集小团体，而是派您做一份普通记者的工作。而且，我们将紧密配合，想来，如果新周刊逃避党的审査，对我们俩都没好处。您将和我保持联系。我已经为您选好了同事。文学副刊不可以脱离党和英社[2]——我们伟大、官方的思想体系——的基本原则。但是不要忘记，”这时候，奥勃良下意识地碰了下杯，“对英社的解释可以有好多种。刚开始时，我们先印五千份，四千份给四个部的官员们，一千份发给航空工业大学的学生们。当然，还有几份会送到欧亚国。让我们昔日的敌人看看，大洋国不再是他们认为的那样野蛮暴政，让他们看看，我们是民主政权——其实，我们自始至终都很民主。”
肯定会有许多人想不通: 我什么会答应奥勃良? 为什么接受这个邪恶刽子手的建议? 其实，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在当时的环境下，我别无选择。我想，假如我不接受主编的职位，回头总会有别人接受。鬼知道别人或别的那些人会将《时代》文学副刊办成什么样子。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只顾什么“道德考虑”。要将魔鬼(老大哥的幽灵)从大洋国赶走，我们先要跟恶魔(奥勃良) 结盟。今天我可以坦白地说了，这个结盟是战略性的，对我们来说可以利用的东西，要比对奥勃良和奥勃良们来说要多得多。
[1]真部(真理部)，在革命爆发之前，即媒体与宣传部;和部(和平部)，即战争部;富部(富裕部)，即副食品与供给部;爱部(友爱部)，即公共管理与住房事务部。——历史学家批注
[2]英社(英国社会主义)，即老大哥体制的官方思想体系，意味着公民完全处于掌控之下。1985年后的体制考虑到这个词的不受欢迎，因而更乐于使用“真英社”(真正的英国社会主义)一词。——历史学家批注
4 裘莉亚·米勒(下面称裘莉亚)谈同一件事
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们，请你们将留声机关掉，今晩就别去跳舞了，尽管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不太容易……我并不敌视快乐情绪，也不反对开心消遺。我们的社会，摆脱了老大哥时代冷酷残忍的伪清教徒主义，承认青年人的权利和文明娱乐。然而，也不妨偶尔以严肃的态度和责任心对过去的事件进行省思，从中吸取其中包含的无论对现在还是将来均有益处的经验教训。这本读物首先就是写给你的，亲爱的孩子，你很幸运不再生活在残酷暴政的黑暗岁月，在那个时候，所有正直的人都尽力承担自己可以承担的责任，他们这么做，首先就是为了你。(……)
我并不否定那些岁月。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老大哥的统治并不仅仅意味着刑室和牢狱，它还意味着数百万人的辛勤劳动，他们用自己的臂膀与才智将大洋国建设得强大起来。另外，我们的国家最美好的(人性化的)时期，是从1985年10月之后开始的，因为党吸取了过去的沉痛教训，清算了自己以往的错误，终止了所有的动乱，并重新获得了人民的信任。(……)
从历史上看，改革运动是从《时代》文学副刊创刊开始的。大家都知道，我当年的朋友和战友温斯顿·史密斯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遗憾的是，他后来偏离了正确的道路，变成了我们国家的敌人。如果我因为这个否定他过去的存在价值，就等于又接纳了老大哥时代令人诅咒的宣传手段。对史密斯一生功过的评价，是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我只想从这个话题所需的角度出发，讲讲与他有关的私人记忆。
