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几个具体事件对我们造成了冲击。比如，派逊斯在革命最高潮的时刻腾地起身，离开编辑部扬长而去。他为自己找的借口是，他夜里最晩要在十一点钟上床睡觉，否则他吃的安眠药不起作用。我猜，他是因为牢骚满腹的派逊斯夫人才不得不回家。正像赛麦所说，精保局没有必要监视派過斯，因为他在家里时时刻刻受到监视。（我们从不知道，究竟何时何地让派逊斯获得自己思想的历史辩证成果——摘取一个又一个年轻女党员对他疯狂迷恋的果实?派逊斯在这种事上十分害羞。“你们的脑袋里想的总是这些!”他说这话的时候脸色总是变得绯红。)
安普尔福思与派逊斯正好相反，总是过分炫耀白己的女人缘，尽管实际上他非常自恋。有的时候，在编辑部会议上，他只想讨论自己的诗歌。他总是长篇大论，讲他诗歌深刻的内涵和潜在的美感，说我们都是外行，不懂他作品的真谛。赛麦有一次对他说:“你知道吗，大卫，你的讲解要比你的诗歌丰富、有趣得多。”
下一次的编辑部会议，大卫没有出席。同事们到他家去探望他，那是一套面积很小的単身公寓，墙上贴满了他自己的照片和登有他诗歌的《时代》文学副刊。“你们去给你们自己找一个更好的诗人吧! ” 他站在门口透过门缝用一本正经的声音冲我们喊，直到我们递给他一瓶货真价实的英国威士忌，他才放我们进屋。
大卫最担心的是，后人只会把他视为 《时代》 文学副刊诗人。他不希望人们只提他的政治功绩，他很羡慕那些在新闻自由的第一缕春风中不做任何政治评论，只写所谓“纯诗歌”的同时代诗人。他注意到赛麦，尽管赛麦是自己的朋友，但更爱读史文朋和艾略特的诗作。“我不想为当什么公众明星而牺牲自己的才华。” 他喋喋不休地唠叨。但是最终他还是不能放弃使他一举成名的政治评论。因此，他在诗歌和政治之间.，在过分的自信和无尽的失败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从根本上说，他是一个不幸的人。
对于我们年长些的同事维特斯来说，无论爱情，还是荣耀，都不具太大的吸引力。现在，我完全可以这样讲，而无损于这位尚且年轻——六十岁——就不幸过世的杰出经济学家的理论学说，他最大的嗜好在于美食。他与核心党的供结网关系密切 (他有几位老同事在那里工作)，经常给我们搞到一包包的衣服和食品。维特斯同志总是激情四射地参与编辑部聚餐的筹备工作。在吃饭前，他总是戴上阅读用的老花镜。“我想看看我吃的是什么，更何况，这里有什么值得可看! ”他自言自语地说。他怀着巨大的食欲往嘴里塞熏鹅腿和进口的东亚香蕉，赛麦——他总是友好地挖苦我们所有的人——跟他开玩笑说:“嘿，维特斯，总有一天他们会用鹅腿收买你，在你没进精保局之前，会给你先订好一日三餐。”
在我们中间，赛麦最幽默顽皮，开朗乐观。嘴里总叼着质量最差的胜利牌雪茄。“现在我跟老大哥的惟一联系就是这个了。” 他经常说，意指画家们为那位独裁者造像时，总习惯画他叼着胜利牌雪茄 (尽管老大哥的实际品位比这个高，所抽的烟也比这个好)。赛麦跟我们最爱开的玩笑是吓唬我们。“有朝一日，”他预言道，“《时代》报上会登出一条公告，说这整个的民主自由时期不过是个玩笑，老大哥根本就没有死，只是想考验大家一下，看看在大洋国里究竟有多少心口如一的信徒和口是心非的叛徒。他现在重新登上舞台，惩罚那些叛变者。”赛麦绘声绘色地讲述“最后审判日”的脚本，所有的党员都吓得屁滚尿流地为自己辩护。我们听得笑岔了气，只有派逊斯没笑，他一点不觉得赛麦的预言有什么意思，他紧握着双手求他别再开这样的玩笑。
“你呀，”语言学家无动于衷地朝他挥了下手说，“你没有什么好怕的。十点半离开，回头我们在刑室里为你作证，你每天都在晩上而最重要的事情总在那之后才讨论。他们肯定会放过你的，顶多把你的左脚和右手砍下来。”
其实，赛麦连温斯顿·史密斯也不放过:“听我说，你这个守口如瓶的同谋犯，” 他用精保局审问官的口气说，“你没必要否认。我们在所有跟你上过床的女人腋窝下都装了窃听器。由于你在做爱的时候都评论政治，所以我们直接从现场听到了一切。只是电视系统还不完善，否则我们当时就可以彼此看到。[1]再说，我们知道你本来不是个坏人，只是总幻想扑在你妈的怀里。事实上这已经从你粗野的文字暴露出来。”
赛麦的挖苦歪打正着。史密斯的确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比方说，他总是热衷于平民百姓，但实际上一个都不认识。因此，要他保持激情并不困难。有一次，他还真往编辑部领来一个老酒鬼，向我们介绍时的神态，仿佛在展示未来的希望。“你们看哪，”他说，“正是这样的人将会推翻暴政。”这老家伙确实心态不错——在来编辑部之前被他灌醉了——喋喋不休地讲起过去英国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
