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三次都没去咖啡馆跟女记者交谈，是因为我无法检査地将写的，是否真是我说的。史密斯应该知道这一点，但是男人的虛荣心无边无际! 当时我的态度非常坚定，一个正直的人.，不管自己的祖国处于什么样的境遇，都不能向外国人抱怨。尤其是在当时，只要出于良好的愿望，在自己的国家什么都能讲，只需找到合适的方式。
后来，她跟史密斯的谈话真的在境外发表了。后来，粟树咖啡馆的跑堂领班在温斯顿案里出庭作证，据说他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史密斯要求法庭搞来文章的原文，法庭出人意料地——仿佛已在另外的年代——满足了他的好奇心。
38 摘自玛丽奥·科恩关于大洋国的系列报道，1985年6月
（……）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大多是，自从去年老大哥逝世，许多方面都发生着积极意义的变化。领导层即使不支持，但也能忍受那个以一份新文学刊物 (党报的文学副刊) 为核心聚集起来的、封闭的知识分子小团体的活动，这个团体的总部设在伦敦一家名为“栗树”的老咖啡馆内，从外面看跟乡下火车站的小酒馆差不多。人们在那里——当然是在当地情况允许的范畴内——对各种问题展开自由辩论，这一方面表现出对目前愿意跟欧亚国和解的政府的赞同，同时也表明当权者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惧怕国内的批评。这跟商品充裕的伦敦百货商店和上演剧目相当丰富的国家剧院一样，是一个良好的标志。是的，我们确实看到副食店门口排着长队，但也可以感到，大洋国的人十分耐心，街上的交通井然有序。
(……)我和部里的官员温斯顿·史密斯进行了交谈，他是上面提到的那个充满希望的思想运动得到官方承认与默许的发言人。在伦敦，这场运动赢得的支持越来越多，尽管由于当地的具体情况我们未能获得具体的数字。史密斯是一位中等身材、略显衰老的中年男子，脸上还留着早先饱受折磨的痕迹，他一边呷着味道有点古怪的胜利牌琴酒一边告诉我说，这场运动是为了将大洋国重暴政之下解救出来。“我们当然想继续坚持英国社会主义，” 史密斯说，“要是我能知道三个月后的伦敦将发生什么，那该多好。” (他在这里指的显然是运动将争取到的巨大空间。)
尽管我没有机会跟更多的人交谈，但我认为，大洋国虽然将在签署和平协议后领土变小，但会变得让人放心，不会再像一年前那样与我们为敌。据我推测，再过一段时问，大洋国与东亚国之间目前尚且紧密的关系将会逐渐疏远。为了让陈腐不堪的国家机器重新运转，以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为代表的温和团体有望扮演国内反对派的角色。
我们将在下一期刊登:
《伦敦女性将如何打扮? 》
39 奥勃良谈签订和平协议的后果
大洋国不再作为世界级的帝国存在。欧亚国将从我们手中夺走整个美国和地中海区域。实际上，我们剩下的只有曾经的英格兰和北爱尔兰。恰恰是连老大哥的三支特警部队联合狂热的天主教徒都不能占领的北爱尔兰。我们惟一可怜的慰藉是，我们终于丢掉了帝国最暴躁不安的省份——波兰，从现在开始欧亚国将用不着为它头疼了。
许多人含泪出席了和平盛宴，这个庆祝活动是在欧亚国强硬的坚持下举办的。那些精保局的人跟欧亚国外交官碰杯的时候感觉是多么良好啊，我心里暗想，因为那些没有缘分分享民族耻辱的人已经在 “哈姆雷特政变” 时被枪毙了。他们是最幸福的人。
民众从《时代》的气象专栏间接知道了这个 “强盗和平”，原因很简单，因为缺少了美国和北非的天气预报。要知道，大洋国的宣传无数次地炫耀，当东部的热带暴风雨瓢泼而下，西部的干旱与暴风雪交替肆虐! 现在人们明白了，我们变成了一个小国，. 大洋国只是名字依旧。事实上，我们只是英格兰，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叫“大不列颠”，一个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受气的小国。伦敦人惶惑不安地垂着眼睛在路上行走。不少人佩戴着黑纱，为沦丧的国土致哀。
