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们的垮台有着各自不容否认的征兆。据说，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博马合的《费加罗的婚礼》的首演就是其前兆。俄国大革命的前夕，沙皇家族的亲信拉斯普金被杀，推倒了支撑体制的最后一根支柱。[1]
就从《时代》破天荒第一次讲了实话的那一刻起，大洋国开始了确凿无疑的崩溃。事实上，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媒体像白痴一般地回避现实，就已经承认了体制在瓦解。不过，这毕竟以出色的手段——即便在如此尖锐的局势下——避免了在公众面前毫无遮掩地坦白事实。
请别误会:我并不想责怪那位可怜的记者，毫无疑问，他也是奉上方之命撰写那篇令人羞惭的招标公告，终于跟几十年来的传统决裂。迄今为止，媒体从来不是“事实”的报道者，而是充当了各个时期的政治工具。所以我说: 我不想責怪措辞的人，他只是履行了他的职责。
但我犯了错误，甚至我指责了愚蠢、贪污的机构，导致情况发展到这一步。他们要为1984年12月以来在大洋国发生的一切负责。我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我没有极力提醒他们注意危险。
(而且他们连替罪羊也没有。自从犹太人为了躲避大屠杀于1963-1964年逃到中国之后，再不能把责任转嫁到别人身上，再没有人替他们背市民副食品短缺的黑锅。)
大洋国的末日到了。史密斯他们为《十条提案》征集签名，三天之内，有八万五千人签字。我们没有招惹他们，他们没有加入到工人的行列，我们就很高兴了。当时我们以为那是温和派影响的结果，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是穆斯林拒绝与他们合作。
的确，也有出人意料的惊喜。比如，裘莉亚·米勒没有在提案上签字。我对这个女人始终都有某种信任。
总之，反动派发起了双重进攻，其中一个是贫民区的平民，其主要危险是群众运动; 另一个则是知改委，它的威胁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2]
实际上，史密斯之流已经被成功冲昏了头脑，他们征集的签名将近十万。但他们的工作枉费气力。因为三天之后，罢工冲进了白金汉宫，递交了请愿书和通牒，从此之后大洋国不再拥有政府。[3]
[1]你看，警察也开始大谈历史。但愿他的博学不会让他短命。我憎恨这种人——我的上司也属于这类——在伪客观、假冷静的阐述中包裹着原始、本能的冲动。不，我的上司，由于那次你在走廊里对我的侮辱 (“你今天忘了刮胡子”)，我永远不可能原谅你! ——历史学家批注
[2]可恶的警察，仿佛整个这场运动并不是由他挑起的似的!我们既然说到这里，那我就再说一件事: 在我们这里也有警察监视! 只是看不到警察而已。上次，我们在研究所里拆一堵墙，所长想从我的办公室里抠出几平方米，好让他的办公室里有独立的厕所。想来，他不能跟一般的研究人员去同一个地方拉屎。两个工人在拆对面的墙壁，突然其中一个向另一个大声喊道: “你这个蠢货，你把瓢虫切成了两半! ” 我心里暗想，奇怪啊，增里怎么会有瓢虫呢?更何况在冬天，因为当时正值12月份。这些工人心肠多好，居然为一只可怜的小瓢虫惋惜。我走到墙边，想看看那只可怜的瓢虫。但工人们开始大笑起来，其中一个说:“没关系，它照样运转。”我这才发现，他们说的“瓢虫”，原来是一个鸡蛋形状、巴掌大小的窃听器。所长居然使用这样卑鄙的仪器，毫无疑同，他这是想窃听我说什么。不过，他从我嘴里一个字也听不到，因为我坐在那里打字，从打字机的响声里他什么也听不出来。我一字不漏地将心里的屈辱都写进批注——哈哈哈，这是多妙的主意啊! ——而且我还利用时机，用微缩相机拍照，然后直奔香港。周末结伴旅游——特別推荐，在资本主义社会过周末! ——在参观两个博物馆的中间我悄悄溜走，不会有人杯疑，因为这种时候所有人都去妓院，我则将材料交给“新天才”，那是一家正经出版社! 之后，他们愿意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 ——历史学家批注
[3]我觉得自己非常可笑，就是去欧亚国也可以。只要别跟上司或老婆在一起。另外我还想说：我是教徒。没错，上帝确实存在!我在香港拔掉嘴里该死的金牙。以后我不会再吸里期六的大麻烟，而是代之以泻药，反正检査没那么严格! 我痛恨必须的举家飞行，我还不如住进疯人院，那里至少可以自由地骑自行车。我不想做爱! ——历史学家批注
54 史密斯谈大洋国体制崩溃
当时在星期一俱乐部里，历史学家们正在进行期待已久的大辩论，讨论老大哥独裁到底有什么必要性，60年代革命的衰亡到底该从何时算起。102岁的老党员，革命老将普利特也参加了辩论，他是坐在轮椅上，在热烈的掌声中被人推进栗树咖啡馆的。
普利特没能说出什么触及事件本质的有用的话; 早在 30 年代，他就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他的立场要比曾经的芳动党和共产党都左，通常来讲，英国工人运动两大派系的政策都会遭到他的否定;劳动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出来的失败主义被他嗤之以鼻，共产党只是嘴上的革命者，因为没有采用炸铁路这一最为有效的阶级斗争手段。普利特也不过是理论上的炸铁路圣徒，事实上谁也没有见到他手里攥过导火索。他公开宣称，社会矛盾的惟一解决方式就是毀掉无论对哪个国家体制来说都是重要经济与军事命脉的铁路。老大哥是惟一一位对普利特理论的重大革命意义表示肯定的入，，这个老家伙在劳动营里蹲了二十年，在那里他总是兴致勃勃地跟曾经的劳动党和共产党对手进行辩论。
