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平时显得羞涩紧张、不善言辞的历史学家派逊斯也提高了嗓门儿。他也支持安普尔福思。他说:“其实，不只是战争的灾难可以造成悲伤 (大家全都感到震惊，屏息静气地听他说下去)，我们伟大的、日益美好的生活肯定也会存在阴影，给我们忠诚于党的大洋国公民带来忧伤 (所有人都暗自揣测，猜想他等会儿如何开始进行抱怨的发言，有些人为他捏着一把汗，但愿他不要抱怨过度，千万别说什么不理智的话)。比方说，食品短缺，”派逊斯继续说下去，“难道一个忠诚的党员看到商店前一眼看不到队尾的长龙，他会高兴吗?”在沉默无语、如释重负的掌声中他自问自答，“我认为，如果有谁看到这个场景而不难过，甚至感到心满意足，那他就是卖国贼，是欧亚国敌人的奸细。”
奥吉尔维和他的同伴们也都不再言语，这时候，一个让人反感、歇斯底里的女人要求发言。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人叫凯瑟琳，史密斯已经分居了的妻子。显然，她是被精神保卫局派到咖啡馆去的。[1]
[1]裘莉亚猜错了，凯瑟琳·史密斯作为老大哥的忠实信徒，当时已被公开列人一份特别危险竞员名单里 (所谓的 “铝派分子名单”)。——历史学家批注
9 史密斯谈同一件事
可怜的凯瑟琳!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会来参加辩论，而且还站出来发言。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了，但是只要想起她来，总是伴随着性生活令人压抑的记忆。她当时在和平部的武器宣传科工作，住在城市的另一端。由于她的社会关系十分封闭，有可能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再见面。然而现在，我大吃一惊，凯瑟琳已经走近吧台。浅棕色的头发蓬乱地垂到脖梗，披在纽扣紧系的部委制服上。她很瘦，额头冒着闪亮的汗珠，眼睛由于激动瞪得溜圆。手里擦着一张纸，她开始大声念起来。
“我只是以我个人的名义发言，”这是她讲的第一句话，随后引用了一句老大哥语录，“世界上不仅有积极的感情，不仅有爱情、激情和快乐，还有仇恨，仇恨是巨大的政治动力。”接着她继续讲下去，“让我们想想电视上深受欢迎的《仇恨两分钟》节目，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时刻保持对革命的叛徒，对变成欧亚国奸细的爱麦虞埃尔 · 果尔德施坦因的刻骨憎恶;再让我们想想深受欢迎的'仇恨周'活动，可以成功地调动起那么多的党员。这种憎恨，只不过是我们热爱党热爱英社的另一种表现。”
大家听得有些不耐烦了。有人嗤嗤发笑，有人交头接耳，有人抬高嗓门提醒她:“我们不是在开党员会议!”
这时候，凯瑟琳将手中的纸揉成一团，朝那个人掷去: “我知道，这不是党员会议，这只是一个关于悲伤的辩论，目的是煽动人们反对老大哥。同志们，你们要知道，” 其实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是 “非同志” (她用仇恨的眼光朝吧台瞥了一眼)，“加那利群岛的战败只是大洋国历史上一个逝去的片段。大洋国将会复活，有的人对祖国的命运掉下几滴鳄鱼的眼泪，但这无济于事。大洋国和我们的党将像凤凰一样浴火重生，将会狠狠教训那些在今天利用我们暂时性脆弱的家伙们! ”
我一直清楚，凯瑟琳属于那类通灵者[1]，她的想法即使在梦里都无可动揺。不管怎么说，她用来为自己辩护的激情十分可怕。我想，她的这股激情要是用在床上该有多好。但是随后，我又想起凯瑟琳每次要求与我发生身体关系的方式(“现在让我们来履行党交给我们的职责吧”)，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脊背上蹿出一股凉气。
这时候，凯瑟琳的发言快要结束。看得出来，她已经承受不住内心的紧张激动，突然失声痛哭，并朝我们叫嚷: “我们不能允许你们用卖国贼的悲伤，夺走我们内心的快乐! 她哭得泪流满面。之后，她钻过人群，在一股肆无忌惮的快乐氛围中，她被推搡着朝咖啡馆门口走去。