6月末，殖民部队的残军回国。两百多万的士兵，两百多万失业者，如同洪水将伦敦淹没。他们徘徊在大街小巷，挤满了火车站、小酒馆和郊区。犯罪率大幅上升。老百姓经常进城寻找食物.。精神保卫局无力胜任新的重任。政变未遂后，精保局人员的副食配给被再次削减——这是多么卑鄙的复仇啊! 与此同时，大洋国经济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时期悄悄逼近——它被称为“夏季肉食品危机”。[1]
[1]“肉食品危机.” .这个措辞让人误解，它并非指商店里肉食品紧缺，恰恰相反，是指肉食品出现。通过这种方式——很可能是出于政治考虑——在老百姓的心里唤起某种极少能够满足的需求。——历史学家批注
40 官方对“大洋国经济危机论”的驳斥
大洋国通讯社经授权于总部发布如下公告:
有些敌人和内奸到处散播谣言，说大洋国的经济处于灾难境地，认为政府没有足够的食品储备保障人民的生活。
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只是为了让人们以为，大洋国想从某些政府那里得到三十亿金法辛[1]或三百亿金图格里克[2]的商品贷款。事实上，正是这些政府出于自己的利益想将多余的资本尽快投资。大洋国——尽管目前并不能说毫无问题——愿意尽可能帮助另外两个大国。毫无疑问，这将促进目前和平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不排除用上面提到的方式支持岛屿[3]经济。
[1]金法辛:欧亚国使用的货币名称，其面值取决于国民必须镶种的金牙。——历史学家批注
[2]金图格里克: 东亚国使用的货币名称，其面值由专家估定，取决于尚未开采出来的金矿储备量。——历史学家批注
[3]岛屿:世界上有两个自由岛，它们为大国提供不可或缺的奢侈品，成了各大国流亡者的落脚之地。其中一个是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依靠金融业和娱乐业维持。另一个名叫“金刚家长制共和国”，首都是布拉扎维列，靠本地部落和印度劳工维持经济，主要种植古柯类植物。——历史学家批注
41 维特斯发表在1985年8月15目《时代》文学副刊头条的文章
谨慎的建议
尽管我们并不相信现在的政府有能力战胜经济困难，但是为了爱国的大洋国人民的利益，我们还是提请大家注意一则有可能帮助我们走出严重经济困境的消息。
据我们所知，金刚家长制共和国的古柯植物种植业很久以来苦于粪肥短缺，因此作为试验，他们有意收购八万吨人粪，所支付的外汇可在当地和香港兑换。
为此我们建议政府考虑一下这桩收益可观的诱人生意。我们认为: 很多大洋国公民都会作为一项爱国义务，应政府的要求贡献一部分粪便。肯定会有足够的劳动力承担粪便的收集与运输工作。
大洋国——尤其自签署和平协议之后——是一个缺少自然资源的国家。而这种自然资源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如果政府能改善食品供给，产量还会大幅度提高。
通过销售人类的终端产品，我们可以采购新的食品，从而形成一个健康的循环，最终可以成为效力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
42 奥勃良谈解决肉食品危机的尝试
假如肉食品的上市量不足以满足居民的食欲，可怜的政府又能怎么办? 在正常的日子里——当政府能够控制局势时——这个问题不会浮上水面，商店里有什么，人们就吃什么。然而在时局最动荡的关口，在1985年夏天，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同题，不管哪个政府都不能允许自己继续奢侈而不管老百姓的食品供应。
我们做了许多努力。先是将干肉块送到不满呼声最高的地方。比方说，我们在晚间接到报告，说有人在格拉斯哥挑唆闹事，煽动示威，运肉的货车立即连夜上路。只是，肉食品刚在那里上市，利物浦又发来急电，说制服厂的工人——他们也是平民百姓!——怨声载道。要在从前，我们直接对居民区发动空袭，但自从签署了和平协议，我们不能再拥有空军。货车从利物浦再奔曼彻斯特，那里的矿工也急需安抚。后来，事情差一点适得其反，鲜肉在半路上变质了。人们挨饿挨了几十年，现在好像被贿赂了似的，狂热地要求吃肉，吃肉!