史密斯非常希望，人们能为他在《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和 “星期一倶乐部” 所做的工作摸着他的脑袋夸奖他。的确，很多人喜欢史密斯，为他经久不衰的青春激情与热忱惊讶不已，正是那份激情与热忱为我们的事业招募到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但是也有人嫉妒他，更有些人对他貌似温和实则强硬的性格表示反感。如果他听说有谁不喜欢他，心里会感到痛苦至极。对所有人——包括精保局的人员在内，他都愿意往好处想，而不往坏处想。虽然他在政治中表现得最为激进，是攻势最猛烈的精神领袖，可一旦他要亲自出马与谁正面交锋，他就会变得犹疑畏缩。他曾跟我抱怨过，说他受不了这种在政治逼迫下时刻准备战斗的精神状态。有一次他无奈地说:“要是整个斗争都能用文字进行该有多好! ”只是政治在《时代》文学副刊的版面上越来越难以装下，而《哈姆雷特》的首演马上将冲击这个世界。
[1]赛麦错了:实际上，《时代》文学副刊编辑的所有私生活都遭到了窃听，甚至被录像。后来，由于大洋国明文禁止演员们在电影屏幕上裸体出镜，所以这些资料被移用在20世纪90年代拍摄的故事片里。——历史学家批注
25 关于《哈姆雷特》公演的官方公告
英国古代作家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丹麦王子》不久将在胜利剧院公演。《哈姆雷特》 在那个时代就广为流传，揭露了残酷的权力斗争，再现了中世纪丹麦的社会现实。这出剧深受劳动阶层喜爱。主人公是一位典型的市民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具有超越封建社会的进步思想。莎士比亚显然不可能看到那个时代危机的出路，这个不难理解，因为他生活在英社思想传播的几百年前。
党始终看重莎士比亚的作品，特别是《哈姆雷特》。[1]然而，由于老大姐的阴谋阻挠，这出不仅有意义而且有价值的名剧长期不能搬上舞台。我们希望，莎士比亚的作品会受到今日剧院领导的喜爱和评论家的关注。
[1]这不完全符合事实。党早在1960年就批判了《哈姆雷特》。后来被处死的党的领导人卢特弗德在《哈姆雷特与我们》的文章中尽管承认英国剧作家的伟大地位，但也同时指出:“《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较差的作品之一。遗憾的是，偏激的个人崇拜、对暴政不加区别的鞭挞和空洞的人道主义也影响到了戏剧结构。它的台词平淡乏味。剧中有的情节十分粗鄙 (比如，父亲的灵魂显现)。哈姆雷特和母亲的关系非常接近后来精神分析学推测的心理疾病的特点。奥菲莉亚死亡的场景很没有品位。”
当然，卢特弗德跟当时的伦敦戏剧与文学界的代表们关系很好，所以在鞭挞之后补充了一句: “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革命的胜利就会将莎士比亚赶下舞台。事实上可以，甚至应该公演 《哈姆雷特》，只要对剧中一些偏激的部分进行删改，因为新一代人要从国民文化的精华和局限中吸取养料和教训。” (卢特弗德: 《革命现实主义》，伦敦，1960年)。在革命胜利两年之后，正是由于卢特弗德的批评，《哈姆雷特》 和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均被从节目単中一笔勾掉。即使后来卢特弗德被捕并遭处决，这个情况也没有改変——历史学家批注
26 裘莉亚谈《哈姆雷特》的公演
(……) 我们选择的扮演暴君克劳狄斯的演员，曾在革命题材的戏剧和电影里塑造过老大哥的角色。尽管面具做得很好，. 观众还是认出了这位著名演员。他一出场就受到了雷鸣般掌声的欢迎。观众的这种热烈情绪成为决定戏剧氛围的一项重要元素。后来，我们改革运动的敌人因此对我们提出指控，例如，我们将波洛涅斯打扮成精保局军官，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乔则以核心党官方语言的口吻讲话。哈姆雷特的母亲，一眼就能看出是爱麦虞埃尔 · 果尔德施坦因的化身。这一切表明，这台戏是过度想像的产品。事实上我们已经格外小心，为了将《哈姆雷特》作为历史剧上演，我们特意选用了一位30年代导演的剧本。
同时我也不能否认，在这样一个时期为这样的观众演戏，不可能与现实情况相背。正如赛麦的戏谑之言，在有些历史情况下，就连《灰姑娘》也只有一种解释，何止《灰姑娘》，就连一本 1958 年的伦敦电话簿也一样。
曾经的伦敦国家剧院里人山人海，包厢里挤满了精神保卫局警员，许多人站着，因为实在找不到座位。部里的官员们坐在剧院一层的贵宾席，楼上的座位包给大洋国惟一的一所高校——航空工业大学的学生们，年轻人多得密不透风。
每次喝彩都由学生们率先发起，楼下的观众们只是随后附和，开始的时候还小心翼翼，后来变得热烈起来。包用里的观众则双手后背或站或坐。看起来，精保局不仅严禁白己人鼓掌，甚至不能以任何方式对演出作出反应。
第一次爆发掌声，是在哈姆雷特怒斥“官员傲慢”的大段独白的间隙，激动不已的大学生中有人朝舞台高声叫喊: “你太棒了，威利!”一股欣快的情绪不仅感染了观众，就连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伸出两个手指朝楼上做了一个“V”字手势。当时的感受难以言表。一名精保局警察大喝一声:“放肆！这是在示威!”楼上传来一阵口哨声作为回应。
真正的示威后来才开始，发生在哈姆雷特让一个流浪剧团演出父亲被杀那场戏。在场的国王中断了演出，他发疯似的冲着卫兵大喊一声:“赶快点起火把来!”与此同时，多名精保局警察也异口同声地惊恐喝道:“把看台上的灯全部打开!”