当时另一个关键人物詹姆斯·奥勃良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奥勃良曾经滥用职权，所以被我们党开除了。这位曾经的警界高官，后来无耻地写了一本用心险恶、诽谤大洋国的小册子，他跟史密斯一样墮落了。无论是谁，只要他偏离了“真英社”的最高原则，不管他抱着什么样的主观意图，迟早都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实事求是地说，当奥勃良贪婪、病态的权力欲尚未登进峰造极时，他也曾在改革运动初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行政权力，批准创办了《时代》文学副刊，而且连编委会都是由他亲自圈定。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冬日上午，当奥勃良召史密斯去见他时，我真的感到非常担心。要知道，就在一年之前，我们俩在奥勃良的刑室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我没有担心的理由。在党内，健康的力量开始苏醒，在那个寒冷刺骨的冬季之后，春天呈现出某种令人兴奋的征兆。
比如说征兆之一，当时的一个青年组织，简称为“抵性会”的抵制性爱青年联合会，女会员们在1月底开始涂口红。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们! 你们已经习惯了看涂口红的女孩 (甚至有的时候，她们化妆化得过于夸张)，肯定会为我说的情况感到诧异，难道涂口红还有什么重大意义? 事实上，在当时确实意义重大! 起先，女孩和妇女只是薄薄地涂上一层，化着几乎看不出来的淡妆去上班，后来，她们涂得越来越厚，而且色调也逐渐发生变化: 从浅玫瑰红到鬼一样的绛红色。那个时候，涂口红的女人大概只能在反映旧体制的题材、遭到禁映的电影里才能看到。
就在3月份那天，当温斯顿被叫去见奥勃良，我也开始涂口红了。在真部的走廊里，我迎面撞见了奥勃良。“您可真漂亮!”那只令人生厌的灰麻雀跟我打招呼。“春天来了，同志!”我对他表现出极度的轻蔑。
5 詹姆斯·奥勃良(下面称奥勃良)谈同一件事
我在许多方面遭人毁谤:有人说我残暴无情，说我野心勃勃，说我狡诈虚伪，但是从来没有人会说我胆小或愚蠢。我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归结于我的两种重要品性:勇敢和清醒的判断力。现在，我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已经十五年了 (卸磨杀驴)，但我仍跟从前一样毫不犹豫地承认: 我不为当时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而懊悔。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英国家庭[1]，父亲参加了大革命前夕的残酷斗争，但是没能活到革命胜利。他不但被关进旧体制的监狱，而且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我们家经常遭到搜査，大英帝国警察也有事没事找我的麻烦。自打我母亲成了寡妇，由于家里经济拮据，上大学的事我连想都不敢想。少年时代，我对任何压迫和侮辱都满怀憎恨。因此我投身于革命运动，我花了好长时间寻找一个能够发挥上面提到的我那两种重要品性的领域。就这样，我于1965年成为精神保卫局警官，也就是今天被人们嗤之以鼻的 “秘密警察”。
是的，我当了秘密警察! 在我一帆风顺的工作生涯里，我经常体会到，被我窃听的那些家伙，绝大多数既不勇敢也不聪明，甚至恰恰相反:蠢得就像白痴，而且懦弱无能。在精神保卫局的窃听室里，那些曾经坚定不移的革命者，为了苟且偷生而背信弃义，“伟大的” 理论家们在我们手里变成愚蠢的弱智。谁也别说，这些家伙是被我们折磨成那样的! 经过拷打——包括最严酷的拷打在内——从嫌疑犯身上暴露出的毕竟是他们已经存在的品质。承认一项罪责的人，也有可能去犯罪。好了，咱们不说这些恐怖童话了!