尽管《时代》发动了巨大的宣传攻势，鼓吹素食的生活模式，但是再怎么宣传也无济于事，当时老百姓已经不再相信媒体。
的确，有几项措施我们做得很成功。我们将胜利牌沙丁鱼重新包装，分成“公民早餐”、“公民午餐”、“公民晩餐”三种名称投入市场。正因如此，整个伦敦到处散发着令人作呕的鱼腥味儿，我们都不出门上街。最要命的是，那些身穿便衣在街上执勤的精保局人员不得不吃沙丁鱼罐头，以防自己由于没有鱼腥味儿而暴露身份。
我们采用各种细腻的手段，试图减少外围党党员的部门。“夏季肉食品危机” 提醒了我们，电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监视居民，还可以转移他们对日常生活问题的注意力。因此我们播放的电视节目要以娱乐为主。本来我们计划播放英国老电影，遗憾的是，所有的电影拷贝早在60年代就已经全被销毀了。幸好，我们找到了1958年到1960年的节目脚本。于是，在8月份的每天晚上，都有一位漂亮的女演员给观众讲述电影梗概。有的时候，一晚上能在音乐的背景下一口气讲十几个电影故事。尽管那都是些令人生厌的作品[1]，但我们可以保证，观众或多或少能得到些满足，至少在那几个小时里不会闹事。
毫无疑问，我们也想到了通过为琼斯、阿伦逊和卢特弗德举办隆重的重新安葬仪式来安抚民心，反正他们也是被无辜处死的。(无辜? ——读者都知道他们所持的观点! )然而，我们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我们担心葬礼上会无缘无故地聚集太多的民众。因此，我们用一个小范围的纪念会取代了葬礼[2]，并且邀请那些尚且健在的革命老将们出席。庄重、感人的活动之后，我们在灵堂门口给每位出席者手里塞了二两肉馅。
[1]例如8月10日的节目表里有法国片《我的妻子是公主》、美国片《七个狙击手》和意大利片《偷自行车的人》。——历史学家批注
[2]这三个人的安葬直到1986年才借纪念英国大罢工60周年之机，得以在海格特墓地置重举行。他们的墓与马克思家族为这一纪念日所修的纪念碑只有一步之遥——历史学家批注
43 裘莉亚谈大卫 · 安普尔福思的歌唱之夜
(……)有一次，安普尔福思出人意料地操起了吉他。那是8月份某个星期一的晩上，不过不是在栗树咖啡馆，而是在工业大学的礼堂里朗诵诗歌。他读完了一首长诗之后，突然从提包里掏出一把吉他 (就是在平民区商店里可以买 到的那种便宜货)，清了清嗓门，开始的时候还有些犹豫不决，但很快就随着角色的进入而壮起胆来，自信地拨动起琴弦。由学生和年长些的外围党党员组成的听众兴奋地盯着他，谁都猜不出接下来他准备做什么，许多人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乐器。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将是一个新传奇的见证者。“诗歌只孕育同谋，歌曲则创造民众。”后来，赛麦在议论这件事时如是说。
安普尔福思唱了些什么?上帝啊，时过多年，我居然还能清楚地记得! 但是最重要的并不是歌词或旋律，而是又瘦又高、孩子面孔的大卫与听众的互动! 他演唱了自己以前写的那首《大洋国颂》，但唱着唱着流出了眼泪，嗓音哽咽，好像收回了诗句中勉强装出的乐观:
大洋国，我美丽的祖国，
我时时刻刻为你准备着!
刀山，火海，视死如归，
我永远跟你在一起!
在这首妇孺皆知的诗歌结尾添加了一段:
大洋国，我美丽的祖国，
如果有一天你自由了，
如果有一天你自由了，
——你是否会忘记我?
准确地说，大卫演唱的这首歌激起的既不是“掌声”，也不是 “喝彩”。年长的党员们和站得密密麻麻的航空工业大学学生们一起哭着高唱昔日的战歌，然而现在，这首歌忧伤得令人心碎。因为这不仅是艺术享受，更是这代人的体验，要知道就在一年之前，他们还是在命令之下唱这首《大洋国，我美丽的祖国》，当时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在这简短的诗行里竟还蕴藏着那么多东西!
大卫唱的另一首是一支英格兰老歌，每段歌词里都隐含着一座伦敦建筑的名称。他柔和的嗓音在寂静中响起:
橘子和柠檬，叮当叮当，
圣克来门特就这样敲钟，
你还欠我十个便士，
圣马丁就这样摇铃。
起初并没人意识到，他为什么要唱这首幽怨的民谣。当他唱到下一段时，声调忽然变成了斥责:
你还欠我十个便士，
圣马丁就这样揺铃。
你什么时候还我?
老贝利严肃地问。
说来奇怪，这时人们全都明白了，安普尔福思是在为那些在老大哥统治时期遭到拆毀、掠夺与蹂躪的教堂唱挽歌。
但是，全部的答案蕴含在歌尾补写的这段新歌词:
教堂将会重建，
人类将会康复，
我们的革命，
最终也会重整旗鼓。
安普尔福思的演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那讥讽的旋律与民众和政党决裂，对冷漠的核心党生活方式进行了鞭挞。“人们以为，”歌词这样唱道，“一切都是他们的:工厂，飞机，全部的土地，乃至英社。然而，一切都是我们的!”听众们异口同声地高喊。
对年轻人来讲，他们尤其喜欢那首爱情歌曲。歌里讲述的是，在老大哥统治时期，有一对恋人只能在大自然温柔的怀抱里偷情。在他们的头顶，一只小鸟在枝头轻唱:
“爱吧，爱吧，你们相爱吧!”