实际上辩论没有任何结果。一位历史学家试图用 “英格兰从来就没有过民主传统”的说法来证明老大哥体制的必然性。[1]
“十分典型，” 他在讲话中说，“在革命前的英格兰，存在着上议院或王室之类的反动机构。老大哥权力独裁有其土壤，并不奇怪。”其他人对这个观点表示异议，甚至直接认为，与60年代扎下了根的暴政相比，不仅之前的那个政权，包括亨利八世的体制在内的所有早期政府都会显得更加民主。“当然，”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补充道，“即便如此我并不想说，我们现在应该重新恢复亨利的封建独裁统治。”
还有个问题也提了出来，60年代的革命究竟到何时为止是积极的?一个与会者认为，准确地说，革命一直持续到1963年7月12日下午4时，因为老大哥在那一刻发出那道关于组建安全委员会的著名指令(现在称为:精神保卫局)。有人反对，认为一直到1963年8月革命仍在进行。“让我们回想一下，那时学校里还免费发牛奶!”有人提醒，但立即有人喊道:“在1963年5月，《哈姆雷特》就被禁演了!”但那位历史学家根本就不想听大家说话，他说，精神保卫局在初期起到了积极作用。
正当大家辩论到这儿，航空工业大学的学生们破门面入，激动地告知:普利特和穆罕默德·斯坦雷一起带人正朝伦敦市中心进发。
起初，历史学家对年轻人——这些白痴飞机设计师——打断了这场有意义的辩论感到很恼火。但是很快他意识到，历史本身要比关于历史的辩论更重要，这时，学生们已经站在栗树咖啡馆的大堂中央。
“我看，老伙计，” 他小声对坐在吧台后面、主席团中间的安普尔福思说，“你明天的音乐会将要取消。但你不要难过，大洋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麦克风，很快就将属于你。”
我们终于行动起来，向政府递交改革计划书，或许将从他们手中接管政权。首先，我打电话到白金汉宫。对方没有人接电话。因此，我们不假思索地朝那里动身。街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我们来到白金汉宫前时，广场上已经聚集了数万民众。
门口没有卫兵把守，也没有身穿黑色制服的精神保卫局警察。我们推开宫殿大门，宫内也不见卫兵的踪影。在反常的寂静中，我们穿过一层的走廊。楼道里空空荡荡，房间的门都敞开着，电话线都给割断。楼上的党部办公室里乱如狼藉。家具相互叠落。壁炉里成捆的文件烧了一半，冒着浓烟。
我们相互望了一眼，“看啊，这些家伙滚蛋了!”赛麦跟我小声耳语。“他们逃跑了!”维特斯叫了一声，然后激动得哭起来。我也一样，兴奋得流泪。我们彼此拥抱，相互亲吻。安普尔福思用嘶哑的嗓音大声喊道:“弟兄们，大洋国自由啦! ”
我们冲到楼上的阳台，向全伦敦人宣布:“革命胜利了!”“知改委接管政权了!”广场上的人群如浪涛汹涌。我心里在想:他们是否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因为我们没有麦克风。“你说吧!”我对赛麦说，出于激动，我浑身发抖，“你的声音比我们的都大! ”
“不，”赛麦揺头，“这个时刻该由你讲话!”我们都没有做这样的精神准备，互相退让这伟大一天的历史性荣耀。
这时候，从广场另一侧楼顶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一个喊话声。那个声音柔软、润滑，略显紧张，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接管政权迟了一步。
[1]尊敬的同行忘了，人类大屠杀——在老大哥统治的大洋国曾一度盛行——同样也未曾有过历史传统。看起来，还是可以在新的时期引入某种新的手段……看哪，我们的上司也时刻不停地进行尝试。比方说最新一次，要求所有同事必须在每份论文里至少从他的书里引用一句话。或者，最近只能用手帕去抓研究所的门柄，以免过早变旧……好啦，不要离题太远！最近我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而且还知道此时此刻我将实施我的计划。——历史学家批注
55 穆罕默德·斯坦雷于1985年9月2日向伦敦人民发表的广播讲话
亲爱的英国人民!你们看不到我，但我能透过窗户看到你们。我还能看到，外面冷风袭人，你们在发抖，所以我只讲几句活。
我们推翻了老大哥及其余党的血腥专制! 垮台的内阁逃胞了，带走了国家所有的黄金。但是没有关系!你们高兴地听着，我在这里宣告:真正诚信的英国工人委员会成立了，并且接管了国家政权。我们将惩罚罪犯，但不会冤枉好人。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我们的计划，是伊斯兰与自由的计划。尤其是，我们不是政治家。
面包会有的，肉会有的，以后不会再有战争。民主的伊斯兰教重新闪烁出昔日的光耀，吸取了天主教、犹太教和共产主义理论的精华，但剔除了它们所带的糟粕。
大洋国崩溃了。英国诞生了。独裁灭亡，国家万岁!一切自由! 你们可以去你们想去的地方。但你们不要做蠢事! 明天，我将在同样的时间里向你们讲话。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所有人都颂扬你在天堂的荣耀!前进吧，以色列人，主会保佑你们的!哎呀呀!没问题!祝大家好运!真主阿卡巴!