我之所以认为讲讲这些很有必要，是因为我在 1985年感到极度失望，我震惊地意识到，懦弱和愚蠢似乎是绝大多数人品性中的有机成分，在这种时刻，整个国家政权都可以掌握在手中。在那场最终将国家卷入灾难的改革运动的历史中，我看到了这点。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改革在当时是必要的! 但并非是像那个多愁善感的裘莉亚·米勒所说，是为了“让人们在这个国家中感觉更良好”。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不会将这个定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之所以需要改革，是为了让国家更良好地运转，要知道，老百姓只有在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指引下，才会感觉到自己安全。毫无疑问，在困难时期，国家要表现出机动灵活的柔韧度，而柔韧度需要智慧与胆识。在1985年，正由于缺乏这两种品性，所以才在对外的防线失守后，内部也开始分崩离析。
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必要否认——老大哥也犯了错误。他不该忽视寻找自己的接班人。在生命的黄昏，当他的老年动脉硬化症一天比一天加重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在他身边只剩下了一个小圈子，而这些人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 希望他尽快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死得越早越好。他刚一咽气，大分裂便随之开始了。
核心党内有两大派系相互对立:一个称为“铝派”，一个叫做 “纸派”。铝派分子跟老大哥的遗孀——老大姐抱成一团，要迅速拿起武器，重新跟欧亚国进行战斗;纸派分子则反对说(而且有权反对)，这个计划太不现实。重整空军就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问，而且还要将现在已经少得可怜、按人头分配的副食量再减掉一半; 更不要说，我们曾经的盟约毫无用场，东亚国比欧亚国好不到哪儿去。因此，纸派建议，要尽快跟后者签订和平协议。
最初，精神保卫局——其中包括笔者本人——在两大派系的争斗中极力保持中立地位。然而，当得知铝派准备收拾掉纸派后，我认为，面对政变者，我们只能支持知识分子。
于是我制订了一项计划，递交给精保局的领导集团。我向他们建议说，我们要创办一份类似媒体的东西，当然在我们的监督之下。比方说一份周报，让旧英国所谓的“公共與论” 发出一些声音，这肯定会对老大姐及其党羽造成一定压力，尤其是在像签署和平协议这类最重要的问题上。另外，要让全体党员与新政策保持一致，因为持续几十年的战争宣传早已让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基层官员发了神经。
我想，应该为报纸组建一个独立的编辑部。但是无论哪个思想陈腐的官员，还是哪个满脑子梦想的诗人，都不可能胜任这一项工作。我们需要的是聪明灵活、又不自持己见的编辑班子。我们最好选择那些已被改造得现实了的家伙，或者刚从监狱或集中营里放出来的犯人。反正我们清楚这些人的底细，他们不容易逃出我们的手心。我的计划被讨论通过，随后我找温斯顿·史密斯谈话。史密斯显得很识时务，他承诺和我们一起工作。(至于他违背承诺，最后彻底与国家为敌，这也不能全怪他。有精神生活的人一旦觉察到国家政权开始削弱，就会立即变得十分猖獗。)
我亲自点将，让语言学家、哲学家、“新话”[2]“双重思想”[3] 家赛麦，经济学家维特斯，诗人安普尔福思和历史学家派逊斯进入编辑部。他们全都诚惶诚恐地接受了新的委任。
《时代》文学副刊第一期于1985年3月1日与读者见面。实际上它跟大洋国的其他媒体没多大区别: 内容不外乎是官方声明、头条文章、棋术解答和填字游戏。但在第一期里发表了一篇如果没有我的鼓励，根本没有人敢写的文章——大卫 · 安普尔福思的著名诗篇，我指的是题为《大洋国战士的抱怨》的那首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给予那首诗以灵感的缪斯。[4]
[1]有资料说，奥勃良是贵族与女仆生下的私生子;他姓了继父的姓，继父是爱尔兰工人。在旧体制里，一个“非法出生”的孩子是没有前途的，在老大哥统治时期，他的爱尔兰姓，总使他陷于不利的位置，为他事业的发展造成了许多障碍。他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以消除自已身上的“天主教徒”的嫌疑，不过，他最终还是成功了。——历史学家批注
[2]新话(新型词语):老大哥体制进行的语言改革，其目的是将人类的思想沟通限制在最小的范围里，同时将剔除原来词汇的附带含义(例如，“自由”)和组合。新话原本计划在2050年正式推广，但这个计划被革命失败后的体制取消了。在20世纪90年代，只适用于电视语言的洗脑。——历史学家批注