虽然我冒出一身冷汗，但我能够感到，由于凯瑟琳愚蠢的发言，会场里的气氛终于好转起来。大堂里，悲伤的反叛爆发了。欢呼的人群用胳膊将派逊斯、维特斯、赛麦和我，将这天晩上的英雄们高高举起。
“万岁，悲伤!”有人大声高呼。口号声汇成一曲大合唱在头上盘旋。大洋国的外国党党员们满脸涨红为白己贏得了悲伤权、贏得了第一个自由权而尽情欢庆。而那些快乐与乐观的代言人，则垂头丧气、面带羞窘地溜出了栗树咖啡馆。
[1]通灵者:东正教词汇，在老大哥时代特指那些总能正确理解党的政策的党员们。1985年后，党对这些人不再有绝对的需求，而是承认，在有意识的职责之外，有可能存在对竞“自发的”或“下意识的”忠诚，这也是公民性的忠诚。——历史学家批注
10 奥勃良谈老大姐之死
就在外围党在栗树咖啡馆里庆贺自己贏得了悲伤权时，精神保卫局的特种部队已经包围了老大姐的司令部——白金汉宮。本来我们并不想发生血战，这次行动的代号也是 “宁静85”。遗憾的是，老大哥的遗孀进行了反抗，后来，她试图从住地的四层楼窗口逃走。我们的医生竭尽全力想把她救活，希望能将地送上法庭，但是一刻钟后，老大姐因伤势过重，一命呜呼。
与此同时，核心党的温和派率领部队占领了中央建筑。只有在广播电视台大楼发生了激烈枪战，那里多是铁杆儿的铝派分子。士兵们不得不对三十五人实行了就地专政[1]，并且逮捕了一百五十人。事情干得不算漂亮，要是换上精神保卫局的人，肯定会解决得更机智。第二天，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公布新闻，我们保证电视频道播放无碍。
我们烧掉尸体，黎明时将骨灰撒进泰晤士河。在温和派面前展现出了一条通向权力的道路。
[1]专政:在老大哥统、冶时期指将某人或某物彻底消灭。在1985年后的民间指出于卑鄙动机而将某人暗杀。——历史学家批注
11 裘莉亚谈同一件事
(……)那是一个自由的黎明; 我和史密斯一起在沉睡中的城市里散步。我们迎来了令人振奋的共同时刻——史密斯只是后来才变成国家的敌人。我们彼此搂着，并肩站在泰晤士河畔的石栏前。东方已经浮现出春日苍白的曙光。在我们脚下，在和煦的暖风中，冰河绽裂，开始融化……
12 两份公告
第一份
由一小撮狼狈为奸的帮派分子组成的小集团，昨天在女打字员帕特里西亚·泰勒[1]的指挥下试图篡夺国家政权。政变活动已经被我们成功地粉碎。罪犯将被押上法庭当场审判，就地执行。大洋国是和平的。
女打字员帕特里西亚·泰勒很早就投机钻营地潜伏到老大哥身边，用欺骗的手段成为我们领袖的夫人，并且极力表现出自己是他的遗孀。她利用老大哥身患重病之机，不仅向人民发号施令，而且非法逮捕忠诚的党员，对他们严刑迫害，给矿产业、副食业、纺织业和艺术领域带来严重的灾难。从1972年起，她与革命党的头号叛徒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相互勾结[2]。他们策划暗杀老大哥，不过幸运的是，暗杀计划由于老大哥的病逝而没有成功。她将大洋国卷入毫无意义的战争之中，然后通过罪恶的和平破坏活动使得国家空军损失惨重。目前仍在进行调査。
第二份
(合乎法律的最新基本原则)[3]
1.凡是无辜的，就不会受到起诉。
2.凡是我们没有起诉的，都是无辜的。
[1]帕特里西亚·泰勒曽经先后担任过老大哥的女打字员、速记员和女秘书，后来于1972 年成为他的妻子。——历史学家批注
[2]这并不符合事实，因为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早在1969年就在流亡香港期间神秘失踪。据说是被精保局的一支代号“火速服务”的行动小组绑架了。——历史学家批注
[3]这个公式正好与先前执行的所谓“两项安全原则”相反，原来的内容是:
(1)凡是有罪的，就会受到起诉。
(2)凡是我们起诉的，都是有罪的。
——历史学家批注
13 当时反映这一事件的文学作品
伐树工的遗孀[1]
伐树工[2]的遗孀受到了判决
因为她帮助违法伐树[3]
是她将斧头准备好的[4]
“莫非她丈夫是无辜的?”
伐树工的遗孀受到了判决
而且罪有应得:三棵骄傲的橡树轰然倒下![5]
那是大洋国最美的橡树啊……
“莫非她丈夫什么错都没犯?”
伐树工的遗孀受到了判决
但是，在她的丈夫未受惩罚之前
树还能不能重新生长?
是否还能发出新芽?
