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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缓刑
作者：【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译者：严胜男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8月
ISBN：9787532764709
所属分类：图书>小说>社会
图书>小说>外国小说>法国
内容推荐
这是一座二层楼的房子，正面的墙上爬满了常春藤。英国人称作“凸肚窗”的一扇凸起的窗户延伸了客厅的长度。在花园的一座平台的深处，吉约坦医生的坟墓掩映在铁线莲之中。他曾经在这里改进他的断头台吗？
年少的“我”和弟弟寄居在这栋属于三个女人的别墅里。周遭的成人世界充满了谜题：房子为什么没有男主人？阿妮为什么整夜哭泣？洛里斯通街的那伙人在干什么买卖？科萨德侯爵是否会在半夜回到城堡？“我”在看，“我”在听，“我”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及至人去楼空，再无踪影？
但“我”知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因为警察来了。
作者简介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今仍活跃于法国文坛并深受读者喜爱的著名作家。1968年，莫迪亚诺发表处女作《星形广场》，离奇荒诞的内容和新颖独特的文笔，使他一跃而成为法国文坛一颗熠熠闪光的新星。他的文学才华受到评论界的瞩目，该小说获得当年的罗歇·尼米埃奖。嗣后他接连发表了多部作品，几乎部部获奖。1975年的《凄凉的别墅》获书商奖。1978年的《暗店街》获龚古尔文学奖。2010年的《地平线》获得了西蒙娜和奇诺·德尔杜卡基金会之世界奖，米兰·昆德拉、略萨、博尔赫斯等人也曾获此奖。
媒体评论
……运用回忆的艺术，唤起最难以捉摸的人类命运，揭示德占时期的人间世象。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
莫迪亚诺的作品挖掘了记忆的微妙之处与身份的复杂所在。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能得到世界的认可是我们的骄傲。
——法国总统奥朗德
莫迪亚诺是我们时代的普鲁斯特。
——瑞典皇家科学院彼得英格伦
莫迪亚诺在《缓刑》中沿袭了他的一贯风格，朦胧又精确，这种氛围就像乔治西默农的故事情节一样抓人。
——《读书》杂志
莫迪亚诺孜孜不倦地在小说中构建一个奇妙的世界。形形色色的人名、千奇百怪的地址，被疯狂的社会纠缠窒息的男男女女，这就是巴黎的秘密，弥散在半明半暗的街头，浅唱低吟。从某种意义上说，莫迪亚诺是一个政治作家，但他的手法更婉转，更柔和。
——菲利普索莱尔斯
虽然莫迪亚诺还没能在先贤祠获得一个灵位，但他已经赢得了超凡的地位，他创造了一个新词，“莫迪亚诺式的”。他在用写作这个方式，和“遗忘”进行着悲壮的斗争。
——《世界报》书评人皮埃尔阿苏利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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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次读《缓刑》我还二十不到。那次阅读经历恰巧——差不多吧——和我与莫迪亚诺的作品结缘的时间重合。我不知道先读了哪本。可能是《蜜月》、《消失了的街区》、《废墟中的鲜花》，抑或《环城大道》。我不知道。但记得是其中一本。我记得，某个早晨在于维西[1]火车站的桦榭书店里，我哥随手买了一本口袋书，他当时在巴黎攻读法律，他本想在去学校的路上读的那本书落在了家里。我记得，他闯入我的卧室，卧室淡黄色的墙壁上贴了一张海报，此刻旧事重提，倒觉得这张海报“出人意料”地颇似莫迪亚诺的风格：神秘的外墙，树莓纵横，常春藤蔓延，这是一栋人们想象当中的巴黎别墅，亮着灯的窗户、高高的栅栏门、影影绰绰的花园、模糊的剪影、痕迹、令人浮想联翩的生活片段，这个画面活脱脱就是从《缓刑》里面出来的，不过别墅的位置不太像是独属于作者的那个隐秘的巴黎，倒更像是远郊，“那时候那里还没成为远郊”，是一个个宁静富庶的小镇，消失在田野间，我看到过这样的风景，在一次去埃松省参加钢琴考试的路上。我记得，他把书给我，对我说：“喏，你应该读一读这个，你会喜欢的。”我听了他的话，就此沉溺其中，永永远远，那种奇妙和眩晕随之而来。