剧场大乱。大学生很有节奏地齐声大喊:“老大哥，老大哥!杀人者偿命!”随后更多的观众加入进来，排山倒海地高声呐喊:“琼斯，阿伦逊，卢特弗德!勇敢的改革者!”演出很难继续下去。
在话剧演到最后一个场景，当福丁布拉斯下令，将哈姆雷特像战士一样鸣炮盛葬时，观众像一个人一样刷地站起，要求将三位革命者隆重安葬。这时候，一层的观众也跟着学生们一起吶喊起来。精保局人员惊得脸色煞白，浑身哆嗦，他们既恼火又害怕地看着声势浩大的抗议人群。好像有两个剧院在这里交汇: 昔日国家剧院的灰色暗影 (因为想来这出戏还刚刚公演) 和无需剧本、导演就能自行运转的真正剧院。
27 史密斯谈同一件事
在剧院门前的胜利广场上，至少有三千名身穿黑色制服头戴黑色头盔的精保局警察站在那儿。一个歇斯底里的男人站在停在广场边的一辆军车顶上，对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吼叫:“所有的人都被捕了!”
一层的大部分观众涌回到空空的观众席，就连坐在包厢里的精保局警员也对外面的阵势感到意外。学生首领是一位高个子、黑头发、蓄胡子、戴眼镜的年轻人，他冲到前厅才发现，剧院已经被包围了。他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冲身边的战友高声喊道: “同志们，你们不会束手就擒去蹲监狱吧? 至少不能轻易放弃你们的自由! ”他当即下令，“冲到广场! 冲啊!我们冲出一条路来!”
学生们一拥而上，径直朝精保局警察冲去。片刻之间就冲破警察的防线，大部分观众也紧跟其后，逃出了包围圏。警察们束手无策地站在广场上愣了几分钟。在大洋国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爆发群众的反抗。更何况现在不是在刑室里，他们手里没有五花八门的刑具。在隔壁楼房的房顶上，架起的探照灯六神无主地东照西照，两拨人群混杂到了一起。这时候连枪也不可能开。观众的第二股浪潮不像第一股那样坚定而决绝。部里的官员和家属们惊慌失措，四散奔逃。与此同时，精保局的队伍多少稳住了一点阵脚，将剩下的观众逼回到剧院。大门紧闭，广场上的学生已被驱散。被堵在剧院里的五百名观众被捕。
我站在一层一扇窗户的窗洞里，望着广场，一股沮丧、无奈的怒火冲上头顶。我真想能够亲手制服哪怕仅仅一个精保局警察，为了结束这么多年的恐怖压迫，为了报复去年对我的折磨。我看着探照灯在路边的树上晃来晃去，我心中暗想: 到底有多少个秘密警察该在这一棵棵树上吊死。我望着扭曲变形的树干痛苦地叹息，对森林进行了这么多年的压榨和砍伐，恐怕全大洋国也没剩下那么多棵树，够吊死这些黑皮的畜生。随后，我又感到有些羞惭，因为作为一个文化人，我居然会动这样残忍的念头。
突然，从我体内传出一个声音: 裘莉亚在哪儿? 此时此刻，我意识到内心对她的无限柔情，只有她对我来说最重要。我想像她那苗条的身子，正在堵住演员入口的警察中间用力钻挤，试图冲出一条逃路; 我想像她正用手抓用牙咬，拼命挣脱警察的魔爪。我恍惚看到，警察正抓着她的柔软棕发，在地上拖她。我掉头冲进观众席，跳上舞台，冲到幕后。根本没见到裘莉亚的影子。整个剧团的人都被抓走了。五名精保局警察冲我扑来，给我戴上手铐，关进一间化妆室。半个小时后，门开了。奥勃良出现在我面前。“怎么，你也被抓了，史密斯?.”他咬牙切齿地说。“裘莉亚在哪儿?”我冲他吼道。“你给我闭嘴!”他也冲我厉声喝道，但我能够感觉到，他的声音不是很自信。“你听我说，史密斯。”他的语调变得平和了一些，“我建议你还是赶紧回家，睡上一觉。我向你保证，你的女朋友不会有事的。演员我们也都会放掉。” 随后面带威胁地补充道，“这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
他命令精保局警察为我打开手铐。但我用力反抗，让他们把我也一起抓走。最后，他们强行卸下我的手铐，把我押回到胜利小区。他们一路沉默，表情严肃。好像如果不将我就地正法，他们就会感到灭顶的危险。
28 奧勃良谈“剧院广场冲突”的内幕
就在《哈姆雷特》首演的前一周，核心党大幅度缩减给精保局人员的咖啡和巧克力配给。他们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减轻社会的不均。实际上，他们是在进行蓄谋已久的挑衅。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从血气方刚的秘密警察身上开刀建立平等.，我们肯定咽不下这口气。
几位官衔较高的精保局警官作出决定，与其等着饿死(尽管这并不直接威胁生命)，不如跟敌人拼个鱼死网破。他们的计划大致如下:先拘捕、关押参加《哈姆雷特》首演的演员和观众，然后包围核心党总部大楼，逮捕连夜开会的领导层里的温和派成员。这个行动将与秘密的铝派分子里应外合。