伐树工的遗孀遭到了判决
正义有一天终将获胜
“正义万岁!大洋国
苦难深重的森林啊——你们呼吸吧! ”
[1]这首诗署名“amp”，于1985年3月15日发表在《时代》文学副刊，标题是《让我们保卫自然》。根据风格和发表的地方推测，应该是安普尔福思的作品。——历史学家批注
[2]这里暗指老大哥。按照《大洋国的官方传记》(伦敦，1977年)的记述:“他在年轻时代作为伐木工人投身革命运动。” ——历史学家批注
[3]在大洋国只有出于军事目的才可以伐树。——历史学家批注
[4]文字游戏:斧头，指大洋国独裁时期的秘密警察，“将斧头准备好”，意为“指挥秘密警察迫害某人”。——历史学家批注
[5] 这里毫无疑问是指琼斯、阿伦逊和卢特弗德，他们三人在60年代轰动一时的政治案中被判处死刑，后来均被杀害。这三个人都是建党元勋。——历史学家批注
14 奥勃良谈老大姐死后的政治局势
精保局原来计划，在关于悲伤的辩论结束之后，立即逮捕史密斯一伙人。只是反政变行动(换句话说，也是我们的政变行动)所导致的局势出乎我们意料。铝派分子的势力被削弱之后，纸派分子还是不能把握时机接手政权。那些留在核心党领导层的老大姐的死党们要挟纸派，要他们将老大哥统治时期到底有多少人被杀的具体数字公布于众、毫无疑问，当时纸派分子也参与了迫害。在当时，似乎没有什么会比公布真相更可怕了。幸好铝派分子也心里有鬼。精保局的领导层则开始担心，担心铝派阵营和纸派阵营在脆弱平衡的情势下相互勾结，一起将矛头指向秘密警察。国家机构和军队还掌握在核心党手中，而我们只能依靠刑事司法机构和新生的民众與论。这样一来，秘密警察机构也别无选择，必须扮演自由思想的保护人角色。
为了避免核心党将那些数据算到我们头上，我们采取了防卫措施。3月和4月，我们从监狱和劳动营里先释放了五十万名囚徒，之后又释放了八十万人。我们让被释放者在保密声明上签了字，但是我们知道，要他们保密是不可能的。几周之后，整个帝国都塞满了——并非毫无根据的——关于老大哥集中营的消息，而在那类小说里，老大哥本人变成了焦点人物。
在革命生涯中得以幸存的一些老将也浮出水面，其中包括普利特同志，他当时已经一百零二岁，但是——尽管蹲了几十年监狱——身体仍很硬朗。老将们通交材料炮轰党的领导层，并且公布了一个确凿的事实，老大哥不是在1929年入的党，而是在1947年。当然了，他们还要求物质赔偿和退休金。
核心党高层吓坏了。他们怎么能不怕! 太多的证人还活着! 为了避免在历史问题上过多纠缠，他们尽量满足老将们的物质要求。他们特别为老将们印了一大批钞票，称之为“革命酬金”，并让这些老将每个月可以去核心党的仓库里购买定量的食品。这一系列慈善举措真立竿见影，老将们大多保持了沉默。核心党的大人物也很知趣，明白最好不要招惹精神保卫局。
但是那些顽固的知识分子很难轻易被控制住。精神已从瓶子里释放出来。
15 裘莉亚谈星期一俱乐部
亲爱的年轻读者们!现在你们要特别注意听我讲，因为你们对“星期一俱乐部之夜”知之甚少。要知道，星期一俱乐部对我来说相当于一所政治学校! 即使在今天，只要我想起那些难忘夜晩的美好气氛，泪水就会盈满眼眶。
在“悲伤讨论”一周后的星期一晩上，我和史密斯、维特斯一起坐进栗树咖啡馆。我们呷着胜利牌琴酒，在那些日子里，这种酒的质量在政府的指导下——通过添加八角——得到了提高。那天晩上，聚到一起的人相当多，他们中有画家、作家、演员、学生和公务员。维特斯——在1983年被捕之前，他曾任一家党的公司负责人——正在给我们阐述经济理论。“之所以食品短缺，” 他解释说，“并不是因为我们工作得不好，而我们之所以工作得不好，是因为食品供给不好。”
我们聚精会神地听着维特斯的话，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周围的人越聚越多。几分钟后，朋友间谈话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专题讲座! 维特斯很快站到了吧台后，好让每个人都能够看到他听到他。午夜时分，跑堂提醒我们要打烊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今天的活动应该继续办下去，于是商定好下周一同样的时间、地点再次相聚。就这样，“星期一倶乐部之夜”——以自发的形式[1]——诞生了。
那么，什么是“星期一俱乐部”?我可以这样讲，它就是一切!政治指挥部，公开忏悔所，情人约会地，大学，时装表演厅!当然，话题也都十分有趣:经济形势或媒体在社会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最有趣的还是现场的人们。那些聚到那里，并第一次以非正式的方式相互寒喧的人。可以辩论，可以插嘴，可以讥讽，可以兴奋，可以一言不发地靠着椅背在辩论声中闭目养神。其实，大伙儿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只能增大辩论的难度。每个人都是那么聪明! 我从来没有一下子听到过那么多富有原创性的思想!