当然，一切已然在那里：街名、电话簿、重叠的时空、模糊的倩影、销声匿迹、不可告人的过往、和纳粹合作的污点、洛里斯通街的暗影、四处游荡的调查、可疑的访客、孤独、遗弃、行迹存疑打零工的父亲、在巡回演出之间奔波的当演员的母亲、没有户口簿、腼腆和优雅、压抑的恐惧和痛苦、模糊地带和黑洞，最后是这整个神话故事，珍贵独特，用谜样的句子写就，用忧伤轻盈、无与伦比的嗓音念出，但这个故事极为简单，没有鲜明的个性、没有惊世骇俗、没有绚丽的外在印记。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跑去图书馆囫囵吞枣读完了所有莫迪亚诺的作品。之后，我去圣米歇尔区的折扣书店淘书，连着几个月省下饭钱，我渐渐补全了他的旧作，开始追他的新作：我翘首期盼着，几乎每年一部，此后从未爽约，他的新书没有让我失望过，恰恰相反，每每读完一本，等待下本出版的迫切之情就更胜一筹，我迫不及待想要揭开那层薄纱，我们总以为会在下本书中做到这点，最后却发现还笼罩着另外的层层薄纱，人们急于亲自揭开，却无从知晓这最终是水落石出还是疑云渐浓……阅读莫迪亚诺的那段时日在我的记忆中是一段惊奇连连、欢欣雀跃的日子。那时我初到巴黎，上课的地方离布洛涅森林不远，我流连于拉丁区和圣日耳曼德佩区的书店、艺术实验电影院，偶尔在别墅区的幽静小道上会会朋友，这里更有资产阶级的味道，相较于大区特快D线每个周末把我带回去的那个家。我在他的小说中嬗变，在他的小说背景中漫步，我就是他笔下的一个人物，或者至少是其中一个人物的兄弟、后代。我的生活和那些书互有关联，互相渗透，书为我的生活抹上一层色彩，重新解构，使之变形，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虚与实的界限。两者严丝密合：那些地方，过着双重生活的印象，灯火通明的楼房底下长长的阶梯，楼房大厅里看见的人名，这一切都处在特殊的光亮中，这光亮属于现在，一个满载着过去并投向未来的现在，一个朦胧不定的现在。我的私密地图在演变、在更改，一层层叠加在我的出生地之上（当然在主城之外，在郊区），叠加在我此后不断成长的土地之上，叠加在被莫迪亚诺的小说重新描绘、重新定义、重新创造的土地之上。我到处搜寻那个瘦高的身影，我总是关注作品而非作家本人，我有喜欢的书，但居于幕后或者融入其中的作者不是我的兴趣点，但我总觉得会在不同的地方见到他，在卢森堡公园边上、在维克多·雨果大道上、在布洛涅森林的池塘边，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直到几天前，正当我准备提笔写这篇序言时，我在乐蓬马歇百货公司的书店里，在一堆书架中看见了他，既清晰又迷茫，穿着米色的长款雨衣，就像一个眼色、一个征兆、一个奇怪——或者如他所说“古怪”——的巧合。我当然没有上前和他攀谈，我不敢。但我有了这样的幻觉，我知道了他在我心里的重要性，我对他的钦慕之情，我已经把他提升到神话的高度。再说了，退后一步来审视，我可以细细掂量在我巴黎头几年的真实记忆当中到底混杂了多少那段时间我如饥似渴吞下的莫迪亚诺作品中的内容，这两种“叙述”——其一已经消逝但属于我个人；另一个盘桓在字里行间，我不是作者，这些文字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到底盘根错节到何种程度。这就是莫迪亚诺作品的力量，它能直抵你的最深处。它融入你的生活，直到无法厘清。这段日子重读《缓刑》，我才发觉这一切铸就了我现在的精神格局，及至我作品的背景、内容以及遣词造句，即使只有我能感觉到，即使这种影响的鲜明痕迹几乎隐而不见，或者说这种痕迹太过隐蔽，无法为外人察觉。因此，莫迪亚诺的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他的书占据了专门一层书架，和其他对我意义非凡的书放在一起，其中有安妮·埃尔诺、雷蒙德·卡佛、亨利·卡莱的，收藏后几位作家的书或者是出于其他动机或者是要表明另外的主张。这些在书架上紧紧挨在一起的作家从根本上动摇了我，改造了我，改变了我，包括作为个体的我和作为作家的我。
距离第一次读《缓刑》已时隔二十年，二十年后重读，我想要追回这无法追回的蹉跎（和谁有关？关于什么？是要削减何种冒名顶替的感觉以及非法的印象？），我一直没有时间重读那些塑造我的书和作家，记性又不太好，我总是觉得在抹去以往的痕迹，我步步向前，却困扰于遗失的东西，这个持续的黑洞不断变大，我惊诧于这本书竟然留下了如此之多的或清晰或模糊的印记，是应该重提莫迪亚诺了：莫迪亚诺和他弟弟居住的房子，这是父母留给他们的，尽管这对父母不太像父母；爬满常春藤的外墙以及周围的街道；进进出出的女人；学校里的伙伴；科萨德侯爵的废弃城堡；马戏团和意外事故；美国产的轿车；牛仔外套；夜总会的名字；父亲的露面；巴黎的修车行；成人团伙，只能依凭迹象、散落的碎片、通常无解的只言片语来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形迹。照此说来，这种稍稍令人不安的遗弃感、隐约的焦虑感，还有那份不真实感，于我而言就是童年的代名词，童年建立在流沙之上，不断从指间流走，充满不确定，既无外廓也无中心，犹如疏松的泥土，我们在其中盲目前行，只能抓住残言断篇，陷入“存在”与“缺席”这两相纠缠的麻团中，就这样走过了少年时代，动荡、模糊，没有身份没有归宿，就像一条没有铭牌的丧家犬。这种感觉，莫迪亚诺在另一本书中[2]也描写过，似乎也非常契合《缓刑》，它勾勒出小说的远景和故事大纲：“我将要提到的我头二十一年的那些事情，我是在混沌中经历的——这种生活方式能让一幕幕远景迅速掠过，而演员却静立在摄影棚的平台上一动不动。我想诠释出这种感受，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感受到了：万物流逝，模糊不清，我无法再过我的生活。”