[3]双重思想(双重性的思想方式):老大哥体制的官方哲学，认为所有词汇都可以从相反词义进行理解(例如，和平=战争，无知=知识，等等)，因此可以根据党的解释去理解词义。1985年后的体制对这个哲学进行了精细打磨，采用了三重思想(三重性的思想方式)。根据这个理论，例如，和平=战争，但是与此同时，和平=和平。至于双重思想与三重思想之间的区别，属于比较学专家的研究范畴。——历史学家批注
[4]有资料说，安普尔福思的这首诗，当时已经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了好几个月。——历史学家批注
6 大卫·安普尔福思
大洋国战士的抱怨
摘自《时代》文学副刊第一期
你的飞机被丢在了那里你美丽的小鸟[1]你闪光的小鸟我的祖国
我们该怎么办啊在你悲伤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命运威胁着我们我的祖国
欧亚国敌军正在加那利群岛举办庆功会我的祖国
一次卑部的攻击就使你的空军全军覆没我的祖国[2]
为什么在这样的悲剧之后我还活着我的祖国
我也该葬身在那火焰熊熊的大海里我的祖国
炸碎的金属片纷纷飘落孤独的飞行员驾驶舱我的祖国
有过忠心有过信仰但是也有如此深重的恍伤我的祖国
在这里毀灭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再复活我的祖国
假如我是一位诗人我将终生为此哭泣我的祖国
你们不要说新的胜利将弥补损失我的祖国
你们不要说这个创伤迟早会愈合我的祖国
不要相信那些蒙着粉红色面纱参加葬礼的人我的祖国
他们就是现在正用虚假的安抚麻痹我们的阴险奸细[3]
我的祖国
噢
噢
噢
哎哟大洋国我的祖国
[1]手抄本中为“党的小鸟”。——历史学家批注
[2]手抄本中的这一句后面还有一句：“谁该为此可怕的灾难承担责任我的祖国”。——历史学家批注
[3]在原来的手稿里写的是 “阴险的欧亚国奸细”。——历史学家批注
7 奥勃良谈安普尔福思诗歌引发的公开争议
《大洋国战士的抱怨》这首诗——正向我们计划的和期待的那样——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风暴。有人从老大姐的秘书处打电话到精神保卫局，电话内容如下:“必须立即逮捕所有跟这首诗发表有关的人!”精保局——有史以来第一次——拒绝执行来自核心党的命令。我们的值班上校回答说:“大洋国有现行的宪法，禁止在没有检察官同意的情况下逮捕任何人。”核心党的联系人气急败坏地尖叫:“你们居然说什么宪法，这话偏偏出自你们之口?”那人在电话里大声叫喊。“我说的是1965年制定的基本宪法。”上校心平气和地回答说。
1965年宪法，刚刚掌握政权的革命者们确实曾经公布生效过一部慷慨仁慈的宪法，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机构均被取缔，其中就包括检察院。因此从理论上说，永远不能逮捕任何人，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能够发放合法逮捕令的司法机构。如果我说“在l965年后的二十年里终究还是逮捕过几个人”的话，那是我使用了温和的措辞。
当然啦，精神保卫局之所以没有保持善意的中立，既不是为坚持宪法细则，也不是想给老大姐的秘书处脸色看。我们关于安普尔福思诗歌的计划是:让作家、艺术家和各种各样我们已经了如指掌的可疑分子们在传统聚会场所一栗树咖啡馆内举行公开辩论。我们将辩论时间定在一个星期一晚上，就在那个星期一晚上，我们计划在核心党温和派人物的配合下，抢先阻止铝派分子暗中策划的政变。由于在精保局里也有铝派分子，我们将他们派到咖啡馆作为便衣监视事态的发展。毫无疑问，他们无缘参加粉碎政变的突击行动和之后一系列的重要任务，但是他们至少能够亲身见证大洋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运动。
另外，精神保卫局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当然，我们并没有承担辩论之夜的组织活动，甚至没有予以批准，我们只是没有禁止。准备工作是在没有电台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通过口头通知的形式。就这样，最终成功地聚集起一大批人。
8 裘莉亚谈同一件事
噢，亲爱的年轻读者们，要知道，我是多么不喜欢使用嘹亮的词汇!但是，关于在栗树咖啡馆里发生的“三月辩论”，我还是要说: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的辩论主题是由安普尔福思的那首名篇引发的，那首诗——的确有权——就军事失收向党员群体发出忧虑之声。按照当时的习惯，诗人们极少写悲伤或者悲观的警示性作品。老大哥的宣传让整个大洋国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快乐帝国沉浸在狂欢的海洋里。因此，辩论的问题本身也是一种勇敢和革新:“可不可以写悲伤的诗?”