的确，那段时问也给我留下了一些遗憾。“星期一俱乐部之夜”也是让我跟史密斯的亲密友谊逐浙变淡的原因之一。史密斯作为组织者和辩论主持人，变得越来越受人们喜欢，他也利用了这一点。女人们满怀钦佩地簇拥着讲演者和主持人，富部成熟的夫人们也不例外，她们变成了情窦初开的青春少女 (她们中有的是精神保卫局派来监视我们的)，史密斯——噢，人性的弱点!——很难拒绝这些轻浮艳事。每个星期一晚上，他都将不同的女人带回胜利小区公寓家中，大家背后议论说，即使这样，后边还有一大队人等着那个幸运的时刻……尽管激情四射的革命者已经不那么年轻，尽管他的腿上有静脉曲张，尽管他是有妇之夫 (当时他并没有正式离婚)，可那又有什么关系? ! 我十分难过地写下这几行字，因为遗憾的是，这也是故事的一部分——现在我甚至可以讲，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史密斯的这些轻浮艳事，促使他更加放浪不羁地卷入追求廉价名声的漩涡中，最终将这位极具天赋与价值的人引到了敌人的阵营。
至于外面所传我跟“星期一俱乐部”或《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的关键人物赛麦、维特斯和安普尔福思的情爱关系，由于品味的原因我不想在这里仔细描述。安普尔福思是我朋友，而且关系非常亲近。我们的关系中，毫无疑问存在着一种母子式的相互吸引。大卫确实像一个孩子一样依赖我，我爱他像爱自己的儿子，或者——鉴于我们之间很小的年龄差，他更像是我的亲弟弟。
[1]当然，得到了精神保卫局的默许。——历史学家批注
16 史密斯谈同一件事
在“星期一俱乐部之夜”，赛麦尤其活跃:他当众取笑“新话”和“双重思想”，而在老大哥统治时期，他曾是“新话”和“双重思想”的语言专家。用恶作剧式的解析，几乎让人们忘了就在不久之前，他还格外投入、十分享受地充当党的术语与哲学的代表:那种劲头跟他现在贬损它们并无二致。甚至老大哥的整个体制只不过是歪打正着地让他罕见的思维能力得以闪烁发光。他擅长即兴发挥;假如他在不能为自己一个又一个的想法在当时官方的英社思想宝库中找到一句适合引用的语录时，就干脆自己编造一句。从他的两片嘴唇里，总能劈头盖脸、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堆无从考证的数据、事例与历史。讲话的时候，他总用右手捏着眼镜，打着手势。一旦被人发现销误或造假的话，他就立刻戴上眼镜(他常说，“这副眼镜是精神盾牌”)，一脸不屑地解释说:“我们引用的东西本身是否站得住脚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推动支撑我们的思想过程。” 针对作为官方哲学——双重哲学的原始诡辩，赛麦提出了“错观系”的理论，即“错误观点体系论”。他在题为“我们能不能谈一谈老大哥主义?”的天才讲演中，用了一句后来变成格言了的短句来表述新时期多产的怀疑论: “我错故我在。”
历史学家派逊斯，曾经是一位体育健将，可是他被从监狱里放出来时，完全变成了一具骷髅。他关于英国过去的讲演十分风趣。他高度焦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上面用心电图般的字母写着提醒自己的重要数据。尽管他讲话的时候支支吾吾，结结巴巴，而且不时地轻咳，但他的论述却深入浅出，扣人心弦。没有人相信这位看上去面容僵硬、反应迟钝的人，居然能对国家的历史作出如此精辟入微的阐析，居然会有那么多针对听众、针对今天的令人茅塞顿开的精彩想法。比方说，当他讲述白玫瑰和红玫瑰战争，. 每个人想到的则是60年代我们自己也大多经过的恐怖内战。当他谴责查理一世暴政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联想到一个后来的年代……通过他的讲述，历史，哪怕是最恐怖的历史，都让我们听得出神入化，似乎我们的想像力完全可以在英国中世纪的岁月里信马由缰，就像他们自己在自己的年代里。有人将这些历史讲座统称为“走进历史的集体郊游”尽管想出这个题目的人可能对由党支部组织的每个人必须参加的集体郊游深恶痛绝。
经济学家维特斯的讲演也很有意思。他既不是赛麦那样妙语连珠的讲演者，也不像派逊斯那样剖析入微。他奉行的美德是轻松愉悦。他在介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理论时，总是离题千里，用辛辣的口吻讲奇闻轶事，讲老大哥统治下的黑市，讲他如何给“流动森林”(即海军)的军官团供给香烟，讲他们作为回报，如何帮助他跟欧亚国敌人进行走私贸易。这些故事不仅听众听得过瘾，他白己讲得也很过瘾，以至于经常忘了回到讲演的主题。因此，劳动价值理论在听众的脑子里没能留下多少印记，而维特斯讲的奇闻轶事则在几十年后仍口口相传，直到在形式上变得面目全非。[1]