参照莫迪亚诺之后的作品，特别是那部他盛情邀请我们解读的《家谱》，《缓刑》在莫迪亚诺的所有作品中拥有别样的色彩，独具一格。首先，这是一部少见的开诚布公的自传性文本，甚至让我们产生了错觉，以为莫迪亚诺就是在用自己的名字上演自己的生活，并且趁此机会摇身一变为感人的“帕托施”——因为他难得的亲密、亲切，小男孩用精准和犹疑的口吻回顾起一段童年往事，我们后来知道这就是莫迪亚诺的童年，动荡的生活，寄居在父母朋友家中，而这些朋友又行事神秘、过往成谜，一边在等待当演员的母亲还有从事可疑勾当的父亲，同样可疑的还有父亲的过去和行踪，这一切或多或少是因为深陷在沦陷期的泥沼中，父亲会连续数日、数周、数月杳无音信或者不来看他们，之后又把他们送往别的地方，交托给别的人照顾。说到底，故事的真与假并非问题所在，令人激动的是那一丝光亮，那卸下防御的叙事，呈于你的肉眼之下，明明白白，扣动人心。自传体的脉络显而易见，但同时又赫然存在一个巨洞，交错着许多的犹疑和疑问。就好像在钻研一个他假模假样解开的谜团。就好像，在莫迪亚诺亲力亲为的调查的最深处，他用证据向我们表明，故事没有重新编排，它的表象、它的真实性，真实或虚构，都无关紧要，无从确定真相，无从解开疑问，无从判定暧昧。
莫迪亚诺的作品是在邀请我们参与到一场盛大的多米诺游戏或揭面纱的游戏中，自《家谱》出版后，我就执着于对它的阅读，我代替作者继续调查，并且附上了我的个人调查。一个调查叠加在另一个之上，这是一厢情愿的行为。我猜想，随着岁月流逝，纸页翻过，每个读者都在悄悄地进行着自己的调查。《缓刑》提到的小说背景大概占据了一页的内容。“在茹伊昂若萨和巴黎之间，那还没成为远郊的地方的秘密。倾圮的城堡前是杂草丛生的草地，我们在草地上放风筝。梅兹村的森林。水磨的巨大转轮发出轰鸣声，送来河水的清凉。”“来来往往的奇怪女人\[……\]其中有齐娜·拉凯弗斯基、苏珊娜·宝莱、叫‘弗雷德’的女人、卡罗尔马戏团的经理、蓬蒂厄街上的夜总会，还有一个叫做罗斯玛丽·克拉维尔的女人，她拥有一家旅馆，就开在老鸽棚街上，以及开美国车的女人。她们都穿着茄克衫和男鞋，而弗雷德，还戴了条领带\[……\]一天晚上，\[……\]爸爸\[……\]问我以后想做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莫迪亚诺的书就像一个迷人的露天作业。每本都有双层含义。你尽可以认为，在一部完结的作品的最大续航能力范围中，它已经完结，同时又把它当成一块全新的拼板，属于一幅还没完工的大拼图，一些部分仍然“空着”，另一些部分已初具轮廓，越发精确。精确的部分当然和莫迪亚诺的父亲有关，他是这位作家作品中的大事件，我们在《缓刑》中又捕捉到了他稍纵即逝的存在，透过“洛里斯通街”的往事，听见了泄漏秘密的回音。鲁迪，莫迪亚诺的弟弟，却在整本书中是一个缺失的中心，一个振聋发聩的沉默。在《家谱》第44页上，我们能够读到在他之后的书中再也不会提及的内容：“1957年2月，我没了弟弟。\[……\]除了我的弟弟鲁迪还有他的死，我想我在此处将要说出的一切和我没有多深的关联。”在《缓刑》中，读到这一行行文字，让人心痛、让人揪心的正是这份回忆，转瞬即逝又无处不在，腼腆、恰当的含糊其词，不甚精确也无评论，小心翼翼，但这份回忆难能可贵，以至于帕托施的弟弟成了最突兀的存在。因此，《缓刑》才更加震撼人心，对比莫迪亚诺的其他作品，它并非是一部偏离主题的小品，有一个隐蔽的发动机在驱动它：镌刻在纸页上的，是兄弟间相处的朝朝暮暮，是一段回忆，在提起时还能说上一句：我和弟弟。
奥利维埃·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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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法兰西岛大区埃松省的一个市镇。
[2] 这另一本书指的是《家谱》。
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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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期，戏剧巡回演出不仅风靡法国、瑞士和比利时，也席卷了北部非洲。我那时只有十岁。我的母亲外出巡回演剧，我和弟弟住在她的几位女友在巴黎郊区一个村庄的家中。