歌词的最后这段大卫没唱，而是吹起了动听的口哨。当他唱道，
“女孩听从小鸟的劝说，解开了系在运动裤上的反性爱青年联盟的皮带，随后还脱掉了运动衣”
礼堂里洋溢着潮水般的欢乐。
在第三场音乐会上，这些歌仍让人百听不厌。对观众来说，即使已熟悉了歌词，每次听仍会有新的理解与激情。仿佛那些歌曲是现场即兴创作的一样!
我还要说的是，在安普尔福思的鼓动下，还成立了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在第二场音乐会上这个组织就应运而生。
安普尔福思弹着吉他走到一位又一位老相识的党员或学生积极分子跟前，向对方示意性地轻轻哼唱 “你……你……你……还有你……”，每个被他点到的听众都站到礼堂中央的舞台上。台上大概聚集了十来个人，其中自然有史密斯、赛麦、维特斯和这段歌词的作者，这时候安普尔福思将脸转向他们，冲着他们高唱:
一个人，再怎么强壮，他们也敢枪杀，
两个人，他们就会感到害怕，
三个人，他们就会躲到一旁，
但只有万众一心才能保护自已，所以:
让我们成立委员会吧，
让我们成立委员会吧，
让我们成立委员会吧!
就这样，群情激昂的听众以自发的形式[1]成立了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或者简称“知改委”!
[1]事实上，“知改委”的筹建工作从6月份就已经开始，但是《时代》文学副刊和“星期一俱乐部”的领导人只在学生们宣布将要成立“革命学生委员会”后才下决心成立。——历史学家批注
44 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的十条提案[1]
激:大屠杀
中: 老大哥及其党羽用血腥的专制
温:
激: 彻底
中: 毀掉了这个国家。我们，年轻党员和老党员，
温: 差一点
激: 有批判力的
中: 都是英社教导的忠诚追随者，我们
温: 无条件的信徒
激: 有批判力的
中: 都是英社教导的忠诚追随者，我们
温: 无条件的信徒
激: 不惜一切代价
中: 成立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
温: 在法律范畴内
激: 无条件地
中: 提议:
温: 希望
(1)
激: 永远
中: 取消强制性的电视体操！
温: 削减
(2)
激: 彻底
中: 取消憎恨训练!
温: 用爱的训练代替憎恨训练
(3)
激: 人们
中: 允许党员自由发表意见!
温: 允许比较自由地公开表态(?)
(4)
激:自由的 !!!
中: 多样化的媒体!
温: 更加多样化
(5)
激: 灾难性的
中: 客观报道国家经济状况!
温: 更详细地报道成绩与问题
(6)
激: 逮捕 !!!
中: 遺散精保局人员!
温: 限制精保局的行动范畴，确保它与内部敌人作斗争……
(7)
激:取消军队! !!
中:裁減军队!
温:根据情况裁军到国防所需的最小编制……( ? )
(8)
激: 新思想，非宣传性的
中: 播放寓教于乐的电视节目!
温: 道德高尚，有娱乐性的
(9)
激: 1245年宪章
中:重新奉行1965年宪法!
温:采用1965年宪法中的更多条款，只要不违反现行法律……
(10)
激:假如政府不接受、不执行本提案
中: 我们要求政府接受并执行本提案
温: 我们希望政府接受并执行本提案
激: 那就立即下台，将权力移交给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推选的代表
中: 否则没有能力战胜困难
温:
激: 或许他们有能力战胜困难!
中:
温:
[1]在这里提前解释一下:提案是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内部三派人——激进派(激)，中间派(中)，温和派(温)辩论的结果。我们在下文中记录了三派人的观点。——历史学家批注
45 史密斯的私人回忆
大概是在8月中旬，我在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核心党党员的别墅里见到了裘莉亚，我们讨论了《时代》文学副刊和俱乐部存在的问题，主要围绕着那十条提案。裘莉亚赞同温和派的主张，我(毫无疑问)则是激进派言辞的撰写者;我们都怀疑对方是自己的政敌，更何况我们已经三个月没有见过面了。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气氛紧张，情绪低落。夜幕突然降临，凉风从泰晤士河上吹来;裘莉亚身上裹着毛毯，坐在院子里的躺椅上。
“裘莉亚，” 我打破了沉默，“让我们告别吧。” “为什么，你要去哪儿?”她吃惊地问。“不，我哪儿也不去。”我回答说，“但是，我们还是诀别吧。我现在的感觉就跟《哈姆雷特》首演那天一样，有那么一刻我突然感到，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当时在剧院前厅，对我来说最恐怖的不是别的，而是担心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再彼此告别。现在，我想借这个机会跟你说，老天保佑你，不过我们还可以待在一起。”