56 史密斯谈革命的日子
我已经第四天没睡觉了。每个昼夜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街上度过的。我一点不累，而且不困。我既不饿，也不渴，而且没有丝毫的孤独。
我走在街道中央，在人群中朝前钻啊挤啊。有时被谁叫住，拥抱，亲吻。“我们胜利了!”对方附在我的耳边喊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是我的朋友。还有的时候，我拍拍谁的背说:“你听说了没有，他们滚蛋了!”我大声嚷道。“再喝一口!”对方高兴地应道，并朝我递过威士忌酒瓶。这是我的兄弟。
人群就像一头醉醺醺的大象，狂笑着忽左忽右地甩动鼻子。“草民万岁!”有人声音嘶哑地冲我喊，立即响起了大合唱:“草民万岁!”矿工们来了，电工们来了，他们全都穿着制服。孩子们骑在父亲的脖子上，手里挥舞着彩色气球。
在胜利大道上，有人在人群的欢呼声中摘下路牌，然后贴上“失败”的字样。第二天，城里所有用“胜利”命名的街道、广场和机构，都被相继改名为“灾难”、“惨败”、“垮台”或“破灭”。
在一个街口，有人在分发煮香肠和番茄汁。人们将之想像为啤酒。女摊主手里拿着一支话筒安慰大家:不要着急，好好排队，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一口! 这是军事舰队送给伦敦人民的!没有面包，也没有芥末酱。没有关系，现在这样也很好吃。
在电视机工厂前的人群黑压压一片，从院子里传出噼噼啪啪的声响。人们正用斧头劈砍电视。非常奇怪，在人们的脸上看不出有任何的愤怒，而是快乐和孩子式的顽皮。有人将荧光屏砸到一棵树上，嘴里叫道: “去他妈的憎恨训练! 滚你妈的电视体操! ” 荧光屏随着一声怨艾的闷响被摔得粉碎。
人们在皮卡迪利木偶剧院看演出。一具木偶演的是老大哥，另一具演的是老大姐。老大哥正从后面干自己的老婆。他非常想干，但却没有能力。“对不起，帕蒂，”独裁者叹了口气郁闷地说，“我被国家大事搞得彻底阳痿了。” “别着急，老大哥，” 这时观众席里有人喊道，“回头让果尔德施坦因操她吧。”哄堂大笑。
在广场的另一侧，苏格兰人穿着被禁止多年的民族服装载歌载舞。观众们迷上了苏格兰人的裙子，不出几日，男子的花格裙在整个英格兰流行起来。舒缓、幽怨的风笛声在广场上空回旋。有一队与众不同的游行队伍朝着曾经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进发。他们是刚从伦敦疯人院里放出来的精神病人，这时候威斯敏斯特教堂已经成了逃亡医生和护士的避难所。“他们都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其中一个精神病人说，“现在得给他们重新洗礼。” 那人随后转向我，“请允许我作一下自我介绍，我是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
小学生的队伍来了，队伍前边走着一辆马车，马车上装满他们喜欢的玩具。有人掀开了下水道的铁栅栏，将打仗玩具和哈卡伊儿童团袖章一股脑儿地全倒进去。与此同时，另一辆马车也驶过来，上面装满了玩具厂革命委员会从玩具厂仓库里找到的三千件小熊小狗的玩具，统统分发给孩子们。
在泰晤士河的一座桥头，一个乞丐在唱一首乔 · 希尔的歌。跟前有一张纸上写着:“我不接受救济金。”在昔日海德公园的演讲角，重又形成了政论辩论会。至少有四个人同时发言。与其说是演讲，不如说是在吵架。一个穆斯林工人要求实行多妻制，一个长发青年要求吸毒自由。在两个人跟前，精神保卫局警察排着长队，正在痛哭流涕地进行自我批评。“我充当了暴政的工具。” 有人讥讽地立即反驳，“你们也都捞足了。”“不要难为他们!”人群里有个学生说，然后转向一个露了馅儿的秘密警察，“回家去吧，老伙计! 好好把自己灌醉了。至少你该感到高兴，以后你用不着再杀人了。”
市中心，有人用石头砸开了一座核心党秘密商品仓库的玻璃窗。墙上写着警告语:“革命不是抢劫!”为了保证仓库安全.，有工人民兵进行把守。
夜幕降临。夜幕下的城市没有照明。在精神保卫局大楼前的空场上，燃烧着一堆旺盛的篝火。楼里的人从窗口扔出一捆捆的秘密报告、检举信和匿名信，楼下的人再将它们扔进火中。当簿火眼看就要熄灭，一群学生前来支援:他们带着火柴，点着了全年的《时代》报和老大哥肖像。
那些已经变得一钱不值的废纸，被人们用于神圣的目的。在胜利广场上，人们搭起了伦敦城里第一座公共厕所，少说也有六十米长。伦敦人兴高采烈地排着长队，手里捏着有人当做卫生纸分发的质地柔软的大洋国钞票。
我已经四天没睡觉了，然而只要革命还在进行，我根本就没有睡觉的念头。人要是能把所有醒着的时间连到一起过该有多好!之后再睡，让睡眠与死亡融合到一起。[1]