这是一座二层楼的房子，正面的墙上爬满了常春藤。英国人称作“凸肚窗”的一扇凸起的窗户延伸了客厅的长度。房子后面是一座梯形花园。在花园的第一座平台的深处，吉约坦医生[1]的坟墓掩映在铁线莲之中。他曾经在这座房舍里生活过吗？他曾经在这里改进他的断头台吗？在花园的高处，生长着两棵苹果树和一棵梨树。
客厅里，一些装甜烧酒的长颈大肚玻璃瓶上用银质细链拴着小搪瓷牌，上面写着品名：伊扎拉、谢里、居拉索。花园前的院子中央，忍冬蔓生到石井栏旁。在客厅的一扇窗户旁，电话机放在一张独脚小圆桌上。
一道铁栅栏护卫着稍稍缩在多尔代恩医生街后的房屋正面。一天，人们为这道栅栏抹上铅丹，之后重又涂上油漆。这种扎根在我记忆里的橘红色涂料的确是铅丹吗？多尔代恩医生街看起来颇为乡土，尤其在街的尽头：矗立着一座女修院，然后是一座人们去那里买牛奶的农场，再远一点，是城堡。沿街而行，右边的人行道上，你会路过邮局；路的左面，邮局的对面，你可以看到一道栅栏后的花匠的暖房，那位花匠的儿子是我班上的同桌。稍微再远一点，在和邮局同一边的人行道上，是梧桐树丛遮掩的贞德学校的围墙。
在这座房屋的对面，是一条呈缓坡的林荫大道。它的右侧是基督教堂和一片小树林，在这片树林的矮树丛中，我们曾经找到一个德国士兵的钢盔；在这条大道的左侧，是一座长条形的白色住宅，正面还带有三角楣，旁边是一个大花园和一棵垂柳。再往前，隔着这片花园与住宅相望的是罗班·代·布瓦旅店。
斜坡尽头，与它垂直的是条大路。往右是车站广场，这片广场始终很冷落，我们在广场上学会了骑自行车。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你可以到达公园。在左边的人行道上，有一座骑楼，底层依次排列着报亭、电影院和药房。前药剂师的儿子是我的一位同班同学，一天夜里，他的父亲在平台上拴上一根绳子上吊自杀了。人们似乎都在夏天上吊。在别的季节，他们喜欢溺死在江河里。这是镇长告诉报贩子的话。
然后，是一块空地，每逢星期五人们都到那儿赶集。有时候流动马戏团的帐篷和赶集商人的临时木棚也支在这块空地上。
接着出现在你面前的是镇政府和平交道。过了平交道口，你就到了镇上的大马路，大马路通往教堂广场和死难者纪念碑。我和弟弟曾经当过这座教堂合唱队的儿童队员，参加过一次圣诞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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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瑟夫·吉约坦（1738—1814），法国医生，断头台的发明者，法语中以他的名字命名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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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俩住的这座房子里只有几位妇女。
小埃莱娜约莫有四十岁，棕色头发，前额宽大，长着高颧颊。她的身材非常矮小，使我们觉得她很亲近。由于一次工伤，她走路时有点瘸。她曾经当过马戏演员，后来又当过杂技演员，因此，她在我们中间很有威望。我和弟弟一天下午在梅德拉诺发现的那家马戏团是一个我们想加入的世界。她对我们说过她已经很久没操旧业了，她给我们看过一本相册，相册上贴着她身穿马戏演员和杂技演员服装的照片，还有杂耍歌舞剧场的一些节目单，上面登着她的名字：埃莱娜·托克。我经常问她借这本相册，我可以睡觉前躺在床上翻翻。
她、阿妮和阿妮的母亲玛蒂尔德·F三个人组成一个奇特的小圈子。阿妮的金黄色头发剪得很短，鼻子笔挺，面孔清秀娇嫩，双眼炯炯有神。但是她举止中的粗鲁与她的清秀面目形成对照，这或许是因为那件栗色旧皮茄克——一件男式茄克——她白天把它套在身上，下身穿着黑色的窄筒裤。晚上，她经常穿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腰间束着一根宽大的黑带子，我喜欢她这样的装束。
阿妮的母亲和她长得不一样。她们真的是母女吗？阿妮叫她玛蒂尔德。灰色的头发盘成发髻。一副线条生硬的面孔。总是穿着深色衣服。她让我感到害怕。我觉得她衰老了，其实她并不老：阿妮那时二十六岁，她的母亲五十岁左右。我记得她别在短上衣上的浮雕宝石。她说话有南方口音，后来我发现在尼姆长大的人也有这种口音。阿妮没有这种口音，她像我和弟弟一样带着巴黎口音。
玛蒂尔德每次对我说话时都叫我“幸运的傻瓜”。一天早晨我走出房间去吃早饭，她像平时一样对我说：
“你好，幸运的傻瓜。”
我对她说：
“你好，夫人。”