“你别犯傻了，你这是怎么了?”她追问我。“没什么。”我说，“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动荡不安，我厌恶政治。” “但你已经晚了。”裘莉亚尖锐地回答，“再说，你为什么要厌恶?我们俩也是因为政治而走到一起来的。”“也是它把我们俩分隔开的。”我回答说，“我并不害怕我们会死掉，而是害怕有一天你会逮捕我。所以我想跟你道别。”
她哭了起来。“你这个傻瓜，” 她边说边抚摸我的脑袋，“连精保局都没能把我们俩分开，我们只是在观点上有一点分歧，这并不会使我们分开的。”
“你看，裘莉亚，”我说，“你看那些星星。它们知道我们的一切。它们连瓦特 · 泰勒的军队都见过，还有宪章主义者，并且亲眼目睹了伦敦世博会。它们还将看到我们未来的命运。它们真幸运，平心静气地冷眼俯瞰我们。裘莉亚，我们将被遗忘，没有人会记起我们，也许，我们枉活了一世。”
“你别胡思乱想了，”裘莉亚小声说，“太晚了，咱们进屋去吧。”我们回到屋里。我们做爱。这是我们的告别。从那之后，我还见过她很多次。[1]
[1]请读者允许我们在这里作一个主观的注释。我深深理解那个年代人的悲剧。尽管我们从研究者的角度不允许自己感情泛滥，但我们还是感到心痛，这些人屡经磨难，个人生活被彻底粉碎，我们为他们难受，为他们落泪。我们这些生活在半个世纪后的人是多么幸运啊，即便我们有烦恼，也会被工作的快乐所掩盖。不过，谁知道呢，也许这些人以他们的方式感受的快乐，跟我们也曾感受到的没什么两样! 再次请读者原谅这些离题的话。——历史学家批注
46 奥勃良谈绑架案
当时老百姓经常到伦敦老城购物。或许他们抱着幻想，希望能够买到点什么以减轻家里可怕的食品短缺。尤其是在周末，他们像潮水一样涌进城里，只要买到一点什么，就会兴高采烈，，假若空手而归，便会懊丧地喝酒，直到喝得不省人事。这些倒在街上的酒鬼让我们很头疼: 精保局没有能力维护日常的公共秩序。
那是8月份的一天夜里，两个醉醺醺的穷鬼——不是印度人就是巴基斯坦人——在1968-1969年战争烈士纪念碑[1]前撒了泡尿。精保局警官检査他们的身份。他们没有身份证——这对老百姓来说不是什么大事一还跟我们的同事大喊大叫。他们被带到附近的一个执勤哨所，在那里——看起来——他们被关照得过度了一点，因为其中一个在第二天断了气。
本来这件事很正常。[2]在大洋国的历史上早就发生过类似的事。可是，第二天死者家属来到伦敦城里，在精保局大吵大闹。他们的举止很不文明，结果也被拘留起来。
第二天，在伦敦城周围的工业区，几千名飞机制造厂工人举行罢工。我们并没有接到什么特殊的报告，所以只派去一个班的精保局小分队。没想到老百姓手执混棒朝我们的人扑来，缴了他们的械(这真是个英雄壮举:几千人对付二十个人! )，把他们关在一个工棚里。其中一名被放了出来，回到伦敦传信: 如果不在二十小时内释放被押者，他们就把工棚烧成灰。他们还要求精保局在电视里公开为此事道歉。
总之，我们非常紧张。而且我们知道，煽动闹事的并不是什么乌合之众，而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伙，领导人是一个名叫穆罕默德·斯坦雷的巴基斯坦管道清洁工。
这位穆罕默德在60年代爆发的反宗教运动中失去了父母。青少年时代，曾在大英博物馆工作，他乘博物馆大扫除之时偷走了[3]一本英语版的《古兰经》。从那之后，他成了虔诚的穆斯林，并以这种虔诚精神打造了一个狂热的世界。他跟命运相似的孤儿[4]一样，也过着平淡无奇的平民生活，他建立了一个大家庭，十二年里，生了八个孩子，毫无疑问，他让所有的孩子都接受了穆斯林洗礼。[5]当他传播教义时，我们自然没把他放在眼里，事实上我们从来不管百姓之事。结果，突然有一天，在伦敦的边界，我们被一群充满憎恨的狂热分子所包围，他们都是伊斯兰人，既不吃肉，也不信奉老大哥。正如常言所说，“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我真想知道这句格言、这句恐怖的睿语究竟出白什么人之口。)[6]
[1]指大洋国和欧亚国之间为了争夺马达加斯加岛进行的战争。激战中，岛上的土著居民全部被杀。没过多久，获胜的欧亚国撤离了那个没有任何经济用途的荒岛。因此，那次战争毫无意义，也许包括研究所所长在内的欧亚国著名的学者们对此另有高论。——历史学家批注
[2]奥勃良的这句话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极大争议。这事怎么能说“很正常”?不管死者是一位多么普通的工人，难道他们就应该无辜死去?很遗憾，在欧亚国的历史学界，也深受所谓“新讥讽学派”的严重影响，他们认为人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客观对象。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我们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家批注