[1]除了史密斯颇具梦幻的记录之外，并没有留下关于所谓“五日共和国”历史的太多文献。在这个问题上，另外两位回忆者奥勃良和裘莉亚·米勒则表现出极大的沉默。后两位在革命爆发的前夜搭乘政府特别专机飞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并在那里等待暴风雨过去。在女部长的回忆录里，只写了下面一段话:“我在9月2日到7日之间那几个不眠之夜里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的责任……” 奥勃良则在事发后不久遮遮掩掩地写道: “在那几天里，我没有刮胡子，没怎么睡觉，想了很多。” 很可能，三位回忆者对革命事件的评价迥然有异，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失眠。——历史学家批注
57 墙上的革命标语摘抄
做现实主义者——追求不可能！(一个学生)
“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 卡尔·马克思说。所以:爱尔兰万岁! (一个秘密的天主教徒)
上帝啊，你是否也是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的支持者?(一个秘密的圣公教神甫)
犹太人该为一切负责!(一个反犹分子)
像你这样的家伙，都应该被吊死!(一个人道主义者)
穆罕默德! 我想跟你睡觉!(一个曾经的性爱管理人员)
重新回到资本主义!(一个曾经的社会主义者)
重新回到社会主义! (一个曾经的资本主义者)
朱迪爱托米，托米爱丽兹，丽兹爱乔治，乔治不爱我，孩子们，我们的爱情不能共享?（苏兹）
外国的万岁! 国内的下台!(一个世界公民)
美好啊美好，革命真美好，但靠着退休金我怎么能活?(一个退休的核心党员)
去死吧你! 你要是没钱死，我们给你凑!(一个从来没有入过党的人)
寻物启事!我丢了一只三个月的猎狐犬(棕色毛)。如果有人找到，请于明天下午两点在白金汉宫门口交给我。(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女人)
想找一位宽胯巨乳、思想革命的姑娘或离婚女性，一共三个! 十万火急，因为我担心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一个悲观主义者)
被压迫的同性恋者! 明天下午三点钟到胜利蒸汽浴室门口前集会。让我们成立红色基佬俱乐部吧!(一个曾经道德观念很强的党员)
我认为生存决定意识!(一个哲学家)
你错了!(另一个哲学家)
委员会政权是政府形式，不仅可以弥补国家机器的不足，而且势在必行。(弗拉基米尔·列宁)
留下你的地址，弗拉基米尔!我想请你喝扎啤酒，咱们好好辩论一下。(一个学生)
我很寂寞。谁肯救救我?(一个士兵)
你救的那个人可以救你。(一个女演员)
谁想找宽胯巨乳、思想革命的姑娘?我就是。我就站在对面副食店门口。(学经济的女孩)
爱永远不会穷尽。谁想就这个问题跟我辩论(耶稣基督)
你在哪儿，列宁?你要还不露面，我就跟耶稣走了。(一个学生)
如果你没有受过私刑，那你一定是个烂货。我会找到你，踩死你。(一个滑稽演员)
狗找到了，谢谢!(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女人)
老大哥还活着!(一个忠诚的党员)
我认为，你错了!(一个不忠诚的党员)
弟兄们，做好准备!欧亚国军队已经逼近!将有一场血战!(一个革命者)
让我最后再在这里写一句: 自由万岁! 自由万岁! 自由万岁!自由万岁……
58 大洋国临时政府声明
公民们:
经过这些悲壮的日子，你们在祖国的历史上大书特书了一笔，我们大洋国的爱国者们在英格兰的土地上作出决定，建立秩序; 成立团结一心的临时政府。为了整顿秩序，我们已向欧亚国盟友请求帮助，他们对此没有拒绝。欧亚国政府领导人告诉我们，根据他们在和平协议中责任，我们一旦遭到第三国侵略，他们将保卫我们国家的独立。
我们不再忍受老大可及其党羽的罪恶统治。我们作为英社原则的追随者，将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维护1965年究法所保证的自由权利。为了建立秩序，落实工作，我们制订出紧急计划如下:
(1) 可以自由信仰伊斯兰教。
(2) 每日工作时间八小时。
(3) 将有面包和肉吃。
(4) 创作新的文学艺术周刊。
(5) 解散精神保卫机构，成立警察局取而代之。
(6) 合并核心党和外围党。
(7) 取消强制性的广播体操。
(8) 媒体丰富多彩。
(9) 电视台播放娱乐节目。