在过去许多年之后，我仿佛依然能听见她带着尼姆口音用她生硬的嗓音回答我说：
“夫人？……你可以叫我玛蒂尔德，幸运的傻瓜……”
小埃莱娜虽然和蔼可亲，但大概是一位像钢铁一样坚强的女性。
后来我得知她在阿妮十九岁时与阿妮相识。她对阿妮和阿妮的母亲玛蒂尔德·F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结果这两位妇女抛下F先生和她一起出走了。
事情一定是这样的：有一天，小埃莱娜所在的马戏团驻扎在阿妮和她母亲生活的一个外省小镇上。阿妮坐在乐队旁，号手们通报，小埃莱娜即将骑在一匹披着银质马铠的黑马上出场。或者在我的想象中，她站在高高的秋千上，正准备做危险的三连跳。
演出之后，阿妮到小埃莱娜和吹奏蛇形风管的女人住的篷车里去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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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妮·F的一位女友经常到家里来。她名叫弗雷德。今天，在变为成年人的我看来，她只是一个五十年代在蓬蒂厄街开设夜总会的女人。在那个时期，她看来与阿妮年岁一样大，其实她稍微老一点，大约三十五岁。她棕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身段纤细，面色苍白。她穿着收腰的男式上衣，我还以为那是骑马的女人穿的上衣。
有一天，在一家旧书店里，我翻阅一期旧的《巴黎星期》，这期杂志是1939年7月出版的，上面登着电影院、剧院、杂耍歌舞剧场和夜总会上演的节目。我惊奇地看到弗雷德的一幅很小的照片：她二十岁时就已经在经营一家夜总会了。我买下了这份节目单，就像获得一件物证，一个你不是在做梦的确实的证据。
节目单上写着：
侧影
蒙马特
洛雷特圣母街，58号
从22点到次日凌晨
弗雷德推出
她的女子夜总会—舞会
从瑞士归来
著名的唐·马尔约乐队
吉他演奏家伊齐多尔·朗鲁瓦
霎时间，我重新看到了我和弟弟过去看到的弗雷德的形象。那时候，我们放学回来看见她在屋子的花园里，像小埃莱娜一样，这个女人属于马戏世界，一个充满光环的世界。对我们来说，毫无疑问弗雷德在巴黎率领着一个马戏团，这个马戏团比梅德拉诺马戏团小，它支着带有红色条纹的白布帐篷，名叫“卡罗尔”。这个名称经常从阿妮和弗雷德的嘴中说出：卡罗尔——蓬蒂厄街的夜总会——我仿佛看见红白相间的帐篷和身材苗条、穿着收腰上衣的弗雷德驯养的动物。
有时候，在星期四，她陪着她的侄子，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男孩到家里来。我们三个人整个下午都在一起玩耍。他对卡罗尔马戏团的情况知道得比我们详细得多。我记得他对我们说了一句难以理解的话，这句话至今还在我心中回响：
“阿妮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
或许他从他姑妈嘴里听到了这句话，但并不明白它的意思。当他的姑妈不能陪他来家里，我和弟弟在星期四吃过午饭后就到车站去接他。我们从来不叫他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们叫他“弗雷德的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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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雇了一位年轻姑娘去学校接我，并且照料我们。她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她把头发梳成一个非常光洁的发髻，她的眼睛是淡绿色的，衬托出目光的清澈。她几乎不说话。她的沉默和她那双透明的眼睛使我和弟弟感到害怕。对我们来说，小埃莱娜、弗雷德和阿妮属于马戏团的世界，而这位梳着黑色发髻、长着淡绿色眼睛的沉默的年轻姑娘是一位奇特的人物。我们叫她“白雪”。
我还记得我们有好多日子都聚在一起，在那间用作餐厅的房间里共进晚餐。那间房间与客厅被进口处的走廊隔开。白雪坐在桌子的末端，我的弟弟在她的右边，我在她的左边。阿妮坐在我身旁，小埃莱娜在对面，玛蒂尔德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一天晚上，由于停电，房间里点着一盏油灯，放在壁炉上的油灯在我们周围投下微光。
其他的人像我们一样叫她白雪，有时候叫她“我亲爱的”。她们用“你”称呼她。她们很快变得亲密起来，白雪也以“你”称呼她们。
我猜想她们租下了这座房子。除非小埃莱娜是这座房子的主人，因为村里的商人都知道她。或许房子属于弗雷德。我记得弗雷德在多尔代恩医生街收到许多信件。每天早晨，在上学之前，我到信箱前去取那些信。