今天，作为一位老人，我已经可以坦率地承认，那些星期一的聚会对于我来说还有另一种诱惑力。在一个又一个的“星期一俱乐部”的活动结束后，我大多是跟那些年轻、热烈的女孩或蓬勃发展的改革建动的积极分子一起离开咖啡馆。这些关系处得不深，在让人愉悦。并不只是我为我们的成功感到骄做: 驼背的赛麦、平足的维特斯和走路弯腰的派逊斯也都无力抵挡女孩们的围攻。之所以这样，并不仅因为我们在几十年的感情淡漠和性压抑之后觉得自己有权利享受，而且还出于政治原因:这些暂时性关系让我们更受欢迎;证明新时期的人确实有自己的私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为新的行为方式树立了样板。比方说，我喜欢在公共场合亲吻情人的左耳垂，用这种方式向她们示爱。这种私密的问候方式，我首先是在我的女朋友 C.Th身上演习的。[2]耳吻如同瘟疫一样在伦敦的知识分子圈里迅速传播，甚至有人说，它在精保局和核心党的秘密狂欢上也很流行，作为一种别出心裁、撩拨欲望的温柔调情。
后来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裘莉亚对我的这些关系恶言诋毀。其实，当时我真的认为:我们分手，对我们两个都好。我真的很高兴，在那几个月里，她能从诗人大卫·安普尔福思那里找到慰藉。这个——我必须承认——说明她很有品位。身材瘦高、孩子气的大卫，我们所有人都喜欢他。
[1]请看，《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拿它们开心……》(关于80年代初的笑话、软事和民间玩笑)，开心出版社，伦敦，1998年。——历史学家批注
[2] C·Th.，即性格开朗的塞西莉亚·汤姆森，精神保卫局的中尉。官方的大洋国党史里介绍她说，“她在血腥的无政府主义形成阶段打进敌人内部，用特殊的手段为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默默的英雄》，伦敦，l997年) ——历史学家批注
17 当时反映道德问题的文学作品
发表在1985年4月14日的《时代》文学副刊
大卫·安普尔福思
致 J.M.的十四行诗[1]
我知道，党理解我的激情，
不会因为
我给她写十四行诗的女人不是我的妻子而向我兴师问罪。
那么多夜里我寂寞难耐，
在焦虑的白天冥思幻想，
幻想跟张开双臂的姑娘拥抱
——这是剔除了欲望的苦涩销魂。
哎呀，流逝的时光是有分量的!
在电视前在狂热叫喊的人群里
我们满怀渇望地彼此注视了这么多年!
但愿在爱情的炽热里得到补偿……
现在，严格的[2]规定已经放宽。
来吧，亲爱的，泰晤士河畔在等着呢。[3]
[1]尽管作为文学体裁，党并不禁止写十四行诗，但是如果有谁写十四行诗，通常被视为退步守旧。正因如此，安普尔福思的这首诗在大洋国的诗歌史上算得上是一次大胆的创新。许多人认为这首诗的灵感来自裘莉亚·米勒(Julia Miller)。然而最新研究表明，这首诗也可能是写给一个名叫约翰·莫尔(John Moore)的年轻飞行员军官的:安普尔福思借用这种障眼法，将这首诗献给他素情蜜意的同性爱人。——历史学家批注
[2]原来的手稿里写的形容词是“严酷的”，而《时代》的编辑们用“严格的”一词削弱了力度。(请见《时代》1985年4月3日发表的题为《党很严格，但从不严酷》的头条文章。)——历史学家批注
[3]当时，坠入情网的年轻人经常到泰晤士河边一段人烟稀少、树丛浓密的河岸约会。官方部门至少对这类所谓“放松式郊游”采取了容忍态度。——历史学家批注
18 奥勃良谈离婚法的筹备工作
(……) 只是人们还没有获得悲伤权，就开始要求快乐权。假如你认为这只涉及外围党，特别是那些青年党员的话，那你就错了: 核心党，甚至精神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开始造反。你看，他们说，栗树咖啡馆的常客们居然可以公开做那些掌权者只敢秘密进行的事。血气方刚的年轻秘密警察质问我们: “这哪里公平?”至少表面上的清教徒生活让忠诚的人们感到了重负。
4月中旬，伦敦的精保局专家在每周开会的时候宣布，外国党党员们可以在建立情爱关系的问题上享受更大的自由。不过局领导补充道:这种放宽并不涉及社会精英。“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力量，” 他说，“不能允许自己生活在迷幻和癫狂之中。”
尽管这项严格规定对我这个単身汉来说并没有什么约束力，但是公正感还是让我对这样的歧视表示不满。我想，如果连小公务员部能享受更多的自由，那么谁还愿意来精保局当秘密警察?因此我进谏说:
“你们肯定知道，我是一个有严肃信仰的人。但是，既然新政策为那些不可靠的人都提供了愿意跟谁睡就跟谁睡的机会，而且那帮人在那里就是这么干的，那为什么不能让我们最可靠、最忠诚的人们分享这种机会呢?”
我的进谏并不是毫无危险。幸运的是，那些有威望、资格老的精保局同事也支持我。比如“反拧胳膊科”[1]科长也向假装正经、一嘴官腔的上司猛烈放炮:
“请你们想想，精神保卫局的弟兄们也都是人。他们也会一时兴起，想跟别的女人睡，不想总跟自己的老婆睡。他们有的还说，性解放实际可以缓解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我当然记得，就在不久前，就连司法机构都被认为可以达到这一良好目的。不过，那只适用于另外的时期:但在那个时候，至少也在意我们的情绪!我认为，同志们，在目前这个关头，我们的口号应该是:睡吧，也让别人睡!”