(10) 我们将保护古老英国的文化传统 (莎士比亚戏剧等)。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计划取得公共與论的信任，另外，102岁的老将军普利特同志、杰出的戏刷家裘莉亚·米勒同志、才能出众的经济学家维特斯同志也已经投身到我们合法而正义的1985年春天改革运动当中来。这三个人都曾亲历过老大哥暴政的残酷折磨，所以肯定不会再建立一个类似的体制。恰恰相反，他们吸取党与曾经的精神保卫机构忠诚、温和的基本原则，想用温和的手段建立秩序和合法统治。与此同时，我们最重要的一项要求是，欧亚国军队立即从我们的国家撤出去。
政府首脑[1]
[1]大洋国革命失败之后，1962年制定的关于“为了避免造成个人崇拜，各届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的名字均不得公布”的法律继续生效。新政府的首脑是谁，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有人猜测，政府首脑就是琼斯，在当年的大清洗运动中他并没有被处死。事实是，这位不知名的一号人物从1985年9月开始领导了大洋国长达三十年之久.。电视讲话可以引以为证。那位矮个、肥胖、禿顶的男人用平易近人的语调向老百姓讲话，经常开玩笑，并利用每次的机会反复强调: 大洋国实际是一个小国。这个说法与人们的日常体验十分相符，所以得到了全国各个阶层人的赞同。只有少数遭受重挫的铝派分子除外，他们始终坚持认为大洋国不仅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且现在还是。因此，在民众与政权之问以这种方式达成了某种共识。90年代末，人们接受了这种普遍观点，对于革命失败后的残酷复仇，政府首脑既不知情，也未同意，大多是在他到国外出访期间发生的。与这个人物有关的都是一些令人愉悦的事情，比如组织去香港集体旅游(1993年)，重新允许打桥牌(1994年)和商店里出现小泥肠(1995年)。感恩的大洋国公民不无温情地给他们的政府首脑起了一个“小大哥”的幽默绰号。——历史学家批注
59 史密斯谈革命失败
他们是在星期日凌晨开进来的，当时伦敦还在沉睡。悄然、怪异的沉闷声响，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然而飞行的欧亚国士兵已经在屋顶降落，几秒钟后就已跃入楼上的窗户。行动是在寂静中悄悄执行。根本就没有抵抗的可能。
他们有一种可怕的武器。当然，就像飞行胶囊一样，首先是出于宣传目的。不管怎样，在最初的几日，产生了令人惊讶的效果。那是一种光电自动手枪，如果谁的嘴没有咧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它就会自动瞄准发射。换句话说，如果当事人没有微笑，如果看到入侵的士兵而没有表现出欢乐。如果在欧亚国士兵的警告下，老百姓能够及时地微笑，那么手枪就不会射出子弹，而且，也不可能射出。
伦敦人很快适应了这个新的形势。在遭到占领的最初几日，首部所有市民的脸上都挂着同一种傻笑。昨天的革命者站在胜利大道的两旁，嘴巴咧到了耳根子上，隆重欢迎开进的欧亚国军队。有的人还挥手示意，尽管这样的动作意义不大，因为欧亚国的电视新闻摄影组主要只将镜头对向面孔，试图记录下这个大洋国民众与解放者共同分享的兴高采烈的欢迎场面。
有的人在微笑的时候流下了眼泪，还有的人不时扭过头去，至少能借那个瞬问做一个符合自己即刻心情的真实表情。许多人过了几个月后，仍不能停止这种面肌痉挛式的皮笑肉不笑，尽管那时欧亚国军队早就收起了被老百姓讥讽为 “保持微笑手枪”的神秘武器。
尽管没有什么抵抗，两拨革命派还是与入侵者进行了交锋。航空工业大学的学生革命委员会成员退守到栗树咖啡馆内，用革命期间缴获的猎枪奋起自卫。但是反抗无济于事，不出半日，他们就被化成灰烟，一百二十人组成的抵抗力量，活下来的没有几个人。
相对而言，在穆罕默德领导下的城外工人组织的抵抗略有成效。他们高举着先知的绿色旗帜，对欧亚国的巡逻队发动攻击。他们咧嘴微笑着夺下敌人的自动手枪，之后将丢掉武器的入侵者扑倒在地，用力掐死。另外，面对几倍的强敌，最终还是铝派分子对欧亚国军队进行了最沉重的打击。
还有一个人孤身奋战: 安普尔福思。就在首都被占领的前夜，我们从穆罕默德总指挥部接到许可，诗人兼歌手可以使用电台和电视台的演播厅一个小时。这个巨大的演出机会让大卫激动得兴奋不已，他当晚就赶到演播厅，并且睡在那里。早上七点，音响师为他接通了一号麦克风，想当初，整个帝国都必须收听的讲话和公告都是从这里描出的。“这里是自由大洋国之声广播电台!”安普尔福思用跑调、颤抖的嗓音宣布，随后壮起胆量补充道，“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卫·安普尔福思革命音乐会。”
就在这时，欧亚国军队已经占领了大部分城市，然而声音传进了家家户户，图像描映在荧光屏上。大卫演唱的革命歌曲，划破了笼罩城市的恐怖死寂!