然而，政变恰恰失败于此: 铝派分子在最后的时刻突然畏缩。在这些天里，欧亚国代表团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出访伦敦，为签订和平协议做准备工作。党要在谈判桌上表现得团结一致，而铝派分子本来就重视全党统一。因此，他们向纸派出卖了政变计划。
学生们出人意料的反抗，也对政变失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从军事上讲力量悬殊，但拖住了精神保卫局几分钟时间。核心党正是利用了这个时间差调动军队对付秘密警察。当精保局队伍回到兵营时，等待他们的是一阵疯狂的机枪扫射。
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讲，五月政变是一次由绝望分子仓促发动、时机不当的行动。在被集体屠杀的精保局警察中，有许多是非常出色，以后本可以用来控制无政府状态的中坚分子。
我有意识地没有参加那次冒险行动。[1]具体地说，我阻止了精保局方面的过度镇压。在《哈姆雷特》首演结束后，我打电话到国家剧院。当时的场面令人震惊: 在广场上横陈的五十具尸首里，居然有十三名精神保卫局的人!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没有权利进行报复，而是顾全大局地收拾残局。我严禁手下人虐待被捕者，其中包括裘莉亚。换句话说，我救了后来大洋国教育部部长一条命! 但是我很遗憾，她并没有为此领我的情……温斯顿 · 史密斯也该感激我，否则他早被我那帮气急败坏的兄弟们当场生吞活剥了!
第二天，党内高层开了长达八小时的会议。鉴于迫在眉睫的和平谈判，大家一致表示要对外表现出党内团结。于是各方达成妥协: 在参加政变的精保局警员中，只将头天晩上已经中弹身亡了的倒霉鬼判处死刑。其他人全体获释。同样，参加《哈姆雷特》首演的演员和观众也被释放出狱。尽管纸派一再要求，精保局最终还是没被取缔，划归核心党直接领导。在《时代》报刊登的一份公告中，总结了老大哥犯过的错误(当然，也没有抹杀他的功绩)。
就这样，党内达成揺摆不定、一触即溃的临时性团结。国家政权只有几个相互对立的政治集团通过恐惧而勉强维系。我们本可以将知识分子的顽固派和学生中的危险分子一网打尽。我向党内高层提出过建议，但是他们置若罔闻。[2]事实上，我们本该一鼓作气，直到调动起几十年来被党错误地忽视了的巨大力量——大洋国的无产阶级。
[1]在那些日子里共存在四股竟争力量:铝派、纸派、精保局和军队都在制订各自的政变计划。有资料表明，每股势力的代表都曾与奥勃良谈判过，而且他向每方的代表都作了承诺，.在政变成功的情况下，自己和外围党将予以支持。总之，在6月份举行的党内高层会议上，奥勃良被任命为 “大伦敦精神保卫局分局第一把手” ——历史学家批注
[2]这个建议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奥勃良在那些天里正在着力策划一个——在军队协助下——将由精保局和有威望的知识分子精英合伙夺权的政变计划。但他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担心欧亚国领导人不相信“星期一俱乐部”和《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成员有执政能力。——历史学家批注
29 官方驳斥有关“大洋国与欧亚国进行前期谈判”的传闻
大洋国通讯社经授权宣布以下公告:
有一些敌人的媒体机构说，欧亚国集邮代表团日前出访伦敦，受到我们党内领导人的接见，秘密传递了欧亚国政府想尽快进行和平谈判的讯息。
这完全都是不实之词。事实上，大洋国政府始终重视两国集邮者之间的友好合作——尽管政府之间的关系尚未正常化——这方面的合作确实会结下丰硕的果实。[1]
[1]后来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两国之间进行过什么集邮方面的交流活动。直到20世纪90 年代初，大洋国根本就没有邮政服务。——历史学家批注
夏天
30 关于老大哥政治评价的官方公告
摘自题为《通过数据看大洋国》的出版物，伦敦，1998年。第一次刊载于1985年6月3日的《时代》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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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 错误（0%） 成绩（100%） 其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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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 