[3]这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理论问题，占有一件没有任何人需要的东西能否算偷”? ——历史学家批注
[4]根据后来的统计，在大洋国，出生于1958年的孩子23%都是孤儿或半孤儿。顺便提一句，本文的作者也在孩提时代成了半孤儿，受到继父的肉体虐待。这实在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命运! ——历史学家批注
[5]看起来，大洋国直到那时一直都在追害宗教，以至于分不清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顺便提一下，穆罕默德·斯坦雷代表的宗教派别，既不是什叶派，也不是逊尼派，而是属于一种听取自由意志、无需祷告的派别，该教派认为每个人自己就可以与真主建立联系，人们没有必要所从安拉的教导。这是一种逻辑教义，看起来相当民主，就像某家所谓的“学院研究所”实行的那样，所长强追所里的同事接受他自己的历史概念! ——历史学家批注
[6]这句格言出自卡尔·马克思。一个秘密警察竟如此无知，其实也不用大惊小怪。值得指出的是，在欧亚国“比较有修养的”阶层也未必拥有更多的知识。我们要知道，比方说在我们研究所包括所长在内的同事中，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句引语的出处。——历史学家批注
47 关于绑架事件的官方公告
大洋国通讯社接受委托发布公告如下:
在伦敦附近，一批恐怖分子扣押了一支正在执行任务的精神保卫局小分队。他们提出无理要求，并威胁将以卑鄙的手段杀害那些作为人质遭到非法绑架的保安人员。
我党宣布，扣押人质是破坏国家秩序与人权的严重犯罪行为。[1]因此，我们不能屈服于平民恐怖分子 (大多数是移民来的阿拉伯工人的后代) 施加给我们的压力。
现在所有那些嘴上挂着“谈判”和“人道主义”的家伙，实际上都是那帮聚众闹事者的精神支持者。因此我们要对他们实行专政，坚决打击恐怖分子。
[1]我们不喜欢做浮浅的比较，但这一定罪还是让我们联想到某些学术权威的思维方式，他们只要遇到一点点反对，就立即给对方扣上“暴力”的帽子。是的，亲爱的读者，首先想到的是我的上司、研究所所长，我之所以很难心平气和，是因为我已经忍无可忍! ——历史学家批注
48 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8月18日会议的记录
出席者:史密斯，安普尔福思，赛麦，米勒，维特斯。
史密斯提议，(1)公开声援示威民众并与他们建立联系; (2)对恐怖行动给予行定;(3)要求政府下台;(4) 惩罚涉嫌杀人的精保局人员。
裘莉亚: 史密斯的提议无法接受。知改委要严肃认真地与不负责任的平民暴动划清界限。对史密斯来说，团结只不过是个借口。他是想借此为运动招募追随者。但不是所有的借口都是对的。
安普尔福思: 为什么非要在这件事上表态? 平民不该在纪念碑前撒尿，警察也不该逮捕那两位平民。现在一切都会赖到我们头上。
维特斯: 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表态。我们要谴责平民的行为，同时也要抗议精保局的暴力镇压。在这桩人质事件中，知改委要不要从中扮演调解人的角色?这样一来，史密斯的一部分提议也可以实现。在纪念碑前撒尿，本身是件不文明的事。
史密斯: 对保持英雄纪念碑的清洁不感兴趣。认为出面调解的建议简直是胡扯。一切都是胡扯。只有跟平民建立联系才是正事。
裘莉亚 (讥讽)：那我们干脆放弃改革的方案，跟老百姓一起到战争纪念碑前撒尿去好了。问题是，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们的家属将作何感受?要是以后精保局的警察们将所有恐怖行为都归罪于知改委该怎么办?
史密斯(毫不在乎):爱怎么归罪就怎么归罪!我才不管他们呢![1]
裘莉亚 (继续) : 要是整个的人质事件都是精保局策划的该怎么办?
史密斯(语调尖刻):你别忘了，米勒女同志，《时代》文学副刊和星期一倶乐部也是精保局的人策划的。但我们没必要为此舔一辈子精保局的屁股。
赛麦:坦率地说，我们确实应该跟平民建立联系，不为别的，就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政治有自己的逻辑，政治不是咖啡馆聊天。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如果我们扼住那只可能结束暴君性命的手，那么我们还不如不议政呢，而是把《哈姆雷特》当做我们的计划好了。
裘莉亚: 认为赛麦的话是人身攻击，所以一气之下甩手而去。(离开了会场)
史密斯: 为裘莉亚的离去感到非常遗憾。但仍旧坚持自己的建议: 有谁同意跟巴基斯坦人取得联系?