大洋国，我美丽的祖国，
我时时刻刻为你准备着!
刀山，火海，视死如归，
我永远跟你在一起!
后来，他唱了令人悲痛至极、旋律感人的最后一段:
大洋国，我美丽的祖国，
如果有一天你自由了，
如果有一天你自由了，
——你是否会志记我?
他仅仅唱了几分钟。这时候，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有四名欧亚国士兵飞进了演播厅，其中一个殴打安普尔福思，另一个抬脚踩烂了吉他，随后将无助的歌手拖出了演播厅。演播中断了几分钟，等到重新开始时，已在宣读临时政府公告。
这些情况是我在藏身的地方从一位伦敦市民的嘴里知道的。我和赛麦一起编辑新一期的《时代》文学副刊，我们似乎想，借助报纸维持我们的生命。裘莉亚和维特斯的立场转变，对我们简直是当头一棒。“叛徒!”我突然爆发出无奈的愤怒。“为什么现在说他们是叛徒呢?”赛麦嘲讽地同我，“难道他们不是在反对老大哥时成为叛徒的?现在他们只不过是想赎当初的罪。”
我们收集小道消息和官方公告。非法的《时代》文学副刊用油印机印了三百份，我们两个人写，四个人散发，主要的读者是大学生。有几份还成功地传到穆斯林人手中。
我试图用几条假新闻振奋读者的士气。比如说，我们报道，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已经改组成为革命委员会，并且很快将与穆罕默德·斯坦雷的革命指挥部建立联系。不过这条消息里也有一部分是事实，那就是我们很想去到城外，因为当时只有在那里才有可能安全地藏身。
电台每隔一小时就宣布，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区里，有几个起义者投降自首，有几个“不得不就地正法”。晩上，则以胜利者的声音宣告:穆罕默德·斯坦雷在不久前的一场交战中被占领军活捉。
官方公告的内容，我们从越来越少露面的发报人嘴里也得到了证实。比如说，我们从他们那里得知，许多人在欧亚国部队指挥部门口排着长队，等着交出破旧的猎枪，换来一张豁免证书和几个可怜的肉罐头。听到这些令人沮丧的消息，我突然对民众萌生出憎恨，就在几天前，他们还在当街暴打那些手无寸铁、抱头鼠窜的秘密警察 (这类行为实在令人厌恶! )，然而现在，暴力变成怯懦的苟且偷生。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赛麦。
“不要责怪民众!”他与我争辩，“他们又能怎么办?有谁能够保护他们免遭厄运? 他们只是想逃避灭顶之灾，只是出于本能，并不是受惑于某种理论。现在重要的不是进步和理想，而是如何能活下来，能不能领到肉罐头。”
发报人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有一天凌晨，我独自留在藏身的公寓，赛麦只身出门，到航空工业大学分发新一期的《时代》文学副刊，据说在那里还有非法的革命分子。当然，也有可能他之所以出去，是为了最后再见女朋友一面。
后来，我在监狱里听说，赛麦在胜利大道撞见了欧亚国的巡逻队。“快点微笑!”对方命令。“冲你们微笑?你们这群畜生!”赛麦讥讽地冷笑说。自动手枪显示对方正在“微笑”。恼羞成怒的翻译官扑向赛麦，拔刀刺进赛麦的后背。一群微笑的市民冲了过来，护住尸体，并将最后一期《时代》文学副刊盖在他身上。
我等了赛麦两天，终于丧失了耐心。一个人在城里踯躅，我不敢回家。偶尓有熟人迎面走来，他们神色紧张地瞅了我一眼，立即绕道躲开了。满地都是撕碎的广告和成堆的垃圾，我磕磕绊绊地走到城市的另一端，来到我曾经的妻子凯瑟琳的住处。一个疯癫的主意闪过脑海，我上去找她，会怎么样? 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可以在她那里躲一会儿。她要是举报我该怎么办?唉，我懊丧地暗想，反正自由已经丧失了意义。他们肯定在通缉我，在她那里被逮捕，总比在街上被抓住好。
我跟她过了最后一个自由之夜。她一声不吭地让我进屋，但是不想跟我谈论政治。我们上床做爱是那么自然，全无条件，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彼此憎恨过一样。早上告别的时候，她送了我一条围巾。“外面很凉，” 她解释说，“晚上会更凉。”
后来，我再听说她是在监狱里。一个新来的犯人在庭院里放风时小声告诉我，凯瑟琳死了。10月的一天，她用链条将自己锁在白金汉宫的铁栏杆上，然后在身上浇了一罐汽油，点火自焚。等欧亚国士兵赶去灭火时已经晚了，不过她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也无法遏止。那是从恐怖年代留给今天的信息:“老大哥万岁!消灭欧亚国侵略者!”