错误（15%[1]） 成绩（80%） 其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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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 错误（37%[2]） 成绩（40%） 其他（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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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错误（45%[4]） 成绩（缺少资料） 其他（缺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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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 错误（49.9%[5]） 成绩（缺少资料） 其他（缺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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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统计学家们所指的是“国有化速度过快”。——历史学家批注
[2]错误率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是处死琼斯、阿伦逊和卢特弗德三位老革命家。——历史学家批注
[3]在1970-1975年的五年计划里，老大哥停止了英国的大米生产，引发了粮食危机。后来发现，由于地理和气候原因，大米文化在英国本来也无法推广。因此，很难断定老大哥当时的举措是错误还是成绩。——历史学家批注
[4]与1970年的错误率相比，错误增长了两倍。这里包括公开处决当时的工会领袖(2.5%)，双重思想，即对官方哲学原则的僵化阐释(3.8%)和1978年地震(1.6%)。——历史学家批注
[5]该出版物对这一数据作了一下注解:“从3月至10月”。这显然是想掩饰老大哥在大洋国空军全军覆灭上所负的责任。如果根据后来欧亚国的分析，1984年的错误率可高达63 . 5%。党的这一举动是为了维持国内的政治平衡，以避免可能引发的争议。——历史学家批注
31 奥勃良谈掲露老大哥的后果
要建立一个能持续运转的独裁政权是多么难啊!要有几十年坚持不懈的物质与精神投入!然而，一旦领导人失去自信，一旦屈服于空洞的道德，一旦危难临头不团结，反而内耗，那么独裁政权可以在几个月内，甚至几周之内轰然垮台。
党镇压精保局的反叛，就如同斩掉自己溃烂的右臂。尽管右臂已经溃烂，但少了它终归行动不便。结果，束手无策地看着伤口流血，痛苦不堪，最终，生命垂危，奄奄一息。
在6月初召开的那次党内会议上，铝派分子为统计学的每一个数据都拼命相争。对一个无比正确的人来说——这里特指老大哥——哪怕只公开百分之一的错误，都会让人们失望的。事实却是如此: 受到震动的体制寄希望于未来。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出现了乏味无聊的场面: 同志之间互相谴责过去所犯的罪则——而不讨论实际的工作问题——甚至有些人公开贬损他们自己。还有的人干脆自杀，以逃避良心的谴责。最令人作呕的则是那些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早在1985年之前就已经知道一切，甚至对党内错误提出过警告的家伙。作为一名身居要职的秘密警察，我敢断言，这样的人不存在! 那些真的知道些什么的人，我们对他们了如指掌，而且在他们作出任何“警告”之前，早就采取了必要措施。他们不可能今天还站在主席团桌旁! 相互争斗的两派人，都威胁对方要公布数字资料。[1]幸好所有人对此都胆战心惊，所以那些数据资料至今保密，而且会永远保密下去。
[1]这里的数据资料指1960-1984年间被处死的大洋国公民的人数。关于这个数字，确实也只能粗略估计。根据欧亚国掌握的数据，在那段时期总共有8650234人遭到处决。(《老大哥体制的血腥独裁》，伊尔库茨克，1993年，英语版)然而，这个数字只是作为欧亚国间谍”被处决的人数。根据东亚国统计，在那段时期无辜被杀的人数为5490085人，但其中没有包括被作为“欧亚国间谍”处死的，也没有包括女性，因为女性在大洋国不被视为政治个体。(《大洋国在1984》，北京，1997年，中文版)根据大洋国流亡人士统计，约有300000000的无辜者受害，其中包括在战争、交通事故和天灾中的死亡人数。(《恐怖的年份》，罗沃尔特出版社，布拉扎维列，2005年，德语版) ——历史学家批注