■
阿妮几乎每天都开着她那辆淡灰褐色的四马力汽车到巴黎去。她回来很晚，有时候，直到第二天才回来。小埃莱娜经常陪伴着她。玛蒂尔德不离开家。她去买东西。她购买一本叫《黑与白》的画报，许多期画报散乱地放在餐厅里。每逢星期四下午，天又下着雨，我们听着收音机里的儿童广播节目，我就翻阅这些画报。玛蒂尔德从我的手里夺过《黑与白》。
“别看这种画报，幸运的傻瓜！这不是给你这样年龄的人读的……”
白雪和我的弟弟在学校门口等我，我的弟弟年龄太小，还不能上学。阿妮为我在多尔代恩医生街尽头的贞德学校报了名。女校长问她是不是我的母亲，她回答说：是的。
我们俩都坐在女校长的办公桌前。阿妮穿着她的旧皮茄克和一条浅蓝色布裤子，这条裤子是她的女友齐娜·拉凯弗斯基从美洲给她带来的：这是一条蓝布工装裤。齐娜有时会来我们家串门。那时候，在法国很少见到这种裤子。女校长以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
“您的儿子应当穿一件灰色罩衫来上课，”她说，“就像他所有的小同学那样。”
回家的路上，沿着多尔代恩医生街，阿妮在我身边走着，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对她说我是你母亲，因为要对她作出解释，那太复杂了。你同意吗，帕托施？”
而我，我在好奇地想象着我该像其他小同学一样穿的灰色罩衫。
我在贞德学校做学生的时间并不长。由于铺着煤渣，操场的地是黑的。这种黑色与梧桐树的树皮和叶子很相称。
一天上午，在课间休息时，女校长向我走来，并且对我说：
“我想见你的母亲。请她在今天下午开始上课前过来。”
她像平时一样以生硬的语气对我说话。她不喜欢我。我对她做了什么错事？
在校门口，白雪和弟弟等着我。
“你愁眉苦脸，有什么事不顺心？”白雪说。
我问她阿妮是否在家。我只担心一桩事：怕她夜间没有从巴黎回来。
幸亏，她回来了，但回来得很晚。她还在房间里睡觉。她的房间在走廊尽头，窗户对着花园。
“去把她叫醒。”小埃莱娜对我说。我已经告诉埃莱娜校长要见我的母亲。
我敲响了她的门。她不回答。弗雷德侄子说的那句神秘的话重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阿妮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是的，她到中午还睡着觉是因为她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
我转动门把，慢慢地推开门。阳光照在房间里。阿妮没有把窗帘拉严。她躺在大床的边上，随时都可能掉下来。为什么她不睡在床中间呢？她在睡觉，胳臂放在肩膀上，仿佛感到冷，不过她是和衣而睡的，她甚至没有把鞋子脱掉，她还穿着她的皮茄克。我轻轻地摇她的肩膀。她睁开眼睛，皱着眉头朝我看：
“啊……是你，帕托施……”
她和贞德学校的女校长在操场的梧桐树下踱来踱去。女校长要我在她们谈话时在操场上等她们。我的同学们在两点差五分响铃时回到了教室，我看见他们在那儿，隔着玻璃窗，坐在课桌后面。我想听听她们在说什么，可是我不敢走近她们。阿妮在一件男衬衫外面套着她的旧皮茄克。
随后她丢下女校长向我走来。我们俩从在围墙上一扇面对着多尔代恩医生街的小门走出了学校。
“我可怜的帕托施……他们把你开除了……”
我想哭，可是当我抬头看她时，我看到她在微笑。这使我定下心来。
“你是个坏学生……像我一样……”
是的，她没有斥责我，我感到放心，不过我还是有点惊讶，这件事在我看来事态严重，但她却付之一笑。
“不用担心，我的老帕托施……我们会替你到另一所学校报名……”
我不认为自己比别的学生坏。贞德学校的女校长大概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她或许察觉到阿妮不是我的母亲。阿妮、小埃莱娜、玛蒂尔德，甚至还有白雪：奇特的家庭……她害怕我为班上的同学树立一个危险的榜样。人们能责怪我们什么呢？首先是阿妮的谎言。它大概立刻引起了女校长的注意：她显得比实际年纪轻，她本该说她是我的大姐……还有她的皮茄克，尤其是那条浅色蓝布工装裤，那时候这种裤子是如此罕见……对玛蒂尔德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她的深色衣服、她的短上衣、她的浮雕玉石和尼姆口音……她是一位普通的老妇人。相反，小埃莱娜带我们去做弥撒或去村子的商人那里时却穿着奇特：马裤塞在靴子里，长袖女衬衫的袖子鼓起，又在手腕处收紧，黑色的滑雪裤，或者镶着螺钿的开襟短背心……人们猜到她过去从事的是什么职业。然而，报商和糕点商似乎很喜欢她，并且总是很有礼貌地对她说：
“你好，托克小姐……再见，托克小姐……对于托克小姐，这是？……”
人们能指责白雪什么呢？她的沉默、她黑色的发髻和她透明的眼睛令人肃然起敬。贞德学校的女校长一定纳闷，为什么是这位年轻姑娘来到校门口接我，而我的母亲却不来；为什么我不像其他的小同学那样独自回家。她大概认为我们很有钱。