我漫无目标地在伦敦城里走到傍晚。我没有钱，没有家，也没有了朋友。我甚至想去占领军指挥部自首，就在这时，我发现有辆胜利牌轿车在跟踪我。一位戴着墨镜的金发女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跟两米之外的一个欧亚国军官说了句什么，好像是说:“就是他。”
就是她!一个声音响在我的脑际。就在那一刻，我认出那人是裘莉亚。我毫不反抗地束手就擒，我被戴上手铐，塞进车里，我对我一生中这位惟一的恋人、刑室中的难友、改革运动中的同志只说了一句话:“看吧，你即使投靠了他们，他们也不会让你飞的。”[1]
[1]他们也不让我飞。在海关检査时，他们从我身上搜出了我精心藏在烟盒里的微型电影胶片。“您这是想干什么? 海关与财政检察署上校问我，他的目光让人胆寒，尽管他的音调彬彬有礼，“因为这个，我们不能放您过关。请出示证件。”
我被气疯了。生平我第一次动手打人，而且下手比我计划的要狠。上校惊愕地看了我一眼，栽倒在地。从那之后，我至今都在生死线上挣扎。——历史学家批注
60 奥勃良谈革命失败
我在此泄露一个国家机密: 大洋国所谓的临时政府，并不是在英国境内成立的，而是在一艘名为“斯泰拉”的欧亚国巡洋舰上。这个由核心党和精神保卫局高官组成的政府在这里写下著名的《九月誓言》。誓言里说，在恢复秩序的过程中，只要不是万不得已，一滴血一滴泪都不要流，欧亚国的占领军也表示同意.
重新组建委员会警察机构并非易事，一方面要温和，另一方面要求卓有成效. 在最初几日，我们将新体制的顽固敌人统统运到胜利体育场。在那里将他们分成三组:
(1) 需要关押者;
(2)不需要关押，但可以关押者;
(3)本该关押，但不可以关押者。
第一组人里包括穆斯林工人、《时代》文学副刊编编辑、星期一倶乐部积极分子和航空工业大学的全部学生委员会成员。(当然对于受精神保卫局委派参加上述组织的人，将免予处罚。)第二组人里包括简单信教的工人、《时代》文学副刊的订户、粟树咖啡馆的过路客人和一部分学生。第三组人里包括那些本该关押，但对我们建设新生活用得者的艺术家、学者和工程师们。
比方说，新的惩罚体制是多么因人而异:我们将曾经参加5月份《哈姆雷特》首演的全部演员都抓到了体育场。哈姆雷特和克劳狄斯国王被分别关押了三个月，王后乔特鲁德和大臣波洛涅斯被判处家中软禁，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斯吞只受到口头警告，奥菲莉娅则在当天就被释放回家。
让我们的警察减轻人身伤害的程度是一件难事。无论怎么三令五申也没有用:习惯成自然。由于电力紧缺，我们不得不放弃对犯人用电刑，至于棍棒，欧亚国的专家只在极少的情况下才允许使用。“审讯不是工业，而是艺术。”总顾间这样认为，他的看法完全正确。
在新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再动不动就判处死刑。当然毫无疑问，穆罕默德·斯坦雷是逃不过绞索的(不过对我来说——在审讯中我曾亲自跟他打过交道——他一点不值得同情)。我们还同样处决那些参加虐待精神保卫人员和核心党党员行动的人，对那些在国家电视机厂打砸抢的家伙也不能宽恕。我们掌握的证据多得供大于需，因为在9月份的那些日子里，我们的人到处对群众行动录像，拍照。我们向一桩桩施暴事件的现场派去的摄像师和摄影师，多得恐怕可以——如果我们给他们配备上武器的话——阻止那些可恶、残虐的民众判决。[1]
[1] 可不可以杀人?这种问法不对。正确的问法应该是:怎样才可以不杀人?哪里会有毋庸置疑的公正，既符合人的尊严，同时又可以在市井之中有代表作用?