32 裘莉亚谈派逊斯之死
可怜的派逊斯!早在3月底他就抱怨说，感到自己“自由中毒”。“太大的自由，” 他自言自语，“事实上没有人被赋予自由的权利。”他经常提那本他正在读的英国旧小说。[1]小说主人公是一个被送进孤儿院的男孩。那里的孩子总是受到非人待遇，总是挨饿。有一天，一个上级委员会从天而降，来检査孤儿院的情况。教养员给孩子们端来一大盘抹了黄油的面包。每人各拿一片。主人公穷孩子太饿了，当着委员会的面又要了一片面包。当检査员离开之后，小男孩由于刚才的大胆而遭到了惩罚。“我担心，” 派逊斯说，“我们也会为这太大的自由而遭到惩罚。”
一篇比一篇大胆的文章和诗歌出现在报端，他几乎用渴望的语气说: “精神保卫局马上就会出动，把我们所有人统统枪毙。” 随后又痛心地补充了一句，“这个巨大的自由将有自己的斋期。”有一次史密斯反感地问他，既然他这么害怕，为什么还不退出 《时代》 文学副刊编辑部? 为什么不结束他的历史讲座? 派逊斯挥挥手说: “现在已经晚了。上了这驾马车就不可能再下去。”
赛麦挖苦他说，他就像海底的比目鱼，只能生活在高压之下，一旦上岸，自己就会粉身碎骨。“你说得不错，赛麦”派逊斯回答，并没有生气，“你们会看到我粉身碎骨的。”
在局势危险的日子里，派逊斯显出一种反常的平静。《哈姆雷特》 首演后他也被逮捕，他如释重负地将戴着手铐的双手伸向精保局警察:“同志，请你随便处置。这个我早就预见到了。尽管履行你们的爱国义务吧。” 然而令他失望的是，第二天他们被全体释放……星期二晩上，在编辑部会议上，他一声未吭，忧伤地蜷缩在咖啡馆的扶手椅里。赛麦劝他回家去吧，吃一片安眠药，好好睡到明天早上。
派逊斯果真接受了赛麦的建议。当天晚上，他吃了整整一瓶安眠药，第二天早上，妻子发现丈夫睡在最平静的梦境里。枕头下面有一封遗书，是写给《时代》文学副刊的编辑们的。
[1]査尔斯·狄更斯: 《雾都孤儿》，企鹅丛书，香港，2003年。——历史学家批注
33 派逊斯致《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的遗书
我向你们告别，因为我太怕生活了，以至于不怕死神。用俗话说:我自动退党。[1]我把关于《大宪章》《独立宣言》和《俄罗斯社会民主计划》的笔记本留给你们——或许以后你们能够用到它。
我并不懦弱，只是害怕。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按照指示行事。我是个好党员，参加集体郊游和体育运动会。我，的上司对我在真部的工作十分满意。我没有朋友，这也证明我是一位忠诚的党员。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梦里大声咒骂了老大哥。我用双重思想培养起来的、对老大哥无比忠诚的女儿举报了我。精保局将我逮捕，并残酷折磨。我差一点死掉!
我只在获释之后才开始思想。当我理智的时候，已经晚了——我已经不能停止思想。实际在今天，思想也同样意味着行动。所以，我向你们告别，我向上帝保证，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开心。
请你们关照我的家人，请爱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吧。
自由万岁，我死得其所!
雾都孤儿
(比目鱼)
[1]在老大哥统治时期的大洋国，对自杀人数不作统计。在公开场合，自杀者均被称为“自动退党者” (假如自杀者官衔较高，则被称为“被开除党籍者”)。在1985年后的死亡统计中，自杀被称为“自我消化”。——历史学家批注
34 史密斯谈派逊斯葬礼
我们将派逊斯和在剧院广场上遇难的人一同下葬。炎夏的闷热。我们将身穿部委黑制服的遗体护送到墓地。鲜花是维特斯摘来的。我致了悼词。我强调了派逊斯的忠诚，尽管他性格温和内向，但他是这一事件的杰出斗士。也许我对精神保卫局的措辞太过激烈，我看到奥勃良在灵堂里不满地揺头。葬礼之后，他走到我跟前，一脸厌恶地对我说:“如果你再发表一次这样的讲话，史密斯，你会让以后所有类似的仪式难以进行。而我们想要下葬的人还有很多。”
我们将派逊斯的遗孀和孩子们从海格特墓地送回家。去年作为哈卡伊儿童团积极分子举报了父亲的小女儿，现在满脸憎恨地盯着在墓地大门口站岗的精保局警察。我非常同情这个可怜的孩子，在此之前，她跟成千上万与她同龄的孩子一样被禁止成为孩子，现在，她却在父亲死后出于内心的自责，瞬间变成了成年人。
后来，我们在派逊斯家的厨房里坐了很久。派逊斯夫人惶然无措地问:“说啊，你们想做什么?你们的命运将跟我可怜的先生一样! 我当时求了他多少回，千万不要卷入政治! 现在，本可以稍微安生地过几天日子。我们已经经受了那么多折磨!”