谁知道呢？女校长只要见到阿妮就会对我们产生怀疑。我自己就曾在一个晚上无意中听见小埃莱娜和玛蒂尔德之间谈话的片言只语。那时阿妮还没有开着她的四马力汽车从巴黎回来，玛蒂尔德显得不安。
“她什么事都干得出，”玛蒂尔德带着沉思的神色说，“您知道，利努，她是个狂热的冒险家。”
“她不会做出格的事，”小埃莱娜说。
玛蒂尔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您明白，利努，您结交一些怪人……”
小埃莱娜的面孔阴沉下来。
“结交怪人，您这是什么意思，蒂尔达？”
我从未听到过她用这样生硬的语气说话。
“别生气，利努。”玛蒂尔德带着惊恐和温顺的神色说。
她这时不再是把我称作“幸运的傻瓜”的那个女人。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阿妮外出时并不是把整夜的时间用于在卡罗尔哭泣。她或许在做一些严重的事。后来，当我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时，人们回答我“非常严重的事”，这就像我已经听过的一句话发出的回声。可是那天晚上，“狂热的冒险家”这个说法使我不安。不管我怎样看阿妮的脸庞，我在那上面看到的只有温柔。在这双清澈的眼睛和这副微笑的面孔之后，难道有一个狂热的爱冒险的头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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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成了镇小学的学生，这所学校比贞德学校稍微远一点。需要沿着多尔代恩医生街走到尽头，并且穿过通向镇政府的道路和平交道口。一道双扉大铁门开向操场。
在那里，我们也穿灰色罩衫，但是操场上没有铺煤渣。只有泥土。我的老师很喜欢我，每天上午他要我在班上朗读一首诗。一天，因为白雪不在家，小埃莱娜来接我。她穿着马裤、靴子和那件我称为“牧童衣”的上衣。她与我的老师握手，并且对他说她是我的姑妈。
“您的侄子诗念得很好。”老师说。
我总是念同一首诗，我和弟弟熟记的那首诗：
啊，多少水手，多少船长……
在这个班上，我有一些要好的同学：多尔代恩医生街花匠的儿子，药剂师的儿子，我想起我们得知他父亲上吊自杀的那个上午……梅兹村的面包师的儿子，他姐姐年龄和我一样大，金黄色鬈曲的头发一直垂到她的踝骨。
白雪经常不来接我，她知道我会和我们的邻居——花匠的儿子一起回家。下午放学后，如果没有作业，我们就成群结队地到村子的另一头，比城堡和火车站更远的地方，一直到比埃弗尔河边的大水磨旁。水磨一直在运转，不过它显得破旧，似乎被废弃了。每逢星期四，当弗雷德的侄子不在的时候，我就带我的弟弟到那儿去。这是我们应当保守秘密的冒险。我们从墙的缺口钻进去，然后相互靠着坐在地上。水磨的大轮子转动着。我们听到马达的轰鸣声和瀑布的哗啦声。这里很凉快，我们呼吸着水汽和潮湿的青草的气味。昏暗中闪亮的大轮子使我们有点害怕，但我们还是情不自禁地望着它转动，我们并肩坐着，胳臂交叉地放在膝盖上。
我的父亲在两次去布拉柴维尔[1]旅行的间隙来看望我们。他不开车，因为需要有人用车把他从巴黎带到我们的村子，他的朋友轮流送他来：阿内·巴代尔、萨沙·戈尔迪恩、罗贝尔·夫利、雅克·布多拉莫特、乔治·吉奥尔吉尼、热扎·佩尔蒙，还有肥胖的吕西安·P，每次他坐在客厅的一张安乐椅上，我们都害怕椅子会在他的重压下倒塌或裂开；斯蒂奥帕·德·D戴着单片眼镜，穿着毛皮大衣，他的头发上涂着厚厚的发膏，在他颈项靠着的长沙发和墙上留下了污迹。
我父亲都是在星期四来看望我们，他带我们去罗班·代·布瓦旅店吃午饭。阿妮和小埃莱娜不在家。玛蒂尔德留在家里。只有白雪陪同我们一起吃午饭。有时弗雷德的侄子也陪我们一起吃。
我的父亲从前经常光顾罗班·代·布瓦旅店。有一次在我们吃午饭时他对他的朋友热扎·佩尔蒙谈到这个情况，我听着他们的谈话。
“你记得吗？……”佩尔蒙说，“我们那时和埃利奥·萨尔泰尔一起来这里……”
“城堡毁坏了。”我父亲说。
城堡位于多尔代恩医生街的尽头，在贞德学校的对面。半掩的栅栏上钉着一块半腐的木牌，上面写着：“美国军队征用财产，供弗朗克·阿朗准将使用。”每逢星期四，我们就从栅栏的两扇门扉里钻进去。草地上，我们陷在齐腰高的杂草中。在草地深处，耸立着一座路易十三风格的城堡，正面的两侧有两座凸出的小楼。后来我得知它是在十九世纪末建造的。我们在草地上放风筝，飞机形状的风筝是用红蓝两色的布做成的。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把它弄上天。在那儿，在城堡的右边，是一个种着松树的小丘，有一张石凳子，白雪坐在上面……当她在读《黑与白》或者织毛衣时，我们爬到松树的树枝上。不过我和弟弟会感到头晕，只有弗雷德的侄子能爬到树顶。