就这样，精神保卫局也突破禁锢，朝健康的方向迈出一步。更加公开的情爱关系，实际上与过去僵死的道德相比，为跟踪监视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尽快将新离婚法公之于世，也符合我们的利益，要知道那部新离婚法从3月末就躺在核心党高层的抽屉里。然而，还需要在公众與论上做准备。
说来也巧，就在那几天一个名叫利特克尔[2]的作者在《时代》 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出色的小说。
[1]“反拧胳膊科”是对精神保卫局资料调査科的戏称。——历史学家批注
[2]奥勃良摘错了:利特克尔(Litkool)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被称作“文学集体”的创作小组，专为老大哥的统治进行辩护，代表作有题为《从黑暗到光明一英社的胜利之路》 的 “革命家族小说”。——历史学家批注
19 当时反映道德问题的文学作品
——短篇小说——
离婚难[1]
利特克尔
蕾丝莉·布菜克是一位好党员。她在我们的一个部委[2]里勤恳工作，平时的言行举止也令上级满意。她丈夫在另一个部委供职。他们的孩子——七岁的査理和九岁的卡萝拉——全心全意地在哈卡伊儿童团里贡献自已的力量。[3]
在外人看来，他们的生活就像大洋国众多的幸福公民一样平静无波，令人羡慕。由于他们都是革命的孩子，所以没有经历过剥削与压追的恐怖岁月。
然而，他们的生活里还是笼罩了一片阴云: 丈夫跟妻子之间，在感情上离得越来越远。吵架和嫉妒的场景也——毫无缘由地——不时出现，成了家常便饭。妻子绝望地爱上了一位工作优秀的部委同事，丈夫则越来越频繁地盯着装有胜利牌琴酒的瓶子底。
他们都是工作好手和正直党员，一起去找担任领导的党代表，请求上级组织破例特准他俩离婚。党代表明白，这是两位出色的同志，如果他们的私生活快乐，他们的工作效率也将成倍增长。因此，他赞成布菜克夫妇离婚。
然而，这一切发生在老大姐策划阴谋和敌人磨刀霍霍的时期，老大姐本人根本就不在乎自己国家的公民的家庭生活是否和谐，她亲自批示，严禁批准离婚。
蕾丝莉和丈夫躺在床上，躺在建设出色的胜利小区内的一套摩登公寓里，他们俩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忧伤地望着客厅里正热火朝天玩打仗游戏的孩子们。
“上帝啊，”[4]蕾丝莉叹了口气，朝孩子们指了指说，“他们可能会比父母快乐，想来我们像他们那么大时，也都比我们的父母快乐。”[5]
[1]革命被镇压后，利特克尔被冠以“淫秽一反家庭罪”遭到起诉。后来被解除诉讼，就这样，创作小组的作家们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出轰动全国、播放多年的电视连续剧《维特家族》。——历史学家批注
[2]当时出于安全考虑，文学工作者的工作单位和住址均严禁透露。——历史学家批注
[3]哈卡伊是党的儿童组织，成员为七岁到十八岁的男孩和女孩。在革命之后的体制里，将之重新命名为 “松鼠军”。——历史学家批注
[4]精神保卫局里有一些盲目狂热分子，就因为这个要以 “宗教歧视” 的罪名起诉作者。负责该案的检察官认为，“上帝” 一词在这里只不过是作为表示语气转折的连词使用，并不是宣布自己的信仰。尽管如此，作者们在十五年后出版的小说集(《大洋国经典爱情小说选》，伦敦，1999年)中还是心有余悸、保险起见地将这句话的开头改为:“哎呀，”蕾丝莉叹了口气…… ——历史学家批注
[5]关于这篇小说，社会上还流传着一个这样结局的手抄版本: 布菜克夫妇一起出门散步，送孩子们上学，之后双双自杀。不过，小说的作者们矢口否认，并说这个结尾是“对大洋国公民热爱生命的精神品质的恶毒污蔑”。然而事实上是，在老大哥时期，不美满的婚姻经常以双双自杀宣告结束。——历史学家批注
20 关于私生活新原则的官方公告
为了让大洋国公民的公共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英社的最高准则，准许解除那些不和谐、不和睦的婚姻关系。鉴于这个目的，我们将很快成立离婚办公室，要求婚姻双方同时到场，申明离婚意愿。
然而，党不会介入公民的私生活——只要它无害于社会安全和公共道德。为了能够这到人口增加的现实目的，允许男性党员的婚前性爱关系，另外，根据完成本职工作的具体情况，每周最多可以和拥有同样许可的女性伙伴发生两次婚外性关系。[1]女性党员的私生活，则要继续遵守一直以来的管理规定。[2]
[1]后来，大洋国的领导层注意到男性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允许他们每月最多发生八次婚外性关系，对于特定人群——例如在寒冷天气条件下工作的男性或在工业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工程师们，对他们每月的婚外性生活(官方使用的词汇是“放松活动”)次数不加限制。——历史学家批注