安普尔福思和赛麦表示同意，维特斯提出的前提条件是，首先要与恐怖行动划清界限。
史密斯宣布，多数成员通过了他的提议。
[1]史密斯的这个绝不讨价还价的革命态度实在令人钦佩!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时刻，别的什么都可以忽略不计！推翻暴政如此，鞭挞学院研究所内贪污腐化、高高在上的领导层也是如此。此时此刻，我也不在乎所长对我的看法，尽管我还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鞭挞。然而事实上是，这里进行的一切勾当，早就应该被揭露!而且是以人类尊严和科学良心的名义! ——历史学家批注
49 裘莉亚谈自己与知改委决裂
我与史密斯分道扬镳。不，我并没有背叛我过去的信念，只是远离了政治漩祸。我含着眼泪坐在《哈姆雷特》空了半场的观众席上(狂热的学生们这时都去参加政治集会或安普尔福思的音乐会，更何况，当时是夏天)。我坐在那里，心里盘算着等暴风雨过去之后，我什么都不干，只搞戏剧。因为只有戏剧最有意义。我将把莎士比亚、本·琼森和萧伯纳的戏剧搬上舞台，他们的作品是永恒的。的确，不存在完美的制度，只要一个制度可以让《哈姆雷特》顺利公演，不会让观众在看戏的时候联想到自己悲惨的命运，这个制度就不再可怕。[1]当时我已经——无论是在核心党内，还是在精神保卫局里——看到了那些想从老大哥的暴政迷幻中挣脱出来、想要建立一个良好体制的力量。我承认并相信，我站在同一面年轻、革命、曾引导我与暴政作斗争的旗帜下: 我是温和派! 不能用狂热对付狂热，不能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因为那样我们会陷入一个魔圈里。今天，真正的革命者并不寻找冲突。想来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策略，尽管史密斯当时并不想看到这一点。
[1]虽与原文无关，但我还是想说：我之所以没能涨工资，就是因为所有人参加了上司的生日晚会，只有我以生病为由没有露面。当时上司写的关于大洋国经济生活的新书刚刚出版。拍马屁的同事热热闹闹地祝贺他，上司——充满快感地——亲自在自己的烂书上为他们签名。我真想杀了他!——历史学家批注
50 奥勃良谈与史密斯的决裂
自打我得知史密斯想与阿拉伯人[1]建立联系，我就与他决裂了。我对他明言:“伙计，这是一个愚蠢的主意。我一点儿也不反对他们集会，讥讽，唱歌。甚至，尽管我认为征集签名也不是件好事，但我能容忍。但是与平民为伍!算了吧!这个——你别在意——我不会参加。你们愿意做你们自己去做。我不想做这种火上浇油的事。我顶多充当灭火者，但也不太情愿。”
我读了他们的宪章。那还是幸福的派逊斯，那个很容易睡觉的历史学家从《大宪章》《独立宣言》和早期布尔什维克的狗屁文章里剪出来的。都是些空洞的废话，“每个人都为自由而生……”真是笑话。[2]
再者说，当时我差一点离开精保局。那帮处理人质事件的家伙，都是些无与伦比的懦夫，他们愁眉苦脸，束手无策。有些精保局警官忧心忡忡地说，那些，人质都有家庭，有孩子。这是什么屁话，难道那些阿拉伯人就没有孩子? 没错，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对自己也要狠一些，我对他们讲。因为如果我们现在放人，马上就会爆发一场雪崩。
我是对的。那个还活着的阿拉伯人被释放，精保局一位高官在电视里闪烁其词地道歉(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那份耻辱)，老百姓为遇害者举行罢工。现在他们才不管我们后不后悔:要求政府下台，惩罚凶手!
我们为放回来的精保局人员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晚宴。精保总局局长、核心党的全部高官和欧亚国大使纷纷出席。气氛欢乐，也许欢乐得过分。他们嘲笑那些突然异想天开、想要自由传播伊斯兰(一种宗教! )的老百姓。精保局局长笑逐颜开地指着城郊的方向说: “这个地方，交给你们了。”
[1]原文如此。本书中穆罕默德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人，不能称为阿拉伯人。可能是信仰伊斯兰教这一点，使作者将两者混淆。——编者注
[2]你看，警察也这么说，就像我的上司在他那本新出的、由我为他搜集全部资料的“历史性” 专著里所说: “从人们出生的相同生物环境中抽取某种先验的平等是可笑的歧见……”先验的！——这是他喜欢的表述。同事也都这么叫他(当然是胆小地在背后叫! ):那个先验的。顺便提一下，《大洋国法律宪章》是由那里的“科学知识界专业权威”补充的，只是漏了这句话。我们的所长也游刃有余地销毁那些与“回忆”相符的重要历史文献。好吧，关于这个，咱们回头再谈，亲爱的先验先生! ——历史学家批注
51 史密斯谈与穆罕默德·斯坦雷的历史性会面
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瘦长，有着一头黑色鬈发的男人。浅棕色的额头下，一双孩子气的眼睛微笑着望着我。他在一幢总是敞着门的小屋内室里接待我。他请我稍等一会儿，因为他正在做常规性的日间祷告。他向东方鞠了几次躬，友好地转向我说: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我亲爱的不速之客?”