在这儿——“在世界上最自由的监狱里”，正像埃尔库斯基刑事处罚执行部门奉行的宗旨那样:没有虐待。我可以带打字机进来，可以工作，可以在牢房里看电视，可以在三样菜中选择一样，可以写信，可以接待来访者。这里没有门卫，只有心理医生。今天，精神科的主任医师带我参观了整个机构。除了大门，庞大的建筑物再不见另外一扇门。牢房空荡，只有冰冷的墙壁。“这是出于执法需要，为加强可怜犯人们的封闭和孤独感。”主任医师向我解释说，“出于同样的原因，墙上没开一扇窗户，所以也无需安装铁栏. 我们用灯泡弥补白天的日光，任何人都可以从装在室内的铁罐子里呼吸山里的新鲜空气。
我意识到自己，慢慢开始憎恨这个制度。——历史学家批注
61 裘莉亚谈她在新体制中扮演的角色
直到今天，我一想起事情发展的结局，都会感到脊背发凉!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在那种情况下，我别无选择。作为英社的追随者和一个更美好、更人性时代的代表，我必须履行逮捕史密斯的责任。我的内心是平静的! 在之前和之后的一两天里，我的思想十分纠结，我到底该不该这样做?但是最终，内心的良知说服了我，我觉得，如果说史密斯代表的是抽象的革命，那么与之相反，我代表的是日常生活的革命，代表战斗的人道主义。因为那时革命意味着安定与秩序，从这个角度讲，历史证明我是对的。
另外，我为了史密斯的事亲自去了好几趟警察局，不仅由于史密斯曾是我的朋友，还出于这个脱胎换骨之后的体制的人道本质。最终我达到了首要目的，在我的努力下，政府没有处死史密斯。[1]
[1]审讯官跟我说，我不会因微缩电影胶片而受什么处罚。如果海关检查员死了，我是杀人犯;如果他活了下来，我犯了严重伤人罪。“就为了这些手稿，值得吗?”他问。
我向他提议，我愿在刑罚办公室内为他的同事举办关于大洋国历史的讲座。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专家，各有自己的研究领域。我很幼稚，我的建议遭到强硬拒绝。
我当然知道，我并不是因为那倒霉的一拳被惩处的，而是由于这些手稿。事实上，最有力的打击总是正义的。——历史学家批注
62 奥勃良谈新体制的第一个月
外面发生了许多改变，借助于香港的贷款和欧亚国的帮助，到10月中旬就已经不用排队就能买到面包。重新开放的电影院主要放映欧亚国的惊险故事片，电视里从早到晚播放集体娱乐节目(吃饼，穿麻袋赛跑，瞄准吐痰等)，而且还发行了第一份官方批准的色情刊物。在有所限制的情况下支持个体户养猪和种菜，很大程度地改善了首都的食品供应。政府在10月底通过了关于重新恢复圣诞节传统的决议，想借此制衡日益扩大的伊斯兰教影响。
新的文艺周刊问世;党报从10月1日开始就已经更名为《曼彻斯特卫士报》，副刊则冠名为《小卫士》。新报纸小心谨慎地对一些问题进行批评——比方说，环境汚染、性乱，纠正其他报纸的拼写错误和文体错误，等等。这些虽不是什么重大话题，但读者群逐浙扩大，就连在街上也可以买到，这在大洋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维特斯制定了一个降低失业率的聪明计划，裘莉亚·米勒则 (与陆续释放的演员们一起) 将莎士比亚的全部剧目搬上了胜利剧院的舞台。[1]总的来说，生活变得越来越可以忍受。当然，跟打着老大哥旗号的顽固分子仍要继续作艰苦的斗争。昔日的铝派分子们认为，9月起义验证了他们当年的正确性。对这些党员，一度也要像对穆斯林或曾经的外围党反对派一 样进行监视。
总之，安全部门的任务层出不穷。1985年底，特别法庭火速判处了两万人死刑，与此同时，大约有六十万人被关进监狱。我想，这个数字符合政府首脑在“斯泰拉”军舰上所讲的“尽最大努力避免流血流泪”的原则。
[1]今天，精神科主任医师带我参观了一个题为“狱中艺术”的展览。我看到在不久前举行公审大会的足球场上，自由组合的球队进行比赛。“我们队赢了。”主任医师自豪地说。随后，他叫我讲讲自己的童年时代。我强烈抗议。我为此放弃了写信的权利和妻子探监。我要求给我的牢房装一扇正经的门。——历史学家批注
63 史密斯谈穆罕默德·斯坦雷之死
1985年12月24日上午，他们向我宣读了死刑判决。[1]我吃了午饭，之后最后修改了我为了纪念赛麦而写的政治遗嘱。晩上，他们把我带到死刑犯牢房，在那里，我和穆罕默德·斯坦雷一起度过了我以为的最后一夜。就在那天，他因组织工人起义被判处死刑。我为此感到格外荣幸。
穆罕默德先是抱着准备就义的姿态 (他刚刚跟妻子和八个孩子诀别，并吃了最后一顿没肉的手抓饭)。后来他冷静下来，冲我笑了笑说: “我们该怎样度过最后的时光，我亲爱的不速之客? ”不等我回答，他就从床铺下模出一小盒棋子。他摆好棋子，并且也为我摆好棋子，随后说:“在这之前，穆罕默德只能战脏自己，但现在也可以战胜你了。”
我们下了整整一夜的棋。当他逐一吃掉棋子时，我惊讶于他那股孩子气。而当我第一次赢了他时，他的脸色变得沉重。“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人死之前是不应该输的。” “难道我就可以输吗? 明天早上我也将被处死。” “不会死的，我亲爱的无神论兄弟。” 穆罕默德说，“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但你不会被处死。假如有一天你被释放——如果真主这样希望，他们就会释放你——请你告诉自由的人们，他们其实并不自由。告诉他们，我们才是自由的。要知道，几个小时后，我们将不再自由。但我们曾经自由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