到下午三四点时，我们沿着从小丘延伸出去的路，在白雪的陪伴下进入森林。我们一直走到梅兹村。秋天我们就拾栗子。梅兹的面包师是我同班同学的父亲，每当我们走进他的面包铺时，我朋友的姐姐都在那儿，我喜欢看她垂到踝骨的鬈曲的金发。然后我们从来时走的路回去。暮色中，城堡的正面和凸起的两座小楼显得阴森可怕，我和弟弟的心怦怦乱跳。
“我们去看城堡？”
从此，这成为我父亲在每次午饭后说的话。像别的星期四一样，我们沿着多尔代恩医生街行走，从半开的栅栏钻到草地里。只有在我的父亲和他的一位朋友——巴代尔、戈尔迪恩、斯蒂奥帕或罗贝尔·夫利——陪伴我们的日子，我们才不去那里。
白雪在她常坐的地方，松树脚下的凳子上坐下。我的父亲走近城堡，他凝视着城堡的正面和被堵死的高大的窗户。他推开大门，我们走进一个大厅，大厅的石板地面被瓦砾和枯叶盖住了。
“是的，我认识这座城堡的主人。”我父亲说。
他看出我和弟弟都感兴趣。于是他给我们讲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的故事。这位侯爵二十岁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是飞行英雄。后来他娶了阿根廷女人并且成为阿尔马尼亚克烧酒大王。我父亲说，阿尔马尼亚克是科萨德侯爵萨尔泰尔酿造的酒，他把这种酒装在非常漂亮的瓶子里成卡车地出售。我父亲说：“我那时帮他把所有卡车上的货卸下来。我们一箱箱地数着。他买下了这座城堡。他在战争结束时和他的妻子一起消失了，但是他没有死，他有一天会回来的。”
我的父亲小心翼翼地把贴在大门背后的一张小布告揭了下来。他把这张布告送给了我。今天我还能毫不犹豫地背出它的全文：
7月23日星期二14点
没收非法所得
坐落于梅兹村的
豪华房地产
包括城堡和300公顷森林。
“留心这座城堡，孩子们，”我父亲说，“侯爵回来得会比人们认为的早……”
他漫不经心地向我们招手致意，然后，登上了那天为他充当司机的那位朋友的车子，当车子向巴黎开去时，我们还看见他的手在车窗玻璃后面缓缓地挥动。
* * *
[1] 刚果共和国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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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弟弟决定在夜间去巡视城堡。要等家里的人都睡着才能去。玛蒂尔德的房间在院子深处的一座小楼楼下，所以没有被她撞见的危险。小埃莱娜的房间在二楼，在走廊的另一头，白雪的房间在我们房间的旁边。走廊地板有点嘎吱作响，但是我们只要一到楼梯底下就什么也不用怕了，道路会是畅通的。我们将选择一个阿妮不在家的夜晚——因为她睡得很晚——一个她在卡罗尔哭泣的夜晚。
我们在厨房的壁橱里拿了手电筒，一只银白色的金属电筒，投射出黄色的光线。我们穿上衣服。我们在睡衣外面穿上毛衣。为了不至于睡着，我们谈论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我们两人都对他作各种不同的猜测。我弟弟认为，在侯爵来到城堡的那些夜晚，他乘坐来自巴黎的最后一班火车到达村子的车站，那班火车在23点30分到，我们能从我们房间的窗户听到它有节奏的轰鸣声。为了不引起旁人的注意，他避免把汽车——它会显得可疑——停在城堡的栅栏前。他像一个普通的散步者一样在夜间步行前往他的庄园。
我们俩都坚信：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在这些夜里就呆在城堡的大厅里。在他到来之前，有人清除了枯叶和瓦砾，然后又把它们铺上，以便不留下他来过的任何痕迹。而为他的主人的来访做这样准备的就是梅兹的猎场看守人。他住在森林里，在村庄和维拉库莱伊机场边缘之间。我们在和白雪一起散步时经常遇见他。我们曾经问过面包师的儿子，这位严守秘密的忠实仆人叫什么名字：格罗斯克罗德。
格罗斯克罗德住在那里并非出于偶然。我们在飞机场周围的森林地带发现了一条改作他用的降落跑道，还有一个大车库。侯爵在夜间利用这条跑道乘飞机前往一个遥远的地方——南方的一个海岛。过了一些时候，他又从那儿回来。而格罗斯克罗德在那些夜晚在跑道上安置了一些小小的信号灯，好让侯爵顺利着陆。
侯爵坐在一张绿丝绒安乐椅上，对着巨大的壁炉，格罗斯克罗德在炉里生了火。在侯爵身后，摆好了一张饭桌，上面有银烛台、花边织物和玻璃器皿。我和弟弟走进大厅。大厅只被壁炉的火光和那些蜡烛的火焰照亮着。格罗斯克罗德首先看到我们。他向我们走来，他穿着靴子和马裤。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他的声音充满威胁。他可能会给我们每人两个耳光，然后把我们推到外面去。在我们进入大厅时，最好尽快走向科萨德侯爵并且对他说话。我们希望事先准备好我们要对他说的话。