[2]新规定完全忽视了女性的权益。同样也忽视了那些被官方称为“友情”的同性恋关系。事实上，涉及同性恋问题的人群相当大。根据后来的调查统计，大洋国有27%的男性公民具有同性恋倾向，3.5%的女性有过同性恋体验。(请见《大洋国男性与女性的性行为》第十五期，香港，1988，第235-451页)为了弥补这一严重疏漏，又于1985年8月颁布了一项内部规定，规定——仅限于军队内部——准许同性军官在医生的监督之下发生合法的性关系。——历史学家批注
21 凯瑟琳·史密斯写给温斯顿·史密斯的信
尊敬的公民同志![1]
我们的国家十分仁慈地为自己的公民提供了根据自己的意愿缔结和解除婚姻关系的权利。我是立场“保守”的党员，属于被你们称为“猛犸象”[2]的那类人，而且我反对离婚，反对泛泛而论的道德自由。我想，老大哥在这一点上也会赞同我的，尽管我知道，他对你没有影响力。现在，请你和我一起去离婚办公室。我有很好的理由。
你们这些自认为是“进步的” 新时期缔造者，你们肯定知道，人类无可救药地都是偏见的奴隶。就拿我而言，外人都知道我是著名的温斯顿·史密斯的妻子，尽管已跟你分居了许多年。而我——人们在背后都这样议论——作为在英社道德准则下成长起来的大洋国女人，不管怎么样都会嫁夫随夫。因此，既然温斯顿·史密斯在栗树咖啡馆里抹黑党的历史，那么人们就会推断，我也接受这类“进步”观点。既然温斯顿·史密斯义愤填膺地谴责老大哥体制——难道他的一切不都得益于那个体制? 难道他从没收到过每月的账单?[3]——那么人们自然会想，我也参加了破坏行动。既然温斯顿·史密斯每天晩上都领新的女友回家睡觉，那么人们也会就此猜测，凯瑟琳·史密斯肯定得到了金钱上的补偿。正因如此，我宁愿去办理令人作呕的离婚手续，尽管我知道，这个腐烂透顶的机构是为了你们的破坏活动而成立的。
另外我还想说，你们只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真正的叛徒是在党内和精保局领导层。他们是欧亚国收买的奸细。他们肯定会受到惩罚! 老大哥思想永存! 即使不从别的地方，也会从党和国家的废墟里复活。
凯瑟琳
[1]大洋国只对政治诉讼案中的被告人称 “公民同志”，意指对方已经不再是 “革命同志”。——历史学家批注
[2]改革派称保守派党员为“猛犸象”、“水牛”、“鬣狗”、“犀牛”等;保守派则称改革派为耗子、“鹦鹉”，“死苍蝿” “蚊子” “虱子”等 ——历史学家批注
[3]在革命前的大洋国，政府每月都会给公民寄账单，上面写明政府为他们付出了多少财产牺牲——历史学家批注
22 史密斯谈《时代》文学副刊的运作
《时代》 文学副刊总共发行五千份。这个数字对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帝国来说算得了什么? 当然啦，老百姓大多不会阅读。[1]只有住在伦敦的一百五十万成年了的外围党党员阅读每星期五最新出版的《时代》文学副刊。奥勃良也不会批准我们至少将印数增加一倍。“真理不属于众人，” 当我为了报纸的事情找他时，奥勃良不无嘲讽地说，“好商品只能卖给少数人。” 尽管 《时代》 文学副刊形式上作为发行量数百万份的《时代》报副刊发行，但在当时连我们编辑部成员和编辑们都拿不到一份样刊。我终于说服了奥勃良，为部分作者——尤其是诗人和插画家——颁发奖品。写一首诗或画一幅画，可以从核心党的供给库里得到一块巧克力或一瓶啤酒。在大洋国报纸的创办初期，确实令人兴奋。真理一点一点地征服现实。当时有些话题，现在想来肯定滑稽可笑，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激发出人们激烈的情绪。比如标题为《谁将运走垃圾?》的头版文章，讨论了伦敦糟糕离谱的公共卫生状况，险些引发了国内政治危机。以《糖在哪儿?》为题的辩论，向党内高层领导反映了市民副食品供给问题。我们觉得，这些人开始怕我们，就这么一份篇幅有限、发行量很小的小报，在大洋国拥有了如此之高的威信，以至于——不管你信还是不信——他们想要封禁它。随着体制犯下的错误被一个个披露出来，媒体的自由也逐渐增长，由于体制的错误多得无数，媒体可能达到的自由也便显得无限辽阔。
当然，有些话题我们必须绕开，我们不能报道军事失败的细节、党史上的敏感章节，以及许多经过奥勃良亲自修正我们才意识到的事情。不管怎么说，首先，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审查官，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像真部审査员那样完全掌握可行的尺度。每星期三下午，我都要将报纸的手稿送到真部的审査员那儿，不过他对我们的文章极少改动。我们采取两种自我审査的方法:锐化与钝化。假如某位作者在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上过分谨慎地表达自己，我们就会将他文字的硬度上调一格。假如有谁超过了可以被允许的尺度范畴，我们就会在风格上把他的声调弱化一些。“锐化”审査工作由有妥协倾向的维特斯负责完成，“钝化” 审査工作则交给我做，由于我是公认的 “极端主义分子”。