我为这件事感到一点内疚。我理解这位编辑同事的最后决定，也理解他的致命恐惧。的确，是我们点起的运动之火，并从去年春天开始火上流油，我们却在火灾中幸存下来。莫非这把火根本就不是我们点的?莫非我们并没有创造历史，只是充当了权力魔鬼手中的玩偶?谁知道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莫非派逊斯说的是对的? ——“上了这驾马车就不可能再下去。”
“唉，上帝啊，” 派逊斯夫人惊惧地叹息，“你们想吃点什么?”我撤谎说，我一点不饿。但是派逊斯夫人已经决定留我在家里吃饭。“还有昨天剩下的果酱面包。本来是我先生的早点。现在反正他也吃不了了。”她说，随后将两片风干了的面包片和一小盒暗红色的胜利牌果酱递到我眼前。我不敢谢绝。虽然我恶心得肠胃痉李，但还是吃了派逊斯留下的可以消化的遗产。
35 奧勃良谈欧亚国和平代表团的来访
作为最新任命的精神保卫局伦敦总指挥，我必须负责组织对欧亚国代表团来访的接待工作。我派了五辆被视为大洋国工业的骄傲的超级胜利牌防弹轿车去机场门口等候，还派了一队护驾的摩托车队。
代表团走下欧亚国的政府飞机，检阅了我们已被彻底击溃了的军队的仪仗队。之后，哈卡伊儿童团的孩子们挥着哈卡伊的团旗欢迎和平代表团。最后，我们在飞机跑道旁请他们上车。
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欧亚国代表团团长(一位肥胖、满嘴金牙的男人) 态度友好地说，他们早就不用这种老掉牙的交通工具了。几年前，他们发明了新的交通方式，虽然现在只能用于短途旅行。说着，他取出一只小玻璃瓶，将瓶子里的液体一饮而尽。其他的成员也如法炮制。他们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之后，代表团成员排着队升到半空中。[1]第一个飞起来的是代表团团长，副团长紧随其后，然后依次是专家、书记员、记者和翻译。最后双脚离地的是欧亚国代表团的保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作为保护层，他们分为两队，一队飞在代表团之上，另一队飞在代表团之下，始终保持五米距离。
我目瞪口呆地愣在原地。我对大洋国技术优势的最后幻想也破灭了，然而，二十年来党始终这样胸有成竹地宣传自己。
我们沿着国道向伦敦疾驰，气氛尴尬至极。我们试图向飞在头顶的敌人闪灯按喇叭发信号，生怕他们会迷路。事实上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手里拿着准确、详细的地图，轻轻松就找到代表团下榻的地点。(我们几十年来不厌其烦地声称大洋国的反间谍体系天衣无缝! )
这一令人震惊的技术展示，不仅让伦敦市民惊讶不已，也让我们的谈判代表团成员感到绝望。现在我们再明白不过，谈判的内容只会是让我们无条件投降，协议绝对不会对我们有好处。党的领导人们赔尽笑脸，在谈判休息时为代表团安排精彩的节目。
没想到，代表团团长和夫人心血来潮，想随便去哪家著名的伦敦百货商店采购。看来他们对我们的了解有限，其实他们应该知道，大洋国早在1970年就关闭了最后一家商店。别无选择: 我们必须造出一个传统的伦敦百货商店。老大哥是怎么说的? “只要敢想，不可能也会变成可能!”[2]五百名精保局人员投入工作，跟国家剧院的舞台美工师一起，仅用了三个小时就将一家已经关门了二十年的伦敦大百货商店布置好了。货架上摆满了核心党内部享用的特权商品，商店门楣上安装了一块效果唬人的霓虹灯广告。下午3点，代表团团长带着随员飞到了商店门口。
负责接待的女售货员们打扮得过于精心了，一个个浓妆艳抹，花枝招展，她们实际都是思想过硬、训练有素的精保局骨干。顾客则是从外围党最忠诚的党员里选拔的，他们模仿平常日子那样进行采购，出门时闪身拐入一扇秘密的小门，将刚刚“买来”的东西再交还给国库。
这次行动非常成功。欧亚国代表团团长最喜欢纺织商品部 (过分热情的舞台美工师错把赫尔辛基城堡的模型也搬了来)。他注意到顾客们带着欣喜若狂的表情在塞满商品的货架之间转来转去。他甚至通过翻译询问，大洋国到底使用了什么样的药物能让国民们保持这种欣悦的痴呆状态? 欧亚国的客人在并不拥挤的采购过程中 (代表团团长给自己买了一个原产的英国烟斗，给夫人买了一件胜利牌高档裘皮大衣)，只遇到一件尴尬的事: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年轻女同志在食品厅前兴奋得晕倒，幸好被两位“逛店”的便衣遇到，立即将这个倒霉的女人朝门口拖去。
晚上，刚被释放的剧团在国家剧院为欧亚国代表团演出《哈姆雷特》。代表团团长对 《哈姆雷特》 的演出相当满意，他最喜欢的是舞台上的赫尔辛基城堡前，立着一个摆满核心党豪华商品的商店货架。(真是忙中出乱!) 他特别赞赏说，舞台设计十分巧妙，强调了这出戏的现代意义。
[1]奥勃良对飞行场景的描写有技术性错误: 飞行的动力其实是设计在衣服下面的电动装置，他们吃的胶囊实际是一种名为“双重思想”的止晕药。——历史学家批注
[2]请见《答航空工业大学双重思想专业学生的提问》，伦敦，1982年——历史学家批注
36 史密斯谈欧亚国女记者玛丽奧·科恩的来访
玛丽奥·科恩确实非常漂亮，像是外国女人中最漂亮的。[1]不仅因为她是我生平见过的第一个外国人，还因为在她身上可以看到欧亚国人的本质特征，而这种特征长期以来被老大哥的宣传手段给妖魔化了，被斥为原始野蛮。
玛丽奥是欧亚国和平代表团的随行人员，是被奥勃良介绍来找我们的，我要向她介绍大洋国普通党员的精神生活。“你们愿意对她讲什么就讲什么，” 精神保卫局的新任伦敦总指挥给我们捎来话说，“只要别被她收买了就行。”
第一次，我们是在栗树咖啡馆见的面，玛丽奥掏出一支采访用的圆珠笔，后来我才知道，那支笔还可以当体温计、收音机、表和睫毛刷使用，取决于你按哪个按钮。她还有一个带许多按钮的喷雾瓶，有时当简单的除汗剂使用，只需大大方方在身体不同的皱褶处轻轻一喷; 有时当做空气除味剂使用，我们所到之处飘满蜜桃、苹果、櫻桃等各种果香。如果按一下浅蓝色按钮，空间里立即充满清新的空气。
她留着男孩式样的黑色短发，有着浅蓝色的大眼睛和细腻至极的棕色皮肤。她没戴乳罩，透过薄薄的丝绸衬衫，几乎能看清那对棕色乳头。合身的裤子布料柔软，只要两腿稍稍劈开，世界上最为迷人的维纳斯山丘便若隐若现。
“你们运动的目标是什么?”她问。
“是问目标吗?”我不解地反问，“能有什么别的目标? 为了推翻暴政。”
“这个我知道，”玛丽奥说，“但是之后你们想做什么?”