我告诉他，我是伦敦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派来的，为了协同行动，前来与他们建立联系。我向他毛遂自荐，愿意为领导罢工的工人委员会和他本人出谋划策。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和蔼地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
“穆斯林不需要军师。穆斯林有日夜呵护他们的军师。”说着他从桌子抽屉里取出《古兰经》，“你看到没有?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处境，从这本书里都能找到智慧的建议。当然，我亲爱的不速之客，”看来他已经坚定了意志，从现在开始他只会这样称呼我，“你不要认为，如果你向我们求援，我们会拒绝。真正有信仰的人，. 会与他喜欢的人分享最后一块面包和所有的思想。你们城里那边有什么新闻? ”
我告诉他，我们在征集签名，还告诉他，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已经在各个街区建立了组织。于是，我又小心翼翼地言归正传，再次表明此行的意图: 我们愿意与要工工人合作。比如，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在《时代》文学副刊上报道他们的斗争，因为《时代》总是误导读者。比如，我们可以写关于他们的详细报道，配照片发表。
“写报道?”穆罕默德惊诧地问，“有什么好写的?反正大家都不识字。我自己也是一个文盲。”[1]
“怎么可能都不识字?”我反问，并为穆罕默德对我们的合作机会表现得如此不屑而感到懊恼。
随后我突然意识到，他说的 “大家” 是指他们的贫民区，那些人确实不识字。但我还是补充道: “你们不要只想自己。城里人会读，而且不是随便乱读。”
“那你们就写吧! ” 穆罕默德用略显兴奋的语调说，“但重要的是，要写事实。”
我向他保证，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编瞎话。随后，我向他转达了知改委某些成员对他们以绑架人质作为政治手段感到担忧。我认为，搞政治只能使用诚实的手段。
他无可奈何地摊开手。
“我亲爱的不速之客，” 他说，“真主之所以创造政治，不是为了让我们变纯洁。要想达到纯洁的目的，我们可以信宗教。再者说，”他用安慰的口吻补充道，“秘密警察吃的手抓饭，跟我们吃的，跟你现在将要吃的一模一样，我亲爱的不速之客。”
大房间的长桌上已经摆好了餐具，桌旁边围坐着八个孩子，最小的三岁，最大的十四岁。穆罕默德的妻子，头戴面纱的法特梅为我们端上没有肉、用植物作料调味的素餐。
“你是不是对我们的习惯感到奇怪? ”穆罕默德转向我问，“我是说，我们不吃肉的生活方式，党惟有在这一方面支持我们……至于法特梅戴面纱，那是她自己的决定。并不是总能看清楚，也不是看上去总很好看。”
次日，改革委员会向我询问会面的情况，我只跟他们说了一句话: “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饭菜。”
[1]这句话与事实有些矛盾，革命遭到镇压后，在抄穆罕默德·斯坦雷的家时，发现了麦考利、梭罗、老子、托马斯.莫里斯、阿加莎·克里斯蒂和乔治·奥威尔的书。详见《焚书单》。——如此看来，穆罕默德与我们的顶头上司恰恰相反，我们的上司表现得非常有修养，但实际上根本不读书。——历史学家批注
52 驳斥与招标
《时代》，1985年9月
大洋国通讯社在相美地点经授权公布公告如下:
某些国外媒体机构企图对大洋国的艰难状况轻描淡写，他们声称，大洋国的体制稳定，政府能够控制局面。
这是彻头彻尾的流言。事实上，整个国家都陷入罢工的浪湖，经济状况面临崩溃，领导集团无力履行职责。外围党甚至核心党的大量党员与我们反目成仇，煽动反政府主义的文学不经审査地自由传播，无法遏制的犯罪浪潮包围了大切市，整个国家正朝向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发展。
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老大哥几十年来暴政的结果，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现在国家机器的无能与腐败。
鉴于目前的危险局势，政府公开宣布招标，征集能够让国家走出危机的计划。我们愿意跟任何人一起探讨这种方案的可行性。竟标采用保密的方式，使用代号。我们将为获奖者颁奖:
一等奖 赴香港销魂旅游一个月
二等奖 一万布拉扎维列元
三等奖 欧亚国建筑师在苏格兰设计的别墅
投标期限: 四十八小时!
9月
53 奥勃良谈大洋国体制崩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