栗树咖啡馆里人头攒动，胜利牌烟卷的浓烟稠密得仿佛能用刀割斧劈。桌子上摆满了胜利牌琴酒的酒瓶子，辩论的内容让在座的人都情绪激动。许多人进不了大堂，只能挤在台球厅、存衣处和敞开的门口，甚至就连散发着刺鼻氨水味儿的厕所里也塞满了人。组织者没有料到会来这么多人，事先没跟党组织要麦克风。因此，发言者——即使想表达温和的观点——不得不扯破嗓子大声呼喊，好让人们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因此，辩论会的气氛比实际情况显得更加热烈。
辩论会的主持人站在大堂中央的圆形吧台后。发言的人为了能让大家看到自己，一边大声疾呼，一边绕着吧台来回走动。第一位发言的是史密斯，他一开口就说，“世界很复杂”。他的话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后来，这句话成了改革运动的口号。
史密斯说，尽管他对安普尔福思这首诗并不是每句都赞同，但他还是认为:这是一首意义深远的作品，它的爱国主义内涵毋庸置疑。史密斯激情四射地揺唇鼓舌:“党教导我们，我们要直面困难。是的，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的确出现了这样的时刻，我们绝对可以称之为悲伤，甚至悲剧。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要像鸵鸟一样把头钻进沙丘里。”
史密斯之后，一个名叫奥吉尔维的人站出来讲话，他在富部工作，但实际上很像精保局人员。他说，他不太懂诗歌，但对安普尔福思诗歌里无边无际的虚无主义表示反感，因为这与党的声音相去甚远。他认为安普尔福思之流在这个时刻将悲伤擎为他们的大旗、制造宿命论的气氛绝非偶然，在这个危急关头，这与祖国的要求背道而驰。“这种诗歌，”奥吉尔维说，“哺育不出英雄，只能培养俘虏!”他继续说道，“这首诗，从形式上说也让人无法接受，无韵律可言，根本没有大洋国诗歌的旋律性特点。”
一个自称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干脆直接呼吁，立即以卖国罪将诗人逮捕: “这首诗，是从背后刺向大洋国战士的恶毒匕首。”这时候，在发言者背后有人附和道:“没错，肯定已经蓄谋已久。”这时候，由飞机制造厂工程师组成的一群人开始齐声高喊:“我们知道平安无事，我们不需要悲观忧伤!”
经济学家维特斯有理有据地驳斥了那些对安普尔福思的指控。他勇敢地站出来，尖锐地质问:“难道创作过《糖的生产》和《与卑鄙的欧亚国敌人作战到底》等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诗歌作者会出卖祖国出卖党出卖英社的原则吗? 这首犀利的诗歌本身就已经证明，作者热爱他的祖国。别的不说，每句诗行以我的祖国结尾，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作者采用这种手法，明确表达了他的立场。是的，悲伤与悲伤之问要有不同。有的人悲伤却与我们为敌，有的人忧伤则是为了我们。毫无疑问，安普尔福思属于后一类人。”
语言学家、哲学家赛麦对安普尔福思的辩护最妙趣横生: “奥吉尔维同志，你错了，”他做了一个鬼脸，“那些情不自禁齐声朗诵的人也错了 (哄堂大笑)，假如你们认为我们的生活只有欢乐，那就大错而特错。我对诗歌懂一点点，请允许我解释一下安普尔福思诗歌在形式上的创新。这首诗是不押韵，其结构建立在思维的节奏上。作者没有使用或没怎么使用标点符号。这种解决手法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它同时赢得并且把握了早期英国诗歌，乃至进步英国诗人作品中的一种公民权利。是的，在近几十年里，就诗歌风格而言，这种现代性不大能被容忍。其实，老大哥也曾经指出，新的内容需要新的形式。不仅诗歌需要新的形式，我们的生活也一样。我们需要面对困难与艰险。如果掩藏不幸，只会增添不幸。” 赛麦的最后这句话，也得到一片掌声的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