“之后?”(这好像是问:我们午饭之后想做什么——是去打高尔夫，还是去钓鱼? )
“比方说，我想知道，你们是否继续坚持英社?”玛丽奥解释了一下她的问题。
“英社，当然要坚持。”我试图安慰她，尽管我并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意义何在，这个女人对大洋国官方的政治理论到底能够理解多少。
“欧亚国的读者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玛丽奥用鼓励的语调说，“你能不能仔细说说这个问题? 你想像中的大洋国人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这个，” 我犹豫着应道，“假如我们能知道三个月后自己的命运会怎样，我就很高兴了。”
“真遗憾，” 玛丽奥撇了一下嘴唇，“在我们的社会里，有很多人生活在痛苦之中。我是想，我该从你们这里带给他们一些安慰的讯息。”
我们的谈话大致这样进行。另外还发生了一件事。采访之后，台球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我想吻她。她很有礼貌但十分果断地阻止了我的进一步试探。
“史密斯先生，” 她说，“我不是一只谁想咬就可以随便咬一口的苹果。在我们国家，女人要被培训成被希望成为的那个样子。”
“怎么培训?在心理上吗?”我好奇起来。
“在精神上，也在身体上。她们吃一种可以防止她们违背自己意愿而成为国家战士的小药片。同是这种药片，还可以营造出良好的氛围。”
第二天，我们在核心党的招待所里见面。围绕老大哥统治的话题聊了很长时间 (“真是那么可怕吗? ” “你们真的不能出国吗? ”)，她问的问题不仅显得闭塞无知，也出于善意的幼稚。我们在谈话末了，她看上去相当平静地告诉我: 她已经吃了一粒药片，半个小时后生效，叫我做好准备。[2]
三刻钟后，我们已经相互告别。作为这次采访的纪念，她把那支圆珠笔送给了我，在它诸多的功能里，我最感兴趣的是当收音机用。我将圆珠笔揣在紧贴心区的内侧兜里，它在我身上唤起一股更高尚、更自由、更美好并且从未感受过的新感觉。
改革失败后，我用让人意想不到的手段将玛丽奥的这件礼物偷偷“走私”到牢房里。10月末，我第一次被提审之后，筋疲力尽地躺在床铺上，从枕头芯里摸出这件来自外面世界的惟一纪念物。只是不管我怎么按上面的按钮，都没有声响。剩下的那点儿电，可能只够我涂一次睫毛的。玛丽奥没给我备用电池。
[1]这话来自当时人们的口头禅“漂亮得像是外国人”，或者换一个说法“聪明得好像不是欧亚国人”。——历史学家批注
[2]玛丽奥·科恩是欧亚国的首席女记者，她出名在于，或者提出跟采访对象睡觉，或者扇他们的耳光，或者两者并行。在这里提到的情况下，为了证明自己国家的和平愿望，她选择了第一种。——历史学家批注
37 裘莉亚谈同一件事
(……) 我没有跟欧亚国的这位女记者搭话。之所以没有，首先因为她是外国人，这意味着直到签署和平协议之前，她都是敌人。另外，这个玛丽奥或玛格达列娜看上去就像一只鹦鹉，打扮得花里胡哨，言行举止毫无品位。她跟那些缠着编辑部的女人没什么两样 (当时那些好色的婊子，之所以去栗树咖啡馆，是为了嗅嗅那儿的气味，是冲着那儿的男人去的，她们恨不得把他们全部脱光，只为得到一块带着体味的布片)。而那些男人——严肃的赛麦，聪明的维特斯，特别是史密斯——也想赤身裸体地看看这个长相挺俗、身材一般的女人，仅仅因为她是外国人!
大洋国与世隔绝了几十年，自新的核心党内阁执政后，这种闭关自守的状况——在适当的范围内——有所重要解。这种病态的好奇与渴望也情有可原，就连不少诚实正直、头脑清晰的人也丧失了理智。在《时代》文学副刊和俱乐部的圈子里，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个陌生女人，后来我也为史密斯高兴，他能跟这个女人独自留下。我不知道他俩之间是否发生了什么，不过，要是史密斯放过了那次机会，我会感到非常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