只有一次，《时代》 文学副刊发生了整篇文章被全盘否定的事，而且正是我写的一篇丰富多彩的《30年代的生活画卷》。4月中旬，我在街上遇到一位老人，我跟他在 1984年春天就聊过一次天。这次，我直接把他带到了栗树咖啡馆的台球室，《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的老巢就设在那儿，我请他喝了一杯胜利牌琴酒，刨根问底儿地让他详细描述革命前的伦敦的日常生活。老人在酒精的作用下说得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他讲他为了举行婚礼而从道具出租店借了一顶礼帽，讲他在夏夜喝啤酒，讲他跟同事一起遛狗。我从他嘴里得知，当时在这条街上随时可以买到橘子和香蕉，老先生还记得当年的舞厅和街头娱乐。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好记者，但这篇文章相当不错。即便如此，编辑部还是反对发表，特别是裘莉亚惊讶不已地表示抗议。“这篇文章的实质是说，” 她情绪激动地解释说，“30年代再灰暗的一天，也要比革命后的整个时期都色彩丰富!”赛麦附和道，她说得没错，所以不能把这篇文章拿去送审。维特斯认为，至少要让老人说几句关于剥削和压迫的话，否则这篇文章显得完全失实。派逊斯沉默不语，只是出于紧张一个劲儿地咳嗽。最后，我自己放弃了发表。
裘莉亚并不是编辑部的正式成员，不过直到4月底，她始终参加了报纸的编辑工作。每次开会她都出席，尽管新工作消耗了她越来越多的精力: 她跟胜利剧院的剧团一起为公演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做准备。她在《时代》文学副刊的最后一次行动是策划抵制电视体操。她成功说服了一位智力有限的真部官员铁洛逊。
[1]这里并非指一般性文盲，而是指国家将所有的必要信息通过电视通知民众，逐渐让他们丧失了阅读能力，就像摒弃过时的技术一样。如果有谁，如果有人，如果恰恰有老百姓想要阅读，那么想读的也必是色情、喜剧类的文字。即使词汇贫乏，语言粗糙，也不会觉得有所谓。——历史学家批注
23 摘自铁洛逊撰写的发表在1985年4月20日《时代》
文学副刊上的头条文章
真心话晨操
当一个人清晨起床，活动倦怠的肢体，那种感觉是多么美好! 一—二，左—右，指挥的口令仿佛与我们心跳的节奏发生共鸣! 我们的器官和精神都需要这种运动。它们会自然而然地要求你。
毫无疑问，党也是出于这个正确的认知，要求大洋国每位党员在每天早上必须做晨操锻炼。电视，现代社会的伟大发明，它为中央指挥健康发展运动提供了可能。这样做既合理又正确。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本来聪明的想法——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在实施的时候走了样。[1]
党员劳动者们紧张焦虑地站在屏幕前，因为一位陌生的女同志在用充满攻击性、命令性的嗓音冲他们叫喊，好像在面对面地羞辱我们每个人。体操对于有些人来说太激烈，太吃力，因此恰恰违背了我们早上锻炼的目的，夺走了我们本来可以唤起体内劳动愿望的运动的快乐。
能不能——这是我们卑微的建议——让公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决定每天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体操，从而让他们自愿完成他们所必须担负的责任呢? 我想，这里提到的改革[2]与英社的伟大原则和我们社会的实践并不矛盾。
R.铁洛逊
(党员，优秀运动员)
[1]赛麦进行“锐化”审阅时在此处建议加一句话:“相对实施而言，思想通常是根本不设防的。”但是，编辑部不同意将这句话发表。——历史学家批注
[2]一部分改革已经在5月份实施了。根据新的健康卫生规定，党员劳动者可以在三套电视体操中选择一种:它们分别称为“严格”、“精选”和“轻度”。最后一种只需活动活动手指头。——历史学家批注
24 裘莉亚谈《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成员
(……) 3月初，我们的心都还很齐。之后我们之间开始出现分歧。最初的分歧也并不是观点上的，想来当时的情况非常明确，我们每个人都在跟老大哥的遗产作斗争。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里做的都是同样的事: 扩大正在自行解体中的暴政所暴露出的裂隙。
然而，每个人的性情和气质都发生了变化 (也许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彼此的差异)。乐天派的维特斯，梦想派的派逊斯，嘲讽派的赛麦，敏感、虚荣的安普尔福思，他们彼此互补，配合默契。我想，我的谨慎小心也与史密斯粗心大意的激进主义相互般配。这是多么好的组合，至少在开始的时候! 今天的年轻人要是能了解这种团